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管理模式

中国社区管理模式（通用6篇）

篇1：中国社区管理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

作者：何海兵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

374 更新时间：2007-8-24 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具体而言：

（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5]

2、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

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3、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

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7]

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

（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

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其三，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组织等中介机构。社区中介组织是联结居民与政府组织的桥梁，对于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协调社区矛盾、提供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而目前我国的社区中介组织，尤其是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组织极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培育社区中介机构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承担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

篇2：中国社区管理模式

摘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明确建设目标，合理定位建设模式。本文在评述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上，从湖北老河口市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出发，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解读老河口实践的经验与启示，进而对老河口实践进行总结，拟建构“两型”社区这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合理定位、适时创新建设模式，探索和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认真研究并审慎地回答这一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给予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湖北省老河口农村社区建设典型经验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区的目标定位和模式选择、创新问题，探索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依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而定位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这对于正处在初步探索和发展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一、已有的实践模式及其研究评述。

我国近年兴起的农村社区建设，虽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但已在各自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江西模式：“一会五站”。

作为欠发达省份的江西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农村社区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了自然村落，摸索出了符合江西农村特点的建设模式。“一会五站”是江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核心，具体而言,是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组织村民开展各类活动。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强调坚持自愿参与、量力而行、服务村民、互帮互助、形成合力、公道正派的原则，社区建设不背负任何的硬性任务、指标，也不给村民添任何麻烦。

（二）、秭归模式：“组织再造”。

杨林桥镇是湖北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典范。杨林桥镇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到当地运行良好的“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组织协会的启发，杨林桥镇领导人提出了划小村级管理单位，撤销村民小组改建社区的工作方案。“组织再造”是秭归杨林镇社区建设模式的内核。

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一4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互助组生活-生态”庭院农业生产循环。所谓庭院经济，指的是农民以房前屋后的土地、水面和空间为基础，充分利用庭院设施等优势，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

近年，老河口各地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庭园经济模式：一是养殖型庭园经济，因地制宜推广以猪、牛、羊、鸡、兔为主的养殖型庭园经济，推动农村养殖业发展。温岗村引导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草地资源发展庭园养兔，每户平均养殖30只种兔，每年为农户增收1000多元；

二是种养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生产。在273户建有沼气池的柴店岗村，推广户平圈养3一5头猪、1个沼气池、70一140平方米菜园的“猪沼菜”庭园经济模式，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链条模式，每年节约农药化肥250元，出栏6一10头肉猪，种3茬蔬菜，可为农户增加收入3000元；三是长短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立体农业。指导农户充分利用庭园空间，推广长短结合、高矮结合的种植模式，使农户房前屋后花果飘香，不仅形成了“林在村中、村在林里”的良好生态环境，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农户增收 2000多元。

（三）、“三位一体”，繁荣社区文化，培育社区归属感。

第一，培植农村中心文化户。老河口文化中心户建设采取“1 + 1”或“1 + X”的模式，即一个“文化科技屋”加一个商店、或一个诊所、或一个加工厂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文商互补。让农户自主经营，依托实体发展，赋予了“文化科技屋”和“文化中心户”强大的活力。李楼镇柴店岗村村民王宗岭开的小商店原来只是卖些日用品，生意一般，自从办成了“文化中心户”，在村里的扶持下，他买了很多科技文化书，免费向村民开放，村民隔三岔五就到他那里去，看书、借书，交流各方面知识，营业额也随之增加了上千元。如今，老河口农村，像王宗岭这样的“文化中心户”成了农民学习的课堂，甚至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农村未来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路。

第二，建设社区文化平台。2007年来，老河口发展文化科技中心户115个、农家书屋4个，兴建标准化村文化活动室5个、村级文化体育场7个，电脑、图书、音像资料、健身器材、报纸杂志在社区扎根、留在农民身边，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计划到“十一五”末，老河口100%的乡镇建有符合标准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60%的乡镇达到文化先进乡镇标准，98%的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100%的村有文化中心户；85%的乡镇建有体育健身中心和体育指导站，50%的村建有体育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载体、文化大舞台将得到有力搭建。

第三，开展特色活动，增强教育实效。老河口积极推进“孝心献老人”、“文明市民”、“星级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大力推进“文化中心户”、“美德在农家”、“政策、道德、法律、文化、科技、卫生六进家”、“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生态文明村、文明城镇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普及文明行为常识，增强农民文明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培育了农民的“生活共同体”理念以及社区归属感。

二、河口社区建设的绩效及经验。

老河口经过两年的农村社区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举措与经验，与其他的社区建设模式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挖掘内部资源，低成本建设农村社区。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投入相应的人、财、物开展社区建设，“等、靠、要”、完全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负债累累也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农业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村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万元。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给村一级一定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村干部的工资和必要的办公支出，几乎没有其他机动的开支。

（二）、贴近农民生活，激发农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长期以来导致的政府包办、代办倾向以及农民参与的被动性，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人微言轻”、“边缘化”使他们往往远离社区建设。正如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母所言：“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大多数社区农民的弱势降低了其参与社区建设的效能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依靠农民，凝聚农民的建设动力，不然的话，类似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由于忽视底层民众的动员和参与而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现象很可能重演。

（三）、倡导生态发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而任意活动，那就一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正如有关学者所言，“生态规则是明确无情的：大自然必须受到保护，否则我们人类将灭亡”。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类居住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

（四）、坚持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结合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具备经济基础的社区文化建设才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行动，否则的话，即使偶尔产生文化建设轰动效应，也只不过是表面光鲜，实际价值甚少。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研究表明，文化贫困及其产生的贫困文化往往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增长相结合，在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育农民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现代观念，也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为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提供持续发展的充足财力。

老河口农村社区将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文化繁荣结合起来。现代农业与庭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区经济致富，给社区居民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建设社区文化的热情；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中，摒弃抽象的文化建设，结合农民迫切的生产生活需求，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中传播农村科技、法律、卫生等知识以及党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农村社区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辅相成，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社区文化建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结论：“两型”社区的创新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老河口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老河口实践做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并建构一种新的建设模式──“两型”农村社区，这对于明确农村社区的建设方向、模式定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型”农村社区是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或“标准的”个案、模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为着眼点，对其当前与未来发展的若干定位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去把握一般事实和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尝试性提出的社区建设模式框架。“两型”农村社区是针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和模式创新问题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资源节约型社区是指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建立在资源稀缺、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在政府投入、村庄公共收入以及农民自身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建设农村社区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并尽可能“低成本、高收益”地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社区的发展以人

为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健康、环保和谐为主旨，追求一种人的生存、社区经济和社区发展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友好方式，从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农村社区建设框架下把二者的内涵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即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

要澄清这些概念，发现其重要的和连贯的意义，只有借助对观察对象的逐步分析。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全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不尽相同，以及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距，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村庄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在应然与实然层面上都是多元性的现实与实现。因此，我们对模式的理解就不能陷入误区，即认为模式就是供模仿、复制的榜样或典型。事实上，从发展模式的定义来看，任何一种被总结出来的模式，都有其典型性与特殊性，都是与特定的主体相对应的。对模式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从经验事实中加深对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以便针对自身的实情，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笔者通过对老河口实践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两型”农村社区的意义便在于此。

篇3：中国社区银行发展模式探析

一、社区银行的概念和背景

社区银行 (C om m unity B ank) 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 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 (IC B A) 对社区银行的定义, 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经营, 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Scott E·H ein (2005) 等人界定社区银行的唯一标准是资产规模大小, 即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A llen N·B erger (2003) 等人则认为, 在发达国家社区银行可采用传统定义, 即10亿美元以下,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社区银行的资产规模可以降低至1亿美元以内。在美国, 富国银行因其社区银行、批发银行、财富管理的三架马车模式大获成功而成为业界优秀模式。社区银行定位为在城市或乡村居民聚居的区域设立, 服务中小企业、家庭服务的小型商业银行。国内学者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展开了对中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的研究, 包括巴曙松 (2002) 、钟伟 (2003) 、黄励刚 (2005) 董越 (2006) 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 在中国发展社区银行对于经济发展及银行经营有着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同时王爱俭 (2005) 认为, 在我国发展社区银行应采取改造为主的方式, 高勇 (2007) 提出通过注入民营资本的方式, 扩大融资的便利性。

政策层面, 社区银行被银监会定位为服务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的简易型银行网点, 属于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银监会2013年发布《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中小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通知》的277号文规定, 为确保社区支行、小微支行的合法性、严谨性, 社区支行、小微支行设立应履行相关行政审批程序, 实行持牌经营。自助银行按照现有规定, 严格界定为无人值守的银行网点。不过, 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审批流程可简化。社区银行分“有人”和“无人”两种模式, 其中“有人”网点必须持牌, “无人”则必须自助, 不存在中间形态。民生银行早期“自助+咨询”的“金融便利店”模式被要求按照规范进行整改。广东银监局在2015年7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金融服务和风险防范的通知》 (粤银监办发【2015】333号文) , 强调股份制银行要明确“两小”支行定位, 优化金融服务功能, 利用“两小”支行功能设置简约和服务时间灵活的优势, 着重满足借记卡、V T M发卡、信用卡申请、理财销售、贷款咨询、缴费结算、自助交易辅导等基础金融服务需求, 并可在具备相关销售资质的前提下办理保险、基金销售业务;文件同时要求“两小”支行贴近基层客户、提供差异化惠民服务, 通过搭建社区特色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实施减费让利等举措实现服务社会;另外还要求完善内部管理、加强内控, 加强风险控制、规范业务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持持续发展等要求。这份文件为金融业发展社区银行模式提供了依据并指出了发展方向。

二、国外社区银行发展的经验

美国社区银行在政府宏观政策的积极引领下, 满足当地家庭、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客户忠诚度非常高。从富国银行的社区银行发展的经验来看, 社区银行的竞争要点在于发展零售银行业务, 为个人及小企业提供包括信用卡、储蓄卡、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投融资、保险、信托等全方面金融服务。我国对社区银行的研究除了对社区银行的定义, 就是通过分析社区银行的经营优势,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美国现有8000多家社区银行, 数量占美国全部银行数量的97%左右。虽然次贷危机以后社区银行也面临严峻考验, 但是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缺表现良好。在重要的贷款分布中社区银行的表现由于大型银行, 且有更高的资本充足率。通过国内外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的研究以及实例分析认为, 社区银行总体上有以下优势:

(一) 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

美国1977年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 (C om m unity R einvestm ent A ct, 简称C R A) , 被监管金融机构“有持续和责无旁贷的责任”满足整个社区的信贷需求, 包括中低收入社区和借款人的信贷需求, 鼓励金融机构到经济不发达的特定社区开展金融活动, 给予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 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等特殊政策。此外, 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起, 就开始设立扶持小企业发展的官方机构, 美国联邦中小企业局 (Sm all B usiness A dm inistration, 简称SB A) 于1958年被美国国会确定为“永久性联邦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引导包括社区银行在内的各种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还有专门针对社区银行的独立社区银行协会。

(二) 社区银行拥有地缘优势

社区银行致力于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这些中小企业多分布在物理距离较近的地区, 使得社区银行能够轻易获得客户信息。相对于社区银行, 大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发放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此外, 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对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较低, 其更愿意选择距离自身较近的银行办理存款业务。

(三) 重视渠道建设, 强调客户接触

以富国银行为例, 截止2012年末, 富国银行网点数量 (9097家) 是美国银行 (5500家) 的1.65倍, 人员数量超过美国银行, 资产规模是美国银行的0.67倍。通过渠道铺设, 社区银行将金融服务下沉到社区一线, 通过与社区客户的面对面接触迅速获取客户信息及服务需求, 将营销效果发挥到最佳。截止2012年末, 富国银行家庭用户户均购买富国银行产品6.03个, 社区银行贡献了富国银行核心存款总额的61.86%, 使富国银行取得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存款成本。

(四) 丰富、多样化的产品, 提升社区金融服务的客户满足度

以富国银行为例, 社区银行是富国银行成就交叉营销的重要阵地。其社区银行涵盖从储蓄业务、融资业务到财富管理服务三大领域, 为社区银行家庭用户、小微企业用户提供多样化、全条线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此外, 富国银行还通过自助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 打造集“网点+A T M+互联网+移动终端+固定电话”为一体的立体式金融服务渠道。

(五) 社区银行更擅长中小企业信贷

作为本身就是小企业的社区银行来说, 更理解小企业的需全球, 其核心贷款就是针对小企业和农场。社区银行在发放贷款时社区银行的工作人员会跟客户进行现场交流, 会酌情考虑客户的家庭背景、收支状况等因素, 从而做到差异化审批。社区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比例远高于大型银行。与大银行相比, 社区银行的客户总量偏少, 在进行客户信息分析时, 更加充分详细。由于中小企业更多的将社区银行作为主办行, 使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掌握更为综合全面, 信息对称程度相对较高, 更适合处理模糊性强、人格化特征显著的“软信息”。更擅长发放针对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贷款。

三、国内社区银行发展模式思考

在当前国内银行业面临利率下行、融资渠道多元化、竞争日益激励的情况下, 社区银行作为服务和营销手段的改革, 可成为正常网点渠道的重要补充, 也有机会成为一家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但如何发展好社区银行?社区银行应该如何定位?盈利模式如何?目前各家银行还在“各显神通”、“摸石头过河”。部分银行采取“小而精”的低成本模式, 面积小、设备少、功能单一;部分银行特点功能齐全, 可以办理包括理财、个贷等各种除了现金业务以外的资产负债业务;还有些银行力求打造与超市、快递等结合的, 同时具备儿童游戏等多功能、与居民生活更为紧密配套的“服务型”社区银行。但总体上, 目前国内银行设立的社区支行都存在定位不清晰、没有长期战略规划、产品创新不到位、服务不充分等问题, 没有对网点渠道形成有效的补充。真正意义上的社区银行在功能定位、业务特点、人员配备、机制流程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一般分支行网点的突出特色, 根据社区客户特点设计金融产品, 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综合国内外社区银行的差距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和相关政策因素, 笔者认为, 中国的社区银行发展模式上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 社区银行的设立要注重成本与产出分析

从财务成本优势、竞争力优势角度来说, 这种业务模式应该承担起轻资产、低成本、宽服务、规模利润等最终探索要求;也即是商业银行经营三原则:流动性、安全性、赢利性。一方面要关注成本投入, 在网点选址、网点面积、设备及人员的基本配置等方面应该以精简投入为原则建立标准, 目前国内社区银行的面积基本上在30~100平方米, 按照平均水平70平方米、所在区域为一线城市“次中心”区域, 租金、水电及各类装修摊销等“固定费用”的年投入约60万元, 不考虑中间业务收入, 按照存贷利差2.63%、存贷比约70%计算, “盈亏平衡点”的存款规模应达到3000万元, 贷款应达到2000万元;另一方面要关注产出情况, 在中小股份制银行设立社区银行时, 要独立核算、单独考核, 建立精确的财务预算系统, 以方便统计业绩和计算效益。

(二) 社区银行要明确自身定位, 与大银行开展错位竞争

社区银行不只是成为一种贴近客群的物理网点翻版, 而应该在业务模式 (资产还是负债、个人金融还是公司金融) 、网点形态 (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虚拟化无形化网点, 还是固定的物理网点) 、人员结构 (是否配置人员、人员多少、什么岗位、人员是否外包) 、渠道的互联网化再适应 (通过人员来提供金融服务还是机器解决服务需求) 等方面有所创新。在时间、空间上要有所突破, 如何把有形网点和无形网点结合起来, 实现向不特定客户, 提供7X 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如何从区域化、网格化, 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向近十年出现的载体虚拟化的、轻资产化网络银行学习, 这是最应该思考的方向。

(三) 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

不同于大银行标准化产品的模式, 社区银行基于自身灵活多样、针对性定位的特点, 应结合所在社区的特点, 针对商圈型、批发市场型、高端社区型、老年社区型、医院学校家属院型等不同社区特点, 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和共性化的服务。如针对高端社区型, 可围绕居民生活消费、娱乐休闲、子女教育等需求提供服务, 突出“消费银行”的特色;对于新兴社区, 可以加强自助服务、加大V T M设备投入等;针对商圈型社区, 可结合小微企业所在行业、注册类型、发展阶段的特点, 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信贷服务, 减轻小微企业抵押担保的压力, 注重信用情况和现金流情况, 提高放宽效率和服务水平,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和准入门槛, 打造社区金融“一揽子”服务平台。此外, 结合目前很多城市的政府部门推广应用IC卡, 如社会保障、公积金、预付费公用电话等用于身份识别、电子支付等多项功能的情况, 社区银行可以IC卡为载体, 用“社区一卡通”代替单一的借记卡, 还可与社区商家合作, 鼓励社区居民持卡消费, 实现社区商户、社区居民、社区银行、社区管理一体化的共赢, 促进社区整体服务升级。

(四) 社区银行应结合自身“贴近社区”的特点, 在风险把控的前提下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

通过社区银行小型化、属地化、网格化经营, 充分发挥社区银行更加靠近社区、靠近小企业、靠近居民的特点, 进一步增强发展资产业务过程中的信息对称性, 与大银行的“交易型信贷”相区别, 发展“关系型信贷”, 充分搜集“软信息”将信用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

摘要：在互联网金融与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下, 商业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与盈利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社区银行作为网点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并作为向“轻型银行”转型的重要方式而被各家银行关注和推行, 但目前中国社区银行的发展仍然存在定位不清晰、产品不够丰富、没有实现服务的立体化的问题, 从而对现有的网点渠道没有形成有力补充, 反而拖累整体成本的压控。本文通过分析社区银行的概念和在国外发展的经验, 力求找到中国社区银行发展模式的解决方案, 使社区银行能够成为商业银行面对竞争压力和外部环境的有力武器, 从中找到利润增长空间, 建立核心竞争力, 同时落实国家“金融惠民”的政策, 实现社会服务的提升。

关键词：社区银行,转型,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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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宁伟.社区银行的内涵特征、历史沿革与模式创新——基于中外社区银行的内容分析与案例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 2015, (3) :46~58.

[3]陈一洪.社区银行建设的美国经验与国内现状.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4, (5)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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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志斌.社区银行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发展研究.哈尔滨金融学院学报, 2015, (1) :14~19.

篇4：中国社区管理模式

2008年2月，彝族山区遭遇多年不遇大雪灾，牲畜被冻死，水管被冻裂，土豆籽种被冻伤。祸不单行，雪灾之后紧接着风灾，全村三分之一的房屋瓦片都被掀落，大树被吹倒。乐施会、绿色流域、丽江慈善总会等发起了对上南尧8个村的总体救助。

紧急救灾结束之后，绿色流域深刻意识到生态脆弱地区发展工作中必须纳入防灾减灾内容，随之向乐施会和南都基金会申请资金，在山区8个彝族村进行全面灾害管理培训，制定社区参与式灾害管理规划。

在以往的观念里，救灾总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投入大量资金都是为灾后重建。然而，灾害本是可以预防和管理的，大灾并不必定意味着大难，如果预防管理有序，就可以适度减少损失。参与式社区灾害管理是国际上先进的防灾减灾方法，强调以社区为主导，通过一系列预防措施减少灾害隐患，增强社区抗灾抵抗能力，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无疑，这种理念比灾难发生后再去重建能更有效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

2008年末，绿色流域组织了上南尧8个彝族村社代表参加灾害管理培训。上南尧村是高寒山区，冬季经常遭受暴风雪袭击，夏天时有滑坡、泥石流。收入微薄、防灾抗灾能力弱的村民们应对乏力，只能一次次无奈中咬牙度过。培训者向村民们讲授了灾害发生的原理，让村民了解本地可能出现的各类灾害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村民们分成小组，画出自己村庄的社区图，包括山脉、河流、道路、田地和森林；画出村庄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分布，详细标出每户人家的住处。然后把历史上发生过的灾害标示在社区图上：哪里发生过洪灾、雪灾、风灾、滑坡和泥石流？哪些地区是高风险区域？未来有哪些灾害隐患？老人们记得，哪年哪里发生过水灾，羊被冲走了几只，还冲走了一个小孩子。通过老人的讲述，全村人渐渐走进了自己家乡的灾害历史，把这些讲述记录下来，就共同编写出村庄灾害大事记。许多自然灾害都有周期性规律，了解过往灾害发生的时间，可以推测它们离再次发生可能有多远，有多严重，让人们更实在感受到防灾减灾的紧迫性。就这样，全体参与培训的村民一步步将时间和空间整合到社区图上，在这共同回忆的过程中，当地传统知识也被激活与唤醒。

培训结束后，一份社区灾害管理规划在村民充分参与中被制定出来，全名就叫《上南尧东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波多罗设立了防灾小组，村里建立了灾害预警系统，发生了灾害老百姓也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报告，并寻求救助。村里还配备了高音喇叭和六部对讲机，以备手机没有信号时使用；另外配备一台发电机防止光伏电站出问题。村里还请来丽江消防队帮助演练地震逃生，如果再有地震发生，村民不至于像1996年那样慌乱地从外面往屋子里跑。流域小组还动员各家在房前屋后种了防风树，选择四季不落叶树种。项目资助了每家饲草草籽，饲草长得很快，可以自己留种，收获之后晒干收藏，到下大雪就不用到纳西村庄买玉米杆或米糠了。这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效果一直保持到现在。四个新修蓄水池也在近几年连续干旱的困境下，保证了全村人畜饮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绿色流域还申请了专门资金，帮助每户加固了房屋抗震结构，替换了防风防雪的实瓦，改善家庭供水管保暖措施，还制作了《彝族社区灾害管理手册》发到每户人家。

2013年春天，彝族山区遭遇了一次大范围森林火灾，考验着培训后的防灾小组。一个冬天都没下雪，风高物燥，山下村民到水源林抓鸟，烧火做饭时引发了山火。看着远处浓烟冒起，刘正伟第一时间电话通知村委会和乡政府，同时赶到光伏电站拉了闸，再用高音喇叭通知村民上山救火。灾害小组迅速动员起来各负其责，男人们提水灭火，女人们打下手准备送饭。天黑了，火还没有完全扑灭，刘正伟安排了村民轮流放哨。第二天，波多罗这边山火刚扑灭，对面阿则雄吉古又烧起来了。那天风特别大，火从江边烧上来，情况紧急，流域小组赶紧组织村民们和大火比赛，抢在大火烧到村子之前砍出来了一条1000多米的防火隔离带，把大火隔离在村子两边山林之外。大火终于止步于波多罗村的防火带。

篇5：国外农村社区管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农村社区作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新载体，是中国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快速推进，一批批农村社区建成启用。然而，中国农村社区管理滞后于农村社区建设，整体上管理水平低下，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区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农村社区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国外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早，在农村社区管理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农村社区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农村社区管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区自治管理组织的关系，国外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有3种：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这里选取美国、日本和新加坡3个代表国家，对国外这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美国的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

在美国，只有密西西比州、缅因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佛蒙特州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他各州的农村地区很分散。美国农村社区通常指的是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农村居民点。目前，美国农村社区的占地面积大约为48.58万平方千米，人口规模在6000万人左右。美国是一个实行高度地方自治的国家，乡村自治在整个地方自治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乡村自治制度是美国农村社区管理的基础。村民委员会是美国乡村自治的权力机构，拥有一定限度的立法权。社区、村民是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在管理的过程中不受政府的干预。

1.村级自治体机构履行村自治职能，是美国农村社区管理的核心

村自治体机构包括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理事会是村的议事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和福利体系建设，以及设立与废止村其他办事机构等。村长是理事会的负责人，理事会其他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通常由村中比较有地位的人担当。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村长；办事职员实行聘任制，由村长任命并对村长负责，主要承担村的日常事务。村法官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一般是4年。村法官的职责是司法调解，类似于中国的农村司法员或调解员，虽然裁决的程序没有诉讼严格，但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2.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管理

社区会议、社区听证会和村民公决是美国村民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常用方式。在定期召开的农村社区会议上，村民听取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前一阶段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安排展开讨论。在社区听证会上，村民主要就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尽快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村民公决是美国乡村立法的基本要求。村民公决主要是村民对一些重大事项，比如村选举时间变更，村的设立、更名、合并和撤销，立法等，进行集体表决。

3.社区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社区组织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中心，主要负责社区公共福利事业工作，服务领域涉及社区治安、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承担着社区治安、教育、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等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4.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起辅助和指导作用，主要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指导

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政府主要制定涉及农村社区住宅、民权、信用贷款和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农村社区管理方面的法律一般由农村社区的村民委员会制定。在宏观指导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要求来推动一些和村民生活和生产相关的项目，带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通过扩展社区组织来执行有关政府社区开发项目，传递社会服务；建立一些公益组织，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满足社区居民不同层次的需求。

(二)日本的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联合，主要表现为单个自然村落或多个自然村落的联合。日本农村社区的管理表现出如下两大特征。

1.政府和社区居民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处于双重主导地位

在日本农村社区管理中，政府和社区居民具有明确的管理分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农村社区的整体发展规划，政府的规划不仅仅是指导，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方向性，决定着社区的整体发展方向；并为农村社区提供经费、技术等，推动其发展。社区及社区居民的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制定的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并管理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在处理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时，社区及社区居民有决定权，政府不会干涉。可见，日本农村社区事务管理的自治水平较高。

2.农村社区管理在多方共同参与下完成

从总体上看，社区自治组织，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以及半自治性、半 行政性组织共同参与日本农村社区管理。

日本农村社区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有的地方称为自治区）。日本的市町村内部一般有村内会，有的村内会下面还设了班、组等基层构成单位。村内会具有社会性、志愿性与公益性特征，是农村社区居民自我治理的主要平台。村内会主要从事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基础的公共性管理、服务及其他自治活动，比如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交通安全、犯罪预防、筹集基金和防止灾害等社会和公益活动，以及能够增进农村社区居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活动。

日本农村社区有数量众多的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和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大都由社区居民组成，分布广，服务领域广泛，开展的活动包括社区治安维护、活跃当地文化体育生活、保护消费者利益、社区环境治理、增进社区般设置涵福利、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等。各种各样的农协是日本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的代表。农协除了对农民进行专业培训，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推广农业技术，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外，还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 社会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市町村公共团体一盖农林、民生、商工、卫生、劳动、土木和水产等方面的行政委员会，比如选举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固定资产评价审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这些半自治性、半行政性组织是日本农村社区的重要组织机构，主要从事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办理地方自治事务，在实施政府基层管理和实现社区自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日本农村社区管理的重要补充。

（三）新加坡的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言的移民国家，人口主要由近100多年来从欧亚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移民社会的特性，加上殖民统治历史的影响，新加坡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社会特色。新加坡的国情和社会特点，决定了其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是行政主导型，行政管理力量贯彻于社区管理全过程。

1.政府直接干预社区管理活动

在新加坡，有负责全国社区管理工作的专门职能机构。人民协会是全国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总的协调机构和领导机构，具有半官方性质，主席由国家总理担任。全国又分5个区域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地域内的社区管理工作，主席一般由议员兼任。为了直接指导和管理社区工作，新加坡在社区内也成立了各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在社区管理中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行为。此外，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结合紧密，政府会对社区组织的管理行为进行引导，并统一组织社区管理层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管理行为等，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体现了政府的社会价值观。

2.社区管理体系完善

除人民协会和社区发展理事会外，全国设了16个市镇理事会。市镇理事会受政府安排，负责辖区内社区的公共环境整治、物业管理等。再往下是公民咨询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按照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负责协调与组织社区的国庆庆典、植树节、讲华语运动和礼貌运动等各种大型活动，并修订社区内的公共福利。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社区管理的最基层组织，主要负责社区的日常管理。比如，组织文娱活动、休闲旅游等社区交际项目，密切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发动组织社区内居民，实施各种美化公共环境的活动；通过组织邻里守望计划等，维护社区治安环境。

3.民间组织是推进社区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新加坡，有各类自愿福利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社区活动，为各类人群提供公共服务、救助服务和义务服务。“道德太和观”是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下有55个实体，不仅为残疾、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帮助普通居民。

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意识不强

由于新加坡社区管理中的行政性和官方色彩较浓，社区居民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习惯于接受制度的安排，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较为薄弱，自主参与社区管理的程度较低。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义工群体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注重培养为社会自愿贡献的 “义工精神”，在子女就学、购买住房和荣誉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义工队伍发展。目前，新加坡有3.2万义工，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社区义务提供各种服务。

（四）3种管理模式比较

1.相同点

一是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都具有健全的社区管理机构，而且权责明确。二是社区组织均作为重要的管理主体，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都切合本国国情，因此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不同点

一是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的介入程度不同。在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不直接介入农村社区管理，而是间接管理或用法律、经济手段调节。在混合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只是为农村社区管理提供指导与支持，较少介入农村社区管理。在行政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处于领导地位，直接负责农村社区管理工作。二是农村居民的参与程度不同。在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农村居民积极、主动和多途径参加农村社区管理。在混合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农村居民开始主动参加农村社区部分领域的管理。在行政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居民很少主动参加农村社区管理。

二、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队伍精良的农村社区管理机构

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管理机构中高素质人才缺乏，管理人员素质整体水平较低。要提高农村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为表现优秀的人才设计一些升迁和奖励的渠道，吸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加入到农村社区管理中来。对在岗的管理者定期进行培训，培训前要做好培训需求分析调查，创新培训形式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一支稳定的素质高、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队伍。乡村精英素质相对较高、能力相对较强，在农村社区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威信，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资源和经济发展等情况又熟悉，如果参与社区管理，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又可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农村社区发展策略。要积极引导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区管理，通过专业管理人员与乡村精英的互补，实现专业与本土相结合的高效管理。

2.培育社区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农村社区管理中，社区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服务缺位较多，服务水平不高，这跟社区组织发展不足、作用没得到很好的发挥有很大关系。政府要放宽社区组织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鼓励农村社区组织发展。根据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在农村社区倡导成立一些有特色的服务组织，比如，有助于社区居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的维权类社区组织，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公益类社区组织等。尽快完善社区组织相关立法，以制度化保障社区组织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发挥应有功能，并为社区组织活动营造良好的条件、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来完成，放权给社区组织，逐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鼓励农民广泛参与农村社区管理

篇6：中国社区管理模式

提前考试大作业

学习中心：连云港师范专科学校

课程名称：社区概论

题目：中国现代乡村社区管理困境与挑战——以东海县为例

专业：行政管理

批次、层次：200909

学生姓名：程吉港

学号：909911295身份证号码：***51X

提交时间：2011年5月10日

中国现代乡村社区管理困境与挑战——以东海县为例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党中央加大对“三农”问题建设力度，并伴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力度的加大，当前部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已悄然发生变革，党中央根据这一变革，提出在农村建立社区，在全国选择了296个县（市、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如何进行社区建设？通过对《社区概论》的学习，并结合东海县实际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什么是农村社区

要理解农村社区，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区？农村社区与城市和村民委员会有哪些本质区别?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区域中人群的生活共同体，亦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主要承担对着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对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两大职能。村民委员会则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立的以村级事务实行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级组织机构。那么农村社区就是指在人口居住较为集中，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相对较为完备的农村实行以社区的管理模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为村民的生产提供服务。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组织管理的不同。农村社区主要在乡（镇）一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两委主办、社区协同、村民参与”。而城市社区则是县（市、区）一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牵头、辖区单位和居民实行共驻共建为主。二是社区的功能不同。城市社区主要针对城市的公共管理、城市单位和居民提供报务，如铜仁地区提出“八进社区”活动。农村社区则主要针对农村，虽也承担管理和服务职能，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内容和对象是不一样的。农村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而农村社区则是以管理和服务为主。三是基础不同。农村社区是在农村中由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或实施一些大的建设项目（如扶贫搬迁、大工程搬迁等），造成村民相对较为集中，部分村民变成失地农民或从事非产业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一级组织。

二、哪些农村适合建农村社区

根据对农村社区概念的理解，我认为建农村社区要克服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把农村社区等同于建制村。即将现有的建制村（特别是撤小村并大村后）换一个名称就叫“社区”，穿“社区”的鞋，走“村民委员会”的路，“追赶时髦”。二是把农村社区等同于城市社区。拿城市社区建设的标准来要求农村社区建设，用城市社区的工作要求来开展农村社区工作。这两种思想都是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片面理解，将会阻碍我们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在农村社区工作中既不能搞“一窝蜂”，一下子把农村都改成农村社区，也不得用城市社区的尺子来衡量，认为当前农村还不具备条件，等农村发展起来，具有城市的规模后，再来建社区。那么，哪些农村适合建农村社区呢？

一是人口相对集中。这里的“集中”，既不能像城市一样有楼宇、有院落、有大型的企业那样聚集人口，但也不能像任其自然地选择一些依山而居、较为分散的村寨，而应有一定的数量的住户和人口，且相对密集。

二是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完善。首先是实现“三通”（水、电、路），其次应有一些公共设施，如服务室、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集贸市场、幼儿园、养老院等。

三是初步建立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如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困难救助等。

四是应有一定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且有后续来源。因为要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承担管理和服务职能，必须要大量的工作经费和建设经费。

五是大多数村民要相对较高的素质和强烈的发展生产意识及愿望。农村社区建设村民是主体，要积极参与建设活动，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素质（如文化、经营能力、致富能力等），才能逐步实现生产发展的目标。

三、目前东海县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007年底，东海县在第七届村（居）委会换届工作中，按照稳步推进小村并大村的工作思路，开展了合并村组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有关要求，全县批准成立了平民镇平民社区和房山镇房山社区，并以2个农村社区建设作为试点，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级党组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识不到位。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是个新生事物，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农村社区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各级党组织及其具体实施者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对为什么要建农村社区，如何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认识不到位，甚至于什么是农村社区都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导致在试点工作中出现目标不明确、措施不具体、试点工作成效不明显。

二是工作机制和体制没有配套跟进。农村社区建设既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同、两委主办、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广泛参与的工作运行机制。但从目前来看，各级单位（部门）的职责不明确，没有形成整体合力，仅仅是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两委和部分村民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中来。特别是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机制如果没有落到实处，就无法实现中央提出的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

三是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脆弱。“党中央要求以服务群众为主题开展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由此看出，完善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当前来看，在农村社区有办公楼、有村民议事活动场所、有幼儿园等，但一些必备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如社区广播及呼叫设施、图书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养老院和老年活动室等还需重新修造。

四是农村社区建设经费投入体系不健全。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做保障，如：社区干部工资、社区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社区班子成员合作医疗补贴、乡镇大病统筹补贴、社区文化活动费用、社区医疗及医务人员补助、社区环卫人员的工资及保洁与垃圾运送费用、社区基础设施和村庄整治后的养护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从目前来看，县乡两级没有把农村社区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只是按建制村建设经费给予拨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需要，而且当前农村社区的集体经济积累不多，加上开展有偿、低偿服务等工作机制还不健全，投入社区建设就显得出足襟见肘，力不从心。

四、如何开展农村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建设当前处于试点阶段，全国都在进行探索总结，我比较赞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开展“三三工程”。

一是建立健全三个机制。即建立健全科学化的领导机制。县乡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领导，制定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规划，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统一部署，扎实推进；要研究制定农村社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具体内容和工作要求；在社区人才、资金、税收、产业发展、建设用地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社区发展；要建立领导牵头抓总的良性运行机制。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和权利，协调指导农村社区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工作机制。按照农村社区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两委主动、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工作机制，确保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健康高效运行。参照城市社区工作经验，落实“费随事转、权随职走”的运行模式，完善社区相关功能，实行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重心下移，让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真正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政策。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动员农村社区村民积极参与，以自愿投资、义务投劳等形式参与农村社区建设，鼓励企业和个人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等方式支持农村社区建设，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捐赠、投资方式兴办农村社区服务项目。建立县、乡机关帮扶农村社区建设制度。各帮扶单位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建立起以各级财政、村集体积累资金投入为主体，涉农资金（项目）、单位帮扶投入为辅助，村民及社区各界自愿捐助为补充的社区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

二是探索完善三项制度。即探索完善挂钩共建制度。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调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和投入建设，同时要建立“挂钩结对、共驻共建”制度，鼓励和引导政府各级机构、部门和社会团体帮助支持农村社区建设。机关部门要深入农村社区加强服务和指导、利用自身优势，从资金、物资、人才上帮助社区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农村社区建设募捐款物，社团、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和群众广泛参与的整体合力。探索完善激励补助制度。农村社区建设需要

政府资金投入，但又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因此，在建设中，要采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群众主动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要改变过去“扶差促平”的理念，实行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要改变国家投入为主的支持方式，实行民办公助，“以奖代补”；要改变直接现金投入的方式，实行国家补助建设物资为主，资金投入为辅。探索完善监督评估制度。要把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就必须加强督查考核、建立起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考评中要把农村社区建设评估与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群众增收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与基础设施建造、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便群众办事结合起来，与社区文化卫生、社区救助服务和社区平安创建结合起来，把与群众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以及满意率、参与率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