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利法案的影响

美国权利法案的影响（共6篇）

篇1：美国权利法案的影响

1787年在费城起草的宪法，在各州审议批准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美国公民感到不安，因为宪法中并没有明确保障个人的权利。因此，《宪法》补充了10条修正案，统一称为《权利法案》，英文叫The Bill of Rights。由于补充了《权利法案》，《宪法》在13个州均获批准，并于1789年生效。

第一条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第二条 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第三条 未经房主同意，士兵平时不得驻扎在任何住宅；除依法律规定的方式，战时也不得驻扎。第四条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第五条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第六条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第七条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额超过二十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习惯法规则，不得重新审查。第八条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第九条 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第十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篇2：美国权利法案的影响

一、N C L B法案背景下美国教师教育凸显的问题

美国现有的以综合大学教育学院为主培养教师的体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同时, 在州一级的教师认证制度也开始形成, 并取代了之前地方性强调学科知识的认证。州一级的教师认证只强调教师候选人要完成教师教育课程, 但事实上已有的教师培养和认证制度并未有效地保证教师的质量, 而是一种低标准, 高门槛的体制。根据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尽管有99%的教师拥有学士学位, 52%的教师拥有硕士学位, 但只有38%的教师在教育学科以外的学术领域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即使在高中阶段, 大部分的课程都是针对各学术科目的。有三分之一的教师都缺少该学科的学位, 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是通过教育学院和教师培养项目获得的教师学位。然而, 有关研究表明在教育学院注册的学生在学术上的能力不如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培养项目的僵化、较高的成本和自身课程及教学效果的问题, 教育学院既不能吸引最好的学生, 也难以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大部分教育学院的毕业生都认为传统的教师培养项目没有让他们为课堂的挑战与困难做好准备。根据全国教育统计的数据, 不到36%的新教师感到他们为实施课程和达到业绩标准做好了准备, 不到30%的新教师感到他们为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或那些能力有限的学生的需要做好了准备。[2]

二、N C L B法案对教师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1. 强调高质量教师

鉴于教师的质量对学生学业成绩起到重要的影响, N CL B法案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目标, 即到2005—2006学年结束时, 美国每一间教室里的教师都是“高质量的”。同时该法案对高质量教师进行了界定。所谓“高质量教师”指教师必须获得州颁发的全职教师资格证书 (包括通过替代性教师教育途径获得的资格证书) 或通过所在州的教师执照考试, 仅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1) 可以例外。而且法案规定, 中、小学教师必须具有学士学位, 通过教师所在州的执照考试证明他们在诸如英语、阅读与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外语等基础性学术课程方面应有的知识和技能。从2002年起, 新雇佣的教师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到2006年每间教室都拥有高质量教师, 每个学区每年都要提高达标的教师百分比, 直到100%达标。师资培训有进展的学区还可获得联邦资金的资助。但是, 连续三年“高质量教师”的比例没有提高并且不能使学生的年度学习成绩得到充分提高的州, 将不允许雇佣新的教学辅助人员。比如, 2002年秋季学年开始时, 所有新任小学教师都必须通过数学、阅读、写作三科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考试, 而新任的初中和高中教师必须通过严格的学科内容考试或拥有本科专业的同等学力, 硕士学位或他们各自领域的高级证书。由此可以看出, 政府把扎实的学科知识作为评价高质量教师的重要标准, 而把教学法知识和教育实习放到了次要地位。

2. 扩大教师责任

法案规定到2005—2006学年, 必须对3—8年级的学生进行年度考试。学校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负责。各州在测量3-8年级学生阅读和数学的年度进步情况时, 要形成一种责任体系 (accountability system) 。这种责任体系表现为联邦政府、州、学区、学校、教师之间的一种基于责任的关系链。许多州的学校对教师也实行责任制, 教师和评价者事先签订一个把促进学生达到各种成就作为教学结果的协定。教师根据目前学生的成绩, 描述学习者的现状, 然后指出某种将反映完成教学程序的证据。教师与评价者对教学目标取得一致意见后, 教师对学生进行教学。同时, 州、学校或其他评价机构把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作为评价教师协约履行情况、评定教师专业发展的等级、衡量教师是否有资格更换资格证书或获得优秀教师的资格的依据。

三、N C L B框架中的教师教育改革的路径

1. 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入学标准

目前, 美国教师教育主要是通过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进行的, 申请进入教师教育项目要达到教师专业的入学标准。尽管入学标准是建立在多方面的基础上, 但学院的平均分数或一些特殊能力的要求一直是入学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一直以来, 较低的入学标准影响了教师专业的声誉。NCLB法案对高质量教师的要求, 使教育学院不得不提高入学标准, 来响应“考试为中心”的绩效制, 从而采取了新的入学考试。入学考试主要是考查学生的学科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知识。目前大多以west-B和PraxisⅡ (学科专业知识的考试) 为基础设置考试内容。例如, 华盛顿州使用west-B作为考试内容。申请教师教育课程的学生, 必须要通过这些考试, 以此保证了更多的未来教师通过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从而提高了教育学院的教学质量, 维护了教育学院的声誉。

2. 拓宽教师口径

为了达到法案规定的高质量教师的标准, 充实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只有拓宽教师口径, 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法案要求的目标。由于在许多地区, 潜在的教师面临着进入教育专业的障碍。美国优质教师认证委员会 (American Board for Certification of Teacher Excellence, 简称ABCTE) 针对N C L B法案的要求, 实行了两套教师评价体系:专业教师认证体系和优秀教师认证体系。一方面为有志于从事教师工作的人提供了新的途径。他们可以付费接受进行学科领域知识和专业教学技能的培训, 并通过严格的标准测试后得到专业教师资格证书。该体系鼓励年轻的职业者和想转行的人加入教师队伍, 减少他们成为专业教师的阻碍。另一方面建立了一套考核有经验教师的严格的评价指标。通过对有经验教师至少三年的全程教学过程进行评估, 证实他们是否有杰出的能力对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 并且可以作为其他教师的模范。被评价的教师还要提供足够的有效证据证明他帮助学生提高了学业成绩。优秀教师的评定, 能促进有经验的教师积极主动发展, 为学生的成长贡献力量。ABCTE的两套教师认证体系既有利于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 也有利于优化师资队伍。为了拓宽教师口径, 并使得他们成为合格教师, 美国教育部门也出台政策, 为不同知识及生活经历背景的新教师提供指导。到2006年, 有47个州提供了替代性的资格认证项目, 许多新教师通过替代性教师资格课程, 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例如, 在纽约, 完成替代性教师课程的教师人数占全部新教师数量的8%。[3]这样就为充实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提供了新的途径。

四、思考

1. 对高质量教师界定的质疑

N C L B法案以学科知识来判定教师质量, 而且强调教师只有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一些学者对此观点产生了争论。达林·哈蒙特 (2000) 注意到, 虽然学科知识基础是影响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它与教学实践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发展的。她认为学科知识的积极影响有上限, 随后这种影响变小。高质量的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 而且还要了解本学科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和组织的, 并与其他学科和现实生活相联系。[4]玛丽莲·科克伦-史密斯进一步认为, 从专业的视角来看, 高质量的教师应该具备学科知识以及教学知识, 并且要能够根据相关理论及学校与课堂的反馈作出决策。[5]究竟教师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的知识, 孰轻孰重?就这一问题, 我国一直存在着对教师教育应以“学术性”为主还是应以“师范性为主”的争论, 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教育课程一直未能找到平衡点。“学术类”的课程占的比例过大, 而“师范类”的课程明显不足。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教师的知识应有学术性和师范性共同支撑。教师要“学习应该教的知识和如何教授这些知识。”因此, “所授学科方面的才能和教学方面的才能之间的平衡应注意加以保持……两者都是需要的, 入门培训还是在职培训都不应舍此就彼。”[6]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是一门艺术。所以, 对高质量的教师的要求仅强调学科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并举是不够的。高质量的教师还应具备其他的一些素质和技能。班科斯和库安-史密斯 (2005) 认为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具备如下知识技能:能够成功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合作;能够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来满足多元化的教学;能够理解不同学生的文化和社区文化;理解学生以往的经历。[7]笔者认为高质量的教师还应具备以下方面的素质:能够从经验中学习提高教学实践;能够关心学生的成长;具有一套有效的教学技能;能在学校和家长之间做好沟通和交流。

2. 对高风险测试的质疑

NCLB要求所有的教师在2005年底之前获得州颁发的全职教师资格证和能力证书。这就意味着教师资格证被提到了更高的地位。相应的测试也如火如荼地展开。针对法案对高质量教师的要求, 大部分州采用由教育测验服务中心编的“教师实践能力 (praxis) ”系列的考试。该系列的考试是标准化的书面考试, 分为试题一 (praxisⅠ) 考察教师候选人的基本知识技能 (包括阅读、写作和数学) 和试题二 (pr a xisⅡ) 考察教师候选人的学科专业知识。教师教育项目的申请也把类似的笔试作为入学标准。过分的注重测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争议。多戈·塞恩 (Doug Selwyn 2007) 认为, 以标准化笔试作为教师入职门槛, 会影响美国教师多元化队伍的建设。测试更有利于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学生, 他们的母语是英语, 而且他们的文化背景, 以及高中阶段的学校文化与测试所反映的文化背景很相似, 所以他们更容易通过测试。造成的结果是大多数未来的教师将是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中产阶级白人, 这必然与美国追求的多元化教师队伍的目标背道而驰。[8]

其次, 这种高风险的测试, 阻碍了一批不善于考试而有潜力的教师进入教师队伍。教师的专业化知识 (包括学科知识、教育理论知识) 从习得的角度可分为三种:一是通过研读得到的一般性书本知识, 二是通过别人传授得到的操作性知识, 三是通过不断揣摩得到的一种内化了的, 无法言传的知识。[9]第一种知识可以通过标准化的笔试来评估, 而第二种知识即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实践能力, 只有通过课堂上的实践才能体现出来。调查显示, 通过两年的课堂教学实践就可以发现教师之间教学能力的差别。[10]第三种知识更确切地说是教育智慧与教育机智的综合体, 而绝不止于知识本身, 它往往是教师在生活实践和职业实践中所发现和生成的个人知识。这种知识是教师形成独特教学风格的基础, 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而笔试无法测量出教师的这种“隐性知识”。由此可以看出, 标准化的笔试并不能真正筛选出高质量的教师, 反而流失了一批有潜力的教师。

更为重要的是, 职前的教师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未来的教师缺少必要的教学实习和足够的教学技能的培训。由于过分注重测试, 教育学院依据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来安排课程, 增加学科知识的课程, 压缩了教学方法的课程, 用统一的模式来进行教学。[11]另外, 许多中小学校在绩效体制的压力下, 过分注重学生的标准化测试的成绩, 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拒绝接收实习教师, 从而造成了教育专业的学生失去了许多教育实习的机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教学实习, 未来的教师无法实践教学理论、获得实际的任教经验、逐步实现由受教育者到教育者角色的转化。事实上, 教学实习所经历的教学经验对未来的教学行为影响深远。舒尔曼认为:理论知识是从业资格的基础, 而专业实践本身是所有知识指向的终极目的。教学实习是经过认真设计的教学范例, 而且都伴随着严格管理的、为学生提供容易进入实践的教学阶段, 以确保学生学会所需的技能, 并表现出恰当的工作表现、方法和价值观。[12]

尽管对NCLB法案存在争议, 但该法案显示的对高质量教师的重视, 以及在提高教师质量上所做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第一, 加强高质量教师的研究, 使决策基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从而为高质量教师的培养建立理论依据。第二, 要为教师质量提供法律保障, 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师认证制度, 以及多元的评价体系。第三, 结合我国的实际看待教师质量问题, 把教师的质量视为教育发展的原动力, 努力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促进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第四, 政府、学校、认证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公众共同致力于教师质量的提高。

注释

1[1][2]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Meeting the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 Challenge.The Secretary’s Second Annual Report on teacher Quality[R].2003.

2[3]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The Secretary’s Fifth Annual Report On Teacher Quality.A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 In Every Classroom[R].2006.

3[4]Darning-Hammond.L.Teacher qua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a review of state policy evidence[J].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8 (1) .Retrieved November10, 2004.

4[5]Marilee Cochran-Smith.Teacher Quality Matters[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vol54, 2003.

5[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142-143.

6[7]Banks, J, Cochran-Smith, M. (2005) .Teaching diverse learners.In L.Darning-Hammond﹠J.Branford (Eds.) , Preparing teachers for a changing world:What teachers should learn and be able to do (pp.232-275)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7[8]Doug Selwyn.High Quantified Teachers[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Vol.58.No.2, March/April2007.

8[9]刘竑波.多元智能与教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9[10]Mary Tamer.when it comes to figuring out who is going to be a good teache, Professor Tom Kane asks:Does certification really matter?[EB/OL]www.gse.Harvard.edu.-Harvard University Magazine

10[11]Doug Selwyn.High Quantified[J].Teachers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Vol.58.No.2, March/April2007.

篇3：论美国权利法案及其变迁

关键词：权利法案第14条修正案民权法案人身权

一、权利法案的诞生

美国1787年起草的宪法原文并没有对个人权利进行直接规定，而只是规定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权力。这样的宪法草案完成后被各州拒绝批准，各州纷纷要求在宪法原文后附加上一个权利法案以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最后联邦政府作出妥协，麦迪逊起草的后来成为联邦权利法案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获得通过。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各州和人民那么强烈的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容？我们可以回到美国的殖民地时期去寻找答案。来到美洲的移民不管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还是政治迫害或失业破产等，他们都有明显的共同点，即在这块新土地上寻找自由与民主，他们异常的痛恨和畏惧专政。所以早在1641年的殖民地时期就有了《马萨诸塞州自由典则》，1682年就有《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组织法》。因此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和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民主自由的传统理念。

现在回头看权利法案在其诞生时有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规定公民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二是当时只对联邦政府有约束力，对各州无约束力。由于当时的华盛顿政府很少对个人权利干涉，所以在权利法案诞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民很少有机会使用人权法案中规定的保障，而且因为其只约束联邦政府，这让美国人民对权利法案有种“触不可及”的感觉。

二、民权的空泛

（一）第14条修正案的到来

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南方的黑人奴隶们获得了解放，为了保障这一战争成果，第14条修正案于1868加入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到来首先使没有种族差别的平等成为一条基本的宪法原则，其次是对州权加以限制，使公民权利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保护。但这时的第14条修正案还没有和权利法案“珠联璧合”，在屠宰场案（1873年）的判决中，法院认为一个侵犯了由联邦权利法案保障的权利的州并不违反第14条修正案的特权和豁免条款。此时的第14条修正案转而成了商业大宪章，“那时的法律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财产权上。” 这时的第14条修正案对公民权利几乎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它被证明对于获得解放的黑奴没有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洛森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只要给黑人提供了与白人相同的设施就不违背第14条修正案，其发展成了一种“隔离但平等”的理论，使黑人陷入“吉姆·克劳法” 的罗网。

(二)国会制定民权法案

内战后制定的修正案后面都有这样一条，“议会有权通过立法强化此条文”，这些执行条款构成了国会制定民权法案的宪法依据。国会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四部民权法案，这些法案力图使黑人享有订立契约、提起诉讼和拥有财产等公民权利，并且国会把这些法的效力扩大到“任何人”，即不仅仅是各州，也包括个人。这种理论随之被1883年的民权案所否定，法院判定国会不能管辖纯属个人性质的歧视行为。这期间所制定的民权法案的最终命运是要么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要么被国会自己废除了，最终成了一纸空文。

所以美国内战后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虽然有第14条修正案和国会的民权法案，但两者都被法院的判决变得毫无效力。所以整个19世纪的美国人民的权利处于空泛状态！

三、从财产权到人身权

（一）最高法院重心的转变

如上所述，19世纪末法院的重心完全在财产权上，那么在进入20世纪的头20年里，这种状态还未得到改变。这期间最高法院受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运用正当程序条款使联邦政府的许多旨在维护社会安定的立法都归于无效。 这样的做法大大的限制了联邦政府行使权力，罗斯福总统最终提出“改组法院”计划。这之后法院开始放弃原先的正当程序理论，宣布联邦政府的有关保障社会福利的立法都是合宪的，并将重心从财产权转到了人身权。这被爱德华·斯·克罗温形容为一次“有限的宪法革命”。

(二)最高法院进行的两大运动

20世纪中期，最高法院从两方面着手，来加强对人身权的保护。首先，最高法院“通过一种吸收程序”把权利法案中所保障的权利有选择地引进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中去，让各州同样受到权利法案的约束。虽然只是“选择”的吸纳，但此后的25年中，法院不断扩大着受权利法案保护的权利的数量，以约束各州。正是因为第14条修正案对权利法案的吸纳，使得那些权利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最高法院的另一运动是赋予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实际效力，改变了以往的“隔离但平等”的态度。在“二战”期间，最高法院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1944年最高法院取消了宣称“白人优越”，限制大多数南方黑人参加政治活动的主张。并且，最高法院开始转变观点，认为隔离本身即是一种内在的不平等，隔离本身即构成了歧视。虽然法院没有推翻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洛森案，但这时的最高法院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从原先的“隔离但平等”到现在的“隔离即不平等”。

四、权利的新发展

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进入沃伦法院时期（1954~1969），最高法院赋予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对人身权的保护，赋予那些权利更为广泛的含义。这一时期的“布朗诉教育局案”终于推翻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后来最高法院还将同等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公民政治权利和刑事被告领域。 平等成了美国当代公法的主题之一。

国会制定民权法案在历史上有两段非常相近的时期，一是内战后时期，一是“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但这一时期的民权法案比内战后时期国会制定的民权法幸运，因为它们获得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且，这时候的最高法院认为国会的立法不仅可以约束“州行为”，也可以约束“个人”。为了更好的施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各州和城市都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去执行反歧视法令。这些人权机构成了美国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又一新工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但人权机构的设立无疑可以增强反歧视法律的实施效果。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美国进入了权利膨胀时代，因为美国人民有越来越多的新利益要求政府通过法律给予保障，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新权利。妇女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法律权利，人们开始享有获得福利救济的法定权利， 隐私权也被认为是一项宪法保护的人身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环境权也被认为是每个美国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决策。这些新权利是权利法案的新成员，它们的到来也恰恰说明权利法案是发展着的权利法案。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篇4：美国权利法案的影响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全称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和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命名,简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它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了美国朝野从政府到国会、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是奥巴马总统在政治立法上的一个重大事例,是他政治生涯的标志性成果,对美国金融监管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背景分析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前,美国历史上还有两次重要的金融监督改革立法:《1933年银行法案》(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在检讨为何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最终他们得出结论:美国金融机构在危机产生的过程之中违背了很多经营的准则,例如商业银行利用吸收来的储蓄投资股票等等。对此,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对美国的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监管原则。JP摩根银行的一分为二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根据此法案要求,摩根大通银行(即JP摩根银行)只能做商业银行业务,摩根士丹利银行则只能做投资银行业务。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只能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属不同金融机构办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业经营的弊端逐渐显现。相对于没有分业经营的德国,美国的金融机构由于业务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开始推动一些立法慢慢放松对于整个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通过一些小的立法给比较大的金融机构松绑,令一些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以涉及其他业务。1999年11月,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相当于将里根总统放松金融监管的一系列法案归集整理,彻底宣告美国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自此以后,美国金融机构取消了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混业经营,美国的金融市场进入了放松监管的新时期,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好景不长,过度地放松监管酿造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苦酒。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美国政府对诸多“大到不能倒”的巨型金融机构施以援手,注入了巨额财政资金以防止这些机构倒闭。而许多收到政府资助的金融机构居然在危机没有完全平息的情况下继续向高管发放高额奖金,这大大激怒了美国民众。以奥巴马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再一次反思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痛定思痛的结果就是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对过去30年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潮流进行大逆转。今后美国金融监管将在这个法案的基础上全面收紧,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立法动作来继续强化监管。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将有一个非常深远的示范效应,它可能会引导很多存在与美国类似问题的国家去加强金融监管。众所周知,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最成熟的金融市场,刚签署的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间都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事件,也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

从20世纪30年代的分业经营,到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混业经营,然后走到今天的加强金融监管,这一系列动作颇像中国的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二、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一个最大的特征是金融监管权力的高度集中,即权力高度集中于财政部和美联储,特别是财政部。这就是为了克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导致的多头监管模式的弊端。

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之所以被称作“华尔街的紧箍咒”、“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监管法案”,主要体现在下列内容;

第一,由财政部牵头,建立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任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成员为各金融监管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和一名总统任命的保险专家,定期向国会和总统报告美国在金融监管稳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改变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上“多头监管”导致的“监管空白”和“监管重叠”的弊病。

第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研究局,局长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核准任命。金融研究局的任务是动态地监控美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新情况,以及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成立隶属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核准任命。主要监管与消费者相关的金融产品中是否包含一些有风险的内容,例如信用卡消费、汽车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等,保证消费者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必要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以停止某种产品的买卖,以求降低风险。由于消费者金融涉及面很广,该机构可以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包括所有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而且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

第四,要求银行以及各种金融机构清理其衍生产品的交易,银行必须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进行交易,而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交易。对于场外(OTC)衍生品,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规定,除少数可以在场外交割,其他大多数的衍生品都要去交易所交割。这一规定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也将大大降低因OTC衍生产品交易导致的风险。

第五,限制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核心资本的3%;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银行做空或做多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这一规定的核心在于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率,限制其风险敞口,使其难以成为雷曼和AIG这样的“巨无霸”金融机构,从而在根本上避免“大到不能倒闭”局面的发生。

第六,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方面进行严厉监管,美联储可以监控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标准,并在关键时刻喊停。而对上市公司基于错误财务信息发放的高管薪酬美国证监会(SEC)拥有追索权。

基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此次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监管法案,它的签署会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环境并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影响

总的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大大强化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对于防范未来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做了比较周到的安排,这对于保证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影响。

我们在肯定美国金融监管法案抑制投机的积极作用时,也需要警惕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似乎可以说,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强化监管、抑制投机,另一方面也会打击创新,导致人才流失。抑制高管的薪酬、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甚至清算等等,都能够打击投机行为。但在打击投机的同时,可能也打击了创新。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很有才华的金融专家在严厉的监管之下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从而导致人才的外流。金融专家们也许会流到监管相对宽松的区域,比如说欧洲和中国香港。还有一种可能是金融业的人才在不同的机构之间重新流动,比如说很优秀的金融专家在这些被严厉监管的商业银行、大投资银行(工作),薪酬各方面受到约束了,那他可能会转投那些监管相对松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等,所以也会导致人才一个新的流动。

四、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加强监管永远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前提。美国由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最后导致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需要通过这个新法案来强化监管的能力。虽然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与美国不一样,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也存在监管不力的现象。中国可以依靠已有的法律架构来加强监管,让市场能够不断趋于良性状态,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的提出凸显了多头监管的弊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再加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此外财政部也有部分监管职能。这些机构各有职能和范围,也属于多头监管,长远看的话肯定是存在弊端的。所以我们要以美国为鉴,寻找方法协调多头监管的体系,把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能够简单地效仿美国的金融监督改革法案,否则就是“东施效颦”了。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跟美国不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投资者所能购买的金融产品数量非常有限,有很多合理的投资需求与规避风险的需求不能够通过金融产品得到满足。所以中国既要加强监管,但是又不能像美国这样来得太过严厉,来抑制我们的创新。

有人讨论中国是否需要建立类似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机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至少在现阶段中国现在没有必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可购买的金融产品数量十分有限,并且这些金融产品在设计、制造环节都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监管。美国则恰恰相反,金融产品令人眼花缭乱,消费者并不知道哪个金融产品的风险特性适合自己,因此美国需要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当然,也不排除以后我们金融市场的产品极大丰富了,在这些金融产品的设计、制造的环节上监管放松了,我们可能会出现类似美国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再需要一个类似的机构。

篇5：拜-多尔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法案由来

1980年美国联邦参议员拜（Bayh)和多尔（Dole）提出了拜-多尔法案，并于年底获得议会通过。拜和多尔都是资深参议员，拜是民主党，曾经和卡特竞选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多尔一度是共和党的总统热门候选人，曾同克林顿、小布什等几代美国政治家斗法，但都未果。在拜-多尔法案生效前，美国政府已经累积了2.8万多件专利，但只有5%被授权用于商业目的，其余则是废纸一堆。拜-多尔法案容许承担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在一定条件下获得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并对之随意处置。这个法案对研究项目的承担方提供了极大的利益激励。美国的大学自此也纷纷成立专利和知识产权办公室，并累积了大量的经验和人才。

美国政府的研究资助机构繁多，资助基础研究的是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大规模的信息科技研发课题经费则掌握在国防部和能源部。美国海军和空军每年都有大量研发经费分配给研究型大学和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美国国防部著名的“高等项目研究局”（DARPA）更是财大气粗。先进制造、互联网、超级计算等带动美国经济在上世纪末腾飞的行业，其技术源头都在DARPA。而国家健康研究所（NIH）则主导生物医药科技，相比于信息科技，生物医药行业更加依赖专利。拜-多尔法案最早的受益者不乏制药企业，如Genetech（基因技术公司）等。

苹果也是受益者

斯坦福研究所（SRI）创立于1946年，是一家私立的非盈利研究机构。在SRI不长的历史中，有几件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发明。比如1967年，恩格尔巴特发明了鼠标器，为此他获得了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SRI主要是通过承接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获得收入。作为非盈利性机构，SRI自然也可从拜-多尔法案获益。最近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的Siri。2000年，DARPA邀请SRI牵头做一项一开始被称为“可学习个人助理”的项目，SRI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事业部的威廉·马克领导了这个课题，在SRI内部，这个课题被命名为“可学习与自组织的认知助理”。在SRI的领导下，前后有20所大学加入了这项研究。他们一开始把目标锁定为“虚拟办公室助手”的应用，因为这是所有研究者最熟悉的环境。

在SRI，还有一项移动电话的研究工作在同时进行。当马克头一次见到智能手机时，他知道他正在进行的两项研究有了一个完美的载体，于是，整个项目的主题变成了“虚拟移动助手”。SRI位于硅谷，自然同风投关系密切。事实上，SRI有个会员制的顾问委员会，成员都是硅谷主要风投的合伙人。他们有权定期参观SRI的各类研究项目，如果SRI决定将研究项目派生出公司时，委员会的风投有优先投资的权利。马克首先将“虚拟移动助手”的项目给SRI内部的商务委员会演示，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商业化。此时，该项目已经花费了联邦政府1.5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投资顾问委员会里的两家风投公司决定投资，于是，公司在2008年正式成立，起名Siri，以示和SRI的血缘关系，风投公司前后共投入2400万美元。这时，iPhone已经投入市场近一年了。在借鉴了SRI的另一家派生公司的语音识别技术后，Siri在2010年2月公布了头一款应用，三个月后，苹果宣布收购Siri。在2011年乔布斯死后，苹果公布的iPhone 4S手机上，Siri首次作为杀手产品亮相。

尽管苹果从来没有公布收购Siri的价钱，但分析师估计，苹果至少支付了1.5亿美元给Siri的所有股东。当然，有人可能质疑：联邦政府早期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1.5亿美元，后来风投又投入2400万，这样的项目算成功吗？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Siri是一款会改变未来的产品，苹果的未来收益远不止1.5亿美元；其次，作为Siri风险投资公司，它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收益。而联邦政府的投入，应该从产品未来的社会效益中得到回报。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有拜-多尔法案，是不会有人告“国有资产流失”的。

最后的判决

但拜-多尔法案有时也会出现复杂的案例。2011年斯坦福大学诉Roche公司案，是很少的闹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胡罗德尼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课题组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研究爱滋病病毒。但在课题研究期间，他又被斯坦福大学派到一家私营公司Cetus做同样的课题。美国无论大学还是公司在同员工签署雇佣合同时，都会有一个附件，以指明员工在工作期间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等）归雇用单位，胡罗德尼也不例外。他先同斯坦福大学签署了知识产权协议，但在被斯坦福大学派往Cetus时，又同Cetus签署了类似的协议。Cetus后来被卖给美国最大的药厂之一罗氏，而罗氏利用胡罗德尼的研究，成果开发了爱滋病检测工具，并获得市场成功。

斯坦福大学遂对罗氏公司提出诉讼，其法理根据就是拜-多尔法案：在研究工作是联邦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成果归研发单位——斯坦福大学，而研究者本人无权把知识产权转让给其它第三方，也就是说胡罗德尼同Cetus当年签署的知识产权协议无效。这官司从联邦法院打起，低级法院一开始的判决有利于罗氏。主要原因是胡罗德尼同斯坦福大学签署的协议中用的词汇是“我将授予……”，而同Cetus签署的协议中所用词汇则是“我授予……”。这样，斯坦福得到的只是对未来权利的一种承诺，而罗氏得到的则是现实权利。斯坦福大学自然不服，最后经反复上诉，一直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因为英美是案例法，所以最高法院的判例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针对此案，最高法院投票以7:2支持罗氏，但他们使用的理由却全然不同于下级法院。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代表多数派写的判词里认为：“通用法则是发明权应归属发明者本人，尽管他是在为雇佣者干活……拜-多尔法案并没有剥夺发明者个人在联邦经费资助的发明中的权益。”这不同于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装配的汽车归工厂而不是工人。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同时也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斯坦福大学还是应该拥有权利的，只不过合同的措辞确实有问题。

篇6：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监管和分层次监管的监管体系。应该承认, 这套监管体系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然而, 随着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 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 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 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监管状况, 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等等。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引起全球金融危机, 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严重缺陷。那就是投资银行的高杠杆谁来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脱离实体经济的无度创新谁来监管?对冲基金疯狂投机谁来监管?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贪婪的攫取谁来监管?美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早在2008年3月,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其主要包括一些短期和中期的改革建议, 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美国财政部认为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 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 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着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 针对金融危机中存在的问题和美国金融监管不力的现状, 提出要进行彻底的金融改革, 2009年6月17日, 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长达88页的改革法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 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 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 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 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在“白皮书”基础上制订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 这个法案于2009年12月由美国众议院通过。2010年5月参议院又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修正案”, 修正案与原来的法案没有多大区别, 只是增加了美联储的权力, 让美联储恢复对规模较小银行的监管。原来的法案只给予美联储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权力。美国国会7月15日通过最终版本金融监管改革法案。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法案, 从而使法案成为法律。

从这个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来看:一是监管重心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转变, 并改分散监管为统一集中监管;二是规范金融产品交易, 对金融衍生产品、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严加监管;三是优化金融监管体系组织结构, 整合部分监管机构, 并加强彼此间协调;四是强化美联储监管权力, 扩大其监管范围;五是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监管目标之一。

美国这次金融监管法案的出台, 被视为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大成果, 也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其亮点之一是赋予美联储作为“超级监管者”的更大权力, 金融监管新政还包括对大银行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严格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及经营范围、各大银行将不得经营对冲基金及私募业务等核心内容。这些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在短期和长期都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也将重塑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游戏规则, 最终会对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产生深刻影响。鉴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 当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包括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新政, 或许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也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以前的分业监管体系相类似, 主要由“一行三会” (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构成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监管职能, 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说,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是基本合理的, 监管也是卓有成效的。

然而, 面对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现行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严格的分业监管显然已经很难适应需要。尤其是对金融控股公司总部的监管和对其下属分业公司的监管, 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监管边界不清、监管责任不明。金融控股公司中, 第一种类型如中信集团等是由中央政府推动形成的, 具备了协同运作的基础, 母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都受到监管当局的监管, 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从而可能是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一个趋向。另外两类金融控股公司只是初步形成了架构, 尚未对所控股的金融机构实行一体化经营或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与整体化优势远未显现出来。特别是由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在名义上坚持分业经营, 但难免由于集团内部不规范的关联交易而造成实际上的混业经营, 加之目前对这类企业还没有相应的约束, 易于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实施中, 各监管部门自成体系, 缺乏一套监管联动协调机制, 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 使被监管对象有可乘之机, 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经营的矛盾, 出现业务交叉中的监管真空。

因此, 应当借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经验, 改革和完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从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统一监管, 从对机构的监管逐步过渡到功能监管。

其一, 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 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门的有效协调。目前,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 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 建立一个更为超脱、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可先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 在条件成熟后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金融进行统一管理。

其二, 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特点, 一是注重宏观谨慎性监管, 另一个是着力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 在改革法案中规定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另外,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目前中国宏观审慎性监管的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行使, 具体来说由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金融稳定局来行使。但在“三会一行”的体系下, 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已经很难发挥稳定金融的作用。建议在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金监会) 成立后, 在中国金监会下设立三个委员会, 一是成立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 负责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性监管和宏观审慎性监管;二是成立投资者保护委员会, 负责业务运作与投资者保护;三是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将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合并进该委员会) , 负责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制定金融监管的各项法规和政策。金监会通过其下属机构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 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对各种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货币政策, 进行宏观调控, 仍然担任部分金融监管职能, 即负责监管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形成在国务院的领导下, 以中国金监会为主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进行金融监管的统一监管体系。在加强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同时加强微观金融监管, 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

其三, 重点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实力的增强以及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成, 我国已经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基本格局, 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制度性矛盾。所以, 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要强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 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 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 防范系统性风险。

其四, 加快金融监管体系自身的建设。其中, 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建设需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监管能力应与金融业务、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动态协调。要加快金融监管法规、制度和机制建设, 严防出现严重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死角”。要加强金融机构监管能力建设和人才储备, 特别是要尽快提高监管当局对资产负债、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等的监管能力和对风险的预警、防范和控制能力。要逐步升级监管技术和改善监管方法, 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与技术, 对金融风险进行甄别、防范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