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的心得体会

2024-05-04

两弹一星的心得体会（共5篇）

篇1：两弹一星的心得体会

尤越东

“两弹一星”精神心得体会

通过对“两弹一星”精神的学习，我的内心再次汹涌澎湃，感觉到了我们当代学生所缺乏的精神力量和我们当代青年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两弹一星”精神包含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影响深远。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对中国来说，正面临周边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的威胁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树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应该一贯坚持的品德修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人逐渐产生了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认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这种奢靡乃至腐朽的思想是对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种毒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我们事业的时代特征，是一种优良的作风和传统。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想要占据一席之地，就必学会共同协作，一个人只有与他人合作，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社会价值。

篇2：两弹一星的心得体会

今天，我荣幸能得到一个机会在老师的陪同下和同学们一起去参加坐落于绵阳市涪江之畔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馆，这是我第一次去绵阳的科学城，对于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心里暗自窃喜，心情异常激动，于是很早就起床，吃过早餐，去校门口等待校车出发，奔向绵阳的科学城，一睹科学城风采。

“嘟、嘟”，听到小车鸣笛的声音，我和同学排好队列走上校车，并快速找到位置坐下，望着窗外寻寻渐远的高楼大厦，我睡着了，等一觉醒来，科学技术馆都到了。刚走下车我被眼前的景物所迷住了，即可映入眼帘的是右边草坪上江泽民同志视察科学城的题词，“发扬两弹精神，再创崭新业绩”。十二个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闪光，那字写的豪迈奔放，苍劲有力，是我忍不住的拿出了手机拍下一张照片当作留恋。

科学城广场中心，原子核裂变一刹那的不锈钢雕塑挺立花丛如擎天一柱。面对伟大的雕塑，不经意间是我对科学技术馆的好奇油然而生，那种好奇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就在我在广场中凝聚的一刻，同学们走进了展厅，这时我一个箭步飞奔过去。

走进一展厅，第一眼抓住我眼球的是一枚长约三米的绿色原子弹弹头跃入眼帘，令人肃然起敬，紧挨着的是一张张正规的历史照片，及核武器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那一张张陈旧的照片，仿佛被风沙侵蚀过一般，展现都是伟人们的智慧结晶，及他们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进入二展厅展示的是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历程，泛黄的照片和今天鲜见的物品把人拉回来遥远的岁月，看着强上五排大字，“严峻形势，英明的决策”，“组建机构，建设基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力协调，全国支援”,“草原会战，攻克难关”。看完后我的心在扑通的跳动，血液在身体里剧烈的翻滚，就快要涌出来了。禁受不住激动的我，随老师走进了三站听，在这里我们详细地观看了原子弹的整个爆炸历程，在这之中体现了中物院创业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精神风貌。

参观完毕，当我走出展厅的时刻，想着为中国核武器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们，在面对挑战时，奋力攀登，不畏艰险，敢于执着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不免让我平静的心又激动起来，纵观历史，历览前贤，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我看到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凡成大事者皆经历失意、妨惶，或遭遇人生低谷，但他们都平淡的走过，最终赢得了别样的人生。

又想起现在初入大学的我们，作为祖国的后备军，祖国明天的花朵，我们更应努力学习。学习伟人们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遵从党的领导，发扬“两弹一星”，精神，高举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学习伟人，回报伟大的祖国。

篇3：逼出来的“两弹一星”

研制“两弹一星”是20世纪50年代作出的重大决策。追踪历史的足迹，我们发现决策并不轻松，更不简单……

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毛泽东开始有造原子弹的念头，还要从1950年抗美援朝说起。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同时，美国还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务条约》，提出假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扔原子弹，美国已经创造了可怕的先例。1945年８月６日、8月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顷刻间，两座城市化为废墟，数十万人丧生。

就这样，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时时刻刻处于美国核讹诈之中，这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

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为证明这一点，约里奥·居里特意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毛泽东天生不信邪，最反感被人要挟。他说：我们不怕原子弹，原子弹是个“纸老虎”。严峻的现实使他也看到中国人不能没有原子弹。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开始着手论证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周恩来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与核科学技术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备的条件。

当时，李四光66岁，钱三强42岁。他们对周恩来所提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谈话后，周恩来对中国自己发展原子能事业心里有了底。他心情迫切，向毛泽东写了这次谈话的汇报，建议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中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有关情况，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参加。

1月15日，一次关系中国核原子命运的绝密会议在紫光阁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因为会议高度机密，会议期间任何人不能记笔记，也没有秘书进行文字记录，更没有摄影记者拍照。

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勘探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形成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接着，刘杰作了些补充，主要讲了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现场演示给大家看。

到会领导人听到矿石标本在测放射性的仪器前发出“嘎嘎”的响声时，都十分欣喜和兴奋。

毛泽东甚至不顾矿石有放射线的危险，走到仪器跟前，仔细倾听，喜悦神情荡漾在他的脸上。显然，他对中国原子工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毛泽东请与会各位领导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毛泽东总结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抓起来。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这次会议果断做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后正式拉开。

这以后，国务院的日程表上，原子能工业项目与研究机构不断加码。

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事业的发展。

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

10月，成立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局宣布正式成立。李觉任局长，郭会英、吴际霖任副局长。这实际就是一个新中国核事业的领导班子。在这个领导班子的周围凝聚起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这其中包括许多在国外已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

６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陈毅说：“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在国际讲台上说话，腰杆子硬！”

张爱萍说：“再穷，我们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央高层很快统一了意见。

苏联由支持到反对直到最后全部撕毁合作条约。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也为我国的核事业添了一把柴。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方同意在核技术方面给予中国援助。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将从苏联得到一枚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苏方还将为中国提供核试验研究基地的全套技术图纸。

正当中国人为这把“柴”而高兴时，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对华态度陡然发生变化。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他一来就否定了中国的核计划。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目前没有必要把大量的资金浪费在核弹的研制上。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宣扬起了“老大哥”设计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美好”蓝图，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适合种水稻和小麦，生产粮食作物的潜力很大，社会主义阵营携手联合，分工合作，这是我们对付西方世界的最佳方案。”

“至于防务方面，我已同意在贵国的旅顺建立一支苏中联合舰队，使苏联军舰可以直下太平洋，以消除美国第七舰队对中国的威胁。我们还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利我们的共同防御需要……”

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那么，中国的原子弹还搞不搞了呢?”毛泽东严肃地问赫鲁晓夫。

“不必再搞了，”赫鲁晓夫挥了挥手，“苏联的原子弹已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上。中国再搞原子弹意义也不大了。有苏联这把核保护伞就行了嘛。”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大声地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只能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苏联政府终于在1960年６月20日单方撕毁了核技术援助协定，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他们讥讽地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压抑住沉重的心情，以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在场的人员说：“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苏联背信弃义的行为，反而让中国人憋足了一口气。二机部决定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毛泽东再次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８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2年11月３日，毛泽东又在二机部提出的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计划”报告上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一天，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独立自主造原子弹的重任落在了中国科学家的身上。

科学家们全力投入到制造原子弹的庞大系统工程中，他们面临大量的物理、化学、动力学等理论课题和关键技术需要攻克，需要许多新型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有些急需的高精尖的仪器要从西欧秘密买进，需要大量的外汇，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怎么办？

报告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没有犹豫，决定动用中央黄金储备300万两。他说：只要国家安定,人民幸福,不要说 300万两,就是3000万两,我毛泽东也舍得。

但也有很多关键部件从国外也买不来。

1959年12月18日，新疆罗布泊一个名叫黄羊沟的大戈壁滩上，钉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位置的标桩。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江南北的人才纷纷向西北大漠试验基地聚集。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来到通往罗布泊途中的一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两人都是为同一个任务而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那棵树却留下了一个甜蜜的名字——夫妻树。

“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的诗是对基地生活真实写照。在这里，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最低温度零下40摄氏度。三年自然灾害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了基地，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浮肿病。他们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都十分困难。虽然创业异常艰难，但始终阻挡不了会战大军前进的脚步。

到1962年底，科研人员基本掌握了以高浓铀为主要核装料的原子弹的物理规律，完成了物理设计和爆轰物理、核弹飞行弹道、引爆控制系统台架等三大关键试验。

1963年秋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方案按预定计划顺利实现，刚刚年满39岁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方案上签字。

1964年5月，黄羊沟试验场，120米高的通天铁塔拔地而起，犹如一把利剑刺向蓝天。

10月16日，黄羊沟试验场的全部仪器安装调试完毕，进入工作状态。

代号为“596”的庞然大物在宁静而神秘的大漠夜幕中，被缓慢地升到100多米的铁塔上。这就是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总指挥一声令下：“起爆！”

顿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腾空而起的橙黑色云团覆盖了人们的视线。大地好像裂开了一样，不断喷射云团，涌动的蘑菇云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不一会，平坦的大漠上便腾升起一座火山。

核爆炸成功了！中国人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的宿愿实现了。

消息传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员。

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笑容满面走到麦克风前，他先用双手向大家作了个停止鼓掌的动作，然后用带着快意的双目环顾一周，才开口说话。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3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后来所有的人像起伏的浪头不断跃动。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

蘑菇云冉冉腾升翻动的时候，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

是巧合？还是天意？这两件事竟碰到了一起！

毛泽东风趣地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给赫鲁晓夫发的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啊！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三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周恩来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导弹不仅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也是中国国防力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如果没有能将原子弹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工具，那么中国核威慑将等于零。

导弹研制几乎与原子能工业同时起步的。

1956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并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导弹航空工业工作。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把发展原子能和导弹航空工业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把研制“两弹”放在优先的重要地位。

1956年11月，为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国务院成立了以宋任穷为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64年7月9日，“东风二号” 常规导弹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主持下发射成功。这一步走在了原子弹爆炸之前，也为发展战略核武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周恩来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常规导弹，但是要发展为战略导弹，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事。

这个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钱学森的肩上。

既然接受任务，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在钱学森的记忆里，有过一次失败的记录。那是1962年，一枚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射程为10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起飞之后，20秒就开始横飞了，轨道改变太早，结果落在地上。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教训，周恩来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他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务必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这无疑给钱学森的研制团队下达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军令状。

正当钱学森的团队进入研究制造核导弹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工厂和科研单位都停止了正常工作，这给核导弹工程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周总理亲自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部队进驻钱学森家里，24小时保护他的安全，并对核导弹研制单位实行全面军管。

人民共和国的这支特殊的核导弹科研队伍，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沿着一条崎岖坎坷的漫漫征途向前攀登着。

艰辛的耕耘终于换来丰硕成果。1966年10月,就要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了。

也许是前次失败的影响，试验在即，毛泽东对前去督战的聂荣臻说：“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26日，聂荣臻飞抵导弹试验基地。当晚,他听取了钱学森等人的汇报，确定了导弹具体发射时间。

27日上午9时,核导弹准时点火起飞。9时9分 14秒,核导弹在核试验基地上空的预定落点实施爆炸。

中国的导弹核试验圆满成功！

聂荣臻兴奋地拿起电话向中央汇报：……我们成功了!

苏联卫星上天，对毛泽东触动很大。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只参加过一次国际性会议，那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

毛泽东去莫斯科时，正值苏联卫星上天不久。他一下飞机，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地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天了，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卫星上天，深深震撼了毛泽东。他回国之后，就将中国人的“飞天梦”反映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会上，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认真听着代表们的发言。卫星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缠绕不散。此刻，当听到代表们又一次谈到中国的卫星时，他有些坐不住了。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会场，对大家说：近一段时间来，人造卫星问题一直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的心情当然也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狠狠灭掉手中长长的烟头，然后将大手一挥，朗声说道：“我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是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立下的誓言，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和决心。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接着风趣地说：“当然啰，卫星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毛泽东话音刚落，所有与会者全站了起来，热烈的掌声长达好几分钟。

两年后，1960年２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火箭，竖立在位于上海南汇县老港镇高20米的发射架上。

发射场条件之简陋，在世界航天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总指挥下达命令，靠的是扯着嗓门大声喊叫和舞动旗帜；给火箭加注推进剂用的是一个工人自己做的土工具，利用自行车打气筒作压力源；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用人工转动天线去跟踪火箭。

尽管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仅为８公里，但取得的初步成功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3个月后，毛泽东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他躬身仔细察看了这枚探空火箭。他得知飞行高度为8公里时，依然十分兴奋，伸出大拇指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

但接下来的卫星研制过程之艰巨和曲折，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虽然中科院早在1958年1月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攻关小组，但一起步便因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而推迟。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

1965年1月，周恩来批准了科学院提出的研制卫星的具体方案。方案把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外形定为72面体的球形，因此，这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正当人们都满怀信心研制“东方红卫星”时，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卫星科研队伍受到了重创。最令人惋惜的是，参与研制工作的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等人被迫害致死。

当时，在派性横行的日子里，年仅37岁的孙家栋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此时，他已经是第四任“东方红卫星”的总设计师了。

在那个年代，搞卫星研制，除了有众多的技术难题要攻克之外，还有许多附加在卫星上的政治难题要求科研人员攻克。现在看来实在荒唐可笑。

例如怎样让世界人民用肉眼能看清卫星，如果看不清卫星，将大大损害中国的形象。而东方红卫星设计完成后才发现，卫星表面的反光率很低，亮度只相当于天空中的六等星。这个亮度，地球上的人用肉眼是不可能看清卫星的。

接着，又来了一个“政治”问题急待解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卫星的许多仪器被嵌上了毛主席像章。这样做，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稳定性也带来影响。

上面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谁都不敢轻易决断，于是大家只好汇总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接见了钱学森、孙家栋等专家。他说：“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性。”

汇报结束之后，专家们又立刻返回一线，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整改和测试。

1970年4月23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完成发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达到了发射要求。就这样，历经12年风雨磨难，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了。

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

晚上10点，从国防科委指挥传来喜讯：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

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

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毛泽东一把扔掉手中的烟头，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准备庆贺!”

“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代表。

篇4：两弹一星的心得体会

日前，学校号召我们深入学习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吴邵萍老师的事迹。我看了有关她的报道后，感受颇深，一种向她学习的冲动油然而生。

学习她“热爱孩子”的执着信念。吴邵萍就是因为喜欢孩子才选择了教师职业。她27年来始终立足于幼教第一线，遵循教育规律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对孩子一视同仁，无私奉献，促进每位幼儿在不同水平上发展。反观自己，能做到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吗？“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看似一句很轻松的话，真正要做到，我想还必须要拥有吴邵萍这样的爱心才行。

学习她 “爱园胜爱家”的无私奉献精神。27年来，她从未因家庭原因而影响工作。1997年，正值北幼创建南京市市级示范园时，她的父亲因车祸住院。白天，她在园兢兢业业地工作；夜晚，她还要在医院一边陪伴昏迷不醒的父亲，一边翻阅整理幼教资料，准备第二天的工作。这种工作状态她坚持了近一年，直至父亲去世。看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深深地被她的 “大爱无言”所感动。回想自己每天只是按时来到学校，只满足于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而对其他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不闻不问，真是感到汗颜！

篇5：两弹一星的心得体会

“您是干什么的？”一位华人问。

“航天。”这位局长回答。

“那具体是做什么的？”

“飞船，火箭。”

这位华人惊奇了：“中国还能搞这个？”

2003年11月27日，应邀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向广大高校师生讲述这个发生在自己同事身上的故事。

航天“少帅”袁家军也说了自己多年前研制飞船初期的一个遭遇，俄罗斯一位同行对于中国想搞航天技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就是要搞一个政治飞船去玩一玩。

而今，中国人以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不仅能造出“两弹一星”，也能搞成载人航天！

美国的华人们争相传看一位著名美国专家的评论：在茫茫黑夜中，“神舟”五号将像北极星一样明亮。当我们望向遥远太空时，会看到中国人的光荣。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集到中国美丽的弱水河畔――“神五”腾空而起的现代化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场。当年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升起的地方，从1999年起，见证了“神舟”飞向太空的每一次辉煌。

作为继“两弹一星”后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工程，与当年白手起家不同的是，载人航天工程一开始就承继了无数前辈创业者留下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老帅”“少帅”深情相对，两代航天人的心紧紧相联。从进军“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飞行成功，45年风雨，弹指一挥间。一代一代青春的身影走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走过冰冷潮湿的沼泽野岭，走过寂寞孤独的实验室，走过与生命之神较量的惊心动魄的试验场。

就在发射中心附近，有一个烈士陵园，600多位为中国航天事业献身的英灵在地下安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飞上蓝天、飞向太空。

特别的精神照亮了特别的青春，这里让我们撷取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过程中的一些片段，表达对祖国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默默奉献的英雄们的敬意！

特别能吃苦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今天的航天人虽然不再从一穷二白起跑，却同样面临各种诱惑需要舍弃，面对没有外援去自力更生。

艰苦条件锤炼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地窖里的妈妈和10个鸡蛋

1959年的秋天，大漠深处的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核试验基地――马兰，一声嘹亮的啼哭把金秋的胡杨林装点得更加灿烂。核试验基地的第一个婴儿在一间地窖里诞生了，全基地都在庆祝“我们后继有人了”。大家搜遍基地，找到了10个鸡蛋。基地首长小心翼翼地捧着它，送给在地窖里坐月子的母亲。

一个航天母亲的来信

珊珊，我的宝贝：

妈妈已离开你很久了，现在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这个地方的四周是由沙石组成的茫茫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人烟稀少。

妈妈现在呆在这片戈壁滩上，和许多人一起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想做的事，就是让中国的航天员能到星星居住的太空中遨游。在遥远的太空中，可以做很多地球上做不到的事，上过太空的种子可以结出又大又好吃的水果和蔬菜；太空中的风景非常好看，那儿的景色一定很美，说不定还会遇到外星人。怎么样，太空很有趣吧！我们马上要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神舟”飞船把第一位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呢。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妈妈做的事，你是不是为妈妈而骄傲？

我的宝贝，妈妈天天想着你，你也想着妈妈吗？妈妈答应你，等到飞船成功地遨游太空，中国的航天员从太空返回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回到你身边，和你一起做游戏，再对你讲太空美丽而神奇的故事，好吗？

34岁的毕雨雯是上海航天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试验队的总调度。和许多航天人一样，她对工作没有遗憾，最大的愧歉就是自己的家人。

我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上个世纪5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从四面八方秘密向大西北开进，形成继解放大西北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开始了导弹、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巨大工程。

一群群骆驼向戈壁荒滩深处走去，这些背着炒面、住着帐篷、用冰化水、口嚼干菜的军人，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在荒漠上挖了十几万个地质坑，确定核试验场的布局。后来，选定的地方被认为不妥，上级要求部队移师罗布泊。

说实话，这些拿惯了枪的军人们并不习惯挥舞铁锹、地质锤，他们不问为什么在地上挖坑是基于“不该问的就别问”的习惯。可这回，他们忍不住了：我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

我们国家要制造导弹、火箭、原子弹，我们就是去给它们建家的！振奋之后的军人们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扛过枪的肩膀扛起了枕木，铁路专线在一米米向“家”延伸。沙暴多次淹没这条生命线，有时连路旁的电线杆都数不清了，可它就是没有误过一趟车。因为，这儿有一支我军唯一的专门负责扒沙的“特殊兵种”，他们用双手与沙暴较量着。

通往罗布泊路上的夫妻树

在通往罗布泊的路上，有一棵树。

当年，到罗布泊是一项“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神秘事业。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了。当来到这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彼此的目标是一致的。意外和惊喜不言而喻。张爱萍将军听说这个动人的故事后说：就把它叫夫妻树吧。

当年，一批批热血青年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通往罗布泊的道路。核试验基地急需大型电影经纬仪，沿途须经盘山险道、河川、峡谷。没有路，运输人员带着推土机、炸药包和炒面，一边修路一边走，120公里的路，走了3天3夜，将设备安全、及时地送到基地。黄春平“西天取经”

就这样，一代一代有志青年，在通往罗布泊的道路上，踏着前辈的足迹，从上个世纪一直走到今天。

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黄春平和他一帮年轻的同事们，依然对那两千公里的“西天取经”路记忆犹新。

2002年末，“神箭”要四送“神舟”。11月16日上午，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火箭上的一个器件“发了脾气”，外安系统的连续波应答机备份产品发射部分无功率数输出。

在日程表上，18日连续波应答机要参加在发射场的对接测试。如果不能及时更换和分析出结果，将直接影响整个发射进度。

年近60的黄春平顾不得午休，召集有关人员筹划救急方案。最后，他决定走从发射场到银川的新路，而他将亲自随车奔赴银川接产品，同时，把故障应答机交给成都厂方的来人。

下午4时，黄春平率领年轻的同事们踏上来回两千公里的征途。

大漠昼夜二十七八摄氏度的温差，盘山路，断油，戈壁„„

第二天上午，他们赶到机场时，离飞机降落仅有18分钟。在中午饭的饭桌上匆匆交接完仪器后，黄春平们又马不停蹄地踏上归途。干粮和结冰的矿泉水就是晚饭。戈壁起风了，大漠下雪了。在天地混沌中，17日20时40分，黄春平一行终于平安地赶回了发射场。

跨出车门，黄春平哈哈大笑：“我可算是尝到了唐僧西天取经的苦头了！”

特别能战斗

从1945年到1983年，地球上已爆炸了1469个核装置，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角逐场正从地球表面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一次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身患绝症的邓稼先在病榻上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被他们抛得太远。

严酷挑战铸造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回响的警钟

1984年和1985年初，《参考消息》刊登了这样两条消息：“一批销密文件表明，1953年美国曾想用核武器攻击中国的援朝部队。”“1954年，美、英等国曾考虑用核武器进攻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这回响的警钟在新中国一成立就一直在我们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心中鸣响着。

1949年末，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帮助新中国购买了科研器材和书籍后，让得意门生钱三强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从铭心刻骨的“596”到“921”

上个世纪50年代，时任国防部五院总体技术室主任的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已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来中国最北端的这个边境小镇满州里了。

除了1957年12月按期接回了那颗“p―2”教学导弹外，苏联人承诺的原子弹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却迟迟不见踪影。

那时，苏联的铁路是宽轨，我国的是窄轨，双方车辆不能接通，得靠人力转运东西。要来了，要来了，一次次的希望后是一次次失望。最后，任新民等来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声称要“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的函告。

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从此，中国给自己还未面世的原子弹起了一个让人铭心刻骨的名字“596”。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科学家们丢掉了“拐棍”和“依赖”，“两弹一星”的精神开始萌芽。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台湾海峡局势严重，美国又以几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并多次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不得不加快原子弹的研制步伐。

事隔多年，钱三强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是感慨万端：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24年，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当“两弹一星”的成功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的飞天梦也正在孕育之中，尽管直到20多年后，这个被尘封多年的梦才飞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高科技与高技术产业，更加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11月，在格雷厄姆将军“高边疆”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前苏联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高科技发展纲要，法国有“尤里卡”计划，当时的西德有“欧洲防御”计划，日本有“全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在这些计划和战略中，航天技术被各国列为重中之重。

1986年3月，发展载人航天被列入了著名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

从此，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有了自己的专有代号“921”。

这支人才队伍是比“神舟”五号工程“更可贵的成果”

年届七旬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神舟”五号工程培养、造就了一批年轻、有才华、组织能力强的科技人才，这支人才队伍是比“神舟”五号工程“更可贵的成果”。

在戚发轫当院长时，他选任袁家军当院长助理、飞船项目常务副总指挥。在“神舟”二号发射时，他把总指挥的担子交给了袁家军。

“你为什么选中了袁家军？”有人问。

戚发轫的答案很简单：年轻人是事业的希望，我37岁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袁家军33岁就当了副院长，他37岁当飞船总指挥发射飞船肯定行。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科研人员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航天员一次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冲击，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挑战和机遇并存。

„„

鲜花与掌声，无数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

特别能攻关

一家境外媒体在评点中国“神五”发射成功的言论中指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虽然都紧步美俄两个超级强国的后尘，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美俄用了几十年，而中国用了几年。而一位年轻的航天少帅这样说：我们肩负着青春的使命和责任，永远追攀世界科技的最高峰，瞄准当今航天科技发展前沿，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自主创新――这始终是中国制造“撒手锏”的“秘密”。

崇高使命激发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精神。

小邓要参加“放炮仗”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出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一个像宝石一样在矿脉里埋藏多年的名字发出了巨大的光芒。邓稼先1950年从美国回国，与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一起，参加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他当时才27岁，被专家们称为“娃娃博士”。

1958年初春，一位负责人把邓稼先叫到核工业部部长办公室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

邓稼先立刻明白这是要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这天晚上，他一夜未眠。他告诉妻子：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和身影都消失了，他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其实，对于原子弹，当时的邓稼先也只是个学生，成天宝贝般地捧着那本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俄文版的、全国独此一本的《超音速与冲击波》看。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儿时好友。带着诺贝尔奖光环的杨振宁回国探友，老朋友却不能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工作，在干什么。临走，杨振宁问老朋友：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参加搞的？

邓稼先惊愕极了，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说：如实告诉杨先生。当杨振宁在上海市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收到邓稼先的加密急件，看到邓熟悉的笔迹写着“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的时候，他起身独自去了洗手间。

邓稼先的妻子是许德珩的女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老师）来好友许德珩家串门，说起了原子弹。

许老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了出来？”

严老笑个不停：“嘿！去问问你的女婿吧！”

“我女婿？”许老惊愕不已：“邓稼先？”

五四时期一首歌曲广泛流传。杨振宁认为此曲是邓稼先的写照：“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于敏打到了一只“松鼠”

“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到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第二天，邓稼先就急不可耐地坐飞机看这只“松鼠”去了。

这只“松鼠”就是当时氢弹理论研究的“拦路虎”，为了赶走它，于敏带领一帮年轻人整整奋战了100天，一条条长龙似的打印纸带上，布满了蝇头小字，检查，分析，计算，讨论。那只“松鼠”终于落在了于敏他们的枪口下，攻克氢弹的第一炮打得很响。

导弹坠毁了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点火升空，人们的欢呼声刚刚出口，却见导弹摇晃起来，在69秒时、离发射台680米处坠毁。

此刻，导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任新民的心也像那枚坠毁的“东风”二号一样，碎了。没有导弹做运载工具，光有原子弹，就像西方国家讽刺的“有弹无枪”呀。

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嘛。聂荣臻元帅的话既是安慰，更是鼓励。

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全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长达130秒的试车，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无数次试验，失败，成功，成功，失败„„青春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时，金属物理学家、核武器研制的试验部主任陈能宽的当家工具就是那把壶了。为给爆轰试验提供炸药部件，陈能宽带领一帮年轻人，在长城脚下做第一发爆轰试验。他们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自己动手浇铸工件；用马粪纸做炸药药模，焊接了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胶布、胶带和万能胶，则被誉为了爆轰试验的“三大法宝”，“真正的白手起家呀！”

吴燕生的好觉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航天人有了更为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然而用生命进行攻关的本色不变。

套用老百姓的话说，航天“少帅”吴燕生属于天塌下来都能睡得着的那种人。

1989年，刚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吴燕生碰上一件大事。中国“长征”火箭首次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制造的卫星。此后，崭露头角的吴燕生相继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可靠性设计、逃逸系统设计和型号总体设计方案。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曾有人问吴燕生搞“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设计时压力大不大。“没感到太大的压力。”他笑着说。另一个版本的答案则是：接受这个任务后，吴燕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上了近两年的“晚自习”。他的成绩是不仅对被称做火箭“细胞”的数万个零部件了如指掌，而且对火箭研制的每一项工艺、每一道计算程序都了然在胸。

古代的文人说了，功夫在诗外。

2003年10月14日晚上，已经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吴燕生早早入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上午9时整，“神舟”五号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发射升空。当飞船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后，吴燕生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了身边一位老同志的手。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掌心满是汗水。

不远处，一座座的墓碑

在发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这4年时间里，“0”号指挥员一直是郭保新。这位首席指挥员还有一个身份：心理治疗师。其实他的治疗很简单：如果哪位同事想不开，郭保新就把他轰到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去走几圈，琢磨琢磨。

郭保新的解释是：面对这些躺在地下的战友，还有什么事想不通？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我们活着，就得做到最好！

到烈士陵园去静思也是郭保新最好的减压方式。

“神舟”五号发射前，巨大的压力如山般袭来，郭保新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为了给自己减压，10月14日，郭保新又悄悄地来到烈士陵园。

他静静站在聂荣臻元帅的墓前。大漠夜空，点点繁星在远处闪耀。

立正！敬礼！郭保新以军人的方式向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宣誓，也是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沉着冷静！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戚发轫的签名

几年前，中国航天代表团访问俄罗斯。

在著名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戚发轫亲眼目睹了“联盟”号飞船发射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个“镜头”更是刻骨铭心：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火箭傲然矗立，整装待发，3名身着白色宇航服的航天员，昂首阔步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在他们即将进入“联盟”号飞船之时，飞船的总设计师健步走上前来，当着3位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与航天员们一一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上天的。

戚发轫期待着这一天，自己也可以作出同样庄重的承诺。

为了实现这个承诺，戚发轫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要求同事。

在1999年11月发射试验飞船之前，有人提出：火箭升空到一定高度工作结束，该与飞船分离的时候，万一分不开咋办？于是，工程总体设计方案就要求飞船上再增加一项能让航天员手控发送分离指令的功能以防万一。由于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一些人带着抱怨情绪议论纷纷。戚发轫宣布：

只要是为保成功，保航天员安全，一个字：干！

结果为了这一个干字，几年来，戚发轫和他的同事们为增加飞船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绞尽脑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半点不敢懈怠。

2003年10月15日上午，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杨利伟健步走向飞船。

满头华发的老科学家迎上去，当着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戚发轫。

特别能奉献

从“两弹一星”到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汇聚了全国数千个单位、几十万人的科技大军，形成了空前的社会大协作体系。很多人至今也许都不清楚，自己在平凡岗位上淡泊名利、兢兢业业的工作，已成为巨大工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团结奋斗培育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没有协同，就没有一切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研究院能包得下来的。除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以外，先后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例如，“两弹一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制造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而一些重要元器件是电子部、邮电部制造的。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承担了核弹研制的科研协作公关项目。

第一颗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团结协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没有协作，没有各科研机构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8月1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虽然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1959年9月，第二台计算机出炉，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无私又齐心的配合，核武器研究所当时那么大的计算量，“几年也算不出来”。

载人航天工程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更是离不开协作和奉献。科技攻关是这样，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也是这样。

为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尽管14名航天员中仅能选出1人率先升空，但每个人都为升空刻苦训练。5年来，航天员平均每人只休过一次假。

被选入首飞梯队的聂海胜在飞船标准调整后，体重超过1.5公斤。他抓紧进行大运动量的减重锻炼，最终成功地将体重保持在标准之内。

当杨利伟被最终确定为首位宇航员时，队友们除了衷心的祝贺外，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力保首飞万无一失。“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政工部部长王春河在戈壁大漠深处写的一首题为《神箭神人》的七绝诗。诗中有云：执掌神箭人亦神，大声大气咤乾坤。陶来深处塔架高，睹君挥手唤风云（注：陶来，蒙语胡杨）。

“神舟”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回忆说，当时很多地面人员含着眼泪送杨利伟登上了飞船，又用同样的泪水迎接他的胜利归来。

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99年9月18日，祖国为“两弹一星”的功臣们颁发勋章，人们在祝贺这些功勋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64年，在姜圣阶和张沛霖等专家的指导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张同星等人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

当年5月1日，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各协作单位在两年里，研制出1000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为了掌握这项技术，他在半年的苦练中瘦了15公斤。

在加工某型核武器的关键部件时，50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他坚决拔掉输液的针头，来到机床旁，咬牙加工出了所需的三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就又被送进了医院。

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把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而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

关键时刻，有18位勇士站了出来，将测试车及时抢出，保住了数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现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带队乘坐运载火箭的专列前往西昌。当时火车在重庆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栾恩杰记得很清楚，承担保护任务的当地派出所所长走上前来，与大家简单聊了几句。

火车开走不到半个小时，噩耗传来：那个所长牺牲了。因为一个人看出这列火车与众不同，企图制造事端。还没来得及行动，这个人掏出手枪进行射击，所长和所长夫人同时牺牲。

没有人统计过，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有名的、无名的人们在默默奉献。

因为没有人数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