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精选7篇）

篇1：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仲 裁 还 是 诉 讼 ？

------保险合同纠纷争议解决方式的比较

关键词：责任保险、仲裁条款、诉讼、二审、专业性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包括青岛地区的各类保险公司在选择保险纠纷解决方式的问题上，大多倾向于诉讼的方式。虽然，在保险条款中往往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或仲裁或诉讼”的选择式条款，但因其不具有仲裁上的明确指向性，一般不会产生仲裁的效力。本文尝试通过对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的优劣性比较，试图为保险公司在纠纷解决机制上的选择提出一些浅显的建议。

在分析仲裁与诉讼的优劣性之前，笔者首先要排除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仲裁可能。这并非是因为责任险不属于仲裁的范围，而是在于青岛市中院的司法审判意见以及当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处理方式，均跨越了合同相对性的理论，将保险公司作为类比“侵权人”的地位出现在诉讼当中。这就决定了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范畴内，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本文的讨论，不包括机动车强制责任险的范畴。

所谓仲裁是指纠纷的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协议, 自愿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做出裁决, 双方有义务执行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国外，由于仲裁具有的专业性、一裁终局性等特点，已经逐步代替诉讼作为解决经济类型纠纷乃至保险纠纷最为常用和

便捷的争议处理方式。但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建设及法制观念等多种因素，仲裁在争议解决领域具体至保险方面还是处于萌芽的起步阶段。本文结合仲裁与保险的诸多特点，就仲裁与诉讼在解决保险争议上的优劣，做出以下说明。

笔者首先认为仲裁在保险合同领域推广适用，比司法涉诉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仲裁的“一裁终局”特性可以大大的缩短保险理赔的周期，为保险快速结案创造有利的条件。

仲裁与诉讼的第一大区别就在于其“一裁终局”的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保险纠纷适用仲裁解决方式就可以为公司在合规、理赔等环节上缩短办公周期，避免了二次涉诉的可能性，对公司经营成本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有利的因素。

第二，仲裁的作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机制，可以降低“同事不同判”的法律问题及保险判决水平低下、保险判决指导意见朝令夕改等审判实践问题的发生机率。

保险合同纠纷在诉讼中的解决往往因为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的特点，在审判实践中涉及诸多的法院。以青岛地区为例，七区五市的基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一般都具有管辖权。但由于我国司法梯队建设落后、基层法官法官素质低下等社会因素，保险合同纠纷的主审法官往往对保险合同的性质乃至保险合同的基本定义都欠缺一定的认

识。最终导致保险合同审判案件样式的层出不穷。一些一审案件往往将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视若无睹而错判百出，致使保险公司不得不在二审中寻求保护并陷入到案件拖沓的麻烦中来。更有甚者，一旦二审法院在领导人员、审判人员岗位上的调整往往会产生办案人员在保险合同上法律价值观念的不同，从而让保险公司在同一类型案件上的应诉都无所适从。而仲裁具有的大地域性的特点，会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以青岛地区为例，仲裁的机构只有青岛仲裁委员会，机构的单一性及人员的统一性，可以为仲裁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提供更加规范、便捷的条件。

第三，仲裁的组织特性，更有利于合理、合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保险争议，不公开审理的特点也有利于维护商业秘密及一些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仲裁员的选择一般为该领域的专家。以保险纠纷为例，专家办案就决定主持仲裁程序的仲裁员必须是在保险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的专家、学者。仲裁员的选择，也不会是当事人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单方选择，而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体现。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充分表达自己对纠纷的看法及建议。当事人的合法、正确的意见均会在仲裁书中予以采纳和体现。双方对抗的对话，完全可以视为产生真理及解决纠纷的过程。

同时，不公开审理又可以维护双方的声誉，保护双方的商业秘密，有利于纠纷的尽快解决。

第四，仲裁的大量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案件争议的风险，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

仲裁与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仲裁的收费较诉讼要高。以同为标的10000元的案件为例，诉讼的案件受理费为50元，而仲裁的收费为615元。并且随着标的数额的增长，其差距会越发的明显。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被保险人选择解决争议时多一份应有的慎重和思考。极大地降低了部分当事人乱诉的可能性。对公司运营成本的控制、结案周期的缩短，都有一定的帮助。

综上，保险作为经济活动的特点与仲裁解决方式是存在一定的契合性的。但是笔者也认为仲裁在处理纠纷的实践中具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劣势，具体表现为：

第一，仲裁解决方式对仲裁员的要求较高、也会对保险公司保险争议案件的处理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分析仲裁“一裁终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裁终局的仲裁原则对仲裁员的法学素养、保险知识、道德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裁决的撤销需要满足极为严格的条件。比照青岛地区的仲裁实践中，仲裁裁决被中院撤销的判例鲜有耳闻。这就使仲裁裁决具有相当强的确定力及执行力。一旦仲裁员在保险条款、保险性质的认识与保险公司存在分歧，其产生的仲裁后果往往不可逆转。因此，保险公司在考虑仲裁解决纠纷的时候，就应当在仲裁员的选择上以及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的认定等一系列保险事实认定标准统一性等问题上，予以一定的关注和考虑。

另外，处理保险纠纷的仲裁员往往是在各个保险公司中具有一定的职务的保险企业员工。为了消除保险企业相互之间由于业务竞争而对仲裁产生的顾虑, 建议仲裁机构对保险合同纠纷的仲裁一是聘请当地保险同业公会的专家为顾问, 取得支持和配合。二是聘请一些在非保险企业供职的社会各界保险专业的学者及熟悉保险专业知识的法官、律师为保险仲裁员。三是在各保险企业聘请的仲裁员中可实行本公司案件回避或各保险公司之间进行交叉办案制度。

第二，仲裁作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引入仲裁条款可能引起被保险人的不满和疑虑。

这几年，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在我们国家有着飞跃似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甚至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但我们也要看到，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在一般公民的思维方式上往往予以忽视。相对于法院而言，仲裁在大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认同感等综合方面上明显无法与之相比。保险公司引入仲裁作为纠纷解决唯一方式，可能会引起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的疑虑和反感。因此，应加大对保险仲裁的宣传力度并及时对特别约定条款予以释明和确认。在订立具体保险合同时, 如选择仲裁的, 则应载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名称。当地有仲裁机构的地区, 在印刷保险合同单证上也可直接载明当地的仲裁委员会名称。

第三，仲裁机构是否能及时消化大量的争议案件，有待商榷及观察。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险的涉及领域逐渐加宽。单单一个机动车车辆商业险，就存在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自燃险、盗抢险

等各个类别的保险。其保险合同的纠纷产生率不可谓不高。因此，大量的案件集中在仲裁解决，未必会对案件周期缩短产生有益的影响。建议对保险合同的争议解决进行地域性区别，在青岛地区相对法官办案水平较高、结案率较高的地区选择法院，而对一些地区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选择仲裁。

通过以上的比较，笔者认为选择仲裁作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而言对保险公司更为有利。而且在保险合同中规范仲裁条款，推行仲裁制度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适当的予以取舍，从长远意义上更符合保险公司的发展需要。以上便是笔者的一些浅见，希望为公司的发展有所益助。

中国太平洋财产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陈思宏2012-6-16

篇2：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争议发生之后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交给第三方做出裁决，争议双方有义务执行该裁决，从而解决争议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案件和其他案件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

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依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进行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并且可以执行、撤销仲裁裁决。

仲裁与诉讼相比，又有自身的特点：

1、仲裁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达成仲裁协议，表明自愿将争议提交仲裁机关。而民事诉讼不需要双方协商，只要一方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法院就会受理。

2、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员。(其仲裁廷的仲裁员都是临时聘请的)而民事诉讼的审判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合议庭成员由人民法院决定。

3、仲裁一般不公开审理，这有利于保守当事人的商业秘密。而民事诉讼无特殊情况必须公开审理。

4、仲裁实行一审终局制。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再次申请仲裁，也不能向人民法院再行起诉、上诉。而民事诉讼可经过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

法系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德国、法国、中国等；而英美法系则当然以英国和美国为其代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不同点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法学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两大法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我仅从诉讼程序方面对它们加以比较。

一直以来，比较法学家们都倾向于假定，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中，相似的需要总是以相似的方法来满足。[1]但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却打破了这一假定。诸如简易民事诉讼的准备和进行、向法庭提出事实的方式、选择或询问证人或鉴定人的方式等的巨大差异，都使这一假定不能成立。而两大法系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差异，则受到了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如地理差异、民族习惯、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等，但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在许多方面不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两大法系的巨大差异。

英美法系中诉讼程序的许多特性，实际上是由一个决定性的事实造成的，即该诉讼程序来源于陪审制。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审制，而且是在严重的犯罪并且被告主张自己“无罪”时才使用。[2]尽管如此，英国的民事诉讼中仍然渗透着陪审制的传统。而陪审制的影响，使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一样，有许多特定的诉讼程序。[3]这也就使其诉讼程序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要求休庭。这就使得律师必须在开庭之前会见他的证人，以搞清楚他们会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于这种行为，德国的律师却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4]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什么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律师总是受人尊敬。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却总是给人按部就班的感觉，而显得不够精彩，律师很难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既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采用一次性审理的模式，那么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审判开始之前，律师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而法官对于争议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却极不清楚。据认为，法官靠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5]我们都知道，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上，律师独立地决定传唤哪些证人、提问证人。每个证人都是被一方提问之后，再由另一方进行反提问。提问证人也是律师智慧的体现，出色的律师常常能使对方证人的证词不可信，而无法被法官或陪审团采纳，从而失去了证据的效力。

律师提问证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听取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果发言，通常都只是“反对有效”或“反对无效”之类的判断性语句，以决定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可以被采纳。然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问证人的，但他们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并且保持中立，而倾向于少开口提问。曾经有一个案例非常经典地从反面诠释了法官这么做的明智，即“琼斯诉全国煤炭委员会”案：在该案初审时法官提问过多，使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提出证据，上诉法院仅据此就将该案发回下级法院重审。[6]这个案例同时也说明了英美法系中“程序优于权利”的原则。

篇3：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1 对待起诉的态度不同

《办法》时期的医疗起诉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针对医疗事故的起诉,必须有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作为起诉前的必经程序。第二种情形是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提出的“仅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条例》时期的起诉制度是采取直接起诉及法律优先制度。当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时,医患双方既可以协商解决,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

《办法》时期对待医疗诉讼起诉的态度是有保留的支持。通过对医疗事故诉讼设置一个行政处理的前置程序,使相当一部分医疗纠纷在卫生行政部门得到了解决,只有那些不服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医疗事故和直接以经济赔为由的纠纷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当时的医疗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至少作为起诉前的程序限制从制度设计上看是合理的。而《条例》时期的态度明显不同,基本上是鼓励诉讼,支持诉讼。通过《条例》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当事人设置了一系列的诉讼便利制度,当事人可以以医疗事故等民事赔偿责任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诉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相当一部分医疗诉讼案件,破坏了医患关系的和谐。

2 证据鉴定方式不同

《办法》时期的证据鉴定制度是主要是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它存在许多制度上的缺陷,如鉴定人员的组成带有明显的行政权威性;鉴定机制的排他性;自我操作性,等等,老百姓把这种鉴定制度戏称为“父子鉴定”,“自家人鉴定自家人”,不无道理。《条例》时期的证据鉴定制度则逐渐过渡到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和司法过错鉴定制度共存的局面。这两种鉴定制度的启动主体、鉴定主体、鉴定组织者、鉴定内容和鉴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鉴定的监督机制均有明显不同[1]。这种鉴定的双轨制带来了很大的危害:①加重医患双方的负担;②使诉讼期间延长不利于对患者权利的保护;③不利于患者的进一步治疗并对医院的正常管理带隐患,加大了审判难度,制约了诉讼效率;④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信力下降和医患之间的更加不信任[2]。另外,由于鉴定的双轨制与重复鉴定,使医师和医院面临了更大的败诉风险和赔偿风险,医师的职业压力大大增加,总体上不利于患者的治疗。而且,目前的司法鉴定有盖过医疗事故鉴定的趋势,据上海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介绍,该中心受理鉴定的300多例医疗纠纷,80%的医疗纠纷被推翻[3]。总之,目前的证据鉴定双轨制度在实践中引起了相当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3 举证责任制度

《办法》时期的举证责任由患方来承担。在医疗诉讼案件中,患方要证明:①医方有过失;②患方损伤与医方过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由于《办法》时期医院对病历的绝对控制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父子鉴定”,以及医疗行为的高度专业性,要使患者在没有专家证人制度或其他有助于患者取证的制度框架内承担这样的证明责任,实有困难。《条例》时期对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采取了举证责任的“特殊分配规则”(举证责任倒置)。设置举证责任特殊分配规则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平衡医患双方的举证能力。然而,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和转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果多因,一因多果是医疗过程中的基本特点,要医师来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过错,医师首先能做的就是把能想到的检查一一做完,尽量减少自己的过失,结果大大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医院和医师在能预见的风险范围内,也尽可能地逃避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和治疗。据上海医科大学对582位医务人员及管理人员的问卷显示,担心医疗纠纷而导致不愿收治危重患者或开展高难度手术观点的手术科室医师达62.99%。这种特殊的责任分配规则给医疗行业的正常运用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4 赔偿依据及处罚原则

《办法》时期的赔偿依据和处罚原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只有确定为医疗事故才有赔偿,赔偿方式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既没有精神损害赔偿金,也不按具体的损失数目给予赔偿。其次,《办法》时期把医疗事故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并责以不同的处罚。《办法》对医疗事故损伤的赔偿和处罚虽然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例如将既往笼统的一次性补偿分解为具体的项目并制定了详细的赔偿标准,且与具体的当事人生活环境相联系,并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然而,《条例》的赔偿标准仅仅是医疗事故损伤的赔偿标准,医疗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则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这种法律适用规则导致了令人困惑的后果:损害结果相同或相近,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可能比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赔偿更少;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可能比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赔偿更多,这是医患双方都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也是法院在裁判中难以解决的矛盾[5]。另外,《条例》仍规定不属医疗事故不予赔偿。司法实践中许多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患方根本不提起医疗事故赔偿之诉,而直接提起医疗侵权之诉,如果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则通过司法鉴定来运作,从头到尾避开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避开了医疗事故诉讼。结果,使该条款形同虚设,有损法律的尊严。

总之,《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设计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尽管因许多方面不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而被历史所淘汰,但是,它也有其合理的与科学的地方,例如医疗事故诉讼前置程序的设置,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的划分。《条例》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产物,难免会受到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与权利冲突的影响,虽然相比于《办法》有许多制度上的改进,但是,基于医学科学的特殊性,它的医疗诉讼制度设计还远远不能满足医疗纠纷解决中的公平,科学与合理原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改革与完善。

摘要：《办法》与《条例》时期的医疗诉讼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不同：①对待起诉的态度不同；②医疗证据管理及医疗证据鉴定的规则不同；③举证责任分配不同；④赔偿制度不同；⑤医疗过失判断标准及方式不同。结论是《办法》时期的诉讼机制存在一些合理性的制度，《条例》时期的诉讼机制仍存在许多制度上的缺陷。

关键词：《办法》与《条例》,医疗诉讼,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梁晓峰．论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差异[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1)：127-129．

[2]徐董兵．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民事诉讼程序衔接[J]．法制与社会，2007(2)：181—182．

[3]蒋德海．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践思考[J]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11)：53-56．

[4]樊静，姜潮．医疗纠纷的现状及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影响[J]．中国医院管理，2003(1)：29-30．

篇4：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角

[ 王礼仁 ]——(2010-8-16)/ 已阅704次

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

----以两个不同程序诉讼案例为视角

王礼仁

“婚姻登记瑕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从目前使用的特定语境看，所谓“婚姻登记瑕疵”，就是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不属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无效婚姻（又称绝对无效婚姻）和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又称相对无效婚姻）。“婚姻登记瑕疵”的范围很广，包括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登记结婚、使用虚假户口或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因疏忽婚姻姓名登记错误、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越权管辖婚姻登记，等等。凡是无效婚姻（包括相对无效婚姻）之外的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都属于“婚姻登记瑕疵”。

实践中，对于“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多数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极少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宣告婚姻无效，还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都是认为婚姻无效，都是以婚姻登记上姓名为婚姻当事人。那么，这种处理是否正确？“婚姻登记瑕疵”到底应当如何处理？有待研究，下面结合两个案例具体分析。

一、实例介绍——先看两个具体案例：

案例1：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袁姐与袁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生于1979年9月11日）。2004年8月18日，袁妹与蒋某登记结婚时，袁妹未找到自己身份证就持袁姐的身份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因袁姐与袁妹是双胞胎姊妹，长相十分相似，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发现，便进行婚姻登记。袁妹持上述结婚证与蒋某同居生活。而早在2001年12月25日，袁姐持自己身份证已经与王某登记结婚。

后因袁妹与蒋某感情不和，2010年初，袁妹在百般无奈下，在城区找到一

位律师，起诉与蒋某离婚，自己抚养女儿。

在诉讼中，律师发现袁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与其丈夫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不相符，袁妹结婚登记时的身份证是其姐姐的。律师得知，袁姐早在2001年便已登记结婚，因其身份证两次被登记结婚，按现行婚姻法的相应规定，已构成重婚。

律师建议先由袁妹撤回离婚诉讼，改由其姐先行打行政诉讼官司，撤销袁姐与蒋某的重婚。

袁妹便撤回了离婚诉讼，由其姐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袁姐与蒋某婚姻无效。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遂判决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

案例2：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刘红玲未婚先育而没有达到婚龄，便借用其姐姐刘路英身份证，自己照片与赵光武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二人以夫妻名义在宜昌市居住生活。2006年底，被告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8年4月21日，刘红玲凭结婚证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补开了女儿赵寒晶的《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上登记的赵寒晶父亲为赵光武，母亲为“刘路英”。

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看过我的《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他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我磋商。我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我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被告经依法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在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宜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处对刘红玲与赵寒晶作亲子鉴定，结论为：赵寒晶与刘红玲具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后又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

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

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二、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

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二、两个具体案例的诉讼路径和实体处理法理比较分析

1、从程序上比较

（1）“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此案，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以及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体现了经济、便捷、高效原则；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这也是“全国婚姻第一判”，具有里程碑意义。

（2）“案例1”则将一事分为三诉，一案办成三案，拖拉繁琐，耗时费力。一案办成三案就是：离婚案（撤诉）；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案。而且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并没有真正解决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只是解决了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

2、从实体处理上比较

（1）“案例1”案件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案例1”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这个定性是错误的。袁姐与蒋某并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更没有共同生活，婚姻何有？因而，这不是婚姻无效，而是婚姻不成立，即袁姐与蒋某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婚姻无效。如果把上述身份被他人冒用认定为婚姻成立，那一个未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已婚者？一个已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重婚者，并受到重婚罪的法律追究？袁姐既然属于重婚，为什么不追究法律责任？袁姐之所以不能追究重婚责任，原因就是定性错误。

其二，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到底如何？“案例1”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用宣告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代替处理了袁妹与蒋某的婚姻。这样处理，在程序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空挡”遗漏现象，使袁妹与蒋某婚姻无法进入实质审理。在实体上，袁妹只是一时找不到自己身份证，为了“救急”，使用了姐姐身份证，因此否认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成立和效力，没有法律根据。对此，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有详细论述，2010年《人民司法》（应用）11期也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案件比较圆满、科学。

首先，“案例2”判决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而不是无效，这比“案例1”准确。其二，“案例2”判决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是正确的；

其三，“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一案中解决了刘红玲、刘路英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并同时解决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等，案件处理的很完美。

这里对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要作一个特别强调和说明。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婚姻之诉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日本人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或撤销、离婚或其撤销之诉作出的判决对第三人亦发生效力。《德国人事诉讼法》第640条之8规定，“判决在当事人生存时确定的，该判决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均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局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三、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

通过上述两个案件比较，不难知道，婚姻瑕疵纠纷应当选择民事诉讼之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不直接处理婚姻瑕疵纠纷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比如，王某与陈某系叔嫂关系。2004年6月28日，原告王某与陈某的哥哥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因陈某的哥哥当时无身份证，故借用陈某的身份证与王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身份信息是陈某的，但照片是陈某哥哥的)。王某在得知该行为违法后，于2008年1月28日诉至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与陈某离婚。

法院审理认为，从王某诉陈某离婚一案来看，王某请求与结婚证上的陈某离婚，而实际是与陈某的哥哥在一起共同生活。王某与陈某既无结婚的意愿，又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其结婚证是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取得的，法院显然不能以离婚为案由处理此案。如果王某申请宣告与陈某的婚姻无效，也不符合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只能驳回其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故王某的救济途径是对瑕疵的结婚登记请求婚姻登记机关予以补正或重新确认，当事人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遂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对于上述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5集)》作为范例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认为：当事人以法定无效婚姻四种情形(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以及未达到法定婚龄)以外的理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我们认为，在离婚诉讼中发现婚姻登记瑕疵或无效婚姻情形，无需动员原告撤诉或驳回原告起诉后另行打婚姻无效的行政官司。可以将离婚之诉、婚姻无效之诉、撤销婚姻之诉、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合并审理。包括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反诉都可以合并审理。当然，在合并审理时，应当先审理婚姻无效、婚姻成立或不成立、撤销婚姻之诉，离婚之诉为备位之诉。在婚姻有效或成立的情况下，再审理离婚之诉。如婚姻无效或不成立，则不存在离婚问题，只就子女或财产处理。

在上述王某与陈某离婚案件中，陈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与王某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首先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

篇5：保险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比较

公司员工（农业户口）在公司（北京）工作了5年，今年离职。后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支付5年期间的加班费，以及赔偿社会保险待遇损失。

问：公司是否可以以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拒绝支付1年前的加班费和社会保险待遇损失？为什么（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社会保险和加班费是否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

篇6：民事诉讼与民事仲裁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于1995年9月1日起施行，届时仲裁正式成为仅次于民事诉讼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法律手段。仲裁作为一种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活动，它与民事诉讼既相类似，又有较大的区别。仲裁(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除外)与民事诉讼主要有以下六大区别：

第一，仲裁的受理范围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等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不属于仲裁的受理范围：而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既包括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也包括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等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第二，仲裁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不予受理；而民事诉讼则不须双方自愿，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协议，一方起诉只要符合起诉条件的。就应当予以受理。

第三，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定仲裁委员会；而民事诉讼则实行严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只有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协议选择法院管辖，但也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四，仲裁庭的组成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可以约定由一名仲裁员仲裁或三名仲裁员仲裁，当事人还可以选定仲裁员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而民事诉讼审判组织是实行独任制还是合议制，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当事人无权决定，审判人员也由人民法院自行指定，当事人无权指定或委托人民法院选定。

第五，仲裁不公开进行，只有当事人协议公开的，才可以公开进行；而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原则，只有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情况下，才不公开进行。

第六，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予受理；而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度，除特别程序等以外，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有权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

篇7：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

一、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对劳动合同争议进行仲裁, 并作出仲裁裁决。对于该仲裁裁决, 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服, 任何一方都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作出裁决。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必须履行。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非经仲裁程序不得提起诉讼。仲裁和诉讼依次递进, 不可逆转。

劳动争议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可能要经过三个法律程序, 即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但是, 从仲裁与诉讼关系上讲, 二者并不具有必然联系, 甚至从某种角度看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设置是并用两种程序, 而且体现不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自愿原则, 而将仲裁规定为诉讼的必要条件。同时, 如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在法定期限内不向法院起诉, 仲裁裁决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如一方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内容, 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 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执行,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裁定不予执行, 当事人在收到不予执行裁定书后, 在法定期间内, 可以就不予执行的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之间存在的问题目前, 我国劳动仲裁和诉讼虽然已经过多

年来的磨合, 但实践中仲裁和诉讼在衔接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 “仲裁前置”的弊端。

依据我国现行体制, 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有范围限制, 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些劳动争议由于不属于劳动仲裁机构受理范围, 或者因劳动仲裁机构错误地不予受理, 而无法诉讼法院, 最终导致当事人诉权无法实现。首先, 法律并未规定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在其后诉讼程序的效力, 一旦当事人提起诉讼, 仲裁中专业人员作出的裁决就当然不发生效力, 法院又必须对争议进行重新审理, 这样仲裁裁决前置程序的效力即显得异常“苍白”, 对仲裁机关的劳动付出也是一种不公平;其次, 劳动争议案件前置程序的设置给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增添了更多的程序障碍。当事人所有的诉讼请求都应经过仲裁才能向法院起诉, 包括在诉讼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和提起的反诉。

(二) 仲裁诉讼化。

“先裁后审”的争议处理机制, 客观上要求仲裁与诉讼之间的程序衔接, 当事人、社会乃至仲裁机构的主管部门均以诉讼结果来评价仲裁程序的运行。为避免仲裁公信力的下降, 诉讼规则被大量引入仲裁程序, 劳动争议仲裁显现出明显的诉讼化倾向, 仲裁应具有的简便、灵活的特征被弱化。

(三) 仲裁机关与法院对法律理解和适用不一。

当前, 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呈现出主体的多样化和争议内容的广泛性, 劳动法的形式、体系和内容日渐庞杂, 特别是目前劳动法律规范的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 甚至包括劳动部、最高法院、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批复, 因而增大了劳动仲裁部门和审判机关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难度, 同时很容易引起仲裁和诉讼对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分歧。特别是当争议内容涉及劳动政策和劳动法律、行政法规多, 对同一问题, 不同政策、法规规定不一致时, 如何适用;有的法律、法规相对于社会的发展已经滞后, 而新的法律、法规又尚未出台, 处理具体案件时, 如何适用法律;厂规厂纪的效力问题等原则问题, 仲裁部门与法院经常争议不一, 很多具体问题较难形成共识。

(四) 仲裁机关与法院沟通不畅。

目前, 仲裁机关与法院之间缺乏稳定、有效的协调机制, 造成彼此之间沟通不畅。例如, 对于应当仲裁而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 法院在裁定不予受理, 并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的同时, 在与劳动仲裁部门沟通的过程并不能及时有效, 有时向其发出司法建议, 建议其受理有关当事人的仲裁申请, 而有的仲裁部门有时不接受法律建议, 不接受劳动者的仲裁申请或者进行推诿。还有当劳动争议案件涉及范围大、社会影响大、处理难度大时, 仲裁机关与法院有时会为某些具体问题推诿。造成仲裁和诉讼环节上对劳动者保护力度不够, 仲裁、诉讼程序处理周期过长、成本过高。再如仲裁机关由于没有执行权, 而法院对于仲裁机关裁决的案件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执行, 显示不出仲裁所应取得的效果, 引起劳动部门的误会, 也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三、正确处理仲裁与诉讼的关系

针对以上分析, 妥善解决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之间存在的问题, 必须注意理顺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 “仲裁前置”问题的解决。

理论界与实务界撰文对现行体制改革提出不同的建议, 可归纳为四类, 即“一裁一审”、“只裁不审”、“只审不裁”、“或裁或审”。这些观点大多数分析视角都是立足于仲裁外部, 改革出发点都是基于裁审关系的重构。然而, 通过解决劳动仲裁内部问题来完善仲裁与诉讼关系配置问题更为重要, 不必非得改革重构二者的配置。

根据仲裁的原理, 仲裁结果应是一裁终局的, 司法救济的方式是在仲裁裁决作出后, 在一定的期限内当事人可申请法院撤销。发现仲裁违反了法律规定, 法院则依法裁定撤销;或在执行时通过审查, 如发现仲裁违反了法律规定, 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这样做既经济又有效率, 故在大量劳动纠纷需要处理的情况下, 我们应选择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作为社会权利或公权力处理劳动争议的主渠道, 并还劳动争议仲裁本来面目, 一裁终局。这是对现行仲裁前置制度的强化而非重构。

(二) 针对仲裁诉讼化提出的建议。

在仲裁程序上应该体现当事人意志, 仲裁规则也应灵活于诉讼规则。如果仲裁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纠纷, 而是沿用诉讼程序的刚性、繁复的程序, 其结果必然是仲裁制度失去本身的个性, 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此, 仲裁庭的组成尽可能体现当事人的意志, 设置仲裁员名册, 允许当事人各选同等数额的仲裁员, 并由仲裁委员会指派一定数量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 这样可以增加仲裁公信力和执行力。对非强制仲裁范围案件的审理, 仲裁可以进一步体现当事人意志, 如仲裁机构的有条件的选择、仲裁适用依据的合法选择等。同时, 仲裁规则要抛弃严密、刻板的诉讼规则, 实行合理判断规则。由公正的、高度专业化的仲裁员依自己的经验和法律知识, 更多地从实体公正的角度进行判断, 将能够让最弱势群体不必再面对最复杂的程序, 降低解决争议成本。

(三) 从劳动立法上对仲裁与诉讼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统一规定。

要从理顺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出发, 对仲裁与诉讼有关问题在立法上有疏漏之处予以补充、修改, 该明确的明确、该统一的统一, 以切实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 对劳动争议案件原则上要确定实行仲裁前置, 明确仲裁是进行诉讼的必经程序, 对突出体现了劳动争议法律关系特征的案件, 应严格运用劳动法加以调整, 先仲裁, 然后才能起诉。

(四) 人民法院对于仲裁机关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1、要积极执行仲裁裁决。仲裁机构没有执行权, 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生效后,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 那么就需要确定执行机关进行执行;2、协助财产保全。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其他原因, 致使将来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情形, 这就客观地存在着财产保全的必要性;3、协助证据保全。同财产保全一样, 在劳动争议仲裁中, 也会发生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 这也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对证据进行保全。有权采取证据保全的只有人民法院和公证机关。仲裁机构没有进行证据保全的权力。基于与协助财产保全同样的理由, 对劳动争议仲裁的证据保全也应由法院来协助进行, 有关立法也应给予认可或确认。

摘要：目前, 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日益扩大, 各种劳动纠纷日益增多, 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之间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与诉讼制度的比较, 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问题, 提出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诉讼,仲裁机关,法院

参考文献

[1]刘振军.劳动争议仲裁实用手册.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董保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