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的友谊想像作文（通用5篇）
篇1：血管的友谊想像作文
血管的友谊想像作文
我和老爸骨子里流的血是一样的，这谁都知道，可在这血的亲情里面还包含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感情——友谊。
我首先的开场白得讲我老爸几句好话。我啊，别的不好，就是胎投得好!我老爸是基本上是看透了红尘，不是时下常见的那种一折磨孩子为乐，还幻想着孩子成龙成凤的那种父母，不属于监狱长的那种类型。就拿打网球这事来说吧，别的家长，就像是孩子是小偷似的，不得不盯着孩子，还板着一张脸，手上拿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把刀。他们的孩子在教育之刀的淫威下，不得不强装欢笑的“赤膊上阵”，在这行列之中，没有我。我老爸一副我办事你放心的样子出去了，我自由自在地打球，渴了喝水，累了休息。因为我爸的不同，他对我——他的.孩子的信任，他相信自己孩子是最棒的。他对我说：“爸爸管得了你一时，管不了你一世，好好去打吧!体育的本质就是强身健体!”
我爸还说家中的经济来源的擎天柱。万幸的是，我爸挣的钱可以和我的年龄同步增长，可爸从不给我零用钱，也从不让我依赖他，零用钱自个儿挣，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投稿、上课……挣的钱自个儿用，爸妈从不干涉。不过爸爸告诉我：“以后社会的钱不像爸妈的钱那么好挣，不仅要学会挣钱，还要学会花钱，要用现有的资本翻出加倍的利润……”
朋友们，从这行行字句之中，你难道没有感受出，这是一种友谊吗?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友谊，它叫血管里的友谊。
篇2：血管的友谊想像作文
关键词：初中作文；读写结合；评价；交流
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关于作文训练提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感。”“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少写命题作文。”这样的表述旨在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寻找素材，自由地、真实地表达，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然而，语文教学中作文训练一直处于近乎随意的状态，可以说，关于写作教学，一千个教师有一千种教法。语文教材关于写作训练的内容编写也是一变再变，但是不管怎么变，学生怕写作文、写不好作文的实际没有改变。
怎样让作文训练摆脱盲目，呈现常态化呢？
一、写作与阅读教学同步，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挖掘训练素材，让训练内容更加丰富，让训练形式更加多样，让训练更为常态
具体根据语文教材阅读材料特点，设计续写、改写、扩写、仿写、读后感等不同形式的训练，让作文训练与阅读教学紧密结合，以读促写，相辅相成。
1、对叙事性强、能激起学生兴趣的文章，设计续写训练。如续写《皇帝的新装》，游行大典之后会怎样？《丑小鸭》一文之后，丑小鸭又回到了养鸭场，故事会怎样？这样的续写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预知事物的能力。
2、对形式有特点、能换角度理解的文章，设计改写训练。古诗改写成词，诗歌改成记叙文，记叙文改成说明文；小说改成剧本。还可以改变语体：文言改成白话；改变结构，顺叙改成倒叙，重新组织材料；改变人称：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如：将《化石吟》改写成散文，从韩麦尔的角度写《最后一课》，《木兰诗》改编成《木兰从军》等等，这样的改写能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训练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3、对留有余味、能调动学生想象的文章设计扩写训练。很多短小精悍的文言故事，如《夸父逐日》《塞翁失马》《智子疑邻》《咏雪》等，都给学生很多想象的空间。开展扩写训练，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言文，又能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一举两得。
4、对有思辨性、能激起学生共鸣甚至争论的文章，进行写读后感训练。语文教材中的很多文章，如《杨修之死》《香菱学诗》《范进中举》《出师表》《孔乙己》《变色龙》《愚公移山》等，都为学生写读后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读后感将课本与学生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带着学生从书本走到书外，可谓活学活用。
5、对能唤起学生回忆、能激发学生情感的文章，进行仿写训练。如学了《散步》《荷葉母亲》《背影》《秋天的怀念》等体现家庭亲情、母爱的文章，布置学生写自己的家庭亲情故事或者家庭成员；学了《我的老师》《王几何》《羚羊木雕》等体现师生情、同窗情的文章，布置学生写自己的老师或者同学；学了《济南的冬天》《春》《夏感》等描绘自然之美的文章，布置学生写自己眼中的大自然，发现身边的美，用文章赞美自然。
二、推行常态化的作文评改方式，自评、互评与师评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评价更加立体，让评价更加高效，让评价更加及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第四学段目标指出：“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解。”
因此推行一种常态化的作文评改方式对于作文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
1、自评。组织中学生进行作文自评自改，这种做法不但使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学到的知识得到应用，而且还使阅读教学得到进一步深化；既端正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促进了语文第二课堂的开展。
2、互评。充分发挥学生在作文评价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变一支笔批改作文为几支笔，甚至几十支笔批改作文。在评改别人的习作时，相互观赏比较，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学有榜样。
作文互评互改，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在整个过程中，促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兴趣盎然。将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融为一炉，把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参与。
三、搭建常态化作文展示平台，增进交流，相互激励
写作本质上就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但是由于平常作文交流还太少，学生写作的成就感远远未能被激发。为学生另外搭建一座常态化的交流平台，让学生在交流、展示中获得自信。
1、搭建班级交流平台。如在教室布置班级优秀作品展览栏，组织学生编写班级优秀文集，督促学生整理个人文集等，让学生感受到写作的成就感。
2、搭建网络交流平台。信息化年代，学生很习惯网络交流，博客、空间等，都是交流文章的很好的平台。
总之，“不动笔墨不读书”，把作文训练与语文阅读教学、学生生活紧密结合，并通过形式多样的评价，通过有效的交流平台，力求通过常态化的写作训练，让学生习惯作文，热爱写作，让作文训练成为语文学习的一种常态。
篇3：浅谈作文教学中学生想像力的培养
写作既需要通过现象去获取材料，通过丰富的想象去丰满材料，又需要自己构思，运用一定的表达技巧去安排材料。要提高中学生的写作水平，必须将想象训练贯穿于作文教学之中。只有进行合理的想象，才能使文章成为一幅幅“绘画”，一张张“相片”。怎样在作文教学中培养他们的想像力，是语文教师的一项重要教学任务，也是我们在作文教学中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必要方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穿越时空，给作文插上飞翔的翅膀，写出充满奇异色彩，有个性、创意的文章。
一、在阅读和再造复述中培养学生的想像力
让学生根据所接触的语言符号，唤起和调动自己记忆中的有关表象，经过归纳、组合，从而在头脑中浮现出作者所描绘的形象，从中获得审美感。当然，这种阅读方法也可贯穿与教学之中，如语文课本中有一首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首小令旨在表达天涯沦落人的凄苦之情，但曲中既没出现太多人物，更没有直接体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要知道人们的感情是抽象的东西，难于表达，但曲中却通过“枯藤、老树、昏鸦、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有形的、具体可感的事物，表现无形的、抽象的凄苦之情，即用有形体现无形，这样就可使学生发挥想象，在头脑中体现出一副远在异乡、肝肠寸断，充满凄苦之情的天涯沦落人的图面。然后要求学生当一回编剧，把想象中的图画用剧本的形式体现出来，有一位学生是这样写的：
时间：深秋的一个傍晚
地点：零散的小溪边上的几户人家门前
环境：冷飕的西风，寂静的古道，长长的枯藤缠满了老树，即将归巢的乌鸦在树梢上盘旋。
人物和情节：游子吟道：“断肠人在天涯”
如此一来，这首元曲的主题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既让学生掌握了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自己如何在阅读中去发挥丰富的想象。当然，还不能就此为止，还必须进一步倡导和鼓励学生，调动积贮的记忆表象，把自己的理解融于其中，努力完善头脑中的再造形象，尽量以准确简洁的语言，用口头表述出来，以此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再造想象能力。
二、联系生活实际培养学生的想像力
作文教学应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导学生写身边的事物。想象作文毕竟也是作文，它的题材同样源于生活，如果离开了生活源泉，想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教师要经常指导学生广泛接触自然、社会，善于观察、分析周围的人、事、物，多阅读课外书籍，充实作文素材，增强感悟力。特别是要人为地创设或捕捉一些情景，全方位、多角度地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分析、思考。这样，学生想象的薪火会越燃越旺。
有一次语文课，学生们正在专心听讲，忽然一只蝴蝶飞入教室，翩翩起舞，瞬间学生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这只蝴蝶身上，顿时，教室里沸腾了，我刚想制止，突然灵机一动，问道:“这是一只怎样的蝴蝶?它来干什么?它仅仅是一只蝴蝶吗?你想对它说些什么?”话毕，学生来“电”了，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有的说:“它不是蝴蝶，是飞机的原始模型，是一架飞行器。”有的说:“它是梁山伯，找祝英台来了。”有的说:“大概是‘庄周梦蝶中的蝴蝶吧，它是庄周思想的化身。”……真是无奇不有。于是我因势利导，要求学生把看到的，想到的，想说的一一记下来，当作一次作文。很快学生就写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抓脑袋、咬笔杆的现象没有了。
三、通过表象导入培养学生的想像力
表象是想象的原料，正如贵重合金需要有各种金属作为原料一样，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平时积累的生活经验的表象入手，引导学生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如据事物的相似性进行想象，在黑板上画一滴水，让学生依据“水滴”展开想象：像物体向下坠落的形态，像砸在牛顿头上使牛顿顿悟的苹果，像忠实地环绕在地球运转的月亮……这些皆可成为描写的对象。此外，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爱好，启发大胆的想象。爱好美术的同学，可让他们围绕色彩、几何图形等进行想象；爱好音乐的学生，可让他们听琴声、虫声、水声展开想象……在教师的循循善诱下，变求同思维为发散思维，学生就能触类旁通。
当然，想象不仅依赖于过去体验过的感知表象，依赖于头脑中的记忆表象，同时更需要抽象逻辑思维的参与。写作过程本身就是运用创造性思维突破某些常规、习惯性思路的束缚，冲破事物的表象，揭示本质，深入骨髓，在作文中展现全新的意境的过程。在议论文写作中通过想象可以突破某些旧的传统观念或看法，提出立意全新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不知足者常乐”、“班门也弄斧”、“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这些全新的观点都是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外化。
四、打开时空遨游梦幻世界培养学生的想像力
想象就如同神奇的魔法，它可以用七原色将世界幻化得缤纷而绚丽，可以将中学生“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变幻得丰富而多彩。有了生活积累的表象的导入，就可以打开想象之门。想象的大门一旦打开，一切事物都将变形，即使是时空关系，也不再是牛顿古典力学的那种关系了，而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心理空间。时间变成了心理空间，客观的时空，再也不会阻碍人们心灵的自由翱翔。可以达到古人所谓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了。打开时空，我们的眼前便会出现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飞上九天揽明月，可以潜入海底捉蛟龙；可以与古人坐而论道，可以与外星人共进晚餐；可以自由遥控沧海桑田，可以任意调遣风雨雷电；可以展望千年后人类的衣食往行，可以使古埃及的木乃伊起死回生……打通时空，关键在于勇于打破固有的思维程式，使主体与客体获得超越本身性质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
写作，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既需要通过现象去获取材料，通过丰富的想象去丰满材料，又需要自己构思，运用一定的表达技巧去安排材料。但无论是现象、想象，还是构思、表达，都需要思维的训练，而思维的训练都是以“想象”为关键。因此，要提高中学生的写作水平，必须将想象训练贯穿于作文教学之中。【e】
篇4：血管的友谊想像作文
一、巧用文中空白，创设想像
如日本当代诗人、小说家清冈卓行的随笔《米洛斯的维纳斯》，对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审美之谜，提供了一种有趣而又富于启发性的解释。他说：“那时候，维纳斯就把她那两条玉臂巧妙地遗忘在故乡希腊的大海或是陆地的某个角落里，或者可以说是遗忘在俗世人间的某个秘密的场所。……米洛斯的维纳斯正是丢失了她的双臂，才奏响了追求可能存在的无数双手的梦幻曲。”那么，这首梦幻曲是怎样的呢？课文没有接着向下说，在教学中学生插上想像的翅膀， 大家纷纷议论着：“也许是被人像柱支托着”，“也许是扶着战神的盾”，“也许是托着一只金苹果”，“也许是拉裹着下身的披布”，“也许她的一只手正伸向站在面前的爱的使者丘比特”……学生们正是通过课文的空白，奏响了无数首想像的梦幻曲。
二、利用课后的思考题，拓宽学生的思维
在新教材中，几乎每一篇课文的最后都精心设计了一道或几道思考题，而且答案不求唯一，这就为学生的想像力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课后思考题：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地坛，使作者获得了对生命的一些新的理解，从而走出了残疾自伤的阴影，说说作者对生命有哪些新的理解？说说母亲给了作者哪些生存的启发？学生的想像五彩纷呈：“史铁生从‘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地坛景象中明白了自己应象园中的小昆虫和一草一木那样，虽身处逆境，但不能颓废、消沉，而应像它们那样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生命的喜悦，为世界增添一份活力。”“生死不该由自己决定，人活着应该顺应自然，‘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虽残疾，不能一味地想到死，应平静地面对死亡，从而获得顽强活下去的信心——热爱自己的生命。”“母亲无私地奉献出毫不张扬的母爱，以行动感染熏陶着残疾的儿子，史铁生终于理解了母亲，懂得了生活。”“母亲的在苦难中默默地承受着命运重压的活法，解答了史铁生怎样生活，怎样面对命运，怎样面对苦难，使他在逆境中更坚强。”通过课后思考题，通过类比、联想等手法，把信息进行重新组合、加工，训练了学生的想像的灵活性、独创性。
三、利用音乐，激活想像
在教学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就有关美妙音乐的描写，可以启发学生联想到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联想到刘鹗的《明湖居听书》中王小玉的演唱，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听唱的描写，再联想到巴金的《家》中觉新吹箫的描写。在教学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时，当读到“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时可以向学生提问：“李白一生爱月，想像明月是可以问讯、追攀和揽摘的，甚至可以解孤独、寄乡愁，请背诵李白诗中有关描写‘明月’的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把酒问月》)“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把有形、有限的课堂，向无形、无限的课堂拓展，符合“大语文观”的教学理念。
四、结合中心，拓展想像
想像是一种可贵的心理品质，是创造的基础。想像对时间、空间和物种界限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想像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语文教材中的每篇课文都是作者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产物。作者在创设情境和塑造人物时都离不开想像。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但要用生动、形象、具体的语言描绘作品中的形象，使学生由此及彼，浮想联翩，通过想像再现文章所描绘的人物或情景，还要给学生自由想像的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五、读写结合，放飞想像
想像离不开客观现实，根据学习要求“由实及虚，由此及彼”地创造新的形象，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有利于学生形象思维的发展。我在讲说明文《南州六月荔枝丹》时，让学生分成六个小组，每组发两个荔枝，边观察边描述议论概括。要求学生从外到里归纳出荔枝果实的特点，在大家观察描述议论的基础上写出一段介绍的文字，在班里交流。然后让学生与课文中介绍荔枝果实的一部分对照，比较自己写的一段与课文相应部分的差别。这时候学生阅读课文认真仔细。课文由名家诗文引入，运用了一些专业术语，运用了列数字、打比方等说明方法和一些修辞方法--这正是科学小品常有的特点--很能吸引读者。通过这种方式的学习活动，学生比较容易地掌握了课文的内容和写作特点。
当然，训练学生的再造想像和创造想像能力还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关键是在教学中要当作重要的教学目标来完成，使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教学环境中拓宽思维张扬个性，从而获得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的满足。
篇5：台湾的大陆想像
我的朋友似乎在这次选战中才听到这个笑话。他属于台湾的新生代，虽然父亲来自大陆，但自己却是一直偏绿的。我回答说，不仅听过，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区，还从小就听说过。在一二十年来的每次选战中，这笑话被民进党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个试图想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可见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各种政治立场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其实把这笑话中的“中国军队”换成台湾乡下人，台湾换成都市，在当年的情境下也一样成立。我与我的偏绿朋友都同意这是个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乡下人的笑话。
当然不止于此，其中还隐含着现代化的进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国的意味。而开始讲起这笑话的台湾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的暧昧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他以自身的位置，即接受了日本殖民者带来现代化好处的都市台湾人，来与大半是被国民党拉而来的大陆农民，进行对立比较。这种强化中国大陆落后性的刻板印象笑话就一直是泛绿阵营用来动员台湾选民的宣传策略。
这是我的上一代人，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现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辈，所陷入的身份危机。小说家黄春明曾经说过一个他们家里发生的事: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他的祖父很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父亲哀伤地哭着，他祖父不解地问他父亲：“孩子，是我们打赢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与我父母亲同一辈的黄春明的父亲，确实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好处，而有了与他们上一辈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辈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是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惟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得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中不同音），这名称与到世界其他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一样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他们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现代化风潮下以遗民心态苟活着，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一个日本兵的笑话来理解这心情：日本兵仔刚到台湾时，看到寻常人家屋外曝晒在大太阳下的一个个洗刷得十分干净的木桶，就像他们家乡用来装米饭的木桶，于是就拿来当饭桶使用了。没想到这些木桶原来是台湾人家用的夜尿壶，每天一大早就必须拿到屋外洗刷干净、曝晒消毒。
这是两代间的巨大差异，前清遗民的我的祖父母辈回首遥望的是“唐山”，吃穿阅听的是中国传统的闽南样态；而我父母辈，也即是李登辉这一辈，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
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
如此看来，由这一辈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战”后所渲染的水龙头笑话，就不只是台湾人讥笑大陆人或都市人讥笑乡下人的故事，也是现代台湾讥笑落后唐山，有着我的父母辈鄙视我祖父母辈的意涵。他们不只在讥笑隔着台湾海峡、外在于自己的对岸那群人，也在鄙视自己所从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内心深处鄙视着自己的“清国奴”身份。这个自我否定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情结。
“二战”后台湾有个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前后出生的。这时祖父母辈的“唐山”与父母辈的“支那”都已变成了“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八年抗战之后的新的中国。然而有着这么一段充满着奋斗与挣扎历史的新中国，对他们两代人而言却都是陌生的，必须赶紧补课认识。战争末期，大家预期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偷偷学习英语与北京话，父亲还曾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明白要迎接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中国，不是过去的唐山了。
光复后，台湾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将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请回来，因为这在“皇民化时期”曾被压制禁止。不过他们却发现从唐山过来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没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妈。这是一批受过中国现代化革命影响的大陆人，对仍有着旧唐山记忆的台湾人而言确实有点不一样了。然而不管如何，旧传统都一一恢复了，歌仔戏、布袋戏、酬神庙会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阵与八家将都回来了，但是传统的汉文教育，以及作为我祖父母辈的思想语言、用来读经吟诗的典雅闽南语，却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及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确立，却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压制的情况下，以日文作为接触现代知识惟一语言的我父母这一代人，在社会发言上顿时成了文盲哑巴的失语的一代。而原本用来称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词，却被转成“阿山仔”一词，还以特别声调说出，用来蔑称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半山”则用来蔑称抗战期间奔赴唐山参加抗日行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回来的台湾人。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传统唐山观念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只偶尔在祖父母提及陈年往事时脱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则是父母辈的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这是与“支那”一词及他们年轻时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年代从家族邻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觉概念。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戏曲与宗教习俗的解禁（这在日据时代末期是遭到压抑的），属于祖父母辈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活动又蓬勃起来了。于是我们这代人在小时候，可能一边听着父母唱日本歌谣桃太郎荒城之月，一边跟着祖父母去看歌仔戏山伯英台狸猫换太子；一边高兴地跟父母亲去看日本、美国电影，一边兴奋地站在庙口观看迎妈祖的热闹行列；一边到基督教堂去领糖果，一边牵着祖父的手去清明扫墓。父母为新生儿子命名，在日据末期皇民化压力下曾经出现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复后出生潮的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很多“崇尧、崇舜、尧雄、舜杰”之名，这显然是在我祖父母辈重新取得命名主导权下所取的名字，以尧舜之名重新召唤唐山先祖。经由这么一个迂回的方式，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似乎又与旧唐山挂了钩，然而却是在这唐山与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长的。
一个更大的影响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我们是战后重新接受“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但这教育已经不是传统的汉文教育，而是一个“新中国”的教育，这个新中国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轴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其特定的中国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传统，但基本上却是一个现代化的国族概念，传统只是用来支撑这个国族目标，尤其它又是撤退到台湾的偏安政权。
然而即使我们整天听着“领袖、主义、国家”，它所容忍的中国传统却还是能与台湾的民俗社会挂钩。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与台湾传统的戏曲音乐宗教习俗一致的，即使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态度，但尧舜禹汤与妈祖关公并列，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是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辈不一样的第一个重大的中国概念，神州大陆乃是我们的众神之州。而我们也很快掌握了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白话文，即使在发音上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到了六十年代就已经产生出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李昂等文学家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出场的几位殷海光在台大的年轻弟子许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辨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长对手毫不逊色。这个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了，国语成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思想语言。
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却大半只能是个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的分治敌对完全断绝了人的往来，而这种断绝情况比日本据台五十年间还要严重。日据时期即使有海禁，两岸的人还是可以往来，尤其是在闽南语区的泉州、漳州、潮州与台湾之间的亲族往还，如今连传统亲族往还都不可得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体接触与互动。
然而更重大的影响是，以“反共”作为重要属性的“中华民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对岸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妖魔之域。虽然“中华民国”有一个“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的目标，但这个“大陆同胞”是无脸的、抽象的、触摸不到的。在六十年代的台湾，我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国人”应当如何如何，但是这连海外华侨都算在内的“中国人”却不包含“大陆同胞”，那十亿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难同胞”，具体现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们即使很有兴致地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划着祖国江山的铁路线，但也只能是画饼充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七十年代之前成长过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国”。
虽然两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国版本，却都是在十九世纪列强侵凌中国时，作为一种对传统中国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继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条道路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对立的，他们在对美国与传统的态度上对立着，一个新中国内含着“反共亲美”并容忍传统象征，另一个新中国则是“抗美援朝”并走向“破四旧”的道路。同样是中国现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关键似乎在于如何对待美国这个新兴的世界霸权。在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这么一种反对大陆新中国版本的“亲美反共”教育。
美国的因素极为重大，它在国民党新中国的内部制造蜕变，它是五四运动有别于中共路线的另类出路。这也发生在五六十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借由《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展开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一连串的严厉批判，最后竟走到了“全盘西化”论。然而这并非五四的全然还魂，不同于当年五四全盘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线，发生在六十年代台湾的全盘西化论却是走向国民党的背后支持者──美国。如此，五四在台湾的重演一方面的确加强了新中国意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提供了内涵于反共亲美意识形态里的反中国因素，而且不论反的是新旧中国。
然而在日据时期，各种新旧中国意识在台湾的脉络里并非完全是断裂跳跃地发生的。从参加同盟会并在台湾延烧辛亥烽火而上了绞刑台的罗福星(一八八六——一九一四)开始，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每个环节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台湾光复。台南人翁俊明(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许为辛亥革命志士，毕业于台湾医学校，曾于一九一三年集结同志筹款援助国民革命，并与医学校同学淡水人杜聪明(一八九三——一九八六)于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未果而还。他后来又在抗战期间奔赴重庆，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接着也是毕业于台湾医学校的宜兰人蒋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孙中山学说，在一九二一年纠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协会”，推展台湾人民之启蒙运动，并在一九二六年成立台湾民众党，展开工人农民运动。而他的同学、挚友与同志——彰化人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响应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提倡台湾的白话文小说书写，被尊为台湾现代小说之父。
日据后期，台湾的工农运动蜂起。台南人苏新(一九○七——一九八一)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求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并于隔年回台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十二年，而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经香港转赴大陆，并在晚年当选政协委员。他的台南同乡杨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一九二四年赴日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台后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对殖民资本进行抗争。也是作家的杨逵原名杨贵，因慕水浒李逵之名而取杨逵为笔名，并在一九三二年发表获奖的日文小说《送报夫》，揭发日本殖民统治真相，后经胡风翻译成中文。然而光复后他却在国共内战时因发表《和平宣言》而招“国府”逮捕入狱十二年。出身贫贱的彰化人谢雪红(一九○一——一九七○)在年轻时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而得到极大的启发，后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与五卅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并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组织，回台活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政府逮捕入狱八年，光复后“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中组织二七部队抗暴，后经香港前往大陆，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所提事件、运动与人物等等，无一不是在同时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的每个环节。这是一个企图摆脱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与现代中国一起呼吸，共同成长，一个追求民族平等、主权在民与社会正义的左翼民族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在战争期间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光复后却也迅速恢复为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国共内战的惨烈，这支力量在五十年代初还是逃不过国民党极为全面的整肃，几乎遭到整个铲除。
这一传承虽然在五十年代几乎断了根，但在完全接受战后国民党教育的新生一代中竟还藕断丝连，在七十年代初台湾的大学校园里爆发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中重新公开接上了线。这运动不仅引发了对民主的诉求，也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企盼，对迈向理想大同世界的新中国的憧憬，这个火苗当然也迅速被扑灭，而那正是“文革”高潮刚过之时。稍后虽有怀抱同样憧憬且影响深远的，由苏新女儿苏庆黎(一九四六——二○○四)所办的《夏潮》杂志继之而起，然而随着“文革”的落幕与邓小平的复出，这么一种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憧憬与企盼遂进入一种压抑隐晦的状态。
在一九七一年与“保钓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并且促成“文革”落幕的，还有一连串极为重要的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同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此后，大陆在全世界范围重新取回了“中国”的名号，同时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开始崩溃，以战后新一代为核心的新兴台独势力借由党外民主运动也开始逐渐取得政治正当性，这三者是同时并存发展的。这正是台湾由反共亲美走到反中国之路的关键时刻。
从七十年代开始，大陆在国际上取回了中国名号，又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原来在五六十年代面貌模糊的“大陆同胞”，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却是既熟悉又陌生，这里存在着从南京到北京的差距，从带着吴侬软语余音的“国语”到高亢而有点兴奋的“普通话”的差距，从传统汉字到简体字的差距。而心怀多年故国之思回去寻找文化之根的人，找到了那些古迹胜地，但也就只是唐诗宋词三国水浒之地，以及残破凋零的宗祠祖茔，此外却大半是陌生的了，既找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的痕迹，连减了笔画的汉字都陌生起来。以致到了九十年代，台湾介绍大陆风光的电视节目都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其中一个很热门的节目就直接叫作“大陆寻奇”。
而国民党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只失去中国名号的正当性，它所建立的威权体制也在民主浪潮与经济发展下逐渐崩盘，而连带着崩盘的还有它那个版本的新中国理念。原来朗朗上口的“我们中国人”变得嗫嚅难言，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台湾人”。而原来从中国自由主义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汲取诸多思想养分的党外民主运动，这时也逐渐被以“我们台湾人”为号召的民进党所僭夺。
从六七十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开始，到二○○○年民进党成功夺取政权，新兴的台独运动虽然反对国民党版的新中国，但在国民党这几十年来将大陆妖魔化的“反共亲美”路线上却是忠实的继承者，他们同时也受到六十年代五四台湾版反传统的影响。而且当反共意识在九十年代已经失去其实质意义后，又很吊诡地被转化成反中国意识。即是说，在台独运动的这些多重继承线索中，新中国不论哪个版本，中国也不论新旧，都一概被拒斥了。而就在这个空虚关头上，李登辉一辈的“支那观”遂又被召唤回来，尤其是在一九九○年他借着要求重组国会的“三月学运”将旧势力清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之后，如此一路走到“去中国化”的今天。
九十年代冷战结束，美式资本主义成为惟一称霸的意识形态，而其“民主自由”遂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武器，成功地嫁接在“皇民支那观”的心态上。大陆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对于台湾在李登辉掌权后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种“落后”，“进步的社会主义中国”遂又沦为“落后的中国”。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五六十年前的水龙头笑话到了二十一世纪还能在台湾流行，而其主要对象已经不再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及其后裔，而是大陆的中国人。“皇民支那观”借尸还魂，隔着海峡望过去，竟然还是一个“落后支那”。这是从七十年代以降，在冷战与美国因素的交相影响下所促成的关键性转折，直到民进党在世纪之交取得政权。
二○○四年九月底，民进党籍的“外交部长”陈唐山批评新加坡反对台独的言论时，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新加坡，一个鼻屎大的国家，根本是在拍中国马屁”，其中拍马屁一语是以闽南语粗话说出。在接下去的纷争中，政治对手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外交部长竟然说出“鼻屎”与“拍马屁”这两个不雅之词，而媒体也将焦点放在这里。然而他们都一如往常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台湾的另一个影子，新加坡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也是闽南移民，与占台湾百分之七十人口的闽南移民讲一样的闽南语──台独运动者所一再标榜的母语，大半新加坡人是直接听得懂陈唐山的闽南粗话的。
“民选县长”出身的陈唐山（他竟有个唐山之名）说粗话，其实是用来强化他与在地支持群众的联系，并非说给其他人听的，更没考虑到新加坡人能直接听得懂他的粗话。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台独运动排斥中国身份的几十年来，他们不仅拒绝了中国，还拒绝或忽略了使用同一母语的其他华人。闽南语被他们直接称作台湾话，而看不到台湾之外讲同一语言的人群。民进党早期重要人物、“新政府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就曾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访问，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新加坡人居然也会讲“台湾话”！
这个台湾福佬人与其他闽南语地区的隔阂来自历史上的几次外力强加的断裂：先是日本占领台湾强迫海峡两岸闽南语区分裂，接着国共内战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对立再一次强化这个分裂。讲“国语”的国民党也不鼓励重建联系，因此，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难得见到听到或感觉到讲闽南语的非台湾人存在的。到了后来的台独运动更是将这原乡同语族的分裂视为理所当然了，闽南语遂成了排他的“台湾话”，也就有了康宁祥的笑话。因此，对于受到前后新旧政权影响的台湾选民，他们从台湾看出去除了是个陌生的新中国外，是看不到闽南语原乡的，更不用说同是闽南移民后裔的新加坡人或东南亚的其他华裔了，进一步说他们也是看不到亚洲的。而这里正是他们以闽南语为中心的“本土论述”的内在矛盾所在，难怪其中有人建议干脆放弃闽南语，而以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他们不只要去中国化，还要去闽南化，如此就再次陷入李登辉那一辈人鄙视其父祖辈旧唐山的自我否定情结里了。而这竟成了今天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以都市福佬人为主体的台独运动的深层意识。
在二○○四年为贯穿台湾南北第二条高速公路命名的问题上，被台独运动奉为神圣名号的“福尔摩沙”被列为首选，四百年前一艘路过的欧洲船只上的水手随口说出的这么一个偶然称呼，竟成了“新台湾”的开始。在这之前的二○○二年，民进党成立了一个叫作“V1492”的青年俱乐部，意在发扬“一四九二年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精神”。相较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留恋旧日本帝国之眼界的李登辉南进政策，年轻一辈的台独运动者则已配上了一副新美利坚帝国之眼镜。这里可以看到台独运动面对大陆/亚洲，基本上还是走着一条类似旧日本帝国“脱亚入欧”的老路，只是以更扭曲的姿态而已。
七十年代开始的变局并不只在台湾发生。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高兴地接见尼克松，预示了“文革”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中美和解带给大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国际局势上，更在大陆的新中国路线上。然而这次的巨大变化却是慢慢显现的，而且也更慢地才为台湾的人所察觉。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商人跟着回乡探亲老兵的步伐，一点一滴将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陆去，目标不是为了大陆的市场，而是为着同一个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市场开放的邓小平路线到了九十年代还在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大陆遂像磁石一样一步步将台湾商人吸引了过去。来到二十一世纪，受制于岛内的“去中国化”意识而被蒙蔽于大陆的崛起的台湾人民，突然发现原来落后的“支那中国”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带动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大陆的这个发展不论是对于崩盘中的国民党，还是新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孤忠之忱的统派，都是令人手足无措的一个“更新的中国”。
然而对在当局镇压党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长大、对蓝绿双方都持怀疑态度、也不太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的新生代，对大陆的这般发展却有不同的视野。他们与大陆同在承平时代成长的一代人一样是以当代惟一霸权的美国为标的，学一样美式发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迈克尔·乔丹，读《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译本。但因为政治对立的关系，他们却又是在这以讲国语/普通话为范围的大中华区，以美国为同一参考目标的合作兼竞争者。国共各自的新中国与台独的独立建国对他们而言都不再有神圣光环，甚至连旧唐山也是天宝遗事了。而他们最纯熟的语言则是从小说起的“台北国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台北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国语”，它既非带着闽南腔调的“台湾国语”，也非原先从大陆带过来的“南京国语”。然而这竟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语言，它所创造运用的一些词汇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中文华语圈中被广泛使用着。
在蓝绿不同中国观的纷扰中，这批使用台北国语的新生代从其他路径找到了多重互动管道。譬如台湾流行歌谣在新加坡十分红火，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台湾也红得发紫，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也拥有很多大陆的年轻歌迷。又譬如我的一个侄儿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刚退伍即背着行囊自助旅行，以三个月的时间走过大陆半壁河山，沿途结识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陆年轻人，他们无所不谈，除了统独问题外都可沟通。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中国/台湾应该是什么”的纷纷嚷嚷，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了，甚至连“中国/台湾曾经是什么”也不太成问题。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
新生代之缺乏历史意识有其主客观因素。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只看自己肚脐眼”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无根的一代”。然而他们的这种匮乏与其说是来自他们自身，毋宁是肇因于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嬗变。百年来介入这里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传承随意切断，对历史伤痕则是无情抹杀。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来站在台湾岛上回望大陆，从我祖父母辈看到的“原乡唐山”，来到日据时期接受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我父母辈所看到的“落后支那”，再来到接受国民政府教育的我这一代人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接着新兴的台独运动又将这神州之地描绘成“妖魔中国”。短短百年断裂如此之巨，嬗变如此之频，而两岸人民却都未能对自身这种断裂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