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F-β/Smads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进展

TGF-β/Smads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进展（共3篇）

篇1：TGF-β/Smads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进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

TGF-β多克隆抗体购自Santa Cruz公司,磷酸化Smad2/3多克隆抗体购自New Englang Biolabs公司,α-SMA购自Oncogene公司,LSABR+System、HRP(DAB)和En Vision TM+System、HRP(DAB)试剂盒为DAKO公司产品。

1.2 实验动物

糖尿病小鼠肾病模型制作方法[7]:2个月龄雄性C57BL/6小鼠36只,体重25~35 g,购自中山大学北校区实验动物中心。所有小鼠随机分成模型组(30只)[腹腔注射STZ 50 mg/(kg·d),连续5 d]和对照组(6只)(腹腔注射相同体积的枸橼酸缓冲液),观察16周。以血糖≥16.7 mmol/L为糖尿病诊断标准。实验组于实验第0、4、8、12、16周处死小鼠检查,肾组织以10%中性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1.3.1 肾组织病变程度分析

所有标本按常规方法固定,包埋,切片厚2μm,HE和Masson染色,光镜观察肾小球、肾小管-间质病理变化。

1.3.2 TGF-β和磷酸化Smad2/3免疫组织化学

采用LASB法检测肾组织中TGF-β和磷酸化Smad2/3的表达。取4μm石蜡切片,常规处理后,滴加预阻断液室温30 min;分别滴加兔抗大鼠TGF-β多克隆抗体(1∶200)和兔抗大鼠磷酸化Smad2/3多克隆抗体,4℃孵育过夜;滴加生物素化抗兔抗体(原液),37℃孵育45 min,滴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酶亲和素(原液),37℃孵育45 min,最后加DAB-H2O2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显色反应,苏木素复染,中性树胶封片,实验同时采用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TGF-β以肾实质及间质细胞浆内棕褐色颗粒为阳性,磷酸化Smad2/3以肾实质及间质细胞核内棕褐色颗粒为阳性。

1.3.3 肾组织α-SMA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采用Envision法检测肾组织α-SMA的表达。取4μm石蜡切片,常规处理后,滴加山羊血清封闭液室温30 min;滴加小鼠抗大鼠α-SMA(1∶50)单克隆抗体,4℃孵育过夜;滴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小鼠Envision多聚物(原液),37℃孵育45 min,最后加DAB-H2O2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显色反应,苏木素复染,中性树胶封片,实验同时采用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以肾间质棕褐色颗粒为阳性。

1.4 实验结果的定量

TGF-β和α-SMA半定量分析:应用IBSA 2.5图像分析系统显微镜200倍下随机选取20个视野,按阳性信号所占百分比进行半定量评分后取均值;Smad2/3半定量分析:400倍镜下分别随机选取20个视野,计算每平方毫米肾组织阳性细胞个数后取均值。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糖尿病小鼠肾组织TGF-β的表达变化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正常肾组织TGF-β主要位于皮髓交界的肾小管,肾小球基本无表达(图1a)。糖尿病形成后4周,TGF-β的表达明显增加,遍布肾小球和皮、髓质各肾小管,且表达随着肾纤维化的加重明显升高,第12周达高峰(图1b),第16周表达有所减少,但仍高于对照组(图2)。

2.2 糖尿病小鼠肾组织磷酸化Smad2/3的表达和定位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对照组小鼠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核内可见少量p-Smad2/3表达(图3a)。随着糖尿病的进展,p-Smad2/3在肾小球系膜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胞核及局灶浸润细胞核内的表达明显增加,于糖尿病形成后4周显著增加,并持续增加到第12周(图3b),第16周表达有所减少,但仍高于对照组(图4)。

2.3 糖尿病小鼠肾组织α-SMA的表达变化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对照组小鼠α-SMA仅表达于血管平滑肌,肾小球系膜区和肾小管-间质细胞偶有少量表达(图5a)。随着糖尿病的进展,α-SMA除了在血管平滑肌表达外,肾小球系膜区、肾小管间质、萎缩的肾小管周围、肾小管上皮细胞内及局灶细胞浸润处均有α-SMA的表达。于糖尿病形成后4周显著增高,并持续增加到第12周(图5b),第16周表达有所减少,但仍高于对照组(图6)。

2.4 糖尿病小鼠肾组织TGF-β、p-Smad2/3及α-SMA表达之间的关系

糖尿病小鼠肾组织TGF-β、p-Smad2/3及α-SMA表达均明显增加,表达时相一致,肾组织TGF-β的表达与p-Smad2/3显著相关(r1=0.807,P<0.01);p-Smad2/3与α-SMA亦显著相关(r2=0.804,P<0.01)。

3 讨论

肾小球和肾小管-间质损害是糖尿病肾病的重要表现,与肾功能的下降密切相关。肌成纤维细胞的出现是肾纤维化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肌成纤维细胞兼具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生化和结构特性,是纤维化疾病中细胞外基质产生的主要来源,肌成纤维细胞的数量与糖尿病肾功能下降程度呈正相关[8],这些细胞的起源不完全清楚。研究表明,近端小管上皮向细胞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分化是肌成纤维细胞形成的机制之一[9]。研究显示,TGF-β在近端肾小管上皮发生转分化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3]。Smad信号蛋白是近年来发现的TGF-β家族下游信号转导蛋白,TGF-β介导的纤维化都涉及Smad信号通路。Li等[10]研究发现,正常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和肾小球系膜细胞在高糖刺激24 h后,TGF-β表达明显上调,Smad信号通路被激活,表现为Smad2和Smad3发生磷酸化并移位至细胞核内,第3天Ⅰ型胶原的合成增加,表明TGF-β/Smads信号通路参与了高糖诱导的细胞外基质的产生。

篇2：TGF-β/Smads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进展

【摘要】Toll样受体是天然免疫系统识别病原微生物的主要受体，在天然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Toll-NF-κB信号转导通路能够引起一系列细胞因子合成增加，而这些细胞因子在病毒性心肌炎（viral myocarditis；VMC）的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探讨VMC时Toll-NF-κB信号转导通路的作用，对于揭示VMC的发病机制和筛选有效治疗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Toll-NF-κB；信号转导通路；病毒性心肌炎；细胞因子

【中图分类号】R54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12-0023-02

通常认为病毒性心肌炎（viral myocarditis；VMC）的发生与病毒直接损伤心肌以及病毒感染引起免疫紊乱有关。心肌细胞膜上的TLR4能识别病毒或是病毒损伤后的心肌细胞成分（均属于PAMP），激活后的TLR可进一步激活核转录因子NF-κB，后者则可引起一系列的炎症应答，包括炎性因子（TNF，IL-1，IL-6，INF-γ等）释放，细胞粘附分子产生，炎症细胞募集等[1]。当炎性反应时，这些细胞因子之间有相互的协同和网络作用，促成炎症的发生和发展；这可能是VMC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1Toll样受体4及其介导的信号转导

1.1Toll样受体4的发现及其配体随着对蛋白结构的阐明及其在天然免疫及炎症反应中作用的揭示，人们发现，果蝇受体Toll介导信号通路中的转录因子Dorsal及其抑制物Cactus与人类和哺乳动物转录因子NF-κB及其抑制物IκB有同源性[2]。1997年Janeway等[3]发现了第一个存在于人细胞表面的Toll样蛋白，并指出它对机体免疫，特别是感染免疫的重要性。TLR因与果蝇Toll分子高度同源，故称其为Toll样受体。目前，己发现人体有10个TLRs（TLR1-TLR10），均为I型跨膜蛋白。这些分子由胞外区、跨膜段和胞内区3部分组成。在研究心血管疾病中，TLR-4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TLR-4是主要的LPS识别受体，而LPS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外壁的一种组成成份。研究表明，LPS的识别和信号转导是宿主对G-菌发生防御反应的关键。革兰氏阴性菌释放LPS，在血流中与血清因子LPS结合蛋白（LBP）形成复合物，然后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的膜性CD₁₄相互作用。内皮细胞与成纤维细胞缺乏CD₁₄，但可利用可溶性CD₁₄，促进与LPS的结合。LPS、LBP和CD₁₄三者相互作用激活TLR4信号途径[4]。同时，脂磷壁酸、纤粘连蛋白、Syncytial病毒的F蛋白、紫杉酚（一种结构上与LPS无关，但可对鼠类细胞产生LPS样作用的植物双萜）都可作为TLR-4的配体[5]。

1.2TLR信号通路类型目前，关于TLRs激活胞内信号途径的认识主要来自对TLR4和TLR2的研究。TLR信号通路包括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的依赖性和非依赖性两个途径。

1.2.1MyD88依赖性途径MyD88依赖通路是所有TLR（TLR3除外）共用的。MyD88为TLR信号转导途径中的主要接头蛋白，C-端为TIR结构域，可与TLR、L-1R和IL-18R的TIR结构域结合，N-端为死亡结构域（death domain，DD），负责招募下游具有死亡结构域的信号分子进入下游信号转导。MyD88与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即IL-1R相关激酶（1RAK）的N端死亡域连接导致I-RAK自磷酸化。然后依次发生转接蛋白TNF受体相关因子6（TRAF-6）的寡聚化，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3激酶（Mitogen-activatedprotein3kinase，MAP3K）家族成员TAK-1，激活ΚIB激酶IKK-α和IKK-β，IKB蛋白的磷酸化和降解，NF-κB游离释放并转位至核内NF-κB与其他转录因子一起协同诱导促炎症因子IL-1、IL-6、IL-8等基因的表达，参与天然免疫应答[7]（图1）。

MyD88依赖的信号转导途径以包括MyD88、I-RAK1和IRAK4在内复合物的形成为开始，以NF-κB和MAPK的早期活化为特征。TLR-5、TLR-7和TLR-9直接同MyD88作用，而TLR-2和TLR-4则需要Mal和MyD88的共同作用。其中Mal是人们发现了第二种含TIR的接头蛋白。Mal长232个氨基酸，也有C端的TIR，但N端无DD[5]。

1.2.2MyD88非依赖性途径TLR-3和TLR-4可由TRIF进行MyD88非依赖途径的信号转导，诱导IFN-β和IFN诱导基因的表达并伴随NF-κB晚期活化，其中TLR-4通过TRAM同TRIF相连，而TLR-3则直接通过TRIF进行信号转导。

2Toll-NF-κB信号转导机制

TLR4是一种重要PLR，能识别多种病毒抗原，多个TLR协同活化，通过MyD88依赖的信号通路和非MyD88依赖的信号通路诱导NF-κB产生。NF-κB是由一组结构上相关联的蛋白质家族组成，这些蛋白都有一个300个氨基酸组成的氨基末端，称为Rel同源区，包括DNA结合部位、二聚体化部位、κB抑制蛋白（IκB）结合区及核定位序列。NF-κB的活性受细胞浆中多种蛋白的精细调控，NF-κB与这些蛋白质组成NF-κB系统。在大多数细胞中，NF-κB与其抑制蛋白IκB家族的成员结合，以无活性的复合物形式存在于胞浆中，当细胞受到各种刺激后，NF-κB与IκB解离，从而进入细胞核，与相应的靶序列结合，调节基因的表达。IκB解离的前提是自身的磷酸化，而IκB激酶（IκB kinase，IκK）担当了IκB磷酸化的角色，与NF-κB构成着一条重要的信号转导途径。近年来发现参与激活NF-κB的IKK和大量其他酶（酪蛋白酶Ⅱ，丝裂原和应激激活蛋白酶，蛋白酶C等）有可能通过IκB这一单一途径，但均必须通过不同位点直接磷酸化[8]。NF-κB活化后，IL-1、IL-6、IL-8，IFN-γ以及TNF-α等炎性介质基因表达，引起相应炎性介质的合成和释放，趋化和激活嗜中性白细胞，活化淋巴细胞，激发针对病毒的炎症反应，最终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心肌损伤[9]。VMC时存在心肌炎性反应、心肌细胞坏死、凋亡及心功能下降等，这些病理改变与多种含有kB位点的基因过度表达有关，提示NF-κB参与VMC病理生理过程[10]。

3Toll-NF-κB信号转导通路引起的细胞因子变化

VMC时存在细胞因子平衡受损，TNF-α、IL-1β、IL-6的基因启动子含κB位。TNF-α、IL-1β与细胞膜表面受体结合后，激活IκB激酶复活物，使IκBα磷酸化降解，NFκB激活与TNF-α、IL-1β、IL-6基因上特定靶序列结合，加强转录，使TNF-α、IL-1β、IL-6合成增加。TNF-α、IL-1β、IL-6同时刺激NFκB激活，形成正反馈的级联放大效应。细胞浆内的NFκB-IκB复合物通过正负反馈达到动态平衡状态。

3.1TNF-αVMC可能的病理生理过程是柯萨奇B组病毒3（CVB₃）感染早期，病毒作为一种抗原被呈递给免疫系统，激活单核-巨噬细胞，释放TNF-α，通过限制病毒复制，溶解病毒感染的心肌细胞，从而抑制心肌炎病毒、保护心肌。当病毒清除后，持续高浓度的TNF-α可改变肌膜蛋白，破坏心肌细胞从而致损心肌[11]。在免疫系统中，TNF-α被认为是一种最普通的介质。给不同品系的小鼠注射细菌脂多糖（LPS）后，均可诱导产生TNF-α。程姝娟等[12]通过用内毒素对BALB/C及C3H/HeJ小鼠刺激后研究发现，两种不同TLR4基因型的小鼠对内毒素刺激的不同反应以及心肌TNF-α、mRNA的表达差异，揭示了TLR4与内毒素及心肌炎症因子TNF-α基因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TNF水平在VMC的急性期和亚急性期明显升高，与正常对照组和VMC的恢复期组TNF水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证实TNF直接参与VMC的心肌细胞炎性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这对VMC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13]。

3.2IL-6在VMC中IL-6是加重心肌组织损伤的因素之一，在免疫调节过程中伴有重要的角色，免疫反应和激素调节的失衡加重心肌的损伤[14]。IL-6基因启动子中的增强子上有NF-κB的结合位点，激活的NF-κB与该位点结合后启动该基因的转录翻译[15]。在病毒感染的急性期，特别是病毒血症期，血清中IL-6含量升高。作为机体的保护机制之一，血清中IL-6的水平适度升高对机体病毒的清除起重要作用，VMC急性期若投入抗IL-6抗体，可导致患病小鼠的心肌组织内病毒滴度明显增加，炎症细胞浸润与坏死扩大，生存率有所下降。但在CVB感染亚急性期，当炎症刺激过强或持续时间过长时，过高水平的IL-6则明显表现出两面性作用，并参与心肌免疫损伤的过程[16]。

3.3INF-γ在小鼠CVB₃诱发的心肌炎中，IFN-γ主要由浸润的NK细胞在急性心肌炎早期阶段合成。已知NK细胞可通过杀死病毒感染细胞及合成IFN-γ在限制病毒复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而IFN-γ除直接抑制病毒复制外，同时还能进一步激活NK细胞，二者相互作用以控制病毒感染。进一步研究发现，CVB₃诱发的VMC小鼠IFN-γ水平明显升高，说明IFN-γ参与VMC的发病。IFN介导的NO产生在控制病毒感染中也很重要。IFN-γ本身并不直接诱导心脏微血管内皮细胞产生诱导型NO合成酶（iNOS），而是通过IL-1使其产生增加；这一点在IFN-γ和IL-1β联用才能导致大鼠心室肌细胞收缩功能失常的试验得以证实[17]。

3.4IL-1βIL-1包括由不同基因编码的2种形式即IL-1α和1β。IL-1α-前体形式存在细胞溶质中，而IL-1β则被排放到细胞外，并进入血液循环，故血中可检测到IL-1的活性成分主要是IL-1β。IL-1β具有负性肌力作用，可激动iNOS而导致NO的大量产生最终发挥作用；同时可激活成纤维细胞，影响病毒感染后心肌的重塑过程。对于心室扩张这一病理变化，IL-1β可以提高慢性心肌炎的易感性，还能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导致心功能的损害[18]。

4展望

以往对VMC的治疗研究多注重阻断炎症因子故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炎症因子及代谢产物数量众多，仅针对其中某一种或几种进行干预，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细胞的各种信号传导途径往往都涉及到转录因子改变才体现相应的效应，这样才能体现治疗的目标明确和效果显著的特点。虽然我们[19]已经发现Toll-NF-κB信号转导途径参与VMC发病过程中的细胞免疫应答、炎症反应和抗凋亡相关基因的转录，还证实桂皮醛和肉桂油及肉桂酸等具有明显治疗小鼠VMC作用，但抑制TLR4-NF-κB信号转导途径对VMC是否具有治疗作用，尚不明确，这正是我们感兴趣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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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贵明，丁学琴，许国忠，等.Toll样受体在介导免疫及炎症反应中的作用[J].《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2003,24

[3]王岚，高杰英.Toll样受体的研究进展[J].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2004,32

篇3：TGF-β/Smads信号转导通路的研究进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1.1.1 仪器

液氮罐、石蜡切片机、自动脱水机、包埋机、高速低温离心机(由德国艾本德股份公司提供)、台式低温离心机(由德国艾本德股份公司提供)、震荡器、电子天平(由武汉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提供)、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由美国柯达公司提供)、PCR扩增仪(由美国伯乐生命医学产品有限公司提供)、电泳仪(由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1.2 处方组成及剂型

丹参15g、莪术10g、炒鳖甲20g、黄芪15g、猪苓12g、白花蛇舌草15g、柴胡10g、郁金12g,水煎,冷藏备用。

1.2 方法

1.2.1 两种实验性肝纤维化大鼠模型的制作

皮下注射四氯化碳法和皮下注射二甲基亚硝胺法。

1.2.2 肝纤维化病理学分级

参照2002年上海会议上由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慢性肝炎分级分期标准:0级为无胶原纤维增生;1级汇管区纤维化扩大,限局窦周围及小叶内纤维化;2级汇管区周围纤维化,纤维间隔形成,小叶结构保留;3级纤维间隔伴小叶结构紊乱,无肝硬化;4级早期肝硬化。

1.2.3 治疗方案

药物组包括软肝抗纤方预防组和软肝抗纤方治疗组,预防组在制作肝纤维化大鼠模型实验第1天起开始灌胃给予软肝抗纤方药液;治疗组在制作肝纤维化大鼠模型实验第4周起开始灌胃给予软肝抗纤方药液。正常组和模型组用与药液等量的生理盐水灌胃。

1.2.4 肝组织羟脯氨酸的测定

制备组织匀浆,采用盐酸水解法测定肝组织中的羟脯氨酸。

1.2.5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石蜡切片脱蜡至水。3%H2O2室温孵育5~10min,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蒸馏水冲洗,PBS浸泡5min,5%~10%正常山羊血清(PBS稀释)封闭,室温孵育10min。倾去血清,勿洗,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一抗或一抗工作液,37℃孵育1~2h或4℃过夜。PBS冲洗,5min×3次。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生物素标记二抗(1%BSA-PBS稀释),37℃孵育10~30min;或滴加第二代生物素标记二抗工作液,37℃或室温孵育10~30min。PBS冲洗,5min×3次。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辣根酶标记链霉卵白素(PBS稀释),37℃孵育10~30min;或第二代辣根酶标记链霉卵白素工作液,37℃或室温孵育10~30min。PBS冲洗,5min×3次。显色剂显色(DAB或AEC)。自来水充分冲洗,复染,封片。

注:组间比较★P<0.05,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注:组间比较★P<0.05,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1.2.6 用半定量RT-PCR检测TGF-β1、Smad3、Smad7 m RNA表达。

1.2.7 用Western blot观察大鼠肝组织TGF-β1、SARA蛋白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的表达。

1.2.8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使用R语言统计软件处理,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通过盐酸水解法测定肝组织中的羟脯氨酸;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大鼠肝组织TGF-β1、Smad3、Smad7和SARA蛋白的表达变化;半定量RT-PCR法检测大鼠肝组织TGF-β1、Smad3、Smad7 m RNA的变化特点;5组小鼠的各项指标统计见表1及表2所示。

3 讨论

研究表明,肝纤维化的形成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对参与肝纤维化形成的细胞成分、ECM和介质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目前较公认的肝纤维化形成过程大致是:致肝损伤因子如病毒性肝炎、血吸虫病、化学毒性物质等,造成肝细胞损伤坏死,引起枯否细胞激活,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白细胞介素1(IL-1)和肿瘤坏死因子(TNF)等,随同血小板、肝窦内皮细胞和肝细胞等分泌的各种细胞因子以及某些化学介质共同作用于静息状态的肝星形细胞(HSC),使其激活。转化为MFB(Ⅰ期,炎性反应前期),通过自分泌及旁分泌,使HSC增殖(Ⅱ期,炎性反应期),由于α-干扰素(INF-α)、TGF-β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自分泌作用,MFB进一步受到刺激,合成和分泌大量ECM(Ⅲ期,炎性反应后期)。可见,HSC活化、增殖、细胞数量增加,而使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增加是肝纤维化形成的直接原因。HSC活化合成大量ECM的机制尚不明了,一方面可能与其增殖、细胞数量增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单个HSC合成细胞外基质的能力增强有关。ECM的过度沉积是肝纤维化形成的最终因素,有资料证实,过度沉积的细胞外其质不仅是由于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增多,而且在很在程度上特别是纤维化后期是由于降解减少所致,在细胞外基质降解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酶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细胞培养、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发现,肝纤维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高水平基因表达有关。

Smad信号蛋白家族相对分子质量为42×103~60×103,目前发现的Smad蛋白家族至少有8个成员,根据其功能分为3类:第一类为膜受体激活的Smad(R-Smad):作为TGF-β家族受体激酶的直接底物,有Smad1、2、3、5、8;第二类为通用的Smad(co-Smad):主要通过同R-Smad相连参与信号转导,目前只有Smad4;第三类为抑制性Smad(I-Smad):通过阻断受体激活R-Smad,抑制其他两类底物的信号转导,已发现的有Smad6和Smad7,它们可直接与TβR-Ⅰ受体结合,阻止R-Smad的磷酸化,继而拮抗TGF-β的信号转导[2,3]。

中医认为湿热、疫毒未清、瘀血阻络是肝纤维化形成的主要原因。其基本病机包括湿、热、毒、淤、虚。中医学认为肝纤维化乃肝喜条达疏泄,各种损肝因素侵犯肝脏致使肝脏气机不利,形成肝气郁结,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行血不力,造成血瘀于肝络,形成气滞血瘀,则胸胁胀痛。肝气郁结,脾胃不和,则纳呆,食欲不振。脾虚甚则气之生化之源不足,形成气虚,病久则气虚血瘀。正气亏损,气血失调,则面色晦暗,乏力胁痛。由于肝肾同源,肝病久而及肾,导致肾阴虚,虚中夹瘀,造成气阴两虚血瘀。“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积之所成,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血瘀正虚是肝纤维化的基本病机。现在人们针对肝纤维化以提出了多种学说,如肝脾亏损、气虚血瘀说,肝肾阴虚、血虚瘀阻说,肝脾不调、气滞血瘀说,湿热内蕴、瘀热互结说,脾虚生痰、痰瘀阻络说,等等。以上观点,虽在气血阴阳脏腑辨证上各有侧重,但血瘀是大家公认的病机。中医基本的抗肝纤维化治疗思想为扶正化瘀,从肝脾肾着手治疗,在治疗方法上养阴活血软坚为多,少数配合益气、疏肝、解毒法等。中药具有多途径、多层次、多靶点综合药理作用的特点,在纤维化治疗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本实验采用的软肝抗纤方是根据华南地区的气候特点及肝纤维化的基本病机而组成的中药复方,经临床验证,该药具有行气活血,软肝散结,清热化湿的作用[4,5]。

摘要：目的 为进一步阐明TGF-β/Smad信号通路的结构、功能及其与肝纤维化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四氯化碳和二甲基亚硝胺致的两种肝纤维化大鼠模型为基础,用软肝抗纤方治疗肝纤维化,研究模型组和给药组与信号转导系统有关的信号转导分子(TGF-β1、Smad3、Smad7和SARA等)在肝纤维化的变化特点和功能作用。结果 中药预防组与中药治疗组较之两组模型组,在肝脏羟脯氨酸含量,TGF-β1、Smad3、Smad7和SARA蛋白的表达,TGF-β1、Smad3、Smad7 mRNA含量等指标上具有显著差异,中药预防组与中药治疗组较之空白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结论 软肝抗纤方在动物模型对肝纤维化具有一定作用,可做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关键词：软肝抗纤方,TGF-β/Smad信号转导,肝纤维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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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阮清发.康氏1号方联合甘利欣抗肝炎后肝纤维化的临床观察[J].河北中医,2001,23(8):56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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