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通用14篇）

篇1：《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读后感

《红色家书》通过一封封直指心灵的家书，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张张昂扬向上的老照片，再现了历史。写这些家书的人们，都是那个时代一些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他们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向亲人诉说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这些书信承载着人格和亲情，蕴藏着智慧和力量，是我们理解不忘初心的重要史料，也为我们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格和道德风范提供了生动教材。

家书里记载的主要是互报平安、家庭之间的点滴小事，其中穿插着写信人之间思想情感的变化，实实在在，触手可及。通过一封封直指心灵的家书、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张张昂扬向上的老照片，不论他的岗位多么平凡，每一个牺牲的烈士都是共和国的基石，每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是祖国建设这部机器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让大家知道，英雄不是高不可攀，榜样就在身边。‚生是奋斗，死是休息‛

１９７２年的春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从江西干校回到家乡浙江探望亲人。年过半百的他，离别故乡３４年来第一次在家里过春节，他为子女们写下了一封家书。

这封家信中，他为孩子讲述了自己革命生涯的艰苦，勉励他们饮水思源，努力为祖国建设出力。‚我在青年时期出门革命，十年不归，战火纷乱，出生入死，十年之中，以杂粮为主食，萝卜、白菜汤为副食，一年不过吃到一、二次大米；黑夜行军，顶风冒雪，野地露营，比较起来，你们今天生活究竟安定得多，条件好得多，深望积极努力，条件越艰苦，越能锻炼考验人。‛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积劳成疾的胡华因肝癌病逝，终年６６岁。去世前的一个月，他还在给时任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的信中感谢党的培养，充满对事业未竟的遗憾。‚参加革命，忽约半世纪，去日苦多，贡献愧少‛ ‚他在国家危亡之时，放弃原本富足的生活，那样义无反顾……这种为民族大义无私忘我的精神，不惜赴汤蹈火的爱国精神，为追求真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让我特别敬佩，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习近平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毋庸置疑，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新形势下，继承先辈遗志，争取更大光荣。

篇2：《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

鲜红的封面，鲜红的笔触，鲜红的热血，鲜红的故事。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收录了五十多位革命者的近一百封家书，这些英勇的革命者，有的是知名的老一辈革命家，包括向南、帅孟奇、吉鸿昌等，有的是普通党员。我无法知晓这些家书的去向，但可以想象，它们也许在硝烟中几经辗转，终于到达一双苍老的手掌；它们也许逃过了绵延的战火，但却寄不到天堂；它们也许在新时代到来之际才重见光明，在一生的等待中渐渐模糊„„

忠孝不能两全，大丈夫有报国之志，为了国家，舍了小家，心中切肤的痛，读罢泪沾襟！

“给家去了数十封信，始终未有接到家信一封。”战士，是坚强、钢铁和力量的代名词，这样悲凉的句子，大概是从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生出的。共产党员铁骨铮铮，为了信仰，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不怕刀枪，不怕子弹!可是他们终究是血肉之躯，亲情、友情、爱情，战火中心心念念的故乡，深夜里冷暖交织的梦。“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梦见了我的妈妈，妈妈已经老得不像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叫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一想，原来是作了一个梦。现在是全国动员抗战的时候，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能在家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大人。”刘忠新把一个男人的愧疚和思念写成滚烫的字句，四封家书，重复了无数次的承诺，随着他的壮烈牺牲，成了往事。

从亲情的角度解读革命，从人性的角度致敬勇士，这该是《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的初衷吧，那么多骨肉离散的故事，在战争这种特殊的时期似乎已经屡见不鲜，但真正走进这些平凡的家书里，我们找到的，是身为人子人父，最真实的一面，一句句“不要怪我”，说尽了辛酸苦楚，一句句“我很好”，让我们想起多少报喜不报忧的过去，应该说，当抛开过于客观又过于奋进的角度，这样的共产党员更能引起共鸣，也让我们确实体会到“珍惜”二字。

篇3：《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红色是一道民族标识。红色早超出了色彩本身的自然属性,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斑斓的色彩中卓然突现, 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色彩。例如 :红色是中国式婚恋的象征, 它寓意着爱情、希望、吉祥和兴旺。而小说中典雅的红色则一改常态, 于温馨中隐透悲凄, 于愿景中浅藏息悯。

《橘子红了》主要有两套色彩体系 :容家大院的阴森灰色和橘园与秀禾服饰的炫目红色。暗色调的容家大院象征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强大与不可颠覆。而秀禾身着的红色服饰, 则象征了她萌动的青春年华。在“红日衔山, 天边一抹金红, 把一树树的橘子都照亮的时候”, 秀禾以无忧无虑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作为一个接受了新思想影响的青年, 秀禾心中涌动着一股追求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流。但在旧时代的阴影下, 三纲五常束缚着她的生活, 强大的社会舆论阻碍着她追求自由婚恋。她与世无争的自然状态, 恰如雾霾之下绽开的一株红花, 鲜艳美丽却弱不禁风。这份纯真与自然, 使她在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举步维艰, 也最终使她沦为了家庭纷争的牺牲品。

红色点缀了秀禾与耀辉的凄美爱情。秀禾和耀辉因风筝偶遇, 再次相遇时竟是在大哥耀华的婚礼上。秀禾嫁到容家后, 只能与耀辉暗中来往。在红色的橘园里, 秀禾与耀辉细语谈天时的心灵触碰, 点燃了爱情之火。琦君选择红色对其爱情发生的场景进行温馨点描, 营造出唯美意境。在橘园, 备受压迫的秀禾呼吸了暂时的新鲜空气, 获得了片刻的精神欢愉。而对于这份难得的爱情, 秀禾虽采取了些微行动, 却因更为深重的恐惧, 在报恩产子与真心所向的矛盾挣扎中走向了绝望的死角。她无法拥有向往的爱情, 最终选择了为爱牺牲。随着故事的发展, 最初代表美好的红色, 慢慢演变成秀禾追求自由爱情的枷锁, 成了折磨她灵魂的刽子手。

红色象征着性、生育与死亡。秀禾来到容家后, 大太太不惜用自己的红色服饰打扮秀禾, 想象着从秀禾身上获得她女性的爱与性的希翼, 将她推向大老爷的怀抱, 希望她能为容家传宗接代。容家上下也满心期待“橘子红”, 盼老爷归来。当橘子“红透了”时, 老爷与秀禾圆了房。而在故事的最后, 红色的喜庆之意则骤然转变为死亡的惨烈与凄悲。故事结尾秀禾即将生产, 禁不住阵痛折磨的秀禾再也没有了挣扎的力气, 难产的大出血使床和地板一片腥红。难产淌出的鲜血, 是她心中压抑许久, 痛哭而出的呐喊。而此时, 在远处的教堂, 耀辉正与娴雅举行婚礼。婚礼上教父的颂词对比着容家老宅里秀禾的惨叫, 白色的结婚礼堂对比着秀禾所处的一片血泊。秀禾孤苦一人带着千疮百孔的爱情流尽了鲜血, 在大太太与老爷重拾温情, 耀辉与娴雅百年好合之时, 像断线的血色风筝般告别了这个束缚着她的封建社会。作者借由红色在中国婚恋中对好运幸福的代表, 展现了女性在传统观念压迫下辛酸与悲凉的生活画面, 将人物心中对爱情的渴望美好地构筑, 又无情地毁灭, 演绎出美的摧折、变质与幻灭, 深切地表达出对旧社会女性的悲悯之情。

红色, 诠释了大太太数十年如一日付出的心血与热泪。大太太的身上集中了许多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如 :仁义、慈爱、勤劳等等。大太太因被误认为不育而被冷落在乡下二十年, “不育”的阴影销蚀了她的肉体。她心怀愧疚, 赎罪一般苦守着乡下的橘园。橘园丰收时的一片红色是她牺牲自己的幸福换取老爷快乐的执着。长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和角色分工使她的精神思想被禁锢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 她无怨无尤地恪守三从四德, 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在城里的二太太背叛了老爷, 老爷又被查出不育时, 她依然坚守在老爷身边, 安慰他, 鼓励他。毋庸置疑, 她对老爷有着一种神圣的信仰, 为老爷分忧是她最大的心愿。每当橘子成熟, 呈现出一片火红时, 大太太都会欢欣鼓舞, 因为老爷会回来看一看橘园, 也看一看她。大太太总是带着一副充满希望而忧郁的神情, 说到“橘子红了, 老爷爷该回了。”从人物形象上看, 大太太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弃妇, 同时又是一个无怨无悔的等待着丈夫一年一度驾临的贤良淑桦的痴情妇。

结语

《橘子红了》虽然以红色的暖色调示人, 唯美的背后却透露出入骨的苍凉。红色的喜庆之意与小说悲剧性的结局形成巨大反差, 红色的不同意蕴也间接反映出人物的主观情感和个性特征。研究红色在《橘子红了》中的象征意义, 有利于剖析琦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作品反映的社会背景。

摘要：琦君是当代台湾女作家、散文家。琦君多以隐而不露的文笔, 揭露旧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困惑乃至多舛的宿命悲剧。《橘子红了》是琦君的代表作之一。《橘子红了》讲述了清末民初一个大家族中两代女人的悲情故事。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象征的写作手法, 赋予红色多重意蕴, 深化了小说主题, 也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关键词：《橘子红了》,红色,象征手法

参考文献

篇4：《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读后感

经久不衰说《红岩》

为什么小说《红岩》的影响持续时间这么长？这么深远？为什么50年长销不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6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这场血与火、生与死、革命与反革命的狱中斗争，实在是太残酷、太壮烈、太激动人心、太可歌可泣了。革命烈士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下的这辉煌的历史一页，是那么鲜明而深刻、形象而具体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什么是党的光荣传统。可以这么说，没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没有革命烈士大义凛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壮烈、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就没有《红岩》！《红岩》就谱写不出这曲震撼人心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红岩》出版于1961年底，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书中革命先烈的形象和事迹，深深感染、激励着广大读者，引导着广大读者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从饥饿的困境中，从低迷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1962年中秋节，全国青联在北海公园举行联谊活动，当时《红岩》作者之一、全国青联委员罗广斌正在北京，应邀参加联谊会，我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代表陪同他前往。在白塔下优美壮丽的漪澜堂内，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紧紧地握着罗广斌的手，亲切地对他说：“你们写了一部《红岩》小说，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你们出版的《红岩》，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崇高的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人们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岩》的社会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耀邦在讲这段话时，是很动情的，他的估计是对的，到1966年“文革”前，《红岩》已经印了300多万册。

50年来，从《红岩》的存在和发展来看，《红岩》是和革命先烈的气节和情操、形象和事迹，和党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此，无论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无论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时期，还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今天，《红岩》一直在有效地发挥着扶正祛邪，发扬浩然正气，保持革命气节，爱党、爱国、爱我中华的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红岩》始终是竖立在社会主义文学阵地上一面不倒的旗帜！

《红岩》创作的缘起

小说《红岩》的创作，首先与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有关。

语今同志1936年上大学时参加民先总队，1938年在延安入党，1939年到1946年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工作，参与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和学生工作，他在重庆红岩村工作7年，对重庆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很熟悉。解放后他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黨组书记、社长、总编。可以说他大半生都是从事党的青年工作的，对青年工作有很深的感情。

那是1958年10月，作为年轻编辑的我跟随朱语今社长来重庆调研、组稿。当接触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狱中斗争这个题材，朱语今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大题材。于是他果断拍板决定，要约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写长篇小说。当时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团市委的常委，一个是统战部长，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他俩虽都在团系统工作，可要他们写长篇小说，他们从没有想过，也没有写过，唯恐完不成任务，不敢接受。朱语今针对他俩的思想顾虑和畏难情绪，热情鼓励说：“你们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团员、青年要响应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现在轮到你们了，就不能带个头？你们没有写过小说，为什么不能学着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就是为了完成狱中烈士的希望和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不要犹疑了，写吧！”朱语今这一番话，既是一个老青年工作者发自内心的殷切希望，又是上级团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是中青社向作者的约稿。

在朱语今的鼓励下，罗、杨开始应允，但朱语今也明白，罗、杨都是市委组织部管的干部，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脱产、不集中精力，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出面给罗、杨请创作假，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

肖泽宽对朱语今的建议很重视。朱语今在南方局工作时，肖泽宽担任过四川巴县县委书记、川东工委书记等职，他俩早就相识，是老战友了。在我们离开重庆后，肖泽宽立即向时任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汇报了，任白戈虽也很重视朱语今的建议，但没立时表态。任白戈是30年代的老作家，对文学创作很在行，他也知道罗广斌、杨益言有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经历，但经历是一回事，写作又是一回事。罗、杨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能担当得起写长篇小说的任务吗？万一写不好，怎么向团中央、向热心的朱语今交代？任白戈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时肖泽宽及时表示了意见，他对任白戈说：“朱语今是我的老战友了，万一写不好，只要我们尽力了，团中央也不会说什么的，而且朱还向我表示，中青社也会帮助他们的。”在肖泽宽说明这一切后，任白戈表态：“好，我支持。”此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还进行了讨论，决定要把写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任白戈考虑得很具体，他对肖泽宽说：“写‘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这样题材的小说，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表彰先烈，揭露敌人。’”5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任白戈提出的这八个大字，是抓住了小说《红岩》的核心。

艰苦备尝的创作过程

肖泽宽在《红岩》的创作中正确而有效地发挥了党的领导的作用。首先他以市委组织部名义把罗广斌、杨益言从各自工作岗位上抽出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专心写作。在与罗、杨交谈中，他发现罗、杨对狱中的革命烈士的思想和事迹比较熟悉，而对国民党的敌特人员，了解不多，也理解不深。要写好《红岩》，就要对敌我双方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行。在他的建议下，经市委同意，准许罗、杨到公安部门查看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肖泽宽这个重要决策，对罗、杨来说太重要了。为了摸清敌特内部的情况和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罗、杨一次又一次翻阅有关特务交代的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的种种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而具体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这为罗、杨后来成功塑造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奠定了基础。正如杨益言后来说的：“仅凭我们掌握的敌特人员的材料，是塑造不出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那样级别军统特务形象的，也很难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性格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

小说《红岩》的“征求意见本”写出后，由于罗、杨受真人真事的束缚，又因为怀着悼念烈士的心情过重，整个作品格调不够高昂，感伤、压抑的内容比较多。任白戈看过后，尖锐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怎么样表现革命烈士高昂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怎么样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敌溃我胜的全国形势？怎么样跳出真人真事的束缚，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面的斗争？这是肖泽宽当时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为此，他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邀请四川、重庆地下党的老同志参加，给“征求意见本”提意见，给作者提供史实、史料、背景材料。正是在这样一些座谈会上，使罗、杨在已掌握的素材中，不断地得到充实和丰富。比如《红岩》中的“红旗特务”郑克昌这个人物，就是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提供的线索。原军统渝站站长李克昌，专门搞“红旗特务”那一套，重庆解放后，很久才在黔江抓获他，后押回重庆。肖泽宽立即叫罗、杨去翻看李的全部供词记录，使罗、杨对特务的狡猾、阴险、罪恶行径，有了较深刻、较具体的理解。为后来在《红岩》中塑造郑克昌这个军统特务的复杂形象，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当时文学界的朋友，针对罗、杨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实际情况考虑，有的建议他们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的斗争，集中笔墨写好一个监狱斗争就很好了。有的建议他们只写狱中的斗争，不要铺展开来，写狱外地下党的活动。罗、杨处于徘徊彷徨之中，不知如何决断才好，曾一度比较沉闷，对市委领导和老同志们提出的希望和建议，能否完成得好，感到没信心。肖泽宽在主持过这三次座谈会和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他也深深地感觉到能否成功地塑造好许云峰、江姐等一批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红岩》成败的关键。而罗、杨坐牢时，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生动刻画、塑造一批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肖感到对罗、杨的要求，要一步步来，欲速则不达。肖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准确地把握罗、杨当时的思想脉搏，心理想法，实际困难，而且他还看到两个年轻人高度的责任心和可贵的朝气、干劲和巨大的潜能。他对罗、杨始终抱有信心，就是在罗、杨自己信心不足之时，他也没有灰心。

在一个深秋的晚上，肖泽宽来到团市委宿舍，他把罗、杨找了来，满怀悲壮之情，向罗、杨介绍了他的战友、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烈士，生前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感人事迹和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他牺牲后在国统区重庆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原来罗、杨只了解许建业烈士狱中斗争的一些片段，而对他被捕前和牺牲时的事迹，以及牺牲后在公众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了解的，后来他们在肖泽宽提供的有关许建业烈士的第一手珍贵材料的基础上，又揉进了许晓轩烈士一些事迹，终于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的形象。

针对“征求意见本”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向罗、杨指出：“‘中美合作所’狱中的生活，确实是非常黑暗、非常残酷的，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对于是写一个监狱，还是写两个监狱，肖泽宽说：“如果你们能够写好两个监狱的斗争，又能写出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如果没有那么多内容可写，或写不出特色，也可以不受生活的限制，集中写好一个监狱的斗争。总之，一切从你们的实际出发，从内容出发，形式服从内容。”关于写不写狱外地下党的活动，肖泽宽肯定地说：“‘中美合作所’狱中的斗争，与重庆市地下党的工作和活动，都是反抗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你们在写小说时，一定要掌握好重庆地下党的工作、活动，是紧密地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这个大形势的。解放战争的发展越迅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就越深入，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肖泽宽还语重心长的对罗、杨说：“三个座谈会开下来，听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的，自己负责，放开思想，大胆创作，才能进步。你们半路出家，更要下功夫补上这一课，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

肖泽宽对罗、杨还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罗、杨依靠专家的指点，拜老作家沙汀为师，以打开思想上的难题和艺术上的突破口。在肖的建议下，市委向沙汀发出了邀请函。沙汀愉快地接受邀请，在看完“征求意见本”后，他从成都来到重庆，在和罗、杨充分交流后，他很同意任白戈提出的“小说精神状态要翻身”的意见。他进一步提出：“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带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全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这“眉飞色舞”四个字，让罗、杨当时听了感到眼前一亮，很新鲜、很振奋、很受启示。为了开阔罗、杨的思想和视野，解决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沙汀向肖泽宽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要罗、杨到北京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刚刚建立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其中就有1947年到194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指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肖泽宽立即拍板同意，批准罗、杨来京参观学习。事后我们发现，沙汀的建议和肖泽宽的决定，是个关键性的举措，是《红岩》创作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京之行，使罗、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发展，从过去朦朦胧胧的认识中走了出来，思想豁然开朗，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怎么样塑造好革命烈士的形象，他们找到了新的感觉、新的亮点、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突破。很快他们就进入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

这之后一稿比一稿好，《红岩》是五稿定稿，北京之行后，罗、杨写出的是三稿，三稿是大转折、大翻身的一稿，无论是思想内容上，艺术技巧上，都有明显提高。众多正面人物形象加强了，许云峰、江姐的塑造有很大进展。通过许云峰、成岗、刘思扬，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斗争，交融在一起；通过江姐，把城市地下斗争和山区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通过李敬源，又把狱外活动和狱内斗争，互相呼应。

但无论是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还是中青社，对三稿都仍不满足，都觉得作品还有很大的开拓天地。经重庆市委批准，罗、杨又一次来京，听意见，改作品，在中青社的指导下，他们奋斗了3个月，写出了《红岩》“四稿”。他们携带“四稿”清样，在返川的途中，先在成都下车，把“四稿”清样送给沙汀，沙汀正在省委开会，专门请了假，赶着看完了。沙汀认为：“‘四稿’可以了，作品的精神状态较过去翻了身，作品的结构基本组织起来了，再加工一下，即可出版，不必再放了。”沙汀要他们在听取重庆市委和各方面的意见后，再一次来成都，他和他们逐章地研究作品的修改问题。罗、杨回到重庆，立即向肖泽宽作了汇报，肖很高兴，当即作了安排：一、请宣传部长黄友凡、文艺处王觉、冯旭、市委党校余时亮、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看“四稿”，在半个月内提出意见。二、之后汇集大家意见，向任白戈汇报，请他把个舵。三、 再去成都，向沙汀汇报，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修改。四、之后，再去北京，在中青社的指导下，最后定稿。一切都是按肖泽宽的部署进行。1961年10月，罗、杨又一次来京，苦苦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修改，才在1961年12月定稿，同年年底出版。

《红岩》出版之后的故事

在《红岩》整个创作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市委要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红岩》第一版的稿费6000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4000元外，尚有2000元，罗、杨商量后，决定全部交党费。杨益言带着2000元稿费去见肖泽宽，肖听了杨的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为了写《红岩》，你们熬更守夜，辛苦了三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肖泽宽这番话入情入理，温暖着罗、杨的心，也体现了党组织对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关怀。但他俩商量后，还是决定交党费，但也不能辜负肖泽宽的一番心意，他们一家留下400元，把剩下的1200元交了党费。

《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一片叫好声中，又是市委向他们提出：要正确对待赞扬。肖泽宽向他们提出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查《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得到提高，以便以后更好前进。”当年重庆市委和肖泽宽同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成功地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为我们党领导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2003年4月李长春同志在重庆考察思想文化工作时，对红岩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一本小说《红岩》，一曲《红梅赞》教育了几代人，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月匆匆，50年过去，当年组织领导《红岩》创作的任白戈、肖泽宽、朱语今、沙汀、边春光，还有作者之一的羅广斌等，都一一先后离开了我们，但红岩精神会世代相传，《红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会永留人间。

篇5：《红色家书》读后感

《红色家书》是由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辑的民间家书系列图书的第二辑，旨在征集整理现存民间家书，唤起民众对亲情的珍视，传承中国文化。

悟《红色家书》，无数革命先烈在战火纷飞时代，为了保卫国人的安全，勇敢的冲锋一线，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放在病毒肆虐的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不顾一切的保卫我们罢了。通过诵读《红色家书》，我们可以感受到，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时代担当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更从中悟到了舍己为人的力量。

篇6：《红色家书》读后感

坚定信念，始终做到心中有党。从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有名有姓的烈士超过370万人，这些革命先烈，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初心?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到刘绍南的狱中壮烈歌，革命先烈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斗，战胜千难万险，夺取革命胜利，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要像先烈那样，坚定信念、对党忠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勇挑重担，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革命先烈为了夺取革命胜利，永不言败、奋战到底，正如杜永瘦遗书中写的那样，“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悔”，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组织部门是党的政治机关，组织工作责任重于泰山，组工干部必须尽忠职守、尽责担当，切实扛起统筹推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之责，敢攻坚、不畏难，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要有“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责任感、紧迫感，倍加珍惜工作岗位，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入手，尽心尽力干好本职工作。

篇7：红色家书读后感

——读《红色家书》之何叔衡作《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有感

明天，是党的九十七岁生日，是丫头8岁生日，也是周日。而我，明天还有工作，将要第六次缺席丫头的生日聚会。正纠结于如何让家人理解我置女儿于不顾的行为时，我读到革命先驱何叔衡老先生在革命时期写给兄长的家书《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以及给儿子的家书《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心里瞬间豁然开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翌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此时他年过五十，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抛家弃子，客居异乡，只能通过书信、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不是不念家，不是不爱亲人，只是在家国之间，在百姓面前，他选择了国家、百姓！

对信仰的选择：“此间有教堂的牧师对我说，咒骂您的，到了您的兄弟妻子时；欢迎您的，自然要扩大到世界全人类。又云，贫穷、饥饿、纷乱、压迫四者，是一人的鬼门关，是众人的安乐园。我由此想到我一身一家的事，即怡然处之了。”

对妻子的表白：“我是永远要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呀。您请袁陈各戚代您的手笔写几句话到我。要是琐碎的事呀。”

对儿子的教导：“你信中‘急是空的’这一句话，十分扼要，凡事只有快快活活的去想，快快活活去做，总有办法，听他天大地大的事都是如此。至于不同人乞怜，须知现在被压迫的太多，都是可怜的人，所以乞怜也是空的。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又，凡事总要早打算，明年要做些甚么事，下月要做些甚么事，明日要做些甚么事，总要脑子里先想一下。”

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老先生的深切牵挂、至情至性！要割舍这份浓情，去为了大众的福祉舍命奔劳，得有多坚定的信念去支撑啊！

毛泽东评价何叔衡老先生：“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萧三先生亦有诗云：“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的确，何老先生就是带着对家人、对百姓一堆感情去投身革命的一头牛，是最可敬的“一头牛”！

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幸福生活是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家舍命谋来的！今天的我们，已经不需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即便身处异乡，偶尔归家也是平常可为的事情。做为一名为企业服务的员工，任何情况下守好自己的岗位，干好自己的工作，是做为一个职业人应有的信念。这种遵守职业道德、信守职业承诺的信念，还要传承给我的女儿，我要为她做出榜样。我相信，我的家人也会支持工作中不完成不罢休的“一头牛”，也会感受到百里之外牵肠挂肚的“一堆感情”。生日快乐，丫头！

篇8：“一封家书”的故事

我知道, 新生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点点滴滴都很关心。在细心询问年级中其他班主任的管理流程以及关于开学准备, 学生要求等每一个细节后, 我精心准备出了一封“家书”———从生活要求、学习准备、习惯培养等方面给新生家长做了提示。报名第一天, 我给每位家长发了一份“家书”, 家长们拿到书信后十分惊喜, 不停称赞“万老师的方法真好, 这下我们就不必担心该怎么做了。”直到现在不少家长都还保留着那张粉红的“家书”。

“一封家书”拉近了我与家长的距离, 我深深感受到, 家长们迫切想知道孩子们在学校的状态, 为了方便与家长的联系, 接下来, 我又开通了自己的第一个教育博客“让雏鹰在这里起飞”并在班级博客中放上了孩子们吃饭、睡觉、站队、上课等情景。公开透明的管理方式得到家长们的认可!针对家长们在对孩子学习、教育上的困惑, 我又向家长们开放了“空中课堂”, 定期向家长们推荐各类书籍, 教育、教学文章, 如《心平气和一年级》《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并在博客中发布《解决孩子磨蹭的妙招》、《治小学生迷电视有良策》、《教育的55个细节》、《孩子执笔方法不正确的原因及类型举例》等多篇文章, 用专家的意见、具体的事例给家长们具体的指导, 和家长们沟通的博文几近500余篇, 点击量达60000多次, 不少家长常常跟帖。付出终有收获, 家长们由开始的质疑变成高度的认可。一位在外打工的单亲妈妈在空间中留言道:作为妈妈, 我觉得把孩子交给您, 非常的放心。虽然我不能和你们天天见面, 但我知道我们的心是相连的。简单的话语让我感到幸福, 因为家长的信任与支持正是给予班主任工作的最高奖励!

篇9：“红色通缉令”的背后

据悉，这是中国首次集中公布外逃人员信息，也是“天网”行动的手笔之一。

100人名单后备注了这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可能的藏身之地。这肯定不是中国外逃公职人员的全部，但引起的关注乃至震撼却是空前的。

一个月来，通缉令上的外逃人员已有两人被“缉拿归案”，杨秀珠、程慕阳等外逃“名人”的行踪也受到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加大追逃力度，一系列追逃、防逃举措密集亮相。

宣示意义大于执行意义

集中公布“红色通缉令”有何深意？华东政法大学比较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李翔教授介绍，中国自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来，追赃追逃一直借助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发布“红色通缉令”，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形式，也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过如此大规模地对外公布和进行专项行动。

“红色通缉令”的准确表述为“红色通报”（Red Notice），是国际刑警组织发放的七种国际通报之一，属于最高级别的通报，是唯一可以对通缉者实施临时拘捕并引渡的通令。另外的通报分别为蓝色、绿色、黄色、黑色、橙色和紫色。通报有效期为5年，未归案的还可续期。

国际刑警组织目前有190个成员国，每个成员国设有国家中心局，构成全球刑警组织网络，使国际合作更加顺畅。但是，“公布了‘红色通缉令未必别国就会配合”，李翔指出，“红色通缉令”对国际刑警成员国并不具有“强制力”，只是要求协助调查。

“国际刑警组织只是协调机构，不会直接到某个国家抓人，最终要落实到潜逃所在国实施具体行动，但借助国际刑警组织，可以带来诸多便利。比如，我国与某国并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合作协定，无论遣返还是引渡，都會存在障碍，借助国际刑警组织，就会减少障碍。”李翔说。

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显示，目前位列红色通缉令中的中国籍人员至少160人。在李翔看来，向社会公布“红色通缉令”，并不在于抓多少人，逃犯也不止100人，宣示意义大于执行任务的意义。

首先，对于贪官来说，此举意在言明，不能心存侥幸，认为逃到国外就可逍遥法外。公布的对象分布在每个阶层，很有代表性。其次，与当前反腐相关，集中公布“红色通缉令”可以实现某种利益上的平衡，除了国内腐败人员要严查，跑到国外，也不会放过，这是一种平衡。

两名已归案

“红色通缉令”发布后的第三天，4月25日上午，在公安部指挥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将公开曝光的百名逃犯之一戴学民缉捕归案。潜逃14年后，戴学民的归案过程可谓自投罗网。

戴学民的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19/1-2002”，他原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万元，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

在官方的通报中，戴学民被抓是因其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公安、检察机关发现线索后，及时开展缉捕工作，将其缉拿归案。目前，戴学民已被执行刑事拘留，有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红色通缉令”榜单上第二个被“拿下”的是排名第二的李华波，他的“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1256/2-2011”。李华波曾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然而这个“股级”干部，凭着一枚假公章，伙同他人于数年间侵吞公款达9400万元，相当于鄱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今年5月9日下午，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江西省检察院5月10日发布消息称，犯罪嫌疑人李华波已被押解回江西，江西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完善证据，对其依法提起公诉。

据披露，李华波案件发生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织检察、外交、公安等部门，立即启动了追逃追赃工作。多部门组成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进行磋商。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司法执法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提供有力证据，由新方冻结了李华波涉案资产，对李实行了逮捕、起诉，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判处其15个月有期徒刑，并在李华波出狱当天将其遣返回国。

追踪 “外逃名人”

相比于已经归国落网的戴学民和李华波，“红色通缉令”上一些“知名人物”的潜逃行踪更为引人关注。

在100名外逃人员中，名列榜首的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红色通缉令”发布后，有媒体报道，2003年4月，杨秀珠带着家人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2005年5月杨秀珠就已在荷兰落网。据媒体去年9月报道，杨秀珠的引渡遣返已启动，正通过协作国依法办理相关程序。

同样持续受到关注的还有程慕阳，有媒体报道，这位落马省委书记的儿子外逃加拿大前，借父亲程维高之利，短短7年时间便身家数亿。

上榜“红色通缉令”后，当地时间5月2日加拿大媒体援引加联邦法庭文件，证实加拿大温哥华知名房地产商迈克尔·程就是程慕阳。同时程慕阳也委托律师在媒体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在中国遭到通缉，但否认有罪。

事发后，加拿大媒体还曝出，加联邦青年自由党紧急讨论撤销程慕阳女儿程颂莲的该党卑诗省分部主席职位。接受过程慕阳政治捐款的政客也纷纷和他划清界限。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像程慕阳这样的逃犯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此外，近期受到舆论关注的还有“红色通缉令”上排名第三的人物乔建军。4年前，时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周口直属仓库主任的乔建军与粮商勾结，骗取国家粮食款7亿多元，于2011年携款数亿潜逃美国。

今年3月，乔建军前妻赵世兰被美国警方拘捕，并被控以移民欺诈、洗黑钱等罪名。5月18日，赵世兰在洛杉矶加州中区联邦法院的听证会上首次出庭应讯，并当场否认被控罪名。起诉书指出，赵世兰与乔建军通过洗钱在西雅图郊区购买了一栋住宅，两人用于洗钱的资金与其侵吞的公款有关。

制度布防为重

在“红色通缉令”发布当日，中纪委官网还挂出了“图解”，以省份标注出这百名外逃人员在国内的案发地点。这一细节，被舆论解读为警告各地相关责任部门，严格履职，封堵贪官外逃。

观察可见，“红色通缉令”发布一个月来，省一级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外逃的布防与追逃举措也密集出台。据官方媒体报道，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成立了省一级追逃办。在中纪委官网上，各地部署追逃与防逃的举措也纷纷亮相。

广东要求确保每一起外逃案件都有专人负责，不错过任何一个追逃和劝返机会。对于重要案件，江西不仅要求明确牵头单位和具体负责人，还要求逐案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因为追逃涉及部门较多，各地也针对部门联动出台举措。例如，天津要求对办案中推诿扯皮、失职渎职的，对线索移送中隐瞒包庇、贻误战机的，对信息沟通中跑风漏气、失密泄密的，要严肃追究责任，以监督执纪问责倒逼任务落细落实。

不仅在追逃工作上发力，如何用制度布防，堵住官员外逃的增量，这也是各地部署的重点。例如，北京要求实行及时报告制度，各单位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发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的，实行一案一报，发生一起报告一起，24小时内逐级上报至市追逃办。

篇10：红色家书读后感

——读《红色家书》有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衣食无忧，亲人常伴身侧，信息交通四通八达。而远在革命抗战时期，只能依靠着一封封家书，饱含亲人的思念与爱，穿越山水，跨过烽火，传递到远方的人手里，薄薄的信纸满载着那个乱世温暖的寄语，一句平安，一张照片，一个故事，无不抒写着革命先辈们对党的热爱与家的思念。

刘愿庵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中，写到：“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读到这封可以说是最后一封家书的时候，我感受到刘愿庵前辈字里行间是对妻子的歉意，对老父亲的愧疚，对中国革命的期待。我想：就义之前，他是勇敢的，因为他为党和人民不怕牺牲自己，他也是不甘，因为他不能再为父亲尽孝，与妻子享受，无法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了。

篇11：红色家书读后感

这封家书是冷少农写给母亲的。在信中提到，母亲曾指责过他不仅不忠不孝，忘恩负义，而且不是个东西。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因此冷少农在信中解释了这一“迷题”。他说：“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是啊，他并非不关心家里人，他只是将自己对家里人的关心分出来来关心一些更可怜的人。冷少农也在信中多次提到那些可怜之人是多么痛苦，看着他们自己又是多么难过，多想他们都过上好日子呀！

人们常说，“家里的老人总是报喜不报忧”，何况漂泊在外的儿女啊！我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冷少农的孙子在说起爷爷的故事时，提到了太奶奶一直以为冷少农之所以不回家，是因为在外面享受荣华富贵，穿金戴银，不肯让家里人一起享福。自从太奶奶看了冷少农寄回来的男女青年合照照片，她更肯定了这一猜想，并且认为冷少农在外面重新安了家。其实，冷少农并非在外面享受荣华富贵，而是为了革命而奋斗，为国家做贡献，寄回来的那张照片，只是为了让家里人安心，不再牵挂他。直到冷少农牺牲后，家里人才知道冷少农是在为国家而奋斗，日子过得并没有那么好。太奶奶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一直有愧于冷少农。他过得那么苦，那么关心家里人，自己十几年来还一直怀疑他。真的太对不起他了！

篇12：《红色家书》读后感

一、永葆崇高信仰，坚定理想信念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们不畏艰险、不惧生死，为革命理想赴汤蹈火、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忠诚的党员本色，是我们党坚强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委书记，我必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自己终身的必修课，把对党的绝对忠诚作为自身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加强自身理论素养。发挥党委班子带头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意识。

二、永葆奋斗初心，树立担当意识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并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年代，革命先烈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缅怀先烈业绩，发扬先烈精神，当代共产党员更要勇担时代赋予的责任重担。对于当前而言，我们就是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脱贫路上不落一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永葆淡泊明志、照亮清廉本色

淡泊是情怀，清正见本色，廉洁勤政，清廉为民，是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刘伯坚给兄嫂的书信中写道：“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分钱的私产。”“为着中华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掩卷沉思，革命先辈始终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他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他们正人先正己，时刻用党的纪律和规矩约束着自己和家人，这些都值得今天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对照反思。

篇13：小户型背后的故事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还有一些创业的年轻人热衷于买LOFT, 花30 平方米的钱享受60平方米的房子。小应和致远是南方农村人, 高智商的他们毕业于重点大学, 毕业后不甘于打工而选择自己创业。从创业初期的选址开始, 他们花尽心思, 一开始在寻找出租房源, 后来无意中看到卖房广告, 发现购买一个小户型对于他们来说比租房还合适。小应说:“ 我和致远共同出资买的现在这套LOFT, 每月还两千元贷款, 相当于房租的数目了, 何况这套房子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俩开的是设计工作室, LOFT正好适合我们, 假如创业不成功, 把房子卖掉也不会损失太多!”在他们眼里, 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 而是展现自我的工具;工作不是一种负担, 而是带有娱乐和游戏的性质。住在这样的小户型公寓里, 让他们更加享受工作与生活一起带给他们的快乐。

不少年轻人由于学历高、收入高, 加上工作稳定, 使他们下决心在天津创业, 但同时又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不长, 只有短短的两三年, 不可能有很多积蓄, 因此小户型的套间就成了他们置业的首选, 而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小户型楼盘的热潮。

从一些已经购买和即将购买小户型和超小户型的房主了解到, 购买者背后的故事真是五味杂陈!白领韩先生说:“像我这样只有40 平方米的小户型, 在设计理念上内部空间利用要高度紧凑化、设计精细化, 像设计飞机客舱一样设计住宅。半间房、多功能房等设计理念在我的屋内全部体现。我之所以买这套小公寓, 是因为我是外地人, 手里只有这么点积蓄, 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住总比租房住好!”

小剑和琪琪明年就要走上婚姻的殿堂了, 本来他们两年前就打算结婚的, 之所以拖到今天, 都是房子惹的祸。小剑说:“我们2010 年就和双方家长提出准备结婚, 由于我没有婚房, 丈母娘迟迟不同意, 丈母娘说‘不管房子是大是小, 地点如何, 只要有属于你们的窝, 就行!’为了给丈母娘一个交代, 我们全家在这两年中凑够了钱, 买了现在这套40平方米的酒店式公寓, 面积虽小, 却帮我实现了梦想!”像小剑这样的刚性需求者居多, 他们因为急于结婚而选择了小户型房子来过渡。

媛媛和老公结婚5 年了, 从结婚前到现在, 一直扬言“丁克”的他们果然做到了。就如媛媛所说:“我俩结婚前就达成共识, 坚决不要小孩, 一定要活出自我, 所以我们喜欢这样的小户型公寓, 别看只有40 多平方米, 但是住起来很浪漫、很温馨, 这样的房子对于我们来说, 一点也不小。”

有一些选择居住在小户型公寓里的特殊人群, 他们进出开着高档轿车, 吃着哈根达斯, 品着星巴克的咖啡, 看着各种大片, 穿着各式各样的名牌衣服, 拿着奢侈品包包……用他们的话说“:不想和父母住在一起, 青春有限, 享受无限。自己出来住多现代、多时尚!反正家里有富裕的资金给我买这套小公寓, 以后结婚了这房子正好是日后的投资源, 真是一举多得!”

对于小户型的概念, 目前没有一个严格规范的说法, 但在地产业内人士眼中, 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一居室销售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下, 二居室销售面积在80 平方米以下, 三居室销售面积在100 平方米以下都称为小户型。小户型由于面积小, 空间安排得相对紧凑, 厅的面积在20平方米以内, 卧室的面积在15平方米以内, 无论一居室、两居室还是三居室, 一般都只有一个卫生间, 其特点是每一个空间面积都比较小, 但能够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要求。

购房顾问网总编苏步超说, 除了小户型外, 近几年还流行一种超小户型, 套内的使用面积在15至20平方米左右,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在套间里, 一般都有厨房和卫生间, 由于户型过小, 一般只能放一张床和基本的家具。还有些超小户型的房子没有厨房、阳台, 厨房也只是点缀而已, 业主在室内只能睡觉, 这样的房子更像一个家庭旅馆。这种房子往往单价超高, 但是由于面积小, 总价却比较低, 除了业主买来居住外, 更多的人拿来作为投资。近期, 有些楼盘也推出了这样的房子, 吸引了不少低收入阶层人士的欢迎和关注。由于建这样的小户型利润较低, 购买也存在一定风险, 所以这样的超小户型房子并没有形成大的市场气候。

苏步超建议购买小户型房时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功能分区得做好。小户型在功能分区上要做到功能齐全、布局紧凑, 厨房、卫生间、阳台都有, 以满足单身贵族甚至两人世界的居住需求为标准。二是通风采光做得好。通风性较差是小户型致命的弱点, 这种情况在公寓楼里表现比较明显。三是空间使用性能好。小户型大多为40 至70 平方米的一居室或两居室, 由于空间面积有限, 居室如何分割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好选择独立功能分开的户型, 厨房与卧室需要适当地隔开, 才有助于提高居住的舒适度。另外, 新开发的小户型通常是小高层或高层住宅, 选房时最好先弄清楚所要购买的小户型每层多少户, 共用几部电梯, 这点对生活节奏比较快的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

苏步超提醒人们, 对于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 特别是目前出现的一些超小户型存在一定风险。大家不难发现, 所有的超小户型都不打广告, 而且售卖时也是偷着卖, 大多以买大推小的方式售卖, 所以房屋本身不受技术支持, 不符合未来发展方向。

篇14：“红色清真寺”背后的争端

几个月前，"红色清真寺"(Lal Masjid)的知名度还只限于伊斯兰世界，该清真寺的教长阿卜杜尔•阿齐兹(Abdul Aziz)也不过是伊斯兰堡的一个毛拉纳(伊斯兰大学者的尊称)罢了。可如今，47岁的阿齐兹名声大噪，"红色清真寺"与巴基斯坦当局的冲突也上了全世界媒体的头条。

事实上，7月初的这场激烈对峙，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半年对抗

"红色清真寺"因清真寺外墙为红色而得名。它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G6区，附近有假日饭店､巴基斯坦海军总部和环境部等政府机关，距离总统府不到3公里。在这一区域，共有8座清真寺。"红色清真寺"楼顶有教徒看守，严禁拍照。

"红色清真寺"属逊尼派萨拉菲教派，下设两所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学校，其中男校约6000人，女校约4000人。由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占全国总数97%，伊斯兰教为国教，因此，在常规教育体系之外，巴基斯坦还存在Madrassah教育，即提供伊斯兰教育的宗教教育体系。这些伊斯兰学院有自己的管理系统，不受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和省份的干扰制约，但由政府授权批准。主流宗教学校目的是扩大学生的就业机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傅小强指出，"红色清真寺"下设的女校名为Jamia Hafsa，学生绝大多数来自联邦部落地区(FATA)和西北边境省的亲塔利班部落子女。许多巴裔美国人和英国人也将他们的子女送到这所学校上学。

"红色清真寺"认为穆沙拉夫总统是亲美的，因此一直心存不满。而今年1月伊斯兰堡市政府的拆除清真寺行动，引发了"红色清真寺"的反抗行动。今年1月，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责令伊斯兰堡市政当局，拆除位于穆沙拉夫往返于总统府和陆军总部途经路线上的7座清真寺。当局怀疑，这些清真寺中可能藏匿的恐怖分子和自杀性炸弹袭击者会对穆沙拉夫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隐患，而穆沙拉夫过去几年已遭数次暗杀威胁。

伊斯兰堡市政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强行拆除这些清真寺后，"红色清真寺"组织下设的两所宗教学校就开始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女学生们强行占领附近一家儿童图书馆，随后男生们也加入到抗议行列。为平息风波，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出钱择地重修被摧毁的清真寺，但女生们拒绝在重建工程完工前撤离图书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公众的注意力很快被3月的司法危机所转移，"红色清真寺"开始另辟蹊径获取"眼球效应"。

"红色清真寺"声称要恢复伊斯兰教法，惩罚那些有违清规戒律､有伤风化的行为。今年4月6日，"红色清真寺"宣布在伊斯兰堡建立宗教法庭，威胁政府不在一个月内推行伊斯兰法关闭妓院和音像店的话，他们将发动自杀性炸弹袭击。

今年5月，"红色清真寺"的宗教法庭"审判"在法国巴黎为慈善事业跳伞时与男教官拥抱的巴政府女部长，并迫使该部长辞职。他们还先后绑架了当地酒吧老板和多名警察，捣毁多家音像制品店。

6月23日凌晨，"红色清真寺"的30多名激进学生闯入伊斯兰堡一家由中方人员开办的中医按摩诊所，扣押了中国公民1男6女。"红色清真寺"认为伊斯兰教义禁止异性按摩。事实上，"红色清真寺"试图以此扩大事态，威胁巴政府做出妥协。经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巴使馆多方努力，在巴基斯坦政府的积极协助下，7名中国人质在被扣押近17小时后获释。

今年6月下旬，在多次劝说自首和放弃抵抗无效后，巴政府开始在清真寺周围部署准军事部队。双方的正面冲突终于在7月3日上午爆发。当时，"红色清真寺"下设宗教学校的100多名学生向监控他们的警察发动袭击，抢夺了部分枪支和无线通讯器材，警方被迫施放催泪瓦斯试图驱散学生，但这些学生向警方开枪还击。学生戴着面罩､手持自动步枪与部队及警员交火逾4小时。

7月4日凌晨，巴政府宣布对"红色清真寺"采取军事行动，并对该寺周边地区实行宵禁，违反禁令者将受到严惩。政府军继续在清真寺外戒备。为了配合军队的行动，军方还在伊斯兰堡街头部署了一些装甲车。几天下来，冲突共造成近20人死亡，近100人受伤。

8日早上，巴基斯坦突击队展开突袭行动，在红色清真寺围墙上炸开几个缺口，设法让困在里头的数以百计妇孺逃脱。但激进分子猛烈还击，突击队队长中弹阵亡。激进派领导人声称，红色清真寺里死了80个人，并誓言宁当烈士绝不投降。

阿卜杜尔兄弟

在"红色清真寺"反对穆沙拉夫的行动中，阿卜杜尔兄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父亲阿卜杜拉在巴基斯坦赫赫有名，他是"红色清真寺"的第一位海推布(Khatib，念"呼图白"和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伊斯兰神职人员)。1966年，阿卜杜拉举家从俾路支省迁往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工作，当时他十分贫困。

两个儿子阿卜杜尔•阿齐兹和阿卜杜尔•拉希德•加齐(Abdul Rashid Ghazi)在伊斯兰堡相对自由的氛围中长大。他们一家也逐渐富裕起来。在阿卜杜拉的经营下，"红色清真寺"成了伊斯兰堡的著名清真寺，一是其位置重要，很多达官贵人和军官都经常去那里祈祷；二是它与巴政府的历史渊源。

傅小强说，过去巴政府曾利用"红色清真寺"来攻击流亡在外的贝•布托和谢里夫，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反对派。阿卜杜拉与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私交甚密，他本人也是一位政治家。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时期，"红色清真寺"是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输送"圣战战士"的重要渠道。

阿卜杜拉在1998年被暗杀。而后，"红色清真寺"就由其大儿子阿齐兹掌管，小儿子加齐是副手。阿齐兹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他的宗教造诣远不如父亲阿卜杜拉，但他继承了父亲的人脉关系。据说，至今阿齐兹还与巴境内被取缔的几个极端教派组织有联系，这些极端教派组织可能还被人暗中支持阿齐兹与穆沙拉夫政府对抗。

去年以来，阿齐兹崛起成为巴基斯坦非部落地区亲塔利班势力的领导人物，并且开始发动"圣战"，反对穆沙拉夫及其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但兄弟俩并不像父亲阿卜杜拉具备"圣战精神"。哥哥阿齐兹7月4日晚乔装打扮混在一群女学生中试图逃离"红色清真寺"时，被安全人员认出而抓获。仍留在寺内的弟弟加齐则希望"有条件投降"：希望不被政府逮捕，并给他足够时间将家人转移走。这些被政府断然拒绝。

相比之下，阿齐兹的妻子､加齐的嫂嫂乌梅•哈桑表现得更为强硬。她动员了数百名年轻妇女准备坚守"红色清真寺"。乌梅就是"红色清真寺"下设女校的校长，校内学生大多是克什米尔战争的遗属。她们经常手持木棒入室攻击被指从事卖淫活动的女性。

截至7月8日，已有1300名"红色清真寺"的宗教学生投降。穆沙拉夫总统表示，只要学生愿意放下武器，政府将向每人发放5000卢比约合人民币630元作为回家旅费。这对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激进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巴基斯坦政府还建议有关学生家长到清真寺附近的一个车站集中，以方便接回他们的孩子。

投鼠忌器?

据官方说法，巴基斯坦政府之所以直到现在才对"红色清真寺"采取行动，是因为担心过度反应会引发自杀式袭击等暴力事件的发生。7月7日，穆沙拉夫总统表示，政府拥有足够的力量摧毁"红色清真寺"内的顽抗势力，但是由于考虑到寺内无辜儿童和妇女的生命安全，政府一直保持著耐心和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