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精选9篇）

篇1：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教师：段丽君

有些书就是这样，看完合上之后，内心却依然久久无法平静。昨晚读完《激荡三十年》后，没经过梳理的各种纷杂念头折磨着我。今早，脑子里却突然冒出大时代三个字，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个大时代吗？都说《激荡三十年》是一本近代中国企业史(1978年-2008年)，可是作者吴晓波没有用过多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历史创造过程中人的因素，整本书侧重在写“人的命运”，本来，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

书中记载了接近百位的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他们当中，如今也许有人成为了福布斯富豪，有人成为了振兴民族企业的功臣，有人成为了阶下囚，或又有人成为了人海中的一个普通人。在1978年-2008年的中国，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大环境下，正是这样的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他们当中的有些做法也许在现在看来可笑，甚至愚蠢，但是，他们却是他们所在的年代的缔造者之一，他们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之势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他们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逐步成长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这是一本以写人为核心的历史书。1978-2008年的中国社会，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勤劳、聪慧、他们具有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洁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这三十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全书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浮现如此之多传奇般的企业家，诸如陈天桥、郭广昌、丁磊、任正非、柳传志、李东生、鲁冠球、李书福、马云、史玉柱、张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国演义》中层出不 1

穷的英雄任务一般。他们中许多许多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动不已。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故事。陈天桥毕业后顺风顺水到陆家嘴集团工作，迅速当上董秘，决定辞职创业之时，单位正准备要分房子，就有人好心劝他分了房子再说，他却想，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相比陈天桥，更让人感动的是李书福，为了进入被央企垄断的汽车行业，曲折反复，忍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只为了心中那个造汽车的梦想，也正是因为吉利的出现，中国的车价才从云端被拉到了地上，成为央企、外企心中的恨。读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们自己，是不是该多一点决心，多一点魄力，多一点坚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谁能预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败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吗？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撇开中国企业的具体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是有所启示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再到可持续发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且改革的意志无可阻挡。反观我们自己，从蹒跚学步对人生作出第一次尝试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条无可回头的成长之路吗，注定要不断地接受考验、不断地走岔走弯，并为此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明确目标。其实我们的人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国家的改革实践那样，经历过诸多次激情尝试后才能够把准方向稳步前行。只不过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无法与国家相比，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三十岁之前做加法，三十岁之后做减法”的道理。当我们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话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并慎重选择，以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将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阅读《激荡三十年》，无疑是一个百味杂陈的体验过程：亲切，因为和这段历史有25年的交点；陌生，因为向来处身事外不问天下；激动，因为青春的躁动被企业家的故事挑弄起来；遗憾，因为匆匆走过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小人物我至少没有在改革的跌宕沉浮中成为牺牲品。90年代末的基金黑幕给大众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它提醒小人物们千万不要被财富左右理智，集体的疯狂可以瞬间叩响天堂之门，但必将猛地跌进地狱之渊。在此我并没有给出价值判断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就像湖光千色，水波是冷的那样，光阴百代，时间也是冷的。时间会冷却所有的喧嚣和躁动，只留下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力量，稳稳推动历史前行。如果这么讲，曾经波澜不惊的生活倒勉强可以算是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了。只希望下个三十年，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多一份热情和自信，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担当。

《激荡三十年》给了年轻人一个梦，梦里述说着：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还在每天日复一日地以看报纸来打发上班的时间；还有那三个刚刚考进华南理工无线电专业的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又或那个刚从四川监狱中服刑出狱的还带着很重地方口音的牟其中。就是这样一个个小人物，他们凭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他们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凭借着他们的勤劳、聪慧、以及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和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造就了一个个又一个或成功或失败的中国企业传奇！

无论成功与否，我都更愿以一种仰望的神态来崇敬我们这些曾经中国企业历史的缔造者们，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复杂的体制政策和商业环境给了他们更多的挑战和阻扰，他们百折不饶、坚韧顽强、睿智创新、敢于冲破陈规等等这些品质，都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乃至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学习和传颂。

篇2：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上班伊始，单位就激荡出手，给每位员工赠阅《激荡三十年》上下两册。赠书，等于发“精神奖金”，比发奖金意义更深远。奖金终会千金散去不复来，而知识和智慧却会如经年陈酿，如万足黄金，越陈越香，越磨越亮。细细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滚滚东逝水，浪花淘英雄。《激荡三十年》一书，不仅大气磅礴地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作传，更是以解剖刀之细腻手法，剖析了名动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之成败，更多的是揭示败局。他们无不大起大落，引人深思。

联系最近热播的《三国》看，袁绍挥师百万，以绝对优势与曹操官渡大战，却惨败，只得百骑逃亡。时隔多年，曹操挥师百万，以绝对优势与孙刘赤壁大战，也惨败，逃亡时只得二十七骑相随。再隔多年，刘备挥师百万，以绝对优势与陆逊夷陵大战，最终火烧连营七百里惨败，命丧白帝城。正应了红楼梦那句：“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战场如此，何况商场乎？

历史是镜子。商场如战场，从来没有长胜将军。要有的话，也是那些既目光远大，又务实谨慎、不断反思进取之流。有道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沾沾自喜，须反求诸己，时时反思、警醒。唯有时时提问警醒自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道义，才能继续担负起时代重托，不停步，不松懈，才能不辱使命、发扬光大。

可以说，该作者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也给我们从业人员以棒喝。观照自己，照出自己的是个“小”字。

古人提倡“一日三省”，繁忙之人未必一定能做到。借读书反思反省一下，很有必要，受益匪浅。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爬山途中加加油，马力才会更强劲。

篇3：激荡十年

2011年, 我们将迎来中国连锁二十年。二十年, 对于一个人而言, 意味着已成年。一个行业的发展亦不例外, 通过近二十年的历程, 中国连锁零售业也已初长成。

回望过去十年间, 资本市场上演了无数集的生死对决与金钱永不眠。两年前, 华尔街那群玩世不恭的投资家们对金钱的狂热与贪婪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所幸, 中国在这场金融浩劫之中, 成了唯一的赢家。我们必须自豪, 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经济在全球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仍保持着高速增长, 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又借经济转型契机, 加速产业调整升级。

在发达国家消费尚未恢复元气之际, 中国的消费亮点纷呈, 而“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更是为中国国内市场的持续繁荣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2011年, 中国即将迎来“入世”十年。十年, 这个怀揣着千百年来孕育的梦想, 负重前行的泱泱大国, 从没有忘记在坎坷面前昂首阔步, 于搏击中豪迈澎湃。

中国零售业也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步入2011年, 展望中国零售业的下一个十年, 诸神之战正在上演:区域为王、外资下乡、品牌结盟、业态创新、资本生存、网购盛行等行业发展特点正展露锋芒……

我们聚焦于中国零售业在未来十年所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扩张、合作、创新、转型……这一系列的重要选择考验着商家的神经。

业态区域结构失衡, 企业发展何去何从?精细化管理将带来怎样的机遇?专业专卖店、购物中心、生鲜超市与网上购物被指拥有更大发展空间, 社区超市、大卖场、便利店急需更新经营理念……未来十年, 零售企业在提升营销能力方面将更侧重于基于单品管理的供应链整合、企业之间的品牌结盟、加强与客户的互动式购物体验与自助终端设备广泛应用。而电子商务更受关注, 商品品质、增值服务、营销创新、卖场环境与新技术应用成为影响消费者购物的关键要素, 多渠道营销、会员营销、体验式营销、绿色环保营销则是经营的制胜绝招。

新技术与新设备的运用是未来十年中国零售业发展的另一关键词。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让作为劳动密集型的零售业, 如何转换用工方式、提升工作效率、节约人力资源成为零售企业考虑的一大问题。而在供应链管理与客户关系管理方面, 新技术与设备的运用将带来物流管理技术、数据仓库技术、RFID技术、全球数据同步技术的进一步推广。

篇4：蓝色激荡三十年

在北京的很多商场，细心的消费者可能会注意到很多收银台的收款机居然标有IBM的标识。我们大概会惊讶，这个庞大的蓝色巨人居然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如此细微之处。其实，在现代金融逐渐成熟的中国，与我们生活更加关系密切的银行卡更加多的渗入了蓝色血液。从1978改革开放引擎开动，IBM就投入到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及金融改革的旅程。回顾这30年金融信息化历史，让中国这个具有13亿入口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达到技术前沿，具备领跑世界银行的条件，应该是IBM最为自豪的蓝色回忆。

抱歉，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了

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ICBC)启动了全国数据大集中项目。经过8年努力，数据大集中胜利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工行的信息化水平。随后，IBM又先后协助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完成了数据大集中的工作。在一次与IBM负责人的交流中，工行方面询问，能不能给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找个榜样和例子来，使我们在技术上有所进步?IBM的负责人则表示，抱歉，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了。

伴随着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三十年，在与IBM的合作中，中国的银行业逐渐被推到了全球的技术前沿。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初率领IBM团队进行银行数据大集中的历史，曾经在1995年至1997年担任IBM中国金融、证券及保险行业总经理，现任IBM亚太区副总裁及系统与科技事业部工商企业部总经理的秦尚民深有感触，在考察了中国本土银行的各项指标之后，秦尚民指出了要应对当时及未来金融形势的挑战，银行的技术体系亟待从人工操作转为智能技术。他提出了“五个统一”：总行出面，“统一规划”、 “统一硬件平台”、开发出适合国情的金融管理系统，“统一开发”、由总行推而至各省市，“统一推广”以及“统一采购”。

IBM将SAFE软件系统引入中国，并做了SAFE系统的中国式改进。SAFE系统给当时的中国银行业提供可以应用的技术模式。此外，IBM适时共享了SAFE源代码，促进了行业内交流，事实上也促进了行业标准的形成。SAFE开动了三十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联机”，直到2000年之后，SAFE系统才逐渐被取代。

在IBM对银行业提供的技术和服务支持种类繁多，而其中实现北京、上海两个数据中心的异地灾备令人印象深刻。鉴于中国银行系统的庞大用户群，如果两大中心合并出现问题，直接影响的就是上亿用户，破坏力和损失规模之大不容小觑。IBM集合全球善于解决此问题的少数专家，攻克实现两大中心合并的核心。使全年的安全时间比例达到了99.96％，并正在朝着实现99.999％的比例努力。

“军师”说

随着IBM由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型，IBM之于金融行业的角色也由单纯的技术提供者演化成了技术和服务、战略方面的“军师”。

目前，从用户角度讲，尽管国内银行业的技术已经到了全球的前沿，但是进入银行大厅，屡见不鲜的排队情况、办业务时繁琐的表单、处理业务时的不够迅捷，都让我们感到国内银行与世界一流银行的差距。对此，IBM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事业部总架构师程静说道，“对于最终用户，如果你要能够体验银行对你的服务是真的有改变、真的有改进的话，是体验在业务上的需求，客户的需求怎么能够很快地反映到后面支持它的IT系统。”也就是说，有了技术支持做强大后盾，服务流程、服务质量的改进应该是国内银行急需努力的。

“设施、整个的系统，也就是硬件设施可以很快追上来，因为硬件设施是最容易去建设的，尤其是从零开始起来的时候很容易的。但是难的是什么?这里面的管理文化、软性的东西是非常难的，需要积累。积累是需要时间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去在课里面学的，而是要自己通过做去感受，或者去使用别人的最佳实践去进行检验和实践，所以必须要通过实践。”程静说道。

除了银行本身的改进，在全球化趋势下重新定位，则是“军师”给出的又一建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逐渐开始由“世界工厂”向“全球领先者”的角色转换。在世界各银行的排名中，Top 10中已经渐次出现中国几大银行的身影。IBM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事业部银行业务咨询负责人、合伙人吴钺认为，现在经济形势普遍不被看好，但中国也有机会尽量少受其影响，甚至获得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其实就是要利用这种机会，趁着别人一瘸一拐的时候，咱们赶紧往前跑，这个东西如果抓不住的话，以后就比较难了。我们不是过于自信，但是确实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Information insiaht

从“工程师”到“军师”，从data到information，从information到insight，IBM也随着中国金融业的成长而成长。

全球CEO调查就是IBM成长到更为全面、更具前瞻性的巨人的标志。在“2008年全球CEO调查中”，IBM发现，很多CEO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变化速度加快，但影响并非总是正面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进一步的市场混乱已经不可避免等等。对于IBM一向倡导的创新，CEO们普遍认为，变革要超乎客户的想象才能赢得客户，要进行“颠覆性的创新”等等。此外，CEO们的一点共识让人眼前一亮：真诚，而不仅仅是慷慨。这来自客户和银行本身的考虑：客户希望CEO重视企业的道德建设，推进企业社会责任(CSR)规划，同时，“通过行善而广招客源”，也是银行认识到此的商业价值所在。

吴钺认为，全球CEO调查还从范围广泛的个人认识中，获得了一种对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提前认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点，世界会越来越混乱，我在5月份看到这个论点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惊讶。为什么银行行长说混乱，而且越来越乱呢?后来我发现到9月份再看，确实越来越乱，那个数据是从全球1130多位CEO里面调查，其中有将近130位的银行行长，每个银行行长谈到的都是我自己一小块，觉得自己的银行业务风险很大，很多贷款收不回来。但是如果我们把数据统计在一起，再统一的结果看，会发觉其中的异样。那时候我们可能不确定是否是金融风暴，但是我们感到不对劲。所以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汇合起来就是很大的一股力量了。从这个角度来看，IBM从调研确实察觉到这种趋势。”

对于时下关涉全球

经济、全球金融的次贷危机，IBM认为，同中国改革开放史无前例一样，我们对于金融危机、对于整个经济周期的认识也是要经历一个从高速增长的繁荣到低谷然后再度繁荣的完整过程，在未来的三十年，IBM还要和中国银行业共同成长、面对挑战。颠覆性创新

在谈到IBM的一贯传统——创新时，IBM大中华区副总裁、金融服务事业部总经理王天莪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与IBM研究院的同事闲聊时王天莪发现，她的同事居然正在研究一片荷叶。这位研究员认为，荷叶上的膜很薄，但是却可以让荷叶不受污染，这种功能让他很感兴趣。

作为金融事业部总架构师的程静，现在正致力于国内主要大银行进行SOA解决方案的规划和实施，这位带有工程师气质的科技团队带头人仍然认为，与工程师气质不同，IBM研究院的研究员更具有科学家的气质：善于想象、喜欢突破。这也是IBM提出“颠覆性创新”的底气：创新已经不容易，颠覆性创新更加显得富有挑战。

IBM认为，如果说1997年到2003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重点在安全运行方面，那么2003年以后则要把创新列为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因素了。

近年来，IBM共发布20余份金融行业白皮书及研究，并开始计划一项名为First of a Kind(FOAK)的金融行业与IBM研究院的合作。而2002年对著名金融服务机构普华永道的收购，也是从金融咨询方面增强了IBM的创新能力。

从金融电子化、集约化管理，到银行风险管理、客户为中心的理念，IBM和中国金融已经携手走过30年。从纵身投入当时难以预见结果的社会变革到如今在帮助金融行业的过程中渐入佳境，作为技术和服务提供商，在蓝色激荡的30年里，IBM帮助中国金融行业走到技术前沿，也将在未来帮助中国金融行业实现领跑者的角色突破。

成为中国的Ioopnet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网络广告投放费用的快速增长，很多房地产广告主加速弃“纸”投“网”，从而使一大批房地产垂直网站包括搜房、焦点网脱颖而出。北京写字楼信息网(www.beijingoffice.com.cn)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北京写字楼信息网创建于2001年，迄今拥有鼹鼠房地产网主网站、写字楼网、商业地产网、公寓网和选址通社区等旗下网站，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和最具商业价值的房地产垂直网站之一。根据艾瑞咨询2008年3月访问量统计排名显示，北京写字楼信息网用户日均访问页面量在中国房地产类网站中排在第一位。

“八年来，我们始终专注于为来自中国和全世界的企业用户与个人用户提供所有与办公室、商业及居住选址有关的互联网服务，致力于为用户提高选址效率，降低选址成本。”北京写字楼信息网总裁刘凯表示。北京写字楼信息网秉承“选址企业的合作伙伴” 的核心理念，塑造了业内最权威的新闻资讯与选址通服务品牌，成为中国商业房地产类网站的领头羊。

选址社区专项服务“选址通”是网站的主打服务品牌。通过“选址通”，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自由拓展其销售市场，而销售商可以构建自己的网上销售、报价系统，随时发布代理楼盘信息；选址会员可随时与40万注册用户群进行互动，从而直接带动的产品销售量及品牌影响力。

篇5：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在读本书以前先去搜索了作者，吴晓波，是一位财经类作家，而并非经济学者，那么该书就是科普性质的读物了。

大致浏览一遍回顾目录和书的序章可以确定，这是一本主要写2008年到2018年中国企业发展的书，讲了一些企业的衰败破产，而更多讲的是哪些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国内甚至国际竞争力脱颖而出成为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并且简单地阐述了一些其中的理由。当然从整体的架构上来说本书还是想往更高的立意去写的，但是由于是科普类的读物，所以没有什么模型去支撑，只能是以文字形式泛泛而谈。从宏观角度上来说，本书写了如下几个视角：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往周期型传统型行业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金融地产也在经历去杠杆，新兴行业的增长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

国际化：在过去十年里，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了国际，在美股上市，积极扩展海外业务，不似几十年以前只在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市场中也出现了中国企业的身影。

拉动内需—中国几十年以来的人口红利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在劳动力成本上，中国与亚洲的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这些年来中国也开始真正致力于拉动内需，也投资和消费需求来促增长。

技术破壁--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复杂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这一特征在改革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突破，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焕然一新。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本书中也谈了一些关于企业收购兼并的案例。结合我公司的情况来说，我公司处于通讯行业产业链的下游，盈利方式主要来源于工程承包，为劳动力型收入。总的发展空间就是看市占率和自身的运营成本，就目前几年的状况来看，我司想要寻求突破和发展，降低管理费用与维持市占率还远远不够，提高战略眼光在资本市场寻找机会使得业务类型能够扩展和延伸是长远发展之道。

篇6：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这本《激荡三十年-上〃下》是由青年学者吴晓波历时六载完成的。书中通过1978-2008三十年间改革开放后的成果，从民间的角度出发，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形式和国内的政策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面有成功，有傍徨，有失败，也有艰辛。我们能够看到改革开放之初先行者们的人生百态：“傻子”年广久的瓜子生意经；“温州八大王” 与以后“温州模式”在夹缝中的前行之路；“土皇帝”禹作敏从癫狂到毁灭的唏嘘与悔恨；“皮革换飞机神话”缔造者牟其中的狂想之旅......一段段故事勾勒出一幅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人们的探索、跃进和幻灭的浮世绘。

回到历史本身，78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其实就是国营、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的斗争史，至今依然。相比国

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对手抗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群体，令人难以置信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他们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他们在带领团队实现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拼搏历程中，不仅有力的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推波助澜；不仅探索了企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更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新时代英雄赞歌。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撇开中国企业的具体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是有所启示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可持续发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经济特区试点，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阅读《激荡三十年》，无疑是一个百味杂陈的体验过程：

亲切，因为和这段历史有二十多年的交集；陌生，是因为亲历许多大事件却浑然不知；激动，因为青春的躁动被企业家的传奇挑弄起来；遗憾，因为匆匆走过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却没留下什么。我们如同大部分人一样，不过是历史这汪洋中的沧海一粟；然而湖光千色，水波是冷，无论光阴如何流转，时间总是冷静的---它会冷却所有的喧嚣和躁动，只留下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力量，稳稳推动历史前行。

篇7：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能够说，不读此书，将会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要想成为中国下一代的商界精英，必须对中国过去的企业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所谓，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以人为镜，能够明得失。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说是一场没有计划的运动，有的只是中央领导简单的追求，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特殊得让一群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也有时会束手无策，他们只想让中国早一点富强，人民的生活好过一点而已。

从文中，能够看出中国的改革是始于思想解放的，往往思想解放一旦被提到政治层面，接下来必定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春雷，1978年如此，1992年如此，2008年看来又如此(很可能是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预兆)。然而，中国的改革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中央决策层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产物，其实不然，历史以真相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引爆的，是由一步步无奈的抉择所组成的。如联产承受职责制的创立，竟然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村民为生计而做出的政治冒险;默许民营企业的存在，其实是中共迫于一群上山下乡返城无法就业的知识青年而作出的巨大的政治让步;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检验真理标准”及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外，还有一场关于民营企业“雇工人数多少”的大讨论，而这场事关民营企业宿命的大讨论，竟然是因一位叫“年广久”的傻瓜引发的;更出人意外的是，最初政府招商引外资时，回来投资的港商竟然是当初被政府严打的偷渡客，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指甲钳大王”——中山的梁伯强。

中国的民营企业史，说他是一部血泪史，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从当初办民营企业会被视为反革命，至办民营企业被人笑话，到名不正言不顺，到允许做国营企业的垫脚石，到视为“私生子”，再到名正言顺。每一次的重大政策调整，每一次的宏观调控，首当其中的肯定是民营企业，在媒体眼中，他们每次都会成为批判的典型，讨伐的对象。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得实在太艰辛了。从这部书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企业一样存在进化论，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无数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磨难后，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企业类型，当然，存活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就已经死亡，如知名的温州“八大王”。生存实在不容易，而背负着伦理道德负担的生存更为不易，那些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很深的原罪感，一来因有很深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高考考场的失意人，走投无路的无业青年。二来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经过灰色的原始积累，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游走在禁区边缘而得以存活的，所以，他们整个群体都显得有点负疚感。事实上并非他们坏，而是因为现实让他们选择的，只能是那样的卑微生存方式。

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先知先觉的人物。深圳的崛起，最应当感激的也许应当是招商局的袁庚，是他，一个连处级干部也不是的小人物，竟然能够在中央决策层要回了一个圈——蛇口工业区，然后在里面完成了一项历史重任，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一个傻子“年广久”，抓住了中央默许民营企业存在的漏洞，硬是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傻子瓜子王”;中关村，让一群率先敢于下海办企业的干部顺利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就包括了日后的“民族骄傲”——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南方，一个叫王石的青年，只因看到了一出土地拍卖新闻，随即将企业转做房地产，日后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产业的标志性人物;在同样的地方，一个转业军人，拼命死钻复杂的程控机技术，结果让其一不细心带出了一个影响世界IT业的民营企业，他就叫任正非，而他所创立的企业，就是今日的企业标杆——华为;而身在国外读博士的张朝阳，在网络信息时代新经济的原始诱惑及一位新媒体研究教授的鼓动下，毅然回国创业，于是门户网站sohu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一向以来改制不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企业里的人。当习惯了官商作风，习惯别人看自我的眼色的行事，习惯了总是高高在上、不愿思考、不愿改变时，即使是再科学的改革方案也会失败的。早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限于企业经营者与主管部门的争权与放权，利润留成等宏观层面，根本没有触及企业的微观层面，没有触及企业的人事，福利，激励等敏感禁区，而是寄期望于国家的政策照顾，这样的改革思维，如何能扭转乾坤。国有企业，能够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一样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相反，一向得不到宠幸的“私生子”——民营企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打击，却总遇强越强，到最终，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再次证明了，“死于安乐，生于忧患”，这一千百年来早已为人所熟记的名言。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忘了这一句，迟早会死的。

伴随着大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沦落的还有商业道德，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原先朴素无华的人学会了奸诈，学会了斤斤计较。记得书中有个注记提到，海南上的人原先在买卖时，是不敢收钱的，交易时要卖者把钱压在箩筐底并且走远了才敢收钱，然而就在海南宣布成为改革试验区后，天南地北的“倒爷”就到海南炒起了汽车进口批文，原材料批文，黑市外汇，过不了多久，当时的省委书记给中央汇报时感慨万端，说利益使海南人民风淳朴尽失。除此外，还有臭名昭著的“晋江假药案”，他让一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封疆大员项南引咎辞职;还有温州的造假事件，近乎疯狂的地下金融活动——“排会”或“抬会”等。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让人迷失本性的地步，在书中，作者无限感慨地说市场经济的冷漠本性显现无遗了。

自从1978年那场有历史新纪元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就注定是世界眼中的焦点所在。而唯一遗憾的是，中国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却没有产生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点一向让外国人想不明白，更让我们想不明白。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忘却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忘却了我们是一个人，并且背靠的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争名夺利了，而忽视了自我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也许，著者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期望能帮忙大家找回一种对历史的感觉，重温一下一群人的来来往往，然后各自都能思考下自我的人生意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而今日，期望凭借这本记录了这30年以来酸甜苦辣的书，能够改变下一代人。

改革没有先例可循，人生同样没有先例可循，每个活着的人都在继续着自我的人生，匆忙间停下时，千万别忘了回头一顾，也许这样自我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篇8：“八二宪法”激荡三十年

1982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一张粉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发到了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每一位代表手中。随即，一张张表决票投向了设在会场内的30个票箱。

下午5时许，当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投票结果，3037票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话音一落，场内掌声雷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就此诞生。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出发，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方向。

宪法的至上地位，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宪法的起草、讨论、通过、颁布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尤其是现在，1个序言、138个条文、31条修正案所构建的中国宪法文本，它走过的每一步都反映出这个宪法在确定制度路线、功能制定、理念进步等方面的转变，这也同样折射出中国在这三十年以来所经历的发展路径。

八二宪法出台前的“四大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而1978年《宪法》60多个条文中依旧宣称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规定为“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不可否认，这部仍未走出“文革”阴影的《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大潮下，已然跟不上形势了。

距1978年宪法颁布两年多后，中央高层做出了比较重大的决定——重新制定一部宪法。

年逾耄耋的许崇德教授虽然听力不如以前，但是对三十多年前参与起草和通过宪法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1980年9月，参与1954年宪法起草工作的许崇德的人生轨迹又一次与宪法制定工作产生了交集，他被点名要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据他向《小康》回忆，彭真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而在此之前，1954年宪法早已被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代。

对于当时修宪的过程，许崇德向记者介绍到，制定这部宪法争议很多，涉及到的内容有很多方面。在摆脱“左”的长期压制之后，这次讨论思想氛围空前活跃。

“这是集体的创作，大家观点不可能一致，肯定有不一样的声音。”

一大争议——要不要写序言？

一部宪法呈现出来的形式首先进入了委员们讨论的行列，除了宪法的目录和体系内容，序言在宪法中该不该存在，应该以怎样的内容形式存在都是修宪急于解决的问题。“争论的问题大大小小无法用数字说明，序言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之前的三部宪法都有序言，然而当时修宪时有人提出‘宪法就是法律，就是条文’的意见，认为宪法不应该再有序言。但是相反也有人认为宪法应该有序言”。

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当时许崇德和同事们把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进行了梳理，发现有的国家有序言，有的国家没有序言。序言长短不一，有的就一两句话，有的则比较长。

最后一轮的结论是1982年宪法还是要保留序言。但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的宪法序言应该写什么？

“样板还是参照五四年宪法，提出的国家总任务，当时的任务是‘一化三改’总路线。然而1954年确定的总任务在1982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像三个改造1956年就已经结束了，工业化也初步实现了。”

即在宪法序言中作为綱领性国家的总任务也必然发生转移。

“序言一共十三段，第七个自然段提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许崇德认为，尽管当时序言中没有写“改革开放”，但其中还是埋下了伏笔，提到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虽然没提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是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了。”

另外这次将原本写进条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放进了序言里，“写成法律条文还是比较僵硬的，写在序言里灵活一些，带有指导性的意义。这是实实在在的考虑，从现实出发。比如你是宗教徒，他就当然是遵守宪法，但是让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比较僵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啊，从理论上来说不大行得通。”

二大争议——应不应该搞两院制？

许崇德回忆道，起草初期有人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搞两院制，好处就是“两院”可以互相制约，还可以发扬民主，“因为有些群众看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橡皮图章’，有什么提案大家举手通过，一起拍拍手，没什么争论，也没有互相之间的讨论。”当时提出的两院制模式是首先将人民代表的人数从三千减少至一千，并且分成两院，一院五百，然后两院进行讨论。

“当时我们构想的两个院，一个是全民选举组成的，一个是按照职业组织起来的，里面有工人、农民、医生等各个职业的代表。当然后来没有再深入下去，还是坚持了‘一院制’。可对于‘两院制’当时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

然而针对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时提出的“两院制”，许崇德认为“那是两码事，当时提出来两院制的人，他的主观愿望并不是要搞西化。现在一些人提出的两院制是要照搬西方模式，学习西方的法制。

三大争议——设不设国家主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设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部宪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单独列为一节，作为国家机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主席缺位，至1975年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此次修宪，要不要设国家主席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有的人说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那就不要设，有的人说有国家主席好，可以代表国家，比如说国内有什么问题，主席发令签字，好像就有权威了，有个主席体制上完备一些，但是不赞成个人权力过于集中。”许崇德说。

最终1982年宪法设立了国家主席，但是取消了原本属于国家主席的两项职权，包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主席虽然享有崇高的地位，但不能独立决定国家事务，主席职务较之以前虚化了。

“国务院实实在在管那么多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是实实在在的机构，所以主席是国家的代表，比如庆祝外国的国庆、签署外国使节的国书、以主席的名义发个电报，对于这类的事务也是一个需要。”

四大争议——检察机关要不要砍掉？

“当时恰好要精简机构，有人说检察机关这一块可以砍掉，一些国家就没有检察院，而由司法部行使检察职能的，检察官工作由司法部来管，司法部长也就是总检察长，所以我们不一定要保留检察机关。”

1975年宪法没规定设立检察机关，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开展检察工作。“这是很荒谬的，公安本身要受监督，公安机关不能乱捕乱抓。这样导致公安权力膨胀，又要逮捕人又要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就像踢球的球员和吹哨的裁判是一个人，他又踢球又吹哨怎么行？！”

新中国建立之后，学习苏联设立了检察机关，而且相对独立。“这个制度还是好的，但是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被认为凌驾于党委之上，因此在‘反右’之后，检察院就不起作用了。”

最后1982年宪法鉴于国情，从实际出发决定仍然保留明确检察院组织职权和监督程序，并新增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个就很全面了，既有法院，也有检察院。法院管判，检察院管起诉，公安机关是侦查。”在许崇德看来，这不仅是恢复检察院，还把司法制度组建的这三个机关的关系写得很明确，“这点很重要。”

当时有些条文基本没有什么争论，委员们无条件拥护的条文是——保护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

许崇德说：“这是因为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身的侮辱太厉害了。这次起草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对公民侮辱诽谤诬告陷害。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拥护支持的，这一条文在五四年是没有提到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问题，跟过去比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

1982年宪法中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1954年的宪法中，《公民权利和义务》是第三章，置于总纲和《国家机构》之后。八二宪法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五四宪法，但是特地将《公民权利》提前到第二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表明保障公民权利是制定宪法、建立国家的基本目的。”许崇德教授介绍道。

当时全国上下对这部宪法草案的关注和热情可谓是空前的，许多阶层的百姓都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了宪法草案的大讨论。统计显示，八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总共立了24条，比五四宪法多出5条，比七五宪法多出20条，比七八宪法多出8条。

四次修宪的变与不变

但八二宪法并非一劳永逸，此后30年间历经四次修改。

“八二宪法主要继承了五四宪法，经过四次修正之后，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是现在看这部宪法注定是有许多不足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向记者指出，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意识形态之争尚未尘埃落定，现行宪法从1982年颁布至今共经历并通过了四次修正案，但总体上保持了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平衡。

修改憲法，遵循什么原则？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研究对现行宪法做首次修改时，就确定了重要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修改宪法，只限于不修改就会妨碍改革的条款，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采取宪法解释的办法去解决。

“能不改则不改！这样做，有利于宪法的稳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许崇德教授说，现在修改宪法方式采用的是修正案的方式。

1988为“私营经济”争位置

1988年伊始，中国的“个体户”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意味着到工商局登记的时候，在“国有”和“集体”的企业性质之外，又有了另一选择：私营经济。

此次修宪，明确规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对其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可以说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后，中国的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已逾六成，这为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的制造分工都做出了近代史上最大的贡献。

1992为“市场经济”正名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翌年的宪法修正案，继“私营经济”之后再为“市场经济”正名，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次修宪中，“市场经济”一词成为亮点，而“计划经济”则在宪法修正案文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文本中将原来“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等内容，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等。

国家的奋斗目标同样随之变化，由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篇9：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能够说，不读此书，将会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要想成为中国下一代的商界精英，必须对中国过去的企业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所谓，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以人为镜，能够明得失。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说是一场没有计划的运动，有的只是中央领导简单的追求，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特殊得让一群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也有时会束手无策，他们只想让中国早一点富强，人民的生活好过一点而已。

从文中，能够看出中国的改革是始于思想解放的，往往思想解放一旦被提到政治层面，接下来必定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春雷，1978年如此，1992年如此，看来又如此（很可能是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预兆）。然而，中国的改革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中央决策层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产物，其实不然，历史以真相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引爆的，是由一步步无奈的抉择所组成的。如联产承受职责制的创立，竟然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村民为生计而做出的政治冒险；默许民营企业的存在，其实是中共迫于一群上山下乡返城无法就业的知识青年而作出的巨大的政治让步；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检验真理标准”及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外，还有一场关于民营企业“雇工人数多少”的大讨论，而这场事关民营企业宿命的大讨论，竟然是因一位叫“年广久”的傻瓜引发的；更出人意外的是，最初政府招商引外资时，回来投资的港商竟然是当初被政府严打的偷渡客，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指甲钳大王”——中山的梁伯强。

中国的民营企业史，说他是一部血泪史，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从当初办民营企业会被视为反革命，至办民营企业被人笑话，到名不正言不顺，到允许做国营企业的垫脚石，到视为“私生子”，再到名正言顺。每一次的重大政策调整，每一次的宏观调控，首当其中的肯定是民营企业，在媒体眼中，他们每次都会成为批判的典型，讨伐的对象。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得实在太艰辛了。从这部书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企业一样存在进化论，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无数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磨难后，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企业类型，当然，存活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就已经死亡，如知名的温州“八大王”。生存实在不容易，而背负着伦理道德负担的生存更为不易，那些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很深的原罪感，一来因有很深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高考考场的失意人，走投无路的无业青年。二来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经过灰色的原始积累，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游走在禁区边缘而得以存活的，所以，他们整个群体都显得有点负疚感。事实上并非他们坏，而是因为现实让他们选择的，只能是那样的卑微生存方式。

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先知先觉的人物。深圳的崛起，最应当感激的也许应当是招商局的袁庚，是他，一个连处级干部也不是的小人物，竟然能够在中央决策层要回了一个圈——蛇口工业区，然后在里面完成了一项历史重任，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一个傻子“年广久”，抓住了中央默许民营企业存在的漏洞，硬是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傻子瓜子王”；中关村，让一群率先敢于下海办企业的干部顺利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就包括了日后的“民族骄傲”——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南方，一个叫王石的青年，只因看到了一出土地拍卖新闻，随即将企业转做房地产，日后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产业的标志性人物；在同样的地方，一个转业军人，拼命死钻复杂的程控机技术，结果让其一不细心带出了一个影响世界IT业的民营企业，他就叫任正非，而他所创立的企业，就是今日的企业标杆——华为；而身在国外读博士的张朝阳，在网络信息时代新经济的原始诱惑及一位新媒体研究教授的鼓动下，毅然回国创业，于是门户网站sohu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一向以来改制不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企业里的人。当习惯了官商作风，习惯别人看自我的眼色的行事，习惯了总是高高在上、不愿思考、不愿改变时，即使是再科学的改革方案也会失败的。早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限于企业经营者与主管部门的争权与放权，利润留成等宏观层面，根本没有触及企业的微观层面，没有触及企业的人事，福利，激励等敏感禁区，而是寄期望于国家的政策照顾，这样的改革思维，如何能扭转乾坤。国有企业，能够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一样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相反，一向得不到宠幸的“私生子”——民营企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打击，却总遇强越强，到最终，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再次证明了，“死于安乐，生于忧患”，这一千百年来早已为人所熟记的名言。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忘了这一句，迟早会死的。

伴随着大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沦落的还有商业道德，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原先朴素无华的人学会了奸诈，学会了斤斤计较。记得书中有个注记提到，海南上的人原先在买卖时，是不敢收钱的，交易时要卖者把钱压在箩筐底并且走远了才敢收钱，然而就在海南宣布成为改革试验区后，天南地北的“倒爷”就到海南炒起了汽车进口批文，原材料批文，黑市外汇，过不了多久，当时的省委书记给中央汇报时感慨万端，说利益使海南人民风淳朴尽失。除此外，还有臭名昭著的“晋江假药案”，他让一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封疆大员项南引咎辞职；还有温州的造假事件，近乎疯狂的地下金融活动——“排会”或“抬会”等。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让人迷失本性的地步，在书中，作者无限感慨地说市场经济的冷漠本性显现无遗了。

自从1978年那场有历史新纪元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就注定是世界眼中的焦点所在。而唯一遗憾的是，中国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却没有产生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点一向让外国人想不明白，更让我们想不明白。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忘却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忘却了我们是一个人，并且背靠的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争名夺利了，而忽视了自我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也许，著者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期望能帮忙大家找回一种对历史的感觉，重温一下一群人的来来往往，然后各自都能思考下自我的人生意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而今日，期望凭借这本记录了这30年以来酸甜苦辣的书，能够改变下一代人。

改革没有先例可循，人生同样没有先例可循，每个活着的人都在继续着自我的人生，匆忙间停下时，千万别忘了回头一顾，也许这样自我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