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共4篇）
篇1：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我国的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说主要产生于本国农村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大政方针，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已经有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多种创造。作为研究农村发展的人员，我们的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二是主张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尽管社会上和理论界一些人对我们这些年的做法和观点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都着意坚持这些看法。因为，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抽象的理论探讨，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基矗
新农村建设是怎样提出的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2005年金秋时节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各地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层的同志已经较早地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了成绩。此前的3年时间里，我们在各地相继开展试验，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可以说：
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
毋庸讳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认识过程。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理论家对新农村运动的概念解读，和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本土历史凝练的概念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没有正式结合，但在讨论中我们愿意主动呼应理论家这种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过，他关于新农村运动必要性的论述，对我开展的基层试验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明，他的提法在理论
界是最早的。
2003年党中央连续提出“三农问题乃重中之重”的口号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健芝、英国AA（援助行动国际组织）的张兰英等小型NGO的负责人联合，先后指导和资助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下农村基层开展制度建设试验，并在翟城村开办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随后，又进一步资助受训农民回乡创办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建议
除书面材料外已经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并得到积极回应。
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比较实际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轻同事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农村考察，尤其是开展了直接与农民相结合的基层试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条件对
这些经验教训作归纳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
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
成严重问题了。
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讨论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变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对以往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
前瞻性的。
在背景认识上，社会学界陆学艺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视。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他主持的全国抽样调查
报告显示，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对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已经在思想理论界引起过很多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的争论。只不过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门工作的同志对于十六大之前的有关讨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们的战略转变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对有关问题讨论时就已经有
很多涉及了。我们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
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
所谓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劳动力过剩，到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总规模，几乎是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发达国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对失业、如何提供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社会不安定，罢工游行等事情。因此当大家讨论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体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党
能够解决如此庞大规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放开市场易，解决市场带来的问题难。近年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引发的问题。以前劳动力过剩是隐性的，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那时有矛盾，但不显著。可现在是在其他要素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率先让劳动力完全走市常有谁想过，释
放8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难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辩证地看。我们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党中央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那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火车汽车都爆满，顶上都有人，出
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于是，从1992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四千多万到现在的1.2亿，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绝对是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回顾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矛盾是资本过剩———目前我国银行部门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外汇储备也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国早在1995年即成为世界上所有转轨国家中货币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1995年世界银行对28个转轨国家的统计，中国当时M2和GDP的比值超过百分之百，同期俄罗斯只有27%，美国76%，记得那时只有日本超过百分之百。中国90年代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把资源和资产用推进货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金融资
本的相对过剩。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然应该是资本价格下降，因为过剩要素的价格应该下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下降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的同时出现了资本要素过剩，结果就暴露出了体制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结合上，以某种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本价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垄断制度———与权力结合的垄断能够维
持资本要素的相对高价。
于是，劳动力走市场，金融资本客观上却不能完全走市常这种双重过剩，确实会造成林毅夫所说的恶
性循环。
金融垄断资本的体制条件之下，为了维持高价格，金融部门只能追求投资收益高的领域，于是，大量过剩的金融资产在股市收益高的时候进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时候进房市，但就是难以进制造业、民营经济，更不进中小企业和高技术风险投资，因为只有在高收益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资本的回报。
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运转上出了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一方面金融垄断，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大家看到房地产大发展，基金业、股票、期货等也神速发展，而真正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有很多困难。
实事求是的战略转变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随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
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回顾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战略转变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讨论，就应该注意到，中央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作出的调整，乃是执政党的一个实事求是过程。
从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日益清晰起来。温家宝同志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明显表现出中央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要想实现全面小康，就得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
展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的农村公共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
相关的项目。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但是，投资方向调整起来很困难。尽管党中央强调，但在2003年还是难以给县以下农村基层增加多少公共开支，也没有给村以下农民需要的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当年的建设占地变本加厉，耕地一年就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征占土地，失地农民超过三千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另一方面资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表示决心，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强调三农问题
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观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讨论当年的经济情况和2004年的经济预测的时候，部分学者提出，我们确实存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经济过热，建议中央
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事实上，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集体2004年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但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是因为我国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也是按照西方的意
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
篇2：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我国的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说主要产生于本国农村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大政方针，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已经有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多种创造。作为研究农村发展的人员，我们的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二是主张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
尽管社会上和理论界一些人对我们这些年的做法和观点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都着意坚持这些看法。因为，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抽象的理论探讨，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怎样提出的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
在2005年金秋时节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各地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层的同志已经较早地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了成绩。此前的3年时间里，我们在各地相继开展试验，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可以说：
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毋庸讳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认识过程。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理论家对新农村运动的概念解读，和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本土历史凝练的概念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没有正式结合，但在讨论中我们愿意主动呼应理论家这种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过，他关于新农村运动必要性的论述，对我开展的基层试验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明，他的提法在理论界是最早的。
2003年党中央连续提出“三农问题乃重中之重”的口号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健芝、英国AA（援助行动国际组织）的张兰英等小型NGO的负责人联合，先后指导和资助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下农村基层开展制度建设试验，并在翟城村开办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随后，又进一步资助受训农民回乡创办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建议除书面材料外已经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并得到积极回应。
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比较实际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轻同事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农村考察，尤其是开展了直接与农民相结合的基层试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条件对这些经验教训作归纳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
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讨论认识问题。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变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对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背景认识上，社会学界陆学艺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视。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他主持的全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对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已经在思想理论界引起过很多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的争论。只不过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门工作的同志对于十六大之前的有关讨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们的战略转变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对有关问题讨论时就已经有很多涉及了。我们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
所谓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劳动力过剩，到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总规模，几乎是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发达国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对失业、如何提供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社会不安定，罢工游行等事情。因此当大家讨论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体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党能够解决如此庞大规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放开市场易，解决市场带来的问题难。近年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引发的问题。以前劳动力过剩是隐性的，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那时有矛盾，但不显著。可现在是在其他要素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率先让劳动力完全走市场。有谁想过，释放8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难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辩证地看。我们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党中央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那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火车汽车都爆满，顶上都有人，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于是，从1992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四千多万到现在的1.2亿，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绝对是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回顾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矛盾是资本过剩———目前我国银行部门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外汇储备也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国早在1995年即成为世界上所有转轨国家中货币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1995年世界银行对28个转轨国家的统计，中国当时M2和GDP的比值超过百分之百，同期俄罗斯只有27%，美国76%，记得那时只有日本超过百分之百。中国90年代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把资源和资产用推进货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过剩。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然应该是资本价格下降，因为过剩要素的价格应该下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下降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的同时出现了资本要素过剩，结果就暴露出了体制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结合上，以某种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本价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垄断制度———与权力结合的垄断能够维持资本要素的相对高价。
于是，劳动力走市场，金融资本客观上却不能完全走市场。这种双重过剩，确实会造成林毅夫所说的恶性循环。
金融垄断资本的体制条件之下，为了维持高价格，金融部门只能追求投资收益高的领域，于是，大量过剩的金融资产在股市收益高的时候进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时候进房市，但就是难以进制造业、民营经济，更不进中小企业和高技术风险投资，因为只有在高收益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资本的回报。
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运转上出了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一方面金融垄断，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大家看到房地产大发展，基金业、股票、期货等也神速发展，而真正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有很多困难。
实事求是的战略转变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随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回顾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战略转变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讨论，就应该注意到，中央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作出的调整，乃是执政党的一个实事求是过程。
从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日益清晰起来。温家宝同志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明显表现出中央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要想实现全面小康，就得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的农村公共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但是，投资方向调整起来很困难。尽管党中央强调，但在2003年还是难以给县以下农村基层增加多少公共开支，也没有给村以下农民需要的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当年的建设占地变本加厉，耕地一年就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征占土地，失地农民超过三千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另一方面资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表示决心，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观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讨论当年的经济情况和2004年的经济预测的时候，部分学者提出，我们确实存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经济过热，建议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事实上，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集体2004年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但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是因为我国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也是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特色。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认识不一致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结构的作用。
2002年十六大提出转变战略，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接着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政策问题和改革问题，明确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导向，转向综合发展，并提出了五项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放在首位，针对性很强。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提法进一步明确为“科学发展观”。
这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发展的前提发生了改变。原来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资论英雄，其实是以资本为本，以GDP来看政绩。这是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发展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前提改变了———以人为本。目标也很清楚———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为了达到目标，就有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经济、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等。要改变增长方式，改变原来单纯追求GDP导向之下的行为方式，改变政策的指导思想，就要有一系列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动作是：中央使用了宏观调控手段，同时紧缩“两根”———银根和地根；并且使用行政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期内避免出现过大的损失，经济能够较快地健康增长。
在这个阶段，国务院出台了宏观调控文件；党中央出台了新世纪的一号文件。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为贯彻一号文件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也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月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思想：把财政更多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的公共开支，把国家农业开支更多用在和农民相关的小项目上。这些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但是，在没有转变各个部门的行为前，在各级干部完全跟上中央的政策思想前，必须要让局面有所缓解。怎么办？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使2004年经济稳定、健康并且较快增长。对此，我曾发表文章说：“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
接着人们看到的是，中央在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强调到政治高度———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于是就有了新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特别是对党的负责干部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调整行为，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两次举办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大背景很清楚，就是党中央在推进战略转变，提出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因为原有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了，条块分割，利益复杂，所以，有必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战略转变时期的指导思想上来。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农村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到五中全会召开，已经是第五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了。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哪些行为不符合，就要及时调整。
篇3：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一、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意义与内涵
(一) 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意义
当前我国城乡差别较大, 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目前, 我国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 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新阶段, 完全有能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
不少学者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和实施, 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 也说明了中央政府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完整的思路。但是, 也有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和后果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 目前我国所提出和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很有可能演变为一次运动, 未必就能触及到困扰中国农村的深层次问题;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只能从体制上和制度上寻求突破口。
(二)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三个主流学派:第一, 自21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提出, 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 以拉动内需, 缩小城乡差距,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消费水平。这一思路逐步为政界所认可。第二, 温铁军从现实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提出他的新农村建设理念, 主要是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开展农民文化娱乐活动,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验, 在社会舆论方面影响很大。第三, 农村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则认为, 在新农村建设中, 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核心。文化建设要重于经济建设, 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增进, 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这三种观点是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三个主流学派, 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学界的研究指引了方向。
此外, 茅于轼认为,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新农村建设是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进行城镇化建设。农民进城是历史性任务, 建设新农村也要服从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农民工要进城, 除了选择进入大中城市以外, 也可以进入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 因为中小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这样才能够使城镇化在全国各地均衡发展, 减轻大城市压力, 创造中小城市就业机会, 让农民在家乡就变为城市人。同时, 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农民逐渐减少并向大中城市或小城镇转移的过程, 具体的新农村建设必然和城镇化建设同时进行。如果没有城镇化, 眼睛光看着农村, 新农村建设是一定要失败的。新农村建设这个口号应该加以补充, 就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而且要把城镇化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重点
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认为,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农民只有组织起来, 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 中国农村人口都是十分庞大的, 不仅农民缺少转移进入城市的就业机会, 而且那些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因收入太低, 而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必须立足现有城乡的二元社会结构, 来解决保持农村稳定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
贺雪峰认为,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一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层组织队伍, 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现代化背景下指望农民内生形成秩序实在是不切实际。二是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既然农民不能一下子转移出去, 又缺少快速增收的空间, 可以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做出文章, 从而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 保证在他们的经济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 却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
茅于轼则认为, 现在的新农村建设, 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建设严重滞后相矛盾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增加城市里的就业机会, 还有就是要让进城农民有自由创业的机会, 在医疗与教育上也要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新农村的资金要靠多方面筹措。首先, 是把农民的储蓄用在新农村建设上, 并通过金融机构或私人借贷等手段加以鼓励。同时, 国家应为他们提供基础设施, 以及在金融上给予各种支持, 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鼓励城里人到农村去投资。在这中间, 发展农村房地产无疑可以分流部分城市人群, 因为农村房地产项目相比城市项目, 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 茅于轼也赞同, “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要量力而行, 充分考虑当地的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 不能盲目攀比, 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
由于人们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的理解不同, 所以, 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途径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贺雪峰主张新农村建设的途径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 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 从而制约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第三是农村社会事业硬件设施严重不足, 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外, 我国农村新阶段还存在着公共事业落后和公共服务缺失等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因素。因此,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温铁军指出, 第一, 各级组织部门要取消或改变以往的政绩考核办法, 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重新设定考核指标系统, 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 放弃以GDP论英雄、以招商引资论政绩的考核体系。第二, 要加强对地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培训, 彻底转变地县两级政府的工作重点。第三, 要加强农村基层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问题累积比较严重的地方, 应由中央和省级直接派驻工作组, 把和地方各种势力没有瓜葛的政治力量基层, 就得采取像“扶贫”、“整村推进”等方式。第五, 在农村资金要素缺乏的问题上,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着力培育农民的互助合作金融。
茅于轼主张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新农村的建设。城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式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是唯一不能动摇的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决心, 因为过去对城镇化政策的摇摆曾经给我们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新农村建设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经验教训, 但应该明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不可能奢望重新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最终“只有减少农民, 才能富裕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的战略,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 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 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改革。唯有如此,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积累起发展资金, 国家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才有财力支撑。
四、评述和结论
以上学者及相关部门的专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 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
首先, 以上学者都认为建设新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温铁军更侧重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的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贺雪峰却对此保留意见, 认为基于中国农村分散、经济联系松散的现状, “农民合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贺雪峰主张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使农村基层组织具有主导乡村治理的能力。这其中关键是要有基层组织队伍, 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茅于轼主张市场应是解决的手段, 首先应提高农民的收入, 提高农民的信贷途径和能力, 相信农民能实现资本增殖的能力。
其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内涵丰富、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课题, 当前相关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仍有理论探讨空间, 以下几方面还须改进加强:第一, 时下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对国家政策解读上, 研究方式仍以经验性总结为主;第二, 研究者的视角多是“自上往下”从宏观层面看问题, 缺乏社会调查和实证性研究;第三, 研究者所选村落多是官员们树立的明星村和汉族区, 对民族聚居区缺乏必要的理性关注;第四, 新农村建设是一动态过程, 应置于历史发展脉络中作历时性分析。新农村建设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 必须加强政策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必要的对话和互动, 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范围和实际探索领域,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J].北方经济, 2005, (12) .
[2]温铁军.新农村建设:挑战与反思[J].理论探讨, 2006, (6) .
[3]茅于轼.乡村建设之路[J].农村金融研究, 2006, (1) .
[4]茅于轼.新农村和城市化建设同时进行[J].城市开发, 2006, (4) .
[5]贺雪峰.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J].开放时代, 2006, (4) .
篇4：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关键词：培育；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53—02
一、新型农民的内涵分析
1.新型农民是有文化的农民。“有文化”就是对新型农民的文化素质提出的要求。要求农民至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能力和自学能力，注意知识的更新，具有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并形成终身学习的思想，崇尚科学，不断深造，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产生活实践当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基本文化能力。不仅要能说会写，具有相应的文化基础，而且能辨别是非，自立自强，同时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民主意识，能依法办事，崇尚科学和技巧，实现科学种田、养殖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只有具备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技能技术的新型农民，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成为领军人。
2.新型农民是懂技术的农民。“懂技术”是对新型农民掌握技能技术的要求。是新型农民必不可少的能力。新型农民就是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效率，所以新型农民要通过各种现代教育手段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使自己拥有科技致富的能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包括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技能、农产品加工经营技能及专项职业技能等。这就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科技素质，熟练掌握一至多项从事现代农业和农村生产的技能和技巧，实现科学种田、养殖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只有具备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技能技术的新型农民，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成为领军人。
3.新型农民是会经营的农民。“会经营”是对新型农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要求。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具有一定市场意识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这不仅包括观察能力、应变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科技信息与市场信息获取的能力，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素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的讲，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1]这就需要广大农民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掌握市场经济运作规律，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调整产品结构，通过市场把产品变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把货币变成资本和财富，这样实现良性循环，靠经营致富。只有具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能力的新型农民，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当排头兵。
4.新型农民是具有良好身体素质的农民。身体素质主要是指健康程度、体质强弱、寿命长短、营养状况、抗病能力等。现代农业生产劳动中虽然机械化的作业增多，但仍然有较多的体力劳动支出，大部分工作仍然在野外进行，环境相对艰苦。尤其在农忙季节往往需要超负荷劳动，因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较大，要求农业劳动者具有健康的体魄。
5.新型农民是具有高尚品德的农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型农民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思想品德是指人的信仰、理想、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倾向。理想、道德、情操等就好比人的灵魂，是一切活动的主宰，决定人们行动的目的和方向。
6.新型农民是具有民主法制意识的农民。新型农民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既能遵纪守法，又能学会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新型农民要知法、懂法、守法，理性地用法律解决自己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掌握一些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制意识和政策法规水平，维护自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新型农民要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既要充分享受权利，又要自觉履行义务，实行权利义务的统一。促进新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切实增强新型农民的法制意识，维护新农村建设的稳步前进。
7.新型农民是具有现代观念和行为的农民。新型农民就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要有现代的观念和行为。一个国家，民众的行为和观念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一个村庄也是如此。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就应以现代意识在社会生活、社会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有市场观念、信息观念、价值观念和效益观念，有开拓意识、创新意识、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放眼全球，具有平等竞争、自主创业、主动参与、追求先进生产方式等观念，敢于面向社会，走向社会，在社会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新农村建设要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新型农民就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增强环保意识、卫生意识、保持农村环境卫生整洁的自觉意识。新型农民还应该自觉更新消费观念，适当增加在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消费比例，力求提高生活质量。
二、高度重视新型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根本之根本。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内在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对农民在改革中迸发出来的高度热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农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我国各项事业建设最坚定的拥护者。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第三，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三、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1.建设“生产发展”的新农村，离不开新型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农业是农村的产业基础，生产发展首先指的是农业的现代化，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十一五”时期，不仅工业要转变增长方式，农业也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由于生产生活分散，信息不灵，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带领农民致富过程中有很大优势，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新经济组织，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了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就应明确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所以在建设新农村建设期间，各级政府和干部都应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使农民自觉主动地登上新农村建设的舞台，展示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风采。使农民真正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参与者、管理者和监督者。
2.建设“生活宽裕”的新农村，离不开新型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生活宽裕主要是指农民的收入逐步提高，衣食住行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生活满意度较高，这既是当前紧迫而繁重的任务，也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也是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大课题。要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就是要处处为农民着想，以农民为本。首先要通过开辟各种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民增收势头不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次建设与改善农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是农民生活宽裕的条件之一。再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解决农村公共事业滞后的现状，政府要通过公共财政补贴，帮助农民建立起包括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障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3.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离不开新型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乡风文明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近年来，虽然一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文化生活却单调乏味，同时一些不良文化有所抬头。农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
4.建设“村容整洁”的新农村，离不开新型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也就是说村容整洁就是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不能令人满意。“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农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通行条件差，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严重。另外，随着一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污染问题凸显，亟待改变。要改变这一状况，在新村镇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尊重农民意愿，在国家、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避免搞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等，做一个长期规划，在规划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
5.建设“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离不开新型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管理民主就是要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从全国来看，各地具体情况差别比较大，但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出台村民自治法的实施细则。2006年我国已全面取消农业税，在“后农业税”时代，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是“管理民主”的要求之一。乡镇政府要为本地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要担负起社会管理的职责，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
只有让农民既能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又能与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全面地发挥和实现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总结出：农民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什么时候尊重农民的意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和农业就获得发展；什么时候违背农民的意愿，挫伤农民积极性，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3]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2-12-25（0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3]瞿振元.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