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学家司马迁的诗句

西汉文学家司马迁的诗句（精选5篇）

篇1：西汉文学家司马迁的诗句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3.韦编三绝。

4.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5.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6.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7.民以食为天。

8.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10.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1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12.怒发上冲冠。

13.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14.后来者居上。

15.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16.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17.酒极则乱，乐极则悲。

18.累累若丧家之狗。

19.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20.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篇2：西汉文学家司马迁的诗句

2.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

3.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

4.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5.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6.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

7.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8.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9.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10.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11.彼可取而代也。

12.伏尸百万，流血漂卤。

13.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14.期期以为不可。

15.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16.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17.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

18.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19.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篇3：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与成就

一、追求事功昂扬，颇具人文关怀，气势浪漫恢弘

司马相如的著述颇丰，但由于各种原因传世的很少。据《汉书》记载其赋作接近30篇，但今天的《司马相如集》只收录了《长门赋》、《美人赋》、《琴歌》、《报卓文君书》以及一些赋作的残句[1]35。尽管从现存的作品中很难概括或完整体现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与成就，但这种难以弥补的缺憾也可以通过他精彩的作品片段以及他人所述来尽量挽回。

首先，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表现在他对事功的昂扬精神与积极追求上。例如他的《子虚上林赋》就是在西汉盛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该赋对精美的绮彀、曼妙的歌舞、珍奇的木兽、浩大的出行队伍、隆重的仪仗旌旗以及离宫别馆等事物的精彩描摹，正是司马相如对西汉物质文化水平的敏锐感受与赞颂欣喜，表现出了他心智视野的开阔和胸纳万物的情操。《子虚上林赋》所展现出的“虚辞滥说”也正是西汉文学的一块瑰宝，反映了西汉盛世文学艺术的精粹。此外，《子虚上林赋》里面经常出现的“讽谏”也有着强烈的服务于王朝统一政治的意义。其中有一段写道：亡是公在听完了乌有和子虚对齐、楚诸侯的奢侈行为进行了一番吹嘘后严厉批评了诸侯们的奢侈行为，认为诸侯的本分就是恪守君臣之礼，大汉天子必须时时训导或警告那些所作所为不符合大一统政治统治需要的诸侯们[2]41。司马相如还为大汉天子披戴上自省自觉的伟大光环，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赋家色彩，但借天子之口说出来的政治表白包含了作为一代赋家的司马相如对圣贤明君的无限期许。在司马相如看来，圣贤明君不仅要有令四海归附的宏图大志，更要怀揣一颗爱民惜民之心。司马相如通过文学笔墨议论政治，颇有儒家风范，也足见他对政治的敏感性和真知灼见。尽管不能直接参政，更不能执政，但司马相如通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大人赋》等来实现他对事功的昂扬积极的追求。《喻巴蜀檄》就是他在汉武帝的授意下写下的对巴蜀之民进行安抚之文。后来他又力排众议谏言汉武帝开设西南夷以造福巴蜀百姓，写下《难蜀父老》呈上，深深打动了汉武帝。而《大人赋》更彰显了司马相如的文学与政治智慧。他眼见汉武帝效仿秦始皇欲求仙以延年益寿，以一篇《大人赋》引经据典规谏汉武帝的荒唐之举，并激励汉武帝应以古代圣贤为榜样，造福黎民苍生，建立不朽帝业[3]30。

其次，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汉武帝为一统天下而征服四夷的时代气息稍显不同，司马相如积极助武帝建功立业的同时，还非常关注百姓的物质利益得失，充分表现了一名文人对他人情感的尊重和对他人生活境况的关心。他的这些人文关怀意识在其文学创作中多有反映。他的文学创作经常以换位言说，即发言立论从对方立场出发，无形中达成了一种作者与观者之间的情感共鸣，从而使观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认同作者的观点，令文学作品的感召力异常强烈[4]15。例如《喻巴蜀檄》就先大肆渲染了一番西南夷期盼归附中央的热切心情，表现出民心对于中央政策的拥护和需要以及中央政府对四方百姓的爱护，然后反戈一击，道出乱臣贼子倒行逆施的不得人心，将乱臣贼子以恶名置于被动。《难蜀父老》也是如出一辙，先大加宣扬夷狄的归附期盼之情，以博恩广施来形容汉朝天子之于夷狄的统治，然后再告诫民众安分守己方能安居乐业。从司马相如的创作行文可以看出，他将天子的恩泽先置于显要位置，再张扬臣民之利，从而亲近了民众的心理，拉近了与民众的情感距离，充分表现出对人的情感的尊重与关注[5]5。

再次，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表现在其文学作品浪漫恢弘的气势。不仅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司马相如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浪漫恢弘气势研究、赞许颇多，而且前人学者们对此也早已有过共识。例如针对其散文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司马相如的散文谈古论今、纵横笔意，乃维新绝笔之作。宋祁在《司马相如字长卿赞》中说，司马相如乃汉代文章巨人，其文言必古训、从神取秘、意竭词奢。余寅在《同姓名录》中说，司马相如的《上林》、《封禅》等文俪彼神菟、薄穹浴海。郝经在《郝氏续后汉书》中说，司马相如的《封禅》真乃闳衍侈大。针对其赋，宋代苏轼在《远游菴铭序》中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可与屈原的《远游》比肩，宏妙之言不遣而放。金代的王若虚在《滹南集》中说，司马相如之赋让人读后似游天境、凌云之志油然而生[6]30。明代的倪涛在《六艺之一录》中说，司马相如的《长门》、《美人》等赋妙丽才情，已是古人极致之作，后世无人可超越。从这些赞美之词中可以深深感知司马相如文学创作气势的浪漫恢弘。

二、定型汉赋体裁，奠定辞赋基础

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横溢注定了他文学成就的不菲，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司马相如定型了汉赋文学体裁。具有半诗半文特质的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出现，而司马相如在继承前人传统基础上以独特的辞赋创作发展且定型了汉大赋模式，使汉赋日臻成熟。首先，司马相如的汉赋行文扬厉铺张、体制宏大，奠定了劝百讽一的汉赋特色。司马相如之后的汉赋之所以被称之为大赋，主要体现在扬厉铺张、体制宏大上。例如他的代表作之一《天子游猎赋》就有近四千字，篇幅宏大、布局结构也非常完整。他改变过去辞赋一问一答的主客对话形式，以三人对话来发展人物与情节关系，使行文更加灵活多变，也让情节更加丰满动人[7]18。特别是在表现汉室帝王的地位、权势、影响、生活方面，司马相如扬厉铺张的辞赋形式与颂赞帝王声威浑然天成，同时又以微刺、规谏帝王切莫骄奢淫逸为规旨，形成了劝百讽一的汉赋特色。其次，司马相如的汉赋描写对象跨越古今、控天引地。司马相如的汉赋描写内容几乎囊括了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例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就描写了歌声音乐的惊天动地、出猎队伍的庞大壮观、馆榭楼台的高峻雄伟、植物动物的生机勃勃等。丰富的描写内容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的丰厚以及国家声威权势的壮大是相一致的。最后，司马相如的汉赋艺术手法丰富多样[8]26。仍然以《天子游猎赋》为例，赋中所写之内容无不传神细致，跃然于纸上，只因为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合理运用。比如铺写就间以议论和描写，叙事、抒情及说理面面俱到而又层次分明。此外，司马相如还运用了很多想象、夸张、虚构等手法使辞赋虚实相生、相生成美，让人领略到无限的艺术奇幻之美[9]29。

第二，司马相如从理论上奠定了辞赋的创作基础。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理论主要内容为“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所谓“赋家之心”就是在辞赋创作过程中，赋家要让心胸豁达至可以容纳万事万物和众生相，并具有在古今上下间驰骋的想象力。司马相如还在《文赋》中进一步解释道：辞赋创作除了要有宏大的物象，也要将这种宏大与赋家思绪上的精微结合起来，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因大失小。所谓“赋家之迹”就是辞赋铺写的技巧，讲究的是音调与文采的和谐统一。司马相如认为，赋所表达出来的审美情趣，既是对文采和辞藻的注重，也是对音乐和声韵的完美追求，两者缺一不可，亦不可偏废[10]62。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理论是现今能考证的最早的赋论，对后世的辞赋创作提供了可借鉴之法。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表现为他的文学作品蕴含的对事功的追求、人文关怀的深厚以及浪漫恢弘的气势。横溢的文学才华决定了他在汉赋定型和辞赋创作理论方面的奠基性贡献与成就。

参考文献

[1]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7.

[2]董灵超.司马相如的人格精神和文学精神探析[D].广西师范大学, 2006.

[3]李凯.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5 (3) .

[4]吴光兴.试释曹丕《典论》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J].文学评论, 2009 (5) .

[5]李天道.巴蜀文学奇特、虚幻的审美精神及其思想渊源[J].天府新论, 2010 (11) .

[6]刘文刚.司马相如作品的新解读与定位[J].宋代文化研究, 2006 (4) .

[7]沈伯俊.巴蜀文学第一位大家司马相如[J].今日四川, 1998 (2) .

[8]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9 (3) .

[9]刘南平.司马相如之影响研究概要[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2009 (4) .

篇4：司马相如的文学精神探析

【关键词】司马相如;汉赋;文学

汉代不仅仅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的大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汉赋作为汉代最为流行文体，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成为汉代文学的典范。汉代产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大赋具有汉赋在结构和叙事上都有着一定特色，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司马相如的代表作

司马相如，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前118年，为巴蜀安汉县人，少年时代热爱读书与舞剑。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天子游猎赋》等。《子虚赋》这篇赋主要讲的是楚国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子虚向乌有先生讲述齐王打猎的故事。《上林赋》主要描绘了上林苑的宏大的规模与狩猎场景，气势恢宏。《大人赋》包含了一定道家思想的神仙之道。《长门赋》是为汉武帝皇后陈阿娇所抒写的一篇骚体赋。汉代大赋是长篇铺叙为主，大赋在表达的内容上，多为宫殿、田猎等，枚乘的《七发》就初具汉大赋特点，他的《天子游猎赋》就在表现一种气势恢宏的场面，已经基本上成为了汉大赋的奠基之作。

二、司马相如的文学精神

1.词采繁丽的表达

司马相如的大赋总体上来说，语言上韵散相结合，词藻华丽，结构宏伟，所描绘的事物多半场面开阔，在结构上也把握了一定的空间顺序，很好的处理了上下左右等的顺序，使得大赋层次分明，内容循序渐进。复杂而开阔的场面，由点及面，统一成一幅气势恢宏的画面。司马相如的大赋在继承枚乘的《七发》大赋特点的基础上，在词采上更加的繁丽，以他的《天子游猎赋》为例，气势恢宏表现了大汉王朝的威武气势，词采繁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巨丽之美，气势磅礴，绮丽非凡，汉王朝的盛世景象一览无余。不得不否认的一点是，它较多采用了奇词僻词，使得文章艰涩难懂。但是文章似乎也拥有音乐与绘画的美感，层层递进的内容，宏伟的结构，繁丽的词藻使得大赋成为汉王朝文学典范。

2.铺张扬厉的句式

司马相如的大赋的另一个艺术特质就是铺张扬厉的句式，多变的句式，使得文章整体上拥有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感。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形式，文章的内容，多为虚构的主客问答式，以讽喻的手法，表现了王朝之间的成败，《天子游猎赋》就通过天子狩猎的场景的描述，来讽喻并提倡节俭与昌明的政治。此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和对人民的关心。正是因为司马相如这样的铺张扬厉的句式气势才有了后来的“千金难买相如赋”的情况。

三、司马相如文学精神的成因

司马相如的大赋词采华丽，结构宏伟，铺陈的方式有着一定的时空顺序，而不是按照事件的常规顺序来进行铺陈。总体上，司马相如大赋的形成是在继承前人的大赋的基础上的创新，在词藻的运用上，繁丽奇绝，甚至生涩难懂，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汉朝是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全国基本上处于大统一状态，这就导致当时的文人政治家对于这样的太平盛世呈现出一种潜在的骄傲心态，这样的骄傲直接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大赋就是这样的代表，气势磅礴，锐不可当一样的气势，直接能够激起读者内心的澎湃之情，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跟国家的统一盛世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历史层面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是，地域特色对思想、语言产生的影响。司马相如出生于巴蜀之地，巴蜀之地名山颇多，奇崛多险，特殊的地域形态，孕育出有地域特色的巴蜀文化精神特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文人，自然也就会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表现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就是语言上多采用生字僻词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独特地域文化的展示，倘若作者生长江南之地，或者会产生另外一种江南文人独有的情味与风格。正是处于这样的地域文化特色之中，才使得作者有这样的富丽的辞藻，善于创造奇崛险怪的语境。

最后，从司马相如个人角度来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满腹才华，但是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他个人明白官场对一个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会创作出一些能够符合当时历史环境以及满足帝王虚荣心的文字来谋得自己的发展，就像“御用文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司马相如的大赋有站在汉王朝大角度的铺成，本身才华是不可忽视的，对个人发展的需求以及文采的自然发挥，使得他的大赋有了符合汉王朝气质的表达。

四、总结

总之，司马相如开辟了汉赋新的发展思路，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创新。司马相如大赋总体上词采繁丽，结构宏伟，富丽堂皇，极富节奏感，热烈而庄严，在形式上给人以一种强大的气势感，这样的形成有一定的主观与客观原因，总体上，他的大赋对后世散文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黄琪.司马相如大赋艺术特质及其成因新探[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3（02）：73-76

[2]韦运韬.司马相如大赋之结构艺术[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05）：45-48

篇5：司马昱与东晋文学

关键词：东晋,文学,司马昱,桓温,文学集团

晋简文帝司马昱不但是东晋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同时还是当时文坛重要领袖之一。他不但精通玄谈,妙善文章,而且广纳文士,对于东晋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影响甚远。然而,对于司马昱及其文学贡献的研究极其少见。正基于此,本文试对其作一大致述评。

一、司马昱:司马王室的政治代表与门阀政治的附庸

晋简文帝司马昱(320—372),字道万,晋元帝司马睿之少子, 母郑春。司马昱于永昌元年 (322) 三月得封琅邪王;咸和二年 (327)徙为会稽王,拜散骑常侍;咸和九年迁右将军,加侍中;咸康六年(340)进抚军将军,领秘书监;咸康八年六月,受顾命;建元元年(343)五月,诏领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345)四月,诏录尚书六条事,进位抚军大将军;次年二月,与蔡谟并辅政,崇德太后诏其专总万机;永和八年进位司徒;升平二年(358)正月,稽首归政, 帝不许;兴宁元年(363)诏其总内外众务;兴宁三年七月,改封琅邪王;太和元年(366)十月,加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太和四年十一月辛丑,与桓温会于涂中,将谋后举。 咸安元年(371)十一月即皇帝位,次年七月崩。纵观司马昱的政治生涯,可谓风光无限,其于东晋政坛意义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司马昱是东晋中期司马王室最为突出的政治人物。东晋百年王室乏有英才,堪称中国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现象。从晋元帝司马睿到晋恭帝司马德文,多属平庸之辈,后来之晋安帝更形同白痴。晋明帝“聪明有机断”[1]164,可惜却英年早逝。由此扩大到东晋诸王,亦少有杰出之士。相较而言,司马昱则稍显优秀:首先,司马昱作为晋元帝之少子,出身尊贵且辈分极高。其次,司马昱具有俊美的风姿。《世说新语·容止篇》“: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同篇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帝美风姿, 举止端详。”[2]342魏晋时期爱美之风盛行,相貌俊美者尤其为人所重。 而最关键的是,司马昱不仅精通学术,妙善玄谈,还曾一度有过善通人事的表现。《晋书》本纪载其“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咸和元年, 所生郑夫人薨。帝时年七岁,号慕泣血,固请服重”[1]219。习凿齿曾评价他说“:一生不曾见此人!”甚至以此大忤桓温之意而被贬官。[2]141又《世说新语·识鉴篇》载“: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2]223可见其在观察人事方面,远胜于其余司马诸子。又《世说新语·言语篇》载:“何骠骑亡后,征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同条刘《注》引 《晋阳秋》引载刘遐语:“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2]63由此可见,司马昱在当时士人心中被寄予了辅弼王室的希望,甚至有着“周公”之誉。司马晞也是当时司马王室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曾历任显耀官职。据《世说新语·雅量篇》载“:宣武(即桓温)与简文、太宰(即武陵王司马晞)。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 ‘朝廷闲故复有此贤。’”[2]204从此例可以看出,相较于司马晞而言, 司马昱似乎要远胜许多。

另一方面,司马昱又是门阀政治中的附属产物与受害者。东晋门阀政治极其强势,从最初的“王与马,共天下”,到庾氏掌权, 再到桓温崛起,司马昱的生涯中一直处于门阀政治的笼罩之下。 尽管司马昱历任显职,并最终坐上皇帝宝座,但从来就没有形成对朝权的真正掌控。登基之后,时刻担心遭到废黜,终于在担惊受怕的紧张心态下匆匆离开人世。当然,造成此种情形,一方面与东晋的政治发展事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司马昱本人的懦弱与平庸密切相关。据《世说新语·识鉴篇》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庾)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惮之,议者欲以授桓温。时简文辅政, 然之。刘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复制。愿大王自镇上流,惔请为从军司马。’简文不许。温后果如惔所算也。”[2]222由此可见,桓温最终坐大,与司马昱短浅的政治眼光密切相关。而其引用只会清谈的殷浩为援助,更加表现出用人上的无能。《世说新语·方正篇》载:“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2]186《晋书》本纪评其曰:“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沙门支道林尝言‘会稽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云。”[1]224由此可见,司马昱尽管不乏人模人样,其政治素质实际与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甚至晋惠帝等相差无几。《世说新语·尤悔篇》:“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 而不识其本?’”[2]484又《政事篇》载:“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免。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2]101智力上不辨菽麦,更兼其行事缓慢,使得司马昱不但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甚至成为权臣玩弄与利用的对象。

二、司马昱:文学性情中人与艺术的追寻者

政治上的平庸并没有影响到司马昱对于文学的浸淫。通过史料不难发现,他在多种学术上有着较为深厚的造诣。

首先,司马昱是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性情中人。《晋书》本纪载其“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1]223。《世说新语·赏誉篇》载许询引嵇康《琴赋》论之曰:“‘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2]262又《言语篇》:“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闲想也。觉鸟兽禽鱼, 自来亲人。’”[2]67据《庄子·秋水篇》,濠、濮为庄子垂钓游玩之处,司马昱入华林园则见景生情,联想翩跹,诗人情怀由中可见。

另外,司马昱具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功底,于儒家经典《易》、 《诗》、《论语》等尤为谙熟。关于此点亦有不少史料可证。如《世说新语·文学篇》:“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2]118司马昱认为各卦之义各不相同,不可同等视之,足见其对《周易》的浸淫上远胜桓温。又《世说新语·言语篇》:“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2]64“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2]67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出自《诗经·卫风·伯兮》,“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出自《诗经·鲁颂·泮水》,桓温引《诗》句以寓,司马昱同样引《诗》句以答,二人言语在契合当时身份场景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高雅,而司马昱之答语尤见功力。“某在斯”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以上两例一方面展示了司马昱过人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其对儒家经典的谙熟程度。

魏晋品鉴之风盛行,司马昱亦是其中之佼佼者。《世说新语· 赏誉篇》记载了他对多人的品鉴之语,如其目庾统为“省率治除”, 目王述为“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目王恬为“朗豫”,评郗超为:“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论刘惔为“茗柯有实理”;又《品藻篇》载其评何晏与嵇康云:“何平叔巧累于理,稽叔夜俊伤其道”,论殷浩之清谈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论谢奉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无不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功底。又据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佛经以为袪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2]125可见其于佛学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司马昱的文学功底同样深厚,他精通前代或当代的文学作品, 并且善于对其进行评述。《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羊秉为抚军参军, 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2]69由中可以看出,司马昱对夏侯湛的作品《羊秉叙》不但非常熟悉,而且极其向往。当他担忧惨遭废黜时,曾对郗超吟诵庾阐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1]224并曾评述许询的诗歌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2]143

司马昱在文学创作上亦成就颇丰。据《隋书·经籍志·集部》: “《简文帝集》五卷,录一卷。”[3]1064可惜这些作品于唐初多已亡佚, 清严可均《全晋文》卷十一辑有其文九篇。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又云:“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满玄席;澹思浓采, 时洒文囿。”[4]527由此可知,司马昱创作以清峻之风著称,且能以微言阐述精致之玄理,因”澹思浓采”而知名于当时文坛。

由上可知,作为东晋中期的清谈能手,司马昱不仅学术功底深厚、文学创作突出,而且具有较为突出的语言应对能力,再加上其优越的政治地位,为其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提供有利的条件。

三、司马昱:东晋玄谈的主要领导者和文坛的重要领袖

司马昱不仅自身爱好学术,善于文辞,而且注重招纳文学之士,在其周围聚集了众多的能文之人,形成一个颇有生气的文人团体,可以称之为司马昱文学集团。但是,这个文学集团首先是一个以清谈为主要活动的文人集团,司马昱的府邸即是他们清谈的主要场所。关于此点,《世说新语》中有着大量记载:“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2]60“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2]123

由上可见,司马昱府中经常聚集着众多文学之士,甚至一些著名僧客,他们经常围绕玄学或佛学进行畅谈论辩,活动频繁,气氛热烈。又《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 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 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2]128。

刘惔是司马昱府上的清谈常客,而从“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一句可知,他的宅邸也时常举行清言集会,堪称清谈的分会场。张凭能够于末座判定诸贤之优劣,足见其玄谈功夫高超。

玄谈与文学关系密切,都极其注重对于语言的锤炼和修饰。 张凭之所以能够打动刘惔、司马昱,正因为他的玄谈能够“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又,《世说新语·赏誉篇》载:“许掾尝诣简文, 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 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同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亦云“: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系日。”[2]268由此可见,司马昱在沉醉于清谈的同时,非常注重其中的艺术审美,对于“襟怀之咏”、“辞寄清婉”者尤为赞赏。上述的“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襟怀之咏”、 “辞寄清婉”,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审美的重要标准。

司马昱喜爱并大力提倡玄谈,由此影响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玄言诗的盛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4]59《时序篇》:“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4]527钟嵘《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5]15刘、钟二人都鲜明地指出东晋诗坛为玄言诗风所笼罩这一事实,玄言诗风弥漫堪称东晋诗坛的最大特色,而司马昱无疑是这一状况的重要促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