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书评（共8篇）
篇1：《儒林外史》书评
《儒林外史》书评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腐朽的封建制度下科举制对天下儒生的摧残与毒害的社会小说，作者吴敬梓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剖析科举制度，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这部书反映出我国小说正从古典型向近代型发展，展露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被誉为是社会小说的鼻祖。
明朝实行八股取士，天下文人欲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必须深究八股文与程朱理学，闭口不谈政治，只钻研于作规范文章，求取功名富贵，致使思想界万马齐喑。而儒林之士的科举之路亦是让人“含泪而笑”。
本书开篇就提到“功名富贵”四个字，在封建时代“功名富贵”是儒林文士围绕着旋转的轴心，而这四个字也正是本书的第一着眼点，“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作者借此深入，一此轴展开了一代文人生活的风俗画卷。
先是以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为代表的一批迂儒，他们都出身清寒，本来是纯朴善良的，但却深受腐朽的统治思想和朝廷功令的腐蚀毒害，成为令人痛心的可笑人物。如：周进到六十多岁还是个老童生，其他的秀才，举人奚落，侮辱，欺凌他，他强将苦水往肚里咽，不敢亵渎在神圣的科举制度中等级比自己高的人物。一辈子的苦楚，憋屈无处发泄，以致当他见到贡院的号板时不禁万念俱发，用头猛撞，嚎啕痛哭，满地打滚。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他们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示八股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腐朽的糟粕，它正在制造着愚昧和迂腐。
还有以娄三娄四公子为代表的无聊名士，举办各种各样的集会，他们装腔弄势，呼朋引类，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猥琐，用无聊的忙碌点缀空虚。这些人貌似风雅，其实都是一些闲得发腻的纨绔子弟，搔首弄姿的斗方名士，骗吃骗喝的帮闲杂混。如：娄三娄四被张铁臂用一颗猪头骗走了五百两银子，结交的“隐士”权勿用竟是个奸拐僧尼的地棍！这些人自诩是地方名士，饱读诗书，其实都是些庸俗无能之辈。作者通过对他们言谈举止的精确刻画，让讽刺意味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不露声色以把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揭露得入木三分。
还有最可憎的是一批无耻的官绅。如：南昌太守王意，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箴言，疯狂掳掠钱财，搜刮百姓；贡生严致中强圈邻人的猪，坑骗乡里，讹诈船家，谋夺弟产，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是每个毛孔都充满奸诈，作恶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劣绅典型。这些官绅是封建统治的墙脚和支柱，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他们的行径令人发指，他们的内心是黑暗的，残忍的，腐蚀的。他们自认为处于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任意欺压贫苦百姓，穷凶极恶，与盗匪无异。前三种都是儒林中的否定式人物，而作者在本书中亦写到一些肯定性的人物，他们能否给儒林带来新的生机呢？
一种是贤人，如：庄绍光，迟衡等，他们“胸无城府”，不汲汲于功名富贵，而是追求合理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他们提不出新的社会理想，他们努力经营泰伯祠的礼乐事业，企图以传统的礼乐来改善世道人心。但事实证明传统的思想文化无补于社会现实的满目疮痍，最后他们也是“风流云散”，泰伯祠也颓堕不堪。
另一种是奇人，他们对某些封建权威和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要求冲破某些封建束缚，离经叛道。如：市井四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然而，即使是奇人，他们也还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而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情的人生态度，以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还有一种是下层人，他们只好返璞归真，到野老中鉴赏古风。如：王冕，牛老儿和卜老爹等，他们在田园尽享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但这些毕竟是意趣古老的田园牧歌，听不到强烈的时代音符。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篇2：《儒林外史》书评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简短的几局话，却把这个道理表现的请清楚楚。然而，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仍沉醉于“学而优则仕”中。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髻考到白发苍苍，儒林中各儒生，为了功名利禄而表现出的荒唐可笑的丑态，这一刻在吴敬梓的笔下一一显现。《儒林外史》这部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著名的讽刺小说，它把锋芒射向社会，直指封建科举制度，通过封建文士追求功名利禄的卑劣行径以及他们在科举桎桔下悲哀惨绝的人生，来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及其对人生的残害。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吴敬梓出生在大官宦之家。家道的衰落让吴敬梓在成长中失去了物质的优越，却提供了思想走向进步的土壤。科场的不顺，人生的兴衰际遇，使他清醒的认识到认识到世态的炎凉，仕途的险恶。后期的他更是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儒林外史》就是在这样的愤世嫉俗心情下创作的。小说假托明朝，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在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的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科举制度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坠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的，卑鄙无耻的市侩。污敬梓正是饱尝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看透了社会上的种种黑暗和腐朽的社会风气。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度，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中功名的习尚。在《儒林外史》中，他批判八股科举，揭露热中功名利禄的儒生的种种丑态。
小说《儒林外史》没有中心事件为主线和中心人物作主干，它以“儒林”为对象，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把不同的人物和故事连 成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周进与范进，表现的是中科举的读书人的丑态；张静斋、严贡生反映的是以科举功名为护生符的土豪劣绅的专横；王惠表现了一个科举选拔出的残害百姓的侩子手。这些被科举制度扭曲的知识分子形象，将“儒林”中种种为仕进而迷失本性，丧心疯狂的丑行，展露出来。作者以王冕之口否定八股取士制度，而周进与范进，谈们都是皓首穷经却终不进举的文士，一个因不能进贡院考试而一头撞在贡院号板上几乎丧命，一个则因中了举而兴奋异常终至发疯。功名富贵是古代文士的追求目标，科举制度正是以此诱使普天下的知识分子拥挤在通向功名富贵的独木桥上，因而就不免生出种种可笑可憎的人和事。
“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独浊我独清”，王冕，作为这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生活，一种人生道路。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人为邻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淡泊名利，轻视富贵，安聘立命，崎磊落。正因为他有这么大的能耐，所以作者将他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
《儒林外史》在批判制度的同时，也将笔触伸入到对礼教的揭露领域，礼教的虚伪与残酷得到了真实在现。严监生的小舅王仁科场出身，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天良丧尽，得了严监生的银子就抛弃骨肉亲情。于玉辉这位礼教的信徒，在自己的女儿要为丈夫“殉节”时，不但不加劝阻，反而鼓励她。礼教的虚伪，残酷的吃人本质在这里得到彻底亮相。同时，小说还批判了封建吏治的腐败，揭露了官吏的昏庸、贪婪与暴虐。王惠出任南昌太守，他压根就没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名谋利的职责，一心想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到任不久，衙门里就响起“算盘声，板子声”。甚至那些吝啬成性的所谓名士、帮闲等都成为小说的批判对象。可以说小说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社会，而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从本书中，你可以认识到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生活，感受它强大的批判判力量。
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它的讽刺手法真是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曾评价：“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小说同
时暴露了两种形象的本质，一是可憎恶的、腐败的悲剧性，二是荒谬的、反常的喜剧性。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着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听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
小说的第二特色是真实性与夸张性相结合。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原型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如中间出现的风四老爹，据考证，风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风池，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污敬梓却由衷的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而作者又在真实中却又夸张的表现一些人，进一步增加讽刺的程度。
同时小说又广泛地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增强讽刺效果。就比如《儒林外史》结尾处的四大奇人，会写字的季遇年，“却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而儒林却一片浪籍，市井中反到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会做诗，却也是一个独立者，而被权利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
篇3：《儒林外史》书评
张天翼说过:“吴敬梓的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 而是在人物上, 只要借点事情把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 就已经是交代清楚了, 以后他怎么样, 就不大去关心了”, “作者或许是简直无意于讲求什么结构”。 (1) 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张天翼甚至认为“这种照着原本原样而老老实实映出了人生本相”的《儒林外史》“或者可以算是一种最高明的自然主义作品”。 (2) 也许正因为如此, 该书的结构也基本无精巧琢磨的痕迹。
在研究《儒林外史》的结构时, 我们可以联系到结构也很特殊的《茶馆》。曾广灿在《老舍研究纵览》中说:“《茶馆》在艺术结构上的‘单粒’、图卷画式的特殊性, 是不应当用习惯的传统的一个统一故事和人物命运贯穿始终的格式来加以否定的。” (3) 《茶馆》反映世态, 所采用的是单幅画卷联结起来的结构, 《儒林外史》的结构大体看来也差不多如此。胡适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 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 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 可长至无穷。” (4) 但不同的是, 读完《茶馆》, 我们却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那么, 我们先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下二者的区别。
从标题来看, 《儒林外史》, 标明了它所记载的是一段历史, 写到了元末、明朝, 时间跨度极大, 这就注定了作者不能用单一的故事和几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来写作。而《茶馆》的标题则确定了其叙述有一个中心舞台———茶馆, 也就注定了其记载的不可能是过宽的社会层面。
从体裁上看, 《儒林外史》作为小说, 活动的人物范围就比《茶馆》要宽得多。《茶馆》则由于是话剧, 其活动的人物范围是限定了的。所以《茶馆》反映的社会人物层面就小于《儒林外史》所表现的。如果要表演, 《儒林外史》是没法上演的。
其次, 在陈文新等学者所著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一书中, 提到了《儒林外史》的叙述方式为“史化叙述”。史化叙述模式的作品, 具有历史演义的主要特征:一是它关注的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命运, 而是一个大的集团或阶层的命运, 因而人物繁多;二是它不是围绕某一个人物的命运展开情节, 因而整部作品充满插曲性的故事。 (5) 这种形式的小说是没有固定的主人公和情节的。
综上所述, 《儒林外史》由于地点变换较多、人物繁多且重复登台的频率较小, 所以其内部结构较松散。由于《茶馆》的人物和场景并不多换, 相比较, 《儒林外史》的章节结构便有脱节的危险。所以, 其便采用了一种钩连状的叙述方式。在上一节人物叙述完后钩连引出几个新人物, 随后跟随新人物带动场景的变换, 展开新的叙述。例如第二十回, 匡超人进京, 在船上结识牛布衣。随后叙述转向牛布衣, 牛布衣到芜湖客死在甘露庵, 庵中老和尚入殓牛布衣, 带出牛浦郎在甘露庵读书。随后老和尚进京, 线索中断, 转向牛浦郎盗诗冒名牛布衣, 赴扬州途上结识牛玉圃。由人物的变换带动场景的变换, 再由场景的变换又引出新的人物, 就这样辗转变换地写完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儒林外史》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小说不拘泥于一个规定地点和几个规定人物, 又避免了小说节与节之间的脱节, 并使小说叙述流畅自然。
再者, 由于《儒林外史》叙述的时间性, 使得其结构具有流线性, 绵延不断、跨度极大, 所以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总结构去囊括全文。现在众多学者都认为其散漫的情节中仍有章法可循。如黄秉泽在《论儒林外史的长篇结构》中说:“除了楔子和尾声之处, 主体部分, 大致分为儒者, 名士, 贤豪, 恶俗四个段落”。“从第二回到第十七回是第一个段落, 主要写举业途中的三种人”。“从第十八回到第三十回是第二个段落, 主要写杭州, 扬州, 南京三批人士的庸俗无聊”。“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三回是第三个段落, 主要是通过作者所设想的人物, 反映以礼乐兵农改革社会的理想无法实行”。“从第四十回到第五十回是第四个段落, 主要写社会的腐败庸俗, 从正面揭示社会的不可救药”。很多学者都在寻找吴敬梓行文时的思路以概括总体结构。《儒林外史》固然有着重描写的一些人物, 但是更多人物就是匆匆一现, 没有个完整的故事。例如, 第三回由周进进学引出范进中举。随后, 周进的叙述便退居第二位, 主要开始叙述范进。在第四回, 则由范进等人又引出严贡生, 严贡生的叙述又逐渐占主体, 引出吝啬鬼严监生。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物都只叙述了一小段生平。《茶馆》每一幕中虽然也有人物是活动一下就下场, 但是总体上《茶馆》的人物命运是有始有终的。而在《儒林外史》中, 有很多人物, 我们都无法了解其生平全部。由他们去分析, 《儒林外史》的结构只能概括出个大概。所以我认为, 《儒林外史》的人物活动重点是起推动情节的作用, 而不以构成结构为其主要作用。让形形色色的人物流水似地登上历史表演的舞台, 表演完后就不再关注, 任其自然流动而过, 这才是作者的写作思路。《儒林外史》实际上是在带领我们去审视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 它的总体结构实际就是一个延伸的自然时间段。而在其内部叙述中, 则以钩连式的叙述方式保证了情节的不中断。其实在不注重主题的情况下, 用这种钩连状的叙述方式来写作, 完全可以表现完一个社会的全景乃至一段很长的历史风貌。只是这样的小说未免存在主题问题。《儒林外史》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作者是有批判目的的。然而也正因为作者的思想性, 所以导致了我们都力图从小说的大致内容去分析其基本结构。近年来的不少学者考证出了书中许多人物的原型, 发现作者多以原型人物的行实来作叙述, 在李汉秋先生所著的《〈儒林外史〉研究》一书中, 甚至发现了小说中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出现后, 小说的情节和作者的活动情况基本达到了一致。那么我们何尝不可以由此来猜想, 吴敬梓对于小说的总体结构, 就是抱以一种以时间为序的自然主义的态度呢。
我认为吴敬梓并未致力于结构太多的关注, 《儒林外史》就是一部自然主义的著作。其人物轮换的章节结构安排保证了小说的连贯, 而其随波逐流似的描述让人感觉犹如欣赏一幅社会风俗画, 绵长繁杂。
《儒林外史》的结构方式影响甚大, 胡适说:“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裁成就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6) 书中的一章一节, 就是一个社会面的反映, 合并起来, 就是社会的全貌。我们甚至可以猜想, 后世小说要反映一段长而繁杂的社会风貌, 除此写作方式外, 似乎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儒林外史》以时间为顺序, 以人物的流动带动场景的变换, 场景的变换带动人物流动的写作方式, 成功地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先例。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纵览》第77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2]转引自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纵览》第77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3]曾广灿著《老舍研究纵览》第954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4]《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第173页
[5]陈文新鲁小俊王同舟著《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第28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篇4：儒林外史（缩写）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有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赛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和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元朝末年，诸暨县乡村有一个农家子弟王冕，他从小替人放牛，勤奋好学，不仅画得一手好荷花，而且博览群书，很有才学。他不结交朋友，也不求取官爵，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甘心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明朝建国，实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叹道：这种取士之法订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就会把那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自甘清贫的“高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都是醉心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因触景生情，他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可怜，凑了200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答各位!”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作朋友，连他教过的学堂，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位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当时，范进一家正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吃。喜报传来，范进从集上被找回，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个耳光，才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时，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问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出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怕。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上司考察他的政绩，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禁杀耕牛的法令坚决执行，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不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竟也搜刮了8删两银子。
官吏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贪婪的财主，家有十多万两银子的财产。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悭吝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乐清县的匡超人，他本是单纯朴实的农家子弟。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从此他更加刻苦，追求功名之心更加急迫。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祸他又重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斗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久，他的恩师李知县被平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被提拔考取了教习。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让原配妻子困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看也不肯去看一下。甚至对接济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也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既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60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30多年来一直中不了举，但他却恪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8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人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倒反觉伤心。在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篇5：儒林外史赏析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那些所谓的“儒生”，他们满口“之乎者也”，可实际上并无什么才学，表面上对功名不屑一顾，可实际上醉心于功名利禄，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这种极端的野蛮的疯狂的追求，导致了官场的黑暗龌龊，许多读书人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变态。可若要究其错源，归根结底是是黑暗的社会，是封建科举制度给了他们“信念”、“理想”，让他们到死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腐朽、虚伪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创了八股文科举，这可让多少有志之士宁可“处江湖之远”亦不愿“居庙堂之高”。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读完整部书，让人感慨万千，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我们应持着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虽然通过科举选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可是科举也成为读书人疯狂追求的唯一对象，可黑暗的官场又让他们的心灵扭曲，彻底败坏了“儒生”这个名头。
篇6：《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在这部蔑视一意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著作中，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但科举制度的腐败这一中心思想却将各个人物与自成段落的故事串接起来，构成了一幅有内在关联的民间士林百态图。
《儒林外史》开篇描写了诸暨县一个乡村少年王冕，因家境贫寒，自小替秦老放牛，但他却勤奋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心钱买书看。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画得一手好荷花，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县内的名人。他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他也不接受。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就逃到会稽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像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活的年代真是少之又少，因此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
讽刺鞭笞科举制度的乌烟瘴气和只为名利的读书人才是本书的主旋律。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次不中，在家中倍受冷眼，丈人胡屠户更是对他百般呵斥。范进去乡试，因没有盘费，与丈人商议，怎料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是“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还说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是正经”，把范进骂得“摸门不着”。到出榜那天，家中正值无米，母亲让范进抱母鸡上集市卖了换米。这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市上被找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竟然高兴得疯了。还是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了他，治好了疯病。转眼的工夫，范进时来运转，财源广进，连胡屠户也一反常态，称他为“文曲星”，称赞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这个故事极力讽刺了范进对功名的极度渴望和胡屠户那趋炎附势、“变色龙”的性格特征。
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很多同范进一样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打着官府旗号让大家把钱财交公的王惠，再如为功名不择手段，恩将仇报，抛妻弃子的匡超人……其实他们都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呀！
篇7：儒林外史赏析
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使我深深的喜欢上了明清小说赏析这门课。以前从没看过小说的我不仅了解了许多明清小说 且激发我舶来一本明清小说在闲时拿来欣赏。这不仅可以除去一天的疲惫，也使我明白了更多的人情世故。虽然《儒林外史》不止读了一遍，但还是总会翻开它回到历史中，鲜明的人物仿佛就在眼前。初识《儒林外史》是在学中语文课本里《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也有范进的可笑之举，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直到大学学了明清小说赏析这门课才想到去图书馆翻开《儒林外史》细细的浏览整个故事。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吴敬梓出生于豪门，却沦为穷儒，家境的升沉变化，使他体会到世态炎凉，为其创作《儒林外史》打下了基础。全书共五十六回，三十多万字，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作品塑造了一群热中科兴、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到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吴敬梓以一首词完整诠释了世人对富贵功名的态度，他看透了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通过写作《儒林外史》，对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显示出民主主义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那些所谓的“儒生”，他们满口“之乎者也”，可实际上并无什么才学，表面上对功名不屑一顾，可实际上醉心于功名利禄，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这种极端的野蛮的疯狂的追求，导致了官场的黑暗龌龊，许多读书人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变态。可若要究其错源，归根结底是是黑暗的社会，是封建科举制度给了他们“信念”、“理想”，让他们到死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腐朽、虚伪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创了八股文科举，这可让多少有志之士宁可“处江湖之远”亦不愿“居庙堂之高”。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
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同样《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股，后来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儒林外史》虽然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官场，但是它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其价值。社会在前进，但仍有不少人信奉“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历史就是明镜，而古典小说则是历史的缩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读完整部书，让人感慨万千，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我们应持着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虽然通过科
举选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可是科举也成为读书人疯狂追求的唯一对象，可黑暗的官场又让他们的心灵扭曲，彻底败坏了“儒生”这个名头。
篇8：《儒林外史》
作者：
吴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代小说家，汉族，安徽全椒人。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林山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小说《儒林外史》。
概要：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可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成驴变成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周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严监生）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恪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吧。”8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全身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不由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哪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便在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便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写。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旧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哪里还吃得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