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读后感（共3篇）
篇1：《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读后感
读《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有感
摘要: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国民党人继续革命。期间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如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转移、孙中山企图“租让”满洲、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北洋政府的对外关系、国共第一次合作、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等。这些发生在过去的历史又有怎样的故事，我在这里寻找历史中的缝隙，希望有所收获，这样才能公平的评判历史中的人物，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让我对祖国的发展史不会一无所知，了解历史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做到的，这是义务，也是责任。
正文： 我之所以会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对国民党的发展史很感兴趣。如果说共产党人们的救星，那么国民党就是人们的美梦，美梦总有一天会破灭。但它在建党初期的确给百姓带来了希望和拯救，所以我想了解早期国民党和中国怎样的故事。
不少日文资料都提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这个发现让我很费解，日本对于中国来说，是无耻的侵略者，是带给中国百姓噩梦的刽子手。为什么孙中山还会把满洲租借给日本呢？原来武昌起义后，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等原因，中国革民党人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更急需一笔巨款以支持浩大的军费开支，并筹划北伐。而日本元老山县有朋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为日本所有。森恪获悉后,即在3日和孙中山会谈时，以提供一千万
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
当我读到这里时，我很同情孙中山当时的处境，既无打到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这样的局面使得他不得不接受把满洲租借给日本的条件，来换取资金为解放中国做准备。俗话说：“一钱逼到英雄汉”，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是被经费问题逼倒的。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希图取得廉价的胜利，但是，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无力支付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须的代价。这一点我替孙中山感到不值和惋惜，他有能力，却无施展之地。
当我继续往下看是，却发现将满洲租让给日本并不是孙中山一时的考虑，根据有关资料，他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孙中山曾说过，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叫给日本管理。这是出自他“大亚洲主义”的立场。他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1923年左右。只是在国共合作并实行联俄政策之后，孙中山才不发表类似的言论。
我认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是追求真实和真理的。对孙中山是如此，对其他的历史伟人也应该如此。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
于这件事，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据我所知是陶成章反对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才被暗杀的，那时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非常尖锐，并且陶认为孙中山在“骗取总统”，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激化程度可想而知。
历史上有过许多的门第党派争斗，而这一次非同小可，它是带领中国走向解放和独立的两会之争，陶成章死了，他无法看到中国的胜利，我想如果他早知道这样的结局，他又有怎样的决定呢？我不知道用“一山不容二虎”形容陶蒋之争贴不贴切。但我认为蒋介石是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扫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的。关押陈独秀，制造中山舰事件。从这些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虽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并未离去。在大革命初期，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而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蒋介石曾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在我的记忆里，蒋介石从为此对一件事如此干脆。让我不禁怀疑他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做法是有苦衷的。果然，在这本书中提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一面。据书上所讲，那一时期蒋介石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当何香凝质问蒋介石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他的部下竟然会担心他会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当时汪精卫的势力极大，他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我不禁要同情他，一个风云人物被现实所迫，做与自己原则被驰的事，实在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那为什么他最后还是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呢？还是那个词“权力”，这个词能让蒋介石改变想法与汪精卫合作。
我认为这件事的本质与蒋介石的性格和思想有关。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基础为打牢，怎能坚固呢，就好比盖楼房要先打好地基，否则将无法抵御风雨的袭击。所以蒋介石就在这一次中没能通过考验，只能算是一个次等品。
在蒋介石北伐期间，他吃过败仗，并曾传出过负伤身死的传闻。这当然不是真的，否则历史就要改写了。原来，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之下，孙传芳、吴佩孚们已经奄奄一息，不得不靠这一类的风传做强心剂了。他们的观念看起来有些幼稚，难道不切实际的传闻就能让战况改变。或许他们是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惜稻草变成了让世人娱乐的笑料。这就是权势之斗、战火蔓延之中的狂热和不顾一切。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是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枪杆子下完成的，这就注定国共合作必定再次破裂。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思想政治主张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在很长时期内，国民党不曾提出过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有不满。在1922年6月，中共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的支持者，其目的是“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是用一个军阀来牵制另一个军阀，这样根本无法达到解放中国的目的。
在经过不断探索，失败的过程中，在1922年至1923年之间，孙
中山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重新改组国民党。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孙中山懂得建设革命政党的重要。这次改组还受到了共产国际、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这次改组使得一些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虽说此次改组比较成功，但也造成了一些优秀共产党人才的牺牲（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既然都改组了，为什么还有像戴笠、康泽和自称“戈培尔”的邓文仪这样反共的人存在。难道是他们太会伪装，还是这次改组不彻底。那他们为什么不在孙中山生前发动政变，而是在他死后才开始慢慢暴露自己的本性呢。或许孙中山的存在是起一种压制的作用。他是国民党人最尊敬的领导，他的话应该无人不听，无人不做。可惜啊，孙中山尸骨为寒，就发生两党相争的局面。
我一直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出自同一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才会有不同结局。不是流芳百世，就是遗臭万年，都在于人的一念之差。你可以说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但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不被权势所诱惑，置至生死为度外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中国在解放道路上和苏俄的关系最为密切。苏俄是中国革命的指导者，“十月革命”就让中国革命看到曙光。而它的一些先进思想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苏俄与中国的关系因“左”倾错误而有变化，但我们不能否定苏俄对中国的帮助和贡献。
我们不仅与苏俄有来往，而且韩国的爱国人士也有过密切的交流。这是我们现在书中并未提到的。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又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韩国灭亡后，不少韩国志士流亡中国东北，企图以之作为反日复国的基地。还有不少韩国人帮助中国革命。如在广州的金丸斋自愿为中国革命党人保存文件，传递消息。互帮互助的两国人民最终迎来了胜利。我相信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友谊将永远是两国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善良的中国人愿意帮助困难的人，这与我们的“中庸”之道有关，同样是邻国，为何日本与韩国的差别会那么大呢？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就像一个大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勿忘国耻，要捍卫我们的尊严和权力。对于历史我们记得不够深，我们做的还不够。这一点，韩国和朝鲜就比我们强，他们比我们更爱国，他们抵制日货，积极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勇于向日本挑战，表现自己的不满。那我们呢？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宽容并不代表遗忘，我们要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那么，作为新中国的接班人的我们是否已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我们一定会不负众望，把中国建设的更好！参考文献： 《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 作者：杨天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2：《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读后感
1 陈济棠主粤期间内港工程计划和实施
1929年陈济棠攫取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大力发展省营工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东投资环境, 广州内港建设正是在陈济棠主粤期间兴工建筑。陈济棠主粤期间, 广东政局相对稳定, 这为广州内港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而陈济棠大力发展广东工商业, 促进广东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促进了广州内港的修筑。
内港开辟前广州市内沿岸码头建筑简陋, 参差不一, 大大限制了珠江水运的发展。据粤海关报告, 广州每年出入口轮船达75万余吨, 平均每日出入口轮船1万余吨。以如此繁盛对外贸易, 竟无内港建设以应对需要。据1929年调查, 广州内港设施略为完善的码头仅有三家, 但均为私有不予租借。而对于珠江沿岸其他码头, 1928年经城市设计委员会主席程天固等人视察后, 认为珠江沿岸码头缺点重重, 亟待改造。如长堤一带, “堤岸线不过数里, 乃大小码头竟逾二百余座, 沿堤毗连, 密如鳞节”, 大小船舶“星罗棋布”, “水路交通咸感妨碍, 市民来往, 尤属危险”。各等码头虽然为数不少, 但建筑方式落后, 堤岸利用不合理, 限制了码头的应有作用, 增加了码头地带的危险性。
内港货舱方面, 仅有招商局货舱、太古货舱、渣甸轮船公司货舱等五家, 而上述五家码头仅有两家专做接贮杂港洋船来往贸易。以广州商业地位仅有两家货舱专门接贮外来轮船来往贸易港口设施落后之情形也就不言而喻了。
广州为南方总汇, 以地位言, 工商业诚有发展希望, 然内港开辟前, 广州与新崛起的上海、香港比较, “工业不振, 商业凋零, 致其衰落之由, 虽不一端, 然以交通窒碍, 实为最大之总因也”。广州虽与外洋通商最早, 但无完善港口, 轮船入口, 又无码头湾泊, 货物起卸, 阻延时日, 较大海轮, 又不能直接入口, 土货输出外洋, 假道香港, 时间经济, 两受损失。由此观之, 无论是从改观市容还是发展交通促进广州工商业兴旺, 内港改造势在必行。
1929年广东省建设厅拟订“全省物质建设纲领”, 广州市拟订“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 要把广州建设成模范之都。1930—1931年,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先后拟订了“建设计划”, “广东民国二十年行政计划”, “广州市政两年计划案”及“繁荣广州经济计划”。1932年陈济棠拟定“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上述计划的制订, 为广州内港修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促进了广州内港的早日修筑。
2 内港修筑与广州港口体系变迁
开辟内港为一系列建设工程, 包括填筑海珠堤岸、建设河南堤岸、建设内港码头、建设内港码头仓库、开辟内港马路以及浚深珠江等。广州内港修筑以前, 广州外贸港口主要通过广州城区以东的黄埔港完成。随着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的确立及粤海关报关、纳税等法规的逐渐完善, 外国来粤贸易, 需停泊在黄埔港, 在此办理有关手续。据记载, 当时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常有百余艘, 绵延长达数里。与黄埔港相比, 从文献记载来看, 广州城内码头仅有天字码头等几座而已, 但这些码头与黄埔港之繁盛情形绝不可同日而语。天字码头多作为官员弃舟进城之处或离城等舟之地, 如林则徐曾记曰:“与邓制军同赴香山, 将军、都统、中丞、榷使俱送于天字码头, 叙谈片刻, 即开舟
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封闭闽、浙、江海关, 只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 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确立, 外商到达广州之后, 一切进出口业务均由广州十三行包揽经营, “惟带来货物, 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 所置回国货物, 亦令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外国兵船须停泊省河口外, 不得入虎门, 外国人不得在省河内划船游乐。十三行商馆与黄埔之间的走私活动是禁止的, 外商所运货物, 必须在黄埔卸下, 再由小艇运往省城。E.C.Wines在《ApeepatChina》中也曾有同样的记述:“黄埔距离广州城9英里, 为所有外国船只的湾泊地。所有输入广州货物, 均在此卸下, 然后由轻便的西瓜艇运往所需之地。广州出口货物亦是如此。”内港修筑之前, 仅黄埔港承担广州对外贸易的重担。
而随着内港建设的不断进行, 广州市府开始计划内港码头的建设, 工务局计划在河南珠江沿岸, 改建码头六十座。后工务局对河南码头计划建设再次细化, 计划由已成之堤岸南端, 至堤岸转角处, 设立一等码头四座, 为安南、暹罗等海外大轮船湾泊之用。由河南堤岸线之西端, 迤东至洪德路口, 设立二等码头五座, 以为省港澳轮船湾泊之用。三等码头四座, 以为高廉雷琼大轮船或者其他相等轮船之用。由洪德路口以东, 至同安街口, 设立四等码头二十七座, 以为轮船托渡或单行轮渡之用。由鳌洲正街逶东, 至海珠铁桥角, 设立五等码头二十七座, 以为鲜果菜蔬货船及其他相等渡船湾泊之用。又沿堤岸设立六等码头八座, 每座距离约500余尺, 以为渡河电船及横水渡等船艇湾泊使用。1937年, 广州内港建设基本完工, 建成码头数十座, 改变了黄埔港一统广州贸易的局面, 广州内港与黄埔港并驾齐驱, 共同构成了民国广州的港口体系, 影响着广州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3 内港修筑对广州城市及经济的影响
广州内港的修筑约在陈济棠主粤期间, 陈济棠认为“外侮日深, 民生日敝, 要谋国家人民的利益, 唯一途径只有积极去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建设”。陈济棠主粤期间, 广东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之中, 客观上有利于广州建设事业的进行;而陈济棠为发展自身实力, 发展广东经济, 促进广州市政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广州内港的修筑。与此同时, 粤汉铁路也逐渐向广州延伸, 并于1936年完工。粤汉铁路终点站毗邻珠江, 广州内港北连武汉, 南通外洋, 大大便利了广州对外交流, 促进了广州城市经济的发展
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拉力对于城市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内港修筑前, 广州城市扩展方向主要集中于珠江北岸。至内港修筑、珠江铁桥及其粤汉铁路的完筑, 广州城市开始向珠江南岸延伸。内港修筑后, 河南地区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1932年8月, 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 这一草案将广州全市地域分为工业、住宅、商业混合等功能区。由于内港位于河南, 粤汉铁路与内港也仅一水之隔, 故河南被定为广州工业区, 新辟商业区设于河南西北部、黄沙铁路以东、东山以东以及省府合署以西一带, 模范住宅区也开始在河南各地设立。不难看出, 内港修筑大大促进了广州河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随着内港的修筑和河南地区的兴起, 珠江南岸逐渐发展成广州新兴的城市增长点, 广州城市发展中心开始由一个向多个转变, 交通条件的改善, 顿使河南成为冲要之区, 而这种变化奠定了后来广州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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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晚清民国前期粤商的崛起与局限
粤商对近代化的贡献
在晚清开始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学界”与“商界”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两个群体，而粤商的贡献令人瞩目。
在晚清，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同西方国家实行“商战”，粤籍侨商张振勋认为：“商战之道，必寓商于农、寓商于工、寓商于路矿而后可。盖农、工、路、矿，动需巨本。当此库款支绌，财力困敝，问诸国而国已无帑之可拨，问诸官而官亦无款之可筹，问诸民而民更无力之可顾，除息借洋款外，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商战自然要靠商人进行，张振勋本人就回国先后投资了铁路、航运、银行、矿山和其他实业，著名的张裕酿酒公司（在山东）就是他创办的。
使用机器的工矿企业是近代化最重要的标志，粤商是创办近代工矿的先锋和主力。我们的教科书都说，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方赞举1869年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在广东，则是陈启沅1873年在南海县西樵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方是广东香山人，陈是广东南海人，都是粤商。在继昌隆之后，二三十年间广东陆续出现了一批由商人投资的、使用机器的缫丝、造纸、织布、玻璃、火柴、砖瓦、水泥、卷烟、榨油、碾米、食品等工厂，以及一批机器、船舶修造厂。根据民国元年农工商部的统计：当时全国使用机器的工厂共有363家，其中136家在广东，114家在江苏（其时上海隶属江苏），其他各省总共113家。全国有新式手工工场20386家，其中广东占2290家。在这项统计中，广东产业工人的人数甚至超过上海所在的江苏省。
在投资铁路和新式交通运输业方面，粤商十分积极。20世纪初年，广东先后成立了三个铁路公司，即潮汕铁路公司、新宁铁路公司、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民间简称为粤路公司）。粤路公司集股4000万元，到1911年实收股金1513万元，是当时中国资本最雄厚的企业。粤商还建立了一批内河航运公司，珠江三角洲各城镇之间的内河航运，基本上由本省“轮渡行”的商人经营。
鸦片战争后，广州虽然不再是对外贸易唯一的口岸，但广东的对外贸易继续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全年的进出口货值两三千万海关两，到90年代，增加到约8000万海关两左右，清末接近2亿海关两。同世界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使广东商业和粤商发生了变化。新的商业行业陆续出现，如粤籍侨商在香港、上海、广州率先投资建立了百货公司，开创了中国零售业的新时代。有些老行业、老字号，由于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集股、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甚至采用了公司制度，逐渐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
邻近广东的香港，是粤商学习西方商业“游戏规则”的大学校。成千上万的粤商往返内地、香港之间，一批内地商号在香港甚至海外设立了分店，不少粤商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在1907年8月4日的发刊词中自豪地说：“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其民轻巧活泼，好冒险习劳，最合营业之性质，由是观之，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上均占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曰不宜？”
清末广东商人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创办与经营新式工商业，使广东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广东成为中国近代化先行一步的省份。
粤商在文化、教育近代化方面也多有贡献。在晚清民国前期，仅广州一地，同时发行的日报就有一二十种，多数报馆的背景是“商办”的。筹办新式学堂、阅书报社（供民众免费阅读书报的馆室），甚至資助筹办新式警察，粤商都不甘人后。从清末起，广州等城市开马路、建洋房和新型商业用房，其间商界的角色自然重要。一些粤商还以外国城镇为榜样在广州城郊以及各县规划兴建新型商埠（新式商业区），清末民国前期广东城镇的近代转型，也有粤商一份特别的功劳。
粤商地位的提高及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
清末最后十余年，在新思潮传播、清政府实行新政等大背景下，通都大邑的商人从传统社会的“四民之末”很快变为“四民之首”。《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1908年出版）的序言说，商人地位的尊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在文明社会，“商人居中控御，骎骎乎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惟商人是赖。此时虽欲不尊重之也，不可得矣”。这是粤商在新时期的心声，类似的言论还有不少。他们既然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以社会中坚自命，有所作为是很自然的事。
在清末，广东有广州、汕头两个商务总会，各地还有60个商会。商会都是历史上未有过的新式商人团体。广东商会的数量仅次于江苏省，而入会商户数比江苏还多。广州原有的行会松散联合体“七十二行”不仅继续存在和开展活动，而且演变为全体广州商人的代表。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九大善堂，主要依靠商界的财力进行救济、救助事业，管理也完全由商界进行，善堂也是粤商参与社会活动的平台。1907年，一些有新思想的商人还建立了激进的政治团体粤商自治会。这些商人团体互相渗透，不少粤商头面人物同时是这些团体的领袖。每遇重大事件，广州商界往往以七十二行、广州商务总会、九大善堂、粤商自治会的名义联合行动、联名通电，表达粤商的共同利益与诉求，造成很大声势。
在传统社会，慈善、救助活动通常是商界出钱，官、绅主导和管理。但在清末民国前期的广东，商界不仅是慈善、救助活动主要的经济支柱，而且成为了主导者和组织者。1907年粤商主导举办的大规模平粜（对贫民低于市价售米）可为佐证。
1907年，由于自然灾害引发米价飞涨，官、绅、商都认为必须举办平粜以缓解社会危机。但官府、绅界都无力承办，商界认为，昔日官绅救济之法“俱已废弃不修”，“若非善堂行商担任巨款、转运平粜，以辅官力之不足，则嗷嗷遍野，盗贼满山”。于是，粤商和港商联手创办了“省港善堂商会行商平粜总公所”，在总公所协调下，广州各行分任平粜的补偿资金，推举商行到外省、外地购米，同时派出人员在广州和附近城镇清查贫户、登记造册、给发米票，并设立售米的米厂（面积较大可容纳多人的简易建筑）。当年省城、郊区和附近州县平粜米粮共5300多万斤，仅省城受惠的贫民就达359000多人。从平粜总公所的成立，到正式开始售米，其间不到一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需要完成广州与香港善、商界的分工合作，需要落实资金和完成一系列繁难的准备工作，售米时还要维持秩序以及防止舞弊、转售。考虑到当日的通讯、交通等条件，而且上述工作基本依靠商界的力量进行，那么，粤商在办理过程中显示出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效率，足以令今人赞叹。粤商通过这类慈善、救助活动赢得很高声誉，商界的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在地方事务中争得更多发言权。在一些官、绅、商的集会中，商界老行尊同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一同坐在主位，知府、知县反而忝陪末座。在大中城市，大小官员再不敢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动辄对商人抓人封店，还不时发表“保护商民”的言论向商界示好。
清末的粤商一改以往商人怕官的旧习，在同官府打交道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团结和力量，甚至敢于同高官叫板。1906年粤商争取铁路商办，在与以铁腕著称的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较量中，粤商完胜。在1907年维护西江缉捕权的斗争时，粤商自治会等商界团体发布通电，一再指斥外务部卖国，警告说如果对英国妥协，发生了动乱就要外务部承担全部责任。外务部的高官虽然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粤商自治会经常召集大会讨论公益、商务、治安、侨务、地方行政，甚至军事、外交问题，主持者多为商界领袖，参加会议的群众动辄数千人。在大会上商民们畅所欲言地议论时政，抨击官员，提出议案，向官府施加压力。民众受到官吏、兵警、外国人欺负，则跑到粤商自治会投诉，而粤商自治会也经常为受屈者出头。于是，官员、大绅士都觉得这帮商人风头太劲了，有绅士甚至称粤商自治会为“杀头会”，一再向北京控告，但广东的财政、治安都有赖商界，广东官府也就不敢、不愿采取激烈的压制措施。
粤商还积极参与晚清的政治改革。粤商自治会成立时通过的《自治章程》，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参政纲领。它规定，“自治”的范围是广东全省，自治会推举30人组成议事会，凡关于地方自治事宜，皆得自定条例，由议事会议定，禀报总督批准，然后公告施行。自治会有监督官府之权而不受官府监督。这个章程反映了部分粤商要求参政的急进态度，远远越出了清廷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许可的范围。商人要建立具有立法权的机构，同官府平起平坐，甚至要摆脱官府的控制，自然不可能得到官府的认可。但无论如何，粤商的团体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势力扩大到各种公共事务，并在政治舞台中崭露头角。官员对商人越来越优容，商界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越来越高。商人团体在地方政治发挥如此大的影响，以及为维护自身利益敢于对政府持如此强硬态度的，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城市很少见。
粤商的局限与在民国前期的挫折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商业和金融业资本远超工业资本。粤商也主要由传统行业商人构成。1912年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在2512名会员中厂商只有96人，多数是传统行业商人。1921年初，广州总商会选举，选出的会董绝大多数仍来自传统商业行业。清末民国前期，即使在省会广州，在近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未形成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粤商就整体而言尚未实现近代化转型。
清末民国前期，缫丝业是广东的“龙头产业”，蚕丝出口通常占了广东直接出口货值的一半以上，加上其他蚕丝产品，甚至可达80%。丝业带动了广东的工商业。如果说，在清末，粤商因地制宜发展蚕丝业，不失为迅速发展经济的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到了民国，他们却未能寻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错失了历史机遇。民国前期长三角、京津地区、武汉一带发展近代工业取得显著的成绩，但广东却没有。
尽管在民国前期广东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工业，某些行业（如橡胶业）也算差强人意，但总的看，这些企业多数规模小、资金少。根据一项比较详尽的统计，1912—1924年全国在47个行业新建立了2107家近代工矿企业，广东只在20个行业中建立了109个企业；在民国初年有很大发展的棉纺业、面粉业、近代银行业，广东所占的份额微不足道。广东在新式工业方面已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在民国前期，珠三角近代经济的发展全面落后于长三角，到了30年代陈济棠治粤时，广东才建立了一批较大的近代工矿企业。
在民国前期的广东，以蚕丝出口为命脉、近代工业以缫丝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继续维持。粤丝的优点是柔润、易着色、有光泽，缺点是粗细不均匀，易断裂，甚至带有残屑、废物。其缺点主要是生产过程造成的，而丝商出售时以次充好等不规范行为更损害了粤丝的声誉。广东缫丝厂的设备，在19世纪末的中国可称先进，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仍无改进，生产又缺乏严格的管理，其技术已落在江苏、浙江等省份后面。1922年，美国丝商组织丝业集团来粤考察，劝告粤商改良丝业，但未获积极响应。粤丝由于质量不稳定，在国际市场竞争不过江浙丝和日本丝。粤丝的生产规模也没有扩大，民国前十年广东蚕丝的出口总额与清末十年相差无几。民国前期，广东商业近代化的进展也落后于江浙地区。
民国前期广东现代化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十几年广东一直处于动乱甚至战乱之中，全省盗贼如麻，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尤甚，工商业活动受到很大阻碍。统治广东的各个政权，都没有为发展广东经济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真正的保障。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民国前期，广东外贸入超大幅超过清末，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而且，作为同广东近代工商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群体——粤商，自身也有着种种缺陷。1912年，军政府号召商民购买《广东劝业有奖公债》的文章说：“我粤富商大贾，年中经营收入，最喜系购置田产”；“我粤商民，却有一种通病，就是只能经营小工业，不能建设大工场；能牟本国人之利，不能牟外国人之利。所以利源日绌，生计日就艰难”。这确实道出了粤商的通病。广东没有像张謇那样较有远见、较有魄力、具有全国影响的企业家。清末民国前期的粤商以及他们的第二代，也少有受过高深新式教育或留学外国的知名人物，与上海商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粤商内部行会习气严重，纷争不断。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粤商代表人物郑观应、张振勋，与广东本地商界渊源不深，甚至受到排挤，故在故乡广东没有太大作为，张振勋的主要投资都在广东之外。
粤路公司成立后的纠纷与迟滞，是粤商局限的典型反映。到1911年末，除了公司建立前已修造好的广州至三水的支路以外，公司在广东境内只修筑了170里铁路。时人认为，粤路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路股最多的广州、香港、上海三地商界各持主见、各有私心，风潮不断；二、大股东把持，引起大小股东纷争；三、缺乏资望与才略兼备的总理；四、湘鄂两省进展缓慢，担心粤路先成，广东吃亏。但以上这些看法只能部分解释股东内部风潮的成因。如果我们对当日广东商界作些分析，对粤路进展缓慢会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广东商界并没有经营、管理大铁路公司的人才，更没有在复杂地质环境修筑铁路的资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都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170里几年便修筑成功，但再往北修，困难就加大。粤商对修筑粤路技术上的困难缺乏基本知识，他们有收回铁路自办的爱国热情，也有筹集路款组建粤路公司的实力，但对如何管理这个超级大公司，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如何规划路线、组织施工等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在粤路公司起主导作用的广州商界，对公司的运作、议事往往仍按行会的传统习惯行事，香港股东一再批评广州行商“违背商律”，不是没有道理的。对如何存放、运用巨额的股金，广东商界也没有经验，控制粤路公司的一些广州行商，不能说没有以股银牟利的嫌疑。
在民国前期，粤商不仅在经济上作为不大，清末商界领袖在爱国运动中挺身而出、一呼百应的情景也再没有出现。粤商在辛亥革命高潮来临时支持革命，主要是希望避免动乱，更希望革命党人的新政权为工商业发展创造更多机会。革命党人作了很大努力，但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广东大治，商界因而对革命党不满，到了1913年“二次革命”时，粤商普遍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此后，粤商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有时，这种保守还以极为偏激的形式表现出来，1924年发生的商团事件就是典型事例。
关于商团事件，几十年来有不少研究成果，其前因后果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以往的论著都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帝国主义、南北军阀、买办阶级策动的反革命叛乱，但近年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港英政府、军阀都没有策划、鼓励、支持广州商团反对孙中山的政府。革命政府对商界的政策与策略或有可议之处，本文只就“粤商局限性”的角度谈些看法。这一事件由商界对革命政府税收政策、民间武器管理政策（革命政府扣押了商团购买的近万支新式枪械）的不满演变为武装反抗，商界缺乏远见以及僵化、偏激的态度是其中重要因素。商团既没有先进的政治理念，也谈不上有明确的策略，却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实行“共产”，大吹大擂地开会讨论全省商团联防，公然宣称要以实力“推翻孙政府”。当时國共合作的革命政府，当然无法容忍广州存在这样一个反对革命的武装团体。最终，商团实行全面罢市，政府被迫武力镇压。当时比较同情商团的《申报》有一篇文章说：“商团总部办事之人，皆商界分子，对于政治社会大势，多不甚了解，商联总部各事，听诸秘书处一二人所为，而该秘书等又多属好事而无常识之徒，故自商团总部成立后，所发布之文件，类多不依法律手续，往往因此而有逾越法轨之行动。”这些旁观者的话，从粤商方面分析了商团同革命政府矛盾激化的原因。商团事件使粤商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政治上遭到挫折，此后，粤商在全国的影响更难同江浙的商界比拟。
然而，苛责当年的粤商，既不公平也没有必要，他们在历史上曾有过出色的表现，经济地位、学养、视野的因素又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更无力改变国家和本省的大环境，没有取得更大辉煌是势所必然。但无论如何，清末民国前期粤商的贡献和局限，在今天未尝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