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意义

第一篇：儒林外史讽刺意义

《儒林外史》的讽刺

盛世的悲歌——《儒林外史》的讽刺|张国风《儒林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它的讽刺艺术。而讽刺是分层次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刺。

讽刺的第一个关键是讽刺的武器。讽刺针对的是负面的人物或现象，是否成为负面的判断，涉及判断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是讽刺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敬梓的价值观，基本上属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依然是儒家的标准。或者说，吴敬梓讽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发挥了儒家固有的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批评现实的精神;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依然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简单。吴敬梓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这种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个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脱儒家思想的樊篱，重点仍在伦理性的批判。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牵制。吴敬梓从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独取孝义诚信，并处处强调孝义诚信与功名富贵之水火不相容。吴敬梓把王冕树为儒林的榜样，而王冕视功名富贵如瘟疫，王冕的母亲说：“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吴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吴敬梓生在一个文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他的政治态度没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显得多，至少还写到了一桩文字狱。曹家与政治的关系太直接，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残的斗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写。《儒林外史》特种邮票一套6枚，通过勾线填色、逐层晕染等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王冕画荷》《杜少卿夫妇游山》等6个故事。讽刺的第二个关键是选择讽刺的对象。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林外史》讽刺的对象，集中于势利与虚伪这两种社会现象。儒家讲仁，又讲尊卑名分，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但吴敬梓身为17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本质上的虚伪。尽管如此，儒家讲诚，讲信义，而且以此为据，谴责虚伪和势利的社会现象。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贫富取人。贫富是社会等级最明显最简单的划分，科举是一般读书人最关心的事情，势利是最明显的社会病态，范进中举之所以成为《儒林外史》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给所有的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局限于对势利现象的讽刺，而是将讽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吴敬梓的讽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层面。具体来说，涉及到了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就读书人而言，科举制度提供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读书人或者变成除了八股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侥幸获取功名，进入官场的染缸。吴敬梓对科举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病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将其当作讽刺的主要对象。从讽刺所针对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秀才这个群体。这是吴敬梓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好的群体。从讽刺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围绕着“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凡是追逐、艳羡、自负其功名富贵者，即成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贵贱。如果仅此为止，则《儒林外史》并无与众不同之处。对名利之徒的讽刺自古就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史不绝书。吴敬梓最感兴趣的讽刺对象是：虚伪势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为忠孝仁义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认为是忠孝仁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吴敬梓表现出他出色的讽刺天赋。这一天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此类人物和现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观察，准确捕捉其特征;二，对此类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进行绘声绘色而又不动声色的描写。

热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语。假恶丑者，依然需要一种内心的平衡，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伦理的依据，以消解心中的负疚，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道德高尚的满足。吴敬梓讽刺的对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翟买办，一个小小的衙役，本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却自认为是知县跟前叫得响的人物。因为他心里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个知县叫不动一个百姓的道理。时知县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画作为礼物去巴结危素，但他却把自己的下乡想象为“屈尊敬贤”的高尚行为。难怪他吃了闭门羹便要勃然大怒。夏总甲一个基层小吏，却颐指气使，“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气象。范进的丈人不过一介屠户，却没有把中了秀才的穷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说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农户。梅玖不过是一个新进的秀才，却仗着“我们学校的规矩”，趾高气扬，将老童生尽情地挖苦一顿，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贪的是妹夫严监生的银子，可这一对兄弟的原则性最强：“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是所谓义形于色，当仁不让。妹妹还没有断气，他们就催着严监生扶妾为正。严贡生贪婪狠毒，亲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要夺弟弟的遗产。可他一口咬定赵氏是妾，并扬言：“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俨然是礼教的捍卫者。这个儒林中最恶劣的分子，却总能抓住理。他的名声很臭，刁钻刻薄，连族长都怕他怕得要命，却自许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于心无愧”。严贡生一生口是心非，却句句不离道德名分。他处处要占人便宜，却说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亏心事，却居然能够做到“半夜敲门心不惊”。陈和甫整日奔走权门，打秋风，讨一口剩菜残羹，可他自己却坦然地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不承认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个酷吏，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他却自认为“而今你我为朝廷办事，只怕也不能不如此认真”。娄家公子结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却自以为是礼贤下士的豪举。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一个个出乖露丑，使两位当代信陵大为扫兴。八股本是无用之物，可是鲁翰林却认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场上的胜利者，充满着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这份自豪传给了他的女儿鲁小姐。女婿不懂八股，致使鲁小姐有误我终生之憾。八股本是赚取功名的敲门砖，而马二先生却把八股视为学问，对自己选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为他心里藏着这一份自豪，所以当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立即就对其产生了好感。当他看到书店里摆着自己的选本，不免心里欢喜，立即上前去打听此书的销售情况。赵雪斋攀龙附凤，借着说诗，带出中翰顾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没见他有什么惊人之作，可他却以诗人自居，俨然是杭城诗坛的风雅主持。匡超人发迹以后，变成一个无耻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东窗事发，没有把匡超人供出来。而匡超人却不领这份情，他坚决不去探望入狱的潘三，自说“便是我当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样。人物假恶丑的本来面目与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觉的错位，造成了一种喜剧的效果。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吹牛，可以撒谎。斗方名士会吹，官吏会吹，衙役会吹，盐商、屠户、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进学前，梦见太阳落在他头上。王惠吹他科考时如有神助的鬼话，哄哄老实的周进。匡超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习，他却自吹说“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谎，沽名钓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马二先生经不起蘧公孙的纠缠，让他站上了《历科程墨持运》的封面;牛浦借着偷来的诗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里，吹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上了瘾的嗜好。权贵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挚友，他一开口就说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不但是骗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简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良好的自我感觉背后，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亲，则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几位真儒，一个一个地被边缘化。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负淘汰。我们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信仰危机。统治者也不愿去遵守自己制定的伦理规范，这一现象最容易摧毁一般人对伦理的信仰。当人人都在做假的时候，诚信还有什么意义!人人戴着假面，真正变成了人生如戏。可悲的是，如鲁迅所说：“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着力描绘讽刺对象的自我感觉，而不去直揭对象的可恶，使讽刺获得了一种含蓄的风格。辛辣的讽刺融化在似乎是无动于衷、不动声色的描绘之中，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中国古代最强势的文体是诗歌和史传，恰恰这两种文体都追求一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的讽刺青睐于含蓄的风格，是受到了传统文化潜在的影响。从读者的感受来看，小说越是渲染被讽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觉，讽刺的意味就越是浓郁，讽刺的效果就越强烈。发迹前的周进，只是让我们觉得他的迂腐可怜。他的提携范进，也会得到读者的好感，没有多少讽刺。当梅玖嘲笑周进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周进的可怜，讽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进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怜的成分多。他的贡院发疯，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在科举制度的诱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读书人变成空虚愚昧，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的人。范进的故事也与此类似。我们读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始，没有觉得作者对范进有多少讽刺，只觉得他老实而可怜。讽刺的笔墨主要落在胡屠户的身上。作者用不无夸张的笔墨，写出他的前倨后恭，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范进中举以后，他的自我感觉逐渐地好起来，我们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态，装出守孝的模样，一面“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看到他身为学道，不知苏轼是何人，才觉得讽刺落到了他的身上。吴敬梓像吴敬梓从名门子弟坠落至一贫如洗的平民，这一段惨痛的经历，来自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排斥，无疑培养了他对世态炎凉的痛彻体验，培养了他对势利和虚伪的敏感和痛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乾隆时代，也正是一个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春风得意的乾隆，自诩为“十全老人”，认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无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许有什么权臣，甚至也不承认有什么名臣，更不承认有帝王师之类的人物。乾隆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守成之主，他要做一个中兴之主。乾隆时期御纂、御注、钦定的经典之多，不仅说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提倡，而且说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内心愿望。当然，传统文化的习惯，如鲁迅所说，“挂起招牌就算成功了”，这种重视和提倡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吴敬梓的晚年，已经沦为一餐一饭都难以为继的赤贫。他对所谓的盛世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早已被社会边缘化。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这一份难得的孤独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凭着这份清醒，吴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后的暗潮汹涌，看透了世情的势利和虚伪。可贵的是，吴敬梓的边缘化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经有机会从统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残羹，可是，吴敬梓放弃了。他像陶渊明一样，像嵇康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对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说里塑造一个庄绍光这样的人物。庄绍光那种蔑视富贵、淡泊功名、独立不羁的人格，深为作者所景仰。边缘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贫困带来的愤激与悲凉，加强了吴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处处迸发出讽刺的火花。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盛世，吴敬梓带着他的忧愤和悲凉，完成了他不朽的讽刺巨著，使后人永远记住了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文史知识》2016年第2期) (栏目：文化史知识)

第二篇：浅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讽刺巨作，它的讽刺艺术历来为人们所称赞。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很高。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的成功也正是与这一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纵观我国古典文学，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不是剑拔弩张的“犀利”，而是娓娓道来的深沉，即如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它的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老辣的笔调、诙谐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讽刺艺术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讽刺艺术和现实主义叙述的统一

《儒林外史》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就增加了文学形象的真实感。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作为文学形象，这些人物巨大的概括性，又反映了时代的真实。作品的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

讽刺的可贵之处在于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者赖以出发的理想，在于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和环境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八股选本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人心风俗如此，是环境的产物。

二 运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

这种讽刺手法是一种比较冷静的讽刺风格，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做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比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对这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过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目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作者在描写假“名士”杨执中、权勿用、景兰江、支剑峰等人时，通过几次“名士”聚会的集中描写以及其他分散的漫画式的勾勒，暴露了他们自命风流、帮闲帮凶和招摇撞骗的丑态。

三 运用人物言行的自我矛盾强化讽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像描写范进在汤知县家里吃大虾仁丸子就是这样。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常采用当面揭穿法，让讽刺对象处在很尴尬的境遇中。如第四回严贡生正在对范进，张

静斋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就跑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第二十回匡超人吹嘘自己的文章选得好，名气大，说：“现在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当即笑着对他说：“先生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四 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统一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还有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等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但一旦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拜会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五 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的讽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于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对于马二先生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表扬赞誉。对他的迂腐、庸俗、无知，迷信科举，作了讥讽、揶揄;而对于他急人之难和诚笃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称赞。有时作者还能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范进在中举之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对他虽然有讥刺，但怜悯的成份多。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直使人感到作者是饱含热泪在抒写这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形象。等到范进中了举，做了官，变得虚伪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那嘲讽是辛辣的，讥刺是冷峻而严厉的。再比如，关于匡超人的描写也是有层次而富于变化的。作者随着匡超人堕落的过程，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疾言厉色。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讽刺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而不是

从概念和公式出发。

吴敬梓将矛头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写出了这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它不但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还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篇：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名著研究小论文

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长垣县芦岗乡四中程绍硕

我读过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多遍，感受颇深。在我所知道的科举取士的时代里面，只有进业中举，才能够步入升官发财的坦途。于是天下的读书人，莫不终其一生，埋头于八股文章，什么进德修业的理想，都在追求名利的欲望之下丧失殆尽了。我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暴露古代知识分子的丑陋面貌的讽刺小说。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先生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卑鄙黑暗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我认为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为：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的高度统一 。写实是讽刺的基础，真实是讽刺的生命。小说中所讽刺的人和事，像周进、范进的热衷科举，严监生、张静斋的横行无忌，王惠、汤奉的贪酷凶残，匡超人、牛浦郎的精神堕落等等，都是作者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这种辛辣的讽刺还投向了悭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的帮闲。严监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了油，以致临死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场面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能忘记的。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嘲笑了这种剥削阶级的特性，而对于各种轻视金钱的人物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的大地主盐商，也是这部小说里嘲讽的对象。书中嘲讽了他们冒充风雅，忌讳自己出身的微贱，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阶级和盐商生活的帮闲，一批“斗方名士”。这类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诗稿上看见题目上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到：“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突然有此念头，并且从此就堕落到卑鄙无耻的地步，在描写过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过这些人物，从科举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写出当时的社会的腐败。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有想和达官贵人往来的虚荣心，而且认为这样就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上面，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食的官僚、地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真实基础上的夸张。吴敬梓先生从人物关系及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使夸张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显得合乎情理。如周进的撞号板，正是他在屡考屡败，受人侮辱，穷愁潦倒的经历中产生的心酸、屈辱、绝望心境下所必有的行为。像范进的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终时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矛盾，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取得讽刺效果。如匡超人对人吹嘘他文明五省，却不知“先儒”二字是何含义;严监生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强圈别人的肥猪，使其高尚的言行与卑劣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取得讽刺效果。

运用白描手法进行讽刺。作者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与细节进行白描，不作主观评论，把爱憎寓于具体的描写之中，如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完全让主人公自己行动：看到好吃的，他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皇帝的御书，就马上磕头下拜;看到女游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茶馆的女招待，就转头离开;看到书店里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游了几天西湖，他对这里的秀丽景色一无领会。靠这种白描手法，使马二先生的思想迂腐、精神空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既有人物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心灵的对比，又有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作不同态度的对比。如梅玖在周进初到薛家集时，他“慢

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而周进中举做官后，他就向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胡屠户对待范进前倨后恭，他到范家两次贺喜，第一次是范进中了秀才，他凶神恶煞般的训斥范进，贺礼微薄，骄横傲慢;第二次是范进中了举人，贺礼厚重，态度谦卑。还有同一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方面的对比，如马二先生性格中善良敦厚的一面与迂腐可卑一面形成对比，王玉辉鼓动女儿自杀殉夫与女儿死后内心的悲伤的对比。我认为，在这些对比中，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因为作者所憎恶的是八股科举制度，而非现实中的某个人，是要通过讽刺给人留下严肃的思考，而非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所以他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讽刺态度。如对王惠、汤奉、严监生、王德、王仁等，是无情的鞭挞;对马纯上、王玉辉等人则是既有讽刺批判又有怜悯同情。对周进、范进，在他们未中举时，是讽刺中有同情，且以同情为主;但对他们中举以后的所作所为，则变为辛辣的嘲讽。

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先生给予的高度评价，真是恰到好处。《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使这部小说登上了我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巅峰，成为一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辅导教师：田培

第四篇：《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朱玲玲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都主要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作者讽刺的目的与主观态度，及主要的讽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既可看出讽刺小说的发展，也可体味讽刺小说共同的深旨与作者共同的情怀。 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国的讽刺小说并不发达，《围城》与《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的两树奇葩，并且两书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讽刺与批判，虽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纪中叶，一完成于二十世纪中叶，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中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品性并无多大的改变。对这两者的比较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上，都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从三方面加以比较，略陈其异同。

一、讽刺的对象

因两书的两位作者一处于帝王制的封建社会，一来自废除帝制后的共和社会，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但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评了三种人[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2]《围城》讽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士绅，编辑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闾大学的教授们。[3] “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要着眼点，所以围绕各种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自然是科举，科举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诚地孜孜求知却不为社会承认或赏识，那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歪曲，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却并非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范进会不知苏轼何许人，足可见这些读书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养与知识的获取，更惶论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负，而不过是捞取钱财，赚得权势以欺压别人的手段而已。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讽刺的意义所在。

这种状况在《围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多少改观。大学教授并没有真才实学，出国留洋的苏文纨博士也只会剽窃别人的作品，教授韩学愈的文凭也是花钱买来的一纸遮羞布，与《儒林外史》一书中所谓的读书人一样，知识分子求学的目的明确地只在于邀取虚名，作吹嘘的资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无一个以知识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为目标。

除了不学无术，《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还大多都道德败坏，并同样地表现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虚伪面孔。范进守孝尊制得不用银筷子，可偏偏拣大暇元子吃;严贡生刚声明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来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围城》中褚慎明一再强调自己只有心灵，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会因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话激动得眼镜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气，比严监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者都是两书的讽刺要点所在，例子触目即是，不消多举。

总之，两书中的知识分子在坏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马，攀名附利，一样地虚伪迂腐，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脊梁、匡正社会风俗的责任感消失得彻底，愚昧和懦弱、虚伪和自私却毫无遗漏地传下来，在两部书的众生相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两书都写到了功名利禄对女性的影响，鲁小姐与苏文纨两人都是当时制度的曲奉与受害者，不同的是鲁小姐作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养成有其无可选择的无辜，苏文纨则是彻底地利用，两者似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庭亲情的炎凉，两书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两兄弟受人钱财后对妹妹的态度，严贡生对弟媳的态度，都是副丧尽仁德的嘴脸。而《围城》中方鸿渐家妯娌两

人对孙柔嘉的明枪暗箭，也并不比他们差。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不仅有对人追求功名富贵的讽刺，也有对人追求爱情及美满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讽与感伤，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备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的美满并不以爱情的存在为标志，而是以父子有礼、兄弟有序为基本表现，所以《儒林外史》对家庭的讽刺仍然集中于知识分子对于孝、悌的背反上，与爱情无涉。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层劳动人民除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对其他人大多并没有太多的嘲讽，而是写得朴实热心有深情，但《围城》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有旅馆的伙计、寡妇的仆人，无一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为正面描写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围城》中，即使对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识分子坏积习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讽刺伤叹之列，全书并没有一个理想人物的出现，如果说唐晓芙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偏爱的话，作者并没有意向构画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 讽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态度

对于讽刺小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对许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热讽，觉得作者对于社会只是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两部书中开综明义，都已表达了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开始就借一首词阐明大意：“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这语气不是象极了《围城》在扉页上那句话吗——“人生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从这些直接阐明作者意旨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的现状，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讥刺、嘲讽，而是忧世伤生，悲天悯人，哀叹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们在《儒林外史》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范进、梅玖等丑态嘴脸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周进、严监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俭守财的些许同情。《围城》中不仅有对李梅亭、韩学愈等人体无完肤的揭露，也有对主人公方鸿渐不无正直、善良、聪敏而终不得自立于家庭与社会的哀伤与无奈。所以作者嬉笑怒骂的背后，无不隐隐表现出对整体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沦丧的担忧，想匡正风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无法挡车，独力难挽狂澜的颓丧，甚至《围城》中对于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而绝不仅仅是对个人、某种人的批判与讽刺。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讽刺的目的要具体一些，即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态扭曲的士人，而人对于自我角色选择的自由作者给予了相对的肯定，即，人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对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即作者对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把握并没有质疑，尽管这个社会是一潭烂泥，但我们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对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吴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选择。同样的社会中，作者也描写了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而并没有以官与非官区别他们，也不以对科举的态度区别他们。孜孜以求并不以为非的虞博士，与坚辞不就的庄绍光，同样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扬的无非是一种人道的、真诚的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社会制度。“不以求之为耻，不以去之为高”，这是作者对于科举的态度，而虔敬事亲、尽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虚饰、夫妻和美，这就是小说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尽情至性，便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围城》里则多了一种虚无，方鸿渐事业、爱情、婚姻的种种悲剧固然与他的个性相关，但我们在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容易体会到一种无法选择的悲哀，他未尝不诚实，但他买了假文凭，又诚实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尝不专情，他爱唐晓芙爱得那么纯洁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鲍小姐的污点;他也未尝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与李梅亭类为伍，可他照样斤斤计较教授与否的名份和在学校的地位;他也未尝不尊重、体贴女性，可无法与孙柔嘉恩爱相处，于是方鸿渐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性格的悲剧，何况克服了他性格弱点并不懦弱，处事圆滑的赵辛楣在爱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谓事业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赵辛楣用了政治家的头脑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谓被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所以方鸿渐的悲剧竟成为人类自身的悲剧，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悲剧，例如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立人格的渴求与对社会承认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为讽刺小说，有大致相同的讽刺对象，两书讽刺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着一种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诚、朴实的伦理道德，刚直、诚实的士人品格，而在《围城》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伤里，与喜剧的定义全不搭界。

对不同的人，两位作者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儒林外史》中对不读书、不做官的朴实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写，例如楔子中资助王冕的秦老人，朴实、正直;资助周进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义气且有同情心，于朴实中做出“极豪杰、极义气”的事(闲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来势利、卑琐的胡屠户，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虚伪、奸诈之徒，而也有可爱之处。对周进“除了墨卷之外，了无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严监生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敢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讽之余，大多的态度还是同情。而这些迂腐、痴钝的儒生如周进、范进尽管不学无术、年事已高却最终走上仕途，而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赀并不见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却作出懦弱不义之事，足可见作者对于世事的讽刺，一方面是对于人的狭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事荒谬的辛辣讽刺。《儒林外史》中竭尽全力加以嘲讽的是无耻、混帐的严老大，空疏不学、沽名钓誉的娄氏兄弟等人，对其他人则表示了或同情或感伤的态度。

相对于《儒林外史》作者态度的复杂和层次性，《围城》对于各种人物的态度要简单得多，除对方鸿渐、赵辛楣有些许同情外，其它无论村民野夫、下人百姓、军旅商贾、儒人才士，莫不讽刺其言谈举止、内心动机，可谓刻薄之至。从轮船上轻薄奸诈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刘，到方鸿渐家里两个虚伪算计的弟媳，去三闾大学路上遇到的各种旅店肮脏、鄙俗的伙计，包括寡妇的男仆及军人侯营长，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讽刺，且讽刺得不留余地，毫没有同情的成份。对虽非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流的几个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显赫的点金银行行长周先生及太太，还是系出富庶之门的沈氏夫妇及苏文纨一家，作者也一并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可笑。对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凭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船上诸人及禇慎明、苏文纨、三闾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更是作者集中讽刺的对象，不仅揭露他们的空疏不学，更揭露他们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所竭力附庸风雅、清高自许的丑态和滑稽嘴脸。所以对于《围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讽刺其不识字的野蛮、粗陋、无知，或讽刺识字人同样的无知和更加可恶的虚伪，除极个别的方鸿渐、唐晓芙外，作者没有给我们人类发展以希望。闲斋老人的朋友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这还只是说《儒林外史》道着了知识分子于人伦日用之间容易表现出的种种积习和社会风气弥漫已久的种种不易改变的态度、规范，但《围城》之读，却让人觉得做人的可悲，几近于无处藏身，轻易就入了被人耻笑的牢笼。

三、讽刺的艺术手法

首先从大的结构上，两者有所不同。《围城》中有贯串全书的人物方鸿渐，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叙事略显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业、爱情为主要反映对象，结构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基本是各种人物的群像素描，涵盖的人物比较多，反映社会的面貌比较全面，与《围城》因视角限于方鸿渐的见闻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相似的地方。《围城》虽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结构，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鸿渐不同的人生阶段为目的作了划分，在他求学、交友、恋爱、旅程、事业、家

庭的几个阶段，作者分别刻画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样，其起讫有自己的长度，并没有陪伴方鸿渐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画群像为其讽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闾大学的各位教授们，或者说全书除方鸿渐、赵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书的出现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画其嘴脸的某一方面以作为某种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这也就带来了二书讽刺手法的同与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围城》通过方鸿渐人生的几个阶段写明了人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群像的勾画反映了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士人的几种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则更多地从社会的广度上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滑稽与悖谬。

在具体的讽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最大、最显著的相同之处是，二者所选的人物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没有或怪异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没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毒蛇猛兽，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伦日用之事，可谓最见其本质者。但两书具体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显著的。《儒林外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2]。而《围城》最见作者匠心的却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处，并以诙谐机智的语言附带连累其他类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横逸斜出，不仅极描摩之化工，且极义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触类旁通，深有味旨。

这显著的不同延伸出来，就是《儒林外史》平淡处的奇崛，从容着的诙谐。作者对于人物并无一字一语的挖苦、讽刺，而读者自能从其语言、行动的细节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极至;而《围城》除了用人物的语言、细节及事迹显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阐发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观描写，因此对客观景物并无意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围城》主观揭示成为讽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观景物也成为作者阐明大义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为调侃的对象，并从中影射对于有关人物的讽刺、评判，手到擒来，所有一切均成为讽刺的利器。

对比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轩轾，而是在于对讽刺小说有一系统、完整的认识，并寻找其中的影响与演变。并且，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讽刺作品都有其讽刺之外的深旨。于讽刺中我们不难洞见两位作者的真性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两位作者悲天悯人、替天下人担忧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及对于社会发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们不难看出，讽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娱人耳目或显示作者才情的小伎俩，而是其中深寓着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怀，和以常式不能表达的深深焦虑与悲哀。讽刺不是一种对于理性、对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寻找理性、寻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朱一云,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第五篇：《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寒假作业之读书笔记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精练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在讽刺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个以“儒林文人”为对象，进得行辛辣的讽刺，一个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一个冷峻，给人以悲剧感觉，一个热烈，给人以喜剧的印象。但二都虽都是从现实出发，通过夸张变形，借以批判现实，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不同的。

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

《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极其重要。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 。《促织》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宫中尚促织之戏, 岁征民间”, 于是层层官吏借此敛财。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织, 又“不敢敛户口”, 被抓去打得“浓血流漓”,“惟思自尽” 。后经“巫”指点, 幸得金翅促织, 又被子弄死, 子惧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织, “轻捷善斗”,遂献宫中,“上大嘉悦”,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马过世家”。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的促织, 把皇帝的昏庸,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 这已不是一般的刺贪,而是直刺最高统治者——皇上。 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会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

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而《聊斋志异》刚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骂乙, 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满清王朝无可奈何, 而读者心领神会,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杀伤力”极强。请看《画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领入家中“寝合”, 道士告诉他是妖,他将信将疑。后来,他“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遂化为女子。”最后,女鬼终将王生害死。作品明写女鬼, 实则暗骂那些衣冠楚楚、高居显位、光环照人的达官贵人, 他们搜刮民财、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着“画皮”的恶鬼。《梦狼》也是此种讽刺手法之精品。在阴间的官府上,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入视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竟“聊充庖厨。”作者用阴间恶狼当道的衙门, 影射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的社会现实, 在那个想说不能直说,想写不能直写、文网密布的反动王朝,读来实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聊斋志异》则塑造出分形象生动的人物。

《儒林外史》这种对人物揭露正反面复杂特征的描写是罕见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对人物并不都坏。如马二先生,瑕瑜互见,若不是就全书批判的主要倾向而论,很难说他是反面人物。他作为一个“选家”,热衷科举,专研制艺, 言必称朱熹,对科举制有一系统的理论,一心想做官发财。特别是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视; 见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头; 他赞美西湖的美景时,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话, 牛头不对马嘴; 看到酒店里的鸡鸭鱼肉,直咽唾沫。马二先生的迂阔、无知、鄙俗, 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马二先生在朋友蘧马先夫急难的时候, 倾囊相助,免去其一场官司。连敲竹杠的公差也为之感动, 小说借一个人物的口, 称赞他是有义气、有肝胆的骨肉朋友。在马二先生的身上,缺点这样突出,优点亦如此。

可见吴敬梓没有把马二先生简单化, 他也是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作者运用这种极为“不协调”的笔法, 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写丑的事物自认为美或冒充为美, 同时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让读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质, 其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 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是非常恰当的。《儒林外史》的问世, 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聊斋志异》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绝。《劳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娇惰, 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但又不甘空手而归,便向师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请求。师父传授给他穿墙之术, 并让他当场试验, 果然“虚若无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开了, 说自己“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并且当场“去墙数尺,奔而入”。结果却“头触硬壁,蓦然而踣”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售,“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 醉入梦乡。忽闻“报马来”,王踉跄而起:“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骗他说:“但请自睡,已赏之矣。”美梦便继续做下去。一会儿又有人来报:“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骗之如前。最后梦见自己殿试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 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破口大骂, 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倾跌床前,妻儿“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这两个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

第四，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潜流,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如《骂鸭》全文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惩罚了一个盗鸭者。某民盗邻鸭,烹之,至夜,肤生鸭毛,触之则痛。入梦,有人告曰:须得失者骂方愈。而邻翁素雅量,不骂,再三劝说,“翁乃骂,其病良已。”那盗鸭者受到恶报的丑态,实在大快人心,是对一切贪官污吏的讽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剧气氛很浓。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们无论怎样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讽刺艺术的高峰，给我国的文学史添上的精彩的两页。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