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活动心得（精选5篇）
篇1：靖康之耻活动心得
靖康之耻活动心得分享
崔钟平:
活动的主题是靖康之变，我们通过时间顺序，进一步详细地了解了这一汉族历史上耻辱的一页，也进一步知道了李纲，郭京，宋高宗，宋徽宗，宋钦宗等人的方方面面，更从靖康之变中了解到了北宋这一猝死的王朝以及在历史上他的地位与作用。
其实，任何的组织的毁灭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熵增是不可逆的，然而，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北宋南宋，却很少了解还有一个南明王朝。从这一点上讲，南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北宋的靖康之变让宋朝换里一个首都和位置，而一旦宋这个朝代寿命将至，那么任何人为的努力只能是一种遗憾。这是我在整个活动结束后，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到的一点自己的总结。
从活动本身来说，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人数并不多，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而活动地点是比较好的，个人认为就此固定下来是最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所有所思所想。
林旭航:
本次活动我们讨论的是北宋末年靖康之耻。活动中大家理清了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脉络同时还对双方决策的背景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预想。
靖康之耻是北宋人民的一场重大劫难，决策层的昏招迭出使得北宋帝国“盛年猝死”，大把可以扭转局面的机会白白溜走。可以说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里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混乱相比军事因素反而是次要的。
总的来说，金军攻破开封城是一个具有十足偶然性的事件，但是北宋的灭亡也因其自身的的积贫积弱，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断争权夺利、目光短浅有其必然性。
刘朋坤:
通过参加这次的书院活动，我的感触也非常颇深，因为平时我们对靖康之耻也只是知道北宋灭亡，两位皇帝被捉。更深层次的我们却不知道了，例如说金军是怎么攻入开封的，金军的金军路线等等。
在这一次的社团活动中，我们就关于北宋靖康之耻的更深层次展开了讨论，总的来说就是北宋朝廷的腐败，软弱，无能，妥协，也外加上各种偶然因素，才导致北宋的灭亡。
总之，一个王朝应该搞好君臣关系，君相信臣，臣忠于君，这一个因素才是一个强大王朝的基础，另外在朝廷中不只要注重文臣，也要注重武将，还有就是加上军队各方面的建设，保证补给的供应，另外就是我认为也要搞好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当爹的既然已经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就更应该相信儿子，不要为了权力和儿子搞窝里横，朝廷之中明争暗斗，这样怎么能够抵御外来入侵呢。
刘威:
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到了这历史上的一出闹剧――靖康之变。从宋金海上之盟、到徽宗禅位、金军两次进攻，还有最可笑的六丁六甲法，我们真正见识到了以宋徽宗为核心的北宋朝廷的荒诞可笑。视国事如儿戏，没有基本的原则，无法正确估计形势，决策反复无常，迷信道教，这一系列的作为，着实让人感到无奈可笑。最后徽宗钦宗的悲惨结局让人想来也是可怜可恨。比较认同林旭航同学所说的，北宋的灭亡是一次猝死，本来没有到亡国的.地步，但北宋朝廷的一系列胡乱决策，导致了这样一个滑稽悲喜剧的上演。
王致远：
在书院的第一次讨论活动中，我们一起讨论了有关北宋靖康之耻的诸事。在本次活动之前我对宋史了解并不多而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宋金海上之盟、宋金之战以及靖康之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在讨论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对相关史实有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最关键的问题北宋灭亡的原因所在，我认为其根在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皇帝君权的集中，这导致了开封围城之后北宋决策层的混乱，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总之，在这次的活动中主持人的分享以及同学们的发言令我获益匪浅，而我自己的思考对于我今后的学习也有极大帮助。
徐小杰：
说实话之前对“靖康之耻”这个历史事件，我只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或者说是后果――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的灭亡。之前对于“靖康之耻”我只是单纯的认为，北宋之亡源于北宋军事实力的落后。但是对于这个事件的始末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我却不曾去了解和涉足。今晚算是取经了。
北宋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都逃不过“做”这个字。因为根据朝代的更替理论，北宋并没到必须灭亡的地步，就像一个壮年人一样，猝然长逝。面对金军，北宋可以反抗，抵抗，甚至可以取胜。“靖康之耻”的发生可以说是偶然，但是一想又是必然。宋徽宗退位却不交权，钦宗时强时弱，而军队也是胡闹，在东京被围困的紧要关头，居然还会出城门祭魂，其结果――“金兵登城”，贻笑大方。
总的来说，“靖康之耻”，北宋之灭，归根结底在于政治的混乱，其次是军事问题。而军事的失败也不是军事实力的落后，而是军事后勤补给的落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这么说只是一种体制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瞬间导致的灭亡，还是因为当政者的不作为，胡来导致的吧!
篇2：靖康之耻活动心得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打宋朝。东路由完颜干离不领军攻燕京。西路由粘罕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
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完颜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
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篇3：小初衔接活动心得感受
一、从活动本身来看———增进了解, 发现差异
在这次“小初衔接”研究活动中, 义务教育阶段两级学校的老师们通过这样近距离的听课学习和讨论交流, 增进了了解, 让我们进一步对初中课堂上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得怎样”有了初步的了解。小学教师可从学生学习方法、思考问题角度、自主学习能力及学习效率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反思, 更好地为六年级的学生即将步入中学学习奠定基础, 为他们升入中学做更多的准备, 同时也可以使中学的老师们做更充分的准备迎接新进入中学的孩子。这样的交流学习活动能让老师和学生真正受益。
相比于曾经作为初中生经历的初中课堂, 现在以一名小学教师的身份旁听, 更让我感受到了小学、初中课堂教学的差异性。这是《课程标准》的不同学段要求产生的差异, 归根结底是学生年龄层次、学习水平不同决定的差异。我的主要体会是由于学生起点不一样, 初中课堂教学更侧重于知识点的强调、学生思维能力和阅读思路的培养, 小学侧重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注重知识的形成过程、学习方法的渗透、充分组织学生活动等方面。
二、就古诗教学而言———窥见方法, 亦有共性
古诗词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中一个不易攻破的难点, 因为它太有语文味, 太有人文气息, 再加上历史久远, 古韵深厚, 教学时很难达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要求, 而越是难题就越有吸引力, 所以, 古诗词教学就别具文化魅力。今天的课, 虽然学段不同, 使用教材的角度不同, 但也存在共性。
1. 以读会诗, 注重情感体验
《课程标准》对古诗教学的要求———小学:诵读优秀诗文, 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中学:诵读古代诗词, 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 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课标》要求说明了古诗阅读应该更注重体验。体验的方式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诵读。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读出感情, 而是通过朗读体会感情。这两堂课都重视古诗词的朗读, 特别重视学生个性化的朗读, 根据教学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诵读方式, 采用齐读、范读、唱读、师生合作读等多种朗读方式, 点燃了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 引导学生直接与古诗文本进行深入对话。声情并茂的朗读仿佛把学生带回了作者的时代, 生动有趣的吟诗更是平添了学诗词的乐趣。在读中感悟、读中升华, 读出了诗词隽永的意境, 更读出了作者的感情, 一起体验陶渊明在《归园田居》 (其三) 中的悠然自乐、怡然自得。今天的课堂中我们可以发现, 诵读贯穿于古诗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 一次次的诵读中, 学生的体验感悟得到了升华。
2. 循序渐进, 抓住“诗眼”学诗
如果说古诗教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那应该是在诗文品读过程中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最低层次的读准字音, 然后是读懂意思, 接着是读出感情, 最后还要读出意蕴和背后的精神文化。今天的课堂上两位老师都从“悟情、审美、识人”三个梯度引领学生学习诗文, 在“识人”环节, 紧扣“愿无违”这一诗眼深入了解诗人。小学课堂关注的是“陶渊明是个什么样的人”, 进而引导学生从诗文中逐步体会到陶渊明“农夫———务农诗人———豁达淡然的务农诗人”三个层次的身份;初中课堂老师引领学生从“农夫五柳———诗人元亮———隐士陶潜”三个维度全面地体会诗情, 再深入到“每一个追求宁静、享受平淡的读诗人”的心境。虽然深度不同, 但对诗人的解读也都是循序渐进、层层推进的, 在这方面两节课有异曲同工之妙。
3. 互文印证, 体会诗人心境
篇4：靖康之耻活动心得
这是一段抱残守缺的历史。
这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皇朝。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终于走近了北宋的晚期。
一
公元1127年的春夏之交，料峭的北风裹挟着塞外的寒流一阵紧似一阵，刮得北宋京都开封内外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混沌，城里一棵挺拔的大树枝干生生地被吹折而撕裂，然后轰然一声倒塌下来。这风好大好恶!更可怕的是金军已占领了开封，封锁了所有出城的路口，府尹徐秉哲还在全城贴了告示，令全城百姓结保，不得藏匿宋室宗亲。本已空虚的皇宫早已树倒猢狲散，乱成一团。“困兽”无力作犹斗，只好坐以待俘。就这样太上皇宋徽宗、皇帝宋钦宗及皇后、皇太子、公主等3000多人被押上囚车北去。随后，宫廷内外之冠服、宝物、古器、地图、书籍、府库蓄积等被掳掠一空……昔日丝竹弦管歌舞升平的皇城一下子变得冷清和沉寂。
这时，一串得得马蹄，几声怨怨羌笛，夕阳将要西下。
我不知道，古道朔风中，北宋二帝在仓皇上路的时候是否回望过昔日纸醉金迷的皇城楼阁?是不是和丧魂落魄的南唐李后主一样心头掠过一丝亡国的痛恨?随着那支背井离乡的车队的渐去渐远，随着车内抱头痛哭的哀声的渐消渐散，我的心头却翻涌起以下这几行诗句：
不恨天涯行役者，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
二
今天和昨天，隔成了两段历史：北宋与南宋。稍稍有点史识的读者，一定清楚我上文说到的那一段史实即是“靖康之耻”。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停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岳飞《满江红》词中曾有“靖康耻，犹未雪”名句的深入人心。既曰“耻”，则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事情。由是，我们就不能不说到赵佶。
《宣和遗事》中有一段宋人评话：
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即使不指名道姓，我们也知道评话中说的“这个官家”即赵佶。
赵佶是个艺术天才。他不仅善写墨竹，还能写人物写山水，后人观其人物画《听琴图》，除了见其人物栩栩如生以外，边上那几株松树凌霄迎风，也有因美妙的音乐而陶醉了的神韵，他的《雪江归棹图》则是宋代一幅美丽的山水长卷。他一生作画据说可累至“千册”。他目光犀利，艺术鉴赏的水平很高。他让宣和画院的画家画正中午的月季花，几乎没有一幅让他满意的，随后他说出一番道道：月季花月月、时时开，但是花瓣、花蕊、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都不相同，能够“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他还精于诗词，有被俘北上所作《眼儿媚》词为证：“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写亡国之君“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李煜语)的痛苦之情如在眼前。然而，堪称妙笔的还是他的书法。《书史会要》称他“笔势劲逸，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他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书体——瘦金书。其特点是：中宫收紧而四维开张，点画瘦挺而体态宽松，并运用行书笔法作楷书。宋朝笔、墨、纸、砚工艺的发展，为其艺术天才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在书写过程中，他利用硬毫的弹性，在收笔处就势向右下方侧点，形成一笔斜画，然后回勾以引出下一笔的起笔状态。这种富有节奏韵律的用笔和匠心独运的结体特征，可谓前无古人而自成一法。那一行行汉字造型呈现在纸上，清人说是“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而作风雨声”。我亦爱其瘦金体，每一浏览，常常想见“楚王爱细腰”的昔日风流，那亭亭玉立的是一群体态妖娆，淡著胭脂的美女。她们脚踩着那宫廷乐曲，抑扬顿挫之间，便欲翩翩起舞。可是，赵佶又多能，有时他也一反常态，以惊涛骇浪之笔，写急风骤雨之字。他的草书，近人潘德熙评价“更为出色”，说是在宋代草书作品中，堪称杰构。
“善鉴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这样一个充满艺术天分和才能的赵佶，只做艺术家也就罢了，可是又偏偏却做了大宋皇帝。这究竟是历史的误会还是赵佶的过错?
赵佶可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要穿龙袍登上金銮殿。他14岁为端王，就和琴棋书画结下不解缘。没有正经事干就玩耍，放风筝、斗蟋蟀、踢球打弹，无一不能。他被人目为“轻挑”，当然“不可以君天下”。可是，宋哲宗一死，身后又无儿子，那皇位不是缺着?大宋江山可不能一日无主呵!既没有类似“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的宫廷夺权，也没有发生“诛齐黄、清君侧”的朱棣杀君夺位的血腥屠杀，而是幕后几个人一策划，这黄袍加身的喜剧就让赵佶充当了主角。
三
赵佶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也即宋哲宗的弟弟。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赵佶登基，是为徽宗。那时，司马光、欧阳修、吕公著、王安石等那一代人才，已是往昔已矣。蘇东坡正远贬海南，黄庭坚则谪居巴蜀。朝廷上的清议批评之路已经堵塞，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再也难以问世，国家之组织、元气，已经出现腐坏和衰微的迹象。他糊里糊涂地当了皇帝，也糊里糊涂地行事。可是，寻欢作乐却是他的本色行当。他读柳三变、周邦彦的艳词，不仅读懂了，而且读出了情调，竟撇下后宫三千，寻求新的刺激。他异想天开地在开封皇宫与镇安坊的青楼之间挖了一个隧道，一有机会，便丢下皇帝的尊严与京都当时的名妓李师师幽会。他是为她不俗的美貌而去的。有个妃子曾经这样问他：“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你道赵佶怎么回答？他非常坦率：“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对于女人和美的特殊鉴赏力，透露出来的是一个艺术家敏锐的审美情趣。有一次，他又让那个宦况颇为落寞的周邦彦撞见。文人好奇亦好文，便有了《少年游》这首词：“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周邦彦虽不及柳三变“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知名度，但在北宋末年，也是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其词可爱的人物。街坊、青楼一传唱，差一点让周邦彦惹出大祸。徽宗先是借故革了他的职，押解出京。后来又由于李师师的说情，让他返京提举为大晟府(管理乐府的官吏)。如此毫无法度的行事方法，还能管理经国之大事?更不用说他要中兴帝业，励精图治，赢得千秋万岁名。我甚至认为，他昏昏然，飘飘然，从来没有想过治国安邦的大事。他富有艺术鉴赏力，可是在用人问题上却忠奸不分好坏不辨。高俅因为踢得好球，后来派他做了太尉。宦官童贯善阿谀奉承，封他做了节度使。奸臣蔡京写得一手好字，“天下号能书”，评者谓其正书“如冠剑大夫议于庙堂之上”。可是，其为人则阴冷猥辣，有百毒之心。王安石变法时，他以“改革派”自居；司马光复出以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反对变法的人物。曾布曾举荐他入朝做官，当曾布成为他仕途上的绊脚石的时候，他又罗织罪名，最后将他逐出朝廷而死于流放之路。这样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奸贼，徽宗却把他扶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历史反复证明，靠不正常的手段爬上高位的，没有一个不搞阴谋诡计，以售其奸的。蔡京上台伊始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排斥异己。他把哲宗时上书反对“绍圣绍述”的官员定为“邪等”、“奸党”，圈定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苏轼、黄庭坚等309人为“元祐党籍”，并刻石立碑，以示永不录用。他排斥的是忠心爱国的有德有才的时代精英，他网罗的是卖身求荣的无德无才的奸佞小人。在蔡京为相期间，卖官鬻职，市有定价，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朱弁《曲洧旧闻》)。送的是赵姓的官爵，饱的是蔡氏的腰缠。至于冗员超负，支出的是国家的钱，搜刮的是百姓的钱，他可从来不用发愁。为了粉饰太平，取悦赵佶，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在大肆挥霍府库蓄积的同时，极力搜刮百姓，使得税负“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样一个黑暗而又混乱的朝政究竟还能支撑多久?“花石纲”最后导致了梁山泊好汉齐集“聚义厅”，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造反大旗；方腊呼啸山林，斩关夺隘，搅得赵家王朝寝食不宁。除了内患，还有外忧。在白山黑水间崛起的辽国，赶走了渤海国的贵族，侵占了燕云十六州，然后挥戈南下，问鼎中原。当金国大军压向京都开封的时候，北宋皇帝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金军只有6万，而北宋各方召集的勤王之师却号称20万。20万对6万，三人抵一，总不成问题吧？赵佶是一筹莫展，群臣是和是战争论不下。中央指挥系统的严重虚脱和人心涣散，无疑地加强了失败前的军队的惊慌失措。又是这个蔡京!为了保全自己的一条狗命，劝说赵佶选择了逃跑的决定。画得好画、写得一手好字开创“瘦金体”的宋徽宗，他那柔弱的臂力再也难以支撑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匆匆地完成了他的交接班仪式，让位给他的儿子赵桓(即宋钦宗)，便和蔡京一起逃之夭夭，丢下一副烂摊子给儿子经营了。
这个赵桓，也患有软骨病。让他当皇帝，他死活不干，《宋史》说是“泣涕固辞，因得疾。又固辞，不许”。无可奈何之下，带着一副病恹恹的气色，强打起精神坐上金銮殿。以后战事的发展是可想而知的。金军渡过黄河，下拱州，陷毫州，直逼开封，京都失守。说起来也真叫人哭笑不得。金军围攻开封时，宋朝斥走了李纲，朝廷上下竟无退兵之策，六神无主时竟相信了妖人“神兵退敌”的瞎吹，撤掉守城将兵，大开城门，最后导致了城破国亡的结局。至此，北宋的气数已尽，只能让那些扼腕痛哭的“英雄”们，比如主战派将领李纲等，栏杆拍遍，扯一块歌女的红巾翠袖，为主人抹一把伤心的泪水。
现在，该轮到赵佶以泪洗面了。他在五国城过了9年屈辱的生活，写了这样一首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据说这是赵佶的“绝笔”，可是他至死都念念不忘他的“故宫”，没有一点警醒，也没有任何反思和自责，怎么也无法让人同情起来。
赵佶在位26年，政治上昏庸无能，艺术上却颇多建树。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美术学院——宣和画院，创立画学分设专业，画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个专业，并辅之以说文、尔雅、释名等基础学科，这样一个画院的专业设置，即使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合理的。他把画院变成科举学校制度的组成部分，改革画院入学办法，不论士流、杂流（一般地主和平民子弟）皆可通过考试而入学，由于其开放性，使得大批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官场。他还亲自到画院教学并指导学生作画，培养出了一批中国绘画史上的名家和高手，比如南宋画派的开创者，“可比李思训”的李唐等等，使得当时的画院达到了鼎盛时期。他还主持编纂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使书画艺术、文物鉴定及考古工作在北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事本来应该是教育家艺术家做的事，现在都让皇帝亲自做了，而且做得不错。
一个亡国之君，一个艺术天才，矛盾而又统一于赵佶，留下多少话题让后人评说。
四
靖康之难中夺路逃脱的只有康王赵构和哲宗的废后孟氏。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的弟弟。靖康二年五月（公元1127年），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
这个赵构似乎也秉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则非其才也。”他同样写得一手潇洒漂亮的毛笔字，而且颇为自得：“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肃散、或枯瘦，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祥观点划，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他同样精鉴赏，对历代书法名家有自己的一番见解。说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324字中有重复的字皆具别体，其中二十来個“之”字，没有一个相同者，有人认为“如有神助”，以后重写始终没有达到原来的神韵；他就持了怀疑的态度：“余谓‘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如者，恐此言过矣。”不人云亦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就具备了思想家的素质。说到得能书之名的米芾，他却认为其“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蔡襄的字“体制如格律”，苏、黄之字则“笔势澜翻”，指出他们之间尚法与尚意的两种不同风格，一语中的，又有了批评家的眼力。赏玩石砚，他不像书家米芾一样爱之如命，也不似词人徐似道移买山之钱买砚的挥霍，而更加注重实用，他认为“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他把自己几十年学书的心得体会整理成文曰《翰墨志》，成为书法理论史上并不多见的珍品。他也同赵佶一样，大力搜集古书画作品，充实皇家画院藏品。除了命人鉴定，钤用不同印章，还重新进行装裱，规定“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古画装褫，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浓艳”。对于搜访到的破碎不堪的古画，又令人依样对本临摹，然后精心修补。这些措施使北宋宣和秘府中全部散失的古书画，得以部分保留下来。由于他重视艺术，对南宋书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诗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里说：“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杨诚斋为南宋甲戌进士，曾经做过四朝的官，权臣韩任胄建造南园，请他执笔做记，他宁愿弃官不作，以道德风范，映照一世。《诚斋诗话》所记应该是可信的，它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宋代尚意书风既曰“风”，一定有一大批追随者群。这种尚意书风的完成和元代复古思潮的重新滥觞，应该是以南宋为“分水岭”的。绘画艺术至南宋风格又一变，突出表现在空间处理上，更注重意态的追求和抒情的“妙露”。我所熟悉的中国美术史家王伯敏教授，曾有这样两句诗“画师白发钱塘住，引出半边一角山”。诗中的半边即夏圭，一角即马远。他们画“残山剩水”，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还有一个叫郑所南的画家，自金人南侵以后，从此画兰不着土坡。有人质之，他答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土地已被番人夺去，叫我的兰花长在哪里？寓意不可谓不深。
五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历史里，历史里的人又不断被历史所演绎和得以证明。因此，我们对赵构这个具体的人的述说不能只限于艺术，他是一国之主，肩上有一担山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天下兴亡，系于一身。所以，我也就无法回避他在历史上的那些丑行。靖康之难刚过，一个乱哄哄的国家有多少事情等着他做：正其纲纪，法其法度，收揽人心，招抚流民，整肃军队，收复失地。他起用李纲为相，很快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方略成个朝廷模样”(朱熹语)。军事上，北方的战局也开始好转，老将宗泽率军不仅打退了金军的多次进攻，而且准备渡过黄河，着手收拾山河。可是，只过了两个多月，77天以后，他又听信谗言，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招兵买马”的罪名，罢免了李纲的宰相之职。形势急转直下，金军卷土重来，他也学他父亲“三十六计走为上”，带着他的小朝廷仓皇南逃扬州，然后镇江、苏州、杭州、明州(宁波)，一路狼狈奔命。在陆地上安不了身，又乘船下海，往海上逃。大海是另一个天地，“北人惯马，南人惯舟”。到海上来了，你金人总不行了吧!几只楼船装载着南宋王朝的皇帝和一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避难游弋于台州、温州一带沿海。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在黄天荡受挫的金兵这才从江南撤退。宋高宗从惊悸中回过神来，并把南宋政府在杭州安顿下来。
俗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杭州!天堂之上的杭州!你，曾经牵引起多少人的梦想，吸引着多少人的目光。那里有苏堤白堤，有烟柳画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还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连南宋覆亡32年之后到达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见了也是惊叹不已，说是“毫无疑问的，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除了优美的风景，繁华的商业，富庶的居民，连人口也在十二世纪突破了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引述了法国学者的一段话：“所以Gem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即算是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千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4倍，文化已达到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外国人的发问，连今天的我们都感到脸红，可是南宋的皇帝和那些卖国的高官却从来没有脸红过。他们已经陶醉在江南的软山温水中，陶醉在“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天堂上，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当年宗泽老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一句话言及家事，只是“渡河、渡河、渡河”抱恨终天的呼喊，现在早已被他们当作耳边风，甩之于九霄云外；“靖康”之难，掳走了北宋的二位先帝(还是赵构的生父与胞兄)，那种国之奇耻大辱，也早已被他们抛在脑后，丢进“爪哇国”。
赵构又在想什么干什么呢？
在沦陷区狼烟四起的大地上，以王彦领导的八字军，每个义兵的脸上都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用鲜血和躯体拼死抗争，收复失地；以赵邦杰、马扩领导的河北义军，不断地用蜡书向南宋政府报告北方的军事情况，要求政府派遣军队过河协同抗击金军；甚至连反抗北宋腐朽统治而聚集起来的梁山泊好汉，也把矛头转向入侵的金军……空前的民族灾难，空前地凝聚了全国南北方人民的向心力的现实，始终没有引起南宋王朝的注意力。这个鼠目寸光早已吓破了胆的赵构再也扶不起来，只求偏安、议和。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种刻骨铭心的忧患，他没有；范仲淹登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之心，他也不具备。享乐之余，他惟一热衷着的便是游艺于翰墨风雅，好让那龙飞凤舞的字迹排遣他的悠闲与无聊。他还恬不知耻地自我标榜，说是“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这还不够，他又临写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赠给他的儿子赵脊（即宋孝宗），在上边批了七个字：“可依此临五百本。”玩物丧志，贻误子孙，一至于此，天下少见!
走笔至此，我不禁要问：天底下什么是大利害？
且看赵构的行状：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卖国贼秦桧从金军回到南宋朝廷，自称“杀金人监已者夺舟而来”。他不问底细，當然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严格的“政审”，就让他做了礼部尚书，旋又升为宰相。这和其父忠奸不分重用蔡京何其相似。秦桧此人，阴险如陷阱，其招降纳叛、陷害忠良的歹毒比之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陷害忠良，无罪可状了，就编造各种谣言，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将人往死里整。他之“专利”发明“莫须有”罪名，可谓妇孺皆知，知名度极高。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充当内奸，“与金人解仇议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这一点连杭州城的百姓都看得明白，大街上还贴出“秦相国是细作”的标语，赵构根本没有上心；岳飞上书：“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国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赵构也不理不睬。正当岳飞连战皆捷收复失地，计与众将士“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的关键时刻，一天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那一天，我猜想，一定是岳飞一生中最感棘手和痛心的日子。兵不退则违抗天颜大逆不道，一退兵则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山崩地陷于眼前也不皱眉的英雄，面临一个关系着南宋命运的最后选择。他的内心掀起万丈狂澜，最后又恢复了平静，他终于下了决心：退兵。请不要相信，他的部将一副牛脾气的牛皋和万夫莫敌的张宪，会有什么异样的反应和举动。岳家军军令如山，山压下来，死也无悔。我们知道，岳飞从小立下的大志是精忠报国，这个国家之主现在下了命令他能不执行？从今人的眼光来分析，这当然有“愚忠”的色彩。但是，像他这样一个把生死都交给了皇帝的人，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抗旨而做出另一种选择呢!岳家军退兵了！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刮过，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像潮水一样牵儿扶女拦马挽留，哭声震野天地失色。风又刮遍大江南北，几个文人，凑在一起，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梦中原、挥老园、遍南州”的著名词人张元干，不愿和秦桧等奸佞同朝，弃官而去。他在家乡福建听到岳飞退兵的消息，又闻好友亢直不阿的胡铨遭秦桧迫害谪赴新州，低眉蹙额无写处，只能以他的词笔申述他的悲愤：“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黄水无羁，泛滥千里，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那是由于昆仑一样擎天的中流砥柱的倾圯啊！次年，他就带着他“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终生遗憾，走向了天国。即使在天国，他的灵魂也是不会安宁的。诗人叶梦得重登八公山，站在当年谢安曾经站过的地方，看淝水东流，逝者如斯，叹战乱未平，生灵涂炭，却凝结起一缕伤感悲愤的诗魂：“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百姓的哭声，诗人的悲声，赵构更没当成一回事。
那么，什么才是大利害呢?
“终梗和议”才是大利害。这话还是由金军统帅兀术说明白了：“必杀飞，始可和。”由是，岳飞与其子岳云，还有骁勇善战让金军胆寒的部将张宪以“莫须有”之罪名被逮捕下狱。然后，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双方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史称“绍兴和议”，时为绍兴11年（公元1141年）。人家掳走了你的祖宗，侵吞了你的半壁江山，还时不时地扩大战火，不给安宁。不仅不思雪耻，不思抵抗，不思复国，还要给人家进贡送“犒军”钱物，腐败、无耻、不争气到这般地步，连我们这些后人都为之叹气摇头。
接下来的戏，演得更加令人发指了。绍兴11年的年底，再过几天，就是古历大年除夕，杭城灰暗的天空飘落着雪花，寒冷凝固了节日前应有的欢乐气氛。可是赵构和秦桧却正在商议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杀害岳飞!他们可没有忘记给金国送一份最使其高兴的“新年礼物”。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壮怀激烈于是化为一缕冤魂，沉重地积淀在后人的记忆中，风也挥不去，雪也埋不掉，时间的石磨也磨不灭。
一个抗金名将军事天才陨落
了。
再过一天，就是绍兴十二年
（公元1142年）的新年。
我想象，除夕那一天肯定没有太阳。黑云笼罩了杭州城，西湖之水在呜咽，苏白两堤祭起了招魂的雪幡，吴山低首肃穆而举哀。
六
赵构和秦桧毒死了岳飞，南宋王朝再也没有重新出现一个像样的军事家和强有力的外侮抵抗者。风雨飘摇中的赵家政权在苦捱中度过了138年的日子，最后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轰然倒塌。尘埃落定，偏安一隅的局面从此也在中国历史的册页中画上了句号。
今天，当我的目光注视我们民族的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感情始终是复杂的。宋徽宗赵佶与宋高宗赵构尽管以其文采风流，为中国文化史和书法艺术界添加了浓重的一笔，他们两人的一手潇洒字，也成为我们学习与临摹的不朽典范；但是，他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创伤和难以弥补的失误，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思考和批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的浩然正气和深长期待，无疑是华夏民族要求统一安定的时代强音。统一是中国强盛的基础，安定是民族融合的前提。忽视了人民和时代的呼声，
苟且偷安，倒行逆施的败类，都将被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靖康耻”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封建世袭制和皇权专制制度，不可能把一个当时先进和富裕的国家带向更加辉煌的明天。由此，我想起了清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廖燕在《高宗杀岳武穆论》一文中，振聋发聩的一番议论：“高宗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即使不杀岳飞，收拾起旧山河，还不是姓赵的当皇帝？皇帝能够抛开专制，引进平等与民主？华夏天下就可太平无事繁荣富庶？那是历史的奢望。顺着这样一个思考流泻，我们就会觉得王夫之、黄宗羲超越前人和历史的思想高度。王夫之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黄宗羲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此，我们对那个将平等的观念高唱入云的卢梭和坚信日心说而引火自焚的布鲁诺，也就多了几分钦佩与敬仰。于是，中国历史有了“打倒孔家店”、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
漫长的历史，犹如一条漫长的路。
终于，我又走出了那个宋代畸形扭曲的路，走出了，还要探头看看前面的路——
篇5：北宋靖康之耻：罪魁祸首是王安石
核心提示：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本文摘自《铁血强宋》 作者：黄如一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pan，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pan，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宋朝的官不是这样的当的，中国的官不是这样当的，儒家的官不是这样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