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跟《史记》学习人物描写方法（通用2篇）
篇1：作文~跟《史记》学习人物描写方法
跟《史记》学习人物描写方法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鼻祖，将史学与文学熔于一炉，成为无数历史家和文学家借鉴模仿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塑造了一百多个典型传神、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突破了写史不重写人的框框，开创了史书的独特写法。本文着重探讨司马迁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所运用的多种描写方法。
一、选材精当，剪裁合理
作为史学著作，写实是基本要求。但仅强调真实而不重合理的想象，则必会使史书显得枯燥乏味，缺少神采。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很好地将二者融为一体，既尊重了史实的客观性，又避免了将历史写成流水账。他在材料的取舍上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抛弃了那些历史人物生活中某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选取了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怀的材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将他们生动地再现出来。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文学色彩十分浓厚的一篇，作者选取韩信生平当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几件事来加以细致传神地铺写，突出韩信足智多谋，“连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将风度。韩信一生经历战争甚多，如件件必录，文章必显平庸，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着重描述了井陉之战和潍水之战。井陉之战，韩信只以数千之兵，背水一战，至之死地而后生。潍水之战，更是出奇制胜。仅此二件，足以显示韩信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
韩信之于汉朝可谓军功第一，破魏、破韩、破赵、下燕、破齐、灭楚，无不靠韩信的睿智与奇计，但韩信最终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作者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件，阐述了他悲惨命运的成因，诸如他与高祖的论辩，不听蒯通的劝告，与陈豨相交，处疑地而不自知，显示了韩信善良、轻信的性格侧面。正是这些事件的交相呼应，构成了韩信性格的多面性、鲜明性和丰富性。
诸如此类选取典型材料，突出人物性格的例子，在《史记》人物传记中俯拾皆是。如吴起的母死不归，杀妻求将（《孙子吴起列传》），直不疑的“盗金”、“盗嫂”（《万石张叔列传》），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世家》）等等，在各篇传记中，都起到了突出人物性格，展示本质特征的作用。善于舍末求本，选择典型材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人物传记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二、精雕细刻，生动传神
细节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些细节描写虽大多属于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但却成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成为《史记》区别于《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的独特风格。
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关于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是最多的一个。《留侯世家》云：“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刘邦本“欲留居之”，樊哙劝其不听，因为毕竟面对满库重宝、满目美女而不为所动，确是难事。但张良晓以利害后，刘邦还是理智地听从了谋臣的劝谏。
刘邦由开始的“不听”到后来的“还军霸上”，这一细节描写显现出刘邦“志不在小”，也说明了他能从谏如流，这也正是刘邦能最后击败项羽而争得天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军霸上”之后，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又不受秦人“牛羊酒飨军士”，这些细节环环相扣，进一步刻画出刘邦深谋远虑、城府深深、知民意、顺民心、善纳谏、志在天下的政治家形象。
当刘邦从汉中杀回来，向东打到洛阳的时候，文章说：“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这“汉王闻之，袒而大哭”八字，把刘邦那种善于演戏的面目刻画得极为生动。刘邦与项羽战于广武，文章写道：“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卤中吾指！’”这就把刘邦的狡猾、善于应急的个性特征表露无余。可以说，刘邦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了出来，刘邦的形象也因此而栩栩如生。
综观《史记》全书，象这样的细节描写是很多的，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亡匿下邳时为圯上老人取履；《陈涉世家》写陈涉佣耕叹息；《平原君虞卿列传》写平原君的矫情杀妾；《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射猎“中石没镞”等等，这些细节虽是人物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但却可以加强人物描写的生动性、真实性，给人造成形象逼真的感觉，而且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一些人物的独特个性、比较细微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如此这般表现的内在的性格上的原因，甚至一个历史人物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等等，都能通过一些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因小见大”地表现出来。这是很合乎艺术的辩证法的。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在描绘历史人物形象上遗留给我们的重要艺术经验之一。
三、铺写矛盾冲突，逼出人物形象
把人物放到矛盾斗争的急流漩涡当中去刻画，最容易揭示其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艺术规律来进行创作，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独具特质的历史人物形象，给《史记》这部巨著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项羽本纪》中项羽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项羽是《史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鲜明丰满、最具有悲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之一。作者饱含对这一人物的同情、惋惜，以复杂而又充沛的感情，把他置于“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关系到其毕生事业成败的重要事件中加以集中描绘和刻画。这三场斗争，在刘、项二人的角逐中，具有最终决定谁主天下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矛盾冲突中，项羽这一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成为后人敬重而又同情的悲剧人物。
“巨鹿之战”，项羽于危急关头杀宋义、率军过漳水、破釜沉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击败秦军，夺取了辉煌的胜利。写这场战争，只二百多字，便鲜明地刻画出一个英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写“鸿门宴”，则是另外一番光景。虽无血肉之战，却也危机四伏，扣人心弦，而项羽的骄傲自大、目光短浅、优柔寡断、轻信无谋则在杯盘筹错之中暴露无余。“垓下之围”，项羽因屡失良机而终使自己陷入困境。文中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壮、苍凉的气氛。项羽自刎乌江可说是虽死尤雄，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他的形象却得以延续，成为后世历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典范。从项羽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不难窥见太史公笔法之雄奇与精湛。
四、两两对照，烘托人物
司马迁撰写《史记》人物传记，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有同一传中的人物相比的，如《管晏列传》中，晏婴与管仲形成对比，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而晏婴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二人一奢一俭，形成鲜明对比。
《魏公子列传》中，魏王的昏聩平庸与魏公子的胸有成竹、从容大度是一对比；平原君的不识人、假爱士与魏公子的知人识士是一对比；侯嬴的阴鸷深谋、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和、热诚仁爱是又一对比。
亦有不同的传中人物遥相比较的，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处处形成鲜明对比。从个人气质上比，刘邦狡诈善变，项羽忠厚守成；从政治才干上比，刘邦有远见卓识，从谏如流，项羽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从政治方针上比，刘邦顺民心、重民意，行仁市义，项羽逆民心、轻民意，残暴酷虐；从处世态度上比，刘邦冷酷无情，项羽重情重义„„比较之中，二人之短长，读者一目了然。
再如《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李广一生廉洁，与士卒同甘共苦，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赫赫战功，却终未封侯，而霍去病出身贵族，不关心士卒的饥饱冷暖，却平步青云，一生富贵，这两个人物也恰成鲜明对照。
此外如《淮阴侯列传》与《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酷吏列传》与《循吏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与《万石张叔列传》等篇之间，都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司马迁通过对比来写人是明智的，在对比中人物的优缺点、个性都能在最短的篇幅内得到最集中、最明晰的反映，而对比所造成的强烈反差是最易使人物鲜明感人的。对比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笔力之厚重，笔法之高妙。
五、语言独到，突出个性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丰富多彩，准确生动，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物的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因为各人都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人的语言风格又体现了其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的内容、口吻都是有区别的。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写下那些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最能表现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话，这就是所谓个性化的语言，这是司马迁描写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
例如陈涉、项羽、刘邦三人，都说过反映其欲争天下的话，却截然不同。陈涉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三个人的话都充分体现了各自的身份、个性。陈涉的话符合其下层劳动人民的身份，体现了他敢于反抗的个性；项羽的话符合他旧贵族阶级的身份，反映了他过人的胆气和干脆豪爽的个性；刘邦的话则符合他自耕农的身份，反映了他羡慕秦始皇奢华生活的卑微私心和夺取天下的野心。
此外，《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与刘邦的论将兵才能的对话，《张丞相列传》中模仿周昌口吃的话，《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反映窦婴厚道、耿直及灌夫粗犷豪爽、敢作敢为、好打不平的话语等等，都写得非常精彩，很好地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六、深入人物内心，丰满人物形象
要使人物形象传神、丰满，就不能离开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窥视和表现，因为小到人物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大到人物做某件事，都必定反映了他当时简单或复杂的心理，能够抓住这一瞬间人物的心理并将之表现出来，则无异于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读者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人物就给读者以立体感，也就更易为读者所理解、接受，则人物形象自然就立了起来。司马迁作为史学家，要运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而不惹失实之嫌，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但司马迁却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陈丞相世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吕媭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
吕媭之言，不怀好意，说明其忌妒的心理。陈平之所以“日益甚”，是因为深知吕太后害怕自己以一个贤相的面貌出现，功高震主，则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而“日益甚”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也因此消除了吕太后的戒心。吕后“私独喜”则反映了她对陈平放心的心理，而当着吕媭的面让陈平放心的话，则反映了吕后既害怕陈平功劳过高而盖住了自己，又拼命想拉拢陈平的既矛盾又复杂的心理。这段描写成功地抓住了吕媭、吕后与陈平三人互相揣摩、猜疑的心理，加以惟妙惟肖地刻画，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此外，如《萧相国世家》中对刘邦和萧何互相猜疑的描写，《高祖本纪》中高祖自疑而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的描写等等，都写得极为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史记》在人物传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司马迁在传中对人物进行塑造时所运用的各种描写方法，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司马迁开创了一个传记文学的时代，给史传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篇2：作文~跟《史记》学习人物描写方法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阜阳师范学校，安徽 阜阳 236000）
摘 要：《史记》与《战国策》皆是鸿篇巨制的文学著作，在艺术技巧的使用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出色。历代以来，众多的文学大家们对这两部书的写人成就，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文从二者的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人物刻画方面的技巧比较二者异同，深入研究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关键词：史记；战国策；细节描写；语言运用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88-03 《史记》与《战国策》皆是鸿篇巨制的文学著作，在艺术技巧的使用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出色。历代以来，众多的文学大家们对这两部书的写人成就，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里就这一点作些比较，一方面更好的了解两部书在艺术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二者的前后继承。本文欲从人物塑造的细节描绘以及语言运用方面来对比两部作品，以期探索并发现其内在联系。
一、二者细节描写方面的比较
（一）《战国策》细节描写
先来看《战国策》，《战国策》偏重记言，人物的性格特征大多是从言语中体现出来的。只有少数的细节描写，比如被历代奉为经典的《苏秦始将连横》一文，苏秦刚开始没成功的时候“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在后来成功后，“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①其中的几个动作细节描写，可以说是相当到位，比如“侧目”、“倾耳”、“蛇行匍伏”等，寥寥数言，将苏秦的父母妻嫂那种嫌贫爱富的势利嘴脸勾画的栩栩如生，其嫂最后的一句坦白更是绝妙，毫不掩饰其贪财嘴脸，令人为其坦白而咋舌。而苏秦虽然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却正是这一句话透露了他是个斤斤计较的小人，明明知道其嫂势利，他却还是偏偏要问一句，说明了他的心胸狭隘，也说明了苏秦对于自己的功成名就是相当得意的，并不以自己的功利思想为耻。又如《齐人有冯谖者》一文，这种典型的先抑后扬的写法有利于更加完整的表现人物的性格，并且增加一波三折的趣味感，抓住读者的心。这些都是《战国策》的细节描写的成功之处。此一情节在《史记》中也有出现，文字略有不同，情节很相似，说明司马迁对于《战国策》的这段情节也是有所借鉴的。
另外又如“荆轲刺秦”一节，《史记》与《战国策》的描写几乎相差无几，有些话更是原封未动。田光其人，虽然只是占了小小一段的篇幅，但是一位千古义士的形象已经清晰的被勾勒出来。然后是“易水送别”，几句话便营造出一种悲壮慷慨的气氛，荆轲临行而歌表现出慷慨赴死、临危不惧的豪侠精神，突出了战国时期所推崇的“义”的最高境界。而在最后的故事的高潮部分，即“刺秦”一节里，更是用了大量的细节动作描写，表现当时情况的紧张与危急。动作描写细致，读来情景如见目前，颇有惊心动魄之感。
《战国策》虽然着重细节描绘之处不多，仅有的几处却是处处玄妙，被历代奉为经典之作，就连《史记》在写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也是基本采用原文，只是个别文字略有变动，说明了《战国策》在这些细节上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
（二）《史记》细节描写
通过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史记》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这一点上，《史记》比《战国策》要出色许多，不仅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有时还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如关于“吕不韦见秦质子异人”一节，《战国策》里关于吕不韦第一次见异人的记载，吕不韦的谋划都是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看起来与别的策士并无不同。而异人则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人物，除了知道有这个人之外，通过这段话我们连异人的轮廓都描绘不出来。
再来看《史记》所载，文中吕不韦见异人“居处困”而怜之，说道“此奇货可居”，这些都是人物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可以使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吕不韦已经不再是战国众多策士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有野心、有谋略的商人。在吕不韦与子楚你来我往的对话中，不仅表现了吕不韦的善于策划，也体现出了子楚的性格。比如“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说明子楚虽为质子，但是也有野心，不甘于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潦倒，见吕不韦有意，于是与之深谈。子楚在得知了吕不韦的计划之后，也立即表明态度，说若成功愿意“分秦国与君共之”，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野心。在司马迁的笔下，子楚不再是一个轮廓模糊不清的人，他不甘心自己身为秦国王子却一直是质子，一待机会出现，立即显露自己的野心。又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在对话中几经试探，透露了他的谨慎与精明。子楚从头到尾只说了三句话，却已经勾勒出这个人物的形象出来，不能不佩服司马迁对人物刻画的到位。在这一点上，《史记》显然要强过《战国策》。
又如刘邦与项羽在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壮观场面的时候，两人不同的心理活动。刘邦慨叹“大丈夫当如此也”，②项羽则相当坦白的说“彼可取而代也”，③从这一心理的描写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性格区别，刘邦不明说出自己的向往，只说应当如此，说明此人心机深沉，不露声色，为他以后成大事打下伏笔。而项羽的话则表明他的性格坦白直爽，在波诡云谲、硝烟不断的秦末年代，“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④的景况，众多英雄豪杰各骋其能，用尽心机以争夺天下的时候，他的这种坦白的性格就注定了他在这场逐鹿之争中位居下风。心理活动的描写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汉以前的众多著作中，尚无人重视到这一点，由司马迁开始，人物的形象丰满起来，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含有小说的因素。
二、二者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比较
此两部书皆以语言见长，《战国策》因源出纵横家，故而语言的运用上以及对话的技巧上皆是无懈可击的，言辞间气势如虹，纵横捭阖，极具说服力。《史记》的语言上的成就也是非同小可的，司马迁尤其善于利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感特征。下面来看看二者之间的对比。
（一）战国策的语言运用
《战国策》在语言对话上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其中一大特色就是人物对话善用譬喻，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战国策》书中多为策士游说之言，重在说理，要使人信服，譬喻是一个形象而且较容易为大家接受的方法，因而成为众多策士语言运用上的一大工具。比如《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中张仪对秦王说：“有汉中，蠹。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今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⑤将汉中比喻为“蠹”，极为形象，且更加容易理解。再如《楚绝齐齐举兵欲伐楚》一文，用了有名的“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比喻，生动的描绘出当时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令人心服。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战国策》中的比喻使用极为频繁，这与战国策士本身有关系，他们的工作就是说理服人，比喻是个可以让道理更加通俗化的捷径，因而最多被用到。
《战国策》语言的第二大特色就是善用排比、顶真等句式，营造一种恢弘的气势，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如《张仪说秦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则荆孤。”《平原君谓平阳君》：“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⑥这里使用的顶真手法，读起来声调铿锵,富有音乐性和煽动性,同样能加强语言的气势。
（二）《史记》的语言运用
再看《史记》，《史记》的语言的一大特色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突显人物的性格。关于对争夺天下的看法，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鲜明的形象通过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表现出来，相当的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陈涉是平民，他的话体现了他对于阶级不平等的反抗；刘邦是下级官吏，对于帝王的奢华生活有羡慕也有野心，但他为人谨慎，即使有野心，也要隐而不显；而项羽原就出身贵族，加之性格桀骜不逊，因而口出狂言，欲取而代之，也是符合他自己的地位的。三人性格一目了然，司马迁对于人物语言的掌控力可见一斑。再比如吕不韦初见异人，便说道：“此奇货可居。”一句话便透露出他的商人本质，一切从利出发。甚至是国家大事，他也将之当作商业行为来进行，等于拿异人来做了一笔生意，所不同的是生意如果做成，他获得的是倾国的权力与财富，将军国大事玩弄于股掌之间。
除了个性化的语言外，语言的讽刺性，也是《史记》的一大特点。比如在《萧相国世家》中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后来论功行赏，“高祖以萧何功最盛”，群臣不服，高祖说，“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第二件：在淮阴侯伏诛后，高祖大赏萧何，众人皆贺，独召平吊之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第三件：“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人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这三件事描写的是刘邦屡次慰问萧何，看似好意，实为监视怀疑之意。萧何多次听从别人建议，免去大祸。以萧何之劳苦功高，从刘邦起兵即跟随在侧，不离不弃，尚且如此，况别人乎？刘邦之多疑寡情由此可见，司马迁讽刺之意不言而喻，读来令人齿冷心寒。
（三）二者在语言运用上的承继
《史记》与《战国策》在语言的运用上各有胜场，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刘熙载认为：“《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⑦是说司马迁承袭了《战国策》沉郁顿挫的语言风格。司马迁著《史记》时，诸多史实都是基于《战国策》加工而成，其语言受其影响也是自然。两部书中都喜欢用夸张的言辞来营造气势就很相似。如《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以极其夸张的言辞极力的渲染了苏秦相六国之后，六国合力抗秦的盛况，读来琅琅上口，能感觉到其中睥睨天下的豪迈之气。这种夸饰的语言风格在《战国策》随处可见，构成独特的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中也有很多使用夸张手法的地方。在《刺客列传》中，荆轲易水辞燕丹时，“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这里显然也是一种夸张，所谓“发尽上指冠”的情形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里是为了渲染那种悲愤莫名复又慷慨至极的情景，故而夸饰一下，是一种艺术上的加工。这些夸张的用词很明显的具有战国遗风，可知司马迁是受了战国纵横家文风的影响，正所谓“汉家文章，周、秦并法”，⑧说的就是秦汉间文章风格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