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革命的心得体会

对辛亥革命的心得体会（共6篇）

篇1：对辛亥革命的心得体会

浅谈对革命精神教育的几点体会

发布时间：2011-07-27 09: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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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精神具有极大地能动性，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在革命历史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民军队本质的一种表现，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因素，也是人民群众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前，公安边防部队开展的主题教育、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和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等都要求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而党的优良传统又是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革命精神教育在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笔者结合自身政工工作实际，认为革命精神教育应与时俱进，要结合时代特点，赋予革命精神教育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以“新生命、新活力、新特点”。

一、革命精神教育的内涵和特点

精神教育简单地讲，就是指为了促进人精神发展的教育。概括地说，是指在促进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教育活动的总称。由此可见，精神教育在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和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公安边防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革命精神教育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的课题之一。具体来说，革命精神是为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忍不拔，永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教育在部队思想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也要充分理解透革命精神教育的内涵，把握好革命精神教育的特点和当前公安边防部队建设主旋律，不断充实革命精神教育内涵，进一步推动公安边防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和发展。开拓革命精神教育新源泉。把铸就英勇忠诚新卫士作为革命精神教育研究探索的主要课题，挖掘革命精神教育的不竭源泉，形成具有公安边防部队特色的革命精神教育体系。

笔者认为，革命精神教育应将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精神融入到一个整体，充分体现出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高贵品质、坚忍不拔和勇往直前。因此，革命精神教育的内涵就是以革命精神为主要内容，结合时代主旋律，突出教育内容的创新和发展，激发革命精神育人、醒人、树人的作用。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革命精神教育是坚定精神信念的前提。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史，是人民军队坚定理想的现实表现。第二，革命精神教育是铸就忠诚警魂的重要保证。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练就了赤胆忠心，通过以这些革命志士教育官兵，是铸就忠诚卫士的重要前提。第三，革命精神教育是发扬传统与创新模式的结合。新时期，革命精神教育要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我们既要发扬传统，同时又要创新教育模式，以适应时代和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第四，革命精神教育是时代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精神教育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创新教育模式的。同时，无数革命志士的爱国行为，也铸就了爱国主义精神。

二、革命精神教育在当前公安边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定的阶级，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当前加强和改进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革命精神教育，这是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突出革命精神教育在公安边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公安边防部队开展革命精神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这就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通过革命精神教育，使公安边防部队官兵树立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争先创优的进取精神，对激发部队官兵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公安边防部队开展革命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让广大官兵了解我们人民军队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进一步树立学习革命先进事迹的光荣传统，更能进一步创新革命精神教育理念，将历史精神事实与时代旋律主题结合，更大的发挥革命精神教育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价值观导向作用。

（二）革命精神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革命精神教育是我们党和军队艰苦创业与奋斗的具体史实的再现，是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升华与总结。当前，公安边防部队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要切实履行好这份责任，就需要我们公安边防部队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部队官兵，启发官兵思想觉悟，提高官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官兵为实现边境和谐稳定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其中，革命精神教育在部队思想政治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要将革命精神教育纳入部队政治工作的首要课题研究，切实增强革命精神教育的引导作用。同时，培养一批富有经验的部队革命精神教员，进一步创新和挖掘革命教育精神潜力。

笔者认为，革命精神教育是公安边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增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支撑。将革命精神教育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革命精神教育是官兵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保证，是传承部队优良作风和提高官兵素质的主要途径，也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坚定信念的前提和基础。

三、探索革命精神教育新源泉，铸就英勇忠诚新卫士

革命精神教育不是一层不变的，也要顺应时代和部队发展的需要，进行新的教育资源的挖掘和传统的再创新，寻找到适应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源泉，进而更好地将革命精神教育深入官兵内心，成为官兵自觉能动的接受，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铸就英勇忠诚新卫士的强大精神推力。

（一）挖掘教育新源泉，开展形式多样的革命精神教育活动

革命精神教育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部队内部开展革命精神教育活动是一项重要事项之一。笔者认为，开展革命精神教育活动，主要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开展。一是，制作课件，开展集中教学。组织经验丰富，党史知识扎实，熟知革命先进事迹的政工干部先期开展集中讨论、研究，同时，广泛征求官兵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学课件，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期间安排课时进行集中授课，深入浅出的为官兵讲解，并进行课堂互动活动，已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图文并茂，开展流动革命精神教育展活动。革命先进事迹要以文字叙述和图片说明的方式展现在官兵面前，在各基层单位开展流动革命精神教育展活动，并配备经验丰富的解说员向官兵详细的叙述每一展板的革命先进事迹，已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三是，定期组织观看革命影片。通过定期组织官兵观看革命题材的电影，进一步增强官兵的政治信念和精神追求，自觉抵制腐蚀思想的侵蚀。四是，组织官兵参观革命遗址、纪念碑、圣地等红色旅游资源。利用部队附近的革命纪念遗址，定期组织官兵重温革命先烈的先进事迹，牢记自身的历史使命，践行戍边卫国誓言。五是，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好红色资源的挖掘。充分利用警营红色网络浏览室，制作革命精神教育页面，每当官兵周末开机上网时，就一目了然地了解到我们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久而久之达到一种革命精神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加强党员意识培养，寓革命精神教育于创模活动

党员意识是共产党员独特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在观念上的反映，是共产党员对党的纲领与任务的认同、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认同、对党的组织与纪律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前，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正在部队广泛开展，笔者认为，要充分抓住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的关键，不断加强党员意识的培养，当然进行革命精神教育也是培养党员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革命精神教育纳入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对活动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当我们部队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学习和继承了我们党的先烈们的崇高精神，自然而然地就会摆正自己的位子，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进而提高党的组织生活的质量。在寓革命精神教育在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中，一定要同党员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和公仆意识分别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对应的先进事迹和个人结合起来，具体地将革命精神教育融入到党员四种意识的培养之中，提升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的水平。

（三）探究革命精神教育新模式，铸就英勇忠诚新卫士

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是公安边防部队的三大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忠诚的卫士精神。在新时期，要进一步探究革命精神教育的新模式，努力在“新”字上多研究、多思考，笔者结合自身多年在部队从事政工工作的经验认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就要新在“以人为本”上，特别是革命精神教育，不仅要在精神教育制度上进行创新，还要在活动的形式方面进行创新。

1、将革命精神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革命精神教育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不断充实和完整，将革命精神教育作为部队思想政治研究的课题，政工干部要进行深入的调研，不仅要认真的储备自己的知识面，更要深入官兵中了解官兵的思想动态和官兵对思想政治工作好的意见建议，找到革命精神教育的新模式，助推革命精神教育，挖掘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活水源。

2、三级联动，提高革命精神教育质量。笔者所指的三级联动是干部、士官、士兵在革命精神教育中，要各自充当“教员”职责，共同担负起革命精神教育的责任，轮流进行讲课，形成官兵主动学习、主动备课、主动参与的好氛围，提高革命精神教育质量。

3、拓宽教育平台，合力助推革命精神教育。革命精神教育形式不是单一的讲授，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教育的动力和降低教育的效果。第一，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做足文章，如：开辟革命精神教育专栏、网上流动党史知识专栏、视频多媒体远程教学等。第二，开展关爱困难群众活动，定期组织官兵切身体验革命时期军民同劳动的生活。如：走进敬老院，做一日志愿者活动；农忙季节，开展军民同劳动活动；发扬杨善洲精神，参与植树造林活动等。第三，开展多种形式比赛，提升革命精神教育效果。如：革命精神演讲比赛、革命知识竞赛、革命优良传统征文比赛、革命精神教育课件比赛、革命精神辩论赛、开展革命精神教育教员赛课活动等。最后，开展各类标兵评比活动。通过标兵评比活动，将革命精神教育融入到部队发展的方方面面，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进一步提升官兵的理想信念，铸就英勇忠诚新卫士。（作者：怒江边防支队副政委 李来全）

篇2：对辛亥革命的心得体会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 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 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 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 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 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 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 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 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 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 《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 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 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 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 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 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 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 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 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 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 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 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 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 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 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 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 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 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 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 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 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 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 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 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 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 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 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 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 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 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 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 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 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 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 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 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 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 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 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 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 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 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 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 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 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 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 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 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 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 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 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 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 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 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 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 《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 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 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 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 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 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 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 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 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 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 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

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 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

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

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 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 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 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 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 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 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 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 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 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 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 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 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 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 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 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 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 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 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 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 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篇3：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11991199年七八月间, 刚刚经历历五五四四运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湘湘江江评评论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合》》一一文文, 其中写道:“辛亥革命命, , 似似乎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 其其实实不不然然。幸 (辛) 亥革命, 乃留留学学生生的的发踪指示, 哥老会的摇摇旗旗唤唤呐呐, 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丘八八的的张张弩拔剑所造成的, 与我我们们民民众众的大多数, 毫没关系系。。我我们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 却却不不曾曾活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们活活动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悟, , 知知道道圣文神武的皇帝, 也是是可可以以倒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主, , 也也是是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话要要说说, , 有事要做, 是无论何时时可可以以说说可以做的。”这是目前前所所见见的的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的最最早早评评价。

到到大大革命时期, 时任国民党党中中央央宣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泽东东为为了了与国民党右派辩论, 于于11992266年年1月发表《国民党右派派分分离离的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前途途的的影影响》一文, 对辛亥革命命的的失失败败原因作了更为深入的的剖剖析析。。

随随着着国民革命的风起云涌涌和和对对农农民运动的加深了解, 毛毛泽泽东东对对辛亥革命的缺陷有了了更更清清晰晰的认识。1926年夏, 他他在在其其主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 指出在此之前, 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 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 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不久,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强调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 出于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刻骨仇恨, 中国共产党一度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 必须揭露“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质”。在此期间, 毛泽东也很少提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对此, 他后来曾经解释说:“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 因为环境不同, 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 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 这时候, 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

【二】

抗战时期,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说逐渐增多, 评价也日趋增高。1938年3月12日, 他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话中就提纲挈领地指出:“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 统一战线的政策,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久, 毛泽东又公开声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 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到1945年七大前后, 毛泽东更是充分赞扬了孙中山的贡献。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 论述孙中山便有27处, 其中6处直接引用了孙中山的有关观点, 这一举动可谓不同寻常。他还解释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 这没有害处, 只有好处……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 应该说服。”这些对孙中山的褒奖之词, 几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究其缘由,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毛泽东确实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那里找到自己创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契合点,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此时力求超越国民党和力争革命正统地位的意图有关。

抗战期间, 毛泽东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多有论述。1937年8月, 他在《矛盾论》中便写道:“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 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 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 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1939年5月4日, 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中也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规地说起来, 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先生开始的革命, 五十年来, 有它胜利的地方, 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 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 这不是胜利吗?说它失败, 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 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种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观点, 在中共党内应是毛泽东比较早地提出来的。可以看出, 为了维护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 这一时期他对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肯定是比较突出的。

后来, 国共合作虽然再度破裂, 但毛泽东对辛亥革命评价仍然较高, 而且还迭出新意。1947年2月, 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 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 第二次是北伐战争,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 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其他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等规模都不够, 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发展到全国范围。”这种将辛亥革命的影响力列在五四运动乃至土地革命战争之上的提法, 可谓是相当高的评价。1949年9月21日, 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说:“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 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 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这更是明确告诉世人, 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

【三】

新中国成立后, 伴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固, 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 有些民主人士认为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妥, “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为了平息这些争议, 毛泽东还专门作了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的讲话, 明确指出:“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 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他还分析说:一方面, “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 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 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 谁要再想做皇帝, 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另一方面,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 有缺点。关于这一点, 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 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 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这里, 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但并未说其成功, 而是明确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失败了”。

1956年, 由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 情况又有了新变化。1956年11月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 毛泽东特意撰写《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 号召大家“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 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 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 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至于其缺点, 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 使人理解, 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显而易见, 毛泽东此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不仅不再言其失败, 而且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篇4：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踊跃参加革命组织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最初参加兴中会的20多人都是华侨，他们有孙眉、邓荫南、何宽等。数月之内，兴中会发展至百余人。1895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得到了不少港澳同胞的热烈支持。不久，日本、越南、美国和南非等地的华侨相继建立了兴中会分会。据统计，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多人，其中华侨就有219人，占总数的78％。

1905年8月，孙中山联络华兴会、光复会与兴中会合并，在日本东京成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广大华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发展同盟会组织时，便有许多华侨加入同盟会。1905年10月孙中山由日本抵越南西贡，应邀参加越南华侨在堤岸举行的欢迎会，并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越南华侨韦云卿听了孙中山讲演所说的“顿悟人民责任”的革命理念，立即加入同盟会。1906年2月16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即在晚晴园建立同盟会分会，以华侨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此后，新加坡成为了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也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8月7日，孙中山抵达吉隆坡，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参加在中苏丹街戏院举行的欢迎大会。吉隆坡70多岁的老华侨阮英航“一听总理革命道理，便欣然率他的二位令郎阮卿云、阮德三加盟”。

1907年，南洋怡保、庇能、芙蓉等埠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多为华侨参加。1908年4月1日，同盟会在缅甸仰光的分会建立，侨居缅甸的华侨，听到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时，喜形于色，纷纷报名参加，七日之内，就有500多人参加组织。从1908年至1911年，缅甸参加同盟会的华侨有2343人。1908年11月20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赴泰国，在曼谷建立同盟会分会。曼谷至今有一条叫“演说街”的街道，就是当年孙中山宣传革命的地方。

为了统一领导南洋一带华侨革命，1908年秋，在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同年冬天，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也成立同盟会分会。1909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1910年1月21日成立同盟会芝加哥分会。2月16日成立旧金山同盟会分会；并在温哥华成立同盟会分会。继旧金山之后，美国西部一些城市亦相继建立同盟会分会达数十处。孙中山为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遂成立美洲三藩市(即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总会。接着孙中山于3月28日抵檀香山，宣传革命，把火奴鲁鲁的中华革命军改组为同盟会分会，并在各埠建立组织。至此，檀香山参加者达800余人。正如同盟会的著名人物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凡是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

四处筹款竭尽全力

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是檀香山有名的华侨农牧资本家。1894年兴中会成立不久，他得知孙中山准备回国发动起义的消息后，卖掉自家牲畜，筹款2000美元，捐助起义。孙眉先后资助革命的经费共约70万美元，以至他破产后，母亲去世时，无力治丧，不得不靠华侨的帮助。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除了孙中山拨款2万元、在美国旧金山华侨中筹款4000美元外，香港富商李纪堂出巨资相助，澳大利亚华侨谢赞泰父子也筹集了不少款项。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分别由华侨许雪秋和邓子瑜领导，经费多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其中潮州籍侨商林受之捐款超过2.3万元，甚至连“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以至于无力使众多儿女完成学业，“只得分散在南洋各地，自食其力佣工为生”。

在中越边境举行的防城、镇南关、钦廉和河口起义中，估计越南华侨捐资至少10多万元。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挣一分钱，为了表达爱国之心，竟将辛苦挣来以备养老的3000元钱毅然捐献出来。越南堤岸华侨黄景南，以卖菜为生，经济不富裕，当他听完孙中山演讲后，当场捐出3000元。有人对他平时不肯多花一文钱、如今却慷慨捐款大惑不解。他爽快地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1907年，他又将积蓄的数千元全部捐作镇南关起义的经费。对这种爱国之举，孙中山赞扬说：“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顷其一生之积蓄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

没有硝烟的战场

舆论往往是行动的先导，它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报刊是一支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革命队伍。

据初步统计，从兴中会创立到讨伐袁世凯结束期间，海外华侨报刊至少有100多种。如果说革命党人在国内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动枪动炮，是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么华侨在海外创办革命报刊，大造革命舆论，口诛笔伐，猛烈抨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批驳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就是在海外开辟的没有硝烟的战场。

辛亥革命期间创办的华侨报刊，有些是革命党领导人亲自或是在其支持下创办的，如孙中山本人创办和指导创办的报刊就达12种；有些是华侨革命党人或支持革命的华侨创办的；还有些则是华侨自发创办、后经革命党人加以改造而成为革命报刊的。这些报刊对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激发华侨革命意识，增强华侨的团结和凝聚力，尤其是动员华侨参加、支援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洋各国最早关心国内时局的侨报，大多出现在戊成变法开始以后。1898年5月，新加坡华侨富商邱菽园创办了《天南新报》，拥护维新变法，给当地华侨留下较深印象。

革命侨报，是伴随着华侨的革命行动而出现的。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新加坡进步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产生革命思想，随即开始了革命活动。通过革命活动的实践，陈楚楠等“觉得欲成大事，非先唤醒民众不可”，遂于1904年春和张永福“各出一些资本，来组织一间《图南日报》”。它是南洋第一份宣传革命思想的侨报。当时南洋华侨社会思想封闭落后，一般侨众对宣传的革命言论，多不能接受，反视为大逆不道。故报纸出版多日，鲜有订阅，销路不广。1905年秋，因经济困难被迫停刊。

1907年8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合股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该报在南洋、欧美等地均设有代理处，实际上发行世界各地，其宗旨是“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与以前大为不同的是，该报刚出版，便“受到华侨大众的欢迎，大队群众排列在报社大门口等候创刊号的发行，以便先睹为快”。《中兴日报》作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后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机关报，对于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唤醒南洋华侨的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中兴日报》并驾齐驱的另一份革命侨报是“取晨钟以醒痴迷之意”，“以广开民智为宗旨”的《星洲晨报》。它是华侨同盟会员周之贞、谢心准等于1909年创办的，编辑、记者多为华侨革命党人，革命言论激烈。

日本是革命派和改良派活动的重要基地，又有大批留学生云集。他们思想活跃，创办了80多种报刊，其中有七八种于华侨有关。影响较大的有由梁启超主办，侨商冯镜如、冯紫珊等资助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由同盟会总会主办，由侨报发行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等。此外，还有华侨冯自由、郑贯一等于1900年底创办的以“开民智”为宗旨《开智录》等。

篇5：对辛亥革命的感想作文800字

也许，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世纪宛如弹指一挥间，历史也在变迁，我无法想象，如果一个世纪前，没有这些英雄因为信念与理想，用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执着追求新的希望，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历史没有留下血雨腥风的生活，也没有留给我们奔赴战场的机会，但我们要更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以新的方式去推进，寻找奋斗的新道路。

就让我的思绪回到100年前，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夭折，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在当时萌芽。废帝制促共和为民族民权民生担起一份大任;兴同盟博爱号联俄联共创生园之新元。多少千古英雄用英勇的生命谱写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我觉得英雄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壮志情怀是我们怎么也做不到的，这种热忱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敬仰……

既然辛亥革命发端于湖北武昌首义，作为一名荆楚学子，我们更应该了解辛亥革命，并将辛亥首义精神传承下去。

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对于这场革命，我想一分为二看，这场革命成功了，也失败了。我觉得它最终获胜的硕果被一些卖国贼窃取，失败是令人扼腕。但是在我心中这场革命成功的点睛之笔更值得人们去铭记。一场辛亥革命推翻了旧中国余年的封建统治，给衰微的祖国开了一剂救济药方，它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力量的进步，让人们思想振奋起来了，中国睡狮开始觉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当代中学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仅仅享受着童话般梦寐的生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传承首义精神，要从自己做起，今后，我们青少年要敢闯、敢干、敢试、敢为，更要学习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在学习上也要不怕困难，一心向前。

篇6：对辛亥革命的心得体会

摘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开启了新篇章。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而其最大推动者就是海外留学生。海外留学生在辛亥革命期间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建立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辛亥革命 海外留学生 革命团体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之后大批留学生出现，远赴欧美以及日本等地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落后守旧的社会风气,。在推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留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为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与光复会亦先后成立于长沙和上海。1905年7月，三者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一场空前的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湖北军政府即于１１日在武昌宣告成立，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至此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篇章。

今天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不能忘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不能忘记为中国民主进程做出重大贡献的留学前辈，更不能忘记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为振兴中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所做的艰苦努力。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饱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用暴力手段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逐渐成为广大留学生的共同目标。

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大批思想先进的留学生紧紧追随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为反帝、反封建奔走呼号。辛亥革命期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积极投入于这场推翻帝制的伟大斗争，他们组织革命组织和爱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方案，回国发动革命斗争，举行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也组织革命团体，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并且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留日学生。为了革命，许多留日学生放弃学业，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留日学生们在国内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如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组织了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在江浙组织了光复会；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日知会，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灌输新知识和革命思想，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7年七月，刘揆

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吴春阳、陈独秀在安徽组织了岳王会；井勿幕在陕西组织了同盟堂；胡瑛、曹亚伯在湖北组织了科学讲习所；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1）

其中光复会是著名的革命团体，但如今人们较多地强调日知会、共进会、同盟会等的作用，而常常忽视了光复会作出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和上海均设有秘密指挥机关。浙江的光复会员除来自会党外，相当数量是新军中的官兵，他们是后来浙江独立的主要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锐俊学社内。光复会在清末存在了8年，它始终以推翻满族建立的封建统治为己任；其领导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的斗争活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大节无亏，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他们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爱国者。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孙中山曾这样高度评价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党以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2）大批留学生毅然投身于革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辛亥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留学生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即使被捕就义依然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参考文献：(1)《辛亥革命和留日学生》 王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