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

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共1篇）

篇1：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

宁都会议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毛泽东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把年初的钢产量定低了等等。然后联系到宁都会议时前后的情况，说自己有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一段时间就和博古他们站到一起去了。毛泽东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毛泽东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那么，当时的宁都会议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会议的原貌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此次会议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之间的电报来往来推知了。因此，会议中间的一些关键处，恐怕是不能复原，扑朔迷离的印象就难免了。包括会议记录为何会丢失，都是一个待解之谜。

周恩来是1931年到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毛泽东。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代理。打“ＡＢ团”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但在文革中，“四人帮”说“周恩来夺毛泽东的权”，则是指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特别会议。

在会议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就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据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周恩来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一开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后方中央局的一些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发言气势逼人，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9月下旬，临时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朱德回电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同时前方中央局发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对此，后方中央局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于是，在10月3日至8日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不在后方而在前方的宁都召开，本身就有后方督战前方的意思。

在会议上，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对毛泽东的指责。

指责不仅没能使毛泽东屈服，反而激发起毛泽东的斗志。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一番话，使会议陷入了僵持之中。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毛泽东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来了。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后的会议，便由他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

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周恩来采取了调合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本人则认为既然不能得到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毛泽东的主动退出，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最后，会议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并发出了一条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通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共同签署。

对会议的争论，后方中央局的同志表示要上书临时中央请求指示。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到达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了后方。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65年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自我检讨，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到苏区不久，对毛泽东及其才华了解不深，两个人也还没有开始真正合作。就党内来说，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是高于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两个人的正式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英国人肖特在其《毛泽东传》中的有关说法可以作为佐证。书中说：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曾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军权。第一次是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指导工作。第二次

如同第一次一样，毛泽东也是离开部队专做政府工作。心情压抑的毛泽东，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完全听从王明的指挥，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了霉。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曾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足见宁都会议上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占有多重的位置。由此不难想象，人们在会议上的态度，不能不在毛泽东的印象里留下痕迹。当然有些东西会让毛泽东改变看法，而有些东西则让毛泽东的看法固定下来。那么，会议记录的付诸阙如，愈加深化了宁都会议的扑朔迷离色彩。

都会议是史学家的禁区，因为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斗争”，而与会者没有一个坏人，（可惜陈伯达、康生、王明、张国涛未参加，否则全是他们的罪过）大抵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据说彭德怀、刘伯承也参加了。

宁都会议中以任弼时为首的一些人整毛泽东。我看到资料建国后至少有两次毛泽东说：任弼时说我狭隘主义，我就多读了几本书。就凭这句话，任弼时在文革中就在劫难逃，幸好他早死了。会议免去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也就是剥夺了他的军权），由周恩来代理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建议毛随军任助理，毛泽东拒绝了，以请病假回到后方。两周后，正式撤消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担任。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事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产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产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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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第一次宁都会议是在1932年10月举行的。任弼时的三人团是在同年3月进入中央苏区，先整项英，后整毛泽东。据陈伯钧回忆，整毛的时候，任弼时是头儿，王稼祥是摇鹅毛扇的，顾作霖则是打冲锋的。但举行宁都会议时情况已变化。当时前方军委的周朱毛王观点一致，后方的任项邓顾观点一致，但后来周朱动摇，只有一个王稼祥支持毛。结果毛挨批并被撤职。刘伯承只是列席会议，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他是反毛派，写文章批毛的游击习气，结果受到赞赏，荣任总参谋长，叶剑英因为是毛派被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