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和诗经的比较

荷马史诗和诗经的比较（通用6篇）

篇1：荷马史诗和诗经的比较

浅议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之比较

班级：10对外汉语

学号：100213050

作者: 杨斌 内容摘要：

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的发轫之作，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伊利亚特》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战争的杰作，《奥德修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个人命运为主要内容的大型作品。它们以史诗的规模，全面而广泛地反映了古希腊有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出色地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当时称为“诗”或“诗三百”。《诗经》最早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虽然同样是记叙事件，但荷马史诗和《诗经》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将从“诗言志”、《诗大序》的观点出发，解读、阐释《诗经》叙事诗和荷马史诗在情节和人物性格上中西方文学差异。

关键词：荷马史诗

《诗经》叙事诗

情节

人物

语言

正文

一、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诗创作手法

（一）荷马史诗的故事情节安排

1裁剪得当、布局巧妙、结构完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

《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是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叙事长诗。两部作品各自涉及十年间发生的事件，广泛地描写了希腊社会。但都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高地集中的手法，把情节集中到一个中心人物、一个完整事件、一小段时间上，使众多的人物、丰富的生活画面，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如《伊利亚特》既没有描写战争的开始，也没有描写战争的结束，而是集中描写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中52天内发生的战事——阿喀琉斯两次“愤怒”的前因后果。此时，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骁将阿喀琉斯的战俘和心爱的女人，后者一怒（第一次）之下退出战斗，特洛伊人遂在主将赫克托耳的率领下大举反攻，希腊联军连连失利，不得不退回到船上。在特洛伊人火攻希腊联军时阿喀琉斯的挚友帕特洛克罗斯冒充阿喀琉斯出战，却被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为此雷霆大怒（第二次），为此，他与阿伽门农和解，穿上他的辉煌铠甲，一手拿剑，一手持盾向特洛伊人进攻。最后，杀死赫克托耳，并拖尸泄愤。老国王普里阿摩斯讨回儿子的尸身，特洛伊人隆重地殡葬了他们的英雄。有别于《伊利亚特》，《奥德修纪》主要描写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10年海上历险经历和他重建家园的故事。

2两条线索交错平行发展，多种叙述手法并用 ○史诗在叙事上采取双线结构以及倒叙、插叙、顺叙的结合使用，使主要情节与插曲有序结合，从而文章在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凸显上宏伟丰 满。

如《奥德赛》设计了两条情节线索：一是，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二是，家中贵族求婚子弟的胡搅蛮缠和帖雷马科外出寻父。两条线索围绕一个中心——全家团聚展开。而《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主线，设计了有声有色、极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即主人公与阿伽门农、赫克托耳之间的冲突），通过他的怒而罢战和怒而参战的神来之笔使全作结构奇巧而单纯、清晰而明了、精密而完整。另一方面，在描写这场战争，人与人互相斗争，同时也穿插着神之间的斗争。

（二）《诗经》叙事诗的叙事手法

1忽略故事而又极易转向抒情

○ 《诗经》的叙事并不表现为营构曲折的情节和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对事件进程的简笔勾勒和静态铺排（复沓）的手笔表达主题。

如抒情性叙事诗《氓》，诗中的女子回顾了自己与氓从恋爱到结婚，到受虐待被抛弃的全过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寥寥数字就对时间原委作了客观交代。诗的第一章、第二章尚能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恋爱、订婚。而第三章有转为纯粹的抒情，直到第四章叙述又出现了大幅度跳跃，叙事不完整，常出现断层。

二、荷马史诗与《诗经》叙述语言特色

《诗经》整齐中富于变化的语言特色。从字法上看，诗经运用了叠字、连绵词和语气词。叠字如“关关”、“忡忡”、“翳翳等。从章法上看，多采用重章叠唱的复沓形式，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情感，是实在音韵 上和修辞上都收到审美效果。荷马史诗根据古代希腊人口头传说汇集而成的。因此它在语言上多使用自然朴素的语言写成，而且使用了大量口头艺术表现手法，如夸张、比喻、排比、烘托等。这些手法的使用，第一与关照全局，突出重点结构是分不开的；第二，使文章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洋溢着浓郁的英雄主义特征。

对比：、一是由于中西文化传统思想的不同和文章形式上的制约，两者形成鲜明的差异。《诗经》叙事诗要么有宏大的场面，而缺乏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要么有个人经历的描述和人物刻画，而缺乏宏大的历史场面。然而，荷马史诗则两者兼有，真正意义上体现了“史诗”叙事学理论，“叙述”与“故事”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以简洁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一系列丰满的英雄形象。二是，两者在叙事上表现手法的侧重不同导致两者呈现着不同。正是因为：第一，荷马史诗上的口头化的语言特色，使得它更易于按时间顺序构筑文章。第二，大量夸张、“荷马式”的比喻的运用，使得文章形成了宏大的场面。而《诗经》则侧重于“言志”，因此抒情性韵味浓重。且诗经叙事往往是“一事一叙”的结构，造成文章短小，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上不足，常常只抓取典型特征来表现，而场面上更是相形见绌。

结束语

荷马史诗和《诗经》都是人类文学史上的文学瑰宝，对后世中西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篇2：荷马史诗和诗经的比较

一.主题意义

《荷马史诗》是诗人荷马整理民间艺人传诵诗歌的编集, 主要反映特罗伊战争的英雄人物。在表面看来, 该作品就是一部史书, 而帕里斯应严格区别于史书中记载的模式化人物, 在他身上隐含着许多人性的意义。在裁决金苹果归属问题时, 帕里斯选择了美貌的妻子, 而不是国君或者英雄, 这说明帕里斯没有隐藏自己骨子里“好色”的本性;在率领船队到达斯巴达后, 帕里斯见到美丽的海伦, 便使用魔法将其拐走, 没有考虑到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人性, 都是人类欲望的隐喻表现。

荷马编纂这部作品, 构建帕里斯这个任务的目的是反映史实, 但其意蕴应该更倾向于展示人性, 给后人以启示。帕里斯所展现出的追求心中所求, 不计后果, 宁死不屈, 与现实分庭抗礼的精神将全诗升华到了现代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虽然帕里斯貌似没有理性和道德观念, 但他身上装载着一种超越生命给定性的活力, 给人的心灵一种强烈的撞击感。他把幸福放在眼前, 看到就争取, 透露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并不断奋斗, 即使阿喀琉斯有神灵相助, 但依靠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同样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帕里斯的私奔和战斗是为了在掌握自身命运的抗争, 是迎来美好前景的追求, 这就是隐藏在帕里斯形象下的本质含义。而在《神曲》中, 帕里斯的形象是建立在刻画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的。但丁把他当做一个反面人物加以批判, 是为了深刻批判教皇当权的社会现实。虽然作品中没有对帕里斯的大量细节描写, 但同样有其承载的现实意义。从作品本身来看, 《神曲》既有对黑暗现实的揭露, 也有对美好现实的憧憬。帕里斯的形象对揭露现实的作用不再赘述, 他是作为作者游历地狱的一个过程出现的, 寓意是人生的一次苦难经历, 而作者也正是通过这次游历, 人生才达到了完美境界。《神曲》中帕里斯的寄意正在于此:我们必须接受苦难的洗礼, 才能不断进步, 达到完美境界。这同样和西方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作者情感

在《荷马史诗》中, 对帕里斯的描述以褒为主, 褒贬并存。首先, 他是特洛伊深得亲人和人民心爱的王子:在比武场击败了所有对手;成为王子之后, 主动请缨去希腊接回自己的姑母;在战场上, 帕里斯用自己神奇的箭术射死了阿喀琉斯, 为特洛伊解决了一个劲敌。在这些描写中, 帕里斯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强壮有力, 具有希腊神话中英雄的完美气质。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帕里斯的赞美之情。另一方面, 帕里斯又是一个不顾祖国和人民安危而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帕里斯在斯巴达见到丈夫外出的海伦之后, 陷入情网, 忘掉使命, 将宫殿掳掠一空, 并拐走海伦, 这件事成为了特罗伊战争的导火索, 为特洛伊带来了巨大灾难。在某种程度上讲, 帕里斯成为王子后在欲望中迷失了自我。在《神曲》地狱篇中, 诗人对帕里斯表现出批判和同情。在地狱里, 帕里斯为寒风所鞭打, 飘荡不停, 呼号痛哭苦。出现这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 在于《荷马史诗》是荷马整理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而作, 是民间艺人对历史尽量追求真实的描写, 诗人可以根据民间的判断诉诸情感——帕里斯形体俊美, 作战勇敢, 所以成为赞美的对象。凡人有神灵的属性, 神灵也会有人类的缺陷, 所以《荷马史诗》中同样有着对帕里斯人性缺陷的批判。至于《神曲》中对帕里斯的批判, 则是由其创作背景决定的, 是但丁心中充满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流浪的痛苦的表现。《神曲》写成于14世纪初, 当时教皇权力极大, 生活奢华, 和史诗中的帕里斯极像。所以, 但丁把帕里斯当做教皇和僧侣的象征加以批判, 这也和当时文艺复兴的潮流相吻合。批判教皇和贵族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 是城市市民阶层自我觉醒的体现。另一方面, 但丁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 他渴望祖国统一, 反对分裂和纷争, 即使在他游览地狱的过程中, 也在和鬼魂讨论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国家兴亡问题。在《荷马史诗》中, 帕里斯拐走海伦诱发特罗伊战争, 最终特洛伊城被阿伽门农率领的联军毁于一旦,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帕里斯就是毁灭特洛伊的罪魁祸首, 是葬送国家命运的凶手。这种情况与但丁的爱国主义思想相违背, 所以帕里斯又被其称为灭国者。在但丁看来, 帕里斯就像现实中危害国家的官员一样, 把国家一步步推向灭亡, 既然自己无法扭转局势, 那么也要在文学作品中对其进行鞭挞, 这也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表达心中愤懑的必然方式。

三.爱情观

分析两部作品, 它们的爱情观几乎完全相反。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篇中, 帕里斯为了阿弗洛蒂特许下的“美貌的妻子”的条件, 将金苹果送给了她;在斯巴达, 因为和海伦一见钟情, 忘记任务, 把战火引向了家乡;在阿伽门农率领的联军到达特洛伊城时, 帕里斯仍旧决定抵抗, 不交出海伦。这一切表明, 在《伊利亚特》中, 帕里斯为了爱情把一切都置于不顾, 虽然说是很鲁莽和不负责任, 但是其追求爱情的果敢和勇气确实扣人心弦, 带有令人倾佩的成分。相反, 在《神曲》中, 追求爱情带来的全是惩罚, 得到的是挖苦和讽刺:“其中第一个就是那位统治多国人民的女皇。她是如此糜烂荒淫, 甚至她的法律也定得投其所好, 以免世人唾骂她的秽行。”她就是塞米拉密斯, 掌管苏丹统辖的国度, 却背叛了对丈夫的爱情。“你看, 那是海伦, 为了她, 多少悲惨的岁月流逝过去;你再看伟大的阿喀琉斯, 为了她, 一直战斗到死。你看, 那是帕里斯, 还有特里斯丹”;“老师向我指点一千多个阴魂, 一一列出他们的姓氏, 正是爱情使他们离开了人世。由于我听到我的老师说出这些古代贵妇和骑士的姓名, 怜悯之情顿时抓住我的心灵。”导致爱情遭受不同待遇的原因还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 充满浪漫神话传说的希腊与社会动荡黑暗的意大利相比, 无疑更适合爱情的发展。

四.艺术表现

《伊利亚特》是宗教主义的反映, 而《神曲》是社会的真实再现。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 也就有着不同的文学创作氛围。在荷马时代, 希腊社会处于由氏族公社制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 史诗刻画的人物大部分既洋溢着氏族英雄的气概又显现着早起奴隶主的意识, 兼具两个社会形态的特点, 这就使得描写帕里斯的内容呈现一种新奇、宏观的特点。另外, 古希腊神话故事颇多, 故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想象, 把它们纳入到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诗歌当中, 使得文章对帕里斯的叙述增加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如赫克托耳请求母亲的一幕。与《伊利耶特》不同, 《神曲》诞生时正是意大利国内动乱之际, 党派斗争、黑死病蔓延等问题困扰着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但丁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 诗歌表现的多为现实社会生活, 所以《神曲》中对帕里斯的描写极具批判色彩, 是批判现实的力作。如诗歌中对地狱第二层的描述:“我来到连光线也变得暗哑的地方, 那里传来阵阵轰隆浪涛声, 仿佛大海在暴风雨中, 吹打这大海的正是那逆向的顶头风。”黑暗的光线是意大利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映, 而暴风雨则象征着国家在教会统治下的风雨飘摇。至于“顶头风”, 就是当时人民生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就像之前分析的, 最大的批判还是寄予在帕里斯身上, 那是整部作品的中心之一。

五.形象描绘

在《荷马史诗》中, 帕里斯是普利阿莫斯和赫卡帕的儿子, 裁决了赫拉、雅典娜、阿弗洛蒂特谁是最美的女人, 与神祇有着“金苹果之约”的风流男子, 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以说, 在《荷马史诗》中, 帕里斯首先是一位有着显赫身世的王子, 享受了一切人世间的美好事物。相反, 在《神曲》中, 他却是出现在地狱的第二层, 是作为地狱受罪人的形象出现的。在地狱第二层, “色欲场中的灵魂, 在狂风中飘荡”, “这里的地面更小, 痛苦较大, 更使人哀伤”, “这里坐着一个咬牙切齿的可怕的米诺斯, 他审查进来的灵魂, 判裁他们的罪名, 遣送到受刑的地点”。帕里斯就是在这个“没有光的地方”, 接受狂风的吹虐, 不断撞到悬崖上, 发出阵阵刺人心扉的哀鸣。一个是特洛伊的美丽王子, 一个是地狱里的荒淫罪人, 帕里斯形象在两部作品中是相互对立的存在。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 两部作品中对帕里斯的描述还有所用语言和所选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这些差异也是诗人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具体决定的。总之, 表面和表达上的差异是显性的现象, 值得我们学习, 但隐藏在作品内部的时代内涵和人生寓意更是值得我们努力发掘的财富。分析比较人物形象, 需从表层入手, 从深层掌握, 挖掘隐藏在不同形象意义后的根本意蕴。

摘要：在西方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和《神曲》中, 帕里斯的形象均有出现, 但两者在主题意义、思想情感、形象描绘、写作目的、倾向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是由两者不同的创作背景和作者不同的创作风格造成的, 并从中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创作倾向。我们要正确理解这种差异,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 分析诗人对生命和人生命运的探索, 挖掘隐藏在两种不同文化后的深层意蕴, 从而对我们的文学评论活动、文学创作活动和生活以指导。

关键词：帕里斯,荷马史诗,神曲,宗教

参考文献

[1]但丁:《神曲》, 黄文捷译, 译文出版社, 2005-05.

[2]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罗念生, 王焕生译, 2003.

[3]陈惇:《西方文学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5]朱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篇3：印度的史诗和中国的诗经

◎印度：史诗的宏伟

印度史诗太笨重，范围全在印度，无人能通读，只能概括精华。印度史诗有两部：《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

世界上对这两部史诗所知甚少。印度国内，据说老幼都知道，能读，能懂，好比中国人熟知《西游记》《三国》。印度人将史诗中的英雄美人自比生活中的男女。

印度史诗的篇幅，二十万行，相当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合计的八倍，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歌德《浮士德》一万两千行，数量上不可比。抒情诗写如许多行，真不知抒什么情。

《摩诃婆罗多》出在印度之西，《罗摩衍那》出在印度之东。前者讲战争，后者讲英雄。前者艰深，有哲学，难懂；后者浪漫，易传。有人考据说，《罗摩衍那》与《伊利亚特》故事颇相同，是否出于同一故事？我仔细察过，仍不同。如果一个故事两边都写，均不真实。能解读这两部史诗，以后看印度壁画、布画，情节故事就能懂。

印度人叙事好啰嗦，像他们的歌，咿咿呀呀，简单说一说，《摩诃婆罗多》，讲皇家的孩子戏玩，球落枯井，不得取出，见一婆罗门，请教，婆罗门请他们允诺赏饭，并将一枚戒指掷入井内，称可取出。孩子大悦，允诺。婆罗门取草入井，如针刺球，一根一根接引，球遂取出；又以箭射中戒指弹回来，也取出。婆罗门对孩子说：去告诉国王，就说特洛那在此即可。

国王知道这是大圣人巴拉德的儿子，就请他来做王子的教师。

昔特洛那得到父亲传授的武艺。父死后，他结了婚，有子，家贫。求旧友帮，不获理睬。特洛那发誓报仇。之后，史诗讲他报仇。

《罗摩衍那》讲英雄美人。印度有城，名“永胜”。市民正直诚实，国王没有子嗣。

于是有神下凡投到王室，使国王三个妻子怀孕，生四子。四太子中，以老大（罗摩）最得人喜爱。及长，连风、水、鸟都爱他。

大战。战后隐士邀请老大去祭奠。置大弓。识一美女，其父称非妻所生，是犁地时从泥土里跳出来的。谁能开工，美人就嫁给谁。于是五百人拉弓，老大轻易拉成了，弓断。成婚。美女另有三个妹妹，各嫁公子二三四。

国王退位，王位传老大。奶妈挑拨，要王废老大，立老二为王。皇后哀伤，哭着告诉老大。老大不伤心，请使老二来，自己携妻子远去。全城伤痛。

老二不肯受位，驾马车去森林见哥哥，跪求老大复出为王。老大坚拒，说乃父母之命，不可违。老二说，我代你为王十四年，十四年后你不回来，我就自焚。老大同意。

这是好人和好人之间的戏剧性。

老二回城，置老大金拖鞋于王座，自己在侧代兄为王。

向来有恶与恶的戏剧性、善与恶的戏剧性，这善与善的戏剧性令我们感动的是，忘记了它的虚构性——置金鞋而代为王，简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理想主义都有了。

印度史诗长，是文学旅游的奇迹。这类文学，我主张知其大略，不求甚解。

◎中国：诗经的婉约

中国没有史诗，没有悲剧，没有神话，没有宗教，好像脸上无光。何以见得？不是中国也有神话、悲剧、佛教之类吗？

答曰：以西方模式的宗教神话、悲剧史诗论，中国是没有的。宗教没有教宗，悲剧没有西方的自觉，是大团圆的悲剧。大团圆意识深入文学家意识，少数天才如《红楼梦》是想写悲剧的，还是弄成大团圆。中国的神话，是零星的，非系统的。神话，英雄，加天才，即史诗，中国没有此物。

整个《诗经》是悲苦之声。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诗曰如何如何……《诗经》原本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压抑，可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接引《诗经》都错，都用道德教训去看《诗经》。

诗就是诗。《诗经》之名，是错的。弄成经典，僵化诗，教条诗——文人称《离骚》是“离骚经”，称《庄子》为“南华经”，称苏东坡前后《赤壁赋》为“读前后勝读南华”。

中国没有与荷马同等级的大诗人，乃中国的不幸。今天不再可能出了。我想，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诗经》第一首诗是爱情诗。后人说显得孔子通人性，孔子则视如夫妇之道。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多可爱的意思。此诗写女性心理，好极，委婉之极。其实很爱小二哥，怕家人说话。她最要讲的是“仲可怀也”，却讲了那么多，不拘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反复三段，形式成立。这样好东西，去换大而无当的史诗，我不要。

从《诗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两千五百年前的政治、社会、爱情、友情、乐器、容器，等等。三百零五篇，植物、草本七十种，木本三十种，兽三十种，鸟三十种，鱼十种，虫二十种……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自然已知定名。

编辑/林青雨

篇4：《荷马史诗》的三大男主角

阿喀琉斯体现出古希腊人对力量的顶礼膜拜。这位性感得让女人窒息的男人具有高贵的血统，他是凡人珀琉斯和女神忒提斯的爱情结晶。混血儿的身份让他在凡人的世界中鹤立鸡群，成为地中海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勇士。战争从来就是英雄的战争，文字的历史上也只有英雄的名字。所以，尽管《荷马史诗》中的参战双方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军队，但有名有姓的屈指可数，而这些屈指可数的勇士们最后还只是衬托阿喀琉斯勇猛的道具。

希腊的将士们都是观望阿喀琉斯收放自如的表演的啦啦队，而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就是这个啦啦队的队长，因为一个阿喀琉斯足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为了突出阿喀琉斯这种独一无二的作用，阿喀琉斯的经纪人，即史诗的作者，为他精心地设计了“参战—退战—复出”的策略。阿喀琉斯参战时，特洛伊人只能死守城池，希腊人占据了上风。可阿喀琉斯一旦退出战场，整个希腊联军被一个叫赫克托耳的特洛伊男人打得抱头鼠窜、丢盔弃甲、哭爹喊娘。在赫克托耳得到充分表演后，人们似乎渐渐遗忘了阿喀琉斯，还以为地中海地区步入了“后阿喀琉斯”时代。可是就像华雄的勇武不过是为了陪衬关羽的神勇一样，赫克托耳也只是阿喀琉斯荣登战神宝座的跳板。命运让这两个惺惺相惜的男人遭遇了，此前战无不胜的赫克托耳死在了阿喀琉斯的剑下。看来地中海的第二勇士和第一勇士之间的差距还不是一点点。

阿喀琉斯的形象充分体现出了西方文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由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莱坞大片中，一个肌肉男，拿一挺机关枪，就可以拯救美国乃至世界了。他们不过是热兵器时代的阿喀琉斯罢了。

赫克托耳体现出古希腊人对荣誉的理解和寻求。阿喀琉斯也是冲了“荣誉”二字来到特洛伊的，但是最后他却发现，在没有获得荣誉之前，自己的荣誉已经受到阿伽门农的损害了——阿伽门农夺走了他心爱的女俘。所以，参战是为了荣誉，退战也是为了荣誉，当然，复出战场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可是，阿喀琉斯的“荣誉”和赫克托耳的“荣誉”还是有些差别，正像赫克托耳的力量和阿喀琉斯的力量无法媲美一样。

赫克托耳虽然不及阿喀琉斯武艺高强，但依然不失为一个真男人。因为特定的身份让他更敢于担当。阿喀琉斯之所以只为自己而战，是因为他无法为希腊而战。希腊的军队只是阿伽门农和他的弟弟墨涅拉奥斯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动用希腊的军事力量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鼓动希腊的勇士们远征，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被帕里斯戴上绿帽子的委屈和愤怒。在这样一支乌烟瘴气的军队中，阿喀琉斯也只能为显摆一下自己的力量而杀人放火了，如果自己受到委屈，不仅可以退战，而且还可以调转屁股回家。可是赫克托耳不一样，他是特洛伊的太子，作为特洛伊未来的领袖，特洛伊就是他自己的家。所以，他的个人荣誉不是抢几个女人，或者在战场上做几个健美动作，而是要捍卫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园。因为他知道，一旦特洛伊完了，老婆就会沦为希腊人的奴隶，儿子会被希腊人扔进火堆。所以他必须和家人诀别，头也不回、毅然决然地走上战场。

赫克托耳不顾妻子哭求的场景让多愁善感的读者们感动得一塌糊涂。这让他比阿喀琉斯更具有一种完美无缺的气质，尽管他这样做带有形势所迫的成分。如果阿喀琉斯面临相同的境况，也会做出相似的壮举。但依然可以说，赫克托耳的行为修补了古希腊人的荣誉观。阿喀琉斯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年轻、多情，具有那喀索斯情结（自恋情结），过于在乎自己的感受，所以在追寻个人荣誉的过程中，在客观上确实损害了整个希腊人的利益。而赫克托耳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就是特洛伊的主人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因为成家立业的缘故，比没有结婚的阿喀琉斯成熟稳重了许多，说话做事，颇有大哥和领袖风范。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荣誉的实现和城邦的荣誉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中国人用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来形容他：集体主义英雄。他的形象塑造象征了古希腊人对那喀索斯情结过重的荣誉观的完善：个人荣誉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为他人工作的基础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古希腊文化自身已经蕴含了自我反思和纠错的机制。

奥德修斯体现了古希腊人对智慧的运用和赞美。当年，奥德修斯为了逃避服兵役，不惜装疯卖傻，将牛马套在一起耕田。当参军到部队后，立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希腊人献计献策。当希腊人的船队靠近特洛伊海岸后，所有的英雄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个神谕：谁第一个踏上特洛伊的土地，谁将必死无疑。奥德修斯将自己的盾牌扔到特洛伊的海岸上，然后跳上自己的盾牌。一个傻里傻气的希腊勇士以为奥德修斯是第一个踏上特洛伊海岸的人，却没想到奥德修斯偷换概念，他踏上的只是自己的盾牌。这个倒霉的希腊勇士怀揣着建功立业的梦想来到特洛伊，却连特洛伊人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就被迎面飞来的一支长矛送到了冥神哈里斯的领地：地狱。

在《伊利亚特》中，奥德修斯已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阴谋诡计。要知道，阿喀琉斯固然厉害，却无法攻破固若金汤的特洛伊城。奥德修斯略施小计，特洛伊便成了一片火海。可惜，他的光芒被阿喀琉斯的勇猛和赫克托耳的大义凛然所掩盖。直到《奥德赛》中，他才悄然晋级为领衔主演。在这部关于“回家”的大片中，奥德修斯用自己的智慧开辟出一条返回家园的道路。

弄瞎独目巨人的眼睛可谓是奥德修斯的经典战役。他等波吕斐摩斯睡去后，用烧红的橄榄树木段钻瞎了他的眼睛，然后告诉被害者，自己的名字叫“无人”。独目巨人的惨叫唤来了他的同伴们。他们问：是否有人用阴谋或者暴力杀害你？独目巨人回应到：“无人”用阴谋，不是用暴力杀害我。奥德修斯用计策逃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他通过计谋赢得了胜利，也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以至于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后，也要欺骗微服私访的雅典娜：自己是克里特人，因为海难漂流到这里。雅典娜心中暗笑：你这个小样，骗人居然骗到无所不知的神的面前。

雅典娜拨云见日，奥德修斯也终于守得云开。可是他不着急和家人相见，尽管内心已心急如焚。他要化装成乞丐对付求婚者，还有试探一下仆人们是否忠诚，最重要的是，还要学庄子戏妻，考验一下老婆：今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篇5：寻找荷马史诗

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H档案》（一九九零），讲述在纽约定居的两位爱尔兰人，漂洋过海到阿尔巴尼亚寻找荷马史诗的踪迹；他们自称“民俗学家”，携带着刚发明的带式录音机，试图搜集古代英雄史诗的残存，在此基础上破解荷马创作之谜。这件事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两个人一无经费，二无专业研究背景，靠在电台里偶然听闻的一点知识，就想在荷马研究领域做出划时代发现。要知道，古典学的三大主题：荷马、基督和莎士比亚，迷雾重重，歧见叠出，其争吵之激烈，说是在进行“血腥的学术战争”，丝毫不为过，这里头岂有门外汉置喙的余地？但小说的两位主角，具备门外汉才有的莽撞勇气，踏入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开始艰难的发现之旅。

乔治·斯坦纳的文章《荷马与学者们》 （一九六二）谈到过这个现象，像是在为《H档案》中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举动辩护：“在文学和历史评论的三大经典谜团中，正是局外人做出了最杰出、意义最重大的发现。”诸如特洛伊古城的发掘、米诺斯经卷的破译、死海古卷的释义等，哪一桩不是局外人做出的业绩？这是一群“成分混杂的业余爱好者、神秘主义者和受直觉支配的怪人”，追随古典学“庞大的学术舰队”探测未知领域。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单凭这个题材就可以说是吸引人的。披上人类学或古典学面具的学术之谜，成了《达·芬奇密码》这类畅销小说的卖点，自然也可以成为一部讽喻小说的叙述动机。《H档案》的“H”是“荷马”（Hom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透过近三千年时空，那位“盲诗人”的阴魂或许终将再现，小说里的主角这样认为。

荷马是否实有其人，这是荷马研究的一个热点，几乎每一篇探讨荷马的文章都要涉及，关乎史诗的创作、编纂、保存、传播等一系列颇具争议的问题。究竟谁是荷马？这个问题让不少人耗去毕生心血。古希腊人相信荷马确有其人。从古希腊全盛期之前到公元前五世纪，他们认定荷马的出生地是在小亚细亚海岸名叫开俄斯的岛上。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声称荷马与他相隔四百年。柏拉图读荷马，是表示不满的；他读到的两部史诗的文字本，不管是由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还是由雅典的独裁者庇西特拉图下令编订的，总之，固定的文字抄本已成为尊崇的对象，而柏拉图质疑的是史诗的“有害影响”，倒不是荷马本人的存在和归属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荷马史诗定于一尊，只谈美学评价，不涉及考证问题。大约从十七世纪末起，人们对史诗的形成及历史上是否真有荷马其人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这前后的变化可用“古代派”和“现代派”区分。“古代派”更倾向于作者一元论，“现代派”更倾向于作者多元论。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对“现代派”的观点做了一番梳理，有感于荷马研究“每隔十年都会出现新论”，各种各样的发现“充满了激情和狂热信念”，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后弗洛伊德时代，文学创作被看成是极其复杂的行为”，“十九世纪编辑者看成是文字脱漏或穿插的地方，我们往往认为是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与“古代派”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古代语言学家对史诗的形成问题也早有争论。乔治·斯坦纳的文章没有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维柯，后者在其《新科学》一书中就谈到古代语言学家的争议，并做出了他自己的考证和结论。维柯认为，“创作《奥德赛》的荷马和创作《伊利亚特》的荷马并非同一个人”；“荷马的故乡在哪里是无人知道的”，“就连荷马的年代也是无从知道的”；“荷马也许只是人民中的一个人”，“荷马不曾用文字写下任何一篇诗”；“用荷马史诗来说书的人……他们都是些村俗汉，每人凭记忆保存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一部分”。

正如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创造者》一书中所说，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大半散佚，而年代更为久远的荷马史诗却独独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早期，荷马史诗形成于公元前八世纪，久远的历史记忆穿越四百年时空，这只能是凭借集体口述的方式才能做到。其次，被称为线性文字B的迈锡尼古语，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从希腊本土消失，五百年后（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希腊人在本国语言的拼写中采用腓尼基字母，才重新有了书写文字，史诗正是在这一段没有书面文字的时期形成的，因此必然是一种口述创作。从以上两点看，史诗“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游吟诗人集体记忆的产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只是游吟诗人的集体记忆如何铸成结构缜密、品质卓越的经典，这一层关系似仍有待于破解。

二十世纪荷马研究最可观的两大发现，分别是由业余爱好者做出的。一是擅长密码学的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破解了神秘的线性文字B，让史前迁徙者带到希腊的语言变得依稀可辨。二是美国青年学者米尔曼·佩里（Milman Parry），此人深入南斯拉夫山区，亲耳聆听游吟诗人的吟诵，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通常的看法是，这两个人在二十世纪前期所做的探索，比过去两千年的荷马研究带来更多发现，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未能在相关领域搭建起更坚固的桥梁。所谓的线性文字A也要留待另一个迈克尔·文特里斯去破解了。不管怎么说，谈到史诗口述传统的问题，人们比从前倒是更有信心，而这一点要归功于米尔曼·佩里的发现。

相关文献介绍说，南斯拉夫不识字的牧羊人坐在录音机前即兴吟诵英雄史诗，多取材于传统史诗主题，诸如宙斯的许诺、阿喀琉斯的愤怒、赫克托耳尸体赎回、海伦被帕里斯拐走等；他们反复使用这类情节，并通过听众喜闻乐见的诗歌习语加以联结，诸如“黎明玫瑰色的手指”、“有猫头鹰般眼睛的雅典娜”、“攻城拔寨的阿喀琉斯”等，这些是从传统节目单上就熟悉的。米尔曼·佩里发现，南斯拉夫牧羊人不就是在做荷马做过的事吗？《伊利亚特》头二十五行诗中有二十五个这种长短不一的习语套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足有三分之一篇幅是由反复出现的诗行构成。现代读者看作文学俗套，而它们是口述史诗的黏合剂。这些符合荷马诗韵的固定词句，给游吟诗人选唱下一段情节以喘息之机。佩里还发现，那些人每一次吟诵都有新的即兴创作，也许是受到天神启示，也许只是为了迎合听众，总之他们并未固守脚本，而是进行自由发挥，让史诗主题在固守程式和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得以维系。佩里和维柯的说法较为一致，所谓荷马只是众多游吟诗人中的一员，幸运之处在于，“某位精通新的写作艺术之人在纸草上机智地写下了这个杰出的游吟诗人演绎的几个传统主题”。究竟谁是荷马或许已经不太重要，事实上也无从考证。借助南斯拉夫边远地区的文化遗存，史诗的创作机制似乎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逼近我们的观察。

毫无疑问，伊斯梅尔·卡达莱这部小说，讲述两个门外汉异想天开寻找荷马史诗的故事，其灵感是源于米尔曼·佩里的事迹。小说贯穿的情节线大体是按照这段轶事编织的。身为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目光显然被那个饶有意趣的现象所吸引，“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延伸至南斯拉夫西南部黑山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仍在产生类似荷马史诗的诗歌素材，熔铸史诗的最后遗存”，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寻根派”题材。他的小说《梦幻宫殿》（一九八零），也写到阿尔巴尼亚的家族史诗，“像月亮的背面那样神秘、陌生”，标示着“厄运”和“死者的影子”。古典学学者、民俗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煞费苦心的探索，在小说家笔下被赋予某种“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是卡达莱的创作给荷马研究注入的一点趣味。《H档案》对荷马创作机制的观察，不可能超越米尔曼·佩里的研究。它让我们体验到的是艺术的想象及陌生化效应，不乏奇情异彩，确也显示“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一种书写方式。将古典神话置于现代语境，在坚固的学术壁垒上撬开一道缝隙，欲以窥见“盲诗人”再现的一缕阴魂，这正是小说家的权力。

二

《H档案》不长的篇幅嵌入多层主题，显得迂曲而敏感。除了寻找荷马史诗这个主题，还有作家关注的巴尔干半岛政治和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等主题。这些主题的紧密编织，反映其创作根植的土壤和深层次背景。

伊斯梅尔·卡达莱于一九三六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山城纪诺卡斯特，就读于地拉那大学，曾在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进修。《梦幻宫殿》的译者介绍说：“他的《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和《山鹰高高飞翔》等长诗曾获得过恩维尔·霍查的赞扬。可见，他曾是一位多么风光的‘党和人民的诗人’。”

他的历程和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诺曼·马内阿等人较为相似，曾以诗人的激情拥抱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世界观和审美意识的转型，陷入“萨米亚特”（非正统意识形态出版物）式的写作，进入孤独的流亡状态。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度过。为获得创作自由，他于一九九零年移居法国。他用法语创作的小说《金字塔》（一九九二），以公元前两千六百年的埃及为背景，讽刺了霍查对雕像的迷恋。这位作家的题材相当开阔，诸如苏丹奥斯曼帝国（《梦幻宫殿》）、索古一世的阿尔巴尼亚君主国（《H档案》）、法老时代的埃及王国（《金字塔》）等，足见其想象力之活跃，而他处理题材的方式，则显示对极权的持续关注和兴趣。早年诗歌描绘的那只“山鹰”似乎并未离开故土，而是在那儿飞翔盘旋，啄食记忆的腐尸。

作为一名讽喻作家，他的创作根植于自身的经历和文化土壤，也显示一种观察的距离。对卡达莱这样的作家而言，流亡者与其故土之间的关系，仍取决于讽喻的视线与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必要的，出于对语言和美学范式的自觉，在流亡前就已形成，在流亡后也仍将保持。可以说，讽喻是一种距离的美学。它所制造的与其说是愤激的悲剧，毋宁说是谐谑的喜剧，或者说是某种类型的轻妙的悲喜剧。

《H档案》是一部讽喻小说，将类似于“寻根派”的主题和政治讽喻的主题联系起来，带有轻快的戏谑色彩。两位寻找荷马史诗的外国人，初来乍到就被当作间谍，受到严密监控。从职业密探、车站搬运工到宾馆经理，都要汇报监视情况。身为本地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督还抱怨道：“那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选择N城这一带从事他们那些令人费解的名堂？”总督的这句话像喜剧台词，暴露了角色的荒谬。作为极权统治的代理人，总督与其属下一样，不过是颟顸自负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除了执行上级指令，对事实真相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禁要问，总督对其辖地上的山民歌手和文化遗存难道如此无知，从未听说有关荷马史诗的传言？小说在这个方面的描写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官僚体系的某种本质：一群文化上的“村俗汉”，恐惧外部世界，习惯于把外来者当作危险的间谍和颠覆分子。而总督夫人则是另一种“村俗”类型，抱怨外省封闭乏味，对来自文明世界的访客怀有想入非非的欲望。两位“民俗学家”的探险之旅，便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中展开，出现了荒唐的误解和错位，使得荷马史诗这个主题染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色彩。

这个叙事模式打上果戈理的外省喜剧的烙印：外来者闯入一个封闭的社会，引发一连串闹剧式的荒唐无稽的反应。《H档案》中的N城，犹如《死魂灵》中的NN城，一个微型的外省世界，连头面人物的晚宴和聚会也如出一辙。卡达莱对这个模式的提炼颇有心得，正如布尔加科夫、诺曼·马内阿等人的创作。他们从果戈理的“史诗”剥取喜剧的独特形制，在讽刺性的忧郁中培植幻觉和笑料，其美学上的关联也是基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构性，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这片土壤的政治文化给讽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灵感。虽说巴尔干半岛不同于东欧，极权主义程度也不完全相同（按照南斯拉夫学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的说法，阿尔巴尼亚的“极权主义专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标志极权的社会特征及其文化禁锢的力量却非常相似。《H档案》的故事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属于“鸟国王”（索古一世）统治时期，读来也不觉得隔膜。好像历史并无明显区分，那些笑料和闹剧是在同一具腐尸上繁殖出来的。

《H档案》让人看到对果戈理模式的继承、改造及后现代式处理。讽刺无疑是辛辣的，线条相对粗一些。叙述多以蒙太奇式的剪接完成，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在文本中形成密探即叙事者的视角，写法较灵活。不过两个外国人和N城的关系毕竟是不紧密的，因此可以看到，外来者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喜剧式互动并未构成叙事的主线（其主导动机还是寻找荷马史诗），而当荷马史诗的主题逐渐占据首位时，喜剧性动机减弱，故事场景转移到了野牛客栈，原有的框架似乎出现松懈。作者的解决办法是在叙述中又楔入一个主题，即“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矛盾导入。应该说，这个派生的主题并未造成游离，实质是加强了戏剧性冲突。隐修士费罗克带人袭击客栈，所有设备都被捣毁（尤其是那台录音机），这是故事高潮，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就在这儿打了个结。讽喻性喜剧变成了一出悲喜剧。

情节的构想是机智的。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能否消化那么多主题，或许另当别论。所谓“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不仅涉及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族群矛盾，而且还包含“伊利里亚的族源”或“阿尔巴尼亚人文起源”的命题，内涵较复杂。米尔曼·佩里的调查也许有阙漏，未能顾及“希腊—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叙事的原初构架”，小说作者对此加以补充，试图展示阿尔巴尼亚文化的存在及境遇，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插曲式的叙述略有些仓促，好像故事来不及展开就变成了一起事故，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也迅疾隐没在迷雾中。两位“民俗学家”的工作究竟是毁于意外，还是受阻于冥冥之中“荷马的报复”，这就似乎有点说不清了。小说的叙述含有多个面相，不提供固定答案。

乔治·斯坦纳谈起米尔曼·佩里的“伟大发现”，持保留意见，甚至认为南斯拉夫牧羊人在录音机前吟诵的英雄史诗，对我们了解《伊利亚特》的创作性质几乎没有一点帮助。他说，将荷马史诗与“录制下来最好的民间诗歌放在一起，差异一目了然”。但斯坦纳的文章未能提供例证和比较，展示两者的差距，这未免有些遗憾。读《H档案》，那些高地民间诗歌让人感兴趣，例如，关于艾库娜背叛的歌谣和掌旗官佐克的史诗，尤其是四个版本的艾库娜，其中一个版本讲到她的丈夫，那位“被背叛的慕杰，被迫戴着镣铐，用牙齿叼着松枝火把，照亮爱人欢愉之床”……

我们似有较长一段时间不曾了解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创作了。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几部小说被译介过来，填补了一点空白。不读《H档案》，我们多半也不了解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史诗遗存。是否有助于诠释荷马的创作机制，倒也未必需要马上得出结论。当那些山民歌手做出majekrah（翼尖）这个动作，在高脚油灯的光影里，奏响拉胡塔（lahuta）琴声时，那“乐器纯净的声音似乎要把听者引入一种包罗万象的梦境”……对此隐隐感到激动的，何止是书中的两位“民俗学家”。

无可否认，口述史诗首先是一种听觉的艺术，这是解开荷马之谜的一把钥匙。我们看到，所谓“荷马的报复”是要惩罚那些企图破解他秘密的人，而那位即将失明的“民俗学家”，在启程离开阿尔巴尼亚时，令人惊异地和民间史诗的韵律融为一体，像是注定要进入荷马的长夜。到了这一层，故事的底蕴、幽默和悲感，似是混合在一起了。

高地民间史诗，至少有些句子和荷马的句子是难以区分的。不知乔治·斯坦纳以为然否？例如，总督夫人随口背诵的那一句：

黎明之光从她斜倚的卧榻上升起

篇6：浅析《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观

关键词：《荷马史诗》;英雄;观念;解读

《荷马史诗》又被称为“英雄史诗”，主要是因为《荷马史诗》中塑造了诸多的英雄形象，通过这些英雄形象表现了这个特殊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希腊文明之所以成为西方文明的源泉，《荷马史诗》的英雄精神浸润力量不容小觑。《荷马史诗》中一大批英勇威武、有责任担当、为自身命运和自然斗争的力量深深的融入到西方人的血液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具有永远不泯的时代意义。因此，本论文就针对《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观进行简单分析。

一、《荷马史诗》中典型英雄形象分析

《荷马史诗》是由《伊利昂纪》（又译为《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又译为《奥德赛》）两部分组成，是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两部史诗中成功的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形象。如著名的三大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下面笔者针对三位主要英雄进行分析。

1.阿基琉斯——勇敢尚武的复杂英雄。《伊利亚特》中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阿基琉斯这一英雄形象，阿基琉斯是古希腊文化中备受推崇的英雄。整个荷马史诗以阿基琉斯的“愤怒”展开了描写，阿基琉斯的愤怒也贯穿全篇，通过阿基琉斯的“愤怒”，我们看到了阿基琉斯那鲜明的性格特征，冲动、率真、勇敢、重义气，如火焰般可以燃烧一切。阿伽门农夺去自己名下的女俘，阿基琉斯在盛怒之下退出了战争，于是希腊联军在战斗中开始节节战败。其性格率真可爱、任性冲动十分形象的展示出来;此时故事的焦点发生转变，阿基琉斯的挚友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之后，阿基琉斯又勇敢的加入战斗，最终杀死了赫克托耳为友人报仇，展现了阿基琉斯重友情，荣誉感强烈的一面，但是在战争中阿基琉斯鲁莽暴烈的性格又展露无遗，面对赫克托耳的尸体百般侮辱。但是在特洛伊老王跪求阿基琉斯还回儿子尸体的描写中，十分感人，最终阿基琉斯被感动的流出眼泪，最终为自己的挚友，为自己的父亲放声大哭，并且将赫克托耳的尸体人性归还。此刻，阿基琉斯富于同情心和爱心的形象又复杂的展示了出来。

2.赫克托耳——拥有完美性格的悲剧式英雄。在《伊利亚特》中，赫克托耳作为和阿基琉斯对立的主将，拥有完美的性格，是典型的古希腊悲剧英雄。赫克托耳总是将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身先士卒為人表率，在战争中英勇无敌，同时又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特洛伊城的存亡，对自己妻子母亲都十分的负责。他毫不怨恨引起战争的美丽女子海伦，而是对这位弟媳十分的尊重。一位英雄的深明大义和男子汉风范的英雄气概让人敬佩。所以在面对英勇暴烈、尚武任性的阿基琉斯时，责任之下更多的善良和顾及的赫克托耳，极富完美英雄主义的赫克托耳最终以悲剧告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赫克托耳悲壮赴死的英雄事迹比阿基琉斯的行为更为感人。

3.奥德修斯——智勇双全的英雄。奥德修斯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完美英雄，他勇敢坚毅、聪明机智、善于克制且拥有大局意识，是一位出色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回家”的里程，面对无数的诱惑，奥德修斯都用他的毅力和智谋从容对付，对“家”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十年的海上漂泊，奥德修斯最终跨越了重重障碍和危险，来到了家中。最终潜伏在家中，对各个心怀不轨的“求婚人”进行了十分残酷的报复，最终战胜各种天灾人祸，恢复了自己的家产和王位。

二、《荷马史诗》英雄观解读

1.责任。在《荷马史诗》中，英雄都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以及对亲人百姓的责任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身上普遍存在。例如在赫克托耳身上，对母亲的责任，对妻子的责任以及对海伦和特洛伊百姓的责任，都时时刻刻压在赫克托耳的心上。在《伊利亚特》中，赫克托耳在城楼之上和妻子的深情的告别感动了很多读者。在赫克托耳的告别词中，他清晰地明白自己守护的特洛伊城将被毁灭，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亲以及全城的百姓都将流离失所在劫难逃。深重的责任感在这位英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在英雄阿基琉斯身上，对挚友的责任感让他不顾母亲的劝阻，勇敢地挺身而战。在英雄奥德修斯身上，对自己理想的责任让他毅力非凡地跨过重重磨难，完成目标。

2.优秀。英雄本身就是指优秀的人，出类拔萃的人，在英国学者简·艾伦·赫丽生的解释中，“英雄”一词最开始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值得尊敬的、高贵的、强大的、非凡的。在《荷马史诗》中，英雄都是十分杰出十分优秀的，在诗人荷马的笔下，他们犹如神助，有着非凡的神力。首先从血脉上看，这些英雄很多都是神的子孙，如阿基琉斯的母亲是海洋之神西蒂斯，自己的父亲是色萨利佛西亚国王珀琉斯。阿基琉斯作为一个半人半神的载体，本身就有超越凡人的优秀。即便没有神的血脉，《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也有着超越凡人的能力，如奥德修斯的智慧果敢、勇敢坚毅，对诱惑的抵抗力等等，都是普通凡人所不具备的。

3.勇敢。勇敢是《荷马史诗》中英雄的特征之一，在史诗中的诸多英雄身上随处可见。例如赫克托耳的从容，面对妻子抱着他们的独子苦苦哀求赫克托耳退出战斗，他却说：“我如果也像一个懦夫那么藏起来，不肯去打仗，那我就永远没有面目见特洛伊人和那些拖长袍的特洛伊妇女了，而这样做也是我不情愿的。”一个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战争中，尽管很多人心里恐惧，但是仍然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坚守，不让自己的战船被烧毁，自己战友的尸体不被抢走。阿基琉斯面对自己挚友被杀，自己勇敢的心也不敢于在苟且偷生中等待死神的降临。同样，奥德修斯面对各种巨人、风神、水妖海怪等等强大的敌人，从不畏惧地勇敢抗争，最终赢得自己的生活。

三、结语

《荷马史诗》中大量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英雄性格的刻画，深深地影响了古希腊文化的内涵，英勇善战、性格率真的阿基琉斯，拥有完美性格的悲剧式英雄赫克托耳，智勇双全的英雄奥德修斯在古希腊文化中熠熠生辉。 正如马克思所说： “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 而且是它的土壤”， 为后世提供了 “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深深的影响着后世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165、167页.

[2]麦英雄：《英雄符码及其解构：荷马》，《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