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

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共7篇）

篇1：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

关于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

本文研究了以平衡攻角为中心作俯仰振荡的飞船,其动态稳定形态随来流马赫数M∞的变化.设θ(t)是由平衡攻角起算的俯仰振荡角,cm(θ,)是作用于飞船上的气动力矩系数,cμ(θ,())()是阻尼力矩(天上飞行时为零),可以证明(X)是决定动稳定形态的.重要参数.如果随M∞变化,λ由小于零经λ=0变化到λ>0,则飞船将由稳定的点吸引子状态(即稳定在平衡攻角状态)发展为时间周期吸引子状态(即作周期振荡),对应于λ(M∞)=0的那个马赫数Mcr是出现该Hopf分岔的临界马赫数.本文利用耦合求解俯仰振荡方程和NS方程的数值模拟方法,模拟了这种运动形态.

作 者：张涵信 冉政 呙超 周伟江 Zhang Hanxin Ran Zheng Guo Chao Zhou Weijiang 作者单位：张涵信,冉政,呙超,Zhang Hanxin,Ran Zheng,Guo Chao(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CFD国家实验室,北京,100083)

周伟江,Zhou Weijiang(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北京,100074)

刊 名：空气动力学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ACTA AERODYNAMICA SINICA年，卷(期)：17(2)分类号：V411 V412.4关键词：动稳定性 极限 Hopf分岔

篇2：民主实现下的动态稳定

民主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代替了封建专制,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但是, 这种民主是在不平等的紧急关系基础之上建立的, 这种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及少数人的专利, 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不能真正的享有民主。所以相比于以往各种类型的民主, 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所具有的。它使广大劳动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 真正的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 人们掌握国家政权, 人民享有充分的国家制度所保障的民主权利, 所以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多种社会冲突存在于中国社会基层, 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群体性事件更是2008年绕不开的话题”。

现在的房地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 就以城市拆迁为例吧, 还是两种处理方法:一是, 政府的拆迁决定一经发布, 甭管合不合理, 甭管老百姓答不答应, 有没有地儿落脚, 相关人员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卷铺盖走人, 否则便不管清空没清空便强行拆迁;二是, 决定发布后拆迁前, 除了合情合理为老百姓考虑外, 依法认真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建议, 发现拆迁决议确实不合理, 并严重损害了搬迁户的合法利益, 那就应该马上修改决议, 以保证居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侵害。第一种方式就是前面所说的静态稳定, 后一种便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

2006年春节期间, 北京市政府通过动态平衡的办法, 将烟花爆竹由原来的禁放改为限放, 有效实现社会稳定。大家都知道大量燃放烟火鞭炮, 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而且还是噪音污染, 危害身体健康, 因此, 政府应当进行必要的管制。同上所述有两种管制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颁布禁令, 绝对禁止燃放;另一种方式是积极认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采取民主的方式, 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 结论是限放。第一种方法严令禁放的政策, 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观。春节燃放烟火鞭炮是中华古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风俗, 多数居民认为保留这一风俗是必要的, 如果政府强行禁止, 那就会形成一种尴尬的局面:老百姓都背地里放, 政府法不责众;但是偷偷地放, 制造烟花时得不到应由的保障, 反而更容易出意外。于是北京市政府通过各种民主途径, 如召开听证会等, 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确信多数居民对烟花鞭炮同意开禁的基础上, 决定改禁放为限放, 并从烟花的质量把关、进货销售、燃放地点、燃放时间、卫生消防、医护救助等多个环节着手, 把燃放烟花鞭炮对环境和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限放政策第一年的实践证明, 这既满足了多数北京居民的愿望, 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损害。这就是动态稳定观的成功案例, 通过这种与民众的协商和互动, 改变原来“一头堵”的政策, 既满足了多数民意, 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第一种方法, 就是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们提倡的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这一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动态稳定对政府有极高的要求, 这意味着政府要付出更大更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动态稳定是一种高级的以人为本的社会稳定观。

2008年8月30日, 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行政机关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工作办法》, 首次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及时、主动地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手机短信等渠道搜集、发现并澄清涉及本单位行政职责范围内的虚假或不完整信息, 未及时发现、澄清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虚假或不完整信息, 对社会稳定、社会管理秩序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由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此办法的出台说明政府发布的信息由以往的“单方灌输”向民众的“多方互动”转变;说明由相对静态的政策、法律法规的表达向更加动态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转变。只有这样的政府, 才不会放大或者激化社会矛盾, 基层的治理才会更加真实有效, 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才会更加密切更加和谐。人们会由于真实而理解, 由于理解而宽容, 由于宽容而达到和谐。民主不是无限的妥协, 不是消极的不作为, 当然更不是让政府无所事事, 任意放纵民众的胡作非为, 而是在保证党重要的正确领导下的、各有关方理性对话的利益博弈中, 最终达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主等全社会的“动态稳定”。

参考文献

[1]“群体事件”为何成为中国的热门词汇, http://freel-anguage.org/syndication/deutsche-welle-news-in-chinese-715

[2]2008年震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2月22日

篇3：浅析“神舟七号”飞船的相关问题

图1

例1如图1，“神舟七号”飞船的运行轨道是以地球的中心F为右焦点的椭圆，测得近地点A到离地面的距离为r1，远地点B到离地面的距离为r2，地球的半径为R.关于该椭圆有以下四种说法：

① 焦距为r2-r1；

② 短轴长为(r1+R)(r2+R)；

③ 离心率e=r2-r1r1+r2+2R；

④ 以BA方向为x轴正方向，F为原点，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则右准线方程为x=(r1+R)(r2+R)r2-r1.

则正确的说法有.（把你认为正确的说法的序号全填在横线上）

解设该椭圆的长轴长为2a，短轴长为2b，焦距为2c.

由题意，a-c=r1+R，a+c=r2+R,所以a=r1+r2+2R2,c=r2-r12,

故焦距2c=r2-r1，故①正确；

b=a2-c2=(r1+r2+2R)24-(r2-r1)24

=4r1r2+4R2+4R(r1+r2)4=(r1+R)(r2+R)，

故短轴长2b=2(r1+R)(r2+R)，故②不正确；

离心率e=ca=r2-r1r1+r2+2R,故③正确；

若以F为原点，BA方向为x轴正方向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则右准线方程为x=a2c-c=a2-c2c=b2c=2(r1+R)(r2+R)r2-r1，故④不正确.

综上，正确的说法有①、③.

例2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我国研制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飞船在近地点距地面200 km，远地点距地面350 km，以地球中心F2为右焦点的椭圆轨道上飞行，并于9月28日17时37分安全返回.已知地球的半径为6 371 km.

图2

（1） 以该椭圆的中心为原点、长轴所在直线为x轴，建立如图2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求飞船飞行轨道的方程；

（2） 若飞船在太空中的飞行速度约为7.9 km/s，求飞船在太空中的行程.（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3） 请估算：从成功发射到安全返回，三名航天员绕地球飞行了几圈？至少经历了多少次日升日落？（结果精确到个位）

解（1） 因为椭圆的中心在原点、长轴（焦点）在x轴上，所以可设它的方程为

x2a2+y2b2=1(a＞b＞0).并设该椭圆的焦距为2c.

由题意，a-c=|OA|-|OF2|=|F2A|=6 371+200=6 571,

a+c=|OB|+|OF2|=|F2B|=6 371+350=6 721.可

解得a=6 646,c=75,

故b2=a2-c2=(a+c)(a-c)=44 163 691≈

6 645.62，得飞行轨道的方程为x26 6462+y26 645.62=1.

（2） 从9月25日21时10分到9月28日17时37分，飞船在太空中共飞行了2天20小时27分钟，即飞行时间t=(2×24+20)×60+27=4 107（分钟）,故行程s=vt=7.9×4 107×60=1 946 718≈1.95×107(km).

（3） 由于a≈b,故可将飞船的飞行轨道近似为圆，则其周长l≈2πa≈2×3.14×6 646≈41 737(km),所以飞船绕地球飞行的圈数约为1 946 718÷41 737≈46.6≈47.

篇4：基于动态响应的电压稳定分析方法

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发生破坏而承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并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2,3]。随着电网的发展和变革,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稳定经济运行一直以来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我国电网已经进入了全国电网互联、西电东送的关键阶段[4]。因为环境约束和成本限制而产生的技术性损失或影响,电网结构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对我国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带来巨大挑战[5],为了避免大电网停电事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社会影响,研究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压稳定指当系统向负荷提供的功率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增加时,系统处于电压稳定状态,反之系统处于电压不稳定状态;电压崩溃指当系统处于电压不稳定状态,负荷扔持续地试图通过加大电流以获得更大的功率(有功或无功),则会发生电压崩溃[6]。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系统不能满足无功功率的需要,而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流过输电网络的感性电抗时所产生的电压降[7]过大是失稳问题的核心。电压崩溃事故发生后,由于它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运行人员在事故形成期间很难察觉,不能及时采取紧急控制措施,系统往往要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供电,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混乱[8]。

因此,本文针对基于动态响应的电压稳定进行了研究。在总结传统电压稳定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开展了基于动态响应的电压稳定分析,结合动态响应数据特点,确定了基于戴维南等值跟踪的电压失稳模式判别方法。通过算例仿真分析,验证了电压失稳判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1 基于动态响应的电压稳定分析

电压稳定分析方法分为基于潮流方程的静态分析方法和基于微分方程的动态分析方法[9]。

由于电力系统是一个处于不断的扰动之中的复杂动态系统,而电压的稳定性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以离线分析为主,即对系统典型运行方式,在离线数据基础上进行预想事故的稳定性评估。然而随着电力市场和互联电网的不断发展,电力系统的运行越来越接近稳定极限,模型参数不精确导致的仿真曲线与实测轨迹间的误差越来越突出[10]。为避免计算结果过于保守影响实际运行电网的经济效益,由实测动态响应中提取稳定性信息和动态特性信息,将电压稳定评估在线化,对实际系统的电压稳定水平做出实时准确的判断,并提供有效的预防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电力系统的动态响应包括系统受扰后各状态变量的运行轨迹,可以描述系统在特定的运行方式下遭受特定扰动时所表现出的暂态和动态特性[11]。由动态响应中提取信息不受系统模型参数误差影响,从而能够反映系统真实特性,并且为模型校验提供依据,提高稳定分析和控制的精度。

因此,本文选取了基于戴维南等值跟踪的失稳模式判别方法。该方法可以将响应数据与模型的建立有效地结合,当每一时刻的注入电流由量测数据给出,即可实现电压稳定的实时在线分析。当负荷母线电压大幅度跌落时,该方法可有效区分系统的主导失稳模式,较好地找出临界失稳点。

2 戴维南等值参数计算方法

实际电力系统中,在任意时间断面k时刻,从某一负荷母线向系统看进去,可把系统看作一个电压源经过一个阻抗向所研究的负荷母线供电的两节点系统(即戴维南等值),如图1所示。

图1中,Ek和Zk分别为k时刻戴维南等值系统的电势和阻抗,此时可得负荷母线电压为,电流为,负荷视在功率为。

在暂态过程中,随着系统运行状态的变化,如果能够计算得到任意一个时刻k负荷母线处的系统戴维南等值电势和阻抗Zk,就可以得到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戴维南等值系统,从而计算出戴维南等值参数。

在电力系统的时域仿真中,在任意时刻t,必须求解如下网络方程,以获得节点电压向量:

式中:Y为系统导纳矩阵;为t时刻系统各个节点的注入电流向量;为t时刻系统各个节点的电压向量。

等值节点i处的综合阻抗矩阵为:

采用补偿法计算开路电压,即节点i开路时,相当于流经节点i处的负荷电流为0,可以在节点i处补偿一个注入的电流量来求取系统节点电压的变化量。

式中:为t时刻暂态稳定计算得到的节点的i处的电压;为节点i处的负荷电流,

由式(3)求出的开路电压即为节点i处的系统戴维南等值电势。

式中:为节点i处负荷的阻抗。

同样根据补偿法原理来求取短路电流。

节点i处短路时,相当于在原有网络的基础上,在节点i处叠加一个注入电流量,根据叠加原理,此时节点i处的电压为:

式中:为短路后节点i处的电压。而节点i处短路时,,可求得:

根据叠加原理,可以求得节点i处的短路电流为:

这样,基于计算得到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通过求解两者的比值,即可得到t时刻节点i处的系统戴维南等值阻抗Zt,tTev为:

同理,在故障发生后的任意时刻,针对不同的负荷节点,重复上述步骤,可以计算得到任意一个负荷母线处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戴维南等值电势EThev和戴维南等值阻抗ZThev。

3 基于戴维南等值跟踪的失稳模式判别方法

由电压稳定的定义可知,电压稳定与否是由负荷的功率需求及系统提供功率的能力决定的,其中负荷的动态特性(决定了负荷需求,可以由负荷阻抗的变化规律来体现)起着关键作用。用简单系统可以简单地对此进行说明。

设、ZS分别为系统侧的戴维南等值电势和阻抗,RS、XS为系统的等值电阻和电抗,为负荷节点电压(设UL、θ分别为负荷电压幅值和相角),ZL、PL、QL分别为电流、负荷阻抗、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RL和XL分别为负荷的等值电阻和阻抗。

系统中负荷的视在功率为:

因此,负荷消耗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为:

联立式(10)和(11),消去θ可得:

当满足:

电压有唯一解:

此时负荷阻抗ZL满足:

因此:

即有:

从式(9)～式(17)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当满足|ZL|=|ZS|,系统存在电压唯一解。暂态过程中,当负荷阻抗模值由大变小,最终等于并小于戴维南等值阻抗时,该负荷母线电压处于不稳定状态,即|ZL|=|ZS|为电压失稳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对于简单电力系统而言,失稳过程中,若负荷点的负载阻抗模值小于戴维南等值阻抗模值,则系统发生电压失稳。

对于复杂电力系统而言,当负荷节点电压崩溃时,节点电压大幅下降,其戴维南等值电势变化不大,且负荷点的负荷阻抗模值小于戴维南等值阻抗模值,利用前述方法可判定为电压失稳。当局部受端系统电压崩溃时,多个负荷节点电压都大幅度下降,受附近节点电压下降的影响,某些负荷节点的戴维南电势也会下降,这时就难以通过一个节点的戴维南参数的变化来判别失稳模式。但由前述分析,在电压崩溃的系统中,仍可找到负荷阻抗小于戴维南等值阻抗的点,从而也能判断电压失稳。遇到更加复杂的失稳问题时,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4 算例仿真分析

IEEE3机9节点系统如图2所示,母线STNB-230处负荷模型为1 00%感应电动机,其余负荷模型为100%恒阻抗。系统1 s时母线支路1发生三相短路故障,1.1 s后切除故障线路。

计算结果如图3～图9所示,图3为STNA-230母线电压曲线,图4为STNB-230母线电压曲线,图5为STNC-230母线电压曲线,图6为支路5有功功率曲线,图7为支路5无功功率曲线,图8为支路6有功功率曲线,图9为支路6无功功率曲线,图3～图9中曲线1(绿色)为PSASP得到的仿真曲线,曲线2(蓝色)为戴维南等值系统算得的曲线。

由图3～图9可以看出,由于模型建立过程中某些参数的影响以及等效算法的误差曲线1与曲线2未能完全重合,但仍有较高的相似度和重叠性,从而验证了基于时域仿真的戴维南等值参数计算方法有较高的精度和准确性。

由于切断了支路1,故障后STNA-230母线电压迅速掉为0;STNB-230母线电压产生了较高的电压降,母线电压迅速跌落并发生了振荡;STNC-230母线电压也产生了电压降,但降落的幅度没有STNB-230母线电压降落幅度大。为了判别STNB-230母线与STNC-230母线电压是否失稳,求取2个母线处负荷阻抗与系统戴维南等值阻抗变化的曲线如图10及图1 1所示。

图10和图11中,曲线1(蓝色)为负荷阻抗变化曲线,曲线2(绿色)为系统戴维南等值阻抗变化曲线。将图4与图10进行比较可知,在负荷阻抗由大变小的过程中,STNB-230的母线电压也在下降,当负荷阻抗的模值等于戴维南等值阻抗模值后,STNB-230由电压稳定区域进入电压不稳定区域,开始震荡,且电压过低。因此,利用电压稳定判据来进行判断,即若负荷点的负载阻抗模值小于戴维南等值阻抗模值则发生电压失稳,可认为STNB-230的母线电压在1.25 s发生了崩溃。

同理,将图5与图11也进行比较可知,在负荷阻抗由大变小的过程中,STNC-230的母线电压也产生了电压降,但电压降落幅值并不大,且2条曲线并无交点,即负荷阻抗的模值一直大于戴维南等值阻抗模值,因此根据电压稳定判据来进行判断可认为STNC-230的母线电压没有发生失稳。而图5中电压振荡的原因可认为是由于系统发电机励磁的影响,在5 s之内还未恢复稳定状态。

同时也可得出结论:感应电动机负荷模型比恒阻抗负荷模型更容易发生电压失稳。

通过仿真分析判断,可以得出该3机9节点系统电压不稳定。

5 结语

本文论述了基于动态响应的电压稳定分析方法,结合动态响应数据特点,确定了基于戴维南等值跟踪的电压失稳模式判别方法,接着详细推导了戴维南等值参数的计算方法,分析了基于戴维南等值跟踪的失稳模式判别方法,最后进行算例仿真分析,结果验证了电压失稳判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如何将响应数据与算例仿真进行更完美的结合依旧是电压稳定的判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相关方面的研究仍然将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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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春艳,孙元章,陈向宜,等.西欧“11.4”大停电事故的初步分析及防止我国大面积停电事故的措施[J].电网技术, 2006,30(24):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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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学浩.美加联合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反思和启示[J].电网技术,2003,27(9):T2-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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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闽江.含STATCOM的动态电压稳定分析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

[9]李泉,任建文,胡文平.电力系统电压稳定性分析方法[J].广东电力,2010,23(10):18-23.

[10]章小强.智能稳定评估中的关键特征识别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篇5：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

[关键词] 社会转型 发展 稳定 机制

千方百计地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和谐统一，始终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过程的最佳模式选择。

在过去的长期超稳定社会状态下，毛泽东尚且在《实践论》中告诫人们，矛盾是绝对的、客观的存在，差异就是矛盾，社会发展就是矛盾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被重新认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模式发生变化，原来的一个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的国家和社会，无论在发展目标还是在发展道路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社会转轨、体制转型。转的是发展道路之轨，转的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之轨。高度集中、高度集权、高度一元化的国家转向了中央相对集权、地方适当分权、基层实行自治的国家；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转向了公民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立状态；国家与社会的人治型、管治型治理模式转向了民主与法治型治国理政模式；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高度一元化局面转向了一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局面。这些转变与变化既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动实践，同时也给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贫富差异、地区差别、城乡二元化的痼疾与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阶层分化、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利益博弈的加剧；经济发展的瓶颈、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由于威权的失却、规则的虚化、法治的无能、贪腐的盛行、价值观的分化与主体价值体系的弱化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与不安定因素层出不穷。

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既有旧体制尚未得以改革所固有的；也有新旧体制交替，旧体制尚未退去、新体制尚未完善所产生的；还有新体制虽已建立，但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以及配套措施尚未跟上所致。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体利益格局随之变化，各利益主体为各种法定利益、约定利益和道德利益而进行的激烈博弈。为利益而博弈，本身并非错或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利益需求的无限性，各社会主体及个体价值观的天然差异，加之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价值观混乱、行为失范、规则失效、社会失序，使得利益博弈经常处于一种合法、不合法与非法之间游移，处于合理、不合理与非理性之间徘徊，从而使社会关系显得不够协调，社会秩序不够良好，社会局面不够理想，社会状态不够和谐。所有这些缺陷与弊病的综合结果便是：利益与矛盾并存，博弈与纠纷同在，社会秩序处于一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的状态，以个案特殊性和问题共通性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事件时有发生并日益增多。正如中央文件屡次提出的那样：我们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战略的机遇期、改革的关键期。对此，我们要有洞悉问题的危机感，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矛盾的多发期，必定是纠纷的频发期、公共危机的潜伏期和社会管理的考验期。所谓纠纷就是因矛盾各方为利益而博弈、利益主体之间因利益资源分配与享受的差异而引起的认知冲突和关系失衡。公共危机就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在社会关系的内外因素影响下，构成了对社会共同利益与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使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处于一种不确定、不安全的紧张状态与危险境地。通常情况下，这种紧张状态与危险境地一直潜伏于社会关系的背后、纠纷与冲突的张力之中。一旦矛盾激化、纠纷加剧、冲突爆发，便会出现危及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这种“公共事件”包括两种形态：一旦触发即为公众性事件；由于应对不力或处置失当而由个体性事件发展为小众性事件、再到大众性事件的公众性事件。这就给公共管理部门提出了现实的挑战：如何事前防范和如何及时妥善处置这种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突发性事件呢？这是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正确处理维护公民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的一大挑战，我们必须直面之，并解决于未然、化解于已然。有俗语云：“办法总比困难多。”马克思也指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因此，我们应该有自信。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解决利益矛盾、利益沖突，化解利益纠纷、权益性社会事件，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呢？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对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认知问题，二是如何充分运用马克思说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手段）问题。

关于稳定的认知问题。由于惯性的缘故，一有风吹草动，人们往往感到不稳定了，总是留恋过去那种超稳定时代。须知，由于历史的发展和上述原因，超稳定的特定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返回过去就是历史的倒退。特别是在当今的变革过程中，稳定只能是相对的，不会是绝对的。所谓相对稳定，指的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相对稳定，就是在绝对动态过程中保持相对静态的稳定，允许在偶尔不稳定的状态下保持长期性的稳定，允许在局部不稳定状态下保持全局性的稳定，在个别部分不稳定的状态下保持整体性的稳定。总之，社会的总系统是稳定的，社会系统的个别构成要素、个别局部部分、个别时间段里也可能是不够稳定或不稳定的。由于要素影响系统，甚至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和一定时间段里，整体也可能出现某种轻微的震动。但这种不稳定是整个社会系统所能承受、所能容忍的。正像许多动物都有自愈能力一样，由于社会系统的理性功能，对于那些有害于社会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的不稳定状态，社会系统也是具有自愈功能、具有修复能力的。因此，正常社会的正常稳定状态，必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而非静态的稳定——静态稳定必是停滞、倒退、因而是一种病态的稳定。可见，在全局基本稳定的情势下，偶尔、个别、局部、暂时的不稳定状态，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不必惊慌失措，只要认真应对、耐心修复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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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动荡、化难解纷、维护稳定的“手段”问题。这里有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手段”。

一、宏观层次方面。从根本上说，必须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矛盾与纠纷，是由于改革的不够到位、发展的不够充分所致。改革为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和各种制度性资源，并为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为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精神条件，并为改革创设了可能性与可预测性。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为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带来了福祉，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因而就进一步稳定了人心，从而稳定了政治局面和社会局势。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又为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能性的条件。由此可见，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就要防止和消除因种种原因产生的社会失衡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经济资源分配不公和政治体制不完善而引起的（当然也有因价值观不同、因违法执法与措施失当等微观层次引起的，在此不论，后文涉及）的诸种矛盾与纠纷。没有改革，就缺乏发展的动力与通道。没有发展，就没有解决矛盾与纠纷的资源与手段。没有改革和发展，就没有前途和退路，问题、矛盾和利益冲突就会更多。只有进一步深入改革并保持一定速度的发展，才能逐步化解既有的和潜在的、表面的和深层的诸种矛盾与纷争。反观稳定的特有功能与反制作用，一方面，改革和发展需讲究质的保证和量的把握，需顾及社会的耐受力与容忍度，需顾及社会的稳定性，社会才能保持一定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才能以相对的稳定来保障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社会要为改革和发展创设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与有序规则体系，提供安定的环境与稳定的氛围。唯有如此，改革才有成效，发展才能持续，稳定才有保障，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才能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有机的衔接、系统的循环。这种在三者良性互动情状下的动态稳定，才是我们社会系统稳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才是符合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最大化的社会稳定。

二、中观层次方面。主要包括制度和规则体系问题。首先，建构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我们已有大量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但仍需注重制度建构。因为，第一，过去长期以来着力建构的制度大多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些普遍性制度、主干性制度等一些高层次体系，比较缺乏一些特殊性、专业性、操作性和应激性等较低层面的制度，诸如利益冲突制度、公共安全制度、公共利益制度和危机处理制度等等都有待建立或完善。由于制度的缺口与不完善，就难以形成完整而严密的制度体系。第二，制度执行不力。制度的量在不断增加，制度的质也在逐渐提高，但制度的执行力却一直不理想。制度归制度，执行归执行，于是形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会议上”的虚置。制度是用来执行的，不执行或难于执行、懒于执行制度，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毫无价值。因此，提高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力是当下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头等大事，甚至比制定制度还重要。再次，制定和完善规则体系。社会规则包括法律、政策、道德、宗教以及社团规范、民间习俗与传统习惯等。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建立，但作为动态和开放的法律体系，尚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予以完善，特别是有关社会民生、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待健全与加强。须知社会不安定因素大多是由于社会建设方面不到位、民生问题被忽视所引起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也大多由此引爆的。为此，进一步加强与健全有关法律规范建设，是法治发展所不能忽视与拖沓的。诸如突发事件应对法、信访法、公共安全法、利益冲突法等必须制定或修订。再次，强化规则意识。其实，说到底，一切制度（包括法律制度）都是规则载体与规则体系。要把已经建立和将要建立的制度付诸现实，全靠社会学上的“行动”、经济学上的“兑现”、政治学和法学上的“执行”。人们行为是由意识控制的，若要纸面上的制度化为实践中的制度，则需培植并强化规则意识，才不致虚置规则体系、弱化制度效力。眼下最值得关注与根除的是，台面上讲的是显规则，私下里行的是潜规则，实际上是以潜规则代替了显规则。在审视、处置社会群体与利益主体、利益与矛盾、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权利与义务、博弈与纠纷、纷争与化解的社会链条过程中，要使规则体系发挥作用，社会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起规则意识。

三、微观层次分明。急需建立有关社会利益与社会安定的各种相关机制。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当然有其共同的公共利益。但共同体是由各个群体（包括大众群体和小众群体）与所有个体组成的，除了共同利益还有个体与群体利益。社会主義条件下，从根本上说，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个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前提下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各群体与各个体所处社会地位、从事职业、资源占有等存在差异，故共同利益与群体利益、群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利益的差异。在和平的常态下，由于害怕共同体以及掌控共同体的的权力阶层、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群体损害自身利益，个体可能更加关心、维护其自身的和群体的利益。因此为维权而博弈、为维护个体利益与小众利益而发生的龃龉之社会事件会日益增多。这种利益关注与维护、为自身利益而维权的社会行动将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一些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尚且常有维权举动，更遑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且，“为人民服务”的主要内涵应该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包括共同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目前利益、长期利益与根本利益。列宁曾经告诫：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建构利益资源公平分配机制，以防止因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事件以及事件对社会安定造成的冲击。具体而言，至少包括围绕权益分配问题和危机应对问题建立各种机制。

（一）构建公平合理的权益分配机制。在涉及权益及其分配问题上，应该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科学合理的决策、执行和救济机制。所谓公平，指的是决策的合法性，因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所谓正义，指的是决策的合道德性，因为道德的核心价值就是正义。所谓科学，指的是决策的合乎客观规律性及其可行性。所谓合理，指的是决策的合乎人文的情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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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决策。万事开头难，一个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故曰“事成始于决策”。决策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决策萌生与过程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凡是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民意、按照法定的民主决策程序进行的决策，都是成功的决策，有益于社会共同体和所有个体的决策。凡是违背客观规律、从少数人利益出发而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不按法定民主程序进行的决策，总是错误而有害的决策。有害无益的决策，不是无法执行，便是引发混乱，终成败绩。比如，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这可能吗？有必要吗？有科学根据吗？如果按此决策贯彻下去，必定出现揠苗助长、单纯追求政绩与经济指标、破坏生态环境、违法动拆迁、财政上寅吃卯粮等诸多不良现象，因而信访上访不断、事件层出不穷。试问这个城市能安宁太平吗？显然不能。到处大造飞机场造成许多机场亏损经营、资源浪费；滥开经济开发区造成土地撂荒、农民失地造成社会问题；为了圈钱，随意卖地、违法动拆迁造成社会事件等等，难道不是屡见不鲜、屡教不改的现象吗？这就是“毒树结毒果”。所以社会稳定、生活安定，首先必须从决策环节抓起，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2.关于决策的执行。纵然决策正确无误，然而执行中违背民意、侵犯群众利益、违反民主法定程序，也是会出乱子的。这就是“好树结毒果”。已经发生的诸多社会事件，大多是由于出发点是好的、过程是无序的、结果是糟糕的。可见，只讲“好意”、不讲“良序”，重出发点而轻过程的执行方式（包括执法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建立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

3.关于救济机制。不管是决策环节还是执行环节出了事，都要有随机纠错与弥补的机制。这里的纠错机制指的是对决策形成与贯彻过程中发生错误的及时纠错，并非仅仅指司法上的纠错机制。没有救济便没有权益，没有救济便没有稳定，没有救济就有上访，没有救济上访便永无停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若只顾脸面，坚持错误而不启动救济程序，社会稳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构建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與网络化，既给社会带来福音，也给社会带来麻烦。对于转型转轨之际的后发国家来说，既是发展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挑战频繁期、风险频现期、危机显现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一系列的预防危机、应对风险、化解纠纷、消除矛盾、善后处置等机制。

1.预防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代民主法治社会讲求权益保障，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是我国公民的四大权利。在决策形成、决策执行和权利救济全过程中，如何保障公民的“四权”，特别是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决策及其执行与救济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由于公众不知情，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序不合法，由此引起的公众性事件层出不穷，这是非常值得决策层次及决策部门引以为戒的。唯一可行的预防之道便是使决策机制建立在公开性、民主性、程序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

2.应对机制。当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风险社会，为了使社会得以在良性轨道上运转，必须建立风险应对机制。政治学者普遍认为，要把危机管理纳入治国理政的轨道，即建立一种公共危机的管理应对机制，称之为“公共危机管理应对的多元协作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政府部门处于核心的主体地位，是机制的责任承担者和工作协调者。因为政府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职责的承担者。当某种不确定因素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严重威胁，使社会关系与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危险境地与紧张状态时，政府须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性，及时启动应对机制。由于国家、社会和市场经济三分天下，有必要也有可能让各社会主体在政府的动员、组织、协调下，多元协作，共同应对。这就是近几十年来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在民主法治框架内的“善治”，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治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创新的表现。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种治理方式将行政部门与行政相对人的对峙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纳入命运的共同体，从而改变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从国家命令式动员、公民被动呼应转变为政府、组织与公民的治理型合作，它对社会风险的危机管理具有职责分明、反应灵敏、机动快速、低成本高效率的优点，应该大力倡行。面对当前网络微博时代，这种机制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快速对话、信息共享，从而及时化解事端，减少社会震荡。

3.善后机制。这是属于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组成部分、同危机应对机制相衔接的一个环节。比如去年上海市的“11·15”事件过后，紧接着就是，一方面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深刻反思，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全面整改，以杜绝今后此类事件再现；另一方面进行党纪处分、政纪处罚、民事赔偿和刑事追究，依纪依法处置，以儆效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举一反三、责任追究机制的建设，是减少与杜绝危机再现的不二选择。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保持生活安定与保证社会稳定成为刻不容缓的前提条件。由于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变化、社会矛盾丛生，各种形式的焦虑症、紧张度、失落感、发财梦、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等交织出现。有鉴于此，必须构建公正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矛盾解决机制、纠纷化解机制和公共危机管理应对的多元协作机制，在改革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篇6：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

1文献综述

1.1金融稳定的内涵

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稳定的定义有两种,它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释金融稳定。第一种定义聚焦于整个宏观金融系统。例如欧洲中央银行(ECB)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系统(包括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能够承受冲击,从而减轻严重影响储蓄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分配这一金融中介过程中断的可能性的状况[1]。第二种定义主要集中于影响金融稳定的几大微观要素。例如Ravi认为金融压力是指处于资产价格的大幅变化,风险的急剧增加, 流动性缺乏和银行业系统担忧的紧张状态下,金融系统调节能力受到损害[2]。

综合分析上述观点,目前还没有普遍被认同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定义。本文认为金融稳定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既要着眼于整个金融系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又要考虑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的微观要素。

1.2金融稳定指标的演进

早期学者多构建金融危机的预警指标,采用的方法包括Probit模型和信号分析法。Hilbers等学者最先构造金融稳定指标,该指标分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其中微观指标遵循CAMELS框架,宏观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贷款和扩散效应等因素[3]。

随后Illing and Liu[4],Gersl and Hemanek[5], Jan Willem Van den End[6],Rouabah[7],Albulescu等学者[8,9],Roberto[10]以及Ravi[11]纷纷对金融稳定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

Illing and Liu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广义条件异方差模型,并依据相关市场规模赋予权重,分析表明指数很好地反映了压力的增减变[4]。Gersl and Hemanek试图构建整合性金融稳定指标[5]。Jan Willem Van den End通过将货币状况指数与金融状况指数合成,构造了金融稳定条件指数FSCI,指数的下限和上限分别表示金融压力状况和金融失衡累积的概率, 该指数采取IS曲线和VAR模型赋予权重[6]。Albulescu构建了欧盟的金融不稳定指数(AFII),并将其转化成整合金融稳定指数(AFSI)[9]。Roberto等学者运用方差加权平均数构造了金融稳健指数,并且指出银行系统中杠杆顺周期性的严重性[10]。Ravi依据市场数据是可获得性、高频率和时间滞后期短的特点,提出了可以反映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压力联动效应的金融稳定指数(EM-FSI)[11]。

国内关于金融稳定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历时较短,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我国银行业的金融稳定指数。万晓莉通过将银行脆弱指标作为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指标的代理指标,构建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指标[12]。陈守东运用年度数据和算术平均法构建了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指数BSI[13]。卢盼盼从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选取了5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业稳健指数BSI,测度了2004-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稳健水平[14]。

关于宏观金融稳定指数的研究分别着眼于国内视角和全球视角。庞晓波构建了标准形式金融状况指数FCI和包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金融状况指数FCIL[15]。霍德明等学者在参考IMF提出的宏观审慎指标 基础上,构建了我 国宏观金 融稳定指 数MSI[16]。徐国祥利用SVAR模型构建了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CFCI[17]。万光彩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估计权重,构建了金融稳定条件指数(FSCI)[18]。张成思从全球视角出发,最终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数[19]。

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稳定指标体系的构建仍未达成共识。 尽管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具有先进性,但是并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国情。国内学者对于金融稳定指数的研究分别基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缺乏综合性的金融稳定指数。鉴于此,本文将综合考虑国际金融对国内的影响和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国际和国内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提出我国的金融稳定综合指标体系框架,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FSI,有效测度我国的金融稳定水平。

2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2.1变量的选取

基于IMF提出的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同时结合Ray Barrell[20],Peter Sarlin[21],Roberto[10],Ravi[11],Misina[22],Albulescu[9],万晓莉[12]以及陈守 东[13]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的基本国情,本文提出了我国的金融稳定指标体系框架,详情见表1。

金融稳定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指标可分为五部分,分别反映国际金融状况、国内金融发展和脆弱度、 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稳健性。反映国际金融状况的指标为三个月期泰德利差1和非银行信贷所占比重。 国内信贷/GDP、股票市值/GDP、M2/GDP以及存贷款利率差四个指标用于反映国内金融发展状况。

反映国内金融脆弱程度的指标,具体可以分为对外脆弱程度和对内脆弱程度两个部分。其中对外脆弱指标分别是REER(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经常账户收支差额、外汇储备同比增长率和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之比,对内脆弱指标包括存 款/M2、(存款准备 金/存款总额)/(M0/M2)、非金融部门私人信贷比、 新增信贷比。

在此基础上,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分别是政府财政收支差额/GDP、CPI同比增长率、GDP同比增长率。最后,全国银行同业拆借7天利率、银行不良贷款率、贷存比、实际利率四个指标来反映银行系统的稳健性。综上所述,该指标体系共21个基础指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具备数据的可获得性、高频率性以及短期滞后性特点。

2.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中国知网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搜数数据库、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统计局等相关网站。

基础数据为月度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至2013年。由于月度数据可能存在季节性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之前要对月度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 结果表明 两个指标 (国内信贷 占GDP的比重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 存在季节性变化趋势。鉴于此,采用Census X-12对上述两个指标进行了季节调整1。在此基础上,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之间的量纲差异,标准化的具体过程见注释2。

2.3动态因子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金融稳定研究的文献,从技术角度讲,在赋予基础指标权重方面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例如,有些文献依据相关背景知识对基础指标进行评分,进而赋予权重并合成金融稳定指数,这种方法在极大地依赖研究者的背景知识而忽略了基础指标本身所蕴含的动态信息。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引入动态因子分析法,综合多变量指标蕴含的信息量。

动态因子分析的原理在于,通过线性变换将可观察的众多基础指标用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因子来表示, 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因子载荷的估计量。因子载荷可以反映基础指标对于因子的贡献率。本文借助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进行动态因子分析,其优点在于既可以降低维度以保留综合指标的信息量,又可以避免指标赋权的主观性,减少各指标由于安全临界值不同所带来的不便。因此,通过动态因子分析法提取综合指标的公因子,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

通过Bartlett的球形度 检验和Kaiser-MeyerOlkin分析结果表明,Bartlett值的伴随概率P值小于0.001,即该变量的相关矩阵非单位矩阵,适合因子分析;Kaiser-Meyer-Olkin值大于0.7,意味着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可以接受。

运用因子分析法可以得到四个因子,这四个因子依次为f1-f4。它们可以累计解释变量的标准化的方差为80%,具体结果见表2。

因子正交旋转经过7次迭代后收敛,其中第一个因子f1可以发挥非银行信贷所占比重、股票市值/ GDP、M2/GDP、存贷款利率差、REER、外汇储备同比增长率、存款/M2、(存款准备金/存款总额)/(M0/ M2)、非金融部门私人信贷比、GDP同比增长率的作用,第二个因 子f2可以表示 泰德利差、国内信贷/ GDP、经常账户收支差额、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之比 (X10)、银行不良贷款率、贷存比,第三个因子f3可以表示政府财政收支差额/GDP、CPI同比增长率、全国银行同业拆借7天利率、实际利率,第四个因子f4主要可以表示新增信贷比。最后得到因子得分,具体的因子表达式为:

此外,提取的公因子协方差矩阵为单位矩阵表明,各公因子间不存在相关性。因此,将各因子解释的方差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可得总的因子得分,即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综合因子得分公式为:

根据动态因子分析计算出的金融稳定指数,可以看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在2003年至2013年间发展较为平稳,略微显现出下降趋势,同时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根据我国金融稳定指数FSI走势图所示,样

本区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03年年初2008年1月。这一区间内,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发展平稳,是样本期内稳定水平最高的时期,金融稳定指数处于0.5附近。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都保持在10%以上,通货膨率从2007年3月开始攀高, 达到7.1%。 银行不良 贷款率从19% 下降到5.88%,银行资产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外债余额占外汇储备的比重明显降低,我国应对外债压力减小。我国的非金融部门私人信贷比、新增信贷比、存款占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比、实际利率和贷存比均保持稳定。 总体而言,宏观经济保持快速平稳发展的同时,通胀压力较为明显,金融稳定性较好。

2008年1月-2009年2月。这段时期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指数从0.51下降到 -0.99。中央的投资计划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刺激通货膨率的增加,使本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到8.7%,而后由于 实际利率 从 -2.96% 迅速增加 到3.85%,通胀压力得 以缓解,通货膨率 迅速下降 至 -1.6%。另外,外汇储备增长率大幅减少,从43.9% 下降到16.1%。为了便于应对资金的流动性压力,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从3.45%减少至1.01%,而新增信贷比也从3.36%减少到1.11%。在全球经济出现动荡的背景下,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我国金融风险明显增加,金融不稳定性增强。

2009年2月-2011年8月。从2009年2月开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逐步摆脱下降趋势,呈现较快的平稳增长。但是受国际经济负增长的影响,我国的经常账户差额明显减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国资本的涌入使得国内房地产泡沫增长明显。同时受国内经济成熟度的影响,投资渠道受限,居民储蓄倾向减弱,存款由银行转向房地产等资产领域,这使得我国的资产市场风险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物价降幅明显,货币投入量增加,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为了平衡流通中的货币量,应对流动性压力,实际利率由负转正。此外,银行不良贷款明显减少,不良贷款率低至2.04%,银行的资产质量保持稳定。这段时间内我国金融稳定水平出现上升,金融风险减弱。

2011年8月-2013年年底。这段时期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实际有效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外汇储备增速放缓,经常账户差额并没有受到影响,仍旧出现持续增长。从2011年开始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得到提升,海外业务范围得到拓展,一方面有助于银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扩大了我国金融风险的来源。此时,全球低迷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变,发达经济体国家先后出现经济增速为负的局面,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一系列国际金融组织致力于加强对“影子银行”和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此后我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 物价涨幅稳步回落,通胀压力减缓。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盈利性水平和流动性水平得到提高,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较低的比率,银行稳健性逐步增强。就整体状况而言,我国金融风险来源增加,金融稳定水平降低。

3研究结论

篇7：飞船的动态稳定问题

对于广播夜话节目主持人语境而言，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夜话节目主持人利用声音营造的一个“交际场”。这种依托广播这一传播媒介而展开的“场际交流”既有一定之规，又有互动更新。由于广播诉诸听觉，因此，如何利用广播语境，发挥广播这一情感触媒的优势，用声音塑造在听众心目中良好的“可视”形象，对广播夜话节目主持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一、稳态语境

语境的稳定性特点是由构成语境要素的稳定性引起的。如时代特点、社会风貌、民族文化、行业特点等都是稳定的语境要素。由这些稳定因素所构成的语境可称之为“稳态语境”。结合广播夜话节目的实际，其“稳态语境”应包括以下特点：

第一，民族性。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点上来审视，夜话节目所透露出的浓厚的平民情结正是其人文性之所在。在这一民族文化语境下，广播夜话节目发挥其长于精神交往、心灵沟通的文化传播优势，以更具有亲和力、人格化和对象化的形象赢得受众，其节目文本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再加上传播过程中主持人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设计，因而具有了文化的意义和特征，突显出人文色彩。

第二，时代性。从时代社会语境上看，不同的时代，人们在社会生活、思想情感上都有不同的表现，而这一不同也会直接反映在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上。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无论身处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乡土气息的村野，人们似乎都被异化，人们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是交往的深度却越来越浅，于是很多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城镇居民闲暇时间的支配越来越趋向于独居的小环境，而农民工进城一时间尚难与城镇人口融为一体，这些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情况给人际交往带来很多困惑 ①。正是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广播夜话节目利用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独特传播优势，以倾听者和“解铃人”的角色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注重隐私的心理，给许多听众提供了一个倾诉沟通、获得心理疏导的平台。

第三，政治性。在我国，广播电台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是国家和人民的喉舌。这就决定了广播节目主持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节目主持人的聪明才智，做好宣传工作。党性原则是我国媒体语境的统领，这就要求主持人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准。

第四，专业性。夜话节目按节目内容划分属于教育服务类，这一类节目对主持人语言的要求是：亲和周到性、深入浅出性、新颖透彻性、服务引导性 ②。这些要求，有语言内容方面的，有词语运用方面的，有声音形式方面的，它们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夜话节目主持人语言的独特类别。作为一名广播夜话节目主持人，应该努力适应节目语境要求，站对位、归对类。

第五，音声性。主持人是广播夜话节目的最终实现者，是传播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因此，其自身“声音形象”也是主持人稳态语境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主持人的人品气质、文化底蕴、思维方式等都会通过其语言表现出来。广播是用声音来传递信息的，因此良好的语言表达对每个节目主持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主持人的语言不仅要求规范，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富有感染力。

二、动态语境

语境的动态性特点是指有些语境要素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变化。因为语境与交际发生的时间、地点、场合，以及所谈论的话题等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交际者的角色、情感、态度有关，而这些因素在实际语用的过程中会随着交际的进展而发生变化。这种随语境因素的变化而形成的语境即为“动态语境”。对于广播夜话节目而言，其主持人“动态语境”包括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语境是变化的。一方面，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变换的，场景也是可以更换的，这些客观存在的动态语境因素，使每一个具体的语用交际过程都带有自身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用交际活动中，人们凭借的语境因素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语用主体往往会因为交际的需要而选择、变换不同的语境因素来为之服务。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2006年7月31日播出的节目为例,该节目的主题是“天路上那一抹橄榄绿”，讲述的是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新藏公路上“养护保通”的武警交通八支队官兵们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讲述高原的恶劣环境时，主持人有两段采访录音：

采访片段一

采访对象：随队作体验式采访的武警记者达英

主持人：初上高原是一个什么感觉？

（达英讲述在三十里兵站过夜时强烈的高原反应。）

主持人：八支队的官兵其实更多的也是从内地过去的，他们能适应吗？

达英：人在上面不能适应，只能坚持。官兵们都喘着气说话，习惯了就不觉得特别……

采访片段二

采访对象：武警交通八支队宣传股长辛志伟

主持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辛志伟：现在恢复得还好。

主持人：达英告诉我们，每次提起天路，你都会掉泪，尽管身体不允许，但你还是非常想上天路，为什么？

辛志伟：因为高原反应让天路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天路，不能跟战士们在一起觉得遗憾……

从以上两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都是谈新藏公路的恶劣环境，但是针对不同的采访对象，主持人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主题。在第一段采访中，双方围绕记者达英在天路上的切身感受展开话题，通过他的所见所感，以“我就在”的方式给人直观的印象。在第二段采访中，则从间接的角度，通过辛志伟因高原反应而被迫放弃天路之行来表现新藏公路自然条件的险恶，同时从他的遗憾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官兵们与路同在的崇高情怀。同一个主题，在不同的语境下展开，给听众以具体而强烈的印象。

第二，语境是共生的。信息的传递和扩散，是通过传者和听者之间的互动实现的。“听话者要准确地理解说话者在交际过程中所表达的真正含义，必须和说话者具有某些共同的语境因素，而说话者要使听话者明白自己话语的含义，也必须尽量考虑到听话者是否具备理解自己话语的必要语境③”因此，广播夜话节目主持人语境运用要顾及听众的特点和文化背景，也就是要对听众群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和了解，其节目语境对自己的目标听众群应具有良好的可理解性。当人们对语境内容有一定的感知和认同时，语境才能在加快信息理解的过程中发挥它的预期效果。

2006年4月24日播出的“神州夜航”节目主要讲述的是全国优秀教师刘恩和用双肩“背”出一所学校的故事。在节目的开场，主持人和听众一起回忆了电影《凤凰琴》中老校长带领山里孩子升国旗的片断，通过这种“暖场”的方式，唤醒了大家遥远的记忆，使节目做到了有机过渡。

第三，语境是共变的。参与交际的人具有强烈的主体特征，在语用中他们不仅是被动地接受既定语境的制约，还在不断地构建和创造着新的语境。新语境的构建是在语用主体的背景语境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使主体的认知语境增加了新的容量。这些新语境一旦产生，也会对交际发生影响。

同是上例中提到的那期节目，其中有如下的一段采访：

主持人：您是1993年到的茨坝小学，还记得13年前，您刚到学校时看到的情景吗？

刘恩和：四壁透风的一间木屋，长短不一的木板搭起的桌子，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挤在一起同时上课，低年级听课，高年级做作业；高年级听课，低年级做作业……

主持人：四壁透风的教室，夏天还好，冬天呢？孩子们都受得了吗？

刘恩和：晴挨晒、雨挨淋。寒冷严冬，看着北风裹着雪花，孩子的脸冻得通红，教师的手冻得麻木……

主持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感受？

刘恩和：感情很复杂，心里不是滋味。寻思着用自家的砖瓦木料，修补教室……

主持人：用自己家的木料修教室，为什么要这么做？

刘恩和：……后来，乡亲们都管我叫“木匠老师”。

可以看到，主持人最初问题的指向是刘恩和校长刚到任时，茨坝小学的办学条件。但我们发现，当话题由刘校长的所见过渡到所感的时候，他本人补充了自己拿自家的材料修补教室的内容，这样即在原来语境下，宕开一层，又生成了新的语境。这时，主持人借力打力、顺势而下，将话题又拓展到了新的维度，并为接下来介绍刘校长亲自“背”出一座学校做出铺垫。这一段对话承上启下，不仅过渡巧妙，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爱生如子”的校长形象便在听众的心中渐渐形成。

交际的过程是双向的，传者和受众的角色也在交替改变。上例中，主持人和受访嘉宾同是传者，也同是受众。正是在这种“场际交流”中，信息得以延展，话题得以深入。

三、稳态语境与动态语境的关系

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语境也不例外，稳态语境和动态语境是对立统一的。

第一，动态语境是稳态语境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广播夜话节目而言，无论是民族文化语境、时代社会语境还是媒体语境、节目语境等，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交际语境来体现，也就是说，这些共性特点蕴藏在一次次的个性化交流之中，稳态语境要通过动态语境来展现。

第二，稳态语境是动态语境的归宿和方向。在具体的夜话节目中，主持人动态语境常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它会随着传受双方交流的进展而发生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主持人的动态语境时刻反映着稳态语境，动态语境的变化也要受到稳态语境的节制。“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语言活动绝不能等同于个人生活中的语言活动，从身份位置到心理状态，从语言内容到说话方式，都要自觉地考虑语境的特点、制约和影响，考虑语言活动的目的和效果 ④。”

第三，稳态语境与动态语境可以相互转化。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我们所说的稳态语境，绝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量，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在具体情况下，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比如说，主持人的个人因素，如“声音形象”，对其本人来说，是稳定的因素，但在具体的节目中，也可根据需要发生变化，以期更好地表情达意、体现主旨，实现传播的目的。

注释：

①张莉 张君昌：《中国广播名栏目》，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②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③王建平：《语言交际中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④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