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论语别裁》一学而第一（精选3篇）
篇1：南怀瑾《论语别裁》一学而第一
南怀瑾《论语别裁》整理(一)学而第一
清茶茉莉/整理学而第一『⒈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做学问就要随时随地的学习，随时随地要有思想、有见习、有体验，随时对地能够反省，就能有收获后的内心的喜悦;不要怕怕没有人知道，这个知己在远方，当到来的时候，会让人感到很高兴。做学问的人，乃至一辈子没有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也不怨天尤人。才是君子『⒈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就看这个人能否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爱。“孝弟”的人有深厚的感情，这种人是不好捣乱的;一个人有真性情，就不会犯上作乱，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人有分寸、有限度。君子做学问之道在于人生的建立、内心的根本上。学问之根本在于“孝弟”的建立，修养学问自然提高。孝弟是“仁”的本。『⒈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说的头头是道，却不脚踏实地，“令色”态度上好像很仁义，但是是假的。这些与学文不相干，这样很少能做到“仁”这种学问的境界『⒈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说：我做学问很简单，就是每日用三件事老考察我自己，替他人做事是不是尽心尽力?与朋友相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老师教我的做人的道理是不是实践了?“忠”――心在中间，有定见不转移『⒈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领导千乘之国，接受了就要认真的去做事，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经济上要能节省，以此来体恤民众(爱人);用人时要注意把握时间、时机。恰到好处。『⒈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生，在家里是个孝子，出门能友善待人，做事谨慎守信，有广阔的胸襟，能够爱人，亲近那些有学问道德的人，还有剩余的经历，那就再去“学文”『⒈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看到好的人能肃然起敬，在家能寄信尽力的爱家庭，爱父母，在社会上做事，对人、对国家，放弃自我的私心，许身为国。答应朋友的事情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尽管这个人没有度过一天书，，我一定说这个人真有学问。『⒈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学习态度)一个人没有自信息，也不自己重视自己，不自尊，那么学到的只是知识也不稳固，对你也是没用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信心来。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不要看不起任何人，人和人相交，就要互相尊重。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不因其人而废其言，不因其言而废其人。”『⒈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慎其终者，是说对过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们要怀念他。如果大家都能孝顺父母，孝于祖宗的话，社会风气就趋于厚道了。)欲慎其终者，先追其远。这样社会道德的风气，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佛家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⒈10』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问子贡：老师到每一个国家，都会问哪个国家的政治，是想做官，还是向提供给他们一些建议呢，使他们富起来呢?自贡回答说：老师温和、善良、恭敬严肃、不浪费，友好礼让的，把自己放在最后的。老师不像你们这些一般思想，对于一件事情总是把人家推开，自己抢过来干。踏实谦让给人家，实在退让不开了，才勉强自己来做的。加入你认为老师是为了自己求官，那恐怕也和一般人的求官、求职、求功名的路线两样吧。『⒈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父母去世了，都要言行一致、勤勤恳恳，非常老实。如果做好人，就做到底，即使父母死了，也三年之内，无改于父道，说的到做得到。进过三年，感情没有淡漠，言行一致，这就是孝子了。『⒈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礼的作用，就是中和矛盾，调整均衡。我们传统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就是礼，无论小事大事，都要由着礼的精神来处理。对于一件事，了解他是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的调整就错了。过分的调节也不好。『⒈13』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为什么守信?因为信和侠义很接近，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礼貌的当中要恭敬，对人对事庄重认真，免得找来无谓的耻辱。人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助人的心行，由近而远，渐渐扩及他人。“亦可宗”，像这个样子，也可以宗仰。『⒈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吃的方面没有过分的、满足奢侈的要求，住的地方，只要适当，能安贫乐道，不要贪求过分的安逸，贪求过分的享受(0不注重物质神经生活，而注重精神升华。)一切责任、一切应该做的事情会马上去做，而不乱说话。从书本上去修正作人做事的道理，这个样子就叫作好学。『⒈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说，老师!人穷了，倒楣了，还是不谄媚，不拍马屁，不低头;发财了，得意了，还能够对人不骄傲，何如?这个“何如?”用白话来说是：“老师!你看看我怎么样?”那种自肯的味道，完全在这“何如”两个字上表现出来了。像你所说的那样，只是及格而已，还应该进一步，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安贫乐道，好礼，尊重别人和爱人。。子贡说：“做学问还要像玉一样地切磋琢磨，我懂了。”赐是子贡的名字，孔子说：你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可以开始读书了，也可以开始读诗了，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你一个道理，你自己就能够另外推演出别的道理来。『⒈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一个人不怕人家不了解你，最怕你自己不了解别人。
篇2：南怀瑾《论语别裁》一学而第一
哇，太赞叹老师的智慧了!我心里对“任何事情都要想尽办法做到最好”有了方向和信心。
老师还讲到中国文化是讲究“尽善尽美”，“比如中国建筑里有木雕、砖雕、石雕、对联”，下课的时候我去观察书院的这些细微处，果然处处都是精雕细琢的美，房子的格局和布置都很有讲究。楼梯木扶手栏杆的上下雕花及门上的雕花，同一处如木扶手栏杆上方的雕花都一样，但是木扶手栏杆的上、下雕花及门上的雕花三处又不一样，同中有异，繁杂却有序，让人赞叹不已，看着舒服，是一种享受。还有附近的古木桥，坐在那里观察，每个细节都很美，或者精巧，或者古朴，或者纯厚，越坐越舒适，感觉这座桥跟人无隔，令人回味无穷，没有工匠的敬业精神是不会有这样的品质。反观市区的现代建筑，单调、无趣，用老师的话来说“没品位、不耐看”，确实看久了，感觉审美疲劳，没有回甘的味道。
篇3：南怀瑾《论语别裁》一学而第一
儒学思想内涵之广博,成为历代中国哲人所崇尚和专研的核心内容,以至于一谈到孔子、孟子、旬子、董仲书、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等,都乐乐称道,赞不绝口。然而就承载儒学思想的思维模式而言,尽管有不少的学者见解独到,富有新意,但对其思维体系的架构上还很不系统、不尽如人意,没有说清、讲透、弄明白其中本质性的、内在的、逻辑性的东西,甚至近现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无逻辑,抛出中国古代无哲学的论调。当然作为中国哲学主流体系的儒学,也就被这种声浪所覆盖、所冲淡。经常会听到有人在读儒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发出所谓“零散”、“杂乱”、“东拉西扯”、“无头绪”等伤感之词。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典有问题,而在于我们自身有偏见。一方面,由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扫“四旧”、铲“流毒”、破“迷信”等文化运动的冲击,尤其是近乎全盘西化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和洗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出现断层,甚至消失。一时间在中国大地上,盛行着浓厚的崇洋媚外的思潮,大兴实证之风,类似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不见则不存在”、“唯心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恶习”等话语,不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所以我们的思考方式已不再是传统的尚象思维方式,而是渐成西式定势,动辄即用形式逻辑的思维去套用和评判一切,将中西文化断然割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周易》义理内涵的支撑和架构,《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思维方式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都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就在这一百多年来,《周易》经受了灭顶之灾的悲惨命运,易学的象数思维更被看成是迷信而一尽铲除,使易学几近成为绝学而不能为继,本来就古奥难懂的学问,一下子成了天书。这样一来,我们看儒学典籍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困难,甚而至于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儒学传世经典《论语》的解读,来提揭儒学思维模式的内在本质。同时又考虑到《论语》20篇,体系庞大,思想敦厚,内容过多,片言只语不能明其奥义,所以就从其第一篇“学而第一”说起,以发其端倪,微起抛砖引玉之效。
二 易学自然观与人之为学
易简言之,谓阴阳成易。易中所讲的有关道与德的内容,都是在阴阳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而论的。正如《说卦》中所讲的那样:“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阴阳而成卦,刚柔而生爻,爻之变动又彰显阴阳交变之理,人之仁义又涵存于阴柔与刚阳的相互关系之中,使得阴阳、刚柔与仁义可触类为象、合义为征,一并合于天道阴阳的涵摄之下,进而形成刚柔即阴阳、仁义即阴阳的易道理念。作易圣人的理性境界在此语境下进一步彰示,提出了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将天、地、人三才之道,合而形成“分阴分阳”的统一形态,通过天地之互动,达至“迭用柔刚”的动态流转,最后以易卦之六位格局而使“品物咸章”(《坤文言》),由天之成象发展到地之成形,终至物之始成。我们人也是由这种宇宙生成规律演化而成,也是一种物,只不过是高级而繁杂一点罢了,但究其基质结构与万物同归,不无二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序卦》中的这句话哲理太深了,它将天地与人统一起来,为“天人合一”自然观思想的形成作了基础性定位,告诉我们人的构成是与天地互动的,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就我们人之主体与环境形成的体系而言,我们的躯体,只不过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即阳的部分,天地宇宙的环境作用也自然地构成了我们的另一部分即阴的部分。只有将这两部分统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使我们达到完整和成熟,也只有不断地将环境和我们达到和谐的高度,才能最终使我们找到自我,否则就读不懂我们自己的内在本然,不明白我们究竟是谁。
谈到阴阳,我们不得不对其内在的本质性界定作一明确。从《说文》中可以了解到“易”是上日下月相合而成,即“日”“月”成“易”。这与《说卦》中所说的阴阳成易一对照,便可明白日月本为一阴阳。日为白天的代名词,月为黑夜的象征物,所以日月、阴阳就和“幽”“明”联在一起。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是以尚象思维为主导的,所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就自然地将人之阴阳组成分为“幽”“明”两部分,一部分是能通过各种手段来看得见的,另一部分则是处于“幽”变状态的,这部分物质虽然其客观存在,但又是不可轻易地流现于眼前或被测觉的。就像细菌一样,在我们古人的思维里,他们认定不可见、不可得、不可闻的物质是存在的,但不能名其诸如“细菌”之类的名,而是定之以“无物”以代指。“视之而弗见谓之微,听之而弗闻谓之希,括之而弗得谓之夷,此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寻寻呵,不可名也,故强之谓无物。”(《道德经》)所以在中国古代圣人的思想中,“无”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的意思,而是与“阴”同意。就我们人的内在结构体系而言,由表及里地给以透视,我们的身体之有形物为阳,但也内在存在着无形之“阴”的东西。而正是因为这个“阴”的存在和差异,使得我们人与人显示出不同的个性和形态,并且对于个性差别的定位标准也是取决于对这个“阴”的衡量和评判上的。比如说“这个人很漂亮”,而这个“很”字的落脚点也是放在了气质、内心等阴性情状之上,若这个人气质反背,再长得好看也不可能给他或她下这个评价的,我们通常说的“阴柔之美”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语言吗,孔子在《论语》和《易传》中多处提到要慎而不出,“巧言令色鲜矣仁”,“言语乱之以为阶”,“吉人其辞寡,燥人其辞多,谄善之人其辞游”等,并提出“言行,君子之枢机也。枢机之动,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岂不慎乎”的警示。言语充分为阳,寡语少言为阴。讷言敏行,君子也。所以从中也可品味到阴性成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
由此可见,阴阳互动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的阳势力量来达到扩充阴性空间的效果。只要我们身体组成中的阴性空间得以拓宽,构成我们生命的价值就会不可限量,否则我们本身就与禽兽无异,这就自然地引出了孔子儒学关于“仁”的思想的提出及展开。“仁”这个字在《说文》中曰:“从人从二”,人之所以谓人,“人者,仁也”,关键在于对这个“仁”的品质的修饰上,并且把能否做到仁看成是大人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如何充分做到“仁”,这就需要“从二”,即从阴阳或由阳及阴,由现有的条件到无限空间的拓展和把握,即对宇宙规律及事物变化发展之道的认知。只有明道即理,才能达到仁的高度;也只有不断地力行近仁,才能实现人的价值或成为地地道道的人。这就需要我们有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只有学习才能进入未知的领域,也才能不断地接近和把握规律和真理,否则就不能使我们得到完善和成熟,也就不能在由人作为个体成分所组成的社会大家庭中游行自如。这样的思维过程就其本身来讲也在逻辑地诠解着这样一个命题:人之本性为学习,人之为学最为先。故孔子儒学提出“学而第一”,并将该篇列在《论语》20篇之首,以“第一”而冠之,确有易学自然观的道理涵摄其中。
三 易学自然观与“学”和“习”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论语·学而第一》中,首先写了这样三句话作为开经谒:“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于这几句话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有多种解释,但通常语意上的解读有三个层面上的意思:第一,将自己学到的东西经常地去温习、巩固和使用,是一件快乐的事;第二,有同学从远地而来相会,亦同样是使人欢喜的;第三,自己尽管苦于学习,但自己之所学没有被人认知而却不气愤,真可谓君子之气度。这样问题就摆出来了,“学”与“习”我们通常一体而用,古人惜字如金,反对累赘繁杂,为什么这里反而还分开来说呢?孔子及其弟子们在本篇所要突出的主题是“学习”,为什么一提到“学习”之后,就马上将笔锋一转而提出朋友之事及气度之量呢?有朋友和同学来是高兴,这一点不错,那么在崇尚礼仪的国度里,有老师来不是更能提高自己并为此而感到快乐吗?学而致用,用而可知,学到了真知反而不被人所知,这样的结果有谁愿意接受呢?这三句话放在一段而言,按照当代的思维方式,很明显没有什么逻辑涵存其中,是不是孔子这位圣人在说话方式上太不讲究了,东一句、西一句无有联系呢?也正是基于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鄙人想从易学自然观的角度对此加以阐释,并对儒学思维模式开始粗疏解构。
“学”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求及其内在规律的把握,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但“习”呢,因为其内涵丰富,通常解释为温习,也不能说有什么错,不过就“习”本身而言,其最初本义来自于《周易》坎卦的卦爻辞里。《坎·初六》:“习坎,入于坎窼,凶。”八卦每一卦都有其所符示的自然界之象,坎卦其象符示的是水和险象。在古代,涉水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周易》卦爻辞里多处提到“利涉大川”,告诉我们水与险取象相同,“水曰润下”,是向下走的,呈现出一种不利的象境,这样的象境对于人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不情愿看到而又不得不看到的,所以人的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如何面对困难和处理问题这样的现实难题。六画卦的坎卦是重坎而成,即两个三画的坎卦叠加而成。而初六处于坎卦最下爻位置,坎又为险,“习坎”即为重坎,是险而又险的意思,所以习是与坎陷相联,是“入于坎窼”的象征,其象涵摄的大义应为排险以历练自己。这就是说,因为遇到了“凶”的情况发生,所以必须面对,故“习”的本义更注重能力的彰明和作用的发挥及实践。诫示自己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虽然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但这并不是目的,只有将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学到手并加以用运,才是我们所想要的。通常所说的“真才实学”其意如此,所以“学”和“习”经常联用,其易学自然观思想明露透显。
尚象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其根基是易学自然观。《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在儒学体系的架构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和厚实。从易的阴阳角度来审视,我们通过学习而所得到和掌握的知识、技能及对宇宙万事万物本质规律的认知,是属于人之阴虚内容,是看不见的,而正是这个阴虚的部分与我们身躯这个可见部分相求而合,构成了我们之本然,并形成了有机的人体生命结构系统,其功能和作用与父母生育我们的机理一致无二。所以在古人传统取象比类思维模式的架构下,视学习和父母取象一致。为了更明白地了解和讲清其中的内在本义,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五行的取象法则。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属性,而这五种属性不仅是有生克作用关系的,而且其本性与四季是相对应、相联系的。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呈现出连续相生的情形;而隔位就相克了,按顺时针方向,金隔一位就是木,所以金克木,依此类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五行生克关系的框架为我们明示了六亲的取象规律。生我者为父母,我生者为子孙,克我者为官鬼,我克者为妻财,与我比肩者或同属性者为兄弟。就学习而言,父母所符示着学习之象,所谓“学而时习”就是强化父母之象,若再重复提起长辈等,就很明显地出现多余而过分的情形,过即为错,就是过错,这是中国古人所鄙视的,其惟圣人乎!当然从中也不难发现,与学习取象相同的父母,会受到妻财之所克,而能制服妻财的就是兄弟,所以为了使符示父母的学习之象生旺,就有必要使用兄弟之气来克制妻财。孔子所言之“朋”就是以兄弟之象来符示,当然地反映出学习之功效有得于“朋”来帮助这样一个客观的道理。只有“朋来”,才能克制妻财而使父母生旺,所以提出了“有朋自远方来”而“不亦乐乎”的赞语。不过,干任何事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就有弊。在兄弟克制妻财的同时,符示名望的官鬼之象就失去了原气之支撑,这就必然地产生了生官生名的原神即妻财由于受兄弟所克而休囚无力,不能充分发挥生名望的作用,而使“人不知”的结果产生。其象如孤家寡人的君子一样,不为人所熟见。但尽管人们不了解其本然,而孔子却明确地给以定位为君子成就的历程。也正因如此,孔子在《象·乾》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之健行,只有依赖于其不懈地努力学习,才能彰显其自强不息之情势。
综上所述,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开篇谒,并不是东一句、西一句地简单拼凑,而是一种逻辑的展开和理性的彰示。从中使我们体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所独具的那种整体宇宙关怀、终极人文关切的博大魅力。之所以我们在解读儒学经典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原因是我们自身已失去了对传统的记忆。但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理性的缺失,而固执地以当代或现代的西式模型来生搬、套用、评价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语韵方式和思想情结。
四易学自然观与学习方法论
阴阳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流转,形成了五行属性生克制化的整体生成方式。阴阳相互间的作用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因时之序、随时变易的,尽管其形式体现在六十四卦的格局之中,但其内容是立足于五行生克动变之上,并在时序的流转变化中朗显出人文的丰富内涵。
五行的旺衰与时序相合,儒学的思想体系是以时为中轴动态变化的。儒学提出的仁、义、信、礼、智五德,与春秋夏冬四季(中间还有一个长夏季,因为长夏和夏季都有一个“夏”字,所以通常将其合在一起简称为夏季)是对应的,既然四季是循环的,那么儒学的人文理念也是因时而相衔的。若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儒学内在的逻辑规则,是建立在天地宇宙五行生克制化这样的易学自然观基础之上的。而这个五德的排序,也像一个循环图似的:
仁→义→信→礼→智
首仁,次义,再信,四礼,五智。这个循环图基植于四季,而又给以了重新整合,是具有易学自然观思想和人文内涵的。《说卦》云:“易,逆数也”,明示了易的象数本质层面上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是逆数。我们只要明晰河洛图式就可知道,长夏之位应归西南,属坤卦,其数为二。金秋之时属兑卦位居在右,其数为七。离卦在上其数为九,而坎卦在下其数为一。按易之逆数(这个“数”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动词)的道理,就应该是从大到小为逆数,所以按洛书图式
(如下)空间结构先横后竖的特点看,从横向上分析,由兑至坤是逆数;从纵向上分析,由离到坎是逆数,再对照四季五德结构图,仁位于震龙之位,义位于兑悦之位,信位于坤母之位,礼位于上离之位,智位于下坎之位,就这样形成了以仁核心、为旗帜的五德排序方式。这种五德的排序方式,反映了五德之间涵存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它是以仁为体(为我),即仁为首,克体者(克我者)为次,即义为次,然后是体克者(我克者),即信随其后,四是体生者(我生者),即礼排序为四,最后是生体者(生我者),即智在第五,如下式所示:
这种排序结构与我们办事的程序是相符合的。我们办任何事情,都是先以修身为本,以充实自我、完善自我为最终目标,然后就需要考虑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即克我者或克体者,第三就是需要我们利用现有的条件即我克者,也即我能拘制者或可使用者。当把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问题及所拘的条件都弄清楚了以后,就可发展自己了即可生物了,所以将我生者放在了第四的位置。而发展自己本身,是一种对自我的辩证否定,即对生我者的重新审视,这样就自然地将生我者即父母、长辈之象意,随之而放在了考虑之列,位居最后即第五。
五结语
《周易》的文化内涵可谓大也,易学理念已融铸成中国哲学的灵魂和基质。有了这种认知,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哲学的核心层面,去体味先秦诸子文化及其流传演化的本质联系。否则,我们不但不能明白其中的微言大义,而且会使其原本之意受到错解,甚至扭曲变味。对于思维模式及其逻辑性问题,早在魏晋时期王弼就给其作了明确的解答。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一语道明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认为言与意之间是不能直接沟通的,需要一个象来起中间过渡作用,并强调指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1]这个象就成了关键性的环节,若失去这个环节,你就不可能明白字里行间的意思是什么。所谓的象,孔子在《系辞》中给以定位,“象者,像也。”像什么东西,像什么样子,就是象,并不是有多难理解的问题。而象中的含义,就像八卦卦象一样内涵广博,具体的表征就取决于象的当下情状了,即我们当代科学哲学中所说的语境了。所以说我们古人在尚象思维的传统中,其字面意思往往不是根本的内容,而其所反映出的象才是我们要捕捉的,并通过象来进一步深入其本意之中,去取其精神明其奥义。我们解读诸如《论语》之类的儒学经典时,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经文,那样的话会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很难找出其前后语句的连贯性、思想性和逻辑性,同时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更不能因为我们读不懂,就轻易地简单而又粗暴式地给以否定之。孔子儒学是以“仁”为核心、以“道”为最高目标的,行仁达道已成为儒学的精神和主线,而无论是“仁”还是“道”都是基于阴阳的,即都是立足于易的本质的。《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矣,成之者性矣。”明示了道是阴阳之道,而要承继和达道,那就需要善了,“仁者,善之长也”,这样就把“仁”和“道”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易学自然观思想就成了解构儒学经典的一把钥匙,只要我们能把易学思想与儒学思维模式相贯通,就会进入深层次去领略圣人之宇宙关怀及人文情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