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安置模式

社区安置模式（精选十篇）

社区安置模式 篇1

失地农民, 顾名思义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本文研究的失地农民主要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城市扩张而导致城市郊区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地农民问题由来已久, 最早当归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 造成英国大量土地的集中和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在我国, 失地农民的出现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土地承包到农户个体, 农民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原来的城市面积已经无法满足日益聚集的城市人口, 城市内在的扩张性要求城区面积扩张来满足城市各方面的发展, 于是, 我国失地农民相继出现。失地农民的出现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的一大特征, 城市的发展也导致了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让失地农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受益, 如何让失地农民在安置过程中满意, 如何让失地农民安置与城市规划不相冲突, 这都是政府在安置过程中费思量的难题。

社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早期属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它是社会的细胞, 社区理论曾一度被确定为社会学的基石。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 他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 首次对社区这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但滕尼斯在这里所讲的社区, 应是前工业化时代的社区, 也就是原发社区。这样的社区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员组成的一种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具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团体。原发社区主要出现在农村。后工业化社会引起了大量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他们为了谋生, 在城市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社区, 城市人口日渐增多。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社区的发展导致现代社区已不同于传统社区, 它是由社会劳动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缺乏感情和关系疏远的, 而且是由目的不同、价值取向存在差别的异质人口组成的。现代社区主要出现在城市, 因此也称作现代城市社区。现代城市社区有其自身优势, 如生活环境优雅、生活快捷舒适、具有现代化城市气息和美观, 甚至有部分社区还是生活工作一体化, 大大节省了社区居民的时间。

二、现行安置政策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补偿过低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办法以2004年修改的《土地法》作为基本参照。《土地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一规定让政府成为了土地流转的唯一通道, 势必造成政府对土地流转的垄断。《土地法》第47条所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 最高不得超过15倍,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 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因此, 失地农民所能获得的补偿是有限的。在本文调研中发现, 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补偿过低, 其中北海市所占比例较大。总的来看, 有25%的失地农民认为补偿基本合理, 15%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所获得的补偿相对满意, 不清楚或不愿谈及的人数占5%。数据显示, 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的认可度不是太高, 大多数失地农民认为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赚取了大比例的中介费, 而发放给失地农民的补偿有限 (见表1) 。

(二) 与城市建设不协调

失地农民安置缺乏规划, 导致了农民安置与城市建设极为不协调的情况出现,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城中村”的出现, 城中村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城中村的排污管道、垃圾箱、公共厕所等各种环卫基础设施的规划及配套建设都未列入城建统一规划, 加之各村财政投入不均, 造成各城中村环卫基础建设标准不一致, 投入不平衡, 总体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造成目前公厕建造布局不合理、路灯亮化率未达标、垃圾箱破损严重、道路坑洼不平、市政管网不到位、绿化覆盖率明显不足等现状。另外, 由于农民自身经济条件限制, 绝大多数农民的自建房子在三到四层左右 (部分城市规定城中村楼房不能高于四层) , 并且装修简陋, 部分建筑不规范, 大多数没有砌瓷砖, 有些地方干脆就搭建工棚, 对城市市容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在居住环境方面, 租住在城中村的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多为低收入者, 卫生意识较差, 乱扔、乱倒垃圾和随地大小便现象比比皆是;同时, 当地居民虽已从村民转变成城市居民, 但思想上仍保留着农村的环境意识, 往往只注意保持自家居住环境的清洁而忽视公共环境的卫生, 因而城中村的卫生死角仍随处可见, 农村尤其城区周边水库溢洪道附近居住的市民及部分店铺不按规定投放垃圾, 习惯倒入溢洪道, 至此产生死角垃圾。一旦遇到下雨天垃圾便随水流顺势而下, 污染了城区河道, 给河道整治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三) 就业难

调查显示, 所有失地农民问题当中, 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仅次于征地补偿低, 成为失地农民的第二号问题。在对广西北部湾3个城市共210名失地农民访谈中发现, 六成左右实现了再就业, 两成左右处于季节性失业状态, 还有近两成处于失业状态 (见图1) 。其中, 钦州再就业的形式相对较好, 其次是北海和防城港。据调查, 失地农民的就业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进入本地乡镇、城镇企业务工或成为征地单位的建筑工人, 这是比较正规的全日制工作, 但收入偏低, 就业不稳定;二是外出打零工, 行踪不定, 收入也极不稳定;三是从事个体经营, 开店经商, 跑运输、搞装潢等;四是自办实业当老板, 成为私营企业主, 但这一比例非常小;五是还有一些成了街头巷尾无证经营的流动小商小贩。以上职业, 有的会随着企业转制和技术进步存在着被淘汰的风险, 有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管理的加强存在着被取缔的风险面临着再次失业的危险。

三、问题原因分析

(一) 政府垄断土地流转

利益向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社会团体和政府组织也不会例外。公共选择派认为,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 政府的行为规则也是由人制定的, 政府的行为也需要人去决策, 而这些人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的特征。虽然有部分城市的少数项目政府只是充当红娘牵线, 让失地农民与开发商直接联系, 但是, 这种完全服务型的行政行为目前来说还是很稀有的。当前通常的做法还是政府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 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 开发商再高价转卖给市场。这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博弈的关系, 失地农民想从政府征地中获取高额的征地补偿, 但是相对于政府而言, 补偿给失地农民的补偿金就是成本支出, 从经济学角度思考, 成本越低赢利就会增加。因此, 政府必然会在补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尽量压低价格, 尽量逼近失地农民能接受的无限小值, 如此一来政府就可以从土地开发的过程中获得巨额收益。开发商为了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以及获得赢利必然也会尽量压低成本, 开发商控制成本会导致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也尽量压低成本, 双重成本限制势必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

(二) 规划不科学

规划不科学是造成失地农民安置与城市建设不协调的重要因素。我国现行的安置政策包含对房屋拆迁或者完全失地的农民预留一定的宅基地, 允许其在这宅基地自由建房。农民失地后房屋被拆, 无容身之处, 政府预留一块土地给失地农民建房是合乎情理的, 问题不是出在政府允许留地, 而是在于如何留、怎么建房的问题上。失地农民在自由建房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统一标准, 楼房风格、颜色甚至高矮各异, 对城市的形象造成很大影响。目前, 我国大多数城市都或多或少存在城中村现象, 繁华都市中这些凌乱破落的民房在现代文明的光环下就如贫民窟一样刺眼。当然这些破烂的建筑不一定就是因为安置政策导致的, 但是由于安置规划不当造成的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城中村问题其实就是失地农民安置规划欠妥的问题, 失误的主要方面在于宅基地的定义和执行。我国城市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过于偏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城市整体的规划和布局, 这对于城市的长期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城市的良性发展必须注重城市的协调发展, 讲究和谐美, 这需要在土地征用之前对征用片区就有科学的规划。

(三) 政策扶持难落实

政府在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上并非不作为, 国务院一直在强调要关注民生问题, 支持“三农”, 针对失地农民的特殊情况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地方政府也在报纸、电视上报道了很多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的新闻。问题不是出在没有出台政策而是政策只是停留在观赏层面, 许多政策只是象征性地让主流媒体报道一下就没有了下文, 其实是一副空壳, 没有实际的内容, 这是地方政府应付上级的一个惯用手段。政策难以落实是导致失地农民再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每个城市都制定了失地农民技能培训的政策, 而且有数千万元的培训经费支持, 然而国内不少城市培训经费最后进了少数官员和培训机构的腰包, 培训只是象征性地挑选几个人拍个照, 做个新闻报道就结束, 失地农民没有受到有效的技能培训。另外, 对于失地农民创业贷款扶持, 能申请到创业贷款的是极少数。贷款门槛高不是说政策允许贷款就能贷款, 各个银行相互推诿, 有的银行不仅不给贷款而且服务态度恶劣, 严重打击了失地农民的创业激情, 许多有志于创业者因为资金缺乏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结果都涌入就业市场, 导致就业竞争空前激烈, 在与其他群体竞争的过程中, 由于失地农民综合素质的劣势往往成为了弱势群体。

四、安置对策:社区安置模式

本文所研究的社区安置模式是指:城市化进程中, 新兴城市或者新开发的区域在征用土地之前, 政府对征用范围内的区域按照现代社区标准进行科学规划, 按现代城市社区的标准建房, 拥有社区生活的方便和舒适, 在社区内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防止出现城中村现象, 不仅让失地农民住在城市, 而且要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依赖于政策规划。缺乏科学规划就可能导致许多公共问题的出现, 如就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以及城市形象问题等, 以往城中村破坏的形象就是由于征地前缺乏科学规划导致。可见, 征地之前提前作出科学的规划至关重要。

其次, 具有现代社区的主要特点。现代社区主要追逐的是效率、舒适和美观。现代生活节奏加快, 效率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发重要;而舒适必然也是每个家庭所渴望的生活环境, 对于社区生活而言, 效率与舒适并不冲突;美观不仅对于社区的居民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整个城市的形象也有一定影响力。因此, 对于社区安置而言也必须满足这三方面的内容。

再次, 凸显再就业。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的生存, 社区安置模式要求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通过土地流转和公司化经营让失地农民直接参与到社区建设, 在本社区工作, 为社区企业创造红利。

最后, 涉及市民化问题。这也是社区安置模式必须关注的。失地农民要真正融入到这个城市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媒介, 政府就是让失地农民真正成为城市人的有形的手, 而社区文化则是无形的手。总的来说还是如何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的问题, 这是实现市民化的基础。

五、结语

俗话说, 没有最好的, 只有适合的, 每个城市的情况各异, 很难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因此, 每个城市选择安置模式必须把安置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社区安置模式主要适合具有一定基础而且还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城市, 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范围内的钦州市、防城港市以及北海市。当然, 由于篇幅问题, 这里对社区安置模式只是勾勒了一个大致模型, 如果要用以指导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晓君.略论我国失地农民就业及非农生产技能培训[J].职业培训, 2007, (6) .

[2]臧传琴.从“经济人”假设到“政府失灵”[J].江汉论坛, 2007, (2) .

[3]宋健.中国农村人口收入与养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刘勇, 马新颖.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甘肃农业, 2006, (3) .

[6]梁亚荣.土地立法, 多给农民发言权[J].中国土地, 2005, (12) .

社区安置帮教简报 篇2

为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对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对象进行人性化管理，近日，三灶司法所走访慰问了三灶镇海澄村、中心村、鱼林村等九名矫正对象和安置帮教对象，给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大米、油和慰问金，并转达了党委、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慰问人员一行深入社区矫正对象及安置帮教对象家庭，亲切地与各名对象及亲属进行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同时，要求他们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改造自己，回归社会。“两类对象”对司法行政机关的慰问表示非常感谢，并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定遵守法律法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用自已的实际行动回报党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自去年3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正式实施以来，三灶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对象加大管理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其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品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规范其行为，促进其转化。同时，依法维护对象的合法权益，施以人文关怀，鼓励其依法经营，守法致富，促进其早日回归社会，实现了“看得了、管得住、有成效”的目标，无重新犯罪，确保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安置小区之社区体育发展探析 篇3

关键词:安置小区 社区体育 红光镇

中图分类号:G8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3(b)-0243-01

随着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形成大量搬迁家庭,而在政府的安排下住入安置房,其次像在5.12大地震以及一些大型自然灾害而形成国家政府统一安置受灾人民,而形成的安置区逐渐增多,这些群众的身体健康、休闲娱乐等,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令人担忧。社会竞争的加剧使得休闲体育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体育运动成为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内在需要。

1 红光镇安置区体育的现状

1.1 红光镇安置区体育的组织及开展状况

目前,红光镇安置区体育以街道社区体育活动以及广场体育模式为主,活动形式主要有日常性锻炼。太极、足球、篮球、排球、跑步、游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在健身人群中较为流行。

近年来,成都市社区体育开展得丰富多彩。仅去年一年来,成都市各区普遍开展了各种业余比赛。网球、太极拳、乒乓球、三人篮球赛等多种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些比赛不仅参与人数多,而且还吸引了全国各地体育爱好者前来参与,规模盛大,对成都市安置区体育的开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根据对红光镇安置区体育场地使用的调查表明,安置区体育的开展主要来自于辖区单位的体育场地。另外一些来自于空地、广场、公园以及社区内公共体育设施,红光镇内的公园和广场均存在体育健身活动群体。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经费来自于三个渠道:一是街道拨款,主要集中于在街道健身活动站进行的一些小型活动;二是辖区单位集资、赞助,主要针对一些固定群众内进行的体育活动和比赛;三是健身活动参与者共同集资。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以来,红光镇镇政府针对体育设施场馆不足,不能满足人们健身需求的矛盾,政府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兴建。近年来红光镇安置区体育经费除政府拨款外,出现了各种社会集资,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格局。

1.2 红光镇安置区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安置区的居民收入过低,导致相当一部分经济压力大的人无暇顾及体育健身。这是阻碍目前红光镇安置区体育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问题。另外,尽管成都拥有一定的体育场馆设施基础。但体育人口的不断增多造成了体育场馆数量的严重不足,场馆设施的陈旧不能满足现代人渴望科学的有效的达到健身的目的。这已成为成都市社区体育发展的最大弊端。再有,成都市社区体育虽然各层组织管理机构均在行使其职能,但受旧体制的影响不能十分有效的进行沟通和配合。因此缺少一个完善的组织管理系统是制约成都市社区体育发展的诟病。

2 红光镇安置区社区体育发展的环境

红光镇安置区有的配套设施很齐全,健身器械,运动的场地等。有的因不会用或者用的人少,而闲置在那里,有的则因年久失修,而不能用。

红光镇周边有许多三所高校,分别是西华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和成都技师学院。这些高校拥有丰富的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如何充分利用高校内的体育设施,将校外社区纳入高校体育运行范围,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合理利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 红光镇安置区的发展规模

红光镇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距省会成都市区仅13km。成灌高速公路、成都市绕城高速公路、317国道穿越全境,交通便捷,是毛主席1958年亲临视察过的地方,具有光荣的历史。红光镇经济发达,市场繁荣、人民富足,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工业小城镇。镇域人口约6万,其中农业人口2.8万人。置区居民现在占红光总人口的1/6。安置区体育作为社会一项公共事业,它与农民的体质状况和健康水平息息相关。

4 红光镇安置区体育发展的建议及措施

4.1 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情况充分利用高校体育资源

红光镇周围的三所高校拥有十分充足的体育资源。如果将这些高校部分体育资源向学校外面的安置区开放,改变学校的体育设施的管理模式,扩大消费人群,不仅可以解决安置区的体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增加学校的收入,取得双赢。我们还可以依靠学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对健身人群进行指导练习,不仅能保护好器材,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教学水平。引用内地上海建立“学区体育”的经验,积极開展社区体育活动,在互补的基础上相互支持,以求共同发展。

4.2 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依法治体

政府要依照体育相关法律法规,发展和管治乡镇社区体育,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体育健身,使体育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3 增加经费投入

进一步把安置区内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逐步改善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的现状。公共学校的体育场馆全面开放,有计划的逐步解决和发展体育硬件设施,满足社区体育发展需要的物质条件,对现有的体育资源,予以充分的利用和开发。

逐步建立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人等多元化的全名健身经费筹资集资体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资助体育健身活动。

4.4 依靠科教进步增强人民体质

采取有效的措施,运用一些新型体育器材,把体育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增强人民体质上来。体育事业关乎群众的事业,广泛开展群众参与的体育活动,是我们体育工作的重点。因此,对于事关国民健康的群众体育工作必须当作体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抓紧抓实。提高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体育部门必须把握机遇,及时投入人力物力,力求站主导体育市场潮流。

4.5 转变管理职能,大力开发大众体育市场

在群众体育市场开发过程中,要制定政策,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原则,让那些热心为群众体育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获得应得的经济利益。

4.6 加大体育指导的作用

有条件的街道社区可以建立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指导站、体育健身点应根据当地条件安排场地设施,由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制定工作计划,从高校招收体育毕业生配备全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对安置区内的居民可以进行体育运动指导,教授运动技能。体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指导站和体育健身点及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并为其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由社区体育工作者按照各种条件的不同队社区居民进行分类教授,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开展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等特点的体育活动,充分提高居民的体育运动热情。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红光镇安置区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如何保证安置区体育的健康发展以及安置区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设想和建议。安置区作为区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置区体育也将成为我国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杭蜀.谈住宅小区的健身器材[J].工程建设与档案,2004(4):68～69.

社区安置模式 篇4

近年来随着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群体的日益庞大, 学者们开始重视这一群体, 围绕拆迁安置社区居民这一群体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 从经济角度出发探讨征地补偿问题、拆迁安置社区规划建设问题;从政治角度探讨优化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拆迁安置社区管理等, 但是学者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融入、社会交往等生活领域方面, 由于对该群体生活状况的研究文献众多、体系驳杂, 因而本文将对拆迁安置居民生活研究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系统梳理。

1 对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从农村进入城镇、从农民转变为居民, 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麻烦, 这些问题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集中性, 成为学者关注的研究主题。

楼培敏研究发现, 安置小区缺乏人文关怀, 导致拆迁户入住后缺乏社区归属感和社会存依感, 找不到“家园”的感觉, 在社区生活适应出现严重问题;赵芸的实证研究表明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就业难, 失业率较高, 就业空间狭小, 就业稳定性脆弱, 对职业期望过高导致无业问题形势严峻;李飞和钟涨宝在做了大量的调研后, 发现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负担加重, 难以适应迅速变化了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冯婧和龙德才研究发现, 搬入新型城镇社区后,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未能完全内化新的社会交往规则, 社会交往狭窄;陈炯炯和范乃波研究发现,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缺少, 社区文化投入不足, 文化软实力不够, 导致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娱乐休闲方式较为单一, 文化生活出现一些列问题;姜燕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因拆迁过程中利益受损, 导致信任关系破裂, 拆迁社区居民同村委会之间博弈, 政治参与呈无序状态。

2 对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问题的原因研究

对于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不足

张学英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解释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为何存在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大多数的拆迁安置社区居民长期生活于农村, 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另外大部分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年龄偏大, 不具备除农业生产以外的一技之长, 且没有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 自主学习意愿不高, 造成市场竞争力不强, 他们很难在城镇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进而导致就业率低下, 就业不稳定等社会问题。

2.2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从农村迁入城镇, 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工具、生产要求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面对这种同传统生产方式迥然相异的新生产方式, 他们难免会产生难以适应的感觉。董礼洁认为, 失地前居民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活动, 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 土地被征用后该群体失去了原有的以土地为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的生活方式, 他们被推向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和相互依赖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焦虑和紧张, 产生不适感。叶继红则认为, 在城镇社会中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有着明显的区分, 而在农村这一区分不明显, 这样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农村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城市安置小区里以及城镇社会中受到了挑战, 和本地城镇居民之间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2.3 制度缺陷

还有很多论者们从制度角度进行了研究。章有德认为一直奉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 使得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在制度上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张萍则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制度缺陷如何导致了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问题, 一是各地推出的独创性的改革措施, 往往不顾农民的真实意愿和利益;二是制度安全性不够, 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太低, 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管机制、运行机制;三是当前的拆迁制度体系没有充分尊重公民意愿, 公民利益受到损害, 导致公民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过低。

2.4 社区基础设施不足, 社区居民缺乏文化生活的平台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热情一直不高。制约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重要因素是信息流通和社区文化及娱乐设施。

常宇在调研的基础上发现, 社区文化活动未能满足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精神需求, 社区领导对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此外, 张汝立和徐海燕则认为, 政府并没有针对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较低、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现状制定相应的丰富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精神生活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更没有建立配套的心理辅导机制, 以引导他们适应新型的社区生活。因而在社区适应、社区归属感、文化生活满足感等方面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3 对解决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问题的对策研究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种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独特群体而言, 进入陌生的城镇生活, 难以适应新型的生活是一种正常现象, 如何走出当前困境, 寻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成为了学者历来关注的热点。他们认为要解决拆迁安置社区居民适应社会生活的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3.1 创新安置补偿模式

安置补偿是拆迁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许多学者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陈丽、陈林和周婉清提出了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留地和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集中开发式安置模式;周均则认为, 首先, 要完善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安置方式, 实行多样化的补偿, 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并用的方式进行补偿;其次, 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分化土地征用补偿。

3.2 完善拆迁安置政策

许多学者从政策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翁雯曦提出, 应完善土地征收政策, 将土地征收制度进一步细化,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可查;李婉平和周志仪则认为, 应加强安置工作的监管, 构建绩效评价制度;陈晓莉和白晨认为, 应通过探索和完善拆迁安置模式和方式、规范拆迁行为、加快农村拆迁安置房建设进度来解决拆迁安置中遇到的难题。

3.3 完善拆迁安置社区建设和管理

也有很多论者认为, 做好拆迁农民在城镇社会中的安置是帮助该群体适应城镇生活的第一步。卫冰认为要大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提升拆迁安置社区的文化软实力, 积极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 丰富居民生活, 拉近居民间的邻里情谊, 促使居民完成身份的转变;李伟民则提出, 社区管理要采取民主管理方式, 强化居民的民主意识, 形成“自己管理自己”的社区管理机制;李千火、陈建红和谢建定认为, 要创造多样化的交往空间, 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李倩则认为, 必须结合拆迁安置社区的实际情况, 实行动态管理模式。

3.4 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增强居民的就业机会, 帮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如社区可以提供技术培训服务、社区职业中介服务, 开展主题教育, 增加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技能, 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在就业市场上拥有良好的竞争力。

3.5 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实现户籍改革, 打破二元户籍制度, 完善就业制度和保障制度。将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使拆迁安置社区居民能够享受“生有所依”,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真正融合进城镇社会, 成为一个新居民。

3.6 对于拆迁安置社区居民而言, 自身要努力和奋斗

面对剧烈变革的时代, 时代的背景、居住的环境、生活的处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在这个激烈变化的社会中,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由于自身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故而更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丰富自身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扩展社会交往网络, 从主观上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从主体上提升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性, 从而帮助自己积极融入城镇生活, 适应城镇生活方式。

4 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规模开始越发庞大起来, 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的扩大而成长起来的群体。研究该群体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国家和谐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而社会各界也开始重视对该群体进行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通过前文对现有的关于拆迁安置群体生活状况研究的回顾, 明显还存在一些不足, 笔者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 对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生活的研究, 偏重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 忽视了精神生活领域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 学者多关注征地补偿、利益受损、安置补偿、社会保障、房屋产权等物质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就业困难、社会交往、生活状况、社区融入、生活适应、等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 而作为组成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精神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及, 研究该群体精神生活现状的成果更是屈指可数, 不仅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 而且缺少有力的实证资料的支持。童世军研究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他认为, 精神生活是个人生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个人在精神上的生产和享受, 是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心灵生活的和谐共存。可以说精神生活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它与人物关系的物质生活, 人人关系的社会生活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三大领域。精神生活涉及到自我认知、价值观、道德意识、信念信仰、社会责任感等诸多方面, 对精神生活的研究可以直接反映出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和精神生活面貌, 所以说缺少了关于精神生活的生活研究无疑是有缺陷的。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并且该群体对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那么这种身份突变的情况是否会影响该群体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都是值得去探讨和思索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去关注拆迁安置社区居民这一特殊群体目前的精神生活状况。

第二, 对生活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时轻视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固然是造成该群体日常生活出现问题的重要因素, 但是作为有思想、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个体, 除了一些客观差异和外在因素影响, 是否也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影响了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在新生活环境中的社区适应、社会交往以及就业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失地农民留地安置模式探讨 篇5

摘 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大量增加,必须对这些失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留地安置这种模式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出发,以其独有的优越性弥补征地补偿费用的不足,适于重庆市城市化进程提速、财力有限、大规模外延扩张的实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安置模式之一。目前,重庆的留地安置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留地开发规划和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程序,并合理确定留地转让价格。

关键词:农转非;留地安置;重庆市;征地补偿;留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D422.7;F3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6-0016-04オ

Discussion on Land-left behind forResettlement of Peasants Who Lost the Land

—Taking Chongqing, a comprehensive overall urban-rural reform zone, as an example

LI L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easants who lost land increase largely and must be properly resettled. The mode of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is based on basic production and basic living insurance of the peasants for using this unique method to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land-expropriated cost,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reality of the acceleration of Chongqings urbanization, limited financial ability and large expansion and is relatively one of rational resettlement modes. Presently, Chongqings mode of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of peasants who lost land has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We should further emancipate our thoughts, make good pla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land-left-behind, perfect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and reasonably define the transfer price of the land-left-behind.

Key words: the non-agricultural status transferred from agricultural status;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of the peasants who lost land; Chongqing; compensation for land-expropriated; development of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of peasant

引 言

留地安置是指在征地时为了使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的安置方式。留地安置能够保障失地农民的长期收益,使被征地农民的收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不断提高,同时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转非集体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强的保障作用。

留地安置模式最早出现在深圳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在建设资金紧缺、政府没有财力对整个失地农民的住宅和生活等方面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深圳特区政府给原农村集体划拨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村民从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收益并以此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采用留地安置这种办法安置失地农民。如:1999年重庆市政府出台《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渝府令〔1999〕55号),其中第18条规定,按照每个农转非人员20至30平方米的标准向该经济实体划拨土地,用于发展生产,安置农转非人员[1];浙江省2002年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浙政发〔2002〕27号),其后又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市县征地单位须将10%~15%的被征用土地,留给被征地村合作经济组织,用于发展二、三产业,产生稳定的经济收入,反哺失地农民”[2];从2005年开始,上海市郊区农村在征地中将推行农民集体留用地制度,农民由此可长期享有土地和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在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中“水涨船高”[3]。ダ 林:失地农民留地安置模式探讨

从我国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深圳、浙江以及上海等地的安置经验来看,留地安置的失地农民在工资性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留用地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了基本的保障。从实施效果看,绝大多数采用留地安置的地区,这种安置模式在保障失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农村可持续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按照《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重庆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按照建成区年均增长30平方公里的速度计算,到2020年主城建成区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近一倍,重庆市各级城市,特别是重庆主城及区域中心城市大都处于一种大规模外延扩张期。大规模的外延扩张必将带来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拆迁安置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将更加突出,留地安置模式在整个安置过程中的优越性也必将显现,对于化解拆迁安置矛盾、实现失地农民安稳致富、构建和谐社区,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从重庆市留地安置的实践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科学、不可持续的现象。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调整和解决,将会极大地阻碍重庆市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一、重庆市留地安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留地安置相关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

为了维护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征地工作顺利进行,1999年出台了《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渝府令〔1999〕55号)(以下简称55号令)。从近年来的执行情况来看,这种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有利于转非居民生产与生活、有利于保一方安定的好政策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绝大部分被征地拆迁的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得到55号令规定的留地。对重庆市巴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及高新区4个街道共15个居委会或行政村(部分征地暂保留村)的调查中发现,除了少数村集体在转非过程中实施了留地安置之外,大部分村集体在转非过程中没有得到留地安置。二是已解决留地的村集体,在留地安置过程中并不没有严格按照55号令以合法程序进行留地安置,主要是凭借村社干部和转非村民的“讨、要、闹”等“非正常手段”才得以实现留地安置,客观上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导致留地标准不一引发攀比矛盾。三是个别地方政府在留地安置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某区承诺以30万元的价格给村集体留地60亩,时隔不久为了招商,把承诺留给村集体的60亩地“协调”给开发商,半年后开发商转手以60万元的价格出让,引发了政府、开发商与转非居民的尖锐矛盾。

2.把预留土地纳入“招拍挂”程序,加大了留地安置难度

随着《关于进一步推行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国土资源部,1999)以及国土资源部11号令(2002)等法规文件的出台,我国的土地供应终结了以往行政色彩颇浓的协议供地方式,进入了公开交易时代。然而,重庆市在贯彻国家的法规性文件时,没有与55号令对接,55号令明文规定以“划拨”的方式进行留地安置。不加区分地把转非集体留地统一纳入“招拍挂”,实际上是把集体经济组织这一土地所有权人与其他开发商等非所有权人同等对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由于这个原因,调研中发现,本应按照征地成本价留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中“花落谁家”成为未知之数。被征地村集体受其财力的限制,在竞标过程中往往处于下风。结果有两种:一是本应留给村集体组织的土地以市场价卖给“他人”;二是被征地村集体“砸锅卖铁”勉强买回来后,再无开发土地的资金,甚至一卖了之。这样导致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缺乏自己的经济组织载体,违背了55号令留地安置用于发展集体经济、解决转非居民就业的初衷。

3.少部分落实了留地安置的集体土地开发缺乏总体规划

重庆市土地征用分期分批的现实导致给各个转非集体的部分留地不是一次性完整划留,而是征一次划一次,这样易造成地块零星分布。同时,相关部门对预留土地的开发建设的规划监督和管理不到位,或者留地安置区域城市规划滞后、规划变动较大等因素导致“城中村”的出现。据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统计,主城区现有“城中村”55个,涉及7个区,土地面积516公顷,涉及农村居民7 249户、15 845人,常住流动人口2.8万余人。

二、现行留地安置模式的主要负面影响

一是农村居民失地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生产资料的财富价值不能在转为城市居民后得到体现。部分转非人员在转非后变为“城市贫民”,成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主体。据调查,2007年重庆市巴南区花溪镇转非城镇人口占全镇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总人数的88.3%;又如高新区渝州路街道低保户2002年仅有27人,2007年8月为1 132人,短短5年时间低保人数就增长了近40倍。说明农村居民转非后部分居民成为城市贫民,“开发一片贫穷一片”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为了解决转非社区日常的实际困难,巴南区花溪镇采取由未转非(包括未全部转非)的村委会一对一对口帮扶已转非的居委会的办法,这是典型的农村支持城市。

二是在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较弱、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现阶段,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居民失地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生产资料的社会保障价值不能在转为城市居民后得到体现。如按照渝府令〔2008〕26号的标准,截至2008年11月,巴南区花溪镇农转非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的只有13%的人员通过了审核,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同时,转非人员成为城市居民后,绝大多数参加的依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费收入低,转非居民因病致贫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农村居民拥有土地不能转化为集体经济组织为转非居民提供的就业载体。目前,发展村居经济已成为我市解决城乡劳动力,特别是农转非劳动力就业、创业致富的重要途径,而村居预留的土地则是发展村居经济必不可少的载体。由于缺乏属于自己集体经济组织的就业载体,转非居民就业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如高新区渝州路街道农转非劳动力失业率达到50%以上。

四是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由于重庆市失地农民大多为主城周边的近郊农民,他们对国家法律、政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和思想的活跃程度都不同于一般的农民,随着失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矛盾越积越深,极易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由于土地补偿和留地问题导致部分农转非人员多次到区、市甚至进京上访,给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完善留地安置模式的对策措施

征地拆迁留地安置问题涉及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村转非居民拥有的土地生产资料财富价值的重要体现。保护这一群体基本的合法权益,是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是给予转非居民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党和政府行政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的基本要求,是各级政府乃至每一个合格公务员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1.切实解决认识问题

(1)充分认识留地安置的重要作用。在政府财政能力不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历史条件下,留地安置对解决转非居民的实际困难、保一方平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根据对巴南区花溪镇解决较好的留地村集体的调查,留地安置归纳起来具有六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是转非居民重要的财富收入来源;二是转非居民的就业渠道和劳动收入来源;三是转非居民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四是转非居民转岗培训经费的重要补充;五是社区社会福利的重要补充;六是社区管理和文化建设经费的重要来源。如巴南区花溪镇新屋村、建新村、先锋村等,以留地折股的方式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结合花溪特色工业园区建设,用集体留地建设标准厂房,通过出租物业获得稳定收入。每一个村集体每年从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中专门划出一部分,用于对老年人、老党员、弱势群体、特困家庭、子女升学、医疗、文娱、体育活动、上级政府安排的各类社区“创建”活动等进行补贴,这类支出最多的年均在260万元以上。通过预留集体发展用地,既较好地解决了转非居民的就业、社会福利等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也解决了财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村居日常运转困难的问题,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公共财政功能,起到了保一方平安的积极作用。

(2)切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民生观。要解决创造政绩和改善民生的价值目标问题,即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重庆市处于大开发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民生观。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4]。国务院出台的3号文件,也十分强调要“着力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卫生、居民住房、库区移民、扶贫开发等重要民生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5]。

2.切实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程序

(1)明确监督主体,落实监督职责。建立由市国土与房屋管理局、市规划局—区县国土与房屋管理局(分局)、规划局(或分局)—镇三级组成的管理监督体系,根据各层级的行政职能,明确分工,细化责任,形成责任链条;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2)建立针对留地安置的目标考核机制。建议对征地拆迁留地安置的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计划当中,以此建立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并纳入年终考核。

(3)进一步规范留地安置程序。一是利用国务院3号文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权利,对征地拆迁集体经济组织留地不纳入统一的“招拍挂”范围,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二是在城市新区开发过程中,除基础设施等公共用地外,优先考虑留地问题,在征地拆迁程序上把留地安置作为征地的必要条件,在征地合同签订之前签订留地合同。

3.合理确定留地转让价格

为了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对失地村集体更为公平,更具有普适性,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需要对以留土地方式直接出让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价格进行核算,要根据所在区域实际制定统一的有一定浮动的指导价格。出让价格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征地成本+土地整治成本+部分土地级差收益(土地级差收益由政府与所有权人分享)。

4.统一规划,搞好留地开发建设

对于留地安置的土地,除了严格执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之外,建议改变目前各个集体经济组织各自为政的开发建设模式,在区、县级层面或镇级层面进行二次统一规划布局、统筹开发建设,尽量避免粗放开发带来的后遗症。

结 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失地农民将面临日益狭小的就业空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资料后,农村居民将采用何种方式取得合法收入,如何缓解失地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矛盾,农民的市民化如何实现等,这些问题都将是处于城市化进程提速阶段城市必须正视并加以解决的。留地安置这种模式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出发,以其独有的优越性弥补了征地补偿费用的不足。从这个思路出发,留地安置模式适合于重庆市城市化进程提速、财力有限、大规模外延扩张的实际,是比较理想的安置模式之一。重庆市在征地过程中,应按照55号令的要求以及各地区的发展实际,总结经验,创新机制,逐步完善留地安置制度。同时,对于与重庆处于同样发展阶段、有着类似地发展历程的部分中西部省市来说,重庆实施的留地安置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Z].1999-04-13.

[2] 鲍洪俊.浙江建安置失地农民长效机制,推行征地制度改革[N].人民日报,2005-03-25(1).

[3] 李荣.上海郊区农村征地将推行农民集体留用土地制度[EB/OL].新华网,[2005-03-23]. http: //news. sohu. com /20050323/n224828177.

[4] 温家宝.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 2009-03-6(3).

[5]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09-01-26]. http://www.gov.cn.

社区安置模式 篇6

关键词：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

0 引言

近年来, 物业成本管理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1) 社区物业成本管理方面, 杨鹏、郑小晴 (2000) [1]通过分析发现社区物业管理成本费用与物业管理公司所接管物业面积存在一定的关系, 可根据这种关系将社区物业管理成本费用划分为固定费用、变动费用、半变动费用三部分。林昆明 (2009) [2]在分析社区物业服务成本构成的基础上, 就降低社区物业服务成本提出三个途径:一是节约相对人工费用, 二是节约物资消耗, 三是节约管理费用支出。靳勤 (2015) [3]提出了社区成本创新的新理念, 认为社区物业服务管理降低成本可以从固定成本费用预算管理、严控变动成本、合理配置物业资源等方面入手。 (2) 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管理方面, 储宇奇 (2014) [4]认为安置小区物业管理行业低利润高风险, 物业公司不但难收取物业费, 还要承担由于业主对环境的破坏需要修理和维护的巨额费用,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物业管理与社区维护的成本。胡小萍 (2014) [5]提出前移拆迁安置小区管理工作, 探索物管早期介入机制, 通过参与设计意见、参与施工阶段现场的跟进监督, 进一步完善拆迁安置小区建设, 降低拆迁安置后的服务、维护成本。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快, 各地拆迁安置社区拔地而起, 由此带来的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成本管理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大亟待解决的难题。但是, 关于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核算相关问题的研究少、程度浅、一般定性分析为主。本文拟在分析拆迁安置社区的特点以及该类社区在物业成本核算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运用作业成本法, 尝试对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成本核算进行研究。

1 拆迁安置社区特点的分析

1.1 社区居民群体特殊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建设用地需求量也大量增加。加之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 农民土地的征用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大, 失地农民不断增加, 并且在城区周边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拆迁农民安置社区。从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结构看, 绝大部分为失地农民, 也有一小部分为租赁小区房屋的外地人口。这些人口中有公司白领、工厂工人、工地民工、学生。离市区越近, 城市居民、外来人口越多, 社区居民之间差异性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

1.2 安置地域城郊结合

地方政府通常会考虑土地级别的差地价和拆迁安置户的购买能力, 主要在城市近郊区或者城乡交接地带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小区。该类社区通常被划分为城市领域, 但又异于一般市区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及周边的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较为欠缺, 社区内物业管理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相对较差, 社区仅有基础设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

1.3 社区经济来源单一

拆迁安置小区的物业管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社区成本费用来源多数以政府补助为主。社区居民主要为失地农民, 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失去了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收入来源。很多居民待就业或者收入水平并不高, 对于物业管理费的收取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难以承担。另外, 缺乏专业化的物业管理, 社区居委会不能合理管理物业成本, 不能多渠道筹集资金, 创造新收入。

1.4 社区管理体制陈旧

大部分拆迁安置社区仍沿用农村管理体制。该类社区处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时期, 其社会经济文化亦城亦农的特殊性, 使拆迁安置社区管理也呈现出亦城亦农的交叉性。在一些拆迁安置社区, 虽然实行了“村转居”, 但是社区居委会干部基本上就是原村干部, 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转变难, 仍沿用陈旧落后的农村管理体制。此外, 拆迁安置社区公用经费主要靠集体资产经营等收入, 干部待遇上财政没有保障, 难以吸引社区管理人才。城市化带来城管、环卫、治安等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 拆迁安置社区管理人员的能力和经费却没有保障。所以, 管理职能行使是否到位往往取决于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状况的好坏。

2 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核算存在问题的分析

2.1 居民自治意识薄弱增加环境整治成本

拆迁安置社区大多数拆迁安置户为失地农民。拆迁安置社区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其根源就在于“人”。相对于城市居民, 这些居民虽然住在高楼中, 但无法真正从思想上转变角色, 适应自己“新市民”身份, 提高自己“主人翁”意识, “市民化”的程度低、进程慢。他们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不良习惯随性, 过度依赖政府和社区委员会, 对于拆迁安置社区的自治意识欠缺, 进而导致社区内卫生、绿化环境或多或少遭到破坏, 居民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坪、住宅挪用、公共土地自种农菜, 物业管理难度大, 物业成本不断增加。

2.2 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加大设施维护成本

拆迁安置社区的安置地域城郊结合, 社区及其周边的配套设施不健全。拆迁安置社区一般处于城区的郊区或城乡交接地带, 地理位置偏远, 居民出行不便, 公共基础设施不健全, 生活质量普遍较低。一般拆迁安置社区附近只有一家中型超市, 一个规模不大的菜场, 大型综合性商场、健身场所、剧院等生活配套设施还不完善, 无法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显然会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成本。

2.3 投入更多物业成本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大部分拆迁安置社区经济来源单一, 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某些拆迁安置社区服务管理资金来源主要是以政府补贴为主, 管理模式是社区内居委会片区自治。部分社区每月仅象征性的收取远低于普通社区收费标准的物业费, 也有一定的公共维修基金, 但是额度小且难报批。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 即使对于建设质量不是太高的拆迁安置社区的后期维修来讲, 这些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随着后续管理费用的不断增加, 需要资金投入的地方也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后期, 房屋、公共设施的维修等工作, 财政将会越来越吃紧, 负担也将会越来越重。

2.4 社区物业成本核算的精细化尚显不足

多数拆迁安置社区物业部门的管理简单粗放, 物业成本核算不够准确和精细。由于物业部门对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管理仅限于常规性的公共服务, 对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物业成本管理未达成共识, 对物业成本的测算、研究与计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此不同社区采用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 导致核算结果不准确。不能有针对性的对物业成本进行核算, 使得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管理工作效率低下, 居民满意度不高, 也不能满足政府对拆迁安置社区降低成本投入的要求。

3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核算模式的构建

3.1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理由

针对拆迁安置社区的特点, 结合其物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运用作业成本法, 构建迁安置社区物业作业成本核算模式, 能在提供优质物业服务的同时, 有效控制物业作业成本, 提高经济收益, 提升综合竞争力。具体理由如下:

(1) 作业成本法改变拆迁安置社区原有简单粗放的物业成本核算模式, 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成本中存在较多的间接费用和隐含成本, 成本动因复杂。作业成本法可以准确分配间接费用和隐含成本, 以细化作业中心来划分各项物业作业活动, 比如:绿化作业中心、保洁作业中心、工程维护作业中心等。使得核算的成本信息较为准确, 进而能为拆迁安置社区制定合理的物业收费标准提供依据。

(2) 作业成本法为拆迁安置社区的成本控制与管理提供合理依据。基于作业成本法构建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的核算模式, 通过分析各种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 对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进行作业优化, 可以剔除那些没有必要的、效率低下的、资源消耗过大的作业, 即非增值作业和低效 (无效) 作业, 留下增值作业,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 达到有效控制成本的目的。

(3) 作业成本法在服务业成本核算与管理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制造业、生产型企业最早将作业成本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本世纪初, 研究者开始逐步研究服务业的成本管理问题, 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仓储邮政业、计算机服务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租赁业等新兴第三产业。当然, 也可以引用作业成本法进行物业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3.2 拆迁安置社区物业作业成本核算模式架构

为了更加精细化地构建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作业成本核算的模式, 结合XZ拆迁安置社区加以说明。XZ拆迁安置社区地处沿江高等级公路西侧、古马干河北侧。2001年在拆迁原村民小组和老集镇居住户的基础上成立, 社区现辖6个居民小区, 共2527户, 总计8976人。区内现有别墅37幢, 公寓楼57幢, 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XZ社区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提出社区“网格化管理”理念, 并采用“一委一居一站一办”的网格内居民自我管理和互助式的社区自治管理体制。整个社区被分为六个网格, 每个网格区即一处小区, 根据上述方法, XZ拆迁安置社区物业作业成本核算模式流程图如图1。

现选取XZ拆迁安置社区的两个网格区, 即一号小区和二号小区的相关数据, 拟运用作业成本法对两个小区一月份的成本进行核算, 对于“综合管理”这项作业, 其成本动因比较复杂, 暂不予考虑。核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 根据图1已确认一号和二号小区的作业和作业中心。

第二步, 分析和确定两个小区的各项资源费用, 如表1所示。

第三步, 建立资源成本库, 确认主要资源动因, 分配以上资源耗费至作业成本库, 如表2所示。

第四步, 确定作业动因, 依据成本动因分配率公式, 计算作业成本动因分配率, 如表3所示。

第五步, 计算两个小区实际消耗的资源价值, 如表4所示。

表1、4显示, 一号小区物业管理总成本=4500+45445.275=49945.3 (元) , 二号小区的物业管理总成本=4000+36284.725=40284.7 (元)

3.3 取得的应用效果

(1) 作业成本法在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成本核算中实施具有可行性。作业成本法的运用能有效核算物业成本中的间接成本、隐含成本, 以及拆迁安置社区中发生的各项作业所耗费用, 使得投入成本过高, 尤其是主要由政府支持的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成本能得到有效控制。

(2) 物业成本核算模式的构建使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改善。从拆迁安置社区特点出发, 结合以上案例核算结果果, , 可可发发现现该该类社区需投入更多保洁成本、绿化成本、设备维维修修维维护护成成本和安保成本。加之, 这类社区物业管理成本主主要要来来源源于于当地政府财政拨款, 若不能合理管理物业成本本, , 则则负负担担过过重。因此, 基于作业成本法下的成本管理模式可可以以按按各各作作业中心合理有效的核算物业成本, 控制投入成本本, , 使使拆拆迁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改善, 进而, 能就该类社区前文所提及的各问题对症下药。

第一, 拆迁安置社区居委会加强居民的物业管理知识、提高自治意识、维护身边环境卫生等的宣传, 提高居民物业管理的参与度。居委会多组织社区文化活动, 提高居民的文化修养, 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

第二, 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完善拆迁安置社区的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在其规划建设之初就应加大对拆迁安置社区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的投入, 完成相关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康复等配套设施建设, 真正做到配套先行。对已建成的拆迁安置社区, 还应加强对原有设施的检修和改良工作。

第三, 多渠道筹集资金, 加强该类社区的有偿服务, 从开展的多项经营服务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来弥补物业管理成本的不足。物业管理费收取推行公开、公平、公正。

第四, 提高物业服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对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与考核。

4 结束语

只有解决好拆迁安置社区物业成本核算问题, 让拆迁安置户真正居民化, 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才能让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和谐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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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靳勤.社区服务创新与物业公司的发展[J].企业技术开发, 2015, 7 (34) :30-31.

[4]储宇奇.“城乡一体化”居民拆迁安置小区物业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4, 25 (07) :206-207.

社区安置模式 篇7

“社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F·法林顿在1915年提出,I.T.桑德斯和波尔斯(1939)对社区发展的基本方法和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为社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莎法尔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建立模型研究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米切尔(1997)建立有关人居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将健康、环境、资料、服务、社会发展、安全等方面纳入指标体系。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2002)以居民生活需求的满意度和发展要求为出发点,从收入、消费、教育等8个方面构建36个指标测度城市居民生活质量。2013年杭州下城区从社区的基本保障、公共服务、群众评议等方面开展社区和谐发展指数的研究,并通过收集市民对于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信息,将主观评估结果纳入客观评估结果,合成完整的城市生活质量指数。2014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首次以“贵阳指数”命名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指数,从生态的角度提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挑战[2]。

但是,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农民安置社区主体的特殊性,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同时,缺少统一的发展质量评价标准和考核方法,使得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不明确,阻碍生态和谐社区的建设。

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从安置社区的环境、服务、文化、经济四个维度构建生态和谐社区发展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以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指标的总指数为媒介,运用线性加权法、TOPSIS、熵值法等手段统计测度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并运用Borda法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因子,提出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实现安置社区和谐发展的目标。

1 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指数的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层面,强调经济活动应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注重生态道德教育和生态法制建设,树立以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风气,优化生活环境[3]。安置社区生态文明综合指标体系具有内容独特、针对性强的特点,选择相应的指标时,应该遵从系统性、可获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科学简明的表达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要求。

根据以上原则设计三层指标。目标层指标为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总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状态;准则层从经济、环境、服务、文化四个维度展开研究,分别以这四个维度的发展指数作为二级指数研究的内容。其中,生态环境指数从资源环境和居住条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设置五个三级指标;生态服务指数从服务网点个数、志愿服务、医疗服务三个角度展开测度,设置四个三级指标;生态文化指数主要包括文化体育和文化休闲两个方面,设计三个三级指标;生态经济指数主要从低保工资和低保人数比重两个反向指标来体现。总共设置14个三级指标[4],具体设计如下:

生态环境指数(HJZS):公共健身设施数(x1);人均绿地面积(x2);交通便捷度(公交站点数量x3);人均居住面积(x4);社区垃圾分类处理投入资金(x5);生态服务指数(FWZS):社区商业、教育服务网点数(x6);年末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人数(x7);再就业活动举办次数(x8);年末社区卫生站专职医务人员数(x9);生态文化指数(WHZS):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x10);居民绿色出行比例(x11);社区每年文体活动举办次数(x12);生态经济指数(JJZS):退休人员工资总额(x13);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重(x14)。

数据的处理。在综合评价中,由于所设指标反映的物理意义不同,指标对评价对象作用力的方向不同(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使得数据量纲存在差异,影响综合评价的结论。因此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并将指标值限定在60~100之间。

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对比,构建决策矩阵,确定14个指标的权重:w1=0.0586;w2=0.0162;w3=0.0018;w4=0.0365;w5=0.0357;w6=0.0380;w7=0.0496;w8=0.0359;w9=0.0647;w10=0.0135;w11=0.0903;w12=0.2208;w13=0.1361;w14=0.2023。依据AHP法确定的指标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特定时期下不同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总指数,即求取权重与指标值的累计乘积。

2 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

评价模型的选取。本文将依次运用线性加权法、TOPSIS法、灰色关联度法、熵值法对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展开单一评价。线性加权法是一种包含所有原始数据指标变量的评价方法,能够将决策者的经验引入模型处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问题;TOPSIS法是一种通过比较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之间的距离来判断优劣的评价方法,其特点是能够充分利用数据的信息;灰色关联度法对数据的要求相对宽松,其运用序列曲线间的相似度来实现对项目的评价;熵值法是通过计算系统不确定性程度来达到评价的目的;模糊Borda法能够兼顾单一评价方法评价结论的差异,实现单一评价方法的优势互补。所以本文先利用单一评价方法对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展开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Borda法对前四种方法评价的结论进行综合排序,克服单一评价结论不统一的问题,从而使评价结论更加科学合理。

2.1 线性加权法

线性加权法是一种包含所有原始数据指标变量的评价方法。首先通过一定的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ki,满足ki2/m,对指标数值做正向处理后,构建决策矩阵,然后根据计算出加权指标值,最后比较线性加权值,最大值为最佳方案。

2.2 TOPSIS法

TOPSIS法是一种通过比较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之间的距离来判断优劣的评价方法。基本步骤是:(1)对数据做正向处理和标准化处理,构建决策矩阵ri;(2)通过加权法计算标准化决策矩阵V=(wixij)m×n,根据决策矩阵V确定正负理想解;(3)比较各方案与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2.3 灰色关联度法

灰色关联度法是运用序列曲线间的相似度来判断关联程度的一种比较分析方法。基本的步骤是:(1)数据无量纲处理后,确定参考数列x0和比较数列xi,计算它们的灰色关联系数ζ(i);(2)用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的关联程度值的平均数r=η(k)/n作为度量x(0)(k)和的关联度;(3)最后对关联度进行排序以实现对方案的评价。

2.4 熵值法

熵值法是通过度量系统不确定性程度来达到评价的目标。基本步骤是:(1)异质指标同质化,构建原始数据决策矩阵[xij];(2)根据决策矩阵求出指标的贡献度,算出第i个评价对第j个指标的权重;(3)利用公式计算指标的熵值;(4)根据指标差异系数的比重求出指标j的权数,计算出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值。

2.5 模糊Borda法

模糊Borda法能够兼顾单一评价方法评价结论的差异,实现单一评价方法之间的优势互补。基本步骤是:(1)根据决策矩阵计算隶属优度;(2)根据公式,分别计算模糊频数fih和模糊频率wi;(3)计算指标排名的转换分Qh;(4)最后确定指标的模糊Borda分数并排序。

3 实证分析

单一评价结果分析。考虑到社区发展受到地域经济的影响,本文选取宁波市区和周边县市七个有代表性的安置社区或街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江东福民街道(FMJD)、北仑海文小区(HWXQ)、宁海坦坑村安置小区(TKAZ)、象山丹西街道(DXJD)、慈溪赵家安置小区(ZJAZ)、余姚明伟村安置房(MWAZ)、奉化中山锦庭小区(ZSJT),通过查阅资料和走访调查获取相关指标数据。利用上述四种单一综合评价方法测算总指数时,除熵值法外,指标权重均采用相同的权重值,结合七个安置社区的指标决策矩阵,计算出的各自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并根据指数大小排名,相关指数分析结果见表1。

从排名相似程度来看,使用层次分析法、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法计算的总指数排名结论较为统一,其原因是这三者使用相同的指标权重。从指数排名顺序上看,FMJD、ZJAZ和DXJD三个安置社区的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排名占据前三位名次,TKAZ小区在四种测度方法排名都是靠后的状态,其余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排名中流水平,在具体的位次上稍不同。观察评价数列的分布图,数列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以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数列,从而简化评价结果。

模糊Borda法的安置社区发展评价分析。单一评价方法的评价结论一般都不统一,但各种评价方法的理论依据都比较成熟,评价方法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也就无法取舍相关的结论。因此本文采用模糊Borda法对不同方法评价的结论进行综合,既保留了指标排名的实际意义,又兼顾了数据差异的影响。

在综合评价中,针对多种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的等级变量进行检验,能够测度评价结论的一致性和评分信度,Kendall协同系数是用来确定多列等级变量相关程度的方法,多种单一评价的排名序列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和一致性,决定排名序列是否适用模糊Borda评价法。因此,本文运用Kendall协同系数来检验评价结论的信度和一致性,提出假设H0:多种方法评价的结论不具有一致性,H1:多种方法评价的结论具有一致性;根据单一评价排名结论,构建Kendall协同系数的统计量,对所得的排名数列进行Kendall协同系数检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的值为0.969,卡方值为23.25,渐近显著性=0.001<0.05,通过Kendall协同系数检验,说明评价结论排列数列之间是相容的,具有相关性和一致性,即能够找到共同的评价结果。由于评价结论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在使用模糊Borda法综合评价之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计算出的二级指标指数得分和排名情况如下表“Borda法综合指数”所示。

基于模糊Borda法计算出的指数排名与环境指数和积极指数的关联度较高,与服务和文化指数的关联程度较低,说明各社区生态文明发展差异主要集中在服务和文化的指标上。其中,经济基础是影响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将经济指数排名作为控制变量,总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生态服务指数和生态文化指数的相关度都有较大幅度增加,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对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较大。在剔除经济因素之外,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与社区环境、服务和文化都呈现正相关,从总指数排名与二级指数排名数据相关程度来看,总指数与环境指数的关联度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指数的关联度,说明近年来,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集中在社区环境的治理上,在安置社区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建设相对较弱。

依据层次分析法所确定的二级指标权重,生态环境指数权重为14.88%、生态服务指数权重为18.82%、生态文化指数权重为32.45%、生态经济指数权重为33.84%,体现了生态文明内涵中的“经济”“文化”“服务”“环境”等重要因素的作用和地位,总指数排名综合反应了当前时态下宁波地区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因此,上述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后续建设上,应该更加着力于文化、服务等软环境方面的建设,提升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水平。

4 结论和建议

文章紧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从经济、环境、文化和服务四个维度构建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指数和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模糊Borda对多种单一评价结论进行综合排序,既体现数据的差异性又吸收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点。通过选取宁波地区七个安置社区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各安置社区在环境、文化、服务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指数及其排名,发现总指数与各二级指标指数的相关程度非常密切,剔除地区经济因素对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社区服务、文化等“软因素”对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发展建设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依据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以下关于农民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建议。

合理利用社区资源,加强服务产品供给侧的管理。农民安置社区主体有其独有的特殊性,此类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过程中,社区组织利用群众性文化活动,合理运用实体和虚拟媒介,加强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的内涵宣传,提高安置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引导安置居民参与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人翁精神,坚持资源共享的原则,打造社区、居民和环境“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的命运体。社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化服务,随着社区服务资源的增多,在社区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应该结合安置社区居民需求的时代特征,将社区资源与安置农民的需求相结合,加强服务产品供给侧的管理,注重社区服务产品的质量,收集服务产品服务效果的反馈意见,做好社区服务产品的改进,为安置农民提供满意的社会服务产品。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安置农民的适应能力。安置社区的管理人员往往都是直接从村委会转变而来,管理者的素质不高,多采用“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粗放式管理模式,缺少对主体的人文关怀和民主参与,导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管理的质量和效果低下。随着社会的进步,安置社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的管理人才,建设建全社区人才管理机制,采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将已有的管理人员送出去培训学习,同时积极引进高素质管理人员,吸引大学生参与社区工作,优化管理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安置农民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直接关系到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参与的积极性。除了按照国家政策予以安置农民一定的经济补偿之外,还要帮助安置农民适应城市的生存,社区组织应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以不定期的技能培训班等形式,积极开展安置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活动,形成对就业困难农民的帮扶机制,提高安置农民的城市适应能力。

加强社区“软、硬”环境建设,提高管理效率。社区文化是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制度、信仰、价值的社区文化,在城镇化的浪潮下必然产生农村和城市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因此在农民安置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过着中,既要尊重传统的农民生活的民俗习惯,又要结合城市生活的需求,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形成安置社区文化的新特色。同时加强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开展高质量的安置社区志愿者活动,拓宽资金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体活动,建立社区软环境健康发展的内生机制,打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提升安置农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硬环境上需要加大工作力度和投入力度,逐步完善公共服务的硬件条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特别是安置社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硬件的建设,形成共建共享的硬件使用和维护机制。建立社区物业管理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形成有效的工作管理机制,防止职责和定位不清,造成交叉管理。

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倒逼社区管理机制的创新。传统的社区居委会是一种行政特征明显的管理组织,居委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较多,社区服务的属性被弱化,这种模式下的居民主观能动性被抑制,社区建设参与度低,农民安置社区的管理组织是由村委会直接转变而来,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管理方法简单,管理的效率更加低下。因此要创新安置社区管理的机制,实现居委会群众自治的原则,挖掘社区管理的共治能力,结合当前的时代特征,充分利用网络科技,加强数字化社区的建设,制定专门的部门收集相关数据,开发便民网络平台和移动终端平台,探索“互联网+”的社区管理和服务新模式,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

参考文献

[1]杨海燕.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互动[D].华东师范大学,2007.

[2]涂兆宇.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第一个以地方命名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数[J].中国社会组织,2014(14):55-55.

[3]杜丽华.生态文明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4(A02):36-37.

社区安置模式 篇8

(一)调查对象和目的

1、调查对象。嘉兴,是浙江省地级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的腹心地带,是长江三角洲重要城市之一。嘉兴市有城市社区(居委会)187个,在城镇化加速的经济时代,人们对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拆迁安置群体的涌入,社区更应该革新原有管理方式及对基础设施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结合后的新型居民使用需求,提高居民对社区整体的满意度。本文以社区拆迁安置群体为主要对象,研究其对社区内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为了呈现更加详细真实的数据,笔者通过在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分发问卷的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社区拆迁安置群体的面对面交流直观地了解到此类群体的现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调查基础。此外,笔者为了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也向社区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仔细访谈,了解其在整个社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完整地了解社区基础设施使用满意度的现状。

2、调查目的。此次调查的目的有两个:(1)通过社区实地调研分发问卷,了解拆迁安置群体的现状及其对社区基础设施的利用和满意度情况;(2)在以解社区拆迁安置群体及其满意度情况的基础上,找出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与之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调查方法和样本分析

1、调查方法。(1)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广泛阅读,了解掌握国内外相关理论动态打好理论基础;(2)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调查,初步整理出嘉兴市城市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的现状,通过数据的定性定量分析,为论文提供可靠的依据;(3)访谈法。与社区管理负责人员进行面对面的真诚交流,听取并记录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2、样本分析。此次调查主要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对嘉兴市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走访,共发出120份问卷,面对面回收120份,有效问卷109份,有效率达90.83%。在这次调查中,按年龄分类,20岁以下11人,占比10.09%,20~50岁62人,占比56.88%,50岁以上36人,占比33.03%;按居住年限分,1~5年的51人,占比46.79%,6~10年的35人,占比32.11%,11~15年的19人,占比17.43%,15年以上的4人,占比3.67%;按性别分类,男性48人,占比44.04%,女性61人,占比55.96%。

(三)调查数据分析

1、设施数量和层次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国家大规模拆迁活动的广泛开展,拆迁户居民数量大幅增长,大多数安置在社区内,以社区为集合进行活动。但因此群体的大量涌入而引起社区内原有设施数量供不应求、过度使用,导致在较短时间内损坏,降低了设施使用率和居民对其满意度。(表1)

如表1所示,社区内不同年龄层次对社区的需求不尽相同,大多集中于20~50岁年龄段。其次,所有被调查者中,只有19人表示对基础设施满意,仅占调查样本的17.76%,剩下82.24%的居民多数表示设施未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其中尤以20~50岁年龄段的居民为多。作为社区的现生主力军,此年龄段居民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对于基础设施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愈加明显。多数居民表示现代化的社区应该配有篮球场、网球场等新型基础设施,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如幼儿运动场所、老年活动中心等,都应有较为全面的覆盖,以满足日趋多层次、高标准的居民需求,提高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

2、设施不合理利用情况普遍。(表2)如表2所示,多数居民认为设施损坏应归因于人为的不合理利用,占调查样本的41.48%,且以社区不同居住年限居民为主要研究对象,这部分居民对于社区的了解使数据更具有说服力,有力地佐证了上述观点。其次,在笔者走访社区的过程中发现,存在恶意破坏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将设施挪为他用的情况,如部分居民用社区绿化带种植蔬菜,占用健身器材晒被子,在车库中养家禽等行为。经深入调查得知,多数居民为拆迁户安置在此,此群体多数受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对社区的认识存在较大缺陷,导致其与城市中的社区生活理念大相径庭,在社区生活中格格不入。另外,长年小聚居的生活状态使其在日常生活习惯上存在停滞性,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从而带进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并在与社区的碰撞中持续发酵,产生了现居社区的普遍矛盾。

综上所述,文化水平和长年习惯导致居民对设施的不合理利用,一方面降低了设施的使用率;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居民对设施的满意程度。

3、管理部门对拆迁安置群体的引导存在不足。据调查,拆迁安置群体在社区中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排斥性,如何让此群体尽快融入社区生活成为社区管理部门的重中之重。但是,据笔者走访调查发现,多数社区不经常举办社区活动,如社区文化节、志愿者活动等,大多数居民表示几乎没有参与过社区活动,也很少在社区活动中心活动。经深入了解发现,多数社区配套的群众文化场所少之又少,有的小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把楼距加密,几乎没有留出群众活动的空间。缺少文化活动场所就不可能很好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之间的联系,尤其不利于拆迁安置群体的融入,进一步增加了社区引导工作的困难;另一方面,社区对于拆迁安置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充分深入了解社区现状,从而没能及时调整应对方案加强社区建设。多数居民表示,社区对拆迁安置群体并没有进行较为具体全面的安置工作,例如对此群体进行集会,与社区其他群体进行对接安排等。此群体多数居民对社区的生活认识都是来源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学习,部分居民表示甚至到现在都对社区一无所知。由此可见社区安置工作的不足之处,社区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有待加强。

二、提高嘉兴市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对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对策

(一)拆迁安置社区基础设施精细化

1、数量配置。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增长以及拆迁户的安置,对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产生新的需求。相关部门人口数据显示,2015年嘉兴市常住人口总量为458.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到279.23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9%。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了39.15万人,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7.57个百分点。另外,全国约有6,430万家庭在最近一波城镇化过程中被拆迁,大量的拆迁安置户涌入城市社区。但是,与之相伴的是大幅的人口增长以及其所带来的社区基础设施压力,人均基础设施的占有量急剧下降,人口与基础设施的不对称导致设施的过度使用。因此,社区应该积极征询居民意见并咨询相关专家,将民主与科学切实贯彻,适当增加社区内基础设施,以满足多数人的数量需求,提高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

2、多元化需求配置。长期以来,公共服务设施被认为具有强烈的非排他性、公益性和垄断性。这常导致设施建设是“复制”型,不存在需求差异。但事实是,由于社区居民的类型不同,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类型也是不同的。面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高层次需求,社区应对不同居民类型,如拆迁安置户,详细征询其意见建议,并在社区内进行民主讨论,综合专家意见,对社区基础设施进行适当调整。如,增加社区内亭台楼阁的数量或面积、开辟社区专门种植地、增加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等。

(二)管理部门加强对社区拆迁安置居民的引导

1、定期开展居民集会活动。管理部门应把倾听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所思、所虑、所盼、所需的角度处理问题。如定期开展居民集会活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以会议为主要形式,信访、网络和电话等为辅,开辟多种途径,加强对社区的了解并实时跟进。

2、定期组织社区学习活动。拆迁安置居民对于社区生活存在一定排斥性,定期组织社区学习,如开展如何正确使用基础设施、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理论等课程可以帮助此群体正确使用基础设施,提高其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意识,指导居民合理使用基础设施,提高居民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且加强居民之间的联系,引导拆迁安置居民加快融入社区生活中。

3、加强专业化建设。现今,随着拆迁的大规模活动,我国的拆迁安置群体愈加庞大,但对于社区等基层建设的拆迁安置引导尚未普及。因此,社区应自主加强在拆迁安置方面的专业化建设,如咨询专家,定期开展拆迁安置理论的研究学习,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对社区的拆迁安置工作提供专业化指导,加强科学化建设。

三、结论

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同时土地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征收土地导致被拆迁者感到恐慌。所以,拆迁安置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拆迁安置社区的建设更事关被拆迁者基本利益。要平稳做好拆迁安置工作,达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土地资源保护的和谐统一,关键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笔者这次对社区的拆迁安置群体进行集中调查研究,旨在发现社区发展中拆迁安置群体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寻求多种解决渠道为拆迁安置工作排忧解难,同时加强居民对社区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更好地建设现代化社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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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伟东,张大维.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与规划实施研究[J].人文地理,2007.5.

社区安置模式 篇9

一、关于“十二五”期间自贡市部分安置小区的调查

(一)自贡市景苑社区的调查

景苑社区隶属自流井区高峰乡,是政府重点打造的失地农民安置示范小区,位于S305省道以南,卧龙湖以北,东连龙汇路南延线,西邻红肖路。该小区筹建于2014年11月,住宅面积92 954.8平方米,共29栋,计1 106套房。现已入住700多户居民,1 500余人。

虽然小区建有6 283平方米的地下车库,但是许多住户还是将自家的小车停靠在小区的道路两旁,严重影响了行人的过往。由于缺乏活动室,小区内的多数老年人常围坐在社区办公室门口的花坛边聊天。尽管楼与楼之间的绿化地带有人管理,但是在道路两旁的空地以及靠小区背面的绿地上,不少人却种上了小葱、蒜苗、莴苣等蔬菜。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对此行为经常予以批评和劝阻,但几乎是无济于事。

(二)自贡市和景苑社区的调查

和景苑社区隶属自流井区红旗乡,也是政府重点打造的失地农民安置示范小区。该社区位于红旗乡汇南路西段,北靠大湾社区,曙光绿盛学校南湖校区,东邻龙神村,西邻济公社区,南接S305线、普润博览城和大西洋工业园区,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共有8个居民区小组,现有户数564户,居住人口1 758人。

该小区建有两层地下停车场,位于小区内,社区象征性收取每月80元/车的停车费。但许多居民为了方便和省钱,仍直接将自家小车随便停在小区人行道两旁。由于小区没有更广阔的供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许多小孩子直接在人行道内玩耍,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同时阻碍了其他居民的出入,使地下停车库留有大量的空位。

从以上两个小区的问卷调查及调研情况看,小区的居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从事各种职业的居民都有,收入差距也较大。大部分的住户对目前的生活环境不满意,尤其是景苑社区的居民,他们认为交通不便利,小区过于密集,没有休闲娱乐的场所,人情冷淡,红白事情也没有地方可以宴请。目前,两个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均较少,有的已经坏掉长期没有人维修。社区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较少,有的人甚至表示根本不知道社区有组织过文艺表演等。调查中发现,居民满足文化需求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手机和互联网,即便社区设有书屋,但是也看不到有居民进入阅览,使书屋成为摆设,可见居民对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两个社区的部分老年人选择晚饭后在社区里较小的空地上跳坝坝舞,但因此也影响了周围居民的休息,曾经还发生过居民与跳舞的大妈之间的争吵。在与居民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居民聊天时语气中常流露出许多无奈和抱怨。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居民文化素质存在差异

调查发现,约5%的居民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约80%的居民为高中及以下学历,15%左右的居民几乎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文化素质的差异导致安置社区的大部分居民难以改掉农村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如将自家的东西乱扔乱放在过道口,影响他人出行;将自家房子周围的绿地占为己有,或改为菜园子,或改为停车场;破坏公共健身器材;在小区内高声喧哗,严重影响他人的休息等。这些因素均影响了社区和谐的文化氛围,导致社区文化建设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缺乏身份认同感和凝聚力

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虽然不种地了,生活在安置社区,但是生活水平远远不及城市人,所以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人;少部分的居民认为自己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无法享受到与城市人同等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保障,养老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只能算半个城市人;极少数的居民在调查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份认识模糊,时而觉得生活在城市算作城市人,时而觉得生活费用等各项开支远远大于在农村居住的开支,无法与城市人比拼,还是做农民好。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在政府行为下,迁入集中修建的安置型社区中,许多人面临着市民身份转换的困难。部分中老年人由于失去土地,又没有一技之长,每个月仅靠政府为其购买的养老保险金维持生活,导致生活陷入贫困。诸多因素累积起来,使得居民身份认同感模糊。同时,由于社区文化活动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使得许多居民根本不愿意加入到社区文化活动中来。安置社区的许多居民平时交往的范围仍局限于亲戚与熟人之间,而与社区其他居民往来较少,甚至不往来。这导致社区居民之间的陌生感,在同一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体现得较为冷淡。许多居民早出晚归,忙于工作,更没时间顾及社区的文化活动,致使社区凝聚力不足。同时,由于社区管理者意识缺乏,自身管理经验和组织经验不足,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内容丰富且大众化的社区文化活动,这也是导致社区缺乏凝聚力的原因之一。

(三)有限的经费无法满足社区文化硬件设施建设需求

通过对景苑社区和和景苑社区的调查发现,两个社区硬件设施均相对缺乏,人多而公共器材较少的局面使社区文化建设的需求得不到基本的满足,这与城市社区相比,明显落后很多。其中,景苑社区在社区办公室的楼上有一个小的电子阅览室,里面有10台电脑可供人们使用;同时还有一个小的书籍阅览室,里面的书籍大多比较陈旧,由于处在办公区域,空间狭小,许多居民不愿意到此阅览,甚至有的居民根本不知道社区还有阅览室,造成书籍的浪费。而和景苑社区既没有电子阅览室也没有书籍阅览室,居民无法从社区的角度获取更多的文化知识。同时,两个小区均没有居民公共活动室供大家休闲娱乐,大多居民的休闲娱乐选择社区内私人开设的茶坊、麻将室或者露天聊天等。社区硬件设施建设的不足和已有的建设资源的浪费及不合理的应用,导致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无法有效的开展。究其原因,建设经费缺乏,影响社区文化建设活动的正常开展,导致社区文化氛围较差,居民的市民化意识模糊,科学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身心健康素质得不到发展,法律意识素质较低。

三、安置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社区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安置型社区虽有别于城市社区,但作为农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起点,其必须承担起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培养和提高安置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市民化素质,促进城市建设和谐发展的重担[2]。

(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增加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来源

安置型社区居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失去他们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成为城市居民。但是,这一代价的付出并没有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得到应有的待遇和享受。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增强失地农民“农转非”的合理补偿,将安置型社区的管理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4],比如增建社区电子阅览室、书籍阅览室、社区公共活动室,增加运动健身器材等,这不仅有利于失地农民利用闲暇时间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更有利于安置型社区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活动的开展,促进安置型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进行。但是,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仅指望政府的财政投入而自身不加以改变,也很难实现长期的发展。在安置型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解决社区文化建设经费不足的途径很多,比如组织社区开展联谊活动,充分利用其他优势资源来弥补自身经费的不足;也可以适当地拉取一定的赞助,通过外来资金的介入提高安置型社区文化活动的频率,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

(二)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文化建设意识,提高文化建设管理水平

由于农民安置型社区更多地定位在“搬迁居住”角度,而非“社区服务”角度,因此安置型社区生活虽然有别于农村生活,但是社区居委会成员大多都为以前的村干部,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社区的文化建设缺乏前瞻性意识,自然缺乏建设管理经验。加强对社区管理人员的文化培训,使之接受先进的社区管理理念,提升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管理水平。同时,加强安置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交流,增加管理者的管理经验,也是解决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此外,社区的大多居民都与社区管理人员是老邻居,这种“熟人”情怀导致一些居民在社区内任意妄为,而管理人员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社区管理水平低下。社区居民的随意性导致社区文化建设受到阻碍。只有摒弃“熟人情怀”,统一管理,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文化建设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三)开展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农民安置型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看热闹,而不愿意参与其中。他们认为自己啥都不会,既不会识字说话,也不会吹拉弹唱,因此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参与社区组织的任何文化活动。这一特点给安置型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农民安置型社区的文化建设不能盲从地复制城市社区的文化建设,而应从农民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开展适合大众的丰富的社区文化活动。比如,中老年人可以为其创建一支业余的舞蹈队,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增加老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减少老来孤独的感觉,同时在重要的节日里也可以为社区的文化活动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再如,社区可以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开展文化节,比如端午的时候,可以组织包粽子比赛;中秋的时候,可以组织拔河、爬山比赛;春节的时候,可以组织贴春联比赛等等。这些活动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安置型社区居民的特点,可以提高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通过这些活动,使居民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存在和温暖,接受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促进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关心和帮助;打破居民局限的交往方式,逐渐扩大交往的范围;逐步减少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落差,增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把社区文化建设“要我参与”转变为“我要参与”,提高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

(四)建立社区广播站,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在安置型社区建立文化广播站,不仅可以定时地向社区居民传达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发生的重要大事,同时也可以定期播放综艺类节目,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愉悦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他们对文化的修养。广播站的建设可以吸引社区的有志之士参与其中,也可以挖掘社区具有播音主持特长的人才,充分发掘社区居民的才干,为社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社区管理人员在一些重要节日来临之前也可以通过广播站向社区居民发出社区文化活动通知,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在信息栏张贴一份活动通知更容易受到居民的关注。

安置型社区是新形势下的特定产物,国内之前没有,国外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也较少[5]。根据安置型社区自身的特点,通过各种努力和方式,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帮助并引导社区居民顺利从农民过渡到居民,改变生活观念,增进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使其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得以提高,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幸福指数得到提升,这些都可以促进安置型社区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摘要：农民安置型社区作为新形势下城镇化发展的特定产物,其社区文化建设显得十分重要。农民到居民的身份转变是否成功,直接影响了社区文化建设的成效。然而,由于社区居民自由散漫、缺乏凝聚力和身份认同感以及文化素质存在差异,致使安置社区文化建设阻力重重。同时,有限的社区建设经费无法满足社区文化建设的费用支出及需求,影响了社区文化建设活动的正常开展。

关键词：安置型社区,文化建设,现状调查

参考文献

[1]姜燕.安置社区文化建设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深层影响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2):115-117.

[2]李文静,等.农民安置型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11):28-29.

[3]高虹,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思考[J].社会学研究,2011,(9):160-161.

[4]吴瑞君,等.征地农民合理补偿的可能途径及可行性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49-53.

社区安置模式 篇10

我国西北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资源, 但自然生态环境本底脆弱, 乡镇企业不发达,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地区快速城镇化发展受到制约和挑战。因而必须寻求一条不同于东、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地推进城镇化。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部分地区有着干旱缺水、地远山高、交通不便以及自然灾害易发等先天性制约, 目前进行移民搬迁仍然是这一类地区区域性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在移民安置区建设时常会遇到选址缺乏依据、缺乏产业带动与就业支撑、人群融合障碍等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将被动的移民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 如何通过移民安置社区的规划来促进安置区居民生产、生活、生态的协同发展, 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2 国内外相关研究

2.1 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研究方面, 黄亚平 (2011) 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旨有: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城镇化;产业发展基础良好的城镇化;因地制宜、路径多样的城镇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镇化。朱海波 (2013) 提出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两种新型城镇化模式, 分别是依靠产业高级化发展推动的“自上而下中心带动型城镇化模式”和依托农村现代化推动的“自下而上乡村推动型城镇化模式”。

在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方面, 刘学敏, 陈静 (2002) 认为西北地区的城镇化应有特殊的路径, 即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来促进城镇化。拜琦瑞, 马文静 (2004) 比较了生态移民与城镇化的内在关联, 认为生态移民不仅包含城镇化所要解决的诸如农业人地矛盾等众多问题, 同时也包含了迁移者原住地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

2.2 移民搬迁

黄承伟 (2004) 对中国农村扶贫自愿移民搬迁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总结, 认为对移民来说, 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情愿迁移的, 即使政府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故土难离”。马德峰 (2006) 认为非自愿性移民会出现对异地社区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缺乏经济基础等问题, 无法提供经济起飞所需的强大动力。刘朝晖 (2012) 认为基于“价值管理”的理念, 不但可以充分保障社区、群体, 甚至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而且还可以有效地保障社区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权利。

2.3 社区规划方法

孙施文、邓永成 (2001) 提出了社区规划的主要任务。高鹏 (2002) 、蔡穗虹等 (2012) 系统论述了“农村社区规划师”工作模式。闫琳 (2007) 总结了新农村规划中出现了规划失灵的原因, 比较了社区规划方法对城市规划内容的补充, 认为应尝试以“农村社区发展”为目标的规划方法。陈晓键 (2013) 认为应对从单一“经济增长”到促进生活质量和全面“社会发展”的时代进步与发展要求的变革, 西方城市规划已逐步从“为公众规划”转变到“与公众一起规划”。

2.4 现状研究总结

西北地区应在新型城镇化总体目标与路径下, 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特点, 形成因地制宜、多样化的城镇化路径。移民搬迁原则上不主张强制搬迁, 搬迁时可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 形成安置社区发展的动力, 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综合考虑安置社区与所在区域的整合。社区建设中应有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 并尝试社区规划师工作模式。

3 规划方法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西北地区移民安置社区规划总体上分为城乡聚落体系规划与安置区详细规划两部分。

3.1 城乡聚落体系规划

3.1.1 现状摸底调查

主要通过现场踏勘、资料调查、问卷调查进行现状摸底调查, 在总体层面研究现状村庄的分布规律, 进一步进行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主导产业类型的区划, 尤其要明确区域致贫原因, 寻找可改变因素进行产业调整。

3.1.2 聚落体系研究

以移民安置为导向的城乡聚落体系研究, 核心是要确定迁出地与迁入地、搬迁模式、安置模式、移民生产经营模式。首先, 基于生态安全、水资源承载力、社会经济水平、产业总体框架、城乡居民点网络节点控制、历史搬迁情况等因素, 可初步筛选出迁出与迁入地;其次, 结合市 (县) 域城镇体系规划、村庄布点规划等上位规划, 调整迁出与迁入地选择, 布局新型居民点构体系。最后, 在市 (县) 域城镇体系规划基础上, 融入新型居民点结构体系, 优化形成中心城市—重点 (特色) 小城镇—一般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四级城乡聚落体系。

3.1.3 迁入地发展规划

迁入地发展的首要问题是使迁入地与区域产业形成联动, 提供适宜的就业岗位, 保证村民在搬迁安置后收入水平“至少不降低”的发展目标, 且对迁入地原住村民的就业与收入没有负面影响。同时, 处理好安置社区与原始村民居住与主要公共设施的空间关系, 促进两个社区人口的社会融合。

3.1.4 迁出地改造规划

迁出地多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改造目标一般为通过生态恢复工程建设, 逐步建立完善的生态系统,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生态保障, 或促进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改造重点为土地、建筑与设施。要充分利用移民迁出区闲置土地, 将现有15度以上坡耕地根据搬迁进度分年度全部用于造林绿化, 川台地用于林木育苗。将移民迁出区住宅、公共场所等难以利用区域进行拆除整修推平, 进行土地改良, 用于造林绿化。保留移民迁出区原有的学校房屋及配套的动力通电线路、水井、水窖等基础设施, 为后续林业、农业发展提供保障。

3.1.5 社会保障措施

为搬迁村民提供清晰、详尽的社会保障措施, 为其解决后顾之忧。

3.2 安置示范点选择

目前, 国内移民拆迁的资金多由政府与村民个人共同解决, 为充分发挥上级政府拨款与当地政府财政投入的综合效应, 应避免“撒胡椒面”的分散建设, 而是在按人 (户) 补贴的前提下, 重点建设若干个示范点。安置示范社区建设可综合考虑社区在城乡聚落体系中的层级、建设发展基础、城镇化模式、区域分布等因素。

3.3 安置区详细规划

完成安置示范社区的选择后, 可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规划时需要对户型接受程度、停车习惯、原有公共活动空间类型的再建、市政设施共用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

4 三原县旱腰带地区移民安置社区规划重点问题

4.1 三原县旱腰带地区发展背景

咸阳市旱腰带地区位于关中平原以北, 属于渭北旱塬的一部分, 包括咸阳中部, 乾县、礼泉、泾阳、三原4县北部, 东西长约100公里, 南北宽约20公里 (见图1) 。典型地域特征是十年九旱, 由旱导致农民致贫返贫现象频发;土地贫瘠, 主要种植抗旱作物。三原旱腰地区位于咸阳市旱腰带地区东部, 规划面积250平方公里左右, 总人口12.35万人, 人口密度483人/平方公里, 村庄密度0.33个/平方公里。

4.2 安置社区建设与特色城镇化模式相结合

规划共确定了17个安置社区, 选择其中的5个为示范点, 分别对应每个乡镇和不同的特色城镇化模式, 在城乡聚落体系中也有所侧重 (见表1、图2) 。

4.3 公众参与及社区规划师制度

规划充分鼓励公众参与, 并在多个层面运用了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方法。如现状摸底调查时对就业意愿也进行了调查, 重点调查了村民现在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收入水平以及未来可接受的职业类型, 旨在建立基于村民自身基本条件的安置区产业发展体系;规划过程中, 以规划编制方为协调核心, 建立了由三原县农业开发与扶贫办公室、村民代表、开发商共同组成的规划工作平台, 就农业生产半径调整、居住方式的规划引导、社区公共空间设计、市场开发效益等问题进行了更为顺畅的沟通协调。

4.4 确保方案在空间上、各个建设阶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鉴于目前大量村民在城市—乡村进行钟摆式流动这一事实, 规划师难以对未来新型农村社区的人口规模做出准确的预期, 且规划方案由于经济、时间甚至偶尔因素可能存在接受程度的变动, 因而, 规划方案力争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如为新兴镇柏社安置区留有发展备用地并划分了建设分期、陵前镇石马道安置区可根据周边商业发展情况选择建设或不建设内部商业步行街、地下停车未来可采用多层机械车库模式 (见图3) 。

4.5 建立统一的安置建设标准

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是导致移民安置工作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规划还制定了统一的安置标准, 以成文的指标规范形式从用地选择、人均指标、设施配套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并以成图的形式引导建筑风貌与环境规划的统一协调。

5 结语

西北地区移民安置社区规划总体上分为城乡聚落体系规划与安置区详细规划两部分, 前者以区域的视角, 一定程度上可增加规划的合理性。区域性的移民扶贫搬迁与特色城镇化相结合, 可增加搬迁居民的自愿程度, 不同地区应有相应的特色城镇化模式。公众参与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可使规划成果更加符合居民生活习惯, 增加成果的接受程度。规划方案应具备灵活性, 以应对来自村民与市场的变化。可建立统一的规划标准, 使社区建设有据可依。如何更好地进行规划预测, 增强规划的科学性以及通过社区规划师制度加强协调, 可进一步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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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拜琦瑞, 马文静.生态移民与西北地区城镇化的经济学分析[J].西北人口, 2004 (1)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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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鹏.论坛关注社区及社区发展的城市规划理念[J].规划师, 2002 (8) :9-12.

[10]蔡穗虹, 袁勇, 喻晓蓉."农村社区规划师"工作模式探索[J].小城镇建设, 2012 (3) :41-43.

[11]闫琳.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规划方法探讨[C].和谐城市规划——200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07:2272-2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