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有感（通用6篇）
篇1：天朝的崩溃有感
拨开迷雾看历史------《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还原史实
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茅海建先生他的成名作《天朝的崩溃》分析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中投降派当权，也不是因为有汉奸领路，但是中国仍然一败涂地，根本的原因在于清帝国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到战术思想、武器装备的全面落后。
这也许与我们一般的看法有些出入，但是茅先生用翔实的史料证实了他的观点。在被说服之余，我不禁深思：为什么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如此多的误解？进而疑惑：难道那些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人物，都如此般严重偏离史实么？ 历史教科书一贯被目以统治者宣传的感觉，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一般的史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不知不觉便跟随主流史观，而忽视了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例如史界一贯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而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八人访张学良时问，蒋介石是否下过手谕令张不抵抗，张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我下的指令，与蒋无关。
在并无有力的证据下，此观点却被作为蒋的污点被大肆宣传，深
入人心。虽偶有人质疑，亦旋淹没于众口之下。一如于此，琦善，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的面目在久经描画之下，也趋于两极：好者极好，恶者极恶。而茅先生此书则如卸妆水般，抹去了遮盖与歪曲，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研究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历史中的错误，在茅先生的书中分析了鸦片战争中从高层决策者到底层执行者所犯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而且从书中可以看出清帝国对这次把中国带入世界的战争的反应实在是可以用无动于衷来形容。挨打之后，赔款、割地、丧失主权等等。清帝国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吸取根本的教训，而且整个帝国社会依然是那种自大自负的心态。其结果当然可以想象，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挨打，所以就有后来的一系列的列强侵华战争。在这不得不提一下清帝国的老邻居兼老学生—日本，日本向中国学习了1000多年几乎完全吸收中国文化，但是在其遭受列强侵犯的时候，整个国家与民族都是与清帝国完全相反的行动，他们开始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吸取欧洲先进文化，整个国家呈现一派向上的景象，就这样这个一直以来是中国学生的国家反过来赶超老师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而要注意的是鸦片战争的发生时间比日本维新要早很多，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没干，就这样等着一次又一次的挨打，才有了一段又一段的屈辱史。在这，我不想做什么假设，历史更不容许假设，我只能说历史的意义就是告诫后人，警示后人。
启迪今日
在本书序言中，茅海建先生提到“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时光流
逝而意义日渐。鸦片战争则不然。”“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书中罗列了清帝国一系列的失误，最终发现，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失误，在当时的环境下原来都是情有可原，理所应当愚昧，主和派亦愚昧，皇帝、官员、平民都愚昧，上下一团黑，失败乃是必然。时至今日，钓鱼岛问题成为热点，不少人鼓吹要和日本打一仗，然而正如茅先生所言“对现代化的敌人，只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取胜。”也许今天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可以和日本抗衡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自信和豪迈终于让我们动辄就有底气喊出对某国“经济制裁”的豪言壮语了。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间，“单腿走路”的结果就是经济一枝独大而其他领域望尘莫及，尤其是文化建设的落后和二次改革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正陷入了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问题频出的尴尬境地。而这些，也正在阻碍着中国社会良性发展和进一步的全面现代化。而没有完全现代化的中国，想要收复失地并战胜现代化的日本，显然还不具时机，当然我们也相信中国终将会有这个实力。
如当年的大清一般，中国目前更重要、更紧急的是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度陷入落后挨打的状态。最后祝愿我们的国家真的繁荣富强。
篇2：天朝的崩溃有感
“天朝”直接指出了清政府的自大，“崩溃”却正表现出清政府无法避免的灭亡，暗含对于清政府腐败的讽刺。
书首先对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方的实力进行了分析比较，包括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从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清政府无论从哪方面都弱于实力强大的英军。
一、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并未建立现代化的成建制军队。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鸦片泛滥，贪腐严重，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弱。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显然这样是无法占据优势的。
二、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杀伤力小，更加难以置信的是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这些当然无法和尽力过工业革命的现代化的英军相比。
三、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是在镇江，也仅仅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指挥官中一品大员就死了四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二品大员中也有京口副都统海龄、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人阵亡，这些都是清朝最能征惯战的将领。
回顾整场战争，战争的失败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战后的反应。统治者继续沉醉于“天朝”的旧梦；朝臣们只关心自身仕途升迁；士子们依然闭门只读圣贤书，向往“治齐修平”；思想家囿于资料匮乏，对西方不甚了了，无力开启民智；“庶民”则依旧忙于各自生计，默默承受着因战败而带来的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整个“天朝”朱颜未改，依旧沉睡不醒。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列强联手，八国联军进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残酷命运，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直至80年后“五.四运动”民主渐开；再至107年之后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读完整本书，对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只是像我们中学历史书上简简单单的几十页内容，它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屈辱，是我们世世代代应该铭记的~
一，我们所经受的历史知识教育，是如此的匮乏！而因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又是如此的片面！我们只知道林则徐、关天培爱国忠君，是民族英雄；琦善、耆英，李鸿章等卖国，是民族败类。我们常常将爱国者流放、卖国者当道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事实上，林、关等人自有其自身局限；琦、耆之辈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积弱，而统治阶层不识世界形势且夜郎自大，结果并不是几个人就能改变的，战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二，鸦片战争不久，与我们相似的日本，也遇到了和“天朝”同样的问题。1853年，美国的军舰驶入东京湾；第二年，迫于压力，日本开国，开始与列强
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但是开国之后，西方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涌来，刺激了日本统治者和国民，反倒引起日本民族不息的奋斗，完成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气势汹汹地打到了“天朝”的门口，效仿诸强，要求割地赔款并享受与列强在华同等的权利。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讲，日本成功了。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崛起，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两个处境相似的民族，被迫开国后不同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难道不发人深思？
篇3：民间金融泡沫的崩溃
高利贷并非民间个体借贷者们的专利，散兵游勇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集团军作战。其中穿针引线的是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地下钱庄等，这些公司或者通过与银行的关系，使银行既成为融资来源，也成为项目接盘者。担保公司离开银行基本独木难支，按照规定，担保公司必须和银行合作，向银行打入保证金获得银行认证后，担保公司才可以通过银行将保证金放大5倍，给相关方进行担保。业内人士介绍，“相对于正规担保公司行业而言，‘黑担保’的利润能多起码30倍。”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发放高利贷，笔者曾经担心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难以为继，遭到了地方企业家的嘲笑：如今，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就是进入高利贷市场的掩护，谁还会用4倍的利率规规矩矩地向实体企业贷款呢?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异化为高利贷公司，成为附着在经济肌体上的吸血鬼。根据2008年年中的数据，温州工商注册的担保公司有近200家，但各级经贸委备案的担保公司只有40余家，之所以不去经贸委备案，是怕被主管部门监管，无法进行暗箱操作。在毒性土壤上，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成为中国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催化剂，反而成为民间金融恶化的罪魁。
高利贷盛行之时，就是实体经济大规模倒闭之时。
以高利贷盛行的2008年为例，飞跃集团邱继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都倒在高利贷之下。据当时台州市发改委紧急组织的一份民间融资情况调研显示，2008年一季度台州市规模以上企业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再看最新的数据：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温州紧固件行业近几年已消失的企业超过上千家;温州金属打火机行业企业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少到仅剩100家。浙江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十分严重，或许会造成失落的十年。
高利贷资金流向高赢利的特殊行业，比如地下赌场，而另一些则流向某些特殊目的公司，如一些企业要进行规模扩张进军资本市场，通过银行掩盖了真实负债率，争取一朝上市之后还清所有债务。更有甚者，高利贷不是贷给谁的问题，不是投资到什么领域的问题，业已成为一场以较为廉价的资金追逐高价资金的钓鱼游戏，钱本身成为唯一的标的物。
高利贷已经成为经济鸦片，让大众不能自拔。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受调查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如果浙江富姐吴英因为非法集资判死刑，不知道目前甚嚣尘上的高利贷风潮会使多少人身陷囹圄?更可怕的是，黑社会化的趋势加重，笔者在一些县城看到当地人住高级宾馆，被告知是高利贷者豢养的护院家丁，一旦高利贷无法收回，就是家丁出门之时。
疯狂的民间地下金融已经有盘崩趋势。在一篇题为《温州经济出大事了，几百亿高利贷跑了》的文章中，作者披露：
“随着今年金融资金的控制，在温州有资产抵押无绝对关系是贷不到钱的，大部分的钱都被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给贷走了，银行职工一年工资几十万，与担保公司合作，每年最少赚上千万。所有在温州开设分行的各大银行，只要与信贷有关的员工，都与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有关。
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30%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能跑路，所以今年跑了已知的7个企业，但产生了连锁反应，间接逃了70个，其中跑路的有建行、深发行、交行、工行、温州商业银行等信贷负责人，牵涉到金额约几百亿元。”
篇4：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全面洗雪他们所认为的耻辱，要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一九○七年，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府收回部分租界主权；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税自主；一九四三年，英国政府声明放弃除香港、九龙之外的全部在华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这一过程达到高潮，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至此，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战争、即一般所称的鸦片战争所导致或被认为所导致的全部有形后果终于被彻底清除干净。但它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却远未痊愈，使理性的思考仍然不能取代感情的冲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来就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次之上，影响着至今一百多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
可以举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批判的荒谬。某极具影响的青年报曾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向紫禁城太和门走去，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猖獗起来了。看，这是一个乘着轿子进故宫找皇帝说事的洋人。
很明显，照片是在一九○二年所谓“两宫回銮”之后拍摄的，因为在那以后，那位傀儡皇帝才开始在内廷里接见洋人，他们才被允许通过太和门。这时距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洋人见皇帝才不再如从前那般艰难。把洋人见皇帝与第一次中英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否过于牵强附会姑且不论，而把“洋人”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把乘轿子进宫“找皇帝说事”说成是“猖獗”，好象是没有弄明白“与洋人说事”（外交）正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臣子无外交”，只有皇帝才能够也理应履行他的这项职责，旁人无法代劳。但文字作者的真正意思是说：洋人们只有在朝贡时才能觐见皇上，否则就是“大胆”、“猖獗”。不过，对皇上如此呵护有加的作者居然把皇上龙体安憩的地方称为“故宫”，按照满清律例，应归入“大不敬”罪之列，实属十恶不赦。
根据作者的意思推测，中国应该重新建立朝贡体系，才能让他感到洗雪耻辱和扬眉吐气。具有这一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就我所知，台湾有一个名叫柏杨的作家曾在《中国人史纲》中热情讴歌过天下共主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大陆也有一位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博士发表过自己的类似主张。那位经济学博士曾发起一场对历史的挑战，博士的论文情绪激昂、言词夸张，读上去象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对中英第一次战争作了一番杳无新意的道德批判之后，博士提出要以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来代替目前这种由各主权国家独立共处所形成的世界格局，目前的世界格局被博士看成是纷争的来源。博士有所不知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正是《诗经》中所歌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演变成后来对外关系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四夷皆我藩属、按远近教化区分等级的一套完整的朝贡体系。当博士经常在外面这样胡言乱语的时候，人们还会严肃看待他在经济学中的高见吗？在进行了一百多年的道德批判之后，中国人在思想深处较之一八四○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从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还有许多人在为朝贡体系感到自豪，说明这样的道德批判对社会发展毫无益处，但它之所以普遍流行却另有理由。可以讲深一点，只要政治动员构成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作为政治动员重要手段的道德批判就将长期流行下去，历史研究也只是在为它提供永不枯竭的题材。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茅海建先生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就被看作有些创见了，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一些满纸口号的历史专著相比较，《天朝的崩溃》一书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具体翔实，同时还具有情节生动，语言平实的特点，大受读者欢迎。作者在书中一再说明他将超越道德批判的狭隘视野，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使此书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发行，成为近年来有关中英之间第一次战争最好的一部专著。但在我看来，《天朝的崩溃》一书缺乏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反映出作者在思想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把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这两句名言合起来说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思想的价值决定了历史的价值。正是在思想上的停滞不前，大大削弱了全书的份量。中国知识精英知识贫乏、视野狭隘与思想浅薄的通病，作者也不能完全避免，在书中不时流露，使他难于再作进一步的开拓，仍然囿于道德批判的传统框架当中无法解脱。尽管本书号称是“对鸦片战争的再研究”，最终还是无力重新解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为道德批判供应更多的细节，使之显得真实可信。
一八四○年中英之间所爆发的第一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这一名称就暗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道德批判。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再研究”中最为关键之处，不知不觉坠入它的轨道，作者的全部努力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与他超越道德批判的声明已是南辕北辙。除了细节丰富之外，其基本结论仍然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价值十分有限。这当然不是说，在历史中只有翻案文章才有价值，而是说要把自己的立论置于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首先就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认同是常识的那些旧有观念并不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它们同样应该受到怀疑，需要进行论证。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观念上的突破，真正促成我们思想上的发展及其进步，而思想的发展及其进步正是社会发展及其进步的根本原因。
要具体指出本书的局限，我想从战争的起因讲起。在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八三九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小心谨慎执行的是一项旨在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居然忍受住了满清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具体的说就是发生在一八三六年的“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内皮尔勋爵（Napier·Lord，当时被满清政府有意译为“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听之任之以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都不愿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满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光。只是当后来义律出任第四任商务监督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义律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积极执行着一项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为了与满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他竟然违反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态，向满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1〕
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2〕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3〕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4〕
对于鸦片贸易，义律的立场比英国政府走得还要远，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5〕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泊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6〕
这些史料呈现出与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他们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相当严肃，我认为要比当时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权利及国家主权还要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这里再多举一些例子。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胁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报告。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7〕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8〕，断然拒绝批准。
所引用的史料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可以看到，但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作者对这些相当重要的史料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似乎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片面。
既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如此认真，他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要去干预中国的禁烟运动，因此，根据逻辑推理，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就不会促使他们去发动战争。再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政府的目的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要去“阻挠林则徐禁烟”，也实在犯不着去发动战争，因为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奏效，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并不完全是借口。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本来应该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正是他们在议会辨论时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这是我所知道的“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当然，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满清政府。
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作者是这样评价：“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撇开作者在这里的失误不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及法律的认识问题，看起来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满清官僚还是现代学者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被宣布的中心任务，今天是禁毒，明天可能就是严打，乃至于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等等，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那么，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这也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主要理由，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不仅仅是法律，还应该看得更宽一些。在一八三九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中英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反差终于变得尖锐起来，构成了双方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不同价值观念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被重视。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它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当然那需要大得多的容量，远不是本文所能包纳，只能点到为止。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照此看来，《天朝的崩溃》全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此书的重大缺陷。很容易就把此书归于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等形形色色的假历史中去，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都付出了巨大心血，但对于观念的突破却作用不大，正好应证了克罗齐的一句话：“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9〕全书笼罩在作者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体现出一种情操的价值，让人想到克罗齐所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10〕。在洋洋四十万字的篇幅之中，作者居然无法就中英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意义再多作一点阐述，他只用了三十八个字非常草略的写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
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就有“剿”、“抚”两手，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方面别无选择以外，其余所有的各次，最后都是选择了“剿”。而每次选择“剿”时，都认为自己有所凭恃，可以一战，并不觉得就腐朽落后，反倒认为对手是些半开化的“蛮夷”，“犬羊之性，饮毛茹血”，由此可见他们的评判标准根本不同。既然“先进”“落后”与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这里面就包含了更深的主题，有着更多含义，限于篇幅，姑且不论。仅就技术层面而言，众所周知，当中国落后时挨打，先进时仍然挨打，毫无两样。甲午战争时被认为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洋水师让人轻易歼灭，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全付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再次取得了对日军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可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除了这些事实之外，对“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的热情讴歌，也与“落后就要挨打”自相矛盾，所以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在把发展当作硬道理之后才重新成为历史的主题。历史学对于现实政治如此紧密的配合，反映出中国知识精英们服务于政府的主动精神。
“落后就要挨打”最早是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大背景之下喊出来的，表达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历史的肤浅认识。中国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的堕落，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却通过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大肆渲染，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物质技术不如人家。他们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为政治动员中的重大主题，号召人民起来去实现他们自己“精英治国”的梦想。但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最终总是可耻的沦为别人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正如革命总是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识精英们也会为他们所唤起的利维坦吞噬。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当它不幸被如此感情冲动的动员起来之后必然会丧失理性的思维，从上到下呈现出全面的浮躁，功利主义泛滥，历史决定论流行，乌托邦的许诺最让大家心动。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之中，那种为了单一目标而最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的作法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效率就成为包括中国思想界许多大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而在西方，早就有人已经雄辩的证明，极权毫无任何效率可言，只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除了思想上急功近利、政治上极权专制之外，一个动员的社会在经济上理所当然会去选择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再遇上头脑发热，一走极端就会去发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其发展与进步的目标，反而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降临。总结历史，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写于一九九七年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
〔2〕《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258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3〕《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2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4〕《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6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5〕《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5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6〕《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48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7〕《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4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8〕《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34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9〕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8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篇5：《天朝的崩溃》书评
——读《天朝的崩溃》
《天朝的崩溃》一书是北京大学茅海建教授研究鸦片战争的成果，该书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片战争并着重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可是当今社会更多的是关注鸦片战争的意义，而看的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①。茅教授在书中专门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是犯错的，并对战争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另外还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吸取以往的教训，正视以往的错误。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一个民族理应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自我批评。为此，作者从多个方面详实的再现了鸦片战争中的情节，并深入的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且有许多独到而极具颠覆性的学术观点。
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告诉中国人 这样一个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的潮流。著名史家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曾论及这样的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②茅海建教授正是这一观点的认同者。作者就武器装备、制造工艺、武备管理体制等方面做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经过这样的对比之后，就不难发现清军的落后了。在西方的英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赖以为生的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英方已经使用初步发展的火器时，清军却是冷热兵器混用。清方少有的一些火炮相当一部分还是明朝的遗物，质量差，铸炮工艺落后，弹药少，几近报废的程度，而火枪也不过是极其落后的鸟枪。而作用更大的海军，差距则更大，清方的防御系统——炮台、城，却又相当的落后，以至于根本无法抵御英军强大的火力进攻。另外还有就是英军已经有着近代军事技战术，最好的例子关天培的虎门，一流的的将领，一流的防御体系，在天朝可谓是最好的防御体系之一，可是却轻而易举地被英军攻破。英军的强大以及清军从未领略过的战术是英军制胜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不仅仅虎门之战，鸦片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争清军的失利都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所有这些很自然的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这样的观点是我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确实如此，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即使战术再劣拙，在对阵装备战术极其落后的军队时很难说有什么劣势。况且，即使以前接受的一些观点，如①
②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1995年版，三联书店，25页《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1987年版，岳麓书社，11页
清军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并且可以在本土作战以逸待劳其实若是仔细分析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清方当时的常备军有80万之多，可这些兵力是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实际驻守于某一地方的兵力并不多。调兵又要涉及时间和空间，以当时的条件，调兵实际上的作用甚微，并且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而英军却可以相对集中兵力，加之其舰船的先进技术，部队机动性甚强，使得清军反而疲于奔命，并没有以逸待劳的优势。加之，日久承平，军队腐化，训练废弛，军纪荡然，清军的战斗力已经很差。另外还有就是时下很多观念认为当时只是官场腐败，殊不知当时的清军已经存在着普遍腐败的现象，下层官兵在作战时一触即溃对于战争的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
对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当事人的评述，作者是从林则徐禁烟开始说起。在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中，林则徐是不容任何质疑的，林则徐被描述成了神话。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林则徐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物。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对敌情进行了相应的判断，却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可他的部署却是几近于“书生议兵”式的想法，根本无法抵御船坚炮利的英军的进攻。可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英军并未直接对广东发动进攻，而只是封锁了广东沿海，但这绝不是因为英军惧怕林的武备。可是这却给后人造成了假象，即使当时的人也认为只要采取林则徐的策略则必胜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误会或者说巧合，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其实今人关于林则徐在战争中思想发生变化的这一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林被称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后来林多方搜集资料编成《四洲志》，可是研究表明林被贬伊犁后，更关心的是人事变动和自己的复出。这些说法都是值得我去思考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也不可一厢情愿的认为谁怎样怎样。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史料去研究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地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换位思考，历史人物的思想不可能过度地超出其所处的时代。
同样的误会发生在琦善身上。后世对琦善的评价多称其为“卖国贼”，可是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了琦善根本没有卖国的动机，扣在他头上卖国的罪名也无法成立。之所以分析出这样的结果，乃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中英两国实力的对照和两国的各自不同的心态。琦善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跟英方的交往中，以主张“抚”为主，而这与当时主“剿”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可是主抚的大臣违背了主剿的皇帝的旨意，必然会招到贬黜。可为什么后来继任的官员实际上是主抚的，为什么却没像琦善一样落得“斩监侯”的下场呢？这就不得不提鸦片战争中清朝官员的谎言风暴了。
接任琦善职务的伊里布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可是对英作战的失败，以及英方船坚炮利清
军不堪一击的现实使他逐渐走向主抚。可是他又是生活于天朝的官员，上面有可以不用讲道理的独裁帝王力主主剿，为此他不得不撒谎以自保。就这样，从伊里布开始，以后的继任大臣无不对皇帝大人撒谎。随后的杨芳、奕山等人，在最初也都是主剿派，可是当他们尝到英军船炮的滋味的时候，无一不成为主抚派成员，同时也成为谎言专家。下面是不断的战争失利，上面却是接二连三的战事捷报，当谎言被皇帝识破的时候，皇帝就罢黜掉欺骗他的官员。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得大清朝的最高决策者，高高在上的道光皇帝作出的决策根本不符合战时的实际情况。可作为臣子的又不能违背天子的旨意，为此只能不断地编织新的谎言以掩圣听。于是乎，堂堂的大清国皇帝就生活在了谎言之中。这样的事实在以前所学的关于鸦片战争问题是没有被提及的，而事实上这种无处不在的谎言对一个国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对事实真相浑然不知，那么所做出的决定必然脱离实际，而不切实际的决策则会导致战争的失败。
另外一点深刻的教训则是清朝官员思想的落后愚昧无知和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战争中的清方官员一开始都是主剿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英军的船坚炮利，当他们领略到英军的厉害时，又变成了主抚。如后来的颜伯焘，一开始对于其斥资几百万两白银修建的防御工程非常自信。可是“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①后任的两江总督裕谦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虽然裕谦对于剿灭英夷极其用心，可是他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模糊不清的概念，也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其实不仅仅这二人，鸦片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清方官员都是这样的情况，缺少这种对近代化的认识，对当时世界的了解。促成他们强烈的主剿观念实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外夷的偏见，以及理学的教导。这样的事实说明大清朝的官员在处理近代国家事务时还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对近代化的事物则是一无所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上，对西方已经踏入工业社会一无所知，不晓得所谓的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已经踏入近代化社会，而仅仅还认为他们不过和以往的边境蛮夷一样。这种思想上的落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无知、对近代国家事务的愚昧也是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南京条约》的签定过程中，同样处处显露出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落后愚昧和无知。谈判代表之一，前两江总督伊里布的家仆，对英方提出的条款可以说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事实上，即使是伊里布本人或是大清朝的其他官员也未必懂得条款的真实含义。不知不觉中，一个是中国割地又赔款的条约就签定了。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一个危害并不比《南京条约》小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又签署了，随之失去的是中国的关①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1995年版，三联书店，341页
税自主权、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可条约的中方签定者并不这么认为，耆英当时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并且让今人感觉怪诞的是耆英对新约的签定是完全同意的，问题是在签约之时实际上已经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了。愚昧和无知仍在继续，危及中国国家利益更大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发黄埔条约相继签定。可那些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西方的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要求与中国签约，而主事者耆英也本着“一体颁发”、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并予以接受，而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
作者对每一个战争中重要角色的战后的表现的剖析和评论同样是发人深省的，包括林则徐、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刘韵珂、耆英等12位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或者毫无反应，或者“柔夷”，或者阴制，唯有林则徐一人是对抗的态度，可是作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就应该具有更高的眼光，进而思考到关于近代化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并未看到。蒋廷黻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写《中国近代史》时曾有这样一句话：“从民族里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瞭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①确实，在分析鸦片战争中中方的这些士人精英时，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致命伤。因为这些人物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官僚将领，甚至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人物，可是他们没有觉醒，更不用指望其他的士人了。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反思，这种思想上的麻木愚昧似乎更值得今人去反省。
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事关于三元里事件的。看过此书后，作为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它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否由于情感或者道德层面上的宣传，使得这个事件的影响被夸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作者用相当大的一个篇幅分析了三元里事件，通过书中分析我得知三元里事件并不像以前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起到了那么大的作用，毕竟三元里事件并没有对英军造成多大的影响，也没有影响到战争的轨迹。这种观点颠覆了我以往对三元里事件的看法，也使得我能够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作者甚至认为三元里事件不过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这说明历史事件由于宣传的原因、道德情感上的缘故，其真正的历史意义被扭曲了，事实的真相也被扭曲了。通过这么一个事例我想说的是对待历史，确实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的宣传上，更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情感上。学习历史就要理性、辩证、客观的去分析历史，剖析历史，试图探究到历史的真相。①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1987年版，岳麓书社，24页
篇6：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最近看了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深有启发。其作者是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该书是其代表作。
本书内容共分为八章节，第一章为跳出鸦片战争对中英军事力量的客观概述，由于作者曾担任过军事研究员，这些论述是很专业的军事论述，对清军的战略部署后文也有很多分析。二至六章讲述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包括战争的骤然降临，东南壁垒的倾塌及贯彻其中“剿抚”政策的回旋等，第七章为战争的结果即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第八章为综述性质的回顾总结，以主要人物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命运为视角。此外书的开篇带有一个绪论，绪论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这个绪论可以说是书的引子，又是作者整本书的论述方法、论述内容以及论述观点的一个缩影。
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中的历史性研究方法，二手资料的分析、典型事例的深入研究、提出假设的方法也有所体现。由于是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搜罗并阅读了大量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史料、书信、档案资料等，在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鸦片战争中的种种问题、现象，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力图向我们展示一个全面的鸦片战争，并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参与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历史人物。
本书的全名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所以探讨的主要问题简单来说就可以概括为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作者洋洋洒洒的写了42万余字，其实就是想尽全力为我们展现一个全面的、真实的鸦片战争。力图以当时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去理解历史事件，揭示今天在我们看来荒谬的历史事件在当时有其发生的“合理性”，并果断的给出自己的判断。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斗争吗?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是林则徐吗?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和虎门战败是他的过失吗?吴淞之战失败、陈化成战死是两江总督、“投降派”牛鉴的罪过吗?战争中清廷内部有没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是不是坚决依靠林则徐等人，中国就有可能打赢?…… “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这是作者的心声，我想也是这本书的追求。具体来说作者由传统史学认定的琦善卖国开启了研究的旅程：首先琦善没有卖国的动机，既然没有卖国的动机，卖国之说又从何而起？从功利角度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琦善也只是照着道光帝的旨意行事，一旦出现了错误，他就被推倒了传统史学、哲学的“奸臣”的位置上，这一“奸臣模式”避免了皇帝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就冲范犯了儒家的“礼”，是当时的文化和士人学子们所不愿去做的。于是，琦善就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就成了天朝体制的替罪羊。
从“琦善卖国”的探讨中，自然而然的就引出了作者在本书要阐释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要重用林则徐等主力抵抗的官僚？作者给出了答案：”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潮流。”全书对道光帝和他的文武大臣的言行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剖析，结果无不体现着天朝体制、文化的落后，正是这些落后印证着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史学常用的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可怕的是天朝人的不自知，夜郎自大中透着愚蠢。“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这也是作者写此书的最终目的：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失败中汲取力量、经验，以更好的发展。
书中有启发的观点我归纳有如下几点，可能不全面。
1、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停泊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字的《中英南京条约》，它当然是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细细看来，英国人打到最后的诉求不过是五口通商，新定税则，废除垄断的行商，与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愚蠢政策相反，其企图也不过是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如在1840年早早结束战争，英国人的要求还会降低，至少没有割地要求，赔款也可忽略不计。和100年后日本侵华战争欲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永久殖民地，有着巨大的不同。况且以作者的分析，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胜英国。如此作者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应尽早结束。这个结论正确吗？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很难驳倒。
2、对享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声誉的林则徐，评价并不高。战前他并不了解英国和世界，虎门销烟不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莽撞行动，并直接引发了战端。至于对战事的准备布置，虽然勇气可嘉，但既外行，也仓促，甚至没想到会打仗。那么，除了对国事的忧心、为政的清廉以外，比当时的其他官吏者，他究竟有多少高明之处？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为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显然是被夸大了。
3、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广州反英国人入城事件，包括几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其作用和意义都被夸大了，其实不过是没有组织的普通百姓的“保家”行为，不具有“卫国”的高度。而且，绝并不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那种强烈的与西方世界势不两立的情绪，至多只是低层级的斗争，反而阻碍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4、至于福建巡抚刘韵珂，在鸦片战争后另辟蹊径的“抗夷”阴招，不仅继续使福建闭关锁国，而且更让我看清“闽人恶习”，简直太可笑、可恶。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却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
5、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真正使命是现代化！偏离这一主体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清朝并没有振作也没有革新，清朝将士的血白流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在东京湾出现的那4艘“黑船”。“黑船”事件后，在日本产生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社会，所以“倒慕”成为日本改革的前提。而中国直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提出的口号虽然是向西方学习，其主旨却仍然停留在维护皇权的改良主义层面。中国落后于日本则是当然的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从短期看，负面效应大于正面，从长期看，负面不断隐退，正面效应逐渐生长，至20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还会残喘不知道多长时间，国内的革命者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难道不是吗？真理真是残酷啊。
此书对我震动很大，我感到我们所经受的历史知识教育，是如此的匮乏！而因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又是如此的片面！我们只知道林则徐、关天培爱国忠君，是民族英雄；琦善、耆英卖国，是民族败类。我们常常将爱国者流放、卖国者当道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果若反之，则战争结果或未可知。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常常沉浸在这样的假设里。仅此而已。事实上，林、关等人自有其自身局限；琦、耆之辈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积弱，而统治阶层不识世界形势且夜郎自大，结果已经注定。鸦片战争不久，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遇到了和“天朝”同样的问题。1853年，美国的军舰驶入东京湾；第二年，迫于压力，日本开国，开始与列强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但是开国之后，西方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涌来，刺激了日本统治者和国民，反倒引起日本民族不息的奋斗，完成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气势汹汹地打到了“天朝”的门口，效仿诸强，要求割地赔款并享受与列强在华同等的权利。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讲，日本成功了。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崛起，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两个处境相似的民族，被迫开国后不同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难道不发人深思？以
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前提是我们应该知道这“史”的真相！以史为鉴，籍着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而后有所作为，才是必要和必须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中国必须强大，才能不再遭受屈辱。毕竟，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落后挨打，仍是当今世界隐而不宣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