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东兴区中山乡政府（共6篇）

篇1：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关于东兴区中山乡村村民

申请五保供养的综合调查报告

东兴区民政局：

兹有东兴区中山乡于年乡人民政府、社事办、区民政局申请五保供养，按照区民政局要求，经东兴区中山乡村委负责人及其它村干部、乡分管领导罗晓华、乡社事办主任刘莉等人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家庭情况调查，按照五保供养条例，确属五保供养对象。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姓名： 年龄：1人，本人至今未婚，因年高体弱多病，患有等疾病，目前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已造成无生活处理能力，也无其它经济来源，经调查核实，并经东兴区中山乡党委政府研究同意上报同志申请享受环保供养待遇，以上情况均为属实！为确保一方平安，构建和谐中山，请示区民政局予以批准办理分散五保供养！

东兴区中山乡人民政府

2012年月日

篇2：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09年工作回顾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一年来，区人民政府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领导下，在区人大依法监督、区政协民主监督支持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按照区委“坚持科学发展，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建宜居宜业和谐新大兴”的总体思路，认真落实区三届四次人代会各项任务，团结和带领全区人民，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努力拼搏，扎实工作，圆满完成国庆服务保障各项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了新的突破。

一、着力落实保增长措施，全区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一年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部门围绕市委、市政府“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总体部署，按照区委“促投资、增后劲、抓融资、优环境”的工作要求，着力促进投资，加快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聚，优化经济结构，全区经济总体实现平稳较快发展。预计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财政收入完成22.3亿元，比上年增长13.9%；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13亿元，比上年增长13%；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700元，比上年增长10%；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120元，比上年增长10.1%，经济发展总体形势好于预期。

固定资产投资成效显著。借助北京市重大项目绿色审批通道平台，着力推进项目建设，全年共有136个重大项目列入绿色通道，111个项目实现开工。紧抓市级1000亿元土地一级开发投资机遇，圆满完成我区142亿元的投资任务。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9%，为实现“保增长”各项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导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生物医药基地着力吸引高端项目，民海生物、以岭药业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紧抓国际汽车资源整合和新能源利用有利时机，成功引进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充分发挥星光影视园龙头带动作用，卫视使馆区项目基本建成，高端媒体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世界500强企业宜家落户西红门商业综合区，生产性服务业大厦、火神庙商业中心建设进展顺利。引进外资成效显著，预计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成功举办第21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和春华秋实系列活动，全年旅游业预计实现收入7.6亿元。建筑业、房地产业保持健康发展，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20亿元。一年来，全区共引进5000万元以上项目37个，主导产业对全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二、着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农业产业设施不断完善。完成庞安路产业带提升工程，年内新增、改建设施农业1万亩，建成御瓜园等一批精品观光园区，农业的观光、休闲功能进一步拓展。新建、提升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30个，“院区合作”向纵深延伸，农业科技水平进一步提升。努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带动5.4万户农民增收致富。加强农村便民商业设施建设，农村连锁店网络基本做到全覆盖。继续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推进。加强规划指导，编制完成200个村的村庄规划。投入7亿元，全面实施223个村的“五项基础设施”建设，硬化村庄街坊路450万平方米，改造户厕1.6万座。加快实施“三起来”工程，农村新型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全区垃圾密闭化和无害化处理率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生态设施建设进展顺利。三海子郊野公园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编制完成，一期工程顺利开工。加快落实大兴新城水系规划，启动建设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加大绿化美化力度，完成京山铁路和六环路绿化工程，高标准建成兴旺公园，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休闲活动场所。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天堂河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东南郊水网建设基本完成。依法扩大污水处理费征缴范围，有序关停15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认真落实第15阶段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全年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指标。万元GDp能耗、水耗均有所下降。

三、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有效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成就。地铁大兴线实现隧道贯通，轨道铺设全面展开，11个站点主体工程基本完成。道路建设快速推进，完成京开辅路拓宽工程，郭公庄路即将建成通车。兴旺路、芦求路、磁大路改造基本完成，全年新建改建道路95公里，道路通行能力进一步增强。加快市政设施建设，完成观音寺、康庄集中供热厂工程和新城供热管线改造，建成李营等3座110千伏变电站，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

城乡结合部改造实现新突破。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着力加快城乡结合部改造，以拆促建、以拆促管，圆满完成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区、义和庄、三合庄及旧宫镇区、亦庄鹿圈、西红门地区33个村、1.2万户民宅、340万平方米的拆迁任务，做到百姓不少得、政府不多花，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实现了和谐无震荡拆迁。

重点镇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编制完成采育等5个重点镇区建设方案，庞各庄镇区拆迁顺利推进。着力培育镇区主导产业，引入三元食品等一批重大项目。努力促进亦庄地区借势发展，成功探索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开发、利益共享的新模式。

城乡管理初步建立新机制。强化街道办事处、地区办事处属地管理职能，圆满完成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固化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有关措施，流动人口无序增长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针对突击建房、恶意装修、抢栽抢种、盗采砂石等违法行为，集中精力开展非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等各类专项整治行动，清理腾退土地近3000亩。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市容环境秩序、市场经营秩序和治安秩序得到改善。

四、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和谐社会建设稳步推进

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投资1.1亿元，建成大兴三中教学楼、社区学院综合楼，完成39所学校和20所镇级中心幼儿园改造工程，全年新建、改建校舍14万平方米，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积极推进教育资源优化重组，完成大兴二职、五职合并。着力引进优质资源，与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合作不断深化，稳步推进高中课程改革，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持续增强。积极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高质量完成各项防控任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20急救中心投入使用，疾控中心和监督所工程顺利推进，旧宫镇等8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基本完成，区、镇、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加大药品监管力度，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开展多种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更新体育健身器材120套，全民健身得到加强。完成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指标，保持低生育水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广播电视、档案、老龄、红十字会等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绩。

就业服务工作成效显著。出台促进就业指导意见，设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建立企业用工补贴制度，重奖吸纳本区劳动力就业突出贡献企业。加大就业指导和培训力度，全年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00人次。准确掌握劳动力资源状况、入区企业建设情况和用工需求，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1万余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3%以内，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达到60%，就业总体形势保持稳定。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人均2400元，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进一步提高，全年累计报销医药费近1亿元，参合率超过96%。认真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参保率达到90％，消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1300套保障性住房即将配售给困难群众。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工作，圆满完成长子营镇等9个温馨家园建设。区政府承诺为群众办理的38件实事全部提前完成，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五、着力增强发展活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入

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加大融资力度，与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12家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合作，获得金融部门信贷资金140亿元。科学研判形势，紧抓发展机遇，适时安排土地上市，引入社会投资，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年内累计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30亿元，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推进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机构改革有序推进。立足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强化服务，组建经信委、人力社保局，成立金融办、社会办，政府职能进一步理顺。增设天宫院街道办事处、观音寺街道办事处，科学合理划分管辖范围，城市管理职能得到强化。

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加快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成立3家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即将营业，为农村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亦庄镇、黄村镇、西红门镇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展顺利，土地流转、集体林权改革有序实施，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

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监管机制，坚持“三重一大”制度，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支持国有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和镇区改造，企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人才机制进一步完善。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积极借助“外脑”，聘请首都各类专家，引进185名高级人才，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注重科普教育，群众科学素养进一步提高。

六、着力优化发展环境，民主法制和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区政府圆满完成区三届四次人代会及区人大常委会各项决议。主动接受区人大依法监督，全年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13次，接受人大代表视察检查17次。充分利用便民电话、区长信箱、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主动听取人大代表、广大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进行整改落实，有效促进了各项工作。坚持重大事项主动向区政协协商、通报制度。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积极听取并采纳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意见。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圆满完成284件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代表、委员的满意率超过97%。

高质量完成群众游行、阅兵、游园、晚会等多项国庆庆典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展现了大兴良好形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加大“五小”企业、“六小”场所监管力度，初步建立退出机制。“平安国庆”成效显著，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强化。坚持打防并重，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对重大刑事犯罪、经济犯罪特别是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不断完善全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加大社会矛盾调处力度，信访工作进一步加强。深入开展“五五”普法活动，民族、宗教工作取得新进展，国防教育、双拥工作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得到加强。

坚持依法行政，强化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化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完善全程办事代理制和“一站式”服务，采取并联审批、减半审结等措施，最大限度压缩项目手续办理时限，政府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发展造成的严重困难，坚持与企业共克时艰，实行区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区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等措施，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手续、销售等各类实际问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坚决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推进廉政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强化对重点工程项目、大额支出事项的审计和全过程监管，加大源头治理和经济责任审计力度，政府部门廉洁自律意识进一步增强。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一年，我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为四种精神：

一是团结协作的精神。面对繁重的发展任务，政府部门坚持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在城乡结合部改造、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扬部门联动、团结协作的精神，形成了配合默契、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二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当前，我区正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针对资金筹措、企业帮扶、征地拆迁等难题，政府部门坚持创新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有效推进。

三是顽强拼搏的精神。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的发展任务，政府部门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在国庆服务保障、重点地区拆迁、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中，充分发扬顽强拼搏、连续作战的精神，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提高。

四是务求实效的精神。政府部门按照明确工作重点、明确工作主体、明确工作标准、明确工作时限的要求，在绿色通道项目投资落地、三海子公园建设、重大项目引进等工作中，坚持务求实效，确保各项工作快速推进，为全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位代表，成绩和经验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和区委正确领导及全区人民辛勤努力、共同拼搏的结果，是区人大依法监督、区政协民主监督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支持合作的结果，是驻区中央、市属单位、驻区部队以及关心大兴建设的各界人士大力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区人民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工作与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要求、与全区人民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产业园区的承载能力还需提升，现代制造业等主导产业对全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型高端产业的集聚效应还不明显；违法建设、城乡环境、新城交通等问题比较突出，流动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还未得到根本遏制，政府综合管理处置水平还需提升；城乡结合部改造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农民持续增收压力很大，改善民生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干部队伍在思想认识、知识积累和工作方法等方面与新形势的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通过加快发展的办法，切实加以解决。

2010年工作重点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实施城市南部行动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区集中精力促发展、心无旁骛干事业的关键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届七次全会对当前经济形势做了深刻分析，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但就我区情况看，总体经济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有利因素逐渐增多。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出台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在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民生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资金集聚、政策集成、项目倾斜前所未有，对提速我区城乡一体化进程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区委总体要求，围绕“坚持科学发展，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建宜居宜业和谐新大兴”目标，紧抓“城南行动计划”重大机遇，以强化产业支撑为重点，以重大基础设施带动为抓手，以保障农民长远利益为根本，更加注重解放思想，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团结协作，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全区科学发展的新突破。

2010年全区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8%；万元GDp能耗、水耗进一步降低。

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今年政府部门将按照“产业求突破、新城出形象、农村新变化、生态见成效、民生更改善、管理提层次、服务上水平”的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项目带动，促进产业发展实现较大突破

地区可持续发展要靠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必须坚持项目带动，按照高端、高效、高标准的要求，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壮大主导产业，努力推进全区产业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高标准编制“十二五”规划。把握科学发展规律，体现首都发展新要求，统筹考虑产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发展水平，高标准编制完成“十二五”规划，增强发展的计划性、指导性，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实施产业发展振兴计划。紧抓国家振兴十大产业和北京市加快城南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制定我区产业发展振兴计划，做好产业对接，支持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壮大。建立产业和产业园区财政补贴机制，年内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促进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按照“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原则，通过财政补贴制度，着力吸引重大项目落地。加快临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研究，科学规划周边产业链。落实“科技北京”行动计划，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高度重视企业上市工作，按照“近期扶持一批、中期培育一批、远期规划一批”的思路，力争年内企业上市有所突破。

促进现代制造业发展壮大。按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加快生物医药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完成规划范围内土地储备工作。坚持招大引强，严格项目准入机制，积极引进知名医药企业落户。加快中检所建设，发挥兽监所和动物疫病防控中心作用，努力建成国内药品和生物制品检测评审中心。支持疫苗研发项目，打造北方疫苗研发生产核心基地。积极推进采育经济开发区扩区，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紧抓汽车产业整合的有利时机，制定采育汽车零部件基地发展配套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打造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推进金晶等重点项目建设，整合镇级产业基地资源，增强对镇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围绕地铁大兴线沿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加快建设“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重点吸引生产性服务业总部、研发、服务外包、结算交易、物流中心落户。年内启动宜家等商业项目，完成生产性服务业大厦建设。借助京南物流基地优势，辐射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发展。

充分发挥新媒体产业带动效应。新媒体产业是全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借助星光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平台，大力吸引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入驻，促进高端媒体集聚发展。完成星光卫视使馆区、新媒体大厦建设，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搭建服务平台。围绕一批在谈重点项目，加快新媒体基地核心区道路建设，完善相关服务设施，促进项目尽快落地。

规划建设永定河水岸经济带。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永定河水岸经济带有关精神，制定发展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休闲、度假、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有机融合。

着力促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制定支持政策，扶持国有企业与央企、市属重点企业对接，壮大企业实力。促进国有企业参与区内基本建设，扩大参与范围。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提高市场竞争力。

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有关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服务体系，研究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着力解决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等问题。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快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要求，引导企业树立国际先进理念，着力吸引外资、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

推动建筑业、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继续发挥建筑业、房地产业在全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打造建筑品牌，年内完成建筑业开复工面积600万平方米。着力引进知名房地产企业，建设精品住宅小区，年内完成房地产业开复工面积550万平方米。

二、坚持完善功能，促进大兴新城形象全面提升

2010年是大兴新城出形象的一年，重点围绕“两线一区”，加快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推进镇区建设，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着力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大兴新城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全面实施“两线一区”建设。充分发挥建筑艺术委员会作用，结合地铁大兴线建设时序，实施兴华大街沿线道路、绿化、广场和公交场站工程，确保兴华大街改造与地铁建设同步完成。编制京开高速城市景观设计方案，加快沿线旧村改造。推进新城核心区开发建设，统筹景观规划和建筑布局，突出主体功能特色，着力提升大兴新城整体形象和城市品位。

加快推进城乡结合部改造。充分利用市委、市政府加快城乡结合部地区发展有关政策，着力推进五环沿线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加快村庄拆迁进程，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产业发展空间，科学规划、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使城乡结合部地区成为我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促进亦庄新城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牢牢抓住市委、市政府推动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理顺管理体制、打造新的发展空间的重大决策机遇，着力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主动做好开发区扩区相关配合工作，形成发展合力，推进亦庄新城周边地区借势发展，惠及广大群众。

有序启动重点镇区建设。坚持“因地制宜”，进一步规范、完善涉及群众安置、拆迁补偿、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全面启动采育等重点镇区建设，积极争取市级政策资金支持，提升镇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镇区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

努力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加快道路建设，着力增强大兴新城与中心城区道路通行能力，积极推进万寿路、马西路南延工程，加快蒲黄榆快速路建设。强化新城交通联络，完成清源路东延，实施魏永路中段工程。着力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完成九龙、义和庄等变电站建设，进一步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三、坚持城乡统筹，促进农村面貌发生新的变化

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入手，进一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繁荣稳定、农民增收致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提升农村产业水平。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优势主导产业、籽种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年内新建、改造设施农业5000亩。着力拓展农业观光休闲功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重点打造十大农业观光园区，实现生产者向经营者、农业园区向观光景区、农产品向旅游商品的转变。促进“农超对接”，搞活农产品流通。继续实施“院区合作”和“科技助农”工程，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全年新建、提升农业标准化基地30个。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努力改善农村环境。投入13亿元，完成“五项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农村街坊路硬化，加快公厕、户厕建设，实施自来水老旧管网改造和“一户一表”工程。提高农村新能源利用水平，继续实施“三起来”工程，强化设施管护，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整建制转居村集体资产处置，确保农民长期收益。研究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有效方式，强化流转合同规范管理，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筹建新型金融机构，促进农村金融要素集聚。全面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现代林业发展。

四、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良好的生态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须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做足“水”的文章，提升绿化水平，努力促进全区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相互融合。

加快新城水系建设。按照大兴新城水系规划，推进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建设，进一步提升新城整体品质。完成三海子郊野公园一期建设，科学规划周边产业发展，实现地区环境改善、产业升级。加快南水北调黄村水厂筹建工作，不断改善全区水环境。

提升绿化美化水平。加大绿化委员会统筹协调力度，科学规划、有序安排绿化美化工作。坚持“一路一品、一街一景”，高标准实施104国道、磁大路、芦求路道路绿化工程，着力打造景观路、特色路。加快中轴路森林公园前期规划研究，完成地铁公园和镇区生态休闲公园建设。

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有序安排“三高”企业退出，促进全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健全污水处理厂排放监测制度，加强企业排放监管执法，确保达标排放。加大大气质量监测力度，认真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确保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进一步提高。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黄村再生水厂改扩建和瀛海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研究制定相关补贴政策，理顺管理体制，逐步建立污水处理厂运行长效机制。

五、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民生问题得到更大改善

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着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宜居宜业和谐新大兴建设。

促进文化教育加快发展。认真落实教师各项待遇政策，稳定教师队伍。启动新城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加快镇级中心小学和幼儿园改造，稳步推进中小学校舍抗震加固工程，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充分利用首都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与名校合作，提升教育水平。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能型专门人才。加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改善群众就医条件，完成疾控中心和监督所建设。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和镇级卫生资源整合。完善镇、村级医护人员培养机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建立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创造和谐就医环境。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力做好甲型H1N1流感等疫病防控工作，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确保完成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指标。

切实抓好就业服务工作。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职能，加强政策引导，着力完善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充分就业。高度重视拆迁农民实际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培训力度，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就业技能。完善帮扶机制，做好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就业工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完成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8000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3%以内。

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认真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低保和“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等制度，提高保障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加大住房保障力度，着力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和残疾人康复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爱首都、讲文明、树新风”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群众科学理财、合理消费，弘扬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六、坚持建管并重，促进社会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管理体现差异，管理影响品质。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必须坚持建管并重，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强化综合管理，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着力加强社会建设。扎实做好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章程作用，提高村民自治管理能力。围绕撤村转居群众相关工作，进一步明确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权限，强化居住地管理职能，创新服务方式，逐步建立有岗位、有资产、有保障、有组织的服务管理机制。加快新型社区建设，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作用，积极推进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切实强化城市管理。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强化街道办事处、地区办事处主体作用，重点解决老旧小区物业纠纷、私搭乱建、环境脏乱等问题。加强大兴新城交通组织管理，统筹考虑道路建设、设施配置、交通疏导等因素，进一步优化交通秩序。积极探索城市信息化管理模式，加快“数字城市”建设，固化奥运、国庆期间城市运行管理有效做法，加大综合执法力度，切实加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管理，维护良好的城市秩序。

突出抓好城乡环境。环境是品牌，环境是形象，环境更是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必须强化“环境的产权属于每一个大兴人”的理念，形成“人人抓环境、个个树形象”的良好氛围。坚持集中治理整顿与建立长效机制并举，进一步明确行业、属地责任，研究建立城管部门与街道办事处、各镇与驻区单位协调互补的管理机制，突出抓好公共场所、道路、铁路、河道沿线环境卫生，打造整洁靓丽的城乡环境。

严厉查处非法用地、违法建设。非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破坏城乡环境，制约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社会公平。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制度，建立非法用地、违法建设查处工作奖惩机制和部门联动机制，健全预防、举报、监督和处理办法，加大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着力提高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水平。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控制流动人口无序增长，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加大生产、食品、交通、防火等安全监管力度，强化地下空间管理，创新监管机制，有效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形成规范有序、保障有力的应急管理体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黑恶势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维护长期稳定的社会局面。进一步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加强基层调解，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七、坚持转变职能，促进政府服务水平整体提高

坚决执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坚持重大事项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和政协委员协商、通报制度。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遵守法律法规，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加大廉政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力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好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强化政府资金使用决策和流向管理。做好增收节支工作，减少行政性开支，进一步健全支出约束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面对全年艰巨的发展任务，政府部门将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转变职能，增强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一是提高学以致用的学习能力。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学以致用，着力提高政府部门破解难题的能力、科学决策的能力，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府。

二是深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强化综合行政服务中心统筹协调作用，固化重点项目联审机制等有效做法，加强窗口单位建设，努力为企业、基层和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积极创新方式，突出特色、个性化服务，实现以服务树形象，努力营造尊商、亲商、爱商的良好氛围。

三是增强攻坚克难的拼搏意识。政府部门必须勇于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畏难、不抱怨，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切实解决制约全区发展的关键问题，扎扎实实推进政府各项工作，争创一流的工作业绩。

四是强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政府部门必须进一步转变作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集中精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以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开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篇3：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关键词：社会互动,乡村旅游

一、引言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 政府和当地村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参与和协作十分关键, 他们之间的不同反应策略会影响乡村旅游规划进程中协作行动的结果, 形成的权力关系是解释协作成功或失败的特定变量, [1]因此, 政府在制定旅游规划和土地管理中必须重视村民的参与, 避免可能存在的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核心资源——土地实质被掌握在县、乡 (镇) 级政府手中, 且乡 (镇) 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纠结成的“权力—利益结构网”根深蒂固, 这张网既有权力的相依又有利益的互惠, 难以被打破, 而村民的“无政府状态”使得村镇管理者的决策可能无视村民的利益。[2]由于村民事实上不是控制旅游开发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因而被动或主动地受到经济和政治排斥, [3]而旅游开发中使他们失去当前重要的职业依托和收入来源——土地以及惯常的生活环境, 因此, 村民根据从政府政策中的收益情况对当地旅游开发的态度可以分为支持型、边缘型、反对型, 并对其分别采取整合、监控、防御和联合等行为, [4]这些行动极有可能妨碍地方和基层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由此形成二者之间的各种社会互动行为, 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笔者通过深入调研在崖口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中山市各级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互动行为, 解构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以期对解决当前乡村旅游开发中引起的社会矛盾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1.相关研究进展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也称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交往, 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于1908年提出, 是人们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应性社会行动的过程。[5]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社会互动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 他认为社会行动是一种有意以规则为取向的行动, 而规则又是根据群体的预期行为而理性确立的, 就行动者而言, 这种有意义的取向实际上是工具理性的, [6]因此, 在自我利益的追逐过程中, 人们几乎总是被卷入到社会互动中, 以信息传播为基础, 主动或被动采取合作、强制、冲突、竞争、顺从等行为, 最终对互动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并有可能对社会环境形成一定的作用。

由于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政府和村民之间普遍存在着利益失衡, 二者都将采取行动, 或者对另一方的行动做出回应, 甚至出现像广西苍梧县、四川峨眉山那样因强行旅游征地导致的流血冲突事件, 社会互动已经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翁时秀, 彭华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分别从权力关系对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和村民在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增权进行了研究。[2][7]两篇文章指出了当前旅游开发中政府与村民之间基于利益之争的社会互动现实, 对其中的土地纠纷——卖滩林事件进行了社会学分析, 但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 未能就政府和村民之间互动行为进行全面记述和分析。方碧姗、[8]徐洋[9]等学者以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运用了国外共有资源管理领域的动态博弈模型[10]分析了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博弈行为, 但只简单的假设由政府提出思路或方案, 村民根据政府的决定进行决策, 采取接受或不接受的决定, 形成最终的零和博弈。但在当前, 随着村民自治意识的提高, 村民在和政府的互动行为中并不只是简单的采取接受或不接受, 而是有条件的接受, 并采取多种行为争取权益, 最终对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至今尚未有学者涉及到乡村旅游开发中政府和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个案研究, 基于此, 笔者将运用社会互动的相关理论, 对中山市崖口村政府和村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决策行为进行理论解析。

2.研究案例及调研过程

(1) 研究案例。崖口村位于中山市南朗镇东南部, 东临珠江口、伶仃洋, 与香港、深圳和珠海一水之隔, 西连五桂山, 至今仍保持“集体所有, 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 是国内唯一一个仍承袭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落。在崖口村围垦的将军下围、虎池围发现有日出水量超5000吨的海上温泉, 在虎池围附近的内陆岛有80亩被喻为“活化石”的红树林;同时, 崖口村自元朝至顺元年开村至今已有670多年的历史, 拥有“崖溪飘色、布绣、麒麟舞”三绝的民间艺术, 被誉为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其中崖口飘色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保护遗产。从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来看, 崖口具有打造珠江三角洲原生态特色休闲旅游目的地的资源条件。

2008年, 中山市政府提出了“从江到海”的经济发展战略, 南朗成为中山市未来经济的重点发展区域, 主要发展创意文化和旅游经济, 其中核心项目为以孙中山故居翠亨村为中心的翠亨滨海新城的建设。凭借良好的资源条件和与孙中山故居不到10分钟车程的地理优势, 崖口村成为翠亨滨海新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山市政府计划在崖口村围垦滩涂开发五星级温泉酒店、湿地体育休闲公园、红树林湿地生态公园, 以此提升中山市旅游业的产品档次, 实现从观光旅游市场向休闲度假市场的发展。旅游的开发对宁静的崖口村产生了较大影响, 村民与政府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利益分歧, 在达成利益一致的过程中, 政府和村民之间进行了多种社会互动, 最终使旅游开发能够顺利进行。

(2) 研究方法及过程。为了深入了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崖口村村民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行为, 笔者和几位同事自2009年7月、2010年7月和8月、2011年4月对崖口村进行了4次田野考察, 选择性地对当地镇政府官员、村委干部、村民及外来养殖户共87人进行了调查访谈。访谈方法使用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内容从主观认知开始, 层层递进, 深度了解了政府和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意见和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以及原因, 主要问题为:政府对崖口旅游发展的政策和意见、村民对旅游开发的了解程度、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态度、居民在旅游开发中采取的行动及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等, 从谈话内容中寻找政府和村民互动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原因。同时, 笔者还进行了二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包括政府文件、新闻报告、研究报告, 并阅读了近10年崖口村所有发生的事件资料, 包括与崖口村旅游开发相关的会议记录、合同、函件、政府批文等, 这为研究崖口村旅游开发中政府和村民的行为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3.崖口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与村民的社会互动表现

(1) 政府与村民之间因强制性旅游开发导致的社会互动主要表现在:

①政府的强制性旅游开发。通常认为, 尚处于开发初期的旅游目的地, 一般更多地依赖政府为其提供协调配套的政策体系和明确的发展目标, 政府由此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强势力量。崖口村在《中山市旅游发展规划》和《南朗镇旅游发展规划》中都成为中山市未来旅游发展的重点和亮点, [11]对此, 中山市有关领导对崖口村旅游开发明确表示:“锦绣温泉旅游度假项目符合中山‘大项目带动’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 将进一步提升中山旅游国际形象”。中山市政府出于全市经济发展需要而在崖口村开发旅游业, 未征求崖口村民甚至村委的任何意见, 也没有考虑旅游开发对崖口村未来的各种影响, 表现出了较强的行政强制。

②部分村民的抗议到全体村民的顺从。崖口的村民大部分都是纯朴而性格温和的农民, 他们最初对旅游开发并无多少概念, 但基于土地将被大量征用及旅游开发的模式仍遭到了两部分村民的反对:一是年长者 (55岁以上, 其中包括崖口村村委) 。崖口村长期坚持“绝不卖地”的土地政策, 土地的保持不仅维护了崖口村的“人民公社体制”, 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因土地增值而带来的经济利益, [12]但旅游开发即意味着大量土地将被占用, 这对于将土地视为生命的年长者是无法接受的。笔者调研到的17位长者都明确表示“不赞成开发旅游”, 如一村委干部对旅游未来发展表示了担心, “来的人多了, 生态环境将受到严重破坏, 我们的生产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二是部分对崖口村开发模式持反对意见的中青年。他们多数对崖口村的旅游开发是持支持态度, 认为“这将完善崖口村的基础设施, 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 但“实质是以村里十公里海岸线和内陆岛的红树林来开发高档生活小区, 这是我们绝不同意的。”

对旅游持反对意见的村民最初向崖口村村委提出意见, 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应该永远是崖口村的;二是崖口村只能开发旅游, 不能涉及房地产建设。村委相关人员对此表示, “当时部分村民找到我们, 提出反对意见, 我们村委其实大部分也是不支持的, 但上面的政策我们都不清楚, 只能让他们向上反映问题”。对此, 部分村民向镇政府提出反对意见, 镇里相关负责人对此解释道:“镇里也是政策的执行者, 不是制定者”。当时在任的中山市市长、副市长等领导专程前往崖口村调研, 向村民解释开发政策。经过村民和各级政府的逐级沟通后, 中山市政府对崖口村的旅游开发政策进行了调整, 将崖口村的旅游开发定位为“水上度假为主体的休闲旅游乐园”, 在招标中要求竞买方必须首期开发建设湿地体育休闲公园、红树林湿地生态公园及五星级温泉旅游酒店, 并在这些项目建成投入营运后才可以进行配套的房地产项目建设。

崖口村村民对旅游开发的反对主要原因来自对全村公共利益的担心, 在政府与村民的互动中双方保持了克制的理性, 最终政府政策的调整消除了村民对开发模式的担忧, 而对于前面提过的部分反对者, 他们最终理解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 认识到微观主体的利益需服从政府的利益, 从而达成了崖口村的旅游开发。

(2) 政府与村民之间因土地流转导致的社会互动主要表现在:

①7·23事件:因租地还是征地之争导致的社会冲突。2008年6月23日, 中山市建委派出人员、南朗镇有关领导及全村68名党员在崖口村村委会议室举行会议, 村委会书记正式向全体成员宣布中山市政府将开发东部沿海, 对崖口村的虎池围、将军下围、翠亨联围、红树林地带、黄泥涌部分共13000多亩地进行旅游开发。有关镇领导还告知全体成员, 关于开发土地, “市委、镇委、镇政府和崖口村的干部达成了一个共识, 崖口村将这一片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入, 每年固定获得应有的收益, 且不承担任何的亏损, 这样就能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崖口村提供的土地每年每亩收回600斤大米, 收益为13000 (亩) 乘以600 (斤) 再乘以大米的价格, 另外每亩再增加50斤大米, 用于一次性支付社保。

崖口村的旅游征地最初实为租地, 相对于原来100元/亩的养殖出租, 村民每年收益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仍需全体村民的三分之二同意才能通过, 且付诸实施。但当村干部向村民解释政府征地政策, 并下发咨询意见书时, 随即遭到部分村民的强烈反对, 一名被调研的谭姓村民对此表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协议书究竟是怎么签的?现在将土地出售给政府, 再将它出售给开发商, 那开发商倒闭了, 我们应该找谁要租金?”另有村民表达了对村委管理的不满, “崖口村发展到现在, 我们的收入情况在南朗是最低的, 为什么崖口有这么多土地, 我们还这么穷?”2008年7月23日, 在卖地可能每人都将获得15万元的诱惑之下, 全村有1100多名村民聚集到村委会, [13]以非问题化的策略来应对村民在旅游开发的利益表达。

在崖口村的旅游开发中, 中山市政府通过与基层行政权力 (镇村级政府) 之间的合作, 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权力向村庄的逐步渗透, 并采取了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种方式对村民实行行为控制:首先对旅游开发所需的土地及相关资源的国有性对村民的行为进行内部控制。此次崖口村旅游开发利用的土地是崖口村村民经过30年的围垦造田土地的一部分, 关于围垦土地性质, 南朗镇领导解释到:“崖口村的土地都是我们集体所有的, 但所有的海面、河涌、滩涂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 土地及其相关资源的国有性质使政府具有强行征用的权力, 即使有部分村民完全不同意征地, 反对旅游开发, 但在政府以发展地方经济的名义下, 最终只能牺牲微观利益, 服从政府安排, 且只能在土地及其资源利用和保护以及土地补偿与政府之间进行博弈。其次是协同各种政府力量对村民的行为进行外部控制。在2008年7月21日的关于土地征用的首次会议中, 村镇领导明确要求各组组长及村民代表对所有村民就关于土地使用、分配方式的征询意见书进行解释工作, “一定要做好解释工作, 解释工作是要负责任的”, 但部分村民代表工作中明显利用了政府权力要求村民服从政府的安排, 让很多村民误认为签名同意就有钱收, 不同意就将受到排斥。在村民进行抗议后, 中山市信访维稳办、中山市各级规划建设部门、驻崖口村工作组及南朗镇政府人员开始进村入户, 进行全面的意见收集和解释, 但实际仍是向村民灌输政府政策, 让村民接受和服从, 表现出较强的政府意志。

经过各级政府的各种协调和解释工作之后, 崖口村村民并未向政府的行政安排屈服, 表现出较强的村民自治愿望, 并要求政府服从村民的征地意见。为稳定崖口村的社会秩序, 避免崖口村因为旅游开发而再次发生冲突事件, 南朗镇相关领导明确表示崖口的旅游开发应该“确保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 最终政府采取了妥协策略, 对旅游发展定位进行了调整, 同时在土地流转中尊重了主流民意, 一次性给予崖口村征地费用6亿元人民币。

(2) 旅游开发中村民委员会面临公共性和自治性的两难境地。村民自治是一种乡村管理制度, 其理想状态是村民不受国家及上级政府的干涉, 能够自主地管理和决定村内的事物。由于农民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还较欠缺, 当前我国的村民自治途径是由村民委托其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进行管理, 并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主导;二是程序的民主化。[14]崖口村这个村庄公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 崖口村领导人的信念和执政能力十分关键, 崖口村村委基本都是村中的长者, 其中村支书已经执政30余年, 且每次都高票获得竞选, 说明虽然存在一些争议, 但绝大部分村民对其理念是信服的, 并相信其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管理中能保障村民的利益。但在此次旅游开发中, 作为国家和农民的中介或代理人, [15]崖口村村委在上级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追逐中面临着公共性和自治性的两难境地, 其权力面临边缘化的趋势。

在对旅游开发策略的认同中, 虽然多数村委由于征地原因并不赞同发展旅游, 但他们并未对镇级和市级相关领导表达这种想法, 在被调研中仍表示“听从上级政府安排, 这毕竟对崖口的长远发展带来些机会”。由于自身对旅游开发疑虑重重, 在管理中对部分村民反对旅游开发的意见并未和上级政府及全体村民进行全面沟通, 在勉强服从国家公共利益的同时,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民的利益要求, 这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行政力量的渗透使得村委会成了镇政府的下属机构, 在组织上必须听从上级的指示, 按照上级精神办事, 因此, 村委的态度与立场和镇政府是一致的。在最终的投票中可以看出, 98.3%的村民 (包括村委会、村党组织) 是同意征地获得一次性分配的, 但在2008年7月26日的南朗镇政府会议中, 虽然大部分参会的崖口村两委内心支持征地, 但在意见表述中只有7个村民小组长明确表态应该征地, 其余都表示愿意租地。村委会虽然是崖口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代理人, 但并未充分考虑全村人的意见和利益, 因此, 在土地纠纷与冲突中, 村民与村委的矛盾是最大的, 也是最激烈的。由此可见, 崖口村村委在旅游开发的公共事务决策中面临着公共性和自治性的两难境地, 其行为角色与村民所期望的组织功能之间实际存在一定距离, 公正性受到了一定挑战。

(3) 旅游开发中村民的政治参与困境。行为主义者的政治学倾向认为农民甚少介入政治, 他们要么承受这一切现实, 要么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起来反抗或参加革命, 但从崖口村积极参与旅游开发, 从宏观和微观利益的追逐中都希望全面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重要环节, 表现出“投票者”的政治诉求, 他们已经属于关心自己利益并积极表达利益的、有政治参与意识的公民, [16]这和珀普金“农民在政治方面, 也进行着理性的投入”[17]的观点一致。在政治参与要求的过程中, 崖口村村民表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选择多种渠道进行意志表达。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村民为争取权益和收益分别采取了到村委反映意见、联名写信到南朗镇政府、到中山市政府上访、与村镇政府进行冲突对抗和占领海上温泉资源等行为进行意志表达, 表现出了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强烈诉求。二是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行动方案。在土地流转中, 个别村民 (村干部) 专门聘请了律师对协议进行分析, 从法理角度对协议书进行了质疑, 并向村民发布相关质疑问题, 最终形成了以部分村干部领导绝大部分村民的统一行动, 以对抗政府的寻租行为, 试图最大限度的争夺和分享土地租金。

虽然崖口村村民对旅游开发中的重要决策都试图参与, 并争取到了一定权益, 但也存在较多问题:一是资源的国有性使村民难以真正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崖口村此次旅游开发中涉及的土地、温泉资源以及红树林都是国家所有, 村民缺乏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和控制权, 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建设征用土地, 被征地单位应该服从国家需要, 不得阻扰”, 这就导致资源所有权的转移是单向的, 村民在争取权益中仍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市镇级政府的阻碍。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意味着村民不断寻求对资源的利用和控制, 但通过调研发现, 中山市各级政府尚难接受村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和再调整, 这就导致村民的政治参与直接面临挤压, 政府在面对村民的参与诉求时采取了多种手段, 迫使村民接受政府发展决策, 只有在可能影响政治前途的民事事件发生时, 才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三是村民的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限制了自身全面的政治参与。虽然村民鉴于自身长短期利益而具有政治参与的热情, 但由于所具备的科学知识较为贫乏、对方案的区别能力有限、信息和心智成本在行为决策中成本太高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原因, [18]政治参与只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是一种生态环境中所采取的掠夺策略和自卫策略, 因此, 在未来的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村民真正的全面参与, 还有待于其自身能力的全面提高。

5.结论与讨论

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村时发现, 在土地占有方面存在着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导致了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19]笔者通过对崖口村旅游开发的调研发现, 我国当前在农村经济建设中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政府在崖口村土地、温泉资源及红树林的征用过程中利用国家权力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强力控制, 表现出较强的行政强制和社会安排, 这些行为都直接影响了村民参与旅游决策和利益分配, 最终影响到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行为表达。在利益追逐过程中, 政府决策和村民期望通常存在差距, 形成了较强的矛盾和冲突, 二者之间产生了各种社会互动行为, 但村民在此过程中并非简单的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决定与政府不断博弈, 也不是被动的等待政府政策的调整, 而是提出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这种意志, 与政府之间发生了强制、反对、顺从、冲突、妥协等多种社会互动行为, 最终迫使政府改变了旅游发展策略和土地流转方案, 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村民自治的意愿。

篇4：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一“中华革命政府债券”的实际发行时间

确如《徐文》所指出,目前有关“中华革命政府债券”的史料主要是部分当事人如冯自由、张永福的回忆。但近二十多年来,清廷官方记录的档案也有所刊布,因此可资互相参考,以重建史实。

“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实际发行的时间应是在1906年7、8月间。该债券票面记载的发行时间是1906年1月1日,但此时显然并没有能够发行。冯自由回忆印发债券经过是:“丙午年正月发行之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一百元军债券,内载革命政府许持券人于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驻外代理取回一百元。1906年元月一日总统孙文字样。下刊白日徽章,一面用英文,一面用法文,语意相同。先是孙总理有法国友人李安利寓西贡波列华查纳街九十号,向日赞助中国革命,总理特以印刷此项军债券之任务委托之。印成后,总理复加盖蓝色小章然后发出。”①

1906年1月1日是农历“乙巳年十二月初七”,冯所说发行时间是“丙午年正月”,已是近一个月之后,即1906年2月后的事情。但该债券实际发行时间比冯自由声称的时间更晚,而可能是在1906年7、8月之间的某个时候。笔者的根据,主要来自新加坡同盟会会长张永福的回忆、孙中山这段时间的行程安排和清廷的档案综合考察。

民国建立之后,张永福回忆过此事,称:“记载是丙午年,孙先生由日本来电,说他快要来星洲了,楚楠兄与我就预备一切,委了林义顺到码头欢迎,……过了有一个半月光景,孙先生接到一封电信,就对我们说,他有由巴黎寄来的重要东西四箱,叫我预备着向轮船上起领,但是要加倍秘密,加倍谨慎。我奉了命待船到星洲,自己带了许多银币(预备起运时行贿警探),带了亲信伙伴,依照手续向船上起运。路上幸而没有意外的事发生,但亦不敢一直往晚晴园,就转弯寄在我的住宅贮放。过几天孙先生自己到我的清河住宅启开一箱挑看,原来一包一包完全是军用纸票,每张票面一百元,印得亦算精美,一面英文,一面法文,全没有中国字。孙先生看了后,面上很欢喜,取了好几张带回晚晴园,分给同志传观,其余仍照旧叫我装好。隔了几天,就叫我把未开的几箱,附往香港《中国日报》交冯自由先生收。这转运的事,就由林义顺负责办理。那已开的以后一箱,孙先生亲自带去,留下一包交楚楠及余共管,其后再来信索寄香港《中国日报》冯自由君收用。”②

张永福的说法是事后回忆,只称是在丙午年,即1906年,而没有更明确的时间。据新加坡学者研究,孙中山在进行反清革命时期,八次来到过新加坡,在1906年这一年,就有2月16日、7月初两次。③但张氏所说“中华革命政府债券”由巴黎寄到新加坡的时间,不可能发生在2月。其依据是,孙中山1906年2月这次来新加坡,停留时间短暂,只有两个星期,且主要是为了初步发起成立新加坡同盟会之事。不可能“过了有一个半月光景”,孙中山还能停留在新加坡。因此,张氏所说的应是指1906年6月底、七月初之后的“一个半月”。这个判定,还有其他旁证。张永福提及此前“孙先生由日本来电,说他快要来星洲了”,根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一书记载,1906年5月9日,孙中山致函管原传,通知将离开日本。④在此前后,孙是有可能将自己行程告知张永福等的。

根据张永福的说法,冯自由在此之前是没有见到过“中华革命政府债券”。由于冯自由并非历史的直接当事者,因此其所称发行的时间不确切是极有可能的。实际上,冯自由自己也说是:“是年秋总理自南洋赴日本,途经香港,余迓之于法国邮船,总理交付余军债券三箱”。⑤冯氏说法,也能间接证明1906年7、8月是该债券的实际发行时间。该债券由冯自由经手在香港等地发行就更晚,应是在这年秋天了。

近年来,档案馆所藏清廷官方档案的公布,更使得认定债券发行时间是在1906年7、8月间有非常充分的根据。1906年8月28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九),巡警部探访局长史云向朝廷密报:“窃卑局顷据访员报称,现闻革命党魁孙文近创一军务债票,在日本及南洋各岛及香港等处发售,每票一张,注明俟军务事毕凭票给银十元,现时卖价,每张银一元,业印有数万张。卑职已饬访员设法往购该票。”朱批:“案交内外厅稽查处,速□查有无此等□事。”⑥从这价密报所知,在同盟会发行“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几乎同时,清廷密探就已侦知此事。但密探尚无确证在手,因此需要“设法往购该票”,而且对债券票面价值也认识不确。这也正好证明,“中华革命政府债券”此时还在发行之初,尚不多为人见,因此密探也难以一开始轻易获得。

二“中华革命政府债券”以英、法文印制的原因

徐渊先生文章指出,“印制英、法两种文字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之初衷,很有可能是准备向洋人特别是法国人筹款的。”这个观点,原本是徐文所商榷的张小杰《中华革命军第一票》(刊《广东钱币》2005年第1期)一文所有,徐先生又进行了补充。

应该说,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缺乏直接史料的支持,而只能是一种推测。不过,以“当时东南亚的华侨多是文盲出身,中文都懂得不多,就不要说两国洋文”之故,而认为“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上没有中文,也就没有向华侨募款的初意,笔者却认为是妥当的。

依据笔者判断,“中华革命政府债券”之所以以英、法文字印制,很可能是因为该债券是孙中山的法国友人负责设计,而且在华人之外地区印制而成有关。从冯自由的回忆可知,孙中山当时住在越南西贡的法国友人李安利,因为同情革命,所以孙委托他办理印刷债券之事。又,张永福的回忆可知,孙中山本人在债券没有寄到新加坡之前,极有可能也没有见到过债券的庐山真面目。因此他曾经亲自挑了一箱验看,而且“孙先生看了后,面上很欢喜,取了好几张带回晚晴园,分给同志传观”。如果事先看过票样,难说有这样惊喜的表情,且还特别带印好的债券去给同盟会员传阅。既然是由法国人李安利完全负责经办债券,其没有使用中文也就是很好理解的了。并且,从张氏回忆看,债券应是在法国印成的,印制的工厂无法使用中文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印制英法文的中国债券本意是向外国人筹款,比较难解释何以会在短短数月之后,债券就能从法国通过当时为时甚慢的海上运输,被运到了新加坡,并进而发行到南洋群岛、香港、日本等地。这样短暂的过程,只能理解为,债券在一开始就有在华侨中发行的计划。

“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发行的经过,根据以上各种史料看,应是:债券在法国由李安利印制,再运到新加坡。新加坡同盟会在南洋一带发行,而在孙中山及新加坡同盟会的帮助下,债券再送至香港,由冯自由在本地发行。日本发行的债券,是由孙中山亲自带去的。

三“中华革命政府债券”的“样票”与“行用票”及发行价格

从现存“中华革命政府债券”看,主要有加盖各种中文印章及未盖印章两大类。加盖的字样有“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中华国商民银票壹百元”、“孙文之章”等等。那么,哪一种是样票,哪一种是行用票呢?答案是,有印章者是行用票,反之则是样票。

关于加盖印章之事,冯自由的说法是:“印成后,总理复加盖蓝色小章发出”。张永福说,由孙中山发出者盖蓝色“孙文之章”。这与冯说是吻合的,张氏还说,其他人发出者则盖经手人之章,但目前未见有实票。种种加盖印章的行为,都可理解为是一种防止伪票的手段。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原票印制方式、数量等重大事务并不是在同盟会直接掌控之下的,该票又四处转运,若不加盖戳记,很可能出现收支不符的严重后果。实际上,许多同盟会笼络的会党成员在河口战役失败后,亡命南洋英属各地,其手上后来也有大量的债券,以致受到英国警察的干涉。最后,“总理乃将所藏军债券全数付之一炬,仅检出百数十张裹一大束,交张永福保存。至民国成立后,张尤郑重珍藏,至今未失云。”⑦笔者估计,张永福保存的债券正是那些尚没有加盖印章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发行过的票券。

“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发行的数量有多少,现在史料缺乏,无法断定。清廷新加坡领事孙士鼎在1906年9月曾经报称,在南洋各岛就售卖有“数百万张”。⑧但这很可能是道听途说,难以为据。因为仅一个月之前,巡警部探访局长史云的报告还是“业印有数万张”。这两个数字差距实在太大。

至于“中华革命政府债券”最初发行价格,徐渊先生的文章估计是“以一还四”。这个估计是不确的,其实际的发行价格是“以一还十”。因为驻新领事孙士鼎称,“每张收银一元,券内注本军功成之日还本息银十元字样”,这与巡警部探访局长史云“每票一张,注明俟军务事毕凭票给银十元,现时卖价,每十银一元”说法完全吻合。并且,从清廷官员的报告来看,债券实际发行还并不是按“百元”的面值进行的,而是银“一元”。就其在南洋发行的情况看,最主要集中在荷兰所属各埠,英属的新加坡、吡叻及吉隆等地。

注释: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②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4-15页。

③ 柯木林:《晚晴园与孙中山》,《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第七卷),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1987年。

④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9页。

⑤ 同①,第179页。

⑥ 《巡警部史云密报孙中山在海外发售军务债票禀文》,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⑦ 同①,第180页。

⑧ 《外务部为禁孙中山发售军务债票致驻英荷使电》,《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篇5：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关于信阳市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材料

（2010年5月19日）

各位领导：

近年来，浉河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质量工作，始终站在贯彻落实全省、全市实施质量兴省、质量兴市战略的高度，立足区情和产业特点，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提高经济质量效益为核心，坚持按照以质取胜工作方针，深入推进实施“质量兴区”战略工作，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全区总体质量水平，加快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魅力浉河，构建和谐社会。按照会议要求，现将我区实施质量兴区战略工作汇报如下：

一、坚持“三个到位”，夯实质量兴区工作基础

（一）组织领导到位，形成整体合力。为进一步加强质量兴区战略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区成立了由浉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魏勇为组长，区各有关职能部门领导为成员的质量兴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质监分局，负责具体日常工作，确保工作顺利深入开展。

（二）目标责任到位，狠抓工作落实。区政府专门制定下发《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兴区战略的意见》（浉政[2009]97号文），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浉河区质量兴区工作考核细则》，下发了《浉河区质量兴区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浉河区质量兴区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组成工作职责》。质

监、商务、建设、农业、卫生、工商等相关部门都成立了“质量兴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方案。浉河区质量兴区战略领导小组按照职责，认真落实责任，适时对相关成员单位质量工作进行了抽查，切实把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三）资金保障到位，不断完善激励机制。浉河区政府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将质量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年底已安排落实专项经费和奖励资金12万元。今年根据省市质量工作的要求和质量兴区工作的需要，设立区长质量奖金30万元，对于食品安全抽查检验和专项资金，专题研究，及时解决，从财力上予以保障，促进质量兴区工作的落实。

二、坚持“三个结合”，确保质量兴区工作取得实效

（一）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相结合，持续推进质量兴区工作。通过政府主体参与发挥主导作用，大力宣传发动推进质量兴区战略工作，积极开展“质量兴区”“质量兴企”“质量兴业”活动，增强各行各业质量意识，促进企业和行业走以质取胜的效益型道路，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档次，促进经济发展。

（二）坚持实施名牌发展战略和培育特色主导产业相结合，推动我区企业重质量创名牌。几年来，我区有7个企业的8个产品荣获河南省名牌产品，5家企业产品荣获河南省优质产品，信阳五云茶叶集团“龙潭”牌毛尖茶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并创建了以茶叶、草莓、莲藕等特色农产品为主导的农业标准化和无公害生产基地，浉河区成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区。2010年，浉河区积极帮助二纺机、信电公司、五云集团进行河南省名牌产品复评申报，将信阳红茶、板栗罐

头等地方特色农产品纳入优质名牌产品培育计划，聘请专家深入水稻高产创建基地、蔬菜生产基地、茶叶、草莓等38个生产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生产技术培训21场次，计 4300人。通过强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政策引导和扶持培育，吸引优良资产和生产力要素向龙头骨干企业和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不断增强企业规模效益和品牌竞争力。

（三）坚持强化质量监管和规范经济秩序相结合，营造良好质量环境。不断发挥政府部门监管职能作用，强化生产企业、服务企业规范经营。1至4月份，质监部门查处15起食品违法案件，治理整顿了5个茶叶机械生产加工点，农业部门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提高了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部门不断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组织召开质量安全标准化现场会，开展创建文明工地和安全生产月活动，上半年全区未发生一次质量安全事故。通过对重点产品、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加大执法查处力度进行整顿和规范，净化了市场，营造了良好的质量服务环境。

三、坚持“三个围绕”，推进质量兴区工作持续协调发展

（一）围绕我区经济强区建设目标，充分调动全区各行各业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继续拓展一批质量兴区重点项目，以点带面，进一步把质量兴区工作渗透到与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相关的领域和行业，推动质量兴区工作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入开展。

（二）围绕推进我区名牌战略实施工作，健全名牌战略推进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名牌的培养、推荐和宣传保护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名牌培育措施计划，抓好质量奖励工作，引导企业重质量、树品牌、创名牌，提高核心竞争力。

篇6：东兴区中山乡政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2011年,我区在前3年是19个监测点,2011年是23个监测点,每年在枯水期(每年3～4月),丰水期(每年7～8月)对监测点集中供水站的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水质抽样检测,前3年在枯水期和丰水期各采样38件,2011年在两期分别采样46件,故4年共采样320件,其中枯水期和丰水期各160件,这320件水样中包括井水88件、河水188件、水库水44件。

1.2 检测项目

出厂水和末梢水共检测20项(项目由农村饮水工程指定):色度、浑浊度、pH值、肉眼可见物、臭和味、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化学耗氧量、氨氮、硝酸盐氮、氯化物、氟化物、硫酸盐、铁、锰、砷、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消毒剂(余氯或二氧化氯)。

1.3 方法

依据GB/T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进行水样的采集和各项检测[1]。

1.4 评价标准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之中小型集中供水的卫生标准进行评价,如有任一项不合格即判定为该水样不合格。

2 结果

2008-2011年,共检测水样320件,所检指标全部合格的145件,合格率为45.31%。不同年份间的合格率从2008年的15.79%到2011年的71.74%,不同年份间的合格率经统计学分析,χ2=52.13,P<0.005,不同年份间合格率差异显著。见表1。

4年在枯水期和丰水期各检测水样160份,枯水期合格65份,合格率为40.62%。丰水期合格80份,合格率为50.00%。经统计学处理,χ2=2.84,0.05

4年共检测出厂水和末梢水各160件,出厂水合格数71件,合格率是44.38%。末梢水合格数74件,合格率为46.25%。经统计学处理,χ2=0.1135,0.5

不同时期,出厂水和末梢水各项指标合格情况,4年中在枯水期和丰水期采集出厂水和末梢水各160份,除pH值、肉眼可见物、氯化物、砷全部合格外,其余16个指标都有超标的。见表2。

3 讨论

东兴区2008-2011年4年检测320件水样,总体合格率为45.31%,这个结果主要受2008年合格率的影响较大,2008年合格率仅15.79%,而这个结果又受到2008年枯水期臭和味的影响,以后臭和味再没出现过不合格的情况。总体合格率不高,是因为所检20个项目中全部合格的只有4项,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另外,井水的合格率最低,井水中影响超标的是总硬度、硫酸盐、硝酸盐氮和溶解性总固体,而河水和水库水中耗氧量对合格率的影响较大,并且呈现井水中没有耗氧量超标的现象,而河水中又没有总硬度和溶解性总固体超标的现象。氟化物超标也都是在井水的样品里,而且井水也就那两个井水(因有些水样重复采样)。铁和锰超标也基本在井水里,究其原因是铁和锰的超标和打井用的器具有关,一般淘洗几次就好很多,但是锰超标有的跟地理位置有关。硫酸盐和硝酸盐氮超标和当地使用化肥有关。河水和水库水耗氧量超标跟动植物腐败和大量的水产养殖业有关,还有水体的富营养化,里面浮游生物大量生长使耗氧量升高。

从表2看出,色度超标在枯水期要多一点,色度的产生和有机腐植物有关,水中铁、锰过高也产生色度。浑浊度在丰水期更高和丰水期大量泥沙进入水体,而处理水的技术又没跟上。在表2中单项超标最高的是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和消毒指标二氧化氯或余氯。它们之间有相关性,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在丰水期超标更严重,与丰水期时大量人畜粪便进入水体,消毒效果不好有关。除微生物两项和消毒剂合格率低外,紧随其后的是耗氧量和总硬度合格率低了。合格率低时只有82.5%,这两样又出现在不同的水体中,上面已提到了,东兴区的各种水体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东兴区的饮水安全问题,困难重重,井水感官好,但总硬度、硝酸盐氮、硫酸盐、锰、氟化物易出现超标问题。河水和水库水上述问题出现要少一些,但耗氧量又容易超标,而且上述问题处理起来成本很高,单靠水厂自己解决很困难。

总之,东兴区作为农村改水的项目区,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也解决了东兴区近一半的农村人口吃水问题,但要达到安全饮用水的标准,需要更大的投入,对水源进行环境整改,保护水源卫生至关重要,对水库要控制养殖,对河流要限制生活和工业污水直接排入。因为有机污染处理成本高。对井水位置和深度的选择很重要,要远离生活污水和厕所。另外是对集中供水站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处理水技术培训,对消毒剂的使用要做到适量,要达到消毒的效果,而不是摆设。

摘要：目的:了解东兴区乡镇生活饮用水卫生,为提高饮用水卫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2008-2011年东兴区乡镇集中供水枯水期、丰水期的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检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结果:4年共检测样品320件,合格率为45.3%。其中枯水期供水水样160件,合格率为40.6%;丰水期供水水样160件,合格率为50.0%。经统计学处理,枯水期和丰水期合格率无显著差异(0.05<P<0.1),出厂水、末梢水合格率分别是44.38%和46.25%,无显著差异(0.5<P<0.75)。4年度合格率,井水、水库水和河水之间的合格率有显著差异。结论:从总体看东兴区集中供水站水质的合格率逐年上升,从2008年的15.79%上升到2011年的71.74%。可能与水源和提高水质的净化处理技术有关。4年总体的合格率不高和处理技术与水源有很大相关性。因此提高净水处理技术,加强水源地管理是保证饮水安全的关键。

关键词：饮用水卫生,水质检测,东兴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