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科学家资料（通用6篇）
篇1：两弹一星科学家资料
中国两弹一星科学家
钱三强(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姚桐斌(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1915-)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程开甲(1918-)
江苏省吴江市人，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是爱国海归，有无毛泽东中国都会有两弹一星！
黄纬禄(1916-)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屠守锷(1917-)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7年生，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
钱学森(1911-2009)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
周光召(1929-)
周光召院士1929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
杨嘉墀(1919-)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
陈能宽(1923-)
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
陈芳允(1916-)
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
吴自良(1917-)
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
任新民(1915-)
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
孙家栋(1929-)
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男，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金制奖章，同年回国。
朱光亚(1924-)
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
王希季(1921-)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王大珩(1915-)
江苏省吴县市人，1915年生，男，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
于敏(1926-)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郭永怀(1909-1968)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
篇2：两弹一星科学家资料
饶毅 · 1 小时前
题图：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从左到右依次为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
作者按：
民族和个人的悲剧不是用来写诗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内，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三位功勋科学家相继非正常死亡，带给家人无尽的灾难和伤痛！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剧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都不应该被忘记！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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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最近我在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不少公开的报道中对郭永怀先生的介绍有一个事实错误。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力学大师郭永怀》，有一句解说词：
“（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另外，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也说： “两弹一星功勋、空气动力学大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怀（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准备，试验准备完成后于12月5日晨乘飞机返回北京，因飞机失事牺牲；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但是，郭永怀“牺牲”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曾经在《知识分子》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独家解密 | 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作了尽可能的考察。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郭永怀并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称号来之不易。
►“两弹一星”勋章。来源：百度百科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有七位科学家是追授，其中两位烈士，除了郭永怀，还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事业的专家、创建者和领导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在证书旁一栏详细写道：“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资料图）
在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是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究竟物理学家，中国动力学气象创始人、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三位功勋科学家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
2.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书》
2003年3月20日，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演讲厅，我聆听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洁清的演讲“航天情——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故事从那个从天而降的灾难时刻开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彭洁清从北京西郊外国语学院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位于南郊的家，翘首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家庭团聚：已经下午5点过了，丈夫应该回家了吧、女儿们正围着爸爸叽叽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资料图）
当她兴冲冲上登上三楼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6月8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样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无产阶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将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黄土塘镇，童年时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学，由于小学毕业成绩优异，校长说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学，1933年，他成为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1941年，他考入当时迁入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5年8月，他以总评成绩全校第一大学毕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政府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1947年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在伦敦帝国学院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任实习指导员，获帝国学院文凭。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纪念文章《两弹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写道： 我至今仍珍藏着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个山城旅店写给家里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对家里情况的挂牵：“母亲的赡养，涌弟的休养，珠妹的升学，都是我戚戚于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担家庭的责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亲及帮助弟妹而梦魂不安„„ 在国外，也正需要适当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决定接受此项使命。以后我的工作也许同我的本行稍为脱离，但只要我对祖国一样有贡献，或甚至能完成更为迫促的任务，我想我的心里是会永远感到快乐的。”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当时的使命是多么重要。
姚桐斌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吊销他的护照，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开英国。1953年，在我国驻外使馆的指示下，他转移到西德亚亨工业大学，在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同时继续为党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洁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后，赴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曾在信托投资银行和“美国之音”工作。两人相识于一次留学生欢庆春节晚会。“那个晚上，桐斌再也没有请别的女生跳舞，我们一直共舞到曲终人散„„人生的结合真是奇幻！我们萍水相逢一见钟情，互吐衷肠，很快结为连理。我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却没想到他正值成年却被撒旦夺走了生命！” 往事历历在目，彭洁清已无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妇两人回国。1958年春节，聂荣臻元帅指名要姚桐斌到刚成立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他们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们家有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再加浴室和厨房。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茶几、电话„..卫生间还有浴缸，令我十分满意。” 彭洁清回忆道。
1958年秋天，彭洁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后，他们的大女儿在协和医院出生，因产后身体不好，她申请留职停薪在家休养。1963年，她调到位于西郊的外交学院分院工作，两个小女儿相继出生。1968年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她历尽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并教她们英文；同时，百折不挠地为丈夫调查申诉！
周恩来总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时就命令某“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们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经中央批准，姚桐斌追悼会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的日子；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证书的彭洁清立刻复印了几份，给每个孩子一张，她说要“立此存照！”
从1983年春开始，在美国大学时代同学的帮助下，彭洁清先后将三位女儿送到美国留学。如今，三个女儿均在海外成家立业，她却一直定居北京，朋友问：为什么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3.赵九章：不知遗体在哪里火化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科源小区为高级科学家们新建了三幢特级住宅楼，郭永怀家住13楼，赵九章家住15楼，两家毗邻而居。1968年10月26日深夜，赵九章在中关村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蔡恒胜在《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一文中写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关村）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1907年10月15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立志学科学救国。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因家境日下，远赴杭州投奔姑妈家继续学业，1925年考进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他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姨夫戴季陶将他保释出来，之后，他曾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文革”中的罪证。
1929年，22岁的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浙江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女友吴岫霞也离开了上海青年会，到北京师范大学女中读书。►1965年赵九章、吴岫霞夫妇在颐和园观赏玉兰。来源：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网站
“爸妈结婚前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儿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清华，爸爸同学们的聚会郊游、妈妈是当然的来宾，胸前别着一个小条：‘赵来宾’，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咯咯地笑„„妈妈年轻时性格活泼调皮，又爱玩，她说爸爸常管她念书，有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复习功课，妈说，有一次爸爸帮她在两个钟头里复习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赵九章大学毕业，留在清华当助教，吴岫霞也高中毕业，两人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妈说，那时爸爸一个月90块钱，养家足足有余，还能请一位保姆帮助家务。”
1935年，通过庚款考试后，赵九章将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蒋介石之养子蒋纬国（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气象专业，这后来也成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赵九章回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春天，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他带着家人从昆明来到重庆，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继竺可桢后承担起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工作，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此，父亲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解放战争时，气象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选择留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旅行伴侣号”，这是人类迈向外层空间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之后不久就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1958年1月，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科学界深受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也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术负责人，赵九章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议。1964年，我国地对地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1965年初，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建议书。
1965年9月，赵九章出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制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但他永远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颗中国星！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造反派赶出了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4.郭永怀女儿：“写写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岁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边东子最后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她用一双诚恳的眼光望着我说：‘写写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仅17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
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怀、李佩一家相识相知六十年。
他回忆说：“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长途电话给他在力学所的秘书，询问李佩先生的处境，秘书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点见到李先生！”
当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电话，“（老郭）告诉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着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可不见他回来，我想他可能是临时改变计划了吧，来不及告诉我。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后，李佩仍然不相信这是一次意外的飞机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气很好，怎么会出事故呢？”我曾经问她：“您怎么知道当天的天气很好？”她说：“因为老郭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电我第二天早晨飞机到北京，所以，我特别注意当天的天气。”
出事当天，郭芹还在内蒙古农村，她对此有不同的记忆。钱学森传记——《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国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华裔作者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曾在美国采访郭芹，郭芹回忆父亲遇难的情形时说：“那是一个雨天，缺乏经验的驾驶员错误理解了导航员的指令，飞机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烧„„”
郭芹的记忆与她妈妈的不同。所以这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1968年12月5日是农历十月十六，满月，天气记录显示北京为晴天。飞机失事应该不是天气的原因。去机场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是事发当日在现场辨认出郭永怀的人，也是他后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通知郭芹。但是当天李佩问他郭先生回来没有，他无法告知实情。在凤凰卫视2010年12月15日播放专题节目《我的中国心》中，邵春贵在接受采访时说：
“郭先生去世时她（李佩）还是挺激动的，挺难过的，一直是我拉着给跑（民航局询问失事原因），那时跑了好长时间，李佩当然也挺难过，哭过多少次，很难过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飞机失事的细节。2010年12月，92岁的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但是对于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失事，现在谁也闹不清楚，因为我就问了这民航局的局长，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飞机故障，还是因为这个飞机驾驶员的问题。可是这次事情之后，周总理就给了他们民航局一个指示，让他们一定要培训驾驶员。”
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按规定烈士家属可享受优待。当有关方面问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顾，与彭洁清不一样，李佩当时拒绝任何照顾。结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并在1970年，随科大南迁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队的农村。
多年后我问李佩为什么不将17岁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坚强和自尊的李佩几年后在合肥被审查期间还曾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抢救了过来。
1971年，郭芹从农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却远在合肥继续接受审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挚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并拜访了钱家。然而，这次拜访令她深受打击。张纯如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当郭芹走进钱学森家时，穿着蓝色军队制服的蒋英，用一种藐视、甚至是愤愤不平的表情看着她，钱学森也批评了她的家庭，“从你母亲的口中获得信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牺牲的时候得到应有的照顾，她也许不会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帮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后来告诉我：“1996年春，蒋英来到我家，想问郭芹为什么要在张纯如的书中那样描述那次会见，但因为看见郭芹已经病很重了，就没有问了。” 郭永怀飞机失事牺牲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责成《人民日报》尽快向国内外发布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认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报》当即在12月13日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怀追悼会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他为“革命烈士”。
尽管周总理考虑得如此周到，没人会料到的是，当时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接受审查的力学家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从同事那里知道报纸上郭永怀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没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林鸿荪漂浮在怀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仅43岁。
林鸿荪是化学流体力学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总体方案、燃烧、传热、低温技术和地面试车技术，以及在组织领导研制低空导弹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文革”中，林鸿荪、杨友鸾夫妇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鸿荪逝世后，李佩还尽力安慰帮助住在家中的杨友鸾。
2002年，在清华大学办公室，86岁的林家翘先生回忆起他当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怀去世消息的悲伤时刻：“当时我好震惊，好心痛啊！”林家翘、梁守瀛夫妇1972年回北京时首先要求见到李佩，这样一直在接受审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许从合肥回到北京。
5.结束语
1999年9月18日，彭洁清、李佩等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两弹一星”获得者佩带奖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获得“正名”，他们的名字从此被镌刻进这个国家的历史。
篇3：论基建档案资料的科学管理工作
关键词：医院基建档案管理,作用,措施
基建档案是医院工程建设的真实记录, 也是整个医院档案的重要部分, 它既为医院的管理服务, 又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由于基建项目具有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文件材料多、环节多的特点, 档案形成的来源复杂、形式多样。近几年, 基建档案工作得到了加强, 但随着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在投资、建设、管理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基建工程档案的收集、管理、归档、流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重视医院基建档案的归档率、完整率、准确率、利用率, 做到对医院基建档案的科学管理, 为促进医院的科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基建档案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
1.1 推动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医院基建档案是医院建设活动中形成的第一手材料, 记载了医院基本建设的历史痕迹和状态, 及时收集了基建过程中的各种报批文件、合同协议、洽商变更等各类资料, 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改建、装修、设备安装等施工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它既为医院的建设、维修、管理、改扩建服务, 又为医院的经济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服务。
1.2 提供医院的现状和历史依据
基建档案涉及工程建设管理过程和许多相关部门, 基本建设缺少基建档案, 就缺少了使用和改造的依据。作为医院的基建项目档案记录医院的昨天, 服务医院的今天和未来, 从动态上, 可以为历史查找、产权查证、经济纠纷以及科学研究等提供素材, 从静态上, 为医院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提供现状和历史依据, 所以越来越受到各级建设单位和医院管理者的重视。
1.3 凝聚医院的信息资源和宝贵财富
档案是一种特殊的、不可再生的信息资源, 是医院和社会的财富。收集、管理和保护好这种资源是每个职工的义务和职责。近年来, 医院基本建设日新月异, 在建设发展中需要办理和查阅许多相关资料, 如:在后续建设过程中, 利用现有的相关资料, 对占地面积、房屋结构、各类设施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查证, 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产生了无形的经济效益。
2 医院基建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2.1 管理缺乏政策指导
随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在投资、管理、建设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 许多医院在发展中大都经历了改扩建、改造装修、融资、拆迁征地等建设工程, 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新的尝试、一次学习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缺乏对工程政策、性质的认识和指导, 直接关系着对工程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流向等新问题, 这方面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2 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档案管理能否上水平与管理人员的素质有着直接的联系。目前我国档案管理人员在文化程度、专业素质、理论水平等方面良莠不齐, 主要表现为档案专业人员较少, 知识结构不合理, 学历普遍偏低等。如:许多医院对档案管理人员的配备缺乏发展的眼光, 造成熟悉档案法规制度、掌握网络技术、软件制作以及对档案进行开发利用的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目前, 大部分医院只重视对医疗技术人员素质的再提高, 忽视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教育投入, 造成档案管理人员观念陈旧、水平落后、发展滞后、创新不足, 从根本上影响档案事业的发展。
2.3 全员档案意识薄弱
目前, 由于全员档案意识薄弱, 在医院基建档案收集过程中产生许多问题。如:基建档案残缺不全、档案资料无人负责;竣工图纸不够准确, 归档质量难保证等。主要原因是档案工作的意识不强, 得不到医院的重视, 医院在经济利益至上的主导下, 忽略了对基建档案的管理, 导致档案残缺不全等现象, 进而产生档案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机制不科学、手段较落后、措施不得力等现象存在。
3 实现医院基建档案科学管理的措施
3.1 加强档案法规学习、增强基建档案意识
对医院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关系着此项工作的开展。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基建档案管理对医院基础性工作的深远影响, 强化基建档案管理的意识, 把基建档案管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医院的预算和规划, 纳入医院的管理制度, 纳入到单位的相关考核, 从根本上重视基建档案管理的建设。其次, 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增强全员基建档案意识, 加大对《档案法》等法规性、政策性文件的学习和宣传, 使全员档案意识不断提升, 为基建档案的科学管理奠定人力基础。
3.2 开展专业学习培训,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医院要将档案人员的培养纳入人才培养计划, 通过专业培训、继续教育、进修学习等提高档案人员的业务和知识水平。如:在基建项目开工时, 要求各参建部门明确档案人员, 建立覆盖全项目的档案管理网络, 将有关制度标准及时发到各参建部门, 提高各参建部门对基建档案工作的认识, 各负其责, 为基建档案的归档打好基础, 这是做好基建档案和医院档案工作的有力保证。
3.3 建立完善规章制度, 形成科学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 形成科学的档案管理体系, 是基建档案科学管理的关键。近年来,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也不断加快, 医院设施新建、扩建、改建工作也日益增多, 边设计、边建设、边报批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因此, 需要制定严格的基建档案工作管理制度, 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基建档案的作用。
3.4 挖掘档案潜在价值, 实现档案开发利用
随着医院的发展, 基建档案的利用越来越多, 医院发展中需要提供的基建档案信息量也越来越大, 因此, 在医院的建设与发展中, 不仅要做好基建档案的收集、保存于管理工作, 同时要充分认识基建档案所具有的潜在价值, 满足医院在不同时期发展的需要, 真正实现基建档案的开发与利用。
建设工程事关重大, 加强医院基建档案资料的科学管理工作同样重要, 因此, 档案管理人员要积极主动参与医院建设管理, 力求基建档案资料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积极开发医院档案信息资源, 为医院的建设提供完整、正确、真实的基建资料, 充分发挥基建档案在医院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朱俊.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性[J].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 2004, 2 (5) :450～452.
[2]赵霞.浅谈医院基建档案管理[J].中华现代医院管理杂志, 2006, 4 (4) :327～330.
[3]任秋芬.重大建设项目文件与档案材料的管理难点[J].中国档案, 2005, 6:32～33
篇4：“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东方红一号的故事
1957年10月，苏联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仅仅3个月之后，美国也成功发射了卫星，世界进入了太空竞争的时代。为了在世界航天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65年，我国政府决定开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在新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推荐下，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的重担压在了孙家栋肩上，那时他刚刚37岁。
孙家栋认为，赋予自己这样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责任重大，也感觉到，肩负这样一个重任，是国家对年轻人的信任。
既然是第一颗人造卫星，让它及早飞上天是首要目标。于是，孙家栋提出，要简化卫星的科研任务，此言一出，立刻招致一片反对声。钱学森再次出面支持了孙家栋，最后把东方红一号卫星要实现的目标浓缩为12个字。
第一，送上去。第二，抓得住，就是上天后地面的设备能够看到我们的卫星，测出卫星飞到什么位置。第三，听得见，第一颗卫星专门装了一个音乐传输系统，播放东方红乐曲，上天后声音要传下来。第四，看得见。
别看这简单的12个字，要付诸实现，哪一条都不容易。比如最后一条，看得见，卫星个头不大，反射的光线也不够强，只要天气情况稍差一点儿，地面上的人就可能看不到卫星。为此，孙家栋费了一番脑筋。
发射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问题也一个个地解决，眼看到了卫星组装调试的关键时刻，却出现了个大麻烦，遇事总爱笑眯眯的孙家栋 这次也犯愁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深夜，孙家栋无法入睡，他在反复掂量，第二天向总理汇报工作时，该不该汇报这个大麻烦呢？
孙家栋说，当时很多研制单位，在仪器面板上，都做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而且唯恐像章在仪器上显示不清楚，做得很大很漂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图2）
一枚铝制的像章，是有一定重量的，而卫星的重量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甚至每一个螺丝钉都要做到精准无误。很显然，金属像章超出了卫星总体设计范畴，它们额外增加的重量，对卫星的平稳起飞和以后温度的控制都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孙家栋无法让人们把毛主席像章从卫星上摘下来。
终于熬到第二天早晨，孙家栋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东方红卫星的进展情况，汇报快结束时，孙家栋郑重地向周总理提出了这件事。
孙家栋说，总理非常理解我所说的问题，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们热爱毛主席是绝对需要的，但是我们热爱毛主席要从尊重他来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大会堂是咱们国家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活动的地方，我们热爱毛主席，并没有把毛主席像章随便挂，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要严肃对待。总理的几句话，让我的心马上落了下来。
1970年4月24日21时，卫星发射进入最后30分钟计时，所有人员都严阵以待，在孙家栋的印象里，那短短的30分钟好像比30年还要漫长。
孙家栋说，到靶场以后，实际上有时候还要暴露出一些问题，处理不好，危险性也很大，所以这时的压力非常大。
21时30分，火箭点火升空。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图3）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直到这时，孙家栋那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落下来。
与航天事业结缘
孙家栋和航天事业结缘，开始于一碗红烧肉。
1950年元宵节，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孙家栋，打算到姐姐家过团圆节，准备走时，听说学校晚上吃红烧肉，他临时改变了主意。
事有凑巧，就在那天晚上吃饭的时侯，学校的一位主管向学生们宣布了一个重要通知：为了加快建设中国空军的步伐，中国人民空军要在学校招收一批学员，有志者可立即报名接受挑选。
孙家栋报了名。他没有来得及通知家人，吃完红烧肉，就连夜登上了参军的列车。由于孙家栋俄语比较好，在解放军航校，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苏联教官当授课翻译。（图4）
1951年9月，作为全军选拔出的30名战士之一，孙家栋被选派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
孙家栋回忆说，到那儿以后，得知莫斯科有地铁，我们便放下行李先去看地铁，进了地铁，车来了，门一开，大家都很谦让，你让我先进，我让你先进，让了一会儿，门“啪”一下关上了，车走了，我们这才明白门是自动的。
国外的先进技术，让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感受到了中国的差距。从此，他们成了学院里学习劲头最高的一群学生。
孙家栋说，当时有东欧几个国家的学生和我们在一块学习，他们学习也很努力，但他们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晚上还是要去玩，中国的学生天天晚上熬夜到很晚。
1957年11月17日，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从四面八方来到莫斯科大学，等候毛泽东主席接见，在等待的人群中就有孙家栋。（图5-1、2）
孙家栋说，就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讲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
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听完这些话深感国家领导人对我们青年一代寄托着厚望和信任，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同学们都表示，努力学习，回去报效国家。
1958年3月10日，孙家栋毕业了。7年里，他的各科考试成绩都是满分，他因此获得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纯金“斯大林奖章”。
“犯了一个错误”
1974年，中国准备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现场，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发射时，担任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突然在仪表上发现了问题。
孙家栋说，那一次，可能是电压方面处理不好，没到插头脱落的时候，它就脱落了。脱落前，应该把外电，就是地面送电转到用卫星里的电。还没下命令转到内电，插头便脱落，等于卫星没供电，这时假如火箭发射了，即使把卫星送上去，我们叫作死卫星，就是一个铁疙瘩。
时间一秒、一秒地飞速递减，离火箭点火只剩下几十秒钟。
孙家栋大喊一声：赶快停下。
现场一片肃静。
“停止发射”，这是一个需要逐级上报，获得批准才可执行的程序，就这样在孙家栋的一声大喊中被打破了。
孙家栋说，这是违反纪律，违反制度的，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也没有这个权利提出停止发射。但突然发现了问题，在违反纪律的情况下，喊出了停止发射。司令员接受了停止发射，但承受了巨大压力的孙家栋几乎要晕倒。那天下午，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突然爆炸，发射失败，孙家栋真的晕倒了。
成功也是一种磨练
一年之后的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终于携带着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但是孙家栋和他的同事们承受的巨大压力仍然没有得到缓解。
孙家栋说，开始觉得准备得很好，卫星上去以后，下来的数据总感觉有点不正常，因为是第一次搞，当时有一种想法，赶快把它收回来算了，不要飞3天了，飞两天就可以了。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张爱萍和我们年轻人不一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起到很大作用，他说，发射前都想到的问题，上去以后还担心干什么。
1975年11月29日，经过3天的飞行，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完成工作任务后返回地面，降落在预定区域内。
聚少离多金婚情
孙家栋和夫人魏素萍是一对金婚夫妇。当年他从苏联留学回来后，一位美丽的东北姑娘，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孙家栋北上哈尔滨，和魏素萍见了面。108天之后，他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图6）
结婚后，孙家栋一心专注于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因为所从事的工作要求保密性非常严格，所以孙家栋在家里的话也越来越少。
孙家栋说，那个革命年代，和现在不一样，虽然那时是年轻人，但那时候满脑袋里是工作第一，工作是保密的，不管是谁，到任何地方一句话都不提，从来也没想过，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谈情说爱。
1994年11月24日，作为我国第一颗大容量通信卫星总工程师的孙家栋正在卫星发射中心的时候，妻子魏素萍突然患病住院。
没想到就在住院期间得了脑血栓。很多人都知道了，但孙家栋不知道。
一周后，卫星被成功地送入太空。孙家栋又立即赶回北京主持与美国航天代表团的谈判。在会谈文件上签字后，孙家栋又一次晕倒了。
这次夫妻两人一起生病，共同住院的经历，竟然是两个人婚后难得的相聚时光。
孙家栋说，年轻时，我很少管家里的事情，甚至妻子生第二个小孩时，我都没回去。
为多年梦想仍然忙碌
“嫦娥一号”发射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大家的表情有些凝重，只有总工程师孙家栋情绪高昂，面带笑容和工程师们交流着。（图7）
原探月工程应用系统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最欣赏孙家栋的就是他的这份自信与坦然。
欧阳自远说，孙家栋经常说一句话，你们科学家，是把简单的问题，越说越复杂，而工程师的任务是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化，而且去突破，去解决它。我很佩服他。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立即赶回北京。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都在北京航天飞控中心，昼夜难眠地观察着卫星的运行轨迹
在“嫦娥一号”顺利实现绕月飞行的那一刻，当在场的人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跳跃，拥抱握手时，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地擦着眼泪。那时，他已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图8）
80多岁的孙家栋，依然在为他的一个多年梦想忙碌着，那就是中国的卫星导航工程。为此，2010年一年中，他就往返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0多次。
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始研究利用卫星为地面进行定位服务，但由于国力不足，那项名为“灯塔”的研究计划没能开展下去。
2000～2003年间，我国发射3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形成第一代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国家。2007年4月，我国第二代北斗导航系统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正是这一颗卫星，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得了宝贵的频率资源。我国“北斗” 2 代导航系统将在2012年覆盖亚太地区，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孙家栋是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北斗导航系统工程的总设计师。
孙家栋说，天上的“北斗”能和一万多条渔船互相沟通，哪条渔船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它们在办什么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船上的人要和家人通话，都可以通过北斗的短信，到它的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和我们地面上的话务系统综合起来，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篇5：学习两弹一星精神
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9年9月18日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整整过了47年.为什么还要宣传“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与科技创新是什么关系?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对中海阳新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有什么帮助?
“两弹一星”精神是我国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相隔近50年的今天,认真回顾“两弹一星”精神,深入发掘其精神内涵,研究论证其多元性启示,既是创新战略文化特别是新能源战略文化体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富国强军的战略目标使然。本文结合对“两弹一星”精神的学习与理解,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启示及思考,旨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结合自身的企业性质和行业背景, 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从学习精神, 到使之成为中海阳在当今新能源事业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
这都归功于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我们就要努力学习“两弹一星”精神, 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功臣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怕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仪器，自己制造；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业绩。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可以感染到中海阳的全体人员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忠诚，融入到工作中去，努力学习新能源知识，掌握过硬本领，为将来报效企业, 报效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始终把祖国和企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做好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思想准备，淡泊名利，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甘于奉献。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可以使中海阳的全体人员养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要自立、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与挫折，敢于迎接挑战，培养坚强果敢的意志品质。
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可以让中海阳的全体人员有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科学精神。要大力培养创新精神，钻研科学难题，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树立团队协作意识，提高中海阳人员的创造能力。
篇6：《两弹一星》观后感
故事的发生背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前苏联由原来对中国的援助改为对中国的冷战，并撤退了在中国工作的科技研究人员，中国的科技面对停滞状态，为了防止国家受到外敌侵害，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毛主席强调一定要抓核技术。
历史的车轮翻滚，岁月步伐匆匆，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我们应该铭记，而且，不仅仅只是铭记，那些先人给予我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