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暑假（通用9篇）
篇1：“痛苦”的暑假
痛苦的暑假作文
现在，只要一提起“暑假就要结束”这六个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这几天，我可是“深受其苦”啊！
星期六晚上，经过一星期漫长的等待，《大侦探西门》终于开播了，可我连电视还没开呢，老妈一把抢过遥控，说：“去！过几天就要开学了，还这么迟睡？快去，睡觉去！”哀啊！可是第二天早晨我想看重播时，老妈又是唠里唠叨地说了一大堆话:“快开学了，头发还长成这个样子，不知道去理一下，电视有这么重要吗......。”让我先去剪头发。虽然剪完后我以百米冲刺地速度冲回了家，但西门还是和我说拜拜了。极端郁闷啊！！！
今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正在做着美梦呢，可老妈却突然在客厅里扯着嗓门喊：“张政，快要开学了，要早点起床了，快下来打羽毛球！”可我迷迷糊糊地，也没听清老妈到底在说什么，就只管睡觉。可没想到老妈居然玩阴招，大喊：“张政，返校日迟到啦！”吓得我是连滚带爬地摔下床，差点没摔着尾巴骨！
而且老妈这几天又给我找了一个新的奥数老师，是个出了名的严厉型的，开学后就要去学习了，真不知今后命运如何啊！而我最喜欢的作文学习班呢，也是一波三折，原本是报星期五晚上的`，可又是因为奥数学习班的“插足”差点排不上了。我最喜欢的就是作文课，总不能连这点乐趣都给剥夺了吧？害得我妈妈又得跟老师好说歹说，才换到了周六早晨。
唉！这段时间可真是痛苦啊！
篇2：“痛苦”的暑假
痛苦的暑假生活
今年暑假，我去武汉的舅舅家住了一个月。原本以为来武汉了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上一个月，可是我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调皮的不讲理的弟弟。和他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是痛苦难当。
痛苦一：事事皆我让
我是哥哥，他是弟弟，我事事都要让着他。打个比方说吧，看电视的时候，老是由他来换台。我们爱看的节目各不相同。他看的尽是天线宝宝之类幼稚的动画片，我则爱看人与自然、百家讲坛和军事节目。有时候趁他去玩玩具的时候，我偷偷把遥控器拿过来换台。他的警觉性可高了，发现我换了台就立刻把遥控器又抢回去，放在屁股下面，然后继续玩玩具；如果抢不到就生气地说：“哼，我不和你玩了，让你把眼睛看瞎。”他不仅用恶语咒我，还用恶行干扰我。他经常拿着硬东西来打我，虽说他力气小，但打在身上还是挺疼的。这些都可以忍，有时候还真是忍无可忍。我做作业思考问题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思路，就被他的嚷嚷声打断了；睡觉的时候，我这个不爱睡午觉的人好不容易睡着了，却被他一扇子打醒。我真想打他，虽然有舅舅为我撑腰，但是他最近做了手术，我也不好意思下手，哎，事事得我让呀！
痛苦二：不按常理出牌
我弟弟很不讲道理，经常不按常理出牌。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他从背后把我踢了一脚，把我踢得眼泪直往下流。舅妈看见了，要他向我道歉。可他死活也不肯。这一次家里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我这一边，他只好答应了，不过他有一个条件，让我先说“没关系”，他才说“对不起”！还从来没听过先说没关系，再说对不起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条件啊。我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就说了一声“没关系”。只见他昂着头，撅起小嘴巴极不情愿地对我说声：“哥哥，对不起”，就好像自己没做错事似的，这样的态度让我很生气。我对他说：“你这也叫道歉啊，一点诚意都没有。”这下可不得了，只见他满脸涨得通红，握紧拳头 ，使劲一跺脚，大声吼道：“我是有诚意的！”看他那愤怒的样子，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妈妈更是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痛苦三：好心没好报
这次来武汉，是因为弟弟做了手术，舅舅让我过来陪他，弟弟却根本不领情。在他家住一个月，浪费了我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而且他不让我看电视，不让我吃好吃的、不让我玩玩具、不让我玩电脑，还动不动就叫我“滚”，这真是好心没好报！这不，那天我们一起逛街，我要牵着他走，他不肯，非要逞能自己走。他还一路走一路玩手机，径直往车上撞，我吓出一身冷汗，奋力冲上去把他拉过来，由于用力过猛，他没事我却摔了一跤，我没哭他倒哭起来，还埋怨我没有保护好他，真是太可气了。
终于一个月到了，我离开了我可爱又可恶的弟弟，回到了红安。可是我经常会想起那“痛苦”的暑假生活，想念我那调皮又不讲道理的弟弟了。
篇3：“痛苦”的暑假
Part of the pains of Ah-Vee the narrator derives from struggling cultural identities.The INP deems cultural identity as“the emotional prominence that one renders to his affiliation with the larger culture” (Ting-Toomey 2007, 27) .The generational problems between AhVee and Mrs.Pang his mother are in fact clashe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self-images.Mrs.Pang, who was forced to leave China and has been in America for 40 years, is a mother of four children.The mother assum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dentity She is reluctant to learn English, and has a simple lifestyle.For her“anything’s fine, but cheaper is better” (Louie 2008, 252) .She tries to maintain conventional familial ties, having in her department AhVee for accompany, and expecting her other children to invite her to their homes.Because love and marriage mean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it is no wonder Mrs.Pang would feel uneasy when she sees the son flirting with Deborah, who turns out not to be his true love.As a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Ah-Vee displays two distinct cultural identities.Accustomed to the American culture, he is an American proper.He does not like to live with his mother.Nevertheless, the narrator is unavoidably bound to the Chinese culture.Though forced to be the mother’s apartment mate he accepts and lives with her.He sometimes does not show respec for the mother, but in fact has a strong love for her.Once he has ambiguous feelings towards her-despite that he wants to protect her he fantasizes that a bomb claims her life;but the illusion does no last long before he is fearful of losing her.When Mrs.Pang prefers Mandy to Deborah as her son’s wife, he buffers the inconformity between ladies to assure her.Generally speaking, the narrator is a focal point of two cultural identities constantly in disagreement with her mother’s unified cultural self-image.
The other part of the pains originates in fainted skirmishes between ethnic identities.According to the INP, Ethnic identities are related to one’s lines of ancestors, or beliefs of the origin of his ancestors (Ting-Toomey 2007) .Under this umbrella, the dominant white Americans, the Asian Americans, or more specific Chinese Americ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s could be defined.The communicational impediments in the story also engage with such self-images.Ah-Vee, a Chinese American, and Mandy, a white, used to be lovers.Although Mrs.Pang regards the white girl who can地享受着巨额的财产已经高高在上的地方带给他的身体上的快乐, 而他的精神上却是极度空虚的。最后当他认出了由于被自己诱奸而不得不沦为妓女和凶杀嫌疑人的玛斯洛娃, 他看到了自己对玛斯洛娃造成的伤害, 他那颗曾经踌躇满志的心再次复苏, 他不但帮助了玛斯洛娃, 还决定让出自己的土地把自己年轻时的信仰赋予事件。
三、托尔斯泰创作聂赫留朵夫矛盾性格的原因
托尔斯泰之所以创作出聂赫留朵夫的这样矛盾的性格, 既是要反映俄国旧社会的现实状况, 也是作者本人对于自己人生观的阐释。
1、是反映俄国旧社会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托尔斯泰属于现实主义作家的学派。为了创作《复活》这部小说, 他接触了数个不同阶级的人物, 他犀利的笔锋触及了人们的心灵。就像大多数人一样, 《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性格是矛盾的。其实具有复杂性格的人会比那些信念坚定的人带给人更深的思考。因此, 作者想用聂赫留朵夫这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来表现大多数人物的复杂之处。
2、是作品创作手法的阐释方法
《复活》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巨大的震撼, 是因为作者创作手法的体现。在小说中, 聂赫留朵夫对待整个贵族阶级的看法是肮脏而卑劣的。小说的结局是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背叛了自己所属于的那个阶级。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的刻画在那个时代具有深远而典型的意义, 而作家托尔斯泰正是通过作品的这一矛盾的创作手法来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的罪恶。
3、是托尔斯泰本人人生观的体现
托尔斯泰的《复活》中深刻的体现他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及他生命中出现挫折的时候, 他是有着怎样矛盾的心理。托尔斯泰曾经出生在没落的贵族之家, 他的家庭给了他许多的局限性。他的性格特点即会表现在他对于社会以及对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上, 一方面他在力图摆脱这种局限性,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应环境, 重复着别人的生活。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小说虽然揭露了社会制度的罪恶, 但是结尾却将解决的方法寄托与对宗教的信仰, 也体现出作者无力改变社会现状, 把希望寄托给信仰这一思想。
总之, 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这一矛盾形象的刻画, 让读者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一个灵魂在复活的人在清醒与软弱之间、在奋斗与彷徨之间、在呼喊与苦闷之间的挣扎。
参考文献
[1]Louie, David Wong.2008.“Pangs of Love.”In An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d.Xu Yingguo, 248-
[72].Tianjin:Nankai University Press.
篇4：“痛苦”的暑假
“老师,您看,我女儿这样对待自己,是不是很傻?”咨询室里,徐萍生拉硬拽,非要女儿瑶瑶撸起袖子。瑶瑶被逼无奈,最后只得由着母亲把她的袖子撸起来。眼前的一幕触目惊心,这个15岁小姑娘的胳膊上布满一道道伤痕,伤痕蜿蜒细长,一看就知道是被刀片划伤的。
“是你自己划伤的?”我不敢相信地问。
瑶瑶无声地点头,睫毛下垂。
真不知怎么想的,这孩子。我又生气又怜惜。“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想质问她,但话一出口却成了,“划的时候很疼吧?”
这次,瑶瑶摇头。
“能不疼吗?傻子才不觉得疼!”徐萍忍不住气愤地说,情绪有些失控。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心绪难平:“瑶瑶洗澡时滑倒了,我听到浴室里有异常声音,赶紧进去,一眼就看到她胳膊上的伤痕。天啊,那么多,我都惊呆了!不知道这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糟蹋自己的,我竟然一点没察觉。我说她怎么大热天还穿长袖衣服呢……”说着说着,徐萍忍不住抽泣起来。
作为母亲,发现孩子如此伤害自己,那份震惊和心痛、不解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情绪失控也是正常的。但此时,她这样的情绪实在不利于我与瑶瑶的沟通,所以,我示意她先回避一下。
没有妈妈在身边,瑶瑶放松下来。在我的循循诱导下,她说出了内心的迷茫与伤痛……
身体有痛感,心里有快感
瑶瑶说自己从小性格内向,不但话少,而且反应也不机敏。从懂事起,她听到爸爸妈妈提到自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瑶瑶很笨。”
上小学,一般来说,女生的成绩普遍好于男生,但瑶瑶的成绩不好,分数总在全班“垫底”。爸爸妈妈拿到她的试卷,总是长叹一声,眼里流露出无尽的失望。尤其是爸爸,看一眼她的试卷后,就晃着她的肩头,痛心疾首地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我们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看到爸爸妈妈这么难过,瑶瑶更加难过。她想争气,想上进,想考出好成绩,但无论她怎么努力,试卷上的红叉叉总不见少。渐渐地,她对自己也失望了:看来,我真的是很笨啊。
就这样,摇摇晃晃到了初中。学习的课程多了,难度也增大了,本来就“朝不保夕”的瑶瑶输得一塌糊涂。更让人伤心的是,此时的她再怎么反应迟钝,也有了自我意识,懂得了什么叫自卑。
她说自己就像丑小鸭,而且是一只永远变不成白天鹅的丑小鸭。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她都不招人待见。她唯一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别人不喜欢自己,就躲着、避着。因此,她越来越封闭,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包括爸爸妈妈。在学校,她跟同学没有一句话。放学回到家,她就钻进自己房间,不到吃饭时间不出来。从小到大,瑶瑶没有参加过几次集体活动,课余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趴在桌子上发呆度过的。瑶瑶说,她孤独、苦闷,有时候想活着真没意思。
如果没有那件事情的发生,或许她只是由着自己孤独和苦闷下去而已。可是,那件事情引发了她内心的一次地震,顷刻间,房倒屋塌……
事情是这样的:班里组织辩论赛,分正方反方两组,班里每个同学都必须参加,参加哪组由抽签决定。瑶瑶抽的纸签上写着“A组”,她沉默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直到大家各就各位,才听到A组的同学吆喝:“A组还缺一个,是谁,快来啊!”瑶瑶迟疑着正想“投奔”过去,可想不到,那几个热情招呼的同学一看是她,不约而同失望地发出“啊”的一声,然后就听一个同学小声地说:“怎么是她啊?完了,这次肯定要输了!”
瑶瑶一下子收住脚步,说什么也不肯过去了。老师问她为什么不过去,她小声地问:“我能换一个组吗?”老师还没表态,A组的同学反应很快,马上说:“老师,她不愿意到我们组,您就换她到别的组吧!”
老师不同意,说比赛规则不能轻易更改。无奈,瑶瑶走进了A组的队伍。可她刚站稳,身边的同学就叹气,说:“怎么这么倒霉?全班就这么一个聪明的,就让我们组给摊上了!”
这样明显的反话,瑶瑶还是能听出来的。她低着头,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进去。
放学回到家,瑶瑶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越想越难过,不禁扑到床上放声大哭。她边哭边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这么让人讨厌?
悲愤的火苗在她心中越烧越旺,哭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行。她抬起头,在屋内逡巡,最后目光落在一个削铅笔的刀片上。她“腾”地坐起来,伸手抓过刀片,想也没想就在自己的手指头上划了一下!
锋利的刀刃在皮肤上划出一道细白的口子,血,一点点渗出来……瑶瑶感到丝丝缕缕的疼,但同时竟有很解恨的快感。她用手使劲挤伤口,让血流得更多。看着血一滴滴落到桌面上,她的心里莫名轻松了很多,甚至有久违的快乐情绪在心里弥漫,以至于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了。
从此,瑶瑶终于找到了宣泄不良情绪的出口,也渐渐迷恋上了这种解恨的感觉。又考了倒数第一,又被父母骂,又听到同学的冷嘲热讽……只要感到压抑憋闷,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用刀片划伤自己出气。
为了不让父母和同学看到伤口,瑶瑶选择在胳膊的上臂划。每划一道口子,她就在心里骂自己:叫你笨!叫你不争气!如此折磨一番后,气也就消了。这时,她再放下袖子,遮好伤处,擦干眼泪,又成了那个别人眼里寡言、愚笨的瑶瑶。
就这样,两年多来,瑶瑶的胳膊上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父母竟全无察觉。而瑶瑶越来越痴迷于自我摧残,痴迷于那隐忍的疼痛和疼痛带来的快感,直到洗澡滑倒,妈妈冲进卫生间才看到女儿真实的一面……
心病还需心药医
我们常见一些热衷“自残”的孩子:父母不给买玩具,拿头撞墙;父母不答应让自己玩游戏,揪头发;父母不带自己去动物园,绝食……如此自残,是拿伤害自己要挟父母,以达到某种愿望和要求,是做给父母看的,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忍痛为之。
瑶瑶的自残和这些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她的自残行为不愿被人看见;实施自残行为时,虽说生理上有痛感,但心理上有快感,以至于为了追求快感,而对自残行为产生了依赖。可见,她的自残行为并非任性,而是超出正常范围、非健康的一种心理表现。
从交流中得知,瑶瑶是个有严重自卑感的孩子,而自卑感来源于那句“瑶瑶很笨”的评价。在她短短十几年的人生里,这句评价像魔咒,紧紧禁锢着她的心灵,剥夺了她的快乐和自信,并引发了一系列心理问题,比如孤僻和社交障碍。因为孤僻和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她抑郁的情绪找不到合理的宣泄途径,在偶尔一次自残并感觉“解恨”之后,痴迷上了这种非正常的宣泄行为。殊不知,心病还需心药医,心灵的伤痛岂能靠身体的伤痛来驱逐?自残行为只能带给个体暂时的快感和解脱,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因此,要阻止孩子继续自残,就要从根源入手。根源消除了,自残行为自然就会消除。于是,我给瑶瑶的父母提出以下建议——
仅仅因为孩子性格内向,反应不机敏,学习成绩不理想,就认定“孩子笨”,显然过于武断,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极其不利。看瑶瑶这些年因为这句评语遭受的心理折磨,就知道这话害人不浅。
人的智商有高低之分,但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闪光点。父母要做伯乐,善于发现这些闪光点,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孩子的一切。
孩子胳膊上的伤痕,让人心痛,更让人警醒。它警示父母们要用爱包容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不代表孩子一无是处,多给孩子笑脸和鼓励,孩子就会心生温暖和信心。
如果孩子从父母那里都得不到赞赏和肯定,还能奢望他人的爱吗?由此可见,瑶瑶的内心该有多么恐慌和无助,难怪孩子小小年纪竟然感叹“活着没意思”,难怪孩子挥刀伤害自己……
从现在起,停止对孩子的责备和训斥吧,尤其面对女儿胳膊上的伤痕,再震惊、再心痛、再不解,也不要说出“傻子才不觉得疼”这样带有鄙薄意味的话,更不要流露出厌恶情绪!父母要蹲下来,细细抚摸孩子身上的伤痕,告诉她,你是多么爱她,无论她是美还是丑、是聪明还是愚钝,你都爱她!
抛弃头脑中关于成才的条条框框,上重点大学、读硕士博士、做成功人士……所有这些,和孩子的健康、快乐相比,都轻如鸿毛。试想,孩子苦闷到挥刀自残,您还有心思去计较孩子的分数吗?一个人,没有健康的心理,没有基本的自我认知,一切关于成功的想法都是空中楼阁。
再有,多拿出时间陪陪孩子,多和她交流,像朋友那样,让孩子说出心里的压抑和苦闷。多带她出去走走,鼓励她,欣赏她,给她建议,教她方法,再不要说“瑶瑶很笨”的话。
我也给了瑶瑶一些建议——
第一,正确看待自己。对大多数人来说,聪明程度都差不多。学习成绩不好,原因很多,不是因为你笨。撇开学习成绩这一点,你也有别人比不了的长处和强项。
第二,正确看待不如意。不要错误地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都归结为“自己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事情是客观因素或者说不可抗拒的因素所致,不要全归罪于自己。豁达地看待不如意,能改变就努力改变,不能改变就坦然接受。等你长大后就会懂得,人生不仅仅是考书本知识,学习成绩不理想,不是世界末日。
第三,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宣泄出来是对的,但要选择正确的“放气阀”,而非拿自己的身体撒气。下次,如果苦闷至极,想要做点什么,建议你踩爆几个气球或找没人的地方大声喊叫,或摔打枕头……你会发现,这样做也很解气,而且不会伤害自己和他人。
篇5：痛苦的暑假小学生作文
窗外的世界已是一片寂静。黑漆漆的夜色中，只有我屋里的一盏台灯还在固执地亮着。
从早上一直到黄昏，我埋头于小山般的书堆中。我像一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小鸟，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愿去唱歌给他听，望着笼子外面自由自在的同类，我却只能叹口气，继续学习。
看，窗外的小朋友们在打羽毛球。我却依旧坐在书本与练习卷后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着。
“多么愉快的暑假啊!”那只是对其他孩子的意义。暑假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遥不可及。
一天中，除了吃饭、上厕所、洗澡、睡觉，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再大人眼里或许真的很重要吧，不成熟的我却对它厌倦了。真想痛痛快快去玩一回，哪怕就一小会。
我怕，怕我的童年只有黑白的练习卷与辅导书，怕我的童年在不停的学习中飞逝，想玩却没办法玩。多么希望，我的童年是彩色的呀。
篇6：痛苦的作文：失败的痛苦
当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看，一直等到鼠标无法再向下滑时，我呆住了----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是数学希望杯竞赛获奖者的名单。我是信心满满地，心里怀着一团或打开电脑的，可当我发现名单上并没有我的名字时，我心里的火熄灭了，揣着一块冰离开了电脑。
我无法想象自己失败了，在我的心里，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无论是几何题，应用题，还是其它的题目，我做它们都是易如反掌，不会像做语文或英语题那样绞尽脑汁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可我居然落榜了，着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的事实。
三个月前，我知道了自己杀入了决赛，当时心情是又兴奋又激动。走在大街上，我都在想我是数学天才，我进入了决赛，我昂首挺胸，迈着正步走。回到家，我总是先打开电脑玩一下，再写作业，妈妈劝我：不要玩了，复习一下数学，马上要决赛了。可是我很不耐烦地说：急什么急?你怎么那么唠叨呀，都进决赛了放松一下不行吗?妈妈也不再说什么，无奈地离开。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在我与同学聊天是，在我玩电脑时，在我看小说时，它不打声招呼就自己流走了。决赛的日子来了，怎么办?我都没有复习?我干着急。我叫你复习你不听，现在急有什么用?妈妈说。你根本没有‘深入‘地劝我，只是叫一声。我总是有一万个理由。进入了考场，看着那些嘲笑着我的似曾相识却记不起解法的题目，我的眼睛模糊了。
现在获奖名单公布了，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妈妈问我情况如何，我支支吾吾不知道怎样回答，妈妈看出了端倪就没有再说什么。晚上躺在床上，梦乡中，无数人围着，指着我说：没出息!没出息!我惊醒了，房间黑黑的，正如我的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复习，一定成功。我心想。可事实上，我失败了，由于我的骄傲，我的贪玩，我失败了。
篇7：痛苦的作文：痛苦是幸福的根源
梦里，是白色的。人生如梦，她岂会不知?只是被一个“情”困了，红楼梦，梦红楼，到头来只是一场风花雪夜的梦，泪已还，恩已报，人间更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贾府上下一派喜庆，大红的颜色是多么刺眼，灵魂已飘离肉体，离开那个久病的身子，绛珠淡然一笑。那一笑，便是释然的笑，她要离开人间，回到那九重天之上。
一旁是紫鹃的哭声，她是自己来贾府之后发配给自己的，但渐渐地她便成为了黛玉的最得心的丫鬟，甚至超越了雪雁。以后的日子，她该怎么过?绛珠从心中发出怜悯。
在离开人间前，绛珠还得看看神瑛，虽然他不久后也将回到九重天上，可绛珠还是想看看他，以黛玉的身份怀念那些纯真无邪的日子。
洞房花烛夜，本该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可这时在新房内的一声竟将这境况生生打碎：“你不是我林妹妹!我的林妹妹呢?我要林妹妹……”宝玉惊慌失措，掀开了盖头，新娘却不是黛玉，他的林妹妹呢，那与他天造地设、俩小无猜的林妹妹呢?宝玉狠狠地推开宝钗：“你走啊!你不是林妹妹!”
一旁宝钗早已经是梨花带雨，这眼泪，没人知道，脸上那郑重的妆也已花了。宝钗虽然聪慧，坚强，善解人意，是不一样的奇女子，但她难道就没有幻想过自己的爱情，自己与自己的另一半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吗?这终究不是她最后的归宿，一如那用来喝交杯酒的酒杯，被宝钗生硬地摔在地上。
她面对掩面的宝玉，没有如黛玉般对他的.爱，但不爱，不代表不保护，她要保护宝玉，保护这个痴人。
“你林妹妹早就死了，她病得那样重你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你不应该对她的生抱有希望。她死了，她死了。”宝钗一如往常般温柔，一字一字皆是从喉咙中生硬地吐出，她伤痕的心，正如她温柔的话，黛玉死了，宝钗的心也死了。
宝钗见宝玉恸哭，她自己何尝不想哭?他爱黛玉，她难道就不爱那个伶牙利嘴、爱耍小性子的林妹妹?如此感伤，宝钗她又怎么能再去添加一分?
夜，在贾府的灯海里显得多么的明亮。
绛珠看着同样痛苦的两人，心中发出一声悲叹。
篇8：不要把贫困的痛苦传给孩子
他至今都记得在他16岁生日的时候, 父亲对他说了句“杰斯, 生日快乐”, 而生日礼物也只是一支很普通的钢笔。而在他生日来临的前一段日子, 他有意无意地向父亲透露出想买条牛仔裤的愿望。并在各方面都尽力表现很好。他本来以为父亲会送给他一条牛仔裤作为生日礼物, 可是, 事实却让他备感失落和痛苦, 甚至愤怒。在圣彼得堡, 男孩子从16岁就意味着是成人了。而16岁生日这天, 父母一般都会送孩子一份他渴望的礼物, 来作为成人贺礼。父亲给杰斯的解释是:一条真正的Levis牌牛仔裤价格高达500卢布, 而他的月工资只有200卢布。如果买了一条牛仔裤给杰斯, 全家人都会因此受穷受苦一段时间。而他又不愿意去买一条价格便宜但质量低劣的冒牌牛仔裤送给杰斯, 尤其不愿意在杰斯16岁生日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当生日礼物送给他。
对于父亲的解释, 杰斯根本无法理解, 也不愿意去理解。他用眼泪和脸上的表情无声地表达着自己的抗议。父亲并没有安慰他。相反很严肃地对他说:“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 但别指望我向你道歉。我没有错, 只是没有能力满足你的愿望而已。或许你认为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那我希望你以后做一个出色的父亲, 不要把你现在所承受的痛苦传给你的孩子。”
“我一定会比你做得好, 将来我要做了父亲, 我会送他无数条牛仔裤, 会满足他所有的愿望, 我会让他因为我感到骄傲。”性格倔犟的杰斯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些话来。
“很好, 我愿意将你说的这些话看成你的成人宣誓, 但愿你不要忘记它。最好铭记在心里。”父亲说完这句话, 就去上班了。杰斯站在原地, 久久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高中毕业后, 许多要好的同学去工厂做了工人, 而杰斯却执意要去读大学。在他看来, 要想改变命运, 有光明的未来, 读大学是他唯一的捷径。杰斯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 要做一个有成就的人。所以, 他坚定地要读大学, 无论多难都要读。上大学时, 杰斯因成绩优异获得最高奖学金, 但是钱仍然不够。为此他经常利用暑期勤工俭学, 到建筑工地打工, 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卢布;而开学后, 则会找份清洁工的工作。靠着半工半读, 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既要打工赚钱, 又要学习成绩出色, 杰斯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从读大学开始, 他几乎很少能睡个痛快觉。在他们那一届的博士生中, 身高仅1.62米的杰斯被导师称为“身材最矮但最能吃苦的学生”。
这个叫杰斯的孩子现在的名字是:梅德韦杰夫。2008年3月2日, 他胜利当选为俄罗斯新一届总统。在大选结果揭晓的当天晚上, 43岁的梅德韦杰夫像个调皮的孩子一样。给圣彼得堡的父亲打了电话, 幽默地说:“你现在去问问我的孩子们, 看看他们是不是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骄傲。顺便说一句, 我也和他们一样。”当年的杰斯早已经理解了父亲。在他看来, 16岁生日那天, 父亲其实给了他最好的生日礼物——奋斗的最初动力。
篇9：痛苦的人格分裂
一九四九年，随着天安门广场礼炮轰鸣，古老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应该说各个阶层的人们这时是抱着不同的心境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其中，原来一直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的那一群传统学人，此刻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后，他们则经历了他们的先辈们所没经历的心灵磨难。而这一时期史界传统学人所感受到的心灵磨难可能最为沉重。
他们中间不少人，很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崭新的形像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新事物，但又总是陷入东施效颦的可笑境地；想在新发起的各种运动、各种斗争中冲锋陷阵，表现自己，但又往往表演得过火、过分，让人生疑；想与过去的恩师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但又难以承受良知的折磨……这就是五十年代前期多数史界传统学人的窘况。
顾颉刚先生在旧中国的学界声名赫赫，七大册《古史辨》，与《观堂集林》一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所谓“国学”的成绩。如果只是这些，倒也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顾先生的成名与疑古运动的展开，与胡适有脱不开的干系，甚而至于可说得力于胡适。而胡适长期以来又是共产党在文化界的头号敌人。现在世道变了，胡适“溜之乎也”。我们的顾先生怎么办呢？顾先生素来对胡适执师生之礼。表现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那种师生之情，至今读来令人起敬。在这篇《自序》中，顾先生以极度尊敬的口吻前后提到“适之先生”的地方多达二十六次。并在分析总结自己由以成名的原因时，反复强调自己所受“适之先生”的影响：“要是不是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时过境迁，现在顾先生如何面对与“适之先生”的师生关系呢？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做法：不得已而大骂胡适。
远在大规模批胡之前的一九五一年，顾先生就开始与“适之先生”划清界线了，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公报》)在批胡的高潮期间，在政协的一次扩大会议发言中，顾先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兴趣主义的治学旨趣，检讨了自己起草向蒋介石献礼的九鼎铭辞的行为，特别是检讨了自己所受胡适的影响。其中说，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乃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他的一切学术工作乃是替封建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服务、转移青年目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承认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另在这时再版的《汉代的儒生与方士》的前言中，交待本书的写作缘起时，只字不提实验主义的影响和胡适名字，仅说如何受到钱玄同的影响与推动。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也同样如此。这种努力回避胡适、淡化彼此关系的倾向，甚至到顾先生逝世前的八十年代仍未消失。(见《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刊上海影印《古史辨》第一册。将此文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对照阅读，会很有意思。)
要是仅有这一面就好了，后人就会认为顾先生思想改造得比较彻底了，而且也好像被主流学者认可了。可是，新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为我们展示了顾先生的另一面：与新社会关系比较紧张，心灵深处创伤累累的一面。从《年谱》中可以看到，顾先生在通过与“适之先生”划清界线努力向新的“道德标准”、“社会风气”认同的同时，私下也颇多不满与抱怨。在谈到对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不满时，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的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时间，三也。”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致友人祝瑞开的信中又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此)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想用对待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当时令人目不暇接的运动，极其拙笨地对待思想改造，看来是顾先生不满与苦恼的根子。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场合反映他的不满与痛苦。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他与“李亚农同访中共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述现时难以从事研究及整理古籍工作之痛苦”。反右前夕，他又呼吁“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说当时“很多人有话无处说，或有话不敢说”。正因他是如此较真，所以，他自己也受到了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在中国科学院批判胡适思想会上，顾先生曾发言一小时：“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的《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他是怎么说的呢？“我愿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结果，“闻者大哗，对我抨击”。《年谱》中写道：“因发言不当，会后作检讨书，三月二十六日，在统战部批判会上受尖锐激烈之批判。”顾先生不明白，胡适与“古史辨”派渊源是如此之深，要搞臭胡适，不搞臭《古史辨》、考据学怎么能行呢？换句话说，一方面批判胡适，一方面又维护、肯定《古史辨》、“考据学”，是不相容的。顾先生在当时应该把《古史辨》说得一钱不值，才能过关。可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就只好痛苦不堪了。
应该说，顾先生的痛苦是很深很深的。除了公开被批判外，痛苦似乎主要来自有形无形的被轻慢，来自边缘感、圈外感，来自自尊心被深深伤害和被迫低下一贯昂起的头。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顾先生不但未获得任何职衔，连与会的资格也未有。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召开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时，顾先生“频作主席”，“得票最多”，而且都“揭诸报纸”。联系到这些盛誉，现在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喟了。另外，从上海迁到北京后，所在单位负责人看到他的二百多箱书籍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这话使他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窟中。后来他将自己的稿件和研究工作计划上交，这位负责人根本未看，而对他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无当”。自己由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被人不拿正眼看，痛何言哉！
正像顾先生是众多胡门弟子之一一样，顾先生自己也拥有一批追随者和学生，这就是“古史辨”派。顾先生在困难时刻希望通过不得已的“背叛”他的老师来解脱自己，他的学生也只好通过“背叛”他来使自己得到超度了。在干将如林的“古史辨派”中，童书业先生是突出的一位。童先生受顾先生恩惠甚大。他原是浙江图书馆附属印刷厂的校对员，因发表《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深为顾先生赞赏，遂邀他至北京协助自己工作，其薪金由顾先生自己支付。这对先前主要依靠自学的童先生来说，当然非同小可，童先生由此成名。建国后，“他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真诚地尽力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各学术领域的研究，真诚地想将自己的研究适应社会的思潮。”(童教英：《童书业》，引自《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版)由此他想踏上一条新的治学路子。这一切，大概正是想向世人表明，他想努力适应这个新的社会。但是，“古史辨派成员”的阴影却影响了新社会对他的接纳。因此，他不得不在这同时像顾先生一样一再检讨、交待自己的过去；“解放以后，我曾经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他并未清算自己所属的学派与师承，也就是说批判仍不深入。就在这时，他可能看到了顾先生的《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从中看到了出路。于是，他步恩师的后尘，发表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文史哲》，一九五二年三月号)，表示了与“古史辨派”、与他的恩师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他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他认为顾先生所说的一系列不反对人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话，“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手段”；反对唯物史观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低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又说：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最初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到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进而说，“古史辨派”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
与童先生的这篇文章同时，一九五二年三月号《文史哲》还刊出了另一位“古史辨派”成员题为《“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这位先生“过去也是受顾颉刚教授影响很深的一个人，……曾经跟他读书多年，曾和他合写过”一系列名文，现在也站出来与顾先生决裂了。这位先生说顾颉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这一派的治学方法，彻头彻尾是唯心论的”。又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呢？肯定地，没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根本不能成立。……这一‘发现’，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同样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没有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文末又强调说：“顾颉刚教授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方法，造成了他的疑古学说，因而没有解决任何古史问题，反而造成了混乱。”
看完这两篇文章后，顾先生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沉痛地写道：此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哀伤、绝望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更深的伤害还在后边。在席卷整个知识界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作为陪绑者，“古史辨派”和顾先生又受到他的学生及他人进一步清算。这就是顾先生说的，“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年谱》第355页)批判、否定“古史辨派”的，这时仍然是“古史辨派”成员自己。童书业先生在批胡高潮中，再次冲锋在前，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都牵扯到了《古史辨》和顾先生。有些人出于保护顾先生的目的说顾先生所接受的胡适的实验主义并不完全，顾先生自己也这样说。但童先生在现在的文章中强调指出：“我觉得在《古史辨》中，实验主义的精神是很显著的。例如顾先生的有名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分明是《井田辨》的‘考据’方法的发挥和发展”。“《井田辨》就是七大册《古史辨》的前驱，在《古史辨》中，充满着胡适《井田辨》的精神。”(《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原载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光明日报》，后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指出这一点后，童先生指出：“顾先生向来主张尊重历史事实，我的上面这个分析，我想他是会首肯的。”(同上)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文中曾说：“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分析方法的暗示。”童先生据此强调：“这段话可以证明顾颉刚先生最早所用的‘讨论古史’的‘见解’和‘方法’，就是胡适的见解和方法。”(《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原载《文史哲》一九五五年五期，后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六辑)童先生还认为，胡适考证“井田”的用意，是在证明“古代没有均产的时代”，而《古史辨》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指导之下的“疑古”，也就变成原始共产社会的抹煞论了。“实验主义的‘考据学’，确实是主观唯心论所支配的‘考据学’，根本谈不上有一丝一毫的科学气息！‘古史辨’派中了实验主义的毒，所以敢于大胆抹煞古代的传说，抹煞史料的真实性，把中国原始社会史完全否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这就不是学术问题了，从中让人感到“古史辨派”的工作似乎已带有政治性质。难怪顾先生看后，气得要“说个明白”了。
如同顾先生积极批判胡适与胡适划清界线时的情形一样，童先生对《古史辨》和顾先生的批判，也并不意味着他已完全放弃了原有的治学路数。不，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就在童先生发表《“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不久，他就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一文的作者一起，向顾先生为《文史哲》杂志约稿。此举意味着什么？陪情？自责？希望理解？在复王树民的信中，顾先生对此举的含义也作了推敲：“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年谱》第352页)的确，如果“顾先生”、“顾颉刚教授”真如同他们所批判的一样，为何又向自己的批判对象要稿子呢？这不是引火烧身吗？这不是又是对顾先生的承认吗？可见，童先生们当时并非表里一致，内心深处肯定有挥之不去的隐痛。顾先生后来“应童书业邀，为《文史哲》作《息壤考》”。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至九月下旬的两个月，顾先生“养病于青岛”，就住在上述另一位批判者家里，“整理《史记》”。这都说明了“古史辨派”之间的联系。童先生的女公子为乃父写的传记中说：尽管童先生拚命想使自己的研究适应新的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但是他仍“难以跟上越来越‘左’倾的‘理论’。彷徨痛苦中，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其实，童先生一直未忘情于“古史辨派”的考辨路数。他这一时期出版的《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主体部分仍是历史考辨。所以，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他被抛了出来，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重点批判对象。从当时“揭发”出来的东西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童先生内心深处的“自我”与前些年外表上的“自我”有很大差异。当时的“揭发”文章与大字报认为，“史料至上，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已形成一种歪风”，“考据之风，在‘双反’运动之前，在‘山大’历史系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且一直蔓延、发展着”。这种状况“从童先生一段话中反映得最清楚不过”。这段话是：“谁说我不懂史料，这简直对我是莫大侮辱。老实说，我过去搞过几十年考据，我会不懂史料？几年之内我拿出一百万字的考据文章来给你们看，那时候你们才知道我的真才实学。”(《厚古薄今种种》，载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科学(续辑)》，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书中收集的主要是学生写的大字报)人们还“揭发”出童先生教导学生背诵古书、背诵资料的一段话：“我从事研究，有赖于我五岁启蒙，七岁读经，一部左传，背得滚瓜烂熟。”(《童先生的学问》，见上书)假如这两段话没有大的出入，那么童先生内心崇尚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如同他女儿所认为的：“他自一九三三年接受顾颉刚‘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起，在整个学术生命中始终致力于考证辨伪的研究。”与顾先生本人的做法一样，童先生批判顾先生，只是表明他也在表里之间两种人格之间进行痛苦挣扎而已。
顾颉刚先生的人格被撕裂了，童书业先生的人格又被撕裂了。他们这时都深深陷入了痛苦的二元分裂之中。他们本以为，各自在口头上“抛弃”了自己的恩师之后，就能够相安无事。可是，在他们付出了过分沉重的人格代价后，并未赢得预期的信任。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当年这么做，不能说明他们本人在节操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头上的压力太大了，已经超过了任何正常人所能承受、任何道德规范所能支撑的限度。当然，承受相同性质的折磨，在份量上还是有轻重的。我觉得，就痛苦的程度而言，童先生肯定深于顾先生。胡适是“战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文化班头”，新社会与胡适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痛骂胡适，在当时看来，就像忠臣“背叛”暴君一样，较少存在什么道义上的责任。顾先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来释放自己的痛苦，缓解内在的紧张。童先生可没有这么多理由原谅自己。顾先生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与新社会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任全国政协委员，统战团结的对象。作为学生起来批判、揭发还是公民的老师，总是会觉得不踏实、甚至折磨。所以他一方面撰文批判，另一方面又向老师约稿，借以“赎罪”或传达某种信息。不但童先生自己可能觉得此举于理有亏，连旁观者似乎也看不下去，鸣不平。直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学者王树民还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对童书业等的批判文章对“古史辨派”所持完全否定之态度“窃未敢以之为然”。人们以为，顾先生批判胡适，可以理解，童书业批判顾先生，难以首肯。那么，时过两年，顾先生自己这时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出乎意料的平静。在复王树民的信中，他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见《年谱》第352页)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悟道”之言。其中的“应付”二字尤其值得玩味。这两个字，再好不过地揭示了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改造运动时的心态。
为了生存，为了较好的生存，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了人格分裂的痛苦煎熬。五十年代初期，所有那些有接受“改造”的愿望和表现但又未完全做到“入乡随俗”的传统学人，大多如此。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另外，我们今天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稍稍总结一些历史教训，应该说，得益于像顾潮这样的亲属和历史学家，不畏艰难，编写出《顾颉刚年谱》这样的著作。我们希望，这类以活生生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的著作应当出版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