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形势分析论文

202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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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南海形势分析论文

越南媒体涉南海英文报道特点及中国的应对

摘要：如何有效应对涉南海问题国际舆论博弈、掌握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媒体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作为南海舆论博弈的重要参与方，越南媒体的涉南海报道情况如何，值得高度关注。本文以越通社为例，分析其涉南海英文报道的特点、与中国媒体的相似性及各自的优势所在，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媒体对外报道的应对之策。文章认为，中国媒体一方面要顺应融合发展趋势，开展报道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释放自身潜能;另一方面要参考借鉴越南媒体的有益经验，展现新的角色思维，转变话语方式，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效果。

关键词：南海;越南;领土争端;国际话语权

南海争端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深刻影响着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越南是南海争端的主要当事国之一，越南媒体是围绕南海问题进行国际舆论博弈的重要参与方。越南媒体涉南海报道具有哪些特点?与中国媒体相比较有何异同?中国媒体可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从国际传播角度出发，本文主要考察越南通讯社(Vietnam News Agency， VNA，以下简称“越通社”)的对外英文报道。作为国家通讯社，越通社是“越南国家主要的对外新闻媒体机构”①，其报道在越南媒体中具有代表性。越通社涉南海报道能反映出越南媒体的普遍特征。

一、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的特点

对南海，越通社或者按照国际惯例称为“South China Sea”(南中国海)，或者按照越南主张称为“East Sea”(“东海”);对中越南海争端涉及的两大群岛，越通社或者按照国际惯例称为“Spratly”(南沙群岛)和“Paracel”(西沙群岛)，或者按照越南主张称为“Truong Sa”(“长沙群岛”)和“Hoang Sa”(“黄沙群岛”)。相关报道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稿量大且持续不断

越通社对南海报道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以南沙群岛的英文名称“Spratly”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5年越通社英文文字报道数量分别为55篇、63篇、84篇、101篇、133篇。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所谓“最终裁决”出炉，这一年围绕南沙群岛的舆论博弈趋于白热化，越通社的报道数量高达341篇，几乎每天都有发稿。以西沙群岛的英文名称“Paracel”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5年越通社英文文字报道数量分别为71篇、45篇、63篇、81篇、118篇，同樣在2016年报道数量达到264篇的高峰。

(二)内容丰富，角度多元

越南致力于对其“海上主权”进行“最大化宣示”，政府动用一切舆论和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海洋以及海洋资源对越南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海洋对越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主权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性②。在南沙岛礁争议各方中，越南抢占的岛礁数量最多，不断扩建其军用机场、补给港口、生活设施等，其对岛礁的建设和开发已较为成熟，这为其开展名目繁多的宣示“主权”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越通社报道过的典型活动包括：越南建立“黄沙群岛”博物馆、开发“长沙群岛”手机应用程序、举办音乐会为海事活动募款、举行摄影展览，甚至佛教活动也被利用起来③。越通社还着力报道该国所占岛礁上的各类活动，以便为其宣示“主权”增加筹码。如报道驻岛军人有关抗击COVID-19疫情的文艺表演、向驻岛人员赠送新年礼物、赴岛礁交流等④，内容丰富多彩。

(三)对中国强烈批评，攻击性强

越通社有关南海的报道，但凡涉及中国，几乎全为负面报道。报道常常包括这几类：1.中国的“非法”行为。一般是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侵犯”越南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对南海进行“军事化”，“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等⑤。越通社等越南媒体热衷于披露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巡航的情景，常常率先发布相关图片、视频，以此来表明中国的“侵犯”。2.越南的“严正”立场。越南反对中国对南海的主张及在南海的各类活动，包括渔业捕捞、能源开发、军事建设等⑥。中国在南海的任何活动都受到越南的严密监视，就连在西沙海滩种植蔬菜这类民生小事，越南外交部都表示反对并由越通社进行报道①。3.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谴责”。尽管越南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同样存在争议，但其批评矛头一直主要集中于中国。另一方面，越南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多数集中于南海问题上，而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新疆、西藏、人权、贸易等领域极少攻击中国，这与西方媒体有着显著差异。

(四)拉拢国际势力，共同对中国施压

越通社一直以来热衷于报道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国际批评和攻击。2020年4月，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区、南沙区。越通社刊发十余篇反映国际回应的报道，列举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政界、媒体、“专家”等对中国的“谴责”，声称中国“违反了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施压，让中国停止此类“单方行动”②。越通社近年来刊发多篇报道，鼓动东盟加强团结，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共同立场③;不断呼吁美国、欧盟、日本、七国集团、印度等域外国际势力在南海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④。越南经常举办各类有关南海的国际会议，其中很多都被包装成“学术会议”，越通社一篇报道清楚表明其目的，“越南应做出进一步努力，以便在南海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更强有力的支持”⑤。越南的这些国际宣传给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近年来越南的宣传报道已成为导致“中国威胁论”进一步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炮制“主权证据”，炒作“历史性管辖权”

越南热衷于在国内外举办各类展览，以各种地图、书籍、文件档案等作为“法律和历史证据”来证明越南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越通社对此详加报道⑥。越通社还重视报道外国人对这些“证据”的支持，如在一篇报道中，一名俄罗斯专家在访问越南并参观有关南海岛礁的展览后，撰文称越南的“主权”是“令人信服的”⑦。

(六)充分利用海外越南侨民，扩大国际影响

越南有着庞大的海外侨民群体，据2012年统计，越南有450万侨民在103个国家和地区生活⑧。越侨在推动越南经济发展、加深越南与世界各国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群体在越南谋求南海问题“国际化”过程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越侨在国际上鼓吹越南拥有南海岛礁主权、攻击抹黑中国、鼓动国际干预的活动一直是越通社英文报道的重要内容。如报道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越侨纪念中越赤瓜礁海战30周年;报道欧洲越侨呼吁德国将南海问题纳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①。2016年围绕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博弈十分激烈，越通社播发多篇报道，分别报道德国、波兰、捷克、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越侨以集会、游行等方式表达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支持，以及对中国的抗议和施压②。

二、中越媒体比较

作为邻国，中国与越南在传媒领域具有很多相似性，同时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媒体报道受到新闻管理机制、新闻理念、舆论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有关南海争端的报道也不例外。因此，对中越两国媒体背后的这些因素进行分析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两国各自涉南海报道特点的理解。

(一)中越媒体的相似性

中越两国具有很多相似性：同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改革开放(越南称之为“革新开放”)的道路，成为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同为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近代以来同样受到西方国家侵略和殖民掠夺，具有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意愿，民众对领土争端问题高度敏感，等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中越两国媒体也具有很多相似性。

中越两国媒体在功能定位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中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遵守严明的政治纪律。其报道代表党和政府的立场，要在国际上发出国家声音、维护国家良好形象。如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履行“喉舌” “耳目” “消息总汇”等职能，发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传播中国声音，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外交大局。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历来重视对光荣革命传统的继承，注重对新华精神的弘扬。

在这些方面，越南媒体与中国媒体高度相似。如越南1989年颁布、1999年修订的《新闻法》中规定媒体为国家所有，不允许私人创办媒体，媒体有“按照党的宗旨宣传，保卫党的路线、政策”的义务，同时新闻记者有“捍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义务③。越通社定位为“越南党和国家可靠的战略信息中心”，履行国家通讯社职能，负责对外发布越南党和国家的官方信息和文件，及时并持续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有效维持信息导向和新闻主流渠道的地位。越通社強调其成立与发展过程一直与越南革命事业、民族解放事业和越南人民国家建设大业紧密相连，要求“继承光荣历史传统”④。这些在措辞上都与新华社颇为相似。

中国媒体秉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理念，要求发布的新闻信息严谨、准确、权威，在严守本国有关南海主权的立场这一前提下，新闻报道本身要力求事实确凿，人物、地点、时间、数字等细节信息精确无误，消息来源权威可靠，尽量以官方信息为准。同为官方主流媒体，越通社与新华社等中国媒体在思维理念、报道流程、操作手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自然也体现在涉南海报道中。从发布本国政府声明，到驳斥他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从宣传有利于本国的历史资料，到抨击他国在南海行为违反国际法，都毫不动摇地与本国政府态度保持高度一致，在国际上忠实传递本国政府声音。因此，通过对越通社等越南媒体报道的分析，人们可以很好地把握越南政府的政策和态度、越南在南海的动向和举措等。反观同样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印度，其媒体有关领土争端的报道则以信息庞杂、互相矛盾、夸张失实甚至故意虚构捏造的报道多而闻名。印度媒体的报道也常常令人困惑，难以了解到准确信息。这与中越两国媒体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中越媒体的差异

越南媒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增强民众的海洋领土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易文认为，民族主义是理解越南的一把钥匙，是贯穿越南历史与现代的一条鲜明的线索，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越南历史的选择，媒体议程体现出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①。在近年来中越一系列海上对峙、冲突事件及由此引发的越南反华骚乱中，越南媒体大肆炒作、煽风点火，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越南民众的反华浪潮。尤其是在2014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中，越南的反华骚乱使在越中资企业遭受严重财产和人员损失，越南媒体的煽风点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越南政府高度重视通过新闻宣传不断强化民众的海洋意识。2010年3月越南总理批阅了“关于加强管理、捍卫和稳定发展越南海洋海岛宣传工作”的决定;2012年8月越南公安部通过“关于宣传推广越南地图，肯定主权，与中国、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在东海主权上的非法宣传论调作斗争”的计划;2013年5月总理作出了“关于推动新闻和宣传工作，落实宣传保卫越南东海主权总体方案”的指示②。正是由于这样自上而下的推动，通过各类名目繁多的活动，越南大力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宣传，使得海洋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深入人心。

越南媒体拥有很强的监督制约作用。20世纪80年代，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在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上提出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喉舌，同时又是人民的论坛”这一观点，“新闻媒体是人民的论坛”还写进了1989年越南《新闻法》，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同时，越南媒体把反“消极”(即舆论监督)作为重要任务，大胆敢言，公开揭露批评贪污腐败和各类社会弊病。越南媒体常就政府决策发表群众或是社会人士的看法，多侧重于对政府决策的批评，这被称为“反辩”。媒体评论态度直率、措辞尖锐，批评时指名道姓，不留情面③。1999年，越共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新闻传媒是四个社会监察系统之一，正式把新闻传媒的监督看作是除了党内的监察、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代表机关的监察之外的独立的监察系统④。由于这样的功能定位，越南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制约作用较强，且容易受到民众情绪影响，相对而言独立性较强。这自然也体现在南海等国际问题上。

在南海问题上，较之中国媒体，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对越南媒体更有利。一方面，中国媒体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公正待遇。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2020年，美国分3次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对中国媒体的正当权益构成了严重的侵害。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热衷于炒作南海问题，将其视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得力工具，其对南海问题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大。在西方操纵下，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的南海主张相当不利。尤其是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的出炉，使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中国媒体涉南海国际传播面临越来越多的干扰。中国媒体的南海报道常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难以获得国际受众的理解与同情。反观越南，抓住西方遏制中国这一机遇，极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不断加大向国际社会推介其南海主张的力度。越南的对外宣传路径恰好迎合了一些域外大国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为域外势力通过联合越南来制衡中国创造了条件;越南利用国际舆论环境的偏颇，在南海问题上刻意扭曲议题和信息，营造有利于越南而有损于中国的舆论倾向①。越南还多次聘请美国专家撰写反驳中国“九段线”的文章，并在美国建立多个南海问题专门网站，扩大其舆论影响②。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南涉南海宣传已呈体系化运作态势，灵活、敏感、高效，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成汉平认为，在涉及海上主权的舆论宣传方面，越南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全是歪理，但未来更是不断强化。越南宣传动员全民关注海洋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后半叶，正是渔民和船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才使越南军队得以一一占领中国南沙群岛20多个岛礁。当前，越南不断打造海上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在硬实力还不足以抗衡中国的时候已经成功地打造了一系列海上“软实力”③。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城市到海边渔村，越南涉南海舆论宣传已构成一个反应迅捷、立体丰富、运行严密的体系。但凡与南海主权争端有关，哪怕稍稍触及，甚至是出现在与政治关联不大的文化娱乐领域，越南宣传舆论系统都会变得十分敏感。2018年，中国电影《红海行动》因结尾出现中国军舰在南海驱逐不明国籍船只的场景，遭到越南政府禁映。同样地，2019年10月，中美两家公司合作推出的动画电影《长毛雪宝》(或译《雪人奇缘》，英文名Abominable)因出现反映中国主张的南海“九段线”画面，也遭到越南政府禁映④。在这类事件中，越南民众举报、媒体跟进炒作、政府态度坚决，各种力量紧密配合，最终决策一气呵成。

中国媒体在总体实力、传媒科技应用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如越通社员工总人数约2300人，其中新闻工作者1000余人。在国际传播方面，越通社设立了30个海外分支机构，向海外用户提供5种语言的新闻，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和新闻机构建立了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⑤。这些数据均与中国主要中央媒体存在较大差距。如新华社拥有一万多名员工，记者人数达4000多人，拥有180多个海外分支机构，每天24小时不间断以12种文字向海外用户提供新闻，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和新闻机构签署了新闻交换、人员交流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⑥。近年来，中国媒体积极推进传媒科技创新，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在机器人新闻、大数据新闻、云计算、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无人机航拍等新技术的应用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人工智能已成为中国媒体创新的重要领域。新华社发布了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还推出全球首位电脑合成的人工智能主播，这些重大成果引发了世界传媒界的关注。可见，新华社等中国媒体在硬件设施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依托传媒科技的迅速发展，中国传媒的发展理念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不断深入推动融合发展，这是适应世界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举措。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關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通过融合发展，使我们的主流媒体科学运用先进传播技术，增强信息生产和服务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①。几年来，中国媒体抓住这一契机，从中央媒体到县级融媒体中心，都在加速推进融合发展，朝着构建立体多样的现代传播体系迈进。融合发展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可见，从传媒发展理念到实践，从国家战略到媒体自身对策，中国媒体都在未来世界传媒业竞争中占据了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

三、关于中国媒体涉南海对外报道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中国媒体应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优化国际传播战略布局，力争构建国际一流媒体，积极发出中国声音，努力转变话语方式。作为重要的国际传播内容，涉南海报道也需要积极开展创新，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传播效果。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媒体优势，释放自身潜能;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的涉南海报道，参考借鉴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这其中也包括越南。

(一)充分发挥中国媒体优势

1. 顺应融合发展趋势，创新报道形式

依托传媒科技创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无人机航拍、VR/AR、人工智能、移动直播等新技术，推出更多优质的融合报道产品，更好展示南海真实图景。拓展产品形态，文图视频等相结合，尝试采用卡通、动漫、微视频、H5、Vlog(视频博客)、网络游戏等新形态，以新颖、有趣、好看甚至“好玩”的方式，增强对海外受众的影响力，尤其是吸引更多年轻受众的注意和参与互动。要充分利用海外社交媒体，推介中国多种形态的涉南海报道，宣传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争取赢得海外受众的支持。

2. 扎实开展报道内容创新

要不断开拓视野，注重以新的视角来开展涉南海报道，如中国在南海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成为重要的报道内容。报道要进一步突出中国南海管理的国际公益性质，如确保航行安全，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开展各类科研考察，保持通讯畅通便利，应对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应对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等。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和科技进步，中国在这些方面拥有越来越大的优势，涉南海报道要注意发掘展示。

同时，对一些传统的报道领域，如南海考古等，也要积极创新，将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确保科学性、专业性、严谨性的基础上，赋予其活泼、清新、有趣及具有一定艺术美感的表现形式，有时候甚至可以以“萌萌哒”的形式进行包装，从而进一步增强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向国际社会更好地宣传展示历史证据，揭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历史性权利。近年来，在对《更路簿》等重要历史证据的发掘、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三沙卫视等媒体和文化单位推出有关《更路簿》的形式多样的产品，包括电视专题片、动画片、微视频、电影和游戏等，发挥了良好的宣传推介作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二)参考借鉴越南的有益经验，推进思维

转变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越通社等越南媒体涉南海报道的特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越南媒体是中国媒体涉南海国际舆论博弈的主要对手之一，其某些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可以在参考他国做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我国媒体报道思维的转变。

1. 重视开展民事管理报道

中国实际控制下的南海各岛礁功能逐步完善，除必要的军事设施外，民用设施建设有序开展。目前境外媒体过度关注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设施建设和活动，主观和客观上都为“中国威胁”“中国扩张”“中国军事化南海”等论调的泛滥推波助澜。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活动的扭曲、片面印象，树立中国正面、立体、多元的南海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民事活动可以成为中国涉南海报道的一大发力点。中国媒体应加强自身的议题设置，积极转变话语方式，提供更多独家、境外媒体不了解和刻意忽略的内容。要将报道重心集中在民间力量、民事活动上面，让中国企业、渔民、科研人员等唱主角。要有意识地淡化官方色彩，例如要突出报道中国海洋科考相关企业的经营、科研、开发等。2016年1月，中国在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试航成功。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播发英文消息、评论等对外报道，突出机场的民事服务功能，尤其是在提升南海地区公共服务事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增强防灾救援能力、保障民航安全及渔船作业等;同时播发多张民航空姐在礁上留影的“娇美礁更美”照片，从侧面有力驳斥了外媒有关“军事化”的炒作。

2. 善讲故事

讲故事是有效的国际传播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人在传播中更容易接受具体的个案、生动的故事、具有冲突性乃至戏剧性的情节。用讲故事的方式开展对外传播，更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接近国际主流的传播理念，有助于做到“以柔克刚”。中国媒体要多讲南海故事，讲好中国南海的故事。要着重讲述中国各岛礁普通居民、渔民的平凡故事，凸显南海岛礁与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要从平凡人的故事入手，以温情、婉转、生动、贴近性强、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来拨动受众的心弦，以情感人。日益丰富的民事管理信息可以成为新闻的富矿，善讲故事的传播方式可以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能让中国涉南海报道变得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3. 提高信息发布的主动性

中国媒体应加快信息发布速度，对涉及军事、外交的南海敏感新闻，尤其是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冲突事件，要力拼时效，尽快发出有用信息，说清楚事件来龙去脉，抢占报道先机，对境外媒体的报道要及时回应，驳斥不实消息。对敏感性不强的涉南海消息，尤其是民事新闻，更应该主动发布信息，引领话题讨论，力争引导国际舆论;增强服务意识，加大力度为各国企业、民间机构等提供民事服务信息。从深层次来说，涉南海的新闻管理机制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应致力于构建新闻快速反应机制，朝着统一、高效、专业的方向迈进，防止多头管理、资源分散、各自为政，精简报道审批环节和流程;提高相关新闻宣传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准，增强海洋意识，选拔具有涉海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干部，加强其在海洋地區的基层锻炼，保持人员的稳定性。

4. 积极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

如前所述，要认真琢磨海外受众对涉南海新闻信息的需求，大力报道各国在南海地区的合作，尤其是涉及国际公益事业的合作，凸显中国在公益事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要始终保持耐心和包容心，对各国尤其是中立国多做解释说服工作，争取国际理解和同情。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渲染西方对中国形成的“包围圈”，不能风声鹤唳、自乱阵脚;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国家民众对南海问题的有限认识，不对中立国的个别政客表态、个别媒体报道过度解读和反应，防止人为扩大打击面。

结语

中国媒体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涉南海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有利于改善中国国际形象，塑造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同时，这一课题本身也是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能产生丰富的素材与案例，从理论上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理解和思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在信息化助推下，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媒体在南海等涉华敏感议题上面临着来自多个国家、多种国际行为体的舆论博弈。要想在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做到知己知彼，通过对对方的认真研究、对比分析来审视自身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善。加强对越南等南海重要博弈方媒体报道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对以越通社为代表的越南媒体涉南海报道的分析和对比，本文认为，中国媒体涉南海报道可在多个方面加以改进。要重视民事管理报道，优化议题设置，提高讲故事的能力，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在报道内容、技术等方面开展创新。从深层次来说，中国涉南海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要展现出新的思维，逐步树立起中国作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秩序维护者、南海公益事业建设者和管理者及南海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依托新的角色思维，发掘新的、更丰富的素材和视角，逐步绘制出新的南海画卷。

注：本文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越南对南海问题的话语建构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课题批准号：19GBQY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张磊)

作者：谭林茂

第二篇：越南侵犯中国南海海洋权益的招数

长期以来，越南一直积极制定和推进其海洋战略。2012年6月21日，越南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越南海洋法》，进一步明确其战略方针：加强对南海所占岛礁的管控、开发，加大南海资源开发力度，发展南海海上经济，确保南海海岛“主权”不受“侵犯”，社会、经济和国防全面发展。越南的战略方针及其具体策略和措施剑指中国南海主权，直接侵犯中国海洋权益。

政治外交上：绞尽脑汁，炒作造势

进行“主权”宣示。在每年春节、“解放长沙（即我南沙，下同）”纪念日（4月30日）和悼念1988年“3·14”海战阵亡“烈士”等节日，越军和地方政府均派出代表团赴南沙越占岛礁进行慰问和宣传造势活动，并举行大型纪念仪式。2005年以来，越政府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总政治局副主任等先后多次至南沙活动。2010年4月1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赴北部湾白龙尾岛慰问，宣称“越将捍卫其对南海争议岛屿的主权”，“不会对任何人作出一寸土地的让步”。2010年9月，越海军向芹宜市赠送21枚“南沙主权石”，以此作为越占21个南沙岛礁（不含南沙西南部海域8个礁滩）及南沙神圣不可侵犯“主权”的象征。2012年6月底，越南在南威岛上用陶片铺下了一面巨幅越南国旗，并举行隆重的落成仪式。广义省政府于2012年举办“越南海洋海岛节”，增强民众“领土、主权”意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针对中国行使主权，依法派出渔政、海监船赴南海执法，实行南海伏季休渔等举措，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发表公开声明，诬我“严重侵犯”越南“主权”。

加强舆论宣传。越南利用各种场合和途径强化“主权”宣传造势，以使全民认清越南在海洋“主权”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激励全民“维权”斗志。在信息制作和传播上把握先机，先声夺人，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上，及时进行宣传报道和评论，营造对其有利的舆论氛围。越南2007年、2009年设立“长沙镇”和“黄沙（即我西沙）岛县”时，越媒体大肆报道，极力宣示“主权”。2008年以来，越南还先后公布了《宣传保卫南海“主权”总体方案》和《关于加强管理、保卫和稳定发展越南海洋海岛宣传工作》，强调进一步加强保卫南海“主权”的宣传工作，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广义省在李山岛修建“长沙、黄沙遗迹群”、“黄沙历史陈列馆”、“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建筑，展示其对南沙、西沙拥有“主权”的所谓历史证据。岘港市及“黄沙县”联合开展有关越在历史上对西沙拥有“主权”的课题研究。2010年3月，美国家地理协会在出版的地图上将西沙群岛标注为中文音译的西沙群岛，并在旁边标注中国。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抗议”，要求美国家地理协会对“错误”进行修改。7月美国家地理协会代表在河内赠予《越南与世界报》总编辑一幅世界政治地图，就是美国家地理协会对“西沙群岛”标注进行“修正”并重新印制的。图上，用国际名称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标注为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和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加大与东盟其他国家联手制华力度。越南政府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应加强与东盟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东盟内部以一个整体来解决该地区的主权争端。主要措施如：扩大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共同应对中国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主张；主动了解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及其他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提议与中国和相关国家在多边重叠海域谈判合作开发；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在已与泰国海军进行联合巡逻的基础上，拟与马、菲及印尼等国海军进行海上联合巡逻。

极力拉拢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越在继续加强与东盟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提出优先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开展合作，将南海争端国际化。一方面，越南不断加强与美、日、印、俄等国的政治、军事联系，以共同战略利益制衡中国。近年来越美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两国政府、军方高层互访频繁，美舰每年均至越南访问，两军在2009年9月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目前越美已建立了外交部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越方考虑再建立一个高级国防咨询机制作为相关战略对话的补充。越日政治、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日方表示支持越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越印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越拟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等武器。越俄则以军事合作为纽带加强双边关系，越向俄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越南以南海油气为诱饵，拉拢美、英、俄等国公司形成“利益捆绑”，以应对中国“威胁”。为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南海油气开采，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迄今已与20多个国家的50余家公司签署了50多份共同勘探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的合同，在南沙、北部湾湾口等有争议和“敏感”区域的油气勘探活动均是与外国合作进行的。

政策法理上：推进立法，诋毁中国

推进国内海洋立法。越南政府1977年《关于越南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声明》、1982年《关于越南领海基线问题的声明》、2003年《国家边界法》、2007年《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2012年《越南海洋法》，均宣称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属于越南。越南还多次发表声明，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越南有关法律，在南海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诋毁中国“九段线”主张。针对我以“九段线”为法理基础提出南海主权主张，越南外交部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多次公开反驳，同时组织国际法、南海问题专家撰写诋毁有关中国“九段线”要求的文章，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07年9月，越南外交部专门分析中国南海“九段线”的法理基础并提出因应对策。2009年，越南媒体相继发表了越研究“九段线”专家黄越、越国家边委会副主任阮洪滔等人否定中国“九段线”依据、攻击中国南海主权主张的文章。越南国家边界委员会前主任陈公轴称，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是一位中华民国公民于1947年“随手绘制”的，没有具体坐标，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未能正式提出相关主张或做出解释。越外交学院组织召开南海问题研讨会，对中国“九段线”依据进行“批驳”。越外交部还建议越驻外机构，尤其是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机构，动员法律专家和学者发表文章，“批判和反驳中方‘九段线’主权要求”，“相关文章可发布在任何国际网页上或转发至越国内登载，经费由越南政府承担”。2010年3月，越美两国学者在美国天普大学召开“南海问题研讨会”，与会一些学者称中国“九段线”主张只是“控制整个东南亚海域企图的第一步”。越学者武光越称，中国应放弃“九段线”主张以公平合理地解决南海问题。

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越南从2002年开始谋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超过200海里的南海大陆架外部界限，2007年以来先后租用外籍考察船，在西沙、南沙及北部湾进行了多次大陆架界限考察。2009年5月和8月，越南单独并与马来西亚共同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南海200海里及200海里外大陆架勘界报告，将整个西沙群岛划为越南“领土”，将南海北部大部分海域划为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妄图以法理手段肯定其南海“主权”地位。

军事斗争上：步步为营，厉兵秣马

加强对南海海域管控力度。在南沙海域，越海军常年派出船只在南沙侵占岛礁担负值班警戒任务，每年还结合海产捕捞，多次出动运输船、客货船等至南沙实施物资补给、检查慰问和军人轮换。越占岛礁守军及至南沙活动船只组成较为严密的监视网，对我舰船在南沙活动及驶经南沙海域等实施密切监控。在西沙以西海域，越海军的值班警戒已实现常态化，通常保持一至三艘船只在西沙以西海域执行侦巡和警戒任务，并根据形势适时增派船只，严防我方“越界”。在北部湾，越军警每年均出动各型艇船一百多艘次遂行侦察巡逻及渔业监察等任务，侦巡重点是白龙尾岛周边及共同渔区分界线以西海域。

加紧战场建设。为在南海军事斗争中占据主动，越军非常重视南海方向战场建设。积极扩建金兰湾基地，计划新建大型潜艇码头和海军航空兵机场，将金兰湾升级为战略性综合作战保障基地。此外，越还大力建设海防的南涂山港，扩建归仁、芽庄、岘港等中南部海军基地，将新山一、边和、藩朗等中南部重点机场升级为能供苏-30等新型战机起飞作战的机场。针对所占岛礁，越南的建设重点是大型驻泊、航海保障、通信以及作战防御设施等；新建了一批指挥所、弹药库、碉堡等半永久性战斗工事，在岸岛及岛礁之间铺设海底通信光缆、修建无线移动通信基站等；在各岛礁登陆区设置水泥墩、三角锥及铁丝网架等大量抗登陆障碍物。

购买先进武器装备。2006年越向俄订购2艘猎豹级导弹护卫舰，2011年已全部服役。这是俄罗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一款火力强大的轻型护卫舰。2008年，越从俄接收了2艘闪电级导弹艇，该型艇装备16枚X-35E反舰导弹，最大射程130千米。2009年12月，越俄签署总价值26亿美元的军购协议，包括购买6艘基洛级636型潜艇和20架苏-30MK2型战斗机。越购买的基洛级潜艇将配备俱乐部-S潜射导弹，最大射程220千米。2011年越海军还从俄引进了2套“堡垒”岸舰导弹系统、2艘萤火虫级巡逻艇，向加拿大采购了6架DHC-6“双水獭”400型水上飞机（拟装备海军航空兵）。此外，越正在与俄合作建造12艘新型导弹艇，其中包括8艘闪电级导弹艇，计划2017年列装；为海军航空兵购买反潜直升机、运输和搜救直升机等装备。

行政管理上：循序渐进，民间占领

设立地方行政机构，任命行政官员。2001年，越共中央批准成立“长沙县”，政府机构设在南威岛。2005年1月，庆和省人民议会通过了向越共中央呈报的《关于调整长沙县行政区域划分的决议》，将该省金兰市沿海的8个乡划归“长沙县”管辖。2007年4月，越南再次调整“长沙县”行政区划，在南威岛、南子岛、景宏岛分别成立“长沙镇”、“双子西乡”、“生存乡”。2009年7月，越庆和省任命越海军四区一四六旅军事副旅长阮越顺担任“长沙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4月，岘港市任命该市内务厅厅长邓公语兼任“黄沙岛县”人委会主席。

加快南沙基础及民用设施建设步伐。越南政府目前已拟定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民事化建设方案，明确南沙岛礁民事化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进程。越南已在十多个面积较大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岛礁开展民用工程建设，工程类型不断增多。先后在南沙实施“再生能源和照亮南沙系统”和“携手照亮第一油气区”工程，在南沙岛礁安装太阳能照明系统，修建航海保障系统、水文气象站、搜救站，开通手机通信，兴建办公楼、学校、托儿所、主权碑、邮局、医院等。越南农业部门还在南沙岛礁上推广蔬菜种植技术。

向侵占南沙岛礁移民。2008年4月，越南政府移民21户共74人赴南子岛、南威岛、景宏岛定居，并由政府出资新建民房，供移民居住，标志着越正式实现向南沙岛礁移民。越南政府计划下一步还将向南沙大的岛屿进行移民，以实现南沙民间占领。此外，越南还于2002年、2007年、2011年在‘长沙县”举行了国会代表选举。

资源开发上：国家扶持，疯狂掠夺

大力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目前越南已在白虎、大熊等十多个南海油气田开采油气。为扩大产量，增加出口，2007年以来越勘探和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的步伐明显加快，成立了代表国家统筹油气勘探、开采、加工、销售等事务的越南国家油气集团（PVN），海上油气勘探范围不断向南海纵深、中越争议较大的敏感海域，如南沙西南部海域、西沙群岛以南、北部湾湾口海域延伸。据越南海关统计，2011年，越南原油出口达824万吨，比上年增长3.3%，出口额7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6.1%。中国是越南原油第三大出口市场，2011年，越南对中国出口原油125万吨，比上年增长111%。

加紧掠夺南海渔业资源。近年来，越南加大在南海特别是在南沙、西沙海域的海产捕捞力度。在越南当局的动员和支持下，越赴南沙进行渔业捕捞的船只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目前经常在南沙海域作业的越南渔船达400多艘。越南在南沙西礁、南子岛修建了渔业后勤基地。越至西沙海域捕捞海产的渔船数量（年均超过300艘次）逐年增加，并逐渐向中国驻防岛礁靠近，有恃无恐地在中国西沙领海甚至内水以内作业。越不仅继续鼓励渔民至西沙海域捕鱼，而且明确提出把渔业生产与保卫海洋海岛“主权”结合起来，并开通了覆盖西沙群岛的通信网络，为远海渔船提供服务。

开展南沙旅游。2004年4月，越南不顾中国强烈反对，首次组织平民赴南沙旅游。在海洋战略的推动下，越南政府和军方在大力加强侵占南沙岛礁基础、航海保障及旅游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筹划开发南沙旅游资源。越南政府不仅要求旅游部门在旅游图册上重点介绍南沙、西沙群岛的行政位置等，还与国防部、海军、民航等部门协同制定南沙旅游业发展方案。为推动南沙旅游业快速发展，2009年4月，越南投资在南威岛开工修建“首都宾馆”、“胡志明纪念堂”、寺庙等旅游景点。（责任编辑王浩钟）

作者：刘星华

第三篇：中国南海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困境与合作对策

摘要：与陆地资源安全相比，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具有资源所有和开发收益的二分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错、可持续发展性等特点，而且传统安全手段和非传统安全手段作用于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传导路径不同。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这一特性更为鲜明，因此采取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对策大有所为。在此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中國南海为例，研究了中国面临的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和开发、利用、保护的安全困境，提出提高技术水平和开展科技合作、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资源合作、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等在军事、政治等方式外可以采取的非传统安全措施。

关键词：中国南海;海洋战略资源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

21世纪以来，人类对海洋认识水平和开发能力进一步提高，各国开始关注海洋资源，纷纷将开发的重点和发展战略转向了深邃丰富的海洋，与此同时，围绕着海洋战略资源的利用、开发、主权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发生了不少纠纷，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都愈发显示出中国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视，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及其特性进行分析，探讨中国海洋战略资源现况以及实施政策措施，对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综述

在中国海洋争端问题上，国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原因，Lloyd Thrall[1]指出是南海资源引发了中国与外围国家的紧张局势，认为主要是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引起的。他认为未来会因为急剧上升的能源需求和供应停滞不前的状况、国有能源公司开展海外业务能力、远洋渔业的发展以及海上交通能力等都将导致更多的资源安全问题和国内的政治问题;Jingdong Yuan[2]认为资源和航道引发了各国在中国南海的海上对抗，他对中国南海的海上通道安全和领土争端做了分析，也分析了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的冲突。David Scott[3]评价了南海争议中的处理方法，认为在南海争议中，东盟和中国采取的单轨道和双轨道做法使一些冲突得到了“管理”，但是在主权和控制问题上并没有得到冲突 “解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作者称之为冲突的“犹豫不决”，并认为也许上述的做法造成的短期均衡会产生长期的社会化收敛。Robert Beckman[4]认为南海的基本问题是关于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等。评断中国面对《联合国海洋公约》(UNCLOS)是否申明自己的立场，如果不申明，东南亚沿海国家会要求国际法庭介入，适用《联合国海洋公约》解决南海纠纷。

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研究海洋安全的文献相对较多，但关于海洋资源安全的研究比较少，关于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文献更少。在研究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性方面，部分学者如谭柏平[5]指出海洋资源安全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经济安全，海洋资源是制约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秋实[6]提到海洋资源安全是一种状态，指出这种状态并非仅仅停留于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而是着眼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三者之间的均衡，从而使海洋资源能够持续、稳定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如下：(1)通过分析战略基地来研究海洋资源安全。如张晶[7]从安全战略的视角分析以海南为战略基地维护海洋资源安全;(2)选择海洋战略资源中的海洋油气资源进行各种分析。如指出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区，容易引起冲突，而且风险大、成本高，投资合作难度大，因此必须寻求有效的合作开发模式，提出了有各方就合作机制与冲突处理机制达成协议，并且要提供必要的政治保证和资金支持[8]。如石乔等[9]指出海峡两岸在南海开展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有重要意义，并提出建议和措施;(3)维护安全的手段分析。楼东等[10]对海洋资源做了实证分析，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海洋经济做了分析和建议;贾如[11]从科研技术的角度作了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研究。

1.3 简要评价

国外学者的研究多着眼于海洋领域的某些战略资源，对海洋领域的纠纷多从宏观上分析原因、对策，特别是法律、政治等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则提出了海洋战略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性和战略性，并对军事、政治等手段以及针对某类战略资源进行专项分析。总体来说，国内外的研究在分析海洋争端的时候都会提到海洋资源及其安全，但是对战略资源及安全没有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海洋战略资源及其安全的性质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讨论对策的时候，显得泛而宽，没有针对性，或者多数集中在政治、军事、法律等对策的探讨上。

本文拟定义和分析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二分性等特征，补充海洋权益学说;并根据其二分性分析中国南海面临的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困境，提出对策建议。

2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及其特征

2.1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概念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目前尚无完整的定义，一般认为是海洋资源安全或海洋资源保护，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具有经济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特质，与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既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的安全，也表现为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其手段是经济合作等非传统安全手段，目的是使一国或地区，在不影响下代人使用的情况下，能够及时、稳定、经济地获取各种海洋战略资源，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能维持资源的良好健康状态。

2.2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征

2.2.1 具有二分性

二分性指的是海洋战略资源既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也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是二者的统一。

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除了少数地方外，陆地划界基本结束，在陆地空间与资源的分配上，世界各国的资源归属问题并不严重。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陆地资源逐渐缩减乃至枯竭，陆地显得“小”了，各国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压力，而海洋由于空间和战略资源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陆地，许多海域由起初的不起眼到现在的吸引各国目光，各国纷纷加强了对海洋资源所有的诉求，从而导致海洋争端频频出现，如吴士存就曾指出“南海战略资源的争夺是南海争端的直接诱因”[12]。与陆地战略资源所有权问题相比，海洋战略资源争端呈现出数量化和复杂化，这些海洋争端基本都是围绕着战略资源发生的所有权争端，是与海洋领土有关的诉求。

各国对资源的开采、使用、收益和保护的安全，包括自己开采和被他国盗采的安全。表现为：①能以更高的技术提高生物资源的捕捞养殖水平、开采海洋油气资源、推动海洋新能源的研发和利用。目前部分浅海区域的油田在开采了数十年后，轻质的石油资源已经开始萎缩，新开发油田的原油品质趋向重质化，开采难度增加，技术要求更高，而深海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的开发需要深海工程装备开发技术，甚至深海的空间站技术以及各类水下作业装备等。此外，海洋新能源如潮流能、潮汐能、波浪能等的研发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技术创新。②对海洋生物资源过度捕捞、过度开采的反省和修正。虽然海洋战略资源蕴含量和种类等都比陆地更丰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开采和利用。如目前世界上鱼类资源中已经有3/5以上被充分捕捞，有的甚至过量捕捞了，其间非法捕捞、不报告、不管制的行为非常严重。③警惕和关注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环境污染会对资源安全带来重大的威胁，如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一些海域甚至成为无生物区，影响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影响和限制海洋产业的发展，制约着当代和未来几代的生存和发展。④保护海洋战略资源可以共享但不被他人盗采的问题。海洋战略资源有共享性，这使得沿海域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合作开采，但因海域的辽阔、远离陆地监控不易、监管技术仍不足等原因，以及某些海域涉及海洋划界等领土问题，导致这些海域会被某些沿海国家盗采，如何既能共享又能防止盗采也是海洋战略资源安全中错综复杂的环节。

2.2.2 非传统安全范畴的经济安全

海洋战略资源是一种经济产品。海洋战略资源，典型如石油，不管有多少为此发生的政治军事冲突，都可以表现为一种经济产品，这一点从石油价格可以看出：首先石油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反映了国际市场上石油供需平衡的过程。其次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因为不可再生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导致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带着政治特征，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因而石油价格除了受供需关系的市场因素决定以外，还会受到各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局势、恐怖主义袭击的等。最后，从长期来看，由于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日益枯竭，而国家发展消耗的石油资源却在可预见的未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供需的市场规律会始终左右石油的价格，所以石油本质上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的、不可再生的”经济产品[13]。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是与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的非传统安全。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非传统安全性表现为经济安全，体现为一国或地区对资源开采、利用、保护获得经济收益的安全，而且从解决手段看，海洋战略资源开发运营的主体既有国家也有跨国公司，在开发、利用过程还需要各方的合作，如资源国际合作、环境污染的合作处理等。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一种与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的非传统安全，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战略性意义。

当今世界形势下，海洋战略资源是非传统安全的这一特性更为鲜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安全的解决手段是零和性的，即两个对峙的国家在同一场战役中，只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一方赢另一方输，非传统安全的解决手段更倾向于强调经济、科技、法律等手段以及国际合作，这种解决手段下两国的收益是非零和性的，也许有不同的收益获益，但只要彼此有益就能一起合作共赢，国家也不是实施安全手段的唯一主体，各种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TO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经济安全特质，表现出虽然面临着资源归属等问题，但解决的手段会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转向经济、国际合作等解决方式。

2.2.3 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安全

陆上自然资源的减少，使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大，环境污染问题、技术低级化、捕捞过度等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只有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才能为国家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是考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安全，核心内容是环境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协调发展，使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能相结合，使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相结合，使子孙后代安居乐业。总体而言，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性具体如图1所示。

3 中国南海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困境

过去中国拘于陆地发展的思维忽略了海洋问题，导致海洋安全问题频频发生，2012年党的十八大会议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开启了中国在海洋方面的建设宏图，在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解决和维护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如2011年颁布的《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国家海洋局颁布、国务院批准)已經圆满完成，并制订了合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该计划实施五年来，我国在南海海区与南海诸国在许多海洋领域进行了国际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表1)。2016年继续发布2016年～2020年的《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推动海洋与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防灾减灾、区域海洋学研究、海洋政策与管理等领域的合作[14]。

3.1 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困境

由于历史和战略等因素，中国海上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威胁比较多，如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的南海岛屿争端和海洋划界问题、东海的中日钓鱼岛争夺问题、黄海的日韩海洋划界问题等，近年来纠纷不少，冲突不断。中国海周边地区有 11 个国家，这些国家之间至少有十多处海域边界需要划分[15]，其中最复杂的是围绕南海的海洋战略资源对岛屿、岛礁的争夺。

20世纪70年代，南海被探明有大量的战略资源后，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该海域，特别是在南沙群岛海域，成了周边各国抢占岛屿、修建机场和补给的地方，形成了现在的六国七方的复杂局面。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后，南海海域的争端问题更引人注目，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称，菲律宾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百八十七条和附件七的规定，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的争端递交仲裁通知，提起强制仲裁[16]。对此，中国退回了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认为应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里规定，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指出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范围内，联合国海牙国际仲裁庭没有明显管辖权。2014年5月中国与越南因中国981钻井平台船只冲撞事件，导致越南爆发了反华示威;2014年5月6日，琼琼海09063、琼琼海03168两艘渔船在南沙半月礁遭遇菲律宾武装船只拦截，导致中菲关系出现更多的风险。2016年8月南海仲裁案终结，裁决结果虽然不利于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维护国土的态度坚决，同时也释放善意。美国总统特朗普飘忽不定的东南亚政策、菲律宾在总统杜特尔特的领导下淡化南海争端，再加上东盟各国利益立足点的不统一，东盟整体在该问题上的克制，因此所有权争端出现缓和迹象，2017年5月中国与东盟第14次高官会就南海问题做了磋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COC)在会上审议通过;2017年8月6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上，顺利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COC)[17]，这也体现了在南海争端和南海仲裁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致力于南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南海海域的安全问题暂时缓解，但这只是漫长的南海海洋和岛礁争端解决的一个阶段，由于所有权问题的隐患仍未消除，未来南海战略资源所有权的争夺仍会存在较大变数。

3.2 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安全困境

3.2.1 海洋生物资源安全

中国南海海域除了北部湾红树林和海南东海岸的海草床处于健康状态外，其他海域生态系统均处于亚健康状态。由表2可知，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3.2.2 海洋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资源安全

1967年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在南海科考发现巨大的油气宝藏并发表了调查报告，认为南中国南海是亚洲最大的油气产地之后，沿南海的东盟海洋国菲律宾、越南、文莱、印尼等开始疯狂盗采。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曾经试图开发南海油气资源，但1992年中海油公司和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的“万安北-21”区块勘探石油项目遭遇越南方面的百般阻挠，导致项目不能正常执行最后流产。从那以后，中国在南海争议区域的石油开采一直搁置到2012年。

南海海域已经有200多家西方公司在南海海域有开采作业，油井总量达上千口，年石油产量达5000万t[18]。这些油井都是某些南海东盟成员国和西方国家石油公司进行的合作开采，如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南越西贡政府便与多家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了南越海岸的勘探合同，从1974 年开始，越南逐渐控制了南海中的白虎油田、大熊油田、白犀牛油田、东方油田、Rubby油田等[19]，其中越南与苏联合作开采头顿地区东南150公里处的“白虎”油田，最高年产量达到540万t，至今仍是越南第一大油田[20]。越南还在南海划定若干个区块进行招标，并与五十多个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勘探和开发合同[21]。到2012年，情况方有所改善，2012年6月23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对外开放位于南海的9个区块，总面积160124.38km2，供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勘探开发，这是1992年中海油引入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在南沙海域万安北-21区块合作勘探之后，中国又一次在南海中南部海域进行油气开发国际招标。

从我国自身来看，我国的海洋油气开采技术水平不高。中国海上开采均在浅海海域，表明中国海上石油开采能力还在300m以下的浅海油气田。我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开采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现在所配备的装备基本都是第三代钻井平台，作业水深仅有500m。仅有新投入的2010年下水的“海洋石油981”大型钻井平台作业可以深度达3000m、钻井深度10000m，拥有深水作业能力，作业水深可以达到3000m级别，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但981虽然达到超深海钻井的条件，初步具有了深水油田自营勘探的能力，可后期油田开发的工程设计、平台建造维护等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研究，离进军深海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我国的其他采油公司如中石油和中石化與中海油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且由于材料、工艺、机加、防腐、抗压水平的不足，现在也不具备制造先进钻采装备的实力。相比较目前国际上深水油田开发主要集中于四个区域：墨西哥湾、西非、巴西、北海，各公司钻井作业能力基本在水深3000m左右，在开发油田最大水深约2400m，我国深海开发能力还有待提高。

3.2.3 航道资源安全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海洋通道资源有渤海海峡、台湾海峡、南部琼州海峡、南海上的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巽他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等。目前在这些海域上安全问题最严重也最复杂的是南海航道资源安全，尤其是“马六甲困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把马六甲海峡看作是“海上生命线”，而该海峡现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管理，美国试图插手和施加影响力，日本也为了海洋运输的重要性在不断地参与博弈，印度还在安达曼群岛扩建海军基地以加大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力，中国现有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进口的石油都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比重占到海外石油总进口量的80%以上，因此马六甲海峡成为中国能源进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峡。此外，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海域的海盗问题也比较突出，构成了南海海域的航道资源安全问题。

3.2.4 海洋新能源安全

我国海洋新能源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研发力量不足且分散，缺少专门的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进行海洋能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科研人员也分散在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海洋部门等。海洋新能源开发项目投资巨大，开发项目的工程复杂、风险性高，相应的经验比较少，应用的技术相对落后，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对海洋可再生能源有所研究，但目前技术较强的仅限于潮汐能和风电的开发利用，而且规模等还无法和国外进行比较。再如关于设计建设潮汐能示范电站项目，也是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就已经开始，在2010年我国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并网，但与国外相比，技术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如建于1970年的江厦潮汐电站，装机容量0.39万kw;1972年建造的海山潮汐电站，装机容量更是仅有250kw。综观当今世界较大规模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有的已达几十万千瓦级。

此外，海洋新能源观测与评估不足，虽然中国先后开展了许多的调查与研究，获取了一些资料，但是就开发利用等来说还是不够的，如海洋风电的数据就非常匮乏，无法满足国家对海洋新能源规划和建设项目的要求，海上风能更是缺乏相关标准，导致资源估算总是出现较大偏差。

4 中国维护南海战略资源安全的合作对策建议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虽然表现为领土主权的安全问题和资源开发收益的问题的统一，但在军事等强硬手段的重要性大为减弱的现时代，非传统安全手段在解决南海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非传统手段可以直接影响海洋战略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并通过影响开发收益的安全间接影响所有权的安全。解决南海战略资源安全问题，根据其二分性特征，除了可以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安全手段解决安全的所有权问题外，中国也可以实施与东盟开展科技、经贸、资源、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手段，以缓解南海战略资源安全问题。

4.1 提高技术水平和开展科技合作，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海洋战略资源

提升远洋渔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随着远洋渔业资源开发深度的增加，对远洋渔业技术装备的需求越来越高，需要配备先进的远洋渔业技术装备，中国远洋船舶技术还比较落后，甚至并不具备制造能力。远洋渔业企业应该加快船舶装备更新和升级换代、加大对远洋渔业的科技投入，在国家相关支持政策的基础上，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强化技术装备研发的产学研合作，在远洋渔业科技研发、信息处理体系、渔情预报分析与决策系统等方面实施联合攻关，推动成果产业化，提升渔业技术装备水平。

提高海洋油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海洋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在油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开发，加大科技创新，在深海等领域积蓄自己的技术力量，开拓海洋矿产资源的新区域，开发和利用非传统的矿产资源，如南海深处的可燃冰等。此外，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海洋能利用与开发方面技术水平也要注重提高，一方面引进新的科技，特别是在资源综合利用、海洋能利用与开发的各个领域尖端科学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消化和吸收，提高科技水平。

开展中国-东盟的海洋科技合作。首先，应建立和完善海洋技术合作的平台，如在2013年建立了中国-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论坛并举行了两届后，在原有论坛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双方海洋技术合作的内容;其次，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为支撑，加大双方在科技上的投入，拓宽合作内容，在海洋地震勘探、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优势互补，合作开展项目;最后，建立完善双方高层领导的对话机制，通过高层领导互访、签订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等方式开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海洋科技合作。

4.2 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可以通过“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22]，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有利于解决海洋战略资源安全问题。

贸易合作。根据东盟各国在南海战略资源争端中的相关性，把东盟各国分成三个层次，分别实施贸易差别策略。第一层次为南海问题敏感度低的东盟成员国，如柬埔寨、泰国、缅甸等，这一层次的国家可以采取继续加强双方贸易往来的贸易政策。除了加大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根据需求合理扩大产品贸易进口范围以外，对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来发展双边贸易。第二层次为南海问题敏感度中等的东盟海洋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不但应当加大贸易往来还要提高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如与文莱开展农业、制造业等弱势产业的贸易往来和贸易合作。第三层次为南海问题敏感度高的海洋国，一方面既加强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实施國际协调政策维护南海战略资源安全。

投资合作。对第一层次的国家，应鼓励加强双向投资，像新加坡这样拥有高新技术的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当前产业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使两国经贸联系更紧密，同时也可以向东盟国家传递合作才能共赢的信息;而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应该加强投资设厂生产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农业机械工具。此外，柬埔寨、缅甸因有丰富的劳动力且成本低的特点，在制造业上应加大对这三个国家的建厂力度，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率。对第二层次的国家，应尽量选择合资的方式投资。此外，对东盟国家投资，可以选择海洋资源衍生品的投资等等。对第三层次的国家可继续投资合作，从长期看必须构建国家协调机制加强彼此政治互信，以推动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金融合作。首先，打造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平台，可以建立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区域性的商业银行以及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试验区等，也可以以亚投行为依托，未来在银联体框架下建立中国-东盟能源合作开发联合银行，建设区域金融合作平台，致力于有关能源方面资金上的支持，鼓励以及加强东盟国家与中国在能源方面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南海局势恶性发展。其次，拓宽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内容，如推进双方金融机构的互设业务和合作业务，加快中资银行走出去到东盟投资设立分支机构，也欢迎东盟国家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我国投资，通过双方的金融合作，开展金融创新。此外，加强中国与东盟的金融信息交流与共享内容，加大双方人才的流动、合作培训等。最后，深化双方的金融合作的机制建设。沟通和合作机制对双方磋商达成共识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各级金融合作论坛、研讨会等推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磋商协调机制，积极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双边交流，共商监管政策，完善银行业市场准入、危机处理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协调金融活动。

中国可先与东盟国家建立资源开发合作组织，并建立相关机制约束、保障合作顺利进行，如建立在南海争议区域合作开发的重大项目政策和原则，合理分配南海争议区域资源的协议以及对合作开发产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等。

4.3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当就南海周边各国专属经济区的跨界及其重叠部分建立一系列双边及多边资源开发保护协定，在跨界海域开展各种协作;应以《公约》等法规为基础，根据南海海域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及细则，为南海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应不断健全海洋环境执法监察体系，形成覆盖南海海域的执法监察监视网络，认真履行对海洋工程、海岸工程、海洋倾废、海洋生态保护等的监督管理职能;应按照分区分级管理原则，及时发布海洋环境信息，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加大对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的投入，不断提高宏观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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