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李白的友谊

第一篇：杜甫和李白的友谊

李白和杜甫的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

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

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第二篇：浅谈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的差异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要学习写文章，就看韩愈和柳宗元，学完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如果学历史，就学司马迁的《史记》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学完你可以去当政客;如果学宋词，就跟苏东坡和辛弃疾学，学好了可以干掉方文山和林夕;如果学写唐诗，一定是学李白和杜甫。这段话是否过于夸张，我不予置评，但是对于最后一句话，我是完全同意。

如果把唐诗比作一座让人抬头仰望的山，那么山的顶峰一定是李白和杜甫。而作为在唐诗领域中最为出色的两个诗人，其诗歌却是风格迥异。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诗风豪放飘逸洒脱，正如他的人一样。他出生于盛唐时期，但因不满那政治的黑暗，弃官从文。他没有杜甫的沉郁，有的是一分潇洒，一份自由。李白向往的是游仙问道的生活，所以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佳作。“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 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 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样美妙的景色可能只有李白才能写出吧。同时李白是社会的一员，他也关心现实生活，痛斥战争，同情百姓。但毕竟李白的黄金创作期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到处莺歌燕舞，他写他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就是花、酒、剑、歌、月，洒脱无极限。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有人这么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而杜甫是衔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这和他的身世遭遇也是分不开的。杜甫生长在一个奉儒守素的家庭之中。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他怀着巨大抱负的心思，一心要为国家尽力。但到了公元746年，他参加一次李林甫设好骗局的考试，落第之后不久，又回长安，数度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但同时，他看到了民生疾苦，时刻关心国家安危。安史之乱后，他几经周折，当官，被贬。最后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终病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十分凄凉。我觉得，使杜甫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显然是同他的身世遭遇息息相关的。杜诗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之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诗歌往往表现为沉郁顿挫。当他的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如果说李白是从天上降临人间的"诗仙"，杜甫则是从地上经过修炼而升起的"诗圣"。李白的诗具有火热的激情，有超凡的气势和豪迈的精神，更关注理想和未来，更具创新性。杜甫的诗沉郁顿挫，情感内敛，曲折迂回，更关注现实和民生，更具继承性。李白代表着青春，张扬个性，抒发自我，有一种勃发之气。杜甫代表着暮年，老成持重，千锤百炼，有一种人工的锻造之美。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那“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杜甫，即使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心酸低贱生活中，依然不失他那济世苍生的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真正的贵族大家心态，贫贱不改其志，自己的安危生存置之度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依然是民众，比他更不幸的人。每每念起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吟哦时，令人发背沾衣，惭愧不已，敬仰之极。有谁能了解他“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远大志向呢?自我心目中，杜甫先生不仅是精瘦清癯的老者形象，他更是无可拘牵的理想主义者!从这点而言，老杜的沉郁之外更有飞扬的一面，节操高洁才是他的本色。

李白和杜甫虽然有着很多差异，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为在他们两人的心中同时也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爱，爱人民，爱山水，爱才，爱酒，爱诗。他们都一生钟情于、献身于真善美。于是，李白和杜甫成为了唐诗史中优势互补的榜样、求同存异的楷模。

第三篇：李白和杜甫 学习教案

李白

教学目标：了解李白其人与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歌行体的艺术特征。

教学难点：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乐府与歌行的比较。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第一节 李白生平、思想个性

一、生平：(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官至翰林待诏，称“李翰林”，有“诗仙”之称。其出身有许多疑点，其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迷，主要有四种说法：(1)凉武昭王(李暠GAO或HAO)九世孙;(2)指李树而生(李阳冰);(3)其族获罪，谪居条支(属于西域，今在伊拉克境内);或说在碎叶(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认为：李白父客，像是胡任到李唐经商而取李姓。从其诗中可看出他曾在胡人聚居地生活过。又有人说李白“眸子炯然”，如“饿虎”样，类胡人。白有许多习惯也很特别，如友人死，他为之剔骨而葬。其子女取名“颇黎”、“明月奴”。

李白一生主要分为五个时期：

1、读书与蜀中游历期。25岁之前。五岁随父到江油县，“五岁诵六甲(天干与地支组成六十组干支，其中起头的是‘甲’字的有六组，故称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不到二十岁，苏颋见到李白，说他“天才英丽，可与相如比肩。”道教大师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

2、壮游与求仕期。41岁之前。李白不屑参加科举，希望通过漫游求得引荐的机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湖北安陆时，与高宗时宰相许圉(YU)师的孙女结婚，在此约十余年。

3、长安三年入仕期。42-44。有人考证，李白曾两入长安，开元后期一次，但无功而返。天宝元年可能由于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召入长安作家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他实际是以诗名来供奉。而李白自恃太高，无心理准备，依旧纵酒狂歌，桀骜不驯：“长安市中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后受排挤，赐金放还。二入长安在李白一生中很重要，使其后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4、再次游历期。45——55岁。离开长安，李白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到了去长安的杜甫，杜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李白有二诗与杜，杜有十二首诗赠白。)之后，白与武后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结婚。这期间，白热衷于求仙访道。

5、安史之乱期。56——62岁。安史乱后，白隐居庐山。玄宗奔蜀，马嵬后，肃宗在灵武继位。玄宗在成都尚不知时，发布公文，命其子平定天下。永王李璘在江陵招募将士数万人，东下平乱，实则别有野心。他经庐山辟李白为幕僚。白是不懂政治的人，只是出于报国安民的意图，入幕，作《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崩奔似永嘉;但永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肃宗以逆反镇压永王，白以“附逆”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西)。玄宗还都，大赦天下，白得还。据郭沫若考定“朝辞白帝彩云间”一诗即是李白听到遇赦而作，极高兴。他丛九江到三峡走了一年多，而回来是“千里江陵一日还。”62岁的白死于当涂，一说患腐胁疾而死，一说是因醉入水捞月而死。

二、思想：儒道侠兼有。道教思想伴其一生，也影响其创作个性。他在政治上极端自负，想有所作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他又以谢安自喻，追求功成身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救苍生应为晚。”儒道兼重，又加上极度自负，政治上的无能，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和痛苦。

三、生活和个性：生活：李白一生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A、信道求仙。他常梦见与仙人交游，对长生飞仙，深信不疑。白举行入道仪式，疑有两次。如《西岳莲花山》、《梦游天姥吟留别》。B、隐居游历。天下山水，白游历十之七八。他广交天下友。C、仗义行侠，嗜酒终身。他剑不离手，欲如项羽学万人敌。他挥金如土，讲义气，重然诺。自称“酒中仙”。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醉态成为他的思维方式，酒至醉而诗出，“斗酒诗百篇”;好酒入唇，下笔如有神“清平调”中“云想衣裳月想容”。其他诗人虽醉酒但不能成为其思维方式：阮籍好酒，“对酒不能言”;陶渊明好酒，“欲辩已忘言。”D、求仕与为官。白任情使性，不懂政治。虽为官很短，但影响其一生。

个性：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瓢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狂放不羁，追求自由平等，乐观豪迈、傲视权贵、粪土王侯，特别是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把十分繁难艰苦的事情看得一蹴而就的简易，以诗人之心观察政治和人情世态。而其结果则愈发加大了主客体间的落差，李白在这成反比的加速循环中，心理愈发敏感，情感也愈发容易激变，一旦有山水外物与之不平之心相撞，其深刻而巨大的忧愤和感伤便具象为崩云裂岸的潮回海涵之大观。吴经熊《唐诗四季》：李白像一曲交响乐。他像王梵志那么的快乐活跃;像杜审言那么夜郎自大(更有资格);像陈子昂、张若虚那么富有创造力和宇宙感怀，只是较他们货色更地道;像王昌龄和其他善咏春情的诗人那么了解女人的心理;最后，他描写大自然之动人，虽然与王孟之不同，却不弱于他们。他是盛唐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有人认为，李白的悲剧，是科举制度替代传统的用人制度下的悲剧。(木斋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京华出版社2001，204-208页)其实，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其诗多是他遭到政治残酷压迫之后的产物，多于感激，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具有强烈的“骚”韵。上天入地的游心驰神，陷人于惝恍迷离之中。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突兀而出，分明告诉世人：其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乎政治。因此，其诗中，不仅贯注以愤激之气，而且时不时地生硬地冒出几句牢骚语，使其山水诗政治抒情化了。他不断地动用“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之类的意象，以泄其愤，以呈其才，更是表现其耽于酒精和幻想中的精神胜利的愉悦，让我们领略其醉的深度。其诗中十之

七、八与酒有关，也正是这些以酒为题材的作品最能表现其气质和思想，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

第二课时—第三课时 第二节

李白的诗歌艺术

一、艺术个性及主要特征

存诗940余篇，在唐代诗人中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阳冰曾编《草堂集》，今不存。现有宋人编《李太白文集》，最好的版本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存。南宋杨齐贤编、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杨第一个为李白作注，萧进士及第后，专心注李诗，历时五十年。)王琦注《李太白文集》、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十卷》，其诗内容有讴歌山水、赠别、抒怀、反映社会问题、反映妇女生活等。

1、在取材设象上：李白心高气傲，尤其喜好雄伟瑰奇，笔下多南方景，追求形象出众，怪石、危崖、飞瀑、惊湍、轰雷、掣电，借山水挥斥幽愤，把强烈的主观色彩，变现为极具个性化的抒情意象。李白这一特点表现为侧重抒发豪迈气概和激情壮怀，很少对客观景物作细致、具体描绘。于大自然的伟力神功面前，李白感到的不是己身的渺小无为，而有一种极其无限的解放感、昂扬感和飘逸感。

2、在表现形式上：李白多用七言歌行古体、乐府杂言，不主故常，任由意志主宰，不能以律束，往往是情感喷发式的无所节制，故纵横错综，气逸调雄，荦荦不可相羁，实在是与其秉性姿质相一致。

歌行：李白擅长的诗体是歌行及绝句(159篇)，律诗不占十分之一。歌行是七古中最少约束、最多变化、最富容量的诗体：热烈的情怀、壮观的场面、动人的故事、昂扬的精神、缠绵的思绪，都适合用歌行来表现。李白的创造力、表现力都尽可能地在七古、歌行中展示。这一诗体最适合李白，这一诗体到了李白手里最具风神。《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注：七古，包括歌行、乐府、齐言七古和杂言七古。有人把七古等同歌行。)李白以歌行体造成抑扬顿挫、淋漓酣畅、气势飞动，铺张扬厉的特点。

李白也好用乐府旧题，擅长乐府，他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创新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今事，缘事而发;一方面则用古题写己怀。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这些诗往往借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感情倾向，创造性地生发和联想，以纵横恣肆的文笔而形成磅礴豪放的气势，把乐府诗推想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但是，他的歌行成就比乐府还要高，他的生命精神和非凡气魄集中表现在这上面。但二者的界限不大容易划清。歌行的代表作有《梦游天姆吟留别》、《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主要的辨别记号是带有“歌”、“行”、“吟”、“谣”)其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上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任随性情。他的这类诗歌具有雄奇瑰伟的阳刚美，创造了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魏万推崇白“鬼出神入”。

李白除歌行外，还有五古，如《古风》59首、《丁都护歌》。李白古体诗是前朝之极致，而杜甫的影响主要在中晚唐、宋，尤其律诗。

李白七言绝句飘逸飞动、一气直下的特点依然存在，但比古诗多了几分蕴藉。如《望庐山瀑布水》、《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绝句中也有秀美的意象的诗，如《独坐敬亭山》、《静夜思》、《玉阶怨》等。绝句因其篇幅短小，多以一景、一事、一时之感受如诗，故多明快地脱口而出，形成清 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特点。明快俊爽，风神清朗的风格。

3、在艺术技法上：而李白的诗，想象力异常的奇特和丰富，想象奇之又奇，拘束不住。奇句夺目——起句突兀，往往破空而来，造成气势，具有“惊人“的艺术效果。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大跨度的景象扫描，大幅度的时空转换，大反差的情感升降，大起落的结体布局，加之以大夸张的虚构和想象，大胆的夸张，以及个性化的清丽明快的语言。诗人以神来之笔，忽而论文，忽而人生，忽而送别，忽而赏景，语言错落，任情舒展，似无章法，实则淋漓痛快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怀。李白感情抒发的方式是“李白式”的：一泄如注，一气呵成，淋漓痛快，不受拘束，如天马行空一般。有人说李白，用胸口一喷即成好诗。而杜甫的好诗是吭吭哧哧作出来的。他对杜甫的讥讽：“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舞。借来别来太瘦生，总为作诗太辛苦。”

4、在美学效果上：李白山水诗的主导风格：清雄逸放，奇瑰豪宕的壮美。境界恢弘，气象万千。“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诗薮》)。她在自己的诗中这样概括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很能说明诗人气质与其诗风必然的关系。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结构上“白诗天才纵逸，至于七言长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唐宋诗醇》卷六)生成了飞动飘逸、雄奇壮美的艺术境界。施蛰存《唐诗百话·将进酒》云：“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李白的影响

李白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和非凡自信，狂放不拘的个性风采，以及那种天马行空、纵横恣肆的自由意志，那种与自然冥合为一的潇洒风神。其次是他诗歌的豪放飘逸、变化莫测的魅力，具有丰富而奇特想象力，超凡卓特的创造精神。除了最完美的浪漫主义诗篇外，就是其人格魅力。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这对于行为拘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的中国人，永远具有精神启蒙、净化和提升的价值。从这种意象上说，中国有李白，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第四课时

第三节 李白作品分析

讲读之二《将进酒》(略) 讲读之二《行路难》(略)

精读作品篇目： 《行路难》、《将进酒》、《月下独酌》、《赠孟浩然》 阅读作品篇目：

《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古风》“西上莲花山”、“西上莲花山”、《金陵酒肆留别》、《战城南》、《登金陵凤凰台》、《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乌栖曲》、《嘲鲁儒》、《丁都护歌》、《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望庐山瀑布》、《永王东巡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思考题：

1、整理听课记录和课外阅读内容，全面掌握李白诗歌的艺术、思想特征。

2、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

3、歌行体的艺术特征概述;乐府与歌行比较。

4、独立撰写一篇探讨李白思想的千字论文(或道教思想、或游侠思想、或纵横家思想、或佛禅、或儒家的影响)

参考书目：

1、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2

2、房日晰《李白诗歌艺术论》，三秦出版社1993

3、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杜甫

教学目标：了解杜甫的生平与诗歌成就。 教学重点：杜甫诗歌成就、特点。 教学难点：杜甫诗风及律诗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第二课时 第一节

生平、思想、个性

一、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先祖居长安附近杜陵，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官至左拾遗、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又有“诗圣”之称。

其生平的几个主要时期：

1、读书、壮游， 35岁之前(712-746)。24岁在洛阳举进士不第。30岁在偃师娶妻杨氏。33岁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李白，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青年时也是趾高气扬，充满进取心的人。好饮酒如李白，有《望岳》、《房兵曹胡马》。

2、长安十年困守与求仕， 35—45岁(746-755)。父去世后，生活困窘，为生计无所不用其极：有20多首诗干谒;参加李林甫主持制举，成了“野无遗贤”牺牲品;献《三大礼赋》，擢河西尉小官，不拜。天宝末年，改授右卫军府胄曹参军。在长安，历尽辛酸，生活落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看到生民的苦难及贫富差别，写出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陷贼与为官(左拾遗)，45—48岁(756-759)。安史乱起——756年陷长安，757年夏，逃至凤翔，授左拾遗，为救房琯获罪。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为刺史。8月，杜甫被许回羌村。九月，长安克复，回长安。758年贬华州司功参军，辄去;后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759年，由华州(西安东南华县)—秦州(甘肃天水)—同谷(陕西)—剑阁—成都。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现实主义成熟期。许多诗都是哭天抢地，可见他的困顿。有“三吏三别”。

4、漂泊西南及流落湖、湘，49—59岁(759-770)。在严武的帮助下(可能高适也给他帮助)建草堂，初相对安定。765年，严武再镇川，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766—768，居夔州(奉节)。770年死。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50年后孙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前。杜甫之死，也是千年之谜。一说八月，死于由长沙到耒阳途中，因过多食用牛肉、白酒而“饫死”，郭沫若先生从医学角度论说杜是因食用了变质的牛肉，并加白酒而死。;一说因长沙兵变至耒阳，长沙平定后又回长沙，死于十一月。仇兆鳌《杜诗详注》、萧涤非《杜甫研究》持此说。

夔州两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有近430首诗。与华州至洛阳的创作不同，他尝试各种律诗的写作。《登岳阳楼》五律、《登高》是七律中对仗最工整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是联章体。另有长至百韵的排律，164句对仗，可见他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思想个性：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 《旧唐书·文苑下》：“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杜甫《寄题江外草堂》云：“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又在《醉时歌》写给好友郑虔：“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第二节

杜甫的创作

存诗1400余篇，在唐人中仅次于白居易。其诗内容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包罗万象。主要有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反映个人经历和人生忧患等。杜甫的社会诗，也就是那些被称作“诗史”的部分：一类是反映天宝后期**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哀江头》等;安史之乱后，写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杜甫是盛唐诗人中首先把战争苦难引入诗中的。(“三吏”、“三别”见文选122页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一、“诗史”意义。(史诗：重视诗歌的叙事性)

1、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如《兵车行》、《石壕吏》反映穷兵黩武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

2、历史的广阔性、形象性。其创作涉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对历史是形象的补充。

3、历史的深刻性、预见性。揭露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表现安史之乱前国势倾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这种“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写法的变化。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写法，往往是从不起眼的细事入手，从一个细小的视角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在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融入叙事中，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

二、何谓沉郁顿挫?

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壮;顿挫，音节豪宕，格律精严而又富有变化。感情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深厚阔大的感情力量，欲喷发时，他的儒家涵养及中和心态，又把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他诗歌的主流风格：沉郁顿挫。(指他的政治、社会诗)教材上说：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之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的山水诗萧散自然。

三、杜甫七律的成就：

如果说，沈、宋可以算作律诗体制的确立者，那么，杜甫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律诗艺术的奠基人。杜甫律诗的创造与贡献：

1、数量上：151篇，是初、盛唐之和。与盛唐大诗人较：王维，479首——七律20;高适，241首——七律7;岑参，397首——七律11;李白994首——七律9。

2、内容上：杜之前，多酬赠、应制之作;杜诗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全面开辟了律诗的境界，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把这一诗体的价值提到了足与古风、绝句并立相峙的高度。

3、艺术技巧上：杜之前，守格律者，不免落入卑琐庸俗，如沈宋诗;而意境胜者，往往视格律于不顾，如李白。杜诗在用字、造句、属对、调声、谋篇、运笔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大胆的革新，充分发挥了律诗体式的美学特长：

其一，对仗精工，出神入化。

其二，议论精当，叙写自如。 其三，布局精心，屈曲盘旋。 其四，对比精确，正反映衬。 其五，语言精致，含义深邃。 其六，诗律精细，体制创新。

第三课时—第四课时 第三节

杜诗的影响

一、杜诗的影响

中唐以后，杜甫的地位和影响日大，陆侃如、冯阮君说：天宝前，李白的时代;天宝后，杜甫的时代。

杜诗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除了在主题意蕴上主要是仁人爱物的仁政理想，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个集大成者，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的转益多师的吸取，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可能。

杜诗是唐诗的转折，四个主要标志：

1、以文为诗。“即事名篇”，以诗纪行纪实，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乐府转为新题时事。

2、以论入诗。由山水蕴藉向现实忧患、个人感叹在表现方式上主要是夹叙夹议的散文化的铺排技巧，由唐而向宋诗风转变。

3、以才学为诗。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的转变。

4、追求“尽工尽善”之境界，开苦吟之风气。

二、“李杜优劣论”：李杜两大诗人，难分优劣，各有极诣，同时达到了五七言诗歌的顶峰。后代有些文人，因个人爱好、时代风尚等因素不同关系，发表了若干抑扬的言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引起公案(文学史)。严羽则认为：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三、重要注本：杜诗在宋流传很广，号千家注杜诗，现存宋刊本杜诗有十多种。有“杜诗学”。较好的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集各家注止大成，取其善;杨伦《杜诗镜诠》;浦起龙《读杜心解》，浅解，分析很细;钱谦益《钱注杜诗》(《杜诗笺注》)，重诗歌与政治关系，即“史实”。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

四、讲读：

讲读之一《登楼》(略) 讲读之二《登高》(略) 讲读之三《登岳阳楼》(略)

精读作品篇目：

《登楼》、《登岳阳楼》、《登高》、《春望》、《旅夜书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其一

阅读作品篇目：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望岳》、《兵车行》、《丽人行》、《新婚别》、《悲陈陶》、《羌村》(峥嵘赤云西)、《北征》、《江村》、《前出塞》(挽弓当挽强)、《赠卫八处士》、《梦李白》、《哀江头》、《丹青引》、《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月夜》、《蜀相》

思考题：

1、整理杜甫诗歌创作的四个时期。

2、杜诗艺术成就概述，以七律为例。

3、熟悉杜甫的“赋笔”艺术，试赏析《北征》、《咏怀五百字》。

4、关于“诗圣”、“诗史”、“沉郁顿挫”的词解。

5、比较《登岳阳楼》、《汉江临泛》、《临洞庭赠张丞相》。

参考书目：

1、《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唐]杜甫撰 [清]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本

2、《杜诗镜铨》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杨伦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重印

3、《杜臆》十卷 [清]王嗣奭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重印

4、《钱注杜诗》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钱谦益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排印本

5、《读杜心解》二十四卷 [清]浦起龙撰 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

6、萧涤非 《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7、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四篇：李白杜甫的交谊

李杜之交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曾供奉翰林。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世尊称为“诗仙”。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曾任工部员外郎，因此也被称为杜工部。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从上面的文字来看，他们好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并且李白年长于杜甫11岁。但是历史记载当中二人之间却有着一份深厚的友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常常被后世津津乐道。

李白与杜甫的相遇、相知如同李太白的诗一样具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李杜相识于洛阳。当时的李白虽刚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但他已经名满天下，备受各地官宦及普通仕人的仰慕。而此时的杜甫仅仅是小有名气，与李白相距甚远。然而就在杜甫出席洛阳人士招待李白的宴会时，他们相遇了。也许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的邂逅意味着什么，但后世的我们很清楚，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中国诗坛上最伟大的人开始有了交集。

李白本性潇洒豪放，气宇轩昂，狂放不羁，仙风道骨，不拘于礼节。不然也不会写出像“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般壮丽豪气、奔放洒脱的诗歌来。并且李白好酒，酒过数巡，就更有一种洒脱的气魄，他不计较当时的杜甫名气不大，反而与杜甫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于是二人希望能够继续深交，他们相约同游梁园。在宋中，李白和杜甫又遇到边塞诗人高适。他们三人每日登高望远，饮酒怀古，寄托雄心壮志，洒脱非凡。

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平静而畅快的。可以面对朋友，吐尽心事;对着知己，无所不谈。李白一生致力于求仙，他还谈到回山东后准备接受道箓。经过几日的交往，杜甫对李白有了更深刻地了解。他联系自己这些年来怀才不遇的经历，也开始有了归隐的念头，和李白一样，对寻仙访道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洛阳逗留数日之后，三人又一块去拜访道士华盖君，想跟从他学道。只可惜华盖君已经逝去，无奈他们只好失望而归。重回旧地，已是秋天，三位诗人豪兴大发，相伴打猎。此次同游，自夏至秋，前后数月，直到天宝三年十月才分手。

天宝四年初，高适南去游楚地，李白和杜甫一起到了齐州。李白去找道士高如贵领受道箓，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而杜甫则去拜访了当时的名士李邕。李邕很欣赏杜甫的才华。杜甫在此盘桓数日后离开了齐州，两位诗人小别。

天宝四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又在鲁郡见面了。两位朋友虽分别只有半年，却如隔三秋。相遇之后，每日促膝长谈，博伦古今，饮酒赋诗，日子平静而快乐。

据说，有一次他们同去拜访隐士范十。因为初次造访，道路不熟，二人竟然迷了路。李白失足掉入苍耳丛中，帽子也掉了，衣服上沾满了苍耳。杜甫要帮他一个一个拿下来，李白却不管，就这样衣冠不整地叩开了主人的门。主客相见，不禁大笑。

杜甫和李白相识后，两年之中三次相聚，相交甚深。而这段美丽故事的结局却不再像李白的诗歌，反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年的秋天，杜甫要西去长安，李白却准备重游江东，分手的时刻终于到来。而这次分别以后，他们再也未能见面。李白长期在江南飘泊，杜甫长期困居长安。虽然李白也到过北方，杜甫也回过洛阳，但终究阴差阳错，两人再未相见。

至此，这段描绘着李白与杜甫从相识到慢慢相知的美丽故事画上了句点。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冷却。在以后的岁月里，杜甫曾多次写诗来怀念李白，并且从诗歌中不难看出杜甫对李白无限的怀念与欣赏。例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和杜甫相比，李白的诗歌中出现杜甫的次数却是很少。但我想这未必说明，这段友谊对李白来说无足轻重。或许是李白本身性情比杜甫多了几分豪爽洒然，并不常将思念挂怀的缘故吧。

这段旷世友谊以这种方式做了结尾，后世的我们常常在想李白与杜甫的友谊到底留下了什么呢?

对杜甫来说，我认为这段并不算长的岁月却对其产生了一些难以忽略的影响。从杜甫一生的创作中不难看出这短短的岁月让杜甫始终难以忘怀。那么李白的思想作风必然对杜甫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诗歌艺术上说，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超脱了七古，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这点便是李杜相交对后世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

但是从诗歌创作上来说，不可否认，李白与杜甫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人。与杜甫相比，李白多了狂放飘逸的美感;而与李白相比，杜甫多了些沉郁顿挫。但这并不能说明，李杜之间没有因为彼此的相识而改变，只能说两人的成长环境相去甚远。所谓环境改变性格，李白成长于盛唐，杜甫成熟与中唐，李白的时代不可复制，李白这个人也不可复制，杜甫注定无法和李白的心境相同，诗歌的风格自然也不会相同。但是我个人觉得，在《客至》中“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这句诗表现了一种豪爽，与杜甫一贯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风格显然不同。这会不会说明了李白的超然对杜甫是有一种默默地影响的呢?

在为人方面，二人对战争的厌恶，对国家人民的热爱，曾经的凌云壮志是相同的;在经历上的怀才不遇却也是相同的。这也应该是李杜会深交的原因吧。而且我相信在他们短暂的相处时光里，他们的思想和志向是发生过融合的，我们所看到的李杜已经是彼此交流，融合，影响过后的他们，或许李白因此而多了些许沉静，杜甫因此而多了些许洒脱。 总之不论这段友谊到底留下了什么，这两位诗坛巨子相遇了，相识了，相知了，他们一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的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成为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山。我们后人唯有在一次次品读诗歌的过程中，仰望他们，感受着他们诗歌的魅力，臵身于他们营造的意境，感触他们喷薄的情感。并且他们还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后人，直到永远。

第五篇：杜甫与李白的友情

杜甫是一个十分重视友情的人。且看他写李白诗吧：“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写出了他一生对李白才华的深相惜重。其言出由衷，读来实在感人。后人每好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规范杜甫与李白的艺术风格，且每以为杜诗出自学力之沉积，而李白出自天才之纵放，这种说法只是太过于看重二者的相异加以区别，乃至后来有李杜优劣之议论。于是，李白只被塑造成“青春李白”，杜甫便成了“沉郁杜甫”。即便有稍微近情的一些说法，兼好二人的，也仅仅是指出李杜各自的特色优点，谓其不分轩轾而已。这样的两个诗人，在有些人眼中，似乎即使不至于相轻，也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少有人提到他们在天宝三载和四载之间的一段交游。虽然两个天才诗人在他们各自偃蹇漂泊的生命中毕竟交错的那么一些日子，但一面之晤，相期相约，其深情笃挚，可以想见。“梦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倾”，这种属于豪杰的情感自古即为人称道，况且发生在李杜身上，千载之下，犹令人倾慕。

杜甫初赠李白诗于洛阳：“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这一年，杜甫年三十三，正是年富力强，壮志满怀的时候。李白四十岁，正自天宝元年为玄宗招致京师，是年不合，被赐金还山，其仕途进取、安济苍生的宏愿实际上已是断了，时势如此，已逼得他不得不退，故不久即受了道箓。正是在这一进一退的分际，两人相遇于洛阳城，仿佛曾有过夙因似的亲切。这短暂的相聚，知己却是一生。

凡世人之结交，除了因功名利禄等外在因素而着意接纳的以外，可托为知己，双方必定有共赏的性情才慧等特点作为基础。杜甫与李白，尽管一个时已名扬四海，一个刚刚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但锥处囊中，锋锐自现，自有掩抑不住的才士风神气质在。这种天才的相互吸引无疑当列为首要因素。如果说杜甫和李白在洛阳的一见倾心，最初只是因为彼此倾慕才华的话，那么，二人后来一路的互相追随，同游梁宋，情如兄弟，几无龃龉，却必然还要寻求更为深层的原因。

李白虽然向来以游仙访道自我标榜，却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修道人，即使在他受了道箓之后;而杜甫虽然是一个真儒者，却绝不是世所塑造的那个一味沉郁，少了一份自然天真性灵之气的“儒腐”。一个真正的儒者、豪杰本应该是有两面的，忧国忧民同时也是潇洒恣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好道的李白却有儒家思想的底子，身为儒者的杜甫为何不能是驰马逐猎、放情尚义的侠者?而这一性格，在杜甫与李白结伴同游的一段日子里，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纵观杜诗，自初与李白会面赠诗，至别后怀想之作，事关李白者凡十四五篇，且无不推崇颂扬，深情恳挚。从杜诗中可以看出，两位诗人如兄如弟，“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甚是亲近。这种“怜君如兄弟”不止是单面的情好，更有双方的情亲。李白集中赠杜甫的诗篇不多，也许失散了，以致后人难以从其诗估量二者情意。但从杜诗中却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杜甫对于李白确是一知己。这种知己体现在对李白才情的赏爱上，也体现在对李白遇骞的痛惜上，更体现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鸣。李杜一生中，就这么一段短短时间的交谊便显得偌般珍贵。经过悠悠岁月的浸渍，这一番友情于今日之怀想，越显得深情蕴藉，千种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