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教授公正观后感

桑德尔教授公正观后感（精选3篇）

篇1：桑德尔教授公正观后感

哈佛教授：对比德国等国 中国真是“市场经济”

2012年10月24日 02: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尔一起公开讨论，“钱不该买什么”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热门课程“公正课”

原标题：钱不该买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桑德尔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

“不过我光看笔迹就知道，这个‘谢谢你’写得很不情愿，像是受着某样东西的胁迫。”桑德尔说。

篇2：桑德尔：金钱与公正的交锋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Santa Ana）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的“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car pool lane）：高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6250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 3。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住权。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各类濒危物种。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1500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那些愿意支付1500~25000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咨询服务和当日预约就诊的机会。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约合18美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500美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至每天1000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在国会山为一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和其他人去排队。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励给他们一点钱。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378美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措施。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300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

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

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

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长，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实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营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排放权，以及一种近乎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一切都待价而沽为什么值得担忧

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

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我们不应当把一切事务都作价待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所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所具有的那种侵蚀倾向。

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挣钱的零活而非一种内在满足的源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雇用外国雇佣军去为我们打仗，有可能会使本国公民少死一些人，但却侵蚀了公民的意义。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切，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决定金钱应当以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想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

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无法以适当的方式对人作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创收的工具和使用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珍贵的物品和做法。我们不允许在市场上买卖儿童。即使购买者没有虐待其所购买的儿童，一个贩卖儿童的市场也会表达和传播一种错误的评价儿童的方式。儿童被视作消费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

或者，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应召去履行陪审团的义务，那么你就不能雇用一个代理人去履行你的义务。同样，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即使其他人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想购买它们。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公民义务不应当被视作私人财产，相反，它应当被视作公共责任。外包公民义务，就是在糟践它们，即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从“市场经济”滑入“市场社会”

上述事例阐明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

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过的辩论。由于我们没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也就是由于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having a market economy）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being a market society）。

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应当可以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这些都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由于它们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所以我无法承诺给出终极性的答案。

篇3：桑德尔:公正交易的双重标准

怎样的交易才是合情合理？

销售商利用大风雪的时机将雪铲价格翻倍，这是否合乎正义？灾难降临，饮用水涨价，这种作为是否正确？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关于公正合理交易的不同标准。但究竟哪种标准是真正合理的？

以雪铲涨价为例，我们看到两种关于“合理交易”的衡量标准：

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功利”标准：价格上涨后供应自然增加，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所以涨价是公正的。

另一种是“自由”的标准:市场经济下看似自愿的行为其实并非是自由做出的，而是被迫做出的，不自由的选择就不公正。

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大家更胡涂：既然两种观点都能自圆其说，却得出了迥异的观点，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究竟怎样的交易才是合情合理的呢？

问题出在我们最初的假设。我们初设的前提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考虑一系列问题。在我们可以决定某种资源的分配方法之前，必须先确定、或者至少先讨论，这些资源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可以用来进行市场交换的。

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银行不一样，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分配，因为公共资源不应该使用市场经济原则；灾难降临时的饮用水和正常天气里的饮用水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分配，因为这时的饮用水不应该作为交易的客体。

结论显现出来了：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用来交易的。

如果一个社会中，应该用市场交易的资源采用行政方式来分配，而不应该交易的资源却借助市场机制来分配，就会造成经济秩序和社会的混乱，整个社会都会无正义而言。

这是我们今天关于公正的标准紊乱的根源所在。

商业应该追求什么价值？

我到世界很多国家访学，也与来自不同文明国度的人进行过交流。一些秉承正义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本地商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压榨职工深感忧虑。

我给出的办法是，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调控和管制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诚信文化来促进和提升道德水平，鼓励商人秉承诚信原则。建立职业协会或商业协会的方式在很多国家收效不错，美国就有一大批这样的协会。

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教育。通过教育来告诉商人，什么才是商业秩序中最根本的“公正”。

经商应该追求什么价值？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还是改善更多人的生活？显然不是后者，因为这是政府和慈善家的事情。前者，当然更不是。

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吧。假设有这么一家公司，强迫工人在没有防护措施的化学工厂里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可是，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都开始患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该公司的经营方式进行管制吗？比如政府要求该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才能继续开工。如果你相信政府干预市场交易是不公正的，也会认为《健康安全法》是不公正的。针对这个例子，我认为，原则上商人没有权利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商人为什么没有这种权利？因为，一旦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利，别人更重要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会有一种诱惑，假设市场本身有能力实现公正。其实，市场只是有益的工具和手段，可以提高GDP、实现繁荣，但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并担心，非市场的产品和价值观正在被市场侵蚀。因此，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市场的局限而非仅仅是市场的优势，反思和讨论那些钱买不到的社会产品和价值观。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什么是商业领域的“公正”了。

公正不仅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自由的个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也不仅为了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政府或权威来主导分配。公正的商业持续还应该保障和推进美德、共善及良善生活，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并秉承这样的理念经商的商人，才能获得持久的成功。

什么是“公正”的政策

相比商人的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公正”。不公正的政策非但不能鼓励商人“正当致富”，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毁坏。

这次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的访学让我思考更多。政府在过去几年对待国企和民企的态度不用说了，把民营企业限制在很多竞争之外，而由国企垄断那些本应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资源，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

最近，治理通货膨胀恐怕是中国政府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听说，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对房价、菜价等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进行限价。诚然，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公共利益，即为了使得老百姓稳定生活，所以政府可以说自己的干预行为是公正的。然而，站在商人的角度来看，政府的限价或定价肯定损害了一部分商人的实际利益。从绝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政府的干预行为又是不公正的。

首先，政府对价格进行控制，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不公正的。只有自由经营，人们才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自己的生意。为自己的交易设定价格是每个人的自由，而政府对价格进行控制的行为就损害了他们的这一自由。但另一方面，应对通货膨胀时，价格控制成为了一项被越来越广泛地加以运用的政策，无论是直接地还是以间接地。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既然政策已经出台了，经济学家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探讨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是可行的。

对不起，我应该说，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价格是“最有效”的。因为，通过限价来干预市场，根本就不“公正”。

还有更错误的。

政府为了缓解拥挤，实行私家车限行政策，每天根据车牌尾号公布哪些尾号的车可以上路。这个政策引发的更多的不平等，因为富人可以每天开不同的车，达到每天都能使用私家车出行的目的。

本来是为了减缓人口增长而实行的计划生育，但富人只需要支付一笔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再生育子女，而穷人却因为无法支付社会抚养费丧失了生育的机会。这个政策是基于个人平等地占用社会资源出发制定的，却把生育权变成了商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呼唤公正的商业秩序也不是由单一的市场因素决定的。市场能够推动经济飞速发展，但一味地推崇市场价值可能排挤、破坏福利、美德等非市场价值。这需要有非市场的手段对放任的市场行为进行纠正。

但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不是为了“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应该考虑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能通过簡单的行政方式达到目的，当然是好事，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如果这些政策往往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正当利益，就不是公正的政策。不仅如此，这样的政策还会迫使这部分人通过“不公正”的方式来减小给自己的带来的“不公正”，由此产生的结果与政策的初衷恰恰背离。

中国和美国同为市场经济社会，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经常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我们希望这些政策，认可和发扬市场理性，顾全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又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同时也能对并不为市场看重、却难以用金钱买到的善与美德给予高度倾注。这样的政策才是好政策。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蕊佚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 辑 潘 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