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是新闻发言人的首要品质

“担当”是新闻发言人的首要品质（精选3篇）

篇1：“担当”是新闻发言人的首要品质

“担当”是新闻发言人的首要品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与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学员座谈，强调新闻发言人要深入学习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履职尽责，敢于善于发声，做到讲政治、懂政策、知情况、会说话、敢担当，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担当”成为话语端的一个核心要求，在这个核心要求之下，可以总结出四个践行标准，那就是：敢担当、善担当、勇担当、慎担当。

“敢担当”就是正视而不推诿。在受众特别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当中，新闻发言人往往被推向风口浪尖，此时，新闻发言人的一言一行往往受到非常严密的关注，当新闻发言人在信息收集者的关注之下出现不能正视问题、闪烁其辞或推诿责任的时候，新闻发言人以及其所代言的机构公信力就会随之严重下降，信息收集者也会因此而另觅信息的获取渠道，信息的发布变得分散而失控，这种情况在此前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个中已然出现。在新闻发言人处理应激问题的过程中，不能将责任分流，不能出现推诿情绪，要敢于去正视每一个问题，是一种重要的素质。

“善担当”就是理性而不偏执。“理性”是建立在对政策法规的熟悉、对事件过程的熟悉、对社会关注点的熟悉等几方面之上，这就要求新闻发言人要注重日常学习和积累，同时要对发布事件的前因后果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这样，在承担相应的工作时才会理性不慌乱，更不会出现类似于“无法确知”或“无可奉告”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新闻发言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勇担当”就是坦诚而不投机。“坦诚”是新闻发言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在出现新闻应激事件之时，如果新闻发言方试图通过稀释或淡化事件的关注点，或是通过其他事件转移关注点，通常都会失败，因为这会传达一种“缺少坦诚、充斥投机心理”的态度。信息收集者或社会群众对于新闻发言人“坦诚”态度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慎担当”是对新闻发言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论语·为政第二》之中有这样一段语：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所谓的“慎担当”不是教人畏缩，而是通过“多闻和多见”来“阙疑和阙殆”这样就不会留下过多的失误和轻慢，使得新闻发言工作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传递正能量，同时保证信息互动渠道的通畅。日前，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王国庆就介绍了这个“慎担当”的内涵，他认为，成熟的新闻发言人要熟悉“口径库”和“标题句”、要与同事和记者多交流、重大发布会要正式演练三四次，这样在发布重大新闻时才会更加全面和自信。

不难看出，“担当”有其重要的践行标准，担当，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一个盲动的口实，担当，是新闻发言人的灵魂，也是新闻发言人必须历练出来的核心素质，作为话语端的发声系统，新闻发言人必须努力去学习担当的“践行标准”。（李卫疆）

篇2：文化是北京首要担当的国家职能

我认为第一个使命是文化。习总书记近来出访国外，展示了中华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今年“五四”那天，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接见哲学所的教授，如主张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汤一介等，表明总书记希望把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相衔接。北京作为首都，弘扬主流文化，行文化之都，文化之城，体现中国精典文化的唯北京莫属。因此，这次的北京新定位应突破“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种简单的中心性描述，北京已不仅仅是国家中心城市的位置，要放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传承，也即东方文化名都的视角来定位北京文化中心的含义。北京不仅仅是国际交往中心，因为国际交往中心是政治中心的当然之意，北京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2013年我们做的民调显示，在市民心中，对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认同还远远不够。

第二个使命是引领打造全球性城市群。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是外向型加工为主，东部各个城市单独和国外对接。现在已进入另一个状态，进入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加强产业分工和产业联系，通过内部的全面提升共同与国外对接。国外有的学者研究认为，香港、上海、北京都已经进入全球城市的行列，与东京的竞争日益激烈。而东京、纽约、伦敦都形成了世界级的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在南方，由香港和上海引领；北京要引领北方的京津冀城市群向全球城市挺近，这也是政治上的考虑，中国北方也需要全球级的经济中心。因此，引领打造全球性的城市群是北京的另一个使命。但这种城市群建设不是基于首都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的划分后，简单地将一些功能疏解，而是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的整体升级。北京的发展空间不再局限于北京自身，而是把天津、河北作为首都职能的服务区、休闲区、生产区和郊区，在大的空间体系里，实现地域一体化、功能一体化。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三地城市共同的新生和共同的福祉。

理解了北京新的城市定位，要思考新的城市治理模式：

第一，要改变决策体制。现在城市管理更多的还是分散决策。缺乏战略性谋划，缺乏价值坚守和共同的执着。思想的力量和理性的地位，包括社会精英，在决策体制中没有位置。

第二，把城市运行管理的空间扩展到区域。城市运行服务带可以沿着北京大外环铺开，在张涿高速、张承高速、承平高速、密涿高速、廊涿高速等高速路所在的城镇，鼓励物流、批发贸易产业发展。

第三，治理模式要在法制化和社会协商上作大的突破。北京近十年的城市治理都是服务于大的事件，当大的事件不存在时，其治理方式更多就是应付。这种模式不改变，是留不住高端人才的。北京必须在民主、法制和规范上走在前列。

第四，执法的权威性要解决。城市执法应把秩序和其他专业执法分开。现在为人所诟病的城管执法问题，70%以上是秩序问题。城管执法可以像交管局一样，成立专门的城市警察局，而把其他功能剥离出来，回归到专业执法部门。

第五是城市治理要注入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北京文化是城市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北京城市管理真正的出路，应该是以法（法律法规）、礼（行为规范）、德（社会认同）三者融合的新模式。

我比较乐观，北京正在经历一个高端化的过程，我相信一个全新的城市管理时代必须到来。

篇3：郑安国：稳健是投资的首要品质

胜在与国际接轨

基金公司的根本优势，在于其一开始就走上了国际化、标准化的道路。1998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基金在国内正式发行，当时国际上基金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可资借鉴的通用的东西很多。所以基金业的起点较高，治理相对完善，出事的概率也就比较小。这是别的金融机构难以比拟的。

在治理上，基金公司至少有3点优势：投研分开，从而压缩了投资人员进行违规操作的空间；分级授权制度，研究员、基金经理、投资总监都有严格的决策权限，不得逾越；股票池制度，限制了基金经理的选股范围，能够避免过大的风险。

对于最近一些有关基金经理违法违规操作的新闻报道，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正好反证了基金公司在治理上的相对完善。美国与共同基金相关的择时交易、选时交易、延时交易等案件屡有发生，但并没有影响共同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基金业也发生了一些违法违规现象，但对基金公司和持有人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其根本原因在于有股票池制度，单只股票投资上限不得超过基金净值10％的约束，使基金经理无法像有些券商那样，买进一只业绩子虚乌有的股票。

基业长青关键在人

对于实现基金公司基业长青的关键，我认为首先是制度，其次要选好人，第三要有良好的文化。选人是不让坏人进入基金公司，制度和文化则是保证好人不会变成坏人，三者相互贯通，最终都要落实到人身上。

在这三个方面，华宝兴业自己形成了一套办法，这也构成了华宝兴业和其他同业的主要区别。目前看来，这些办法都是有效的。首先，华宝兴业不会有30岁以下的基金经理，这一岗位对心智成熟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一定的资历和年龄来保证。其次，通过市场招聘进来的拟任基金经理，即使年龄、心智达到要求，也必须经历较长时间的考察才能正式上岗。第三，人员推荐采用类似保荐人制度的连坐制，鼓励推荐，但推荐出了问题要追究相关推荐人的责任。第四，国外有的研究员可以兼基金经理，国内有的基金公司将研究员荐股的成功率与业绩挂钩，这些做法我们不允许。

稳健是投资的首要品质

投资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基金经理不能因为错过某个机会，就非常懊恼，然后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到这个方向上。但经历一轮牛市后，很多基金可能会出现风格漂移，这对基金和基金公司而言，都有偏离正轨的危险。

整体而言，国内的基金经理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公募基金应该是非常重视投资边界的。基金经理应该有稳定的投资心态和成熟的投资理念，其判断标准就是是否能够承受仓位变化以及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基金公司往往有严格的风控制度。如不能杠杆融资，让持有人变相负债，即使将来进行股指期货操作，也是如此。华宝兴业还不允许主动投资权证，也不允许投资定向增发股票；在对股票进行估值时，也有一系列硬性原则。有些投资人员会提出放宽投资范围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这些与基金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走路走不动，难道要怪耳朵兜风?路有很多条，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为自己找借口上。

我相信，有效的稳健投资，在长跑中能胜过激进的投资。假设基金A和B都有100万元的原始资金，基金A是100％的股票仓位，假设在持续上升期收益率能达到100％，但一个20％的深幅回调，就能将其资金规模由200万下降到160万；基金B一开始也是100％的股票仓位，但在收益率为40％的时候清仓，再用本利去打新股获取20％的收益，则最后资金规模将达168万。在保持低风险的条件下，却能取得更高收益，这正是稳健投资的妙用所在。

选基金公司的3个要领

基金投资者选择基金公司，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公司治理

首要看公司治理。股东越有实力，运作基金历史越悠久，往往越懂得行业的规律，眼光就可能越长远。如果股东实力不足，就可能“小马拉大车”，采用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

早期的基金公司虽然有先发优势，但其治理可能不如后起的公司。中国的基金公司股权一度太分散，造成内部人控制，后来又出现一股独大，最终回到了相对合理的股权均等。治理完善的基金公司应存在某种制衡，能够综合平衡股东、客户、管理团队和员工4者的利益。

管理团队

其次要考察基金公司的管理团队，尤其是公司的核心团队和核心领导人。我们的逻辑是，如果他们以前干过坏事，今后仍然可能会干坏事，浪子回头的几率是很小的；如果一个人很多年没有干过坏事，则他干好事的概率就很大。另外，还要看他干得怎么样，这些信息可以从招募说明书中找到；如果他干什么都以失败告终，其能力就值得怀疑。基金公司的团队，往往是由其核心领导人组织的，因此核心领导人的风格就能决定基金公司的风格。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上面的领导人搞一个小鬼，下面就会搞一个大鬼，最后的结果就是将失误无限地放大，这正是一些金融机构最终出现大问题的原因。另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核心人员有变动，那么这家公司就可能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也许会变好，但更多的时候会变得更糟。

过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