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质证范文

民事案件质证范文（精选6篇）

篇1：民事案件质证范文

律师办理民事案件程序

二、民事案件中律师的作用及如何委托律师：

（一）、及时掌控时效：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债权人未在时效（一般为两年）主张权利则失去国家强制保护的权利。实践中诸多当事人皆因不及时主张而过诉讼时效，而对于过诉讼时效之当事人又不能采取相应手段规避法律的规定终因丧失法律的强制保护。本律师曾代理诸多类似案件，有此方面丰富经验。暕言对于即便胜诉后债务人暂无力承担之纠纷仍及时诉讼，以待其有钱时便于其责任承担；

（二）、及时掌控输赢：有当事人认为律师费太高还不如自已上陈，诚然国内现阶段请律师属高消费，但本律师除尽可能降低当事人该方面成本外，并且认为，作为精通法律的专家，律师能帮您看清问题的实质，且律师对证据的收集、对程序的把握、对诉讼及调解、和解过程的大力参与一定能及时为您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增大权益。因此，尽早委托律师，对您案件的成败举足轻重！

特别声明：很多当事人都希望律师能承诺“官司一定赢！”，本律师认为如上承诺有违《律师法》规定及职业道德，案件的成败与否需考虑多方面因素，未经调查取证及庭审辩论无最终发言权，本律师从不作如上轻率言行，此亦是本律师赢得无数当事人信赖和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案件胜诉与否，本律师向来都是通过对案件思路的分析而让当事人重获自信。对此，本律师在此特别声明：对律师期望极高、对要求保护违法利益、对律师服务持对抗或怀疑态度之当事人，本律师概不承办其案件！

（三）、委托律师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律师解答：a、就委托事项和律师费进行协商。

b、决定委托后，携带相关证件和案件材料复印件，交给承办律师归档。

c、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合同》一式二份明确具体委托事宜。一份交委托人，一份交律师事务所存档；

d、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一式六份，作律师交办案机关及存档之用（如委托人为单位，需填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加盖单位印鉴）。

e、交纳律师费用。

f、正式开始诉讼代理服务，委托人配合律师工作。

（四）、需要准备什么证据提供给律师？

律师解答：各类案件均需准备的证据 ：

1、证明原告方主体资格

A、当事人是个人的，准备身份证或户口部；

B、当事人是单位的，准备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等；

2、证明被告方主体资格

A、对方是个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如不能提供，可由律师向公安部门调查取得对方户籍资料；

B、当事人是单位的，提供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如不能提供，可由律师向工商部门调查取得对方工商登记资料；

3、争议金额的计算依据

如：本金及利息的清单、利率的确定依据、计收的起止期限等；除上述各类案件均需提供的证据材料外，以下分别是各类案件还需准备的证据：

（1）、借款纠纷

A、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材料，例如：借条或欠条、借款合同或协议、还款承诺书等；

B、证明已经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证据，如：收据、付款证明等；

（2）、货物买卖等债务纠纷

A、证明买卖关系存在的证据材料，例如：订货/供货的合同/协议、订货单，如仅以口头形式确立买卖关系的，提供证人证词或能证明合同已履行的凭证；

B、说明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材料，例如：交收货物单据、结算清单、货款确认书、欠款单、还款计划、质量异议书等；

（3）、房产纠纷

A、证明存在房产买卖关系，例如：预售房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

B、与房产承诺有关的证明，例如：房产广告、房地产商书面承诺等；

C、交付房款的证明，例如：发票、收据、银行转款证明、银行贷款合同等；

D、交付房产的证明，例如：入住通知书、收楼须知、验收交接单、住宅钥匙收到书、房屋质量保证书、延期交房催告书等；

E、房产质量问题或面积误差的证明，例如：房地产权证、房屋测绘报告书、质量检测报告等；

（4）、股东权益纠纷

A、股权存在的证明，例如：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权凭证、收据、验资报告等；

B、权益受损或其他股东抽逃出资或出资不到位或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明，例如：出资证明书、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报表帐本、不正当竞争的交易单据等；

温馨提示：鉴于证据在法律程序中的重要性，请您妥善保管原件，切勿遗失！

篇2：民事案件质证范文

作者：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组

一、我省二审民事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情况的分析

（一）从年度数据的纵向对比来看，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均呈递减趋势。2000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改判率为27.34%（7423件），到2007年降低为19.68%（9706件），年均递减率为0.96%。2000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率为4.55%（1229件），到2007年降低为1.92%（947件），年均递减率为0.33%。

图一：2000年至2007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改判率的变化

图二：2000年至2007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率的变化

（二）与全国同期数据横向比较，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审民事案件的发回重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发回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从2000年至2007年，与全国法院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高出近五至六个百分点，二审民事案件的发回重审率低近五至六个百分点。

图三：全省和全国二审民事案件改判率对比

图四：全省和全国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率对比

（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省份的同期数据比较，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明显偏高。司法统计数据显示，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近年来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发回率均未超过15%，远低于我省20%至30%的改判发回率，如上海法院的二审改判发回率在2004年为6.7％，2005年为6.8％，2006年月为7.3％。

（四）与各中院数据比较，省法院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明显高于各地中院。2004年至2007年，省法院民一庭共审结二审案件1543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34.15%、12.90%。2005年至2007年，珠海中院民一庭共审结二审案件3314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29.84%、1.18%。2005年至2007年，东莞中院民一庭共审结二审案件9146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22.79%、0.79%。深圳中院民一庭2007年共审结二审案件3518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26.35%、3.07%。

（五）从改判发回的理由及比例来看,二审民事案件改判发回的主要原因集中于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根据我省各中级法院的统计分析，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的主要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过程中出现新证据;遗漏诉讼当事人;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等，其中大部分涉及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问题（见图

五、图六）。

图五：2007年珠海中院民一庭改判理由及所占比例

图六：2007年珠海中院民一庭发回重审理由及所占比例 二、二审民事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一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未被充分尊重，随意改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据一些中级法院统计分析，因非法定原因被改判的民事案件占二审改判案件的比例较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改判是由于二审法官和一审法官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中责任划分及经济损失承担比例的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等。对于上述问题，虽然一审法官在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没有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价值取向以及公序良俗，裁判结果也没有显失公平，但二审法官对一审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全不尊重，直接根据自己的认知进行改判。

（二）法律对发回重审的标准特别是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发回重审权在一定程度上被滥用。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标准有两个方面：即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和程序上的理由。事实证据上的理由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由于实践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且法官的思维方式、认证能力又存在差异。案件事实查到什么程度才算“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方算 “足”？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作明确规定，完全由二审法院决定。至于程序上的理由，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较多，但《民事诉讼法》未对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予以列举，只是限定了一个“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条件，至于一个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否到足以发回重审的程度，不同的法官往往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甚至可能将其随意化。正是由于法律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规定模糊，赋予了二审法院极大的自由决定权，只要二审法院想发回，则不难找出理由。甚至有的法官借自由裁量之机而滥用程序权力，导致发回重审程序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仅让当事人莫名其妙，也使下级法院无可奈何，有损诉讼程序的严肃性。主要存在以下情形：

1、将客观上无法查清相关事实的案件发回重审。由于一些案件的事实本来就无法查明，一审法院只能依据现有证据或举证责任的分配对案件作出处理，但是二审法院却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2、将二审可以直接补充查明有关事实的案件发回重审。一些案件的一审判决虽然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但二审法院在完全能够补充查明的情况下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3、因证据采信问题发回重审。一些案件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要原因是二审法官认为一审对证据的审核判断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本来可以自己对证据进行审核判断，查清事实后直接改判，但二审法院仍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例如在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与珠海市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主要以一审法院否定收款收据的证明力依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但在重审时，当事人基本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重审仍要以原有的证据为基础进行审理。

4、将必须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案件均发回重审。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是查明事实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鉴定必须在一审进行，故二审法院为查明相关事实，依法可以在二审过程中进行委托鉴定。但在一些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往往以必须对讼争工程进行造价鉴定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5、存在技术性发回重审的现象。上诉案件大多是双方矛盾比较尖锐，案情比较复杂，社会关注度也比较高，尤其在现今司法审判环境中，法院审判工作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疑难复杂、矛盾尖锐或受外界关注较多的案件，二审法院或法官为了避免自身受到这些因素的牵连，借助民事诉讼法有关发回重审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的情况，将发回重审当作缓冲手段，随意将案件发回重审，将矛盾再次推向一审法院。

6、存在多次发回重审的现象。根据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二审法院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但是有些案件因各种原因被多次发回重审，如黄传棠与珠海通顺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三）二审法院的裁判标准不统一。中级法院与高级法院之间、同一法院不同审判庭之间、同一审判庭不同合议庭之间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如对于夫妻一方单独转让夫妻共有股权的效力问题，省法院民二庭在处理马丽斯与马国桃等股权转让纠纷时认为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特别授权单独转让夫妻共有股权的行为无效，但在此后处理蔡月红与麦赞新、李炳股权转让纠纷时，又认为夫妻一方不能以未取得另一方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转而认定有关股权转让行为有效。

（四）二审发改未说理或未充分说理。在一些二审改判的判决中，对于改判原因没有充分说理，且改判理由没有针对性，很难令一审法官信服。一些被发回重审的案件，二审裁定只是笼统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但并未明确指出哪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更不附发回重审的内部函，使重审案件的承办法官很难处理，如（2006）粤高法民一终字第231号民事裁定。

（五）二审法院的司法政策、法律理解等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传递至一审法院，导致二审改判率的增加。由于一、二审法院对法律适用标准的沟通途径有限，二审法院对于一些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批复及典型判决无法及时使一审法院法官知晓，导致一、二审法官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不一致，从而导致一些一审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甚至发回重审。

三、完善二审民事案件改判标准的建议与对策

不必要的二审改判及发回重审现象的大量存在，不仅导致诉讼周期的延长，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而且直接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浪费了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既存的社会矛盾，引发涉法的申诉上访。

因此，对于目前我省过于宽松的二审改判标准，实有必要进行合理的限制，从而切实改变我省二审改判发回率偏高的局面。而且，目前合理限制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在我省法院系统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一方面，从客观条件上看，随着民事立法的逐步完善，我国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在普遍有法可依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在法律的适用方面不应存在很大的分歧。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上看，随着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进展，我省基层法院特别是中级法院法官的学历层次、职业技能已大幅度提高。在一、二审法院法官法律素养、实务经验的差距逐步缩小的情况下，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的范围不应过大。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我省法院应尽快重建二审改判标准，并逐步将我省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率控制在15%以内。

（一）完善二审改判标准的价值目标

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与效率，只有真正建立兼顾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二审改判机制，才能保证二审改判及发回重审的具体操作不偏离立法的初衷，才能避免目前二审改判及发回重审中所存在的各种弊端，使二审改判及发回重审制度真正实现上级法院指导、监督下级法院，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最大程度保护的目的。

二审改判标准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司法公正，并实现同类项案件同类处理。法律设置二审终审的制度，是为了实现司法纠错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双重功能。如果上下级法院之间一团和气，从而达到一、二审都一致，那么二审就毫无意义，二审程序可能被虚置，所以一、二审不一致是正常现象。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对二审改判的标准应确定统一，并在二审法官中形成一致认识，减少二审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司法权的滥用，避免选择性程序所带来的不公正性，否则相同的案件有的发回重审，有的改判，那么改判的案件争议会很快得到解决，而发回重审的案件要多一个环节才能了结，对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显然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同时，诉讼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二审改判标准必须要突出效益价值，注意诉讼成本，应当以最小的诉讼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产出。发回重审制度引发的诉讼过程拖沓冗长的弊端显而易见，导致诉讼周期过长，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当事人私人成本的增加，二是造成法律秩序的不稳定，过长的诉讼周期会削弱当事人求诸诉讼的动机，损害法律秩序的威望以及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从司法效率的角度来看，发回重审是二审法院经审理全盘否认一审判决的过程和结果，它使一审的工作归于无效，因此发回重审是高代价的修缮。发回重审作为二审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设计上应当最大限度地体现效率与公正，对一审的错误判决，应以改判为原则，以发回重审为例外。

（二）二审改判的基本原则

在明确二审改判标准必须以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作为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在重构二审民事案件改判标准时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谨慎改判，正确履行个案纠错与统一法律适用的二审职能

一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尽可能依法维持一审的裁判结果，以维护一审法院的司法权威。目前，随着民事法律法规不断健全，随着我省法官构成的变化，随着法院审判管理的更加健全，我省民事案件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从维护法院权威、法律权威的高度来认识依法维持的重要意义。对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坚决依法予以维持；对于原判在认定个别事实上不十分清楚，或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瑕疵，如果尚未影响最终处理结果的，二审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调整法律适用后，可依法予以维持。同时，对于那些可改可不改，改判依据不是十分充分、把握不大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也应以维持一审为宜。

二是对于一审裁判中基于一审法官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项，二审法院不应轻易改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为了充分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观能动性，让法官在案件处理中凭借自己的司法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定限度内权衡利弊，使裁判结果达到最大限度的公正、公平与合理。当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甚至没有法律规定时，对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依据各自内心认为公正的尺度作出的裁判可能并不完全一致，而对这些不同的裁判结果，不可能有一个客观标准衡量哪一个更公正，除非出现畸轻畸重导致利益显失平衡的情形，一般不宜改判。在民事诉讼中，尊重一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完全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从查明案件事实的方式看，较之二审进行书面审理的法官，一审法官能够亲身体察到当事人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言辞表现及情绪变化，能够体察到无法通过庭审笔录和案件证据表现出来的案件事实细节；从裁判依据来看，在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裁判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改判既没有法律支持，又不可能有客观标准；从改判的后果来看，在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裁判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改判会打击一审法官的自信心并助长不尊重法院裁判的风气，并可能起到鼓励上诉、上访的导向作用。

三是对于确有错误的一审裁判，二审改判时也应当持有审慎的态度。即使改判，也有修补性改判和颠覆性改判之分。二审能够采用修补性改判的，就不要采用颠覆性改判。避免一、二审裁判结果的悬殊，诱发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引发不服判、不息诉、案结事不了的局面。

2、严格发回，充分维护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发回重审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审判监督的一种形式，是纠正下级法院错误判决的一种途径，对保证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发回重审也是二审法院经审理全盘否认一审判决的过程和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一审的错误判决，二审法院应以改判为原则，以发回重审为例外。

目前，发回重审的泛化和滥用不仅给当事人造成讼累，而且增加了案件处理难度，使案件久拖不决，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受害的是一方或当事人，不符合一心为民的司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长时间对抗，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调解的最佳时机丧失，并可能导致诉讼标的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实现，最终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

所谓严格发回，包括以下内容：

（1）合理界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范围：第一，一审对主要事实已经查清，但对一些细节性事实未查清，如并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二审法院不得发回重审。第二，二审法院要切实担负起法律规定的二审职责，对可以在二审程序中查明的事实应在补充查明后直接作出裁判，不得发回重审；第三，对一审虽然未查清事实，但发回后一审法院也很难把事实查清的案件，应在能够查实基础上，依照举证责任分配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方法进行直接改判。第四，二审过程中需要进行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原则上应由二审法院直接进行，不得以此为由发回重审。

（2）明确“遗漏诉讼主体”的标准。一是除非法律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主体遗漏外，二审不应为了查明相关案件事实的需要，以一审遗漏了其他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二即使必须追加的主体未参加一审诉讼，二审法院也应先查明被要求追加的主体是否能够参加诉讼，如被遗漏主体下落不明或已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的，且二审直接裁判并未损害其权利的，二审法院可以直接作出裁判。

（3）因程序违法发回重审时应充分尊重诉讼当事人的意愿。发回重审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其应当顾及当事人处分原则的要求。在很多案件中，上诉人上诉并非是希望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只是认为原审判决处理结果不公平，希望二审直接改判。在此情况下，如果二审法院依职权将案件发回重审则违反了当事人处分的原则，不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如果双方当事人出于尽早结案等原因，自愿放弃审级利益而要求二审法院迳行裁判的，法院没有理由不允许。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五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应发回重审的案件“如两造合意愿由第二审法院就该事件为裁判者，应即自为判决”。

（4）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应仅限于一次。发回重审而引发的多次发回重审危害相当大，由于案件审结的时间无法预知，当事人对此尤其不满。为了解决这种弊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次数限定为一次，但该规定只是针对因事实问题被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并未规定因程序问题被发回重审的次数，如果二审法院想将案件发回重审，而案件审理又涉及多方面的法定程序，在一些案件中，二审法院是不难找到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因此，为杜绝实践中多次发回重审情形的出现，建议我省明确规定无论基于事实还是程序原因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均只能发回重一次。

（5）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中应充分阐述发回重审的理由。目前，基于各种原因，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裁定中一般是不公开发回重审的理由，致使当事人无从知晓案件被发回的真正原因，无从监督二审法院的审判活动。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应依照审判公开的要求，对于一般案件应取消内部指导函的做法，直接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中阐述发回重审的理由。

（三）为将二审改判及发回重审比例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应逐步建立或完善以下配套诉讼机制

1、完善二审案件的案中监督机制，严格控制二审民事案件的发改比例

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中监督机制主要体现在庭长、院长对相关案件裁判文书的审批上。由于我省珠三角、粤东、粤西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法官构成、案件数量和类型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相应在合议庭、庭长、院长的权责配置模式也各不相同。就改判案件而言，既有要求由审判长签发的，也有要求由庭长签发的，还有的要求由主管院长签发的。就发回重审案件而言，既有要求由庭长签发的，也有要求由院长签发的。目前，为严格控制二审民事案件的发改比例，保证发改标准的统一，对于涉及重大改判及发回重审的案件不宜由合议庭直接裁决，应进一步加强院庭长的案中监督。根据目前我省的实际，建议明确规定涉及重大改判的案件至少应在庭长层级上审批，至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由主管院长审批，以确保实现谨慎改判和严格发回的二审改判原则。

2、建立良好的法律适用协调机制，统一裁判标准

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呈现出案件数量大且逐年递增，新型案件不断涌现的局面，对民事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提出新的挑战，也对民事审判领域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形成重大考验。民事案件体现的社会矛盾纷杂，反映出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法官运用理性判断，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的主观认识和个体差异以及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都会对司法的结果产生影响。法律适用协调机制的缺失，容易造成上下级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合议庭之间各行其是的情况，这既是许多一审民事案件在二审被改判、发回重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二审法院在改判时适用法律标准不统一的直接原因。为尽可能避免出现由于一、二审法官适用法律标准不统一导致的改判，以及避免不同二审法院、同一个二审法院内部不同合议庭、审判庭之间适用法律标准的不统一，有必要在我省法院建立如下法律适用协调机制。

（1）完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律适用协调：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省法院的民事审判职能，将从原来每年审理部分第一、二审民事案件和再审民事案件，转变为主要审理再审民事案件及对下级法院的宏观指导。由于民事二审案件的管辖权基本上均转移至各中级法院，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更容易产生。为此，就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上下法院之间的法律适用协调。

一是要强化调研指导的力度，省法院及时对专门性的问题形成指导性意见。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省法院原来通过二审案件的审理来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途径功能已基本丧失。因此，在业务指导方面，省法院须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调研，通过集体研讨，形成具有指导意见下发各下级法院，以便全省对一类法律问题形成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同时，应在省法院和各中级法院之间建立完整的民事审判报告制度。各中级法院每个季度均应向省法院民事审判庭提交一份书面报告，内容包括各市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主要案件类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各类典型性和普遍性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意见等，以方便省法院全面掌握我省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

二是进一步加强省法院对中级法院的法律适用标准的监督。在当前的民事审判工作中，有些地方的法院或法官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采取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处理原则，引起当事人的不满。有些法院对省法院组织全省法院反复讨论已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仍然“独树一帜”，采取与全省绝大多数法院不一样的处理原则，影响了全省法院审判标准的统一，损害了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这就非常有必要通过加强上级法院的监督工作，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法律适用不统一的现象。如发现下级法院的同一法官或合议庭对于同类案件处理原则不一致的，或上级法院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已作改判，下级法院仍然我行我素的，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纠正，努力避免不同地区的中级法院在二审中对同类问题采取不同的司法政策。

三是要进一步规范请示制度。案件请示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从而降低二审案件的改判率。但是，目前出现了越级请示、口头请示、个案请示的现象，一方面助长了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依赖，另一方面，上级法院法官在未经听审，不完全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随意答复下级法院办案中的具体问题，容易形成上级法院干预下级法院办案的弊端。因此，须将案件的请示规范化，制定详细的请示制度规定。改革请示汇报的内容和程序，维护审级之间的独立性，提高解决问题的普遍性。

四是要建立特定案件的提级管辖制度，弥补二审裁判法院级别过低的矛盾。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过于原则，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受理“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但对何谓“重大影响”没有明确界定，各地法院确定的级别管辖规定普遍是以诉讼争议的标的金额作为划分标准。这就导致许多在法律适用、法律解释上极具价值的案件，因争议标的数额未达到上级法院的受理标准，而由基层法院受理。由于基层法院的工作负荷、审判人才与资源的相对不足等因素，使很多有价值的案件在司法实践的洪流中消失。即使一审法官认识到法律适用方面的价值，但碍于审判级别过低的现实，在法律解释或适用方面难有作为，即使作出成功的裁判，其影响力也难以起到指导效果。因此，建议省法院制定统一的提级管辖规定，通过提高上述案件的审级，增强裁判的指导性。

五是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我国传统上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制度。但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加之法官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同样的争议往往在不同的法院，甚至在同一法院的不同合议庭之间，得不到同等的对待，破坏了法律适用的和谐统一。另外，由于不承认“先例判决”的约束力，法官在个案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知识积累也无法以制度化方式普遍化，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明晰法官的裁判思路，统一不同法院的法律适用，增强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维护了法治的统一和协调性。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建议分三个层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一是省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发布指导性案例。省法院对讨论的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案件，形成案例并向全省法院发布。二是省法院各审判业务庭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省法院从全省法院受理的新类型案件中选择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新类型、疑难案例，抽象出这类案件的共同特点形成审判要旨，作为下级法院办案的参考。三是中院对辖区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上级法院通过上诉案件的审理，发现下级法院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案例方式进行评析，指导下级法院。

（2）完善法院内部的法律适用协调：

司法的统一性是法律公正的具体体现，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上下级法院之间出现适用法律标准的不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但同一法院内部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只能说明法院内部的法律适用协调机制存在缺失。目前，由于案件数量、法官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应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行，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法院将大部分案件的裁决权交给了合议庭，导致了民事案件裁判权的分散化，如不同时强化法院内部的法律适用协调机制，难免会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建议在三个层面上加强法院内部法律适用协调，从而在同一法院内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

一是强化审委会统一全院裁判标准的功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省法院日前已在院审判委员会内部分设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上述改革使得审判委员会的意见不再只是行政权威、强制权威，而且更具有专业权威性，具有更强的信服力、影响力、执行力。同时，这也可能解决之前审判委员会“疲于应付”问题，对于消化分解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审判委员会的专业化改革应在各中级法院进行推广，并同时在全省推行审判委员会案例分类公开制度。

二是强化审判长会议统一全庭裁判标准的功能。从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来看，人们所熟知的审判组织是独任制、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而审判长联席会议在成文法上并无规定，但在一些较大的中级法院和许多高级法院的审判庭内部，审判长会议在必要时对具体案件进行讨论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从对具体个案进行讨论并作出表决，讨论笔录收进案卷，并且表决结果对案件的处理能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来看，审判长联席会议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非正式审判组织。审判长会议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审判庭内的审判委员会，它的适用范围、运作程序与审判委员会大致相同，但由于审判长会议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其形成的决议对承办案件的合议庭只有参考作用并无法律上的拘束力，故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审判委员会，只是审判庭庭长在审判业务上的咨询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审判长会议是审判庭内资深法官所组成，其讨论记录又放入案卷，其权威性使合议庭一般会自觉接受审判长会议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审判长联席会议已演变成为庭长审批制度与合议庭直接裁判制度之间的平衡器，并成为统一审判庭各合议庭司法标准的指导机构。我省法院有必要通过对审判长会议的进一步规范化建设，使其在统一审判庭内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建立业务相关审判庭之间的协调会议制度。由于各民事审判庭审理的案件既有专业性，同时也存在许多相同的法律问题，有必要在法院内部的各民事审判庭之间、各民事审判庭与立案庭及审监庭之间，定期召开同类法律问题的协调会议，对有关法律的适用标准进行协调与沟通。同时，各民事审判庭即将形成的规范性文件，应预先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避免出现法律适用标准在法院内部的不统一。

3、完善法官培训机制，切实提高一审法官的裁判技能

民事审判涉及的规范性文件多、法律适用难、政策性强，对民事法官解决纠纷的能力要求高。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事法官的培训并根据审判实际改革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增强民事法官处理新类型和疑难复杂案件的处理能力，提升民事法官角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能力。

一是把建立民事法官培训的长效机制。把法官培训作为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岗位目标任务进行严格考核。基层法院的法官每年至少要脱产参加一次专业培训，三年脱产参加一次为期一个月的进修。在时间上必须有明确的要求，变软任务为硬指标。要认真落实培训与使用相挂钩的管理制度，凡是没有经过严格系统培训的，法官不得晋级，初任法官不得任职，以此推动法官培训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二是侧重加强法官知识水平、职业道德、审判技能、司法方法的培训，特别是要加强对新法律法规适用的培训。省法院民事审判庭可设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参与人或起草人传授讲解，培训主体侧重于基层法官，让他们直接获悉第一手的信息，理解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及其字面涵义。

三是强化案例教学。案例分析是部门法法理阐释的最好途径，是提高法官素质最简捷方法之一。从语境的角度看，案例教学法提供给教师与法官一个沟通的情景，利用这样的情景设定问题的语境，进而形成讨论、争辩的氛围，并且经历一种法律角色转变的体验，缠绵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中，从而把法官培训教育的重点集中到法律的司法适用上。

4、完善案件评查机制，对错误适用法律标准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

一是要在全省法院完善案件质量检查、通报制度。由上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在二审或再审中对下级法院同一业务审判庭的生效裁判进行质量评查，发现审判中存在的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经上级法院审判庭审判长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已形成统一的指导意见，应及时将指导意见的信息反馈于下级法院。

二是建立改判、发回重审案件通报制度。上级法院定期对改判、发回重审案件进行通报，对涉及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并下发给此类案件的业务庭。

三是建立审判信息报送制度。对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涉及法律适用统一的问题的请示，省法院要注意收集，并将审判长会议或审判委员会研究后形成的意见及时下发。

篇3：民事再审案件审理范围探究

我国现行再审制度是建立在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基础之上的, 建构在这种权力基础上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能够与民事诉讼的特性、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整合, 从而导致了再审制度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原理的紧张和冲突, 现行再审制度运行中的若干问题大多源于这种紧张和冲突。虽然民诉法的修改对审监程序进行了修正, 但是构建更为科学的再审之诉制度仍然是民诉法追求的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 应当将再审制度的基础置换为再审诉权, 将再审制度建立在再审诉权的基础上, 按照诉的原理建构再审之诉。这种置换与重构不仅符合民事诉讼特性, 也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要求。对于这个论断不是本文的探讨重点因此不便展开论述。不远的将来我国有可能建立再审之诉制度, 我们可以借鉴再审之诉制度的理念来指导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工作, 以使我们的再审程序更具有科学性。

再审之诉具有二元性, 但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唯一性。再审之诉与普通诉讼不同, 普通诉讼法院只需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法院直接面对的就是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在再审之诉中, 法院必须首先对当事人有无再审理由进行审理后, 方可能转入对当事人原先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 再审之诉的这种构造决定了再审程序的阶段性, 即第一阶段为再审理由有无进而是否废弃原判决之裁判。第二阶段为对原诉讼之诉讼标的之裁判。这种阶段性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程序递进关系, 它体现并服务于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1]依二元论设计再审程序, 能突显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 符合再审之诉之制度功能, 另一方面, 再审程序阶段性的特点, 使当事人在不存在再审理由时, 不必进入对原诉讼的审理, 从而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 有学者主张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的二分肢说。也有学者认为:再审事由是再审之诉的诉讼要件之一, 法院虽然要对是否存在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但并非法院要审查的事项都是诉讼标的。考察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一个基本点是要看再审之诉中, 当事人所要诉求的究竟是什么, 当事人的基本诉求才能构成法院在整个诉讼审理的核心, 否则就丧失了“标的”的基本含义。当事人的根本诉求并不是寻求撤销原判决, 而是通过撤销原判决, 最终实现自己权利的救济。因此要求法院对原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审理裁判才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将法院所有要审查的事项都作为诉讼标的, 必然导致诉讼没有标的, 没有核心和重心。诉讼是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又有不同的阶段, 显然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目的, 法院审查的事项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有机连结的诉讼程序总是有一个诉讼标的贯穿于其中, 成为法院所要裁判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赞同单一诉讼标的论的观点。

在再审之诉的制度下, 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对于审理范围的确定具有决定作用。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再审之诉制度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在对待处分原则时, 一般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认可处分原则的作用: (1) 民事诉讼只能因当事人行使诉权而开始, 因当事人自主的撤诉行为而结束。没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不告不理”原则就是处分原则的体现。上诉程序的启动也是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在一审判决后, 没有向第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 第二审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第二审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一般情况下, 是在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下才能开始。 (2) 诉讼程序开始后, 原告可以放弃诉讼请求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可以承认、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双方可以自行和解, 也可以提请调解, 并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3) 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事项法院不能作出裁判。即审判对象由当事人决定。[2]

在再审之诉制度下, 当事人提出何种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但是,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 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 这既包括实体上, 又包括程序上的, 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 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 应当予以否定。为实现终局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 从而保护当事人获得公正的裁判, 就必须以完善、合理的程序制度作为其程序基础。民事诉讼中设置审级制度, 其目的就在于当一审法院对争议案件经过审理并作出裁判后, 如果该裁判因存在瑕疵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时, 当事人可以借助于行使上诉权, 通过上诉审程序以便从程序上保障将来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具有正当性。但是, 即便这样, 也可能因法官的认识能力、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以及诉讼事件的时间、空间等原因而导致终局判决不具有正当性, 为使受不正当终局判决损害的当事人的私权利益得到应有的程序救济, 再审程序制度的设置非常必要, 其目的就在于直接否定欠缺正当性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由此可见, 现代法治理论所确定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裁判的理念, 必然决定了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成为构筑民事再审制度的程序目的。[3]由于再审之诉制度同时具有审查原审判决的既判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要求。因此, 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范围, 对于超出原审诉讼主战的诉求不应在再审案件中进行审理, 否则就无法判断原审案件的正当性。因此, 当事人的处分权相对普通程序而言,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 限制并不意味着处分原则的排除。

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用再审之诉的理念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使再审案件的审理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

下面根据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的不同, 分别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进行探讨。

(一)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从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上有以下三种情况:法院依职权、检察院抗诉和当事人申请。

1、首先来看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民事再审程序。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而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法院首先启动的是再审申请审查制度, 经过合议庭的审查和通过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 如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再审条件, 法院作出提起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案件便进入了再审程序。审判实践中, 大多数再审案件的提起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那么, 进入再审程序后, 对此种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呢?前文已经讲过, 在民事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处分权依然是发挥效力的,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 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 不是法院进行审理的范围。因此, 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当针对再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审查, 对于原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双方没有争议的部分, 属于无争议的事实, 再审中可以直接确认。

当事人在诉讼中要求变更原审诉讼请求的情况的处理:当事人提出变更诉讼请求, 本来是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内的权利。但是, 在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此项权利应当受到限制。因为, 再审程序不仅要审理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且要对原裁判的正当性进行审查, 如果完全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而变更了诉讼请求, 也就无法对原生效裁判的正当性进行恰当的判断。因此, 在再审中, 如果当事人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 应当审查原审期间当事人是否提出过变更诉求的请求, 如原审中已经提出, 而且原审法院依法应准许而未予准许, 那属于法院的审理工作的不当之处, 因而对其请求应当允许。如果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提出或者虽然提出但是依法不应变更的, 在再审中, 法院就不应当允许其变更, 当然,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讲, 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 则不予准许变更。

2、再审程序的设置具有纠错与救济的功能, 在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者本院院长依职权启动再审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审理中, 如果有明确审查意见的, 对于审查意见也应当进行审理。法院依职权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当事人的申请, 因此其再审审理范围基本上与依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的案件一致。当然, 如果原裁判具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的, 法院的审理范围此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争议范围。

3、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将检察院的抗诉作为当然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种情形。但是, 实践中, 由检察院主动依职权去对法院的裁判进行审查监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绝大多数检察院抗诉案件的来源也是由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由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诉理由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再审。但是, 因为检察院的抗诉行为具有法律监督的效力, 而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目的就在于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 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 就应当审查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是否能够否定法院裁判的正当性。所以, 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再审案件应当对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进行审理。但是, 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仅仅是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有可能引起不当裁判的因素, 而不得含有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 更不能代替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 否则有违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处分, 法院据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进行审理。

(二) 按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1、原生效裁判为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此类案件的审理范围确定方式同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内容, 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诉求的范围不得超过原一、二审的诉求。

2、再审上诉案件。根据立法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的上诉审采取的是续审制的审理模式, 是以第一审为基础、加之第二审中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作出二审裁判的一种模式。在确定上诉审审理范围时, 则应当以一审的审理范围为基础, 结合当事人上诉后提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对案件进行审理。因此, 二审的审理范围一般不应超出一审的审理范围。上诉人超出一审审理的范围之外, 又提出新的独立的诉讼请求的, 上诉审可以不予审理。按照处分原则, 一般情况下应当按上诉请求范围审理。但是也有例外情形, 如果上诉请求的范围与再审一审的范围不同, 应当将其上诉请求限制在再审一审的范围内。

审判实践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1) 一审处理中有明显的错误, 当事人对此未提起上诉, 能否作为二审审查的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 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请求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 实践中应当掌握的是:第一, 原审判决确有错误的, 即使当事人在上诉请求中没有提出, 二审也应当依职权对一审处理中的错误进行纠正;第二, 对于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应严格把握, 主要是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侵害了第三人的或社会公共的利益。 (2) 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纳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一审判决内容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对此应把握的是, 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 在答辩状中或在开庭审理阶段提出不服一审判决的某些内容, 要求变更或撤销的, 一般不予审查。但是, 如果所提出的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应予审查的问题, 如一些程序性的错误, 或者是一审的处理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 此时, 被上诉人的诉请也应列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

一定时期的诉讼政策, 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其一, 司法者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和理解;其二, 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前已述及, 对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 一般有保护权利与解决纠纷说之对立。主张保护私权说者, 强调按照实体法律规范所定的权利作为当事人主张和法院裁判的根据。在诉讼标的的范围上, 以法院裁判所确认的实体权利为其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范围一致。主张解决纠纷说者, 注重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诉讼经济原则。在诉讼标的范围上, 均以诉的声明为准;但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 则或认为裁判标的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一致, 或认为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不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有关。[4]就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国情的背景下,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合理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利益”为目的。这一定性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也顺应了我国现阶段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人民审判工作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同时,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发挥程度、法官素质的高低以及大众法律意识和诉讼观念等情况来看, 目前, 我国的民事诉讼政策更应侧重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 在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问题上, 应当坚持处分原则的适用,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不受到非法和不当的限制, 在此基础上, 结合再审程序的特殊性质, 对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作一定的合理限制, 以充分体现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1]于海生著.论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7卷第2期 (总第73期)

[2]张卫平著.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

[3]杨秀清著.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阐释.河北法学.第22卷第5期

篇4：民事诉讼中质证制度探究

关键词：质证；地位；构成

质证，又称对证，是指“当事人就证据当面辫论、相互盘问，以弄清事实的真相。”质证是普通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内容，被普通法认为是一个公正判决最低的程序要求。对于检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从而保证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正确作出裁决是完全必要的，质证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听证制度的核心，具有保障行政公正的价值。

一、质证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1）质证是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人民法院对案件的认定以有坚实可靠的证据为依托，而坚实可靠的证据又来源于质证程序的遴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条就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由此可见，质证是人民法院查证证据是否属实的必经程序，因而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

质证程序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通过当事人对证据的相互质询从而确定证据程序的证据遴选程序。证据之所以要经过质证遴选程序，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与佐证案件事实的证据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异。当事人提供的未经质证的证据实际上是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要上升为认定案件事实意义上的证据，还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的证据遴选程序，这一遴选程序就是当事人对证据的相互质证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伪证等非法证据的客观存在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设置质证这一证据遴选程序的必要。

（2）质证是法庭辫论程序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法庭辩论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根据法庭调查所认定的事实和经过质证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驳洁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一种诉讼活动。显然，如果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当事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就会因失却“子弹”而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或驳洁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辩论必然缺乏生气，并且毫无价值。由此可见，质证程序是当事人进行法庭辩论“弹药库”，是法庭辩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程序。

综上所述，质证是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是冲突主体实现诉权的重要手段，是法庭辩论程序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因而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所不可或缺。

二、质证的要素构成

质证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不仅一些司法实践部门对此不甚明确，即使法学理论界也相当模糊。笔者认为，质证由以下三部分要素构成：

1.质证的主体质证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责任，它是权利与责任的复合体

因而，所谓质证主体，就是指质证权利与责任的承受者。究竟哪些主体可以成为质证主体，在司法实践中观点各异，有人认为案件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是质证主体，有人则认为只有原、被告双方才能成为质证主体。笔者认为，判断其主体是否质证主体的根本标准就在于该主体是否与案件真实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质证主体积极行使质证权的动因，而且是质证主体承担质证不能后果的依据。根据这一判断标准，能够成为质证主体的有：原告；被告；诉讼第三人。

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来看，他参加到诉讼程序中的根据是对原、被告间的争讼标的有全部或部分的独立请求权。正是这种独立的请求权，才使得其与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而具有了成为质证主体的事实依据。就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来看，他参加到诉讼程序中的根据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这种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可能成为法律上的责任。

2.质证的时象质证对象，就是质证主体在质证时所指向的目标

有一种观点认为，质证的对象只能是证人，而不可能是证据材料。笔者认为，质证的对象应当是当事人提供的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而尚未经过质证程序查证核实的一切证据材料，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难笔录等七种证据材料。其理由为：第一，如前所述，证据材料非经质证程序，但不能上升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仅仅是一种“材料”；第二，将证据材料作为质证的对象有法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也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庭审辩论、质证。”上述条文中所说的“证据”。实际上指的是证据材料。第三，将证人作为质证的对象没有法律依据。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把证据材料与提供证据材料的主体混为一谈。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当事人经过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发问。但当事人对证人的发问实际上是当事人对证人证言这种证据材料进行质证的一种方式，而非把这种证据材料的提供者证人作为质证的对象。

3.质证的内容

（1）证据的客观性。所谓证据的客观性，是指凡是作为定案根据的民事诉讼证据都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离开了这一点，证据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而质证主体在质证时首先应查明证据的客观性，任何想象中的、主观臆造的东西都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

（2）证据的关联性所谓证据的关联性·系指民事诉讼证据必须与其证明的案件事实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否则，就应视为不具有关联性而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质证主体在质证过程中应紧紧把握住证据的关联性，尽力排除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

（3）证据的合法性。所谓证据的合法性，包括民事诉讼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和依照法定的取证程序取得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某些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因其不具备法定的证据形式而系采取非法途径取得，也不能成为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这一点正是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所在，因而证据的合法性必然成为质证主体的重要质证内容。质证主体应当紧紧围绕这三方面的内容对民事诉讼证据进行质证，审判主体也应当引导质证主体围绕这三方面的内容进行质证，以便提高质证水平，增强质证效果。在司法实践中，质证主体往往重视从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方面进行质证，而忽视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质证，这种偏向应当纠正。

三、质证制度的功能分析

1.工具层面的功能——追求案件事实

从质证程序的构成要素及运作结构来看，质证主体充分运用质证手段或方式，对对方提出的证据材料的形式以及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进行质疑，以期减弱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能性。质证程序要求质证双方激烈对抗，从而使得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在质疑中得以显现和披露。而此时，作为案件事实的最终裁判者和程序价值上的消极中立者，法官在这些显现和披露的事实和证据中，最大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的前提下，判断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价值层面的功能

（1）程序保障。质证作为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一，给当事人在庭审中充分按照自己意愿进行对抗提供了程序保障。如《证据规定》第34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一条款是基于防止证据突袭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而提出的，可能对证据信息获得的完备性上产生不利影响，但这样规定的正当性就在于程序保障的要求。由于当事人自身诉讼行为上的瑕疵导致导致其失去进行质证的权利，而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这一行为又能够恢复这种权利。

（2）信息过滤。在某种意义上，质证可视为质证双方的一种交流方式，只是这种交流尤显激烈。在激烈对抗的信息交流中，质证双方为了谋求提出的证据被法官采纳的可能，在披露自己掌握的证据的前提下，及时迅速地揭示对方证据的虚假之处，使其有关证据缺失有关证据缺乏可采性的基础，从而削弱该部分证据被法官采纳的可能。

篇5：刑事案件庭审质证的基本方法

在刑事案件中，质证是刑辩律师的一项基础工作，同时质证也是一项技术活，尤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之下，庭审质证显得尤为重要。做好质证工作，是建立在全面、详细的阅卷基础上，对证据规则了如指掌，能够紧扣案件待证事实以及对定案至关重要的证据进行质疑和质辩。毫不夸张地说，庭审的核心应当是质证而不是法庭辩论，一份详细的质证意见可以代替一份辩护词。但是实践中，很多律师对质证认识不足，不予重视，在法庭上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言不发。

笔者认为有效的庭审应当做到发问、质证和辩论三个部分有机衔接、融入一体。法庭发问是法庭调查的基本方法，通过发问发现问题，还原事实真相，建立起诉讼的事实，法庭调查了解的事实需要有相关 证据进行支持，只有合法、真实、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辩护方需要对控方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在辩论中，辩护观点需要与发问、质证交相辉映，不可脱节，做到发问、质证、辩论三 位一体，是为有效辩护的方法。

一、何为质证？

什么是质证？简单说，质证就是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质疑、反驳，从而确定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以便法庭进行认证，决定该证据的命运是否 被采信。关于如何质证这一问题上，在刑事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笔者经历的一些庭审，绝大部分法官要求辩护律师仅就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个方面提出质疑，不可以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尽心解释、说明、辩论、反驳，否则会打断律师的发言，甚至一些法官为了控制开庭时间，即便律师围绕证据“三性”质证，也只会让律师概括观点。笔者也遇到过，法官非常耐心倾听律师的质证意见，不仅包括证据的“三性”质疑，还可以用相反的证据对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提出质疑，也可以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宣读强调，笔者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区法院代理的一件刑事案件开庭，在审判长主持下，控辩双方在质证环节辩论，或者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后，公诉机关进行答辩。笔者认为质证的正确姿势应当不仅限于对证据的“三性”发表质证意见，还可以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提出异议、怀疑或否定，也可以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进行说明、强调，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刑诉法司法解释第218条）。在证据规则、证据理论日益发展的现代法庭，仅是对证据的“三性”进行质证是远远不够的。2015年五部委《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可以就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证明目的、证明效果、证明标准、证明过程等方面，进行法庭质证 和相关辩论。由此得知，辩护律师除了从证据“三性”角度质证之外，还可以从证明目的、证明效果、证明标准、证明过程等方面进行质证和辩论。

二、质证难题

首先，“质证难”体现在法官随意打断律师发表质证意见。实践中，法官只允许律师从证据“三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发表质证意见，不允许律师详细论证。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218条规定，举证方出示证据后，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但实践中，控辩双方很少在举证、质证阶段发表辩论意见，一般法官会打断律师，明令指示律师在辩论阶段发表。再就是公诉方出示证据，只是摘录宣 读，不发表证明目的，律师不解其意、无从下手，不知从何发表质证意见。

其次，“质证难”体现在律师质证意见采纳难。一般地，律师在法庭上发表质证意见是根据证据规则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进行质疑，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即“证据三性”发 质证意见。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你质你的，我断我的现象，现在法庭讲究证据裁判，律师对案件证据发表了质疑，某些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法官照判不误，律师的质证成了走形式。实践中还会出现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比如一些办案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办案说明之类的说明类证据，还有开庭后法院补充上来的证据，未经律师质证就成了法官断案的证据。刑事案件中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辩方针锋相对围绕证据“三性”质疑控方证据，法庭采纳律师意见极少，且判决书不作评价，法庭不是不关心证据的三性，对辩方提交的证据要求极为严格，但对控方的证据偏爱有加，造成了证据采纳问题的控辩不平等，笔者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亲办的一件合同诈骗案，这个案子开庭宣判，宣判前在法官的主持下制作了一份谈话笔录，主要内容是对辩方提交的所有证据进行认证，围绕证据的“三性”全盘否定了辩方的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

三、庭审质证前的准备

质证工作建立在全面、反复阅卷的基础上，所以律师必须熟悉全案的案卷材料，达到心中有卷的程度，免去法庭上翻案卷，搞得手忙脚乱，只有庭前做好充分质证准备，才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相反不进行阅卷或者不全面阅卷，仅凭辩护经验是不可能充分有效质证的。一般在制作质证意见前，首先需要阅览一遍案件的全部卷宗，从整体上对案件的证据组成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具体制作质证意见中是需要反复阅卷进行对比的，一份质证意见制作完毕至少需要阅览三遍案卷。

其次需要具有一定的证据规则知识储备。我国自2010年国家五部委颁布了“两个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2012年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两高三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这些证据规则和规定都要研究透，比如说刑诉法法定的八种证据审查方法，就可以为我们阅卷和质证提供了方法和指引，关于证据合法性问题，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了然于胸。除此之外还可以学习证据法学、证据法学理论等教科书。

再次，关于质证的顺序，这个问题需要知道公诉机关出示证据的顺序，笔者在代理一些案件发现，有的公诉机关按照卷宗的顺序进行出示证据，有的公诉机关按照证据种类出示，先出示书证、物证然后再出示证人证言，最后出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在具体出示证据时，有的一份一份证据出示，有的一组一组的出示，相对应律师在质证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证一质还是一组一质，关于出示证据方式，律师可以在庭前跟检察官或者法官沟通，或者在召开庭前会议的案子中确认。笔者建议，如果无法确认公诉机关出示证据的套路，那么可以按照卷宗的顺序，一证一质形式做庭前质证准备，也可以对同类证 据综合质证。

最后，制作书面质证意见。不论案件难易、卷宗繁简，为了有效质证，律师都应当制作书面的质证意见。具体制作方法根据律师自己的个人喜好和工作习惯，笔者习惯于制作表格形式的质证意见，只有案卷证据材料数量少，采用一般记录方式制作质证意见。

四、质证意见具体方法

1.质证时，首先紧紧围绕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个方面发表意见，例如公诉机关出示证据后，在被告人先发表质证意见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这样表述：首先同意被告人的质证意见，再补充以下 几点，第一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理由如下……，第二，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如下……

2.认真听取被告人的质证意见，互相补充，拾遗补漏，被告人自己的质证意见有可能为律师提供新的思路，律师可以重新整理被告人的意见发表。

3.律师发表质证意见要使用法言法语，用语简练，结合法律依据，分层次、有逻辑，条理清晰，有头有尾，比如对某一缺少侦查人员签名的瑕疵证据进行质证，对该证据合法性有异议：本份讯问笔录仅 有侦查人员卢牟牟一人的签名，缺少另一侦查人员马某签名，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讯问人没有签名的，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才可以采用，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有头有尾指的是 需要向法庭明示对那一份证据哪一方面发表意见，因为质证的目的是为了法庭认证，所以质证意见结尾处使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没有证据效力、证据效力比较低等等。最后向法庭 示意“质证完毕”。

4.质证时，可以结合庭审调查情况，及时作出反应，融入到质证意见之中。例如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这种情况，需要结合庭审中被告人的供述发表质证意见。

5.同一份证人证言或者被告热供述与辩解，既存在对被告人有利的内容，又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内容，对此情况不宜对整个笔录内容进行质证，律师可以明确提出证人说的哪句话不真实，哪句话恰恰可以证实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或者可以印证哪一份证据，等等。6.质证需要具备一定生活常识，违反常理、常情、常识的证言是不具有真实性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例如笔者代理一件故意伤害案，其中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在发表意见时：根据杨某的住院病历显示，其左手背虎口处可见一长约7cm的裂口，根据法医学常识，预后的疤痕长度要比实际长度短，然而鉴定分析说明伤口疤痕长度11.5cm，与实际不符，根据人体损失程度鉴定标准规定，单个创口10cm以上才构成轻伤二级，因此鉴定意见不客观、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笔者办理意见强奸案，被害人陈述讲被告人与他发生两次性行为，中间间隔不到五分钟，被告人供述仅发生一次性行为，根据生理规律和医学上的常识告诉我们，男方在射精后五分钟左右的间隔时间是无法再次进行性交行为的。

7.质证时需要掌握证据规则并达到灵活运用的程度，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复自白规则、意见证据规则、有限的传闻证据规则等等。比如意见证据规则指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该证据规则是对证人证言质证时百试不爽的一个证据规则。

8.刑事案件中的“办案说明”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其容身之地，但十分常见，甚至一些办案说明决定了证据的合法性，甚至定案的根据。笔者认为辩护律师在对“办案说明”质证或者法院认证时，需要对 “办案说明”进行证据转换，首先确定证据种类，然后再根据法定证据的证据审查规则进行质证。例如，笔者办理一件受案案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公诉机关出具一个“办案说明”，笔者在质证时这么表述：1.办案说明本身不是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第一办案说明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任一法定的证据种类，公诉机关若作为证据使用，法院如果要认证，需要对其归类，根据该办案说明更倾向于证人证言，那么需要满足证人证言的证据要求进行审查；第二该办案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件，首先没有两名以上侦查人员的签名，其次仅有检察院公章，检察院作为组织不具有感官感知案情，也没有参 与侦查活动，因此仅有公章也不具有合法形式。而且公章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经批准后方可加盖。（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101条，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9.善于联系其他证据综合质证。对某一证据质证不能仅局限于该证据本身的证明内容，需要结合前后证据，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据，有些证据自相矛盾，矛盾的地方肯定不具有真实性，还有两个以上的证据都 指向对同一待证事实，但是互相存在矛盾或者不可解释的疑问，那么其中必有一假或者都不具有真实性。

10.对于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作证人的身份与案件结果是否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案件当事人关系，影响了其证据效力，一般来讲，与被害人关系越近，其证言效力越低，若与被害人关系近，却做出对被 害人不利的证言，或者被害人本人做出对其不利的证言，那么其真实性反而更高，证据效力更高。11.质证时一定要注意口供和证言笔录形成的时间，譬如笔者办理一件失火案，被害人当天做了两次询问笔录，两次询问反映出同一时间段，不同办案机关不同询问人询问同一被害人，根据时空唯一性，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重叠时间下接受不同询问人的，这种严重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形，明显不能排除作伪证的嫌疑，或者伪造证据的可能。前几年办理的一件抢劫强奸案，在案证据中，被害人询问笔录时间（2014年9月23日15时20分至17时15分）与现场勘查笔录的时间（2014年9月23日15时24分至15时50分）相冲突，被害人既在公安局接受询问，同时其又在案发现场作勘查笔录，被害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且现场勘查笔录附有牛仔璇在现场辨认的照片，这说明牛仔璇在现场，而不在公安局做询问笔录。12.质证时要注意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一份证言的形成，必然经历以上三个阶段，即感知、记忆、陈述，如果时间长记忆不准确，那么其陈述的证言真实性有问题，有的证人作证相隔几个月时间，然而证言内容几乎一字不差，该证人记忆再好也不可能几个月后一字不差的复述案发时感知的情况，除非办案单位粘贴复制他的证言。

13.对真实性存疑的证人证言和鉴定意见，最佳的质证前提就是申请相关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然后结合庭审作证情况进行质证。辩护律师进行质证的最主要目的是否定掉公诉机关用于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以鉴定意见质证为例，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笔者代理一件玩忽职守案件，庭前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经法院通知，庭审中鉴定人出庭作证，经过交叉询问、质证，真相大白，最终法院作出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报告不予采纳，玩忽职守罪不能成立判决。笔者经过法庭对鉴定人发问，然后结合法庭发问调查情况，发表了九个方面的精细化质证意见。

14.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质证，可以根据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以上证据种类的证据审查规则进行。

15.质证与辩论不分，这是实务中常见问题，法官打断律师发言也主要是律师发表质证意见变成了发表辩论意见，因此一定要分清楚质证意见与辩论意见的区别，不可将两者混淆。质证主要对证据本身或者 证据之间发表意见，辩论是对案件定性或者对证据量与质综合发表意见。

16.在法庭上要灵活应变，对一些案件公诉人出示证据很快，一组一组出示，审判长把握庭审节奏较快，这时辩护律师可能需要调整庭前质证意见，自我总结质证焦点问题，重点发表质证意见。

17.庭审中发表质证意见的语速应当与书记员记录速度同步，以便有助于书记员完整记录下来，尽可能脱稿质证。

刑事证据质证

质证也就是法庭调查中，辩护方及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控诉被告人犯罪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化，与事实是否客观化，证明过程是否合理化和与案件是否有联系化及控方对辩方提出的证据在法庭上进行辩明是非的过程。

一、书证、物证

1、书证是指能够根据其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查明案件真相的一切物品、符号和图形。其证明力的特点是客观真实性比言辞证据要强。因此对书证这一间接证据的质证一般针对：

(1)书证是否伪造或变造，即对真伪进行争议，是否是原本、正本、副本或者节录本。这就要求对原件提取发现过程进行说明;(2)书证与本案事实是否有联系;(3)书证的获取渠道是否合法;(4)对书证的鉴定结论进行争议;(5)对书证的原作者的复查问题及与其他证据是否有矛盾;

2、物证是能够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这些物品和痕迹包括作案的工具、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行为过程中所遗留的痕迹与物品，以及其他能够揭露和证明案件发生的物品和痕迹。物证同其他证据相比，更直观，更容易把握，同言词证据相比，它更客观、真实性更大。对物证的质证一般为：

(1)物证是否原物、它被搜集的方式、来源、保存方式;(2)是否与案件事实有联系，即与主要犯罪事实存在哪些客观联系，对主要犯罪事实能够证明什么;(3)有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如凶器是否经过被告人辨认，血迹有无鉴定，是否与被害人或被告人血型一致，有无证言证明谁拿的凶器，和其它证据是否有矛盾点，消除矛盾是否合理等;

二、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向办案人员所做的有关案件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陈述。证人陈述的情况可以是亲自听到或看到的，也可以是别人听到或看到而转告的。但转告的情况，必须说明来源，说 不出来源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消息，不能作为证人证言适用。由于证人证言是证人对案件事实的感知记忆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每个证言都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干扰，每个证人都会受到个人感知能力，记忆、表达能力的影响而有所误差。针对证人证言的这种不稳定性、多变性的特点，质证的焦点为：

(1)证言取得是否合法。几人参与询问，是否单独进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刑讯逼供，是否引诱、欺骗，询问地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辩护人询问有关证人是否得到被害人的同意，是否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辩护人取得的证言是否在审查起诉以后等;(2)证人证言的来源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3)证人提供的证言是否受到外界非法的干扰、是否受当事人或其他人的指使、收买、威胁;(4)证人与当事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5)证人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如何表达，陈述是否确切、感受是否深，记忆时间长短，语言表达能力强弱，感受事物时精神状态如何，感受事物时客观环境如何;(6)个体证人证言与其它证据是否存在矛盾;(7)另外证人的品格、犯罪前科都可以成为质疑的对象。如证人的证言多次反复、有受到过行政、刑事 处罚记录的，都可以降低证据的证明力。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所做的陈述。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案件的结局如何，同他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虚假的可能性较大或者真真假假，真假混杂。基于此法庭质证应注意：(1)分析口供的合理性，要结合案情;(2)分析研究被告人供述的动机和条件;(3)讯问被告人无违法行为，许多被告人翻供理由就是刑讯逼供，辩方也会抓住这一点;(4)被告人供述与同案人供述及其它证据有无矛盾;

四、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多数情况下是真实可靠的。但由于是被害人，对被告人有痛恨、惧怕心理，所以其陈述也存在不客观性，同样属于主观性，可变性证据。对此质证的焦点是：

(1)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平时关系及被害人的思想品质;(2)被害人陈述的来源是直接还是间接;(3)被害人陈述的内容是否矛盾;(4)对幼年被害人注意其陈述是否与其年龄、语言表达能力相符;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对案件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运用专门知识作出的鉴别和判断，也成为审查或鉴别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质证的焦点在于：

(1)鉴定人资格问题，聘请是否合法，鉴定中是否受外界影响和参杂个人因素;(2)鉴定所依据的检材是否充分、可靠;(3)论证是否充分，推断是否合理，是否排除了一切可疑情况;(4)鉴定人是否具备解决鉴定问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所使用的设备是否完善，采用的方法和操作程序是否科学。

六、勘验、检查笔录

勘验、检查笔录是司法人员对于犯罪有关的现场、物品、人身等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客观记载，他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查明犯罪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具有综合证明作用的一种证据，质证的焦点集中于：

(1)勘验检查笔录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如进行勘验检查的人有无勘验检查权利，有无见证人在场，是否签字盖章;(2)笔录记载的内容是否全面准确，现场情况有无遗漏;(3)笔录记载的现场、物品痕迹是否被破坏，伪造、人身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有无伪造或变化的情况;(4)与本案的事实是否有直接联系，与其他证据是否有矛盾;

七、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可以重现案件原始声响、形象的录音、录象资料和储存于电子计算机的有关资料及其他科技设备提供的信息，用来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这是一种更接近于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证据，其证明力具有直接、形象、准确、科学和综合性的特点。对此证据质证的焦点在于：

(1)它是否伪造、变造、剪辑过，有无鉴定;(2)获取的手段是否合法;(3)它与本案事实是否有联系，是否能证实主要犯罪事实。刑事证据无须质证直接使用的情形 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篇6：民事案件质证范文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

梁栩境

【案件背景介绍】

2014年上半年，黄埔海关缉私局在海关总署部署的“绿风”专项行动中，联合浙江嘉兴、广东汕头、深圳、茂名等地的海关部门，查获一起特大皮革走私案（即“305”专案）。广东、浙江、河北、内蒙古等地多家涉案企业，涉嫌走私牛、羊皮革，涉案走私金额高达60.9亿元，涉嫌偷逃税额高达9.96亿元。目前，该案正处于审判阶段，已开过庭，但尚未作出判决。东莞海关作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涉及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下称《核定证明书》），是该案据以定罪量刑的核心证据，也是控方据以证明本案被告人偷逃税款具体数额的核心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2年7月8日法【2002】139号）（下称《意见》）第三条规定：“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刑事案件中，对走私行为人涉嫌偷逃应缴税额的核定，应当由走私犯罪案件管辖地的海关出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

在走私案件中，《核定证明书》系法律规定的必不可少的证据之一。同时，《核定证明书》作为刑事案件证据分类中的鉴定意见，应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关于鉴定意见的形式、内容上的相关要求。考虑到《核定证明书》系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走私物品、数额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的综合性意见，系走私案件据以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故对其必须进行详细而严格的质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在参与“305”走私案庭审时，对侦查机关计核部门作出的以及公诉部门随后出具的《核定证明书》做了详细的质证，并提出了多个该证据不能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理由，其中引用了《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下称《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分级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此，笔者综合该案的办案经验并附以自身对鉴定意见质证的思考，总结成文，供各位在办案时参考。

【从《核定证明书》是否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进行质证】 《核定证明书》作为《刑事诉讼法》八种证据类别中的鉴定意见，其应符合相关刑事法律关于证据的法定形式的要求，即应具备证据资格。实务中，鉴定意见的作出始于委托人/单位作出的委托，而终于受托人、受托单位的签名、盖章确认，其中又涉及委托、鉴定方的资质、相关资料的移送、检材送检过程的说明与封存、鉴定方法是否规范等问题。只有在上述过程中始终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该鉴定意见才有可能被采信，作为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据此，在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的《核定证明书》进行质证时，辩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考虑该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具体分析如下：

1.受托单位的资质考量

《解释》第八十五条就受托鉴定机构/个人的资质对鉴定意见是否能够作为定案根据作出了规定：“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而在实务中，走私案件的侦查部门往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负责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工作的法定主管机关，其授权计核税款的部门是负责计核工作的主管部门”，授权其下属部门进行鉴定，并对案件的偷逃税额数额进行核算，如本案中，负责鉴定工作的东莞海关缉私分局即受黄埔海关的领导。

这种侦查机关既负责侦查工作，同时由担任鉴定机构的做法，在实务中已饱受诟病。一方面，鉴定机构作为侦查机关的下属部门，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时在程序上是否合规，鉴定结果能否排除上级部门的影响，做到客观、公正，值得考虑；另一方面，尽管海关部门对走私行为的侦查、处理等具备相当的业务能力，但此时并不能直接认定其具备鉴定专门性问题的资质，相关人员是否具备法定资质亦存疑。

笔者认为，尽管根据上述《暂行办法》海关部门能够授权其下属机构进行鉴定，但考虑到计核偷逃税款实务的专业性及计核结果于案件定性的重要性，相关计核单位应符合《解释》中关于鉴定主体资质的规定。故在走私案件中，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时，辩方应先考量计核机构（即作出鉴定意见的具体机构）是否具备计核偷逃税款的法定资质，能否反映计核机构对案件中涉及的偷逃税款等专门性问题具有计核能力；同理，对于鉴定意见的鉴定人、计核人、复核人等，是否具备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等资质材料亦应予以考量。

2.送检的相关材料是否完备、能否为鉴定提供充足参考

《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送核单位送交《送核表》，应当根据计核部门的要求和案件的性质随附下列单据或材料：„„；

（二）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说明书及其他技术资料；

（三）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使用、损坏程度的记录以及照片。”实务中，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往往存在持续、货量巨大等特点，因此在海关部门发现相关违法犯罪事实并就此进行稽查时，大量的走私货物已无法追回，海关部门所扣押的仅系少量的货物，而在计核时，海关部门往往系根据相关货物的报关人/单位以及其进出口的记录进行核算。据此，在对《核定证明书》质证时，辩方需同时分析海关部门是否有随案移送涉嫌走私货物的《情况说明》，对货物进行分析、类别区分的技术材料以及证明确有货物报关、通关的相关流水证明。值得一提的是，《暂行办法》计核程序部分第六条对于计核所需要移送的材料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辩方应重点关注送检的材料是否已含有上述条文规定的六种材料。

在笔者办理的上述走私案件中，侦查机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仅附有相关计算细则，而未有任何的计算依据及辅助材料，无法反映该计核过程中所涉及的货物资料的具体情况，计核依据存疑，计核结果的准确性当然亦无法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对计核依据的质证系对整个鉴定意见法定形式的分析，而非对具体计算结果的考量，辩方在提出质证意见时应予以重视。简而言之，辩方无需证明计算结果是否有误，此时只需侦查、公诉机关无法补充证据材料以进行补充鉴定，辩方便达到让鉴定意见无法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辩护效果。

3.有无对鉴定材料进行封存、查验、取样等法定程序

《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与其他刑事案件中的鉴定工作不同，走私普通货物案件中的鉴定工作主要系围绕货物的量即偷逃税额的大小进行计核，考虑到该类案件货量巨大、走私持续周期长，因此在对偷逃税款进行计核时，往往依据的是进出口的报关、通关数据，此时对于该类数据的封存等《解释》所规定的法定程序的履行，系计核结果客观、公正的关键。笔者在分析该案的《计核证明书》时，发现计核部门作出的计核细则中存在大量的货物通关记录，但并未附有该通关记录的来源说明。实务中通关数据多来源于海关部门下设的网络申报平台，海关部门对进出口货物的记录亦载于上述平台的数据库中。故在货物无法充分移送而海关部门又认定相关人员存在偷逃税款情形并予以计核时，侦控机关应就上述数据的提取、封存、送检等情况进行说明，并制作相关的《提取笔录》等笔录，否则无法证明该材料的使用符合程序要求。同时，对该笔录的分析，同样应参考《刑事诉讼法》《解释》等法律的规定。

4.鉴定过程、方法是否符合专业要求

《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六）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鉴定工作于不同的鉴定事项，有不同的要求、过程、方法。一般而言如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具体鉴定事项的过程、方法则应予优先参考，如无相关法律依据，则应适用行业的规范以及常用鉴定习惯。

就本案而言，计核偷逃税款的数额的首要任务系确定货物的计税价格，再通过具体的计税价格，根据应缴纳税款以及已缴纳税款的情况，计算偷逃税款的数额。实务中，如能够确定货物的成交价格，则该价格即被认定为偷逃税款数额的计税价格。但本案涉嫌的走私行为中，具体的报关公司往往系在不需要反映货物成交价格发票的情形下予以通关，故对于该部分的货物而言，无法通过现有的证据材料确定成交价格，据此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海关部门可以依次适用海关所掌握的相同进口货物的正常成交价格、类似进口货物的正常成交价格、相同或者类似进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正常成交价格等价格方式进行确认。故辩方在质证时，应分析计核部门对于计税方法的说明，关注其中的价格确认方式，并注意计核部门有无对价格情况进行说明以及适用某种价格的原因。如计核部门无法充分说明适用价格的原由，则本次计核工作存在计核方式不明、计核程序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导致该《核定证明书》无法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从《核定证明书》的计算方式进行质证】

上述质证方法主要考虑《核定证明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其目的系通过抗辩达到该鉴定意见无法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辩护效果。笔者在办理刑事案件时，除就《核定证明书》的形式进行质证，同时亦会对其具体的计算情况进行分析，查看是否具有纰漏，与对其法定形式的质证工作相互配合。具体如下：

1.走私行为有无相关单据印证

与其他犯罪行为不同，每一次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行为，其至少会有报关单、通关单、货物检验检疫报告、完税证明等相关单据，针对不同进口模式（如委托报关公司进口以及自行报关进口等），其亦会有委托书、提单等相关材料。故辩方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排查《核定证明书》中各项走私行为是否有完整的所需的单据，还原当时的情形，对于缺乏相关单据的项目，其可能无法证明存在走私事实，据此亦不能作为计算的依据。笔者办理案件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2738项走私项目，但卷宗材料中的相关单据远远不到上述数额，同时能够还原各项单据的走私项目亦少之又少。笔者据此对《核定证明书》的计算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其中的大多项目由于无相关单据印证，无法证明存在该项走私事实，并认为《核定证明书》存在重大计算问题。

2.适用关税税率是否恰当

走私案件通过计算应缴纳税款及已缴纳税款之差计算偷逃税额，此时适用的关税税率恰当与否，影响着税款的计算结果。关税税率系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规定的归类原则，归入合适的税则号列，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其他有关税率适用的规定予以确定。而不同的原产地（进口国家）由于存在优惠国家的待遇，其税率有所不同，同时不同进口时间也会影响税率的确定。

具体到本案，《核定证明书》所附带的相关计核资料中，关于原产地的信息几乎均为“不详”，而原产地信息直接决定了应缴纳税款的数额。本案中，许多牛皮来源于马里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等最不发达国家，根据我国海关的进口商品特惠税率表，我国对原产于最不发达的37国的货物进口是给予零关税的，换言之计核部门将此类进口货物的税款计算在内于法无据，影响了最后的计核结果。

3.审查有无重复计算、同类货物不同税款等明显的计算错误

考虑到海关部门对申请报关进口的行为采用“一单一货”的记录方式，即进每一次进口货物的报关行为有唯一的报关号码。据此辩方在对《核定证明书》进行核实时，可对《核定证明书》所附有的资料清单中的报关号码进行核实，有无重复计算的情形。

同时，由于《核定证明书》中的货量大，走私项目较多，故其中可能存在相同原产地、数量、税则号列、价格来源、价格条款的货物的应缴纳税款的数额不相同的情形，此时辩方亦应将其汇总总结，予以质证。

对于鉴定意见的质证，除上述切入点外，还有委托材料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回避的情形、鉴定意见是否明确、与其他证据是否存在矛盾等不同的情况，笔者考虑到网络上此类介绍较多，在此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于各类刑事案件中的鉴定意见的质证，除应严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其法定形式进行分析外，还需综合鉴定的具体内容，并依据该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分析，从法律领域以及该专业领域两方面进行论证，才能得出一份完善的鉴定意见质证方案。

梁栩境律师简介：

梁栩境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金牙大状律师网核心律师。律师执业证号：***94

梁律师毕业于国内知名本科院校，从事刑事案件研习、实践多年，承办案件愈百起，擅长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等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案件。如2015年之李某涉嫌贩卖毒品案（涉案毒品冰毒重206千克，获无罪释放）、2015年之吴某涉嫌走私毒品案（“相当于海洛因1.87吨”，获“无罪释放”）、201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东莞某大型酒店涉嫌组织卖淫罪案（正在办理）、2014年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大型酒店内的刘某故意杀人案（二审介入，成功将死缓限制减刑改为无期徒刑）、2014年涉案出版物达数万本的王某涉嫌侵犯著作权案（缓刑）、2014年涉案数额近十亿、涉及多个省市的陈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正在办理）、2014年原佛山市某区国税局局长涉嫌受贿罪案（正在办理）、原广东省某厅级干部谢某涉嫌贪污罪案（正在办理）等（因篇幅有限，故仅列举近两年办理的案件）。

梁律师刑事方面著述计30多万字，在法制网、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律师网、广东律师杂志等权威法律媒体发表了《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案件的七大作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注意手续上的完备》《刑事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问与答》《家人被带走前后应注意的5件事》等刑事法律实务文章、论文以及办理各类罪名案件注意事项汇总等40多篇文书。

梁律师办理的十起重大案例：

1.李某涉嫌贩卖毒品案（涉案毒品冰毒206千克，获无罪释放）； 2.吴某涉嫌走私毒品案（“相当于海洛因1.87吨”，获无罪释放）； 3.中央电视台于2014年春节期间报道的东莞太子酒店涉嫌组织卖淫罪案（正在办理）；

4.广州市海珠区某大型酒店内的刘某故意杀人案（二审介入，成功将死缓限制减刑改为无期徒刑）；

5.涉案出版物达数万册的王某涉嫌侵犯著作权案（缓刑）； 6.涉案数额近十亿、涉及多个省市的陈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正在办理）；

7.原佛山市某区国税局局长涉嫌受贿罪案（正在办理）； 8.原广东省某厅级干部谢某涉嫌贪污罪案（正在办理）；

9.粤西某市涉案金额达2亿的卢某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正在办理）； 10.海关总署牵头的、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305“铁拳行动”，朱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正在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