2社区矫正（精选8篇）
篇1：2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避免服刑人员“监狱化”
长期服刑的犯人在适应监禁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格类型，其实质是犯罪人的一种弥散性的消极心理结构，是一种独特的人格障碍1。在消极的心理背景上，长期监狱服刑的犯人会在人格上产生不良变化，这些变化产生后，不容易很快消失或改变，当犯人刑满释放后，这种在监狱服刑生活所留下的人格印记也会继续很长时间，甚至会延续终生。犯罪人产生出现这种情况，与封闭的监禁环境密不可分。
在实训中了解到，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可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可以正常的工作，对于在社区矫正的人员都能够得到家人在精神上的支持，也使得他们更加配合工作者的工作，更好的进行矫正。这使得服刑人员有较高的自由程度，社区固有的开放性和信息多样性，以及正常社会生活对犯罪人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有利于消灭监禁刑的负面影响。可以及时的对服刑人员的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对其认知和思维偏差进行引导，提高其职业技能，使他们能够最大可能的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重塑他们健康向上的社会人格，使他们最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顺利回归社会。在社区矫正中，矫正机关可以充分利用良好的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帮助解决。肖君拥主编：《社区矫正工作手册》，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篇2：2社区矫正
陈某，男，1951年11月出生，大专文化程度，已婚。家住姜堰镇。原工作单位及职务：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至2002年期间，陈某利用担任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业务单位负责人10余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28938元。因陈某患有糖尿病Ⅱ型，胰岛素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自2004年6月16日起将其暂予监外执行，自2005年6月14日在姜堰市姜堰司法所开始接受社区矫正。陈某现与退休的妻子共同生活，有一个儿子已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及祖孙关系都比较融洽。由于其原在单位对技术方面比较精通，原单位为照顾他的生活，请他回单位帮助分析、解决一些技术、质量上的问题。暂予监外执行后，陈某较为珍惜重新获得的接触社会的机会，因此对于社区矫正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都能执行，利用自身懂技术的特长重新参与原单位某公司的技术、质量研究。但其觉得自己原担任领导职务，一直受人尊重、追捧，现在却成了罪犯，让周围的人看不起，认为自己很没面子，思想负担较重，再加上身体状况较差，也严重影响了他的自信心，导致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都很大。
二、矫正措施及调整情况
1、加强法治思想宣传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司法所帮助陈某分析犯罪根源，使其认识到之所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主要原因还是法律意识不强，对他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使其重新树立新的人生观、价值观。
2、每周、每月按时电话汇报和思想汇报。通过每周的电话回报及每月的思想汇报可以及时了解到他近期的生活状况及思想动态，如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3、监督人加强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向司法所反馈情况。司法所经过与其家属沟通，帮其争取家属支持，给予关怀，树立生活信心。陈某的妻子作为他的监督人，经常与他
沟通、交流，用亲情鼓励他放下思想负担，重新面对生活，积极进行疗养，使其身体状况好转，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压力。
4、发挥社会力量，矫正志愿者定期或不定期地找其谈心，掌握他的思想动态，了解其身体及生活状况，及时向司法所反馈信息。
5、帮助其介绍工作，转移他的注意力，减轻其思想及生活负担。首先，司法所找到陈某原单位领导，希望原单位能够进行照顾和安置，让其到厂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分析解决一些技术、质量上的问题，既能减轻其家庭负担，减轻失落的情绪，得到了原单位的大力支持。其次，发挥家庭作用，鼓励他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三、效果评价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工作，矫正效果比较好，陈某能自觉遵守社区矫正的各项规章制度，主动服从社区矫正管理；每月能够按时电话汇报，每月及时进行书面汇报。在原单位他也能积极为技术或质量上的问题出谋划策，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从他的思想汇报中“打质量翻身仗”的字眼就可以看出陈某对工作的那份干劲和热情。同时，他能够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在2006年底他一次性捐款800元给姜堰市敬老院。“5.12”大地震后，他又是第一个到司法所捐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转变。
四、点评
对陈某的矫正应该是成功的，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社区矫正工作应该由多方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共同帮教，从而弥补专业队伍的不足。由于犯罪失去了往日的领导风采，由于身体上的病痛失去往日的自信，这双重的打击造成了社区矫正人员巨大的心理及生活负担。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是无法自觉接受社区矫正的。通过发挥单位、家庭、社会的力量，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有利于增强矫正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符合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二是社区矫正要体现个案的特殊性，这是保证矫正效果的前提。对于
篇3：2社区矫正
一、社区矫正是再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再社会化是在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广义的理解指在生活的急剧转变中, 一个人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而适应另一种对他来说全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自愿的, 也可以是被迫的、强制的。狭义的理解则专指强制性的教化过程[1]。无论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 再社会化的过程都需要一个人去纠正和克服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病态与社会失范问题, 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罪犯改造就是再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但是, 人们一般把这种再社会化理解为由全控机构实施的再社会化, 如在监狱进行的再社会化, 而忽略了由社区实施的再社会化形式[2]。其实, 再社会化除了狭义的压制性形式外, 还应包括参与性形式, 即把罪犯放在社会中进行监督改造, 从而使罪犯融入社会之中。罪犯社区矫正就是再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1.从再社会化的概念来看, 对罪犯的改造不能脱离社会进行。再社会化仍然是一种社会化, 而不是非社会化, 所以需要在社会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脱离社会。首先, 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性动物, 必须参与到一定社会关系中去。把罪犯放在与世隔绝的监狱进行改造, 本身就意味着把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 个人与社会之间被设置了一道墙, 个人与社会难以同步发展。其次, 作为罪犯, 虽然他的犯罪行为会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并且具有人身危险性, 但这并非意味着罪犯没有社会需求。与外界隔绝的监狱矫正方式实际上很大程度地限制或剥夺了罪犯的社会需求, 这虽然能够发挥惩治罪犯的作用, 但教育改造效果并不明显。从监狱矫正的实践来看, 很多罪犯在刑满释放以后, 因为不能适应社会, 不久又会重新走向犯罪道路。
2.从再社会化的效果分析, 社区矫正的效果优于监禁矫正。监禁矫正使罪犯丧失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使罪犯社会化的速度迟滞于正常社会成员, 质量也劣于其他社会成员。罪犯社会化的不足, 势必影响其重新回归社会后对社会的适应, 在一定意义上讲, 意味着罪犯可能被社会淘汰。显然, 监禁矫正与促进社会成员终身社会化的社会发展要求与趋势存在着矛盾。
犯罪行为产生于社群, 也应在社群里得以矫正。社区矫正对象就在社区当中接受教育改造管理, 并没有脱离社会生活。而且, 社区矫正可以塑造一种与正常社会生活相仿的矫正环境, 努力促进罪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而达到矫正其犯罪心理与行为恶习的目的。这既符合再社会化的要求, 又能够满足人性化需要。通过社区矫正, 不仅能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也可以减轻社会的压力。
二、社区矫正具有社会建构的意义
社区矫正具有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并在实施矫正的同时, 对社会进行了重构。所以, 社区矫正制度是集人本主义价值观念与社会建构于一体的复合性制度, 社区矫正具有重构社会的功能。
1.社区矫正基本上克服了监禁刑存在的各种弊端, 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矫正的任务除了惩罚罪犯之外, 还要帮助罪犯恢复他们的社会功能, 只有当他们的社会功能得到恢复, 才能真正回归主流社会。在这个意义上, 监禁矫正不是立足于恢复犯罪人员的社会功能, 恰恰相反, 监禁矫正通过隔离的方式, 把罪犯从社会中分离出去, 不仅没有恢复罪犯的社会功能, 反而破坏了罪犯的社会功能, 其矫正效果自然难以理想。社区矫正不是简单地把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员放在社区, 而是要通过各种矫正措施使矫正对象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区, 成为社区中的一员, 在社区正常生活。社区矫正超越了刑法制裁的边界, 使犯罪人员的矫正成为一种社会行动。这意味着社区矫正已由以往的以矫正工作人员为本转变为在坚持社区矫正制度的大背景下以矫正对象需求为本, 具有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2.社区矫正在实施矫正的同时, 对政府和社会的功能进行了重构, 具有建构意义。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来看, 在中国很难自发生成社会的自我治理体系。因此, 中国社会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安排社会的一切, 监禁矫正日益暴露出的某些弊端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政府主导建设社会的过程中, 社会自身的利益会逐渐觉醒并反映出来。因此, 中国社会建设将在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中进行, 即这个过程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社区矫正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很难在社区设置机构、派遣政府人员。因此, 政府只能通过在社区组建社区矫正团体, 承担政府矫正犯罪人员的工作。由此, 关键的问题转变为政府与矫正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目前存在的社会团体主要都是“政府与民间二重性团体”, 政府并不给社会团体编制, 也不直接给社会团体拨付经费, 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完全属于社会团体聘任的工作人员, 而社会团体经费的获取则采取政府购买社会团体服务的方式进行。上海的实践证明, 该类关系模式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 且有利于社会团体自主地开展矫正工作[3]。
三、社区矫正研究是“科学探究活动”的一部分
当代社会学不仅要关注理论问题, 而且要通过社会学范式分析, 及时全面有效地帮助国家和社会解决实际问题, 这就是当代社会学的使命[4]。社区矫正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 同样是科学探究活动的一部分。在这种探究活动中, 离不开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
(一)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矫正研究离不开社会学的特定视野
社区矫正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 离不开社会学的特定视角。而“社会学想象力”则可以说是社会学特定视角的最集中概括。社会学想象力中最为重要的观点是将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分析。“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 不同时了解这二者, 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5]这种特定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局部环境中的个体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问题”。在我们探讨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种具体现象和问题时, 一定要注意将个体行为与社会整体结构的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将个体变量与结构变量同时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中, 这样才可能真正揭示现象和行为的本质。
(二) 遵循科学研究规范, 注意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活动, 我们应该首先在思想上牢固树立遵循科学研究规范的思想, 在对社区矫正进行具体研究的过程中, 注意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社会学研究包括四种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实地研究、实验研究。其中每一种方式都具备某些基本的元素或特定的语言, 构成一项具体社会研究区别于其他社会研究的明显特征。同时, 每一种方式可以独立地走完一项具体社会研究的全部过程[6]。研究中应根据四种研究方式的优缺点、适用范围、研究条件、研究者掌握情况等因素进行选择, 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 处理好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许多不成熟的研究者往往会去寻求最好的方法, 但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存在最好的方法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能够回答研究者问题的最合适的方法。在研究的问题与研究方法之间、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研究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是否合适的问题, 我们应该寻求的是最合适的方法, 而不是最好的方法。
2. 处理方法的科学性与研究结论正确性之间的关系。
每一种特定的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都有特别擅长的方面, 同时也都有无能为力的方面。要保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各种研究方法的长处和不足有清楚的认识。无论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还是具体的调查研究与实地研究, 其方法本身并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关键还在于使用方法的人。所以, 作为社区矫正研究者即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 使自己在分析和看待问题时具有一种超出普通常识的理论意识, 还需要一定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 以保证社区矫正研究的科学性。
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 减缩社会代价”。从这一视角看, 推动社区矫正有利于减少和缩小社会代价, 增加和促进社会进步。当然, 在中国社区矫正工作已全面试行的今天, 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方面, 要想保证社区矫正健康发展, 不仅需要思想上的正确认识, 更需要实际行动中的客观与科学。
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 社区矫正是再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社区矫正具有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矫正的同时, 具有重构社会的功能。社区矫正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 同样是科学探究活动的一部分, 要特别注意社会学的视野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研究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133.
[2]程琥, 孙霞, 吴丽娟.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J].中国监狱学刊, 2004, (4) .
[3]张昱, 费梅苹.社区矫正制度的社会学视野[J].广东社会科学, 2005, (2) .
[4]张传伟.中国社区矫正京沪模式的比较分析与选择[J].北京社会科学, 2009, (1) .
[5]郑杭生.社区矫正与当代社会学的使命[J].江西社会科学, 2004, (5) .
[6]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与社会组织[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4.
篇4：2社区矫正
[关键词]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完善途径
2012年3月1日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要求，贯彻《刑法修正案（八）》，在总结各地社区矫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总结提炼，而制定的规范统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一、《实施办法》解决了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化的若干问题
（一）明确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中原来由公安机关执行管制刑、考察缓刑犯、监督假释犯的规定全部删除，而统一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但《刑法修正案（八）》只是废除了由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规定，而并没有指明由谁接替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提出了“社区矫正机构”为执法主体，但并没有提出社区矫正机构具体包括哪些机构。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已经真正成为社区矫正的牵头机关。
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充足的物质、人员保障为基础。因此，《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做出了规定。规定中提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即我国社区矫正人员包括三股力量，分别是司法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8年的实践表明，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涉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政法部门，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等部门也承担一定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在社区矫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确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阶段，其适用对象为“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者、被剥夺政治权利者、被宣告缓刑者、获准假释者以及暂予监外执行者。2011年2月25日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就出现了关于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不再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而是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出现了关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及2012年《刑事訴讼法》修订后，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并没有做出规定。对此，《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自愿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因为我国《刑法》并没有要限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也不是法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在其自愿的情况下参加部分社区矫正活动也是可行的。
（三）确立了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
所谓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为法庭定罪量刑和判后矫正、帮教工作提供基础资料的一种制度。
《实施办法》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社区矫正的本质就是要求刑罚社会化，所以在宣布缓刑、裁定假释的时候，要考虑对其宣告缓刑或裁定假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因为这些被判处刑罚的人回到社区以后，除了他自己能够不再去危害社会，还要顾及到社会接不接受、社区容不容纳的问题，他会不会给社区的稳定造成影响，这都需要做出评估。
（四）对社会适应性帮扶作出了规定
社区矫正的意义就是让矫正对象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重新走向社会，所以就需要矫正工作方式和矫正对象的管理方式不断人性化的创新。矫正工作的形式不外乎有三种：第一，对矫正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第二，组织公益劳动，培养劳动情操；第三，加强职业培训，提供就业指导。从目前的试点工作情况来，仅仅依靠说服教育、公益劳动显然不够让矫正对象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就谈不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了。
《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还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实际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促使其顺利地融入社会。
从目前社区矫正实践看，社会适应性帮扶主要包括落实承包田、落实社会保障、建立过渡性帮扶基地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帮助调解家庭矛盾，协调邻里关系、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帮助就学等。
二、《实施办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主管机关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形成，但《实施办法》的效力层级较低，不符合《立法法》第8条关于涉及到“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仍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以便各部门之间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实现执法统一、保障执法公正。
而且《实施办法》第2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这就说明司法行政机关只有管理权，并没有对其赋予处罚权。
（二）判决前的人格调查程序存在问题
人格调查，即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调查，是法官决定对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依据。如前文所述，《实施办法》中的规定意味着人民法院既可以自行调查，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调查。笔者认为，考虑到社区矫正适用与执行的衔接以及人民法院的案件负担情况，审前调查评估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人民法院可以派员参与调查，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可自行调查。
（三）社区矫正工作的形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实施办法》中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社区服务本质是通过服务，让矫正对象增强劳动意识，服务社会，增强他们的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社会中的一员。但从目前试行结果来看，社区服务仅仅流于形式，好多矫正对象总是以事假病假来规避劳动，拒绝劳动。有些矫正对象在劳动中也并不积极，经常敷衍了事，加之，服务的地点有时也难以确定，好多社区和单位一听是服刑犯的到来，纷纷表示予以拒绝。我国目前的《刑法》也没有社区服务刑的规定，这使社区服务的展开变得困难重重。
（四）社区矫正撤销制度不完善
《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居住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向原裁判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实施办法》已将矫正对象处遇方式的建议权由公安机关向法院提出转变成司法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但第27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公安机关予以协助。这一条款的规定出现了执行难的问题。
三、我国实施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对策
（一）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主体法律地位
《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由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规定，所以，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接替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正机构，使其获得进行社区矫正的合法身份。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来执行，但笔者明显认为此规定过于笼统。社区矫正机构具体指我国哪些机关，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还是难予操作的。因此，笔者建议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社区矫正应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的社区矫正机构执行。
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我国司法部设置刑罚执行总局，下设监狱管理局和社区矫正执行局。前者负责监禁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后者在省、市、县设立相应机构负责非监禁刑的执行。这样设置既做到了非监禁性和监禁刑内在统一联系，又符合刑罚统一性的要求。
（二）完善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
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至少有三个问题应在法律中规定，即人格调查的主体、人格调查的程序、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监督。
首先，人格调查的工作应由基层司法所来承担，因为他承担着对矫正对象的改造、帮教工作。被调查对象如果被判处社区刑罚，先前的调查工作则为随后矫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便于矫正机构有的放矢地提出矫正方案。其次，人格调查应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犯罪人以前是否存在犯罪与违法经历。二是对于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要是犯罪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周围的社会环境。调查时应做好相关记录，必要时可以进行录音录像。最后对人格调查的监督，主要靠接下来的社区矫正听证程序来实现，即调查报告要經过相关人员，包括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社区群众、被害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和被告人本人的质证、举证与辩论。
（三）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形式和手段
在《实施办法》未实施之前，公益劳动却是社区矫正的一项基本矫正措施。司法部要求基层司法行政部门按照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社区服刑人员力所能及、可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的原则，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必要的公益劳动。而《实施办法》中也第一次提出了“社区服务”这个概念。社区服务刑没有把罪犯与社区隔离，而是把罪犯置于社区内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对其进行矫治，极大地降低了行刑成本。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尚未有独立的社区服务刑，所以在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并没有对社区服务有具体的方案。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将社区服务设为一个附加刑，因为这样适用起来就非常灵活，既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
（四）完善社区矫正人员的结构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国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应当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为更好地体现刑罚执行性质，应逐步建立一支专门化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即社区矫正司法警察队伍，从而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应配备社区矫正司法警察队伍，其素质应具有高于公安警察和司法警察的文化素质，任职条件和考评体系可以参照公安警察进行。
[参考文献]
[1]金勇.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解读.中国检察官，2012，（2）.
[2]田兴洪，吴占英.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化及完善路径.甘肃社会科学，2011，（3）.
[3]阿墨.真正的回归是融入社会.民主与法制，2011，（10）.
篇5：2社区矫正
一、为什么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是社区服刑人员的一个特殊组成部门，也是社区未成年人的一部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上升趋势如何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开展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帮助他们摒弃恶习步入正途重树信心回归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未成年人的年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年龄群体，思想处于不稳定状态，对社会的认知也比较片面，容易受到周围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对未成年罪犯科以刑罚的时候不能简单的适用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还应结合未成年罪犯的身心特点制定特殊的刑罚执行制度，以树立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社区矫正这种相对于非监禁刑的刑罚改造方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后在一定的期限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最为适用。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是初创时期，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更
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门制度，再加上未成年时期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从而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难上加难。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依据建设滞后，责任难以落实 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和保护，是世界各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内容。由于我国社区矫正起步较晚，才正式由国家层面进行部分省市的`试点，现在虽然已在全国推广，但毕竟还不成熟，也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统一模式。迄今为止，首次在“法律”中出现“社区矫正”字眼的就是今年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并且也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规定。因此，我国目前在社区矫正领域仍然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从而在该领域也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与保护，也使得社区矫正实践中遇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需要处理时难以找到法律。3月1日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也只上升到两部、两院通知的层面。虽然里面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但在现阶段矫正帮教工作中，还是缺少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法规，社会、学校、家庭各管一段，公、检、法、司及有关组织也各行其是，没有形成合力，矫正帮教责任难以落到实处。
(二)帮教队伍参差不齐，矫正帮教工作流于形式
从目前政法机关情况看：公安机关帮教工作落在民警身上，而民警的自身工人职责有户籍管理等千头万绪，真正能把精力投入未成年帮教工作的微乎其微。检察机关担任未成年案件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加之干警为数有限，投入具体帮教工作力量受制。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职能弱化，没有有力的法律法规来支撑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监管力度小，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难度大。
(三)帮教形式简单，经费无来源
帮教工作必须依靠一定的人员和依托一定的载体开展，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但由于无人负总责，帮教工作的经费尚无专门列支，各级组织需要组织活动时，常常为经费而为难，无专门款项的立项使用。经费的制约，使得帮教工作难以活跃和丰富多彩，也削弱帮教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四)家庭教育、辍学、闲散等问题严重
有的未成年人家庭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子女享受不到家庭温暖，形成心理和行为偏差;有的父母本身文化素质低，缺乏教育子女的有效方法，动辄打骂训斥;有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而放任自流;有的父母经济拮据，疲于奔波就业而疏于管教;“寄居型”家庭的孩子，父母管不到，亲戚管不了。而另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权端溺爱，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管，思想品德却得不到重视。根据调查，安居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的是辍学在家或无业的。这些闲散未成年人原来就由于学习跟不上而无心读书，有的已染上各种不良习气，闲散在家如再缺少家庭的约束，或受社会上不良影响污染，极易走向犯罪道路。依据，从而导致两难境地的出现。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具体方法
(一)认真学习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法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 与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等。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必须熟练运用这些法律法规，特别是203月1日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里面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做的各种规定。目前，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有关法律法规不建全的特殊时期，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要
充分运用已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尽量协调整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二)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配置专人负责 以前对于社区矫正专门的管理机构，有关法律法规都未明确，但在20两院、两部出台的《社区实施办法》里，明确规定了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我们在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同时设立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配置有特别的素质适合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比如，在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中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矫正办公室”，专门管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三)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和实施方案
从近年来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的实践来看，矫正机关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后，首先要对其进行各种评估，从而对罪犯制定监管、矫治计划及实施方案。但我国，由于社区矫正起步晚，法律法规不健全，很多地方都不太重视个案矫正计划的制定和审核，没有依据去走访调查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等情况，制定的矫正计划和实施方案脱于实际，有所偏差。
对此，有必要建立以下制度，实现对未成年对象的有针对性矫正：
(1)矫正前的调查制度。要求在实施矫正前，矫正工作人员应当对矫正对象的具体信息、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成长背景、性格特征等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以便能因人而异，实施矫正;(2)对每一位被判处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罪人，先由矫正中心的专家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心理精神状态、家庭环境等特点，为其量身定做一份“社区矫正计划”;(3)矫正时的反馈、调整制度。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矫正工作人员应当定期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动态，根据矫正对象的情况变化所需，调整矫正计划和矫正内容;(4)详细的备案制度。
真正落实个案矫正，一人一案，独立建档，资料完整，有据可查。
(四)设立符合未成年人心身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在未成年人矫正项目的设置方面，目前还存在着由于在社区服刑的未成年犯比例较低，因此在管理上基本未加区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矫正相混同，矫正项目类似，缺少能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行之有效的矫正项目。所以我们在实践中，对未成年犯要设立更多的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采取定期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方式，具体是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构建一个梯形结构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矫正项目体系：第一阶梯是教育性和非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主要包括训诫、赔礼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父母管教等;第二梯是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如定期报告、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和工作技能的培训、寄养之家项目、心理矫正项日、集体活动项目、促进就学和就业项目等;第三阶梯是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社区矫正项目，包括家中监禁和电子监控，宵禁、参加特定的职业技术学校等，加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项目吸引力，让这些项目在矫正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制定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帮教工作制度
预防对象，即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规定的“不良行为”的。如旷课、夜不归宿;打架壮举殴、辱骂他人;以及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帮教对象，即受过行政处罚或少年劳动管教期满的;被免予刑事处罚或被宣告缓刑、假释及刑满释放的，犯罪时不满16周岁，依法不予处罚或情节轻微不起诉的未成年人。针对这两类人，要有确定、解除的程序及期限，制定帮教工作制度:(1)建立帮教协议。与被帮教对象、学校、居委会和家庭联手，共同签订帮教协议，建立帮教小组。(2)寒暑假期间及双休日组织参加各类勤工俭学、社区公益劳动。(3)组织报告会和各项有益活动，
辅导、指导学习文化。(4)个别谈心，了解思想，与家庭沟通情况。一季度定期写思想小结。
(六)多方联动，协调一致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篇6：社区矫正评估意见书2
调查评估意见书
（）字号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狱）：
受你单位委托，我局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对被告人（罪犯）进行了调查评估。有关情况如下:。
综合以上情况，评估意见为。
（公章）
篇7：社区矫正矫正方案
一、基本情况：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家庭成员情况：
家庭住址：
犯罪及处罚情况：
二、背景资料
家共口人，（父亲、母亲、妻、丈夫、孩子）做工作
三、存在问题
（一）社会适应情况：的性格内向、随和，人际关系比较良好，为人和善，一直在工作。
（二）思想观念问题
由于受到了法律制裁，对自己所犯罪行的认知还是比较深刻的，在接受社区矫正后，在我所安排的工作上能安分守纪工作，按时向我所反映近期情况。通过不定期的谈心汇报，得知其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
四、风险评估的犯罪性质，属文化知识及其底下法律意识淡薄的犯罪行为。判处社区矫正，说明其犯罪性质对社会危害性不大，不至于再危害社会，只要能在生活上给与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加强和家里人的沟通，靠社会和家人的监督是能够矫正好的。
五、矫正方案
1、建立档案与签订合同，实施目标管理。
2、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借助社会力量。适当的帮助其工作及生活上的困难。
篇8：2社区矫正
(一)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
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 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1]。社区矫正的定性主要应建立在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明晰的基础上, 在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的漫长的时间, 从菲力提出的一元论到李斯特的二元论, 各国对其定性的选择也多根据各国国情加以选择, 笔者在这里不主张一元论的看法, 其与刑罚存有本质的区别, 其仅仅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正, 或预防教育缺少惩治的目的。
(三) 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
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分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 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 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 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5种人, 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 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 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 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 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 期满时, 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概况及发展
(一)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延展
发达国家 (地区) 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 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改革理论, 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 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方法, 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对于该制度的发展, 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的社会化及人道主义理念。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优势的立法评析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 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 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4]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
1.社区矫正立法上的宽泛化
以英国为例, 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3]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 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 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 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 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 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 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 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 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 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 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 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 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 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 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 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 接受监督。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 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4]
2.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规范化
加拿大为例, 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5]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
3.社区矫正标准设立的科学性
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 保障科技的发展, 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 科技能够造福人类, 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 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 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毒品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
4.社区矫正应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是民权刑法与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诚如,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6]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
5.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 进人社区矫正程序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 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 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 制定矫正计划, 专人负责执行矫正, 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三) 对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劣势的警惕
国外矫正制度有其优点, 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其不足之处概括如下: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 要求执行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经验。怎样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能完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其量的把握不仅仅给执法者带来挑战, 更给立法者带来挑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 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 可能会导致机械化, 不利于行为人的有效回归。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一)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 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 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制, 同时关于执行主体的标准也应采用立法形式详明。笔者认为现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过于单一, 在立法条件成熟是有待于扩充。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 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 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 还应建立符合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 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 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三) 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
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人员的服务事项、主体资格的认证标准, 志愿者的服务期限与任职标准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四) 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
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 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 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 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 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如环境监管制度, 某医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 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 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 再问监管者在哪里。食品监管也有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 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 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 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 究其原因, 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 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 (八) 谈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J].中国司法, 2008, (5) .
[2]刘晓梅,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的启示[J].犯罪研究, 2006, (3) .
[3]刘强.各国 (各地区) 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137-139.
[4]李冰.澳大利亚市区矫正制度[J].犯罪研究, 2006, (6) .
[5]社区矫正考察组, 加拿大社区矫正及评价[J].法治论丛, 200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