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共6篇）

篇1：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中亚。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他的家庭可能是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也是多样的，他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传说他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这些生活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也造成他的思想的复杂性。

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他尝自言隐不绝俗，说穿了也就是隐居以求仕。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人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但实际上玄宗所赏识的只是李白的才华，把他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如他自己说的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又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度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五噫出西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在洛阳他遇见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见高适，这三位诗人便一同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天宝四载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这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鞲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愈来愈多，反抗精神也愈来愈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次年冬，永王李粼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粼暗怀和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李白这时已五十八岁，在世人皆欲杀的残酷迫害下，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李白西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还。他经江夏、岳阳、浔阳至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所以他说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宝应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初葬采石矶，后人遵诗人遗志，改葬青山。和杜甫一样，在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诗歌的特征，也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这和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有时他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与此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所谓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这种游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陈子昂就曾经慨叹于儒道两相妨，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了。这就是他在诗文中再三重复着的功成身退。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所以他非常钦幕范蠡、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这种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以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狂放等便都产生了。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这对于我们理解李白思想的矛盾复杂性质是很有启发的。当然，李白的思想也有庸俗、消极的一面，如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这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篇2：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去世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李白故里成了与其有关的地方力争的焦点。本报3月26日刊登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李白“故里”在甘肃秦安》一文之后，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祖籍成纪

李白究竟是什么地方人?李白的族叔李阳冰《草堂集序》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新唐书》卷二○二《艺文中·李白传》曰：“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这一记载显然是综合李阳冰、魏颢和范传正等人的记载而成文的。有关李白早年的事迹，李阳冰与范传正的记载是最为可信的，因为李阳冰为李白的《草堂集》作序，是应李白的请求而作的。有关李氏的经历，应当出自李白的口述。范传正于宪宗元和年间至当涂访问李白遗迹，见到李白之子伯禽所保存的记载李家世系的手疏，在这一问题上，李、范二人的记载又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当相信二人的记载。而且，李白本人在其诗文中也多次申明自己是陇西人，在《赠张相镐二首》之二中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因为李广的后裔有一支是居于陇西成纪，后为唐代著名郡望中的陇西李氏。李唐王室也自称系出陇西李氏，则说明李白与唐王室有同宗的关系。

据史籍记载，北魏在全国定四海望族时，汉李广十八世孙、凉武昭王李暠之孙李宝家庭被定为首冠，足见成纪李氏后裔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极其著盛。历史上所说的陇西李氏，就是指李广的后裔，以成纪为本贯、以陇西为郡望的李氏，所以，成纪李氏的后裔和称为“陇西李氏”的后裔所指是相同的。

陇西李氏所宗其族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李广，因为李广是陇西成纪人，天水人为其修建了衣冠冢。天水西关李家巷曾立有“汉飞将军李广故里”牌坊，并称此巷为“飞将巷”。这亦有力地证明了李白故里在今甘肃天水，即天水市所管辖秦安的事实。

生于碎叶

李白一家何以移居西域，范传正说是“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新唐书》本传上说“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李阳冰《草堂集序》则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这与范《碑》上的说法一致。

碎叶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曾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其时她正准备代唐自立为周，《大云经》内有女主受命的内容，故有各地建寺的命令。今知碎叶亦有大云寺，其地且已发掘出两座佛寺的遗迹，及安西副都护杜怀宝造像题名，说明李白的祖辈在此生活时，直到李白降生，碎叶一直属于唐王朝的疆域。

李白生于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的长安元年，即公元701年。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此表作于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此上推，可知李白应当生于武后大足元年，即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此时下距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有4年之久，说明李白在其父从西域携至蜀中时，年已及5岁。这就是说，李白应当生于西域碎叶。碎叶是李白出生地，当然是李白的第二故乡。

长于江油

李白的六世祖于隋末西徙碎叶，到了他的父亲时，于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带着5岁的`李白至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居住。现在的江油市内有太白公园，距市区5公里的青莲镇有李白故居。李白少长于江油，江油自然该是李白的又一个故乡了，但李白故居原名“陇西院”，不称李白故居。

昌隆地广人稀，离成都虽不远，但交通不便，李白一家徙居此地，生活应当很稳定。李白一家是同族中人一起迁徙此地的，这由李白排行十二的情况可以得知，说明堂房兄弟不少。

李白祖籍天水秦安，过天水时是将近5岁之孩童。在天水倒是流传有一首李白的《南山寺》诗，诗曰：“自此风尘远，山高月夜寒。东泉澄沏底，西塔顶连天。佛座灯常灿，禅房香半燃。老僧三五众，古柏几千年。”这是一首咏天水南郭寺的诗，诗中之景完全符合实际，但诗的格调与李白诗相差甚远，有人认为是后人伪作，似有道理。研究再三后，我突然发现，假如这首诗就是李白5岁时过秦州所作，岂不相匹?以李白神童之才，5岁作此诗当是能够的，而诗的表述也像一个孩子的口气。

酒隐安陆

李白在蜀地生活了20年左右，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他24岁时，便离开四川。李白自三峡东下，至江南，又北上扬州，再到金陵，南下游历了浙江一带，最后从江南回到楚地时，钱财已经荡尽。他决定在安州安陆郡(今属湖北)的寿山隐居。

安州安陆郡属淮南道，郡治在今湖北安陆县，其地在武汉市之北偏西。李白在寿山隐居了一段时间后，就入赘曾在高宗时拜相的许圉师之府为婿。

李白在安陆时期的生活并不惬意，自己也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前后，即经南阳向长安进发，去谋求发展。

别室兖州

开元后期，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时称“竹溪六逸”。徂徕在兖州，即今山东兖州市。这时，许夫人大概已经去世，为李白留下了一子一女，子曰伯禽，小名明月奴，女名平阳。于是李白带着两个孩子移家东鲁。魏颢在叙及李白家室时，曰：“白始娶于许”，“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宗)”。这里的“娶”“合”含义有别，许、宗是正式成婚的关系，所以称“娶”，而刘氏与鲁一妇人是同居关系，所以叫“合”。鲁妇为李白生下了另一个儿子颇黎，李白别室于东鲁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在兖州市沙丘河中曾发掘出一块石碑，上边清楚地记载了李白在兖州的行迹。

逝于当涂

篇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与新闻活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所以, 实事求是是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上, 从外国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闻、宣传、文化等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和具体政策,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教训, 需要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纵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 便会看到一条发展线索:坚持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与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是一致的, 坚持党性原则需建立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之上, 如违背了规律思维和行为方式, 与科学发展观是相悖的, 也谈不上坚持党性原则。

本刊开辟“百家讲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究”栏目,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陈力丹撰写这方面的系列文章, 阐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新闻和其他信息传播的论述, 便于大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做好本职新闻传播的工作。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早阐发者。他们的新闻观是他们所处时代新闻业的发展水平, 以及他们个人的才智、眼光和预见力协调一致的表现。了解他们的新闻观, 需要深切地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 他们个人经历的特征。

一、马克思的家庭和早期新闻活动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于德国西南部的古城特利尔。这个小城市有2000年的历史, 曾经是古罗马的北部边疆城市, 现在还保留着那时的古城门。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 还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主席, 具有启蒙思想;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娘家在荷兰, 犹太人。世界闻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创始人, 是马克思的两个表弟 (即马克思母亲妹妹的儿子, 该公司1891年创办时马克思已经逝世8年了) 。根据犹太民族以母系认祖的传统, 马克思是犹太人。马克思的父母共生育了9个孩子, 只有4个孩子活到成年, 1男3女, 马克思是惟一的男孩。卡尔·马克思排行第三, 上面有一个夭亡的哥哥和姐姐索菲亚。马克思下面还有两个活到成年的妹妹。所以, 亨利希·马克思把希望寄托在卡尔身上, 希望他继承自己的律师行业。于是, 马克思在大学 (波恩大学、柏林大学) 读的是法律系。

马克思波恩大学一年级时的木刻像 (1836年)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画像 (19世纪30年代)

马克思1843年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燕妮是马克思姐姐索菲亚的同学, 比马克思大4岁。马克思在大学读书期间, 疯狂地追求燕妮, 为她写了三本诗集。燕妮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 父亲是普鲁士的枢密官, 具有启蒙思想。马克思与燕妮生育了7个孩子, 但只有三个孩子活到成人, 即第一个、第二个和第六个孩子, 均是女孩。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是男孩, 活到8岁因病死亡, 其他孩子均在婴儿时期夭亡。马克思与女仆海伦·德穆特生有一男孩, 叫弗雷德里希·德穆特 (1851-1929) 。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参加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大女儿燕妮 (与母亲同名) 与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沙尔·龙格结婚, 生有六个孩子, 其中两个夭亡。二女儿劳拉与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理论宣传家保尔·拉法格结婚, 生有三个孩子, 均夭亡。三女儿爱琳娜与爱德华·艾威林同居, 两人均为英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他们没有孩子。

马克思的大学一年级是在波恩大学读的, 因为与同学打架, 眼角受伤, 母亲不放心, 将他转到柏林大学就读。1841年他23岁时毕业, 申请获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加上原来接受的启蒙教育, 因而转向激进主义, 随后与恩格斯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就在他毕业的那一年, 马克思与几位莱茵省的青年人着手在科隆筹办德国第一家民主主义的报纸《莱茵政治、工业和商业日报》 (简称《莱茵报》) , 该报于1842年创刊。创刊在即之时, 马克思的父亲重病, 他不得不回家照顾父亲。1842年4月父亲病故后, 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 同年10月起担任该报编辑 (实际上的主编) 。该报由于它的激进的观点而被普鲁士当局于1843年4月1日查封。

二、恩格斯的家庭和早期新闻活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 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西部的小镇巴门。现在巴门在地图上找不到了, 它与周围几个小镇连成一片, 形成一个中等工业城市武珀塔尔。塔尔即河谷, 武珀河从市区流过。世界上最早投入运行的磁悬列车就诞生在这个城市。现在恩格斯父母居住的房子已经辟为恩格斯故居展览馆, 旁边恩格斯出生的楼房在二战中被炸毁, 原址立了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这个位置是我们城市的伟大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的房子。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青年恩格斯的自画像 (19世纪30年代末)

恩格斯的第二位夫人莉希·白恩士

恩格斯的家庭与马克思截然不同, 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位暴发户, 当地的纺织企业家, 母亲叫伊丽莎白, 家庭妇女。恩格斯的父母共生育了9个孩子, 其中第八个孩子夭亡。恩格斯是老大, 姓名与他父亲完全一样, 他父亲希望小恩格斯继承自己的产业。恩格斯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老恩格斯学徒出身, 认为读书无用, 所以小恩格斯中学未毕业, 就被父亲安排到德国港口城市不来梅的一个商行做学徒。小恩格斯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做学徒时期读了很多启蒙方面的书籍, 从而转向激进主义, 并且是多家报刊的通讯员。1841-1842年他在柏林的一个炮兵连当兵两年, 晚上旁听柏林大学的课程, 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恩格斯自学成才, 知识丰富, 思维敏捷, 具有做记者的天赋。

1842年, 恩格斯在柏林成为《莱茵报》的通讯员。同年底经科隆赴英国实习时, 与马克思第一次见面, 当时他们相互尚不了解, 只是约定恩格斯从英国给报纸继续写稿。恩格斯践约给报纸连续发来五篇英国通讯。恩格斯在英国实习期间, 在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陪同下, 走遍了从曼彻斯特到伦敦的贫民窟, 他根据自己的这次考察于1844年写作了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恩格斯在信件和发表的文章提及, 他青年时代有过两次失败的恋爱。大约19世纪40年代末起, 他与玛丽生活在一起。1863年玛丽逝世后, 与她的妹妹莉希·白恩士 (也是爱尔兰女工) 生活在一起。恩格斯与玛丽、莉希没有孩子。恩格斯逝世的时候, 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以不同的方式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

1844年起, 马克思受恩格斯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 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年他写了多篇经济学笔记, 其中最大的一篇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约10万字。1845年, 他与恩格斯首次出版合著《神圣家族》, 奠定了他们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1845-1846年他们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未出版) , 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他们的唯物史观。

1846年他们参加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 将该组织改造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并受同盟代表大会的委托, 于1847年底起草党纲《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宣言》出版,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就在这年2月, 法国爆发二月革命, 接着德国爆发三月革命, 欧洲大陆各国随之卷入民主革命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法国和德国的革命, 并在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 传播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思想。1949年革命失败, 他们流亡英国。

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经常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 研究政治经济学, 并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给流亡者们上课, 号召他们学习知识, 为革命的复苏奠定知识基础。马克思先后完成约80万字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约200万字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7年, 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恩格斯为该书的宣传发表了9篇书评。这一时期, 即1850-1870年,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合资纺织公司工作, 做了20年资本家, 千方百计接济马克思;同时, 还参与各种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 为许多报刊撰写文章。

1864年, 马克思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 的创建工作, 该协会的主要文件, 从成立宣言到组织章程和重要的对外声明, 都是马克思起草的 (重要的文件他均与恩格斯书信讨论过) , 但马克思只是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 没有在第一国际担任过主席或总书记。恩格斯1870年迁到伦敦以后, 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直接参与第一国际的工作。1871年发生法国巴黎公社起义, 3万起义工人被屠杀, 5万人被监禁, 7千人被流放。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写作了著名的宣言性著作《法兰西内战》, 在很短的时间内四易其稿, 做了27万字的巴黎公社报刊笔记, 并与恩格斯投身到声援公社的实际救助活动中。

19世纪70年代以后, 马克思着手各种历史学的研究, 留下了多部笔记, 其中较大的是180万字的《历史学笔记》和约17万字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通过与德国一位大学讲师欧根·杜林的论战, 完成了一部被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反杜林论》。

1878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机构被破坏, 数百家党报党刊被查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到支援该党 (1890年改名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斗争中。1890年非常法这部反动法律废除时, 德国工人政党得到了空前的壮大。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 没有看到斗争的成功。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 将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终于在有生之年使这两卷著作出版。1889年, 恩格斯作为各国工人政党的精神领袖, 参与了第二国际的建立, 并一直指导各国工人政党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到1895年逝世。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活动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杂志 (马克思和德国激进出版家阿尔诺德·卢格共同主编) 上各发表两篇文章, 以文会友, 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十分接近。当年8月, 两人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从此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并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此后他们经常共同为报刊撰稿。

马克思 (19世纪60年代)

恩格斯 (1844年)

他们的著述活动, 几乎始终伴随着新闻工作。他们一生中创办、编辑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2家, 为之撰稿的报刊超过200家 (包括遥远的《南非人报》) , 他们的论著中提到的报刊有1500家左右 (包括中国清王朝的《京报》) , 当时欧美的主要媒体, 几乎都被提及、引用和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中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新莱茵报》, 被他们视为自己一生中的“全盛时代”。该报1848年6月1日在科隆创办, 马克思担任主编, 恩格斯在马克思外出时代理主编, 编辑部由8人组成, 均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该报时效性很强, 及时就德国和欧洲民主革命中发生的事件做出时评,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400多篇新闻和时评。该报就发行量而言 (6000份) , 当时是德国第三大报纸。由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刷, 出版了最后一号, 即第301号后停刊。主持这样一家在德国和欧洲闻名的日报, 使得马恩熟悉了职业新闻工作的全过程。

革命失败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英国, 1850年坚持出版了一年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此后他们为众多报刊撰写过很多文章, 例如马克思担任过德国《新奥得报》 (1855年) 、奥地利《新闻报》 (1861-1862年) 的通讯员, 恩格斯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 (1866年) 、《派尔-麦尔报》 (1870-1871年) 写过许多军事通讯。

在他们为之撰稿的报刊中, 最重要的是《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是19世纪50年代纽约四大美分报之一, 当时的最高发行量达到20万份, 创办人为美国19世纪的著名报人霍拉斯·格里利, 他当时信仰傅立叶社会主义。马恩连续为其撰稿12年 (1851-1862年) , 发表了约500篇时事通讯, 其中不少文章作为该报的社论发表, 影响很大。马克思作为该报通讯员的收入是每周10美元 (相当于当时的2英镑) 。与马克思十几年来保持业务联系的是该报编辑部主任查理·德纳, 他后来成为美国《太阳报》第二任老板。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 指导各国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报刊, 既涉及思想理论和政治策略方面, 也涉及新闻业务方面, 留下了很多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的新闻工作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即他们为之撰稿的报刊绝大部分是在社会上公开出版的, 多数不是工人政党的报刊, 有的报刊观点, 在某些方面与他们有很大分歧。这就使得他们论证新闻工作时, 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面向社会公众, 而不是仅仅面向党内, 视野必须开阔, 需要考虑一般媒介的社会特征和它们作为社会信息交流中介的作用。党的报刊, 当它面向社会发行而不是作为秘密的内部交流文件时, 也要考虑作为一般报纸的职业工作惯例, 即马克思所说的, 考虑“党内和新闻业中通行的一切惯例”。

鉴于上面的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新闻工作时, 除了阶级和党派的分析外, 宏观分析报刊和其他社会性交流媒体的发展趋势较多;从一般新闻工作特点的角度分析问题和提出要求较多;同时, 对职业性新闻传播的业务思考, 相当深刻和在行。党的报刊也是报刊, 要具有一般报刊的职业特征, 通过政治上的成功而达到经营上的成功, 是他们主办党的报刊的基本思想。他们在创办《新莱茵报评论》时写道:“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 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 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

例如马克思对第一国际机关报《共和国》的指导、恩格斯晚年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工人报》的指导等等, 就包括几个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一家报纸如何筹得启动金和创办后如何维持经营、如何保障经常的消息来源和新闻时效、如何选择宣传内容和确定宣传策略以保障政治上的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他们认为工人政党如果再坚持工人运动早期完全依靠捐款或者工作人员不拿报酬来办党的报刊, 是不合时宜的。早在1847年, 马克思就讽刺过一位德国政论家用“精神资本”在美国办报的计划, 他说:“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890年, 恩格斯得知法国工人党有一部分人坚持早期党报的传统, 不给党报工作人员报酬时, 他批评道:“办一份编辑不领报酬、记者不领报酬、任何事情都不给报酬的日报, 这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249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55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600页,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11、519页;第39卷326-327、335-336、376-379、415、428页, 人民出版社1972、1974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349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篇4：思想者的轨迹：汉迪的生平

这种特点，造就了汉迪的特色。他并不就管理问题专谈管理，而是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的过程中“附带”进行了对管理的思考。他不同于任何一个学院派或者实务派的专家，但他又有一定的学院经历和实务经历。他擅长于对现实中的管理问题连续追问。任何事情，都招架不住他这种连问三四个“为什么”的刨根究底。所以，他的见解，往往要比专职管理学者更为深邃，更为宽广。这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和宗教气质的专家，用他独特的哲学视角来解读众多现实问题，为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考。用他自己的称呼来说，可以叫做“社会哲学家”。

1932年，查尔斯·汉迪出生在爱尔兰基达尔郡塞林斯圣米歇尔教区的牧师大院，父亲是这个教区的一名牧师。作为爱尔兰的公民，却又信奉英国国教。这一点，在汉迪的成长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爱尔兰原居民往往把英国人看作入侵者，对英格兰的新教徒充满敌意。而来自英国的“统治者”，尽管已经失去往日风光而且人数不多，但他们依然有着“上流社会”的情结，比如汉迪的母亲，就经常提醒汉迪说话不要染上爱尔兰口音。汉迪的少年到青年时期，正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所以，汉迪童年的生活处处都被贴上了这一特殊的身份标签，上专门的学校，去特定的咖啡店和俱乐部，几乎没有天主教的朋友……在这种自然的“种族隔离”状态下，汉迪养成了自己独有的思考习惯。

汉迪从事哲学研究，完全出于偶然。在他12岁时，他的一个同学想报考温彻斯特学院，这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汉迪出于友情当“陪读”，结果使自己走进了古典哲学的殿堂。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历，使他对古典哲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走进世界最著名的牛津大学，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古人寻找心灵的对话，与休谟以来的近现代哲学家在思想上互相辩驳。在牛津大学主修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史的象牙塔之旅，使汉迪奠定了自己的人文素养。他自己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叩问帮助自己“厘清了未来人生的意义”。因此，在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中，汉迪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哲学和历史的偏爱。他曾坦然宣称，在他任教于伦敦商学院期间，最好的学生大多是搞历史出身的。

哲学家多少都会有一些浪漫的想法。从牛津毕业之后，汉迪向壳牌石油公司求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他具有经商的欲望和事业的野心，而是由于他想找一个可以周游世界的机会。壳牌吸引汉迪的地方，就是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而壳牌看中汉迪的，则是牛津大学的基础训练。面试汉迪的考官告诉他：“你受过良好的训练，只是脑子空空如也。别担心，我们会教给你有用的知识。”汉迪日后的经历佐证了这一点，正是牛津培养出的品性而不是课堂传授的知识，使他出类拔萃。

汉迪在壳牌石油工作了十年。这十年中，他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和伦敦总部任职。现实中的各种挑战，使他明白了基础训练和实用技能的关系。有一次，壳牌的东南亚总部委派汉迪作为经济学家，从事预测东南亚石油需求量的工作。汉迪为自己辩解说，“我根本不懂经济学，我学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总经理却说，“但总归是牛津，不是吗？这就行了，你能干好。”就这样，汉迪在壳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现实锻炼，使他对商业经营有了超越常人的见识。这种“把孩子扔进水里试试看他们会不会游泳”的实战训练，对汉迪后来从事的培训工作影响极大。他后来在培训中曾经问过学员：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学习经历是什么？学员回答的内容各色各样，包括各人差点送命的经历、自己或者别人生意破产的事例、事态超过自己控制能力极限的惶恐等等，唯独没有一个人提及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中的培训。所以，汉迪强调，最重要的培训，是帮助学员反省过去以理解从前的经历，培训的本质，是对经验的反思。

从东南亚回到伦敦总部后，汉迪出任地中海区域石油营销协调官。这个似乎很响亮的头衔，实际工作不过是给总部的各相关部门转发各地销售分支的要求和建议而已。所幸的是，这种无聊状态很快就告一段落，汉迪被委派到壳牌会所的管理培训中心担任助理，负责公司中层的管理培训业务。这时汉迪所承接的工作，是为那些即将升到高层的职员进行6－8周的培训。按照壳牌的惯例，汉迪的这一职务，不过是为了把他再次派到海外的过渡而已。但汉迪在进行培训的过程中迷上了这份工作，也由此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所以，不久后当总部决定派他去利比里亚任职时，汉迪毅然决定离开壳牌，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从壳牌辞职后，汉迪靠着一个朋友帮忙，到正在筹办的伦敦商学院任教。当时的商学院，开设的课程是经济学、金融学、营销学等等，唯独没有管理学。所以，汉迪最初被安排讲授逻辑学，同时让他负责由斯隆基金会资助的经理人职业中期培训项目。为了使刚刚开始运作的伦敦商学院得到美国资助者的运作经验，汉迪于1966年5月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在斯隆管理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全脱产学习，同那些美国学生一道听课。从此，汉迪正式进入了管理研究行列。

在麻省理工学院，汉迪真正领教了什么是美国精神。他借用英国哲学家伯林的话说：“这是一个坦率、精力旺盛、二二必定得四的民族。”美国人的热情、活力、自信，尤其是那种对商业成就的追求，使汉迪看到了山姆大叔超越约翰牛的内在动力。尽管美国文化的母体来自英国，但英国绅士那种老成持重和不思进取，处处同美国牛仔的拓荒精神和雄心勃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来美国不久，汉迪参加了一个“头脑风暴”会议，会上热闹非凡，各种关于商业运作的新奇点子层出不穷。在这种气氛感染下，汉迪也谈了自己的想法。结果，第二天汉迪就接到了美国同行的电话，说汉迪出的点子不错，打电话者已经同银行家交换了意见，而且也能弄到担保，督促汉迪“什么时候动手”？汉迪只好解释说，他不喜欢冒险，不准备动手，不过是谈谈而已。从此，汉迪发誓要把美国的这种商业精神带到英国去。他声称：“打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去美国充充电，吸收能量和乐观精神。美国岁月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汉迪认为，他的使命，就是用美国方式去改良英国的商业氛围，造就一个更好的大不列颠。

在美国的学习，使汉迪对管理培训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他回顾自己一年的学习过程，反问自己：学到了什么？回答是可能根本用不着来学，因为所学的东西自己都知道；但却必须来学，因为只有学过后才知道自己知道。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会积累起大量的知识，但多数情况下自己并不清楚这些知识，它们积累在潜意识层面，静静地等候主人去开发。管理培训就是把这些已有的知识发掘出来变成显意识，使它们随时可用，完成由知识（knowledge）向概念（idea）的转化。也就是说，培训不是了解那些复杂的概念，而是要让这些概念变成现实。就像语言学习一样，目的不是记住语法规则，而是为了现实的会话和阅读。

回到伦敦商学院后，汉迪主持斯隆基金会的经理人培训项目。在他主持的培训项目中，学员既要学习《公司账目》，又要学习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拿希腊悲剧做管理教材，汉迪是开先河者。公司账目是要学员掌握管理的技术问题，希腊悲剧则是要学员掌握管理的价值选择。

《安提戈涅》的故事梗概很简单：底比斯的国王克瑞翁，在权力争夺中杀死了自己的外甥普雷尼克，并且下令悬挂于城墙外不准埋葬。普雷尼克的妹妹安提戈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作为公民，她须服从国王的法律和命令；作为死者的妹妹，天理和人伦都召唤她去安葬自己的哥哥。最终，安提戈涅选择了交出自己的性命而让哥哥灵魂得到安息。这个故事，描述的是良知与法律的对抗。汉迪选择的这一剧本，向经理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如果在公司经营中遇到安提戈涅难题，能做出同样的选择吗？有没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哪怕招致危险的后果也在所不惜？商业中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如果说，公司账目培训要解决的是经营中如何做的问题，那么，安提戈涅培训则是要解决经营中做什么的问题。显然，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更为根本。汉迪选择这个悲剧当然不是仅仅让学员欣赏剧本，他认为从中可以发现被组织所忽略但却很重要的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而引申到商业道德。可以说，《安提戈涅》深刻地影响了汉迪后来的生活和思考，汉迪之后在理论中处处表现出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厚重的道德责任感，从《安提戈涅》的培训中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汉迪的父亲去世时，自发前来参加葬礼的盛大场面使查尔斯感到震惊，一个小小乡村教区的牧师，竟然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那么重要的位置。这使汉迪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萌发了献身宗教事业的愿望。两位主教朋友建议他去申请圣乔治大教堂附设的学院学监一职。这对于汉迪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1977年，汉迪放弃了伦敦商学院的教授职位，携全家来到温莎堡，出任圣乔治学院的学监。这个学院主要有两项使命：一是为神职人员晋升到高级教职做准备，二是在社会上探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汉迪将失去稳定的收入，薪水还不到教授的十分之一，微薄的报酬将使一家的生活都陷入窘境。但是，这是一个把基督教义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地方，可以对生命和社会的意义得到更深刻的认知。在理想和现实生活的艰难选择之间，汉迪的夫人给予他以坚定的支持，打消了汉迪的顾虑。事实证明，汉迪及其夫人的选择没有错，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提供给汉迪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考空间，他那充满人道主义的思辨和追求人生价值的理论也处处体现了这份工作对他的影响。

温莎堡是英国王室的地盘，学院的理事会包括菲利普亲王和三位勋爵，其中至少有一人按惯例要任首相。汉迪把这里的环境比喻为国际象棋真人秀，周围是国王、城堡、主教和骑士，他自己就好像为王室效忠的卒子。庄严宏伟的圣乔治教堂，中世纪的气氛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语言，使汉迪陷入了深沉的思考。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受过良好思维训练的学者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心情。汉迪开始研究《圣经》，探讨《圣经》故事中隐含的意义。他不是通过逻辑归纳和演绎，而是通过自己演讲发言的切身体会来理解《圣经》。汉迪强调，《圣经》的故事，是历代牧师为了布道而逐渐成型的，不能把它看做历史真实，只能把它看作是牧师讲道理的形象化描述。教堂中的壁画，起着同样的作用。古老传统式的静穆和安祥，促使汉迪进行跨越时空的思考。在温莎堡的学监任上，汉迪主持了关于“工作的未来”长期系列讨论。关于管理哲学的许多新想法和比喻，都诞生在这里。甚至关于生活，也形成了许多术语，如“家庭妇男”、“跳蚤经济”、“组合式人生”等。对《圣经》及其宗教教义的研究，奠定了汉迪管理哲学的基调。这一期间，汉迪开始给BBC做节目，对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将近3分钟的宗教反省式直播点评。后来，这种点评他一直进行了20年。

在温莎堡任职四年后，汉迪于1981年7月离开圣乔治学院。这时，49岁的他下定决心摆脱任何组织，正式开始过一种自由职业者的生活，亲自实践他所提出的“组合式人生”概念。所谓“组合式人生”，就是完全摆脱对组织的依赖，由个人按照自己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完全自由地安排家务、工作、子女教育和社会交往。这一转变是艰难的，尤其是面对生活本身的压力时，这种选择需要极大的勇气。单纯从物质条件看，别人是越来越富有，而汉迪是越来越贫困。从壳牌跳槽到商学院，意味着从可靠的大公司转移到了前途未卜的新建机构，从营利组织转移到非营利组织；而从商学院到温莎堡，意味着固定收入锐减十分之九，从实务研究转向宗教研究；再从温莎堡彻底“脱离组织”，意味着从“保护性监狱”（这是汉迪给人类的组织依赖性起的名称）来到“开放世界”，在获得完全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所有安全保障。从此，汉迪成为一位独立的自由作家，在写作之余到各地去演讲、讨论，同时还继续担任BBC的主持人。这样的生活方式被汉迪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夫妇每年用150天进行各自独立的创造性工作，汉迪写作，妻子伊丽莎白摄影；100天用于商业和管理活动，包括到国外巡回演讲；30天做志愿者工作；85天时间自由安排。

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汉迪逐渐成为有名的畅销书作家，他出版了很多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又译为《通晓组织》）、《工作与生活的未来》（The Age of Unreason，又译为《非理性的年代》）、《觉醒的年代》（The Empty Raincoat，又译为《空雨衣》）、《个人与组织的未来》（Beyond Certainty，又译为《超越确定性》）、《饥饿的灵魂》（The Hungry Spirit）、《经理人制造》（Making Managers）、《管理之神》（Gods of Management）、《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等。在这些著作中，汉迪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于现代社会和管理问题的思考，详细论述了他的诸多理论，其中有许多观点极具启发性。

按照学界的说法，汉迪的理论中包含有影响世界的十大核心观点，即：自雇工作者（即组合式人生）、适当的自私、联邦制组织、三叶草组织、三I组织、圆环图原理、四种管理之神、中国式契约、S形曲线和权力补贴（详见后叙）。

离开了组织的汉迪，更像管理学领域的独行侠。他起初连演讲报酬都不好意思提起，幸亏他的妻子是一个杰出的经纪人。使他们虽然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舒坦。当汉迪刚刚离开温莎堡时，他的出版经纪人出于赚钱考虑，建议他出版教材，而并不看好那些汉迪梦魂萦绕的哲学式书籍，认为别指望这些书能带来“面包和黄油”。结果，恰恰是这些书，使汉迪成了炙手可热的管理大师。更有意思的是，汉迪本人谈起“大师”这个称呼则是一脸不屑，他借用德鲁克的话说：记者创造出“大师”（guru）这个词，完全是因为“牛皮大王”（charlatan）做头条新闻太长了。他揶揄那些所谓的“大师”相当于走穴艺人或体育明星，以巡回演讲敛钱为目的。对此，汉迪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每年只进行10场演讲，其中5场收费，5场不收费。不收费的演讲，完全看其价值决定。比如，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汉迪到加尔各答为当地的企业界开设一个管理研讨班，但这个委员会是清水衙门。汉迪的妻子伊丽莎白爽快地对委员会说：“什么报酬都不用支付，但能否安排我们认识加尔各答最有意思的4个人，同他们每人单独待1小时吗？”汉迪夫妇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结果，在这次旅行中，他们会晤了印度的首相，名满天下的特蕾莎修女，当地的一个大学副校长，还有一位艺术家。

篇5：李白 生平简介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心迹的自我表白。由于他的自由意识是如此强烈，当遇到现实生活中丑恶力量的阻梗时，他的愤怒和抗争也表现得格外强烈。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的个性之活跃和解放是少有的。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鸣皋歌送岑征君》)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古风》之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

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襄阳歌》)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他的《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即使写失路的忧愁，也没有丝毫寒促蹇涩的危苦之词，诗中出现的黄河、太行、海上、日边等意象，以及拔剑四顾的雄姿，扬帆渡海的遐想，都具有着壮美的情采。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

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他初出蜀时写的《渡荆门送别》：

篇6：李白 生平简介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