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红耳赤造句的例子

面红耳赤造句的例子（通用3篇）

篇1：面红耳赤造句的例子

1. 当全组同学争得面红耳赤时，李丽总是逐浪随波附合多数人的意见。

2. 在这次雅集中,这批仁人君子争得面红耳赤,喝得醉意淋漓。

3. 或是那之后，每回我必然面红耳赤地，拎着一包换洗的脏衣物，像羞耻的嫖客闪进隔壁的洗衣店。我不知道其他那些大学男生是否和我同样心机——只为了在那昏黄的灯光里，可以有一瞬间，恬不知耻地盯着那张美丽的脸，好好看个够。骆以军

4. 姐姐看到心爱的蛋糕被偷吃，脸色一沉，回过头来已发现她暴跳如雷、面红耳赤。

5. 急诊室内顿时响起一片惊呼声,众护士纷纷面红耳赤,掩面捂眼,不敢再看。

6. 因为感到丢脸，小华面红耳赤地低着头，不发一语。

7. 那天晚上，她父亲来拜访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副面红耳赤，义愤填膺的样子。

8. 楚月发觉杨梅的眼光很怪异,这才注意到自己和五哥妥实过于亲密了些,面红耳赤的赶忙退到一边,吱吱呜呜道:“额,这么说来是奶奶是另有深意么?”。

9. 初结婚时,我和婆婆关系不是很好,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看着表婶和她婆婆像亲母女一样生活了几十年,我很羡慕,向她取经。

10. 最后，我估计他是觉得我的面红耳赤和可怜巴巴的絮叨是如此可怕，于是反过来开始同情我。

篇2：面红耳赤造句的例子

2、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通——或者只是宗介自己如此想到——但是这还是让他的妻子面红耳赤。

3、它可以是导致心跳加速、令人陶醉的体验，虽然结果是面红耳赤和耷拉眼睛有点奇怪，但是感觉无法抗拒地满意。

4、最后，我估计他是觉得我的面红耳赤和可怜巴巴的絮叨是如此可怕，于是反过来开始同情我。

5、你可以和老板讨论事情，甚至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6、他赞美着尼基的美貌，使她羞得面红耳赤。

7、我们大家都不难想象奥巴马和希拉里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8、这不确定性还要看美国参议院的脸色，民主共和两党还在为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法案争得面红耳赤。

9、在其他地方，他说，仅是在自己的家里，针锋相对的观点和面红耳赤的争论早已经习以为常。

10、从泄漏的小说内容中来看，范德比尔特的文字对变态性行为那毫不含蓄的描写足以让人面红耳赤。

11、火终于扑灭，但妻子却成了面红耳赤的泪美人。

12、不过，就是用中文演讲，周奔驰还是被台下的学校老师们问了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13、多少次我们僵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只因我们坚持自己才是对的。

14、面红耳赤的科莱特再也支吾不出什么了。

15、每个人都承认意识对身体有着种种的影响力，因为每个人都见过别人因恐惧而面色惨白、或者因愤怒而面红耳赤。

16、由此推论，师生间的“争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哪怕是“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

17、还经常看到两夫妇为了买什么款式的灯具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18、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小明禁不住面红耳赤，羞愧得似乎无地自容。

19、只见他急得面红耳赤，满头大汗，拿起电话一阵乱拨，也不知是要拨给谁。

篇3：沸腾年代的“三面红旗”

因为有悖客观发展规律，运动的弊端很快便显露无疑，这种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严重冲击了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使得我国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社会发展道路。1964年底以后，“三面红旗”便提得越来越少，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便没有提到它。作为“左”的思想发展的产物，“三面红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旗帜。

《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三面红旗”的提法是1959年12月，当时北京提出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口号，郭沫若还为此作了一首题为《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歌，在全国风行一时。然而，确切地说，更早则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就正式通过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在这次会议后，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作为曾经高高飘扬在华夏大地上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者相伴而生、紧密相连。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广大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概念的提出

“总路线”概念的提出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党内出现的急躁情绪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为遏制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势头，实事求是地提出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1957年预算指标应适当收缩，压低一点。对于反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明确反对，但内心是不同意的。

1957年的经济建设，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毛泽东看来，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有可能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

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当听到有的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时，毛泽东很兴奋，再次对1956年 “反冒进”不提多快好省的口号进行了批评，并提议恢复这个口号，得到与会者的响应。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过去一年中开展的全民性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继1955年和1956年基本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论号召，必须彻底纠正那种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思想状态，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接着，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号召全国人民“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多次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再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将之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

这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宣布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其实，对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的。在反“反冒进”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把总路线的灵魂归结为高速度，这不是他出于一己的“好大喜功”，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深沉思考的结果。

他对经济发展要求这样急、这样快，是与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战略大局联系起来考虑的：一是国家太穷了。革命胜利了，政治面貌变了，但经济上依然一穷二白，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毛泽东的迫切愿望。二是从国际上看，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真正压倒资本主义，根本在经济实力。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举足轻重的，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赛中，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另外，鉴于苏联老大哥的沙文主义的态度，毛泽东也要争一口气。

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及其一系列方针，是想在经济建设中大有作为的。对于毛的初衷，我们没有任何怀疑。但是，这条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脱离了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速度，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必然会在实践中发生问题。

“大跃进”运动的拉开

在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的口号应运而生。

《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大跃进”一词，是在1957年6月29日。一个署名于践绘的人发表文章，提出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

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以口实。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

根据这个精神，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 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的高潮》的社论。社论批评有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社论批评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号召批判保守思想，动员全国人民的热情，在生产战线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口号的首次提出。毛泽东十分赞赏和重视这篇社论，他把这篇社论印发给有关负责人，并写了一个批语，说写这篇社论的同志，其功不在禹下，并建议把第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当时，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当年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给大会的致词中，向全国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这年冬至次年春，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

这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正式肯定了“大跃进”的方针。会议说：“1958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会议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持观望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

较之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在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转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上开展起来。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两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在高指标的压力下，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人民日报》等报刊不断发表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据当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量最高数字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克什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量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报刊舆论还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条件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纠正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反而正式加以支持。高估产、浮夸风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被当成制定计划的依据。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的假象深信不疑，致使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指标又翻了一番。

会后，为了在余下的4个月时间里（前八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追加的钢铁产量当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约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炼铁。一些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即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以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艺术创作都要大跃进、放“卫星”。

应该说，“大跃进”的发动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建国之初，毛泽东一直焦虑于中国“人口上、政治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的现实，迅速把祖国建设好的强烈愿望，落后就会挨打的深刻危机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动因。从国外来说，当时的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火如荼，所以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国际上也不是孤立的。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书面。但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大跃进”运动持续了3年，这种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其中的土法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到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逐渐终止。

人民公社的兴起

伴随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不断升温，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兴起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许多地方开始突破现有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试图通过并社以解决统一规划和集中劳力、物资、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这些做法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重新提出办大社的问题，并指示起草有关并大社问题的文件。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1958年4月，中央正式下达了文件，提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在开始并社的时候，群众自发地采用“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大院”、“社会主义大家庭”等不同的名称。6月间，毛泽东和中央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定名为“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

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演讲，他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地方很快出现了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公社的热潮。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兴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58年8月4日，他走出北京，视察了“共产主义的试点县”——河北省徐水县，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日，又南下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毛泽东久久地凝视着“人民公社”的牌子，连连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又去了山东，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山东的讲话。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遍及全国城乡。

1958年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农村普遍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从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也就正式举起来了。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乐观地宣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农户99％都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个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造成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这些做法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乡一级政权替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之际，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客观地说，“三面红旗”的年代是沸腾的年代，是狂热的年代，是失去理智的年代，因此，它必然是灾难的丰代。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一大二公”的问题，甚至连《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提了。大会还决定，要对中央的文件进行清理，将“大跃进”期间不合时宜的口号统统取消。

今天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曾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主观上，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科学、缺乏求实精神的冲动，是一次以热情取代理智的冒进，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只能给生产带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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