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

沈从文《边城》（精选6篇）

篇1：沈从文《边城》

摘要：“艺术作品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是艺术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从“原型说”入手结合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及其代表作品《边城》探讨这一话题。苗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固然给了沈从文无穷的创作灵感，这在他的众多优秀作品中均有体现。但集体性的历史积淀并不是无意识地作用于艺术品，而是通过艺术家有意识地创造体现在艺术品中的。

关键词：原型说;集体无意识;沈从文;边城

一、艺术品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

“《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边城》”这部作品自身是自在而为的，也就是说《边城》是先于沈从文而在的，是被沈从文发现而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作品究竟是何以产生”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先在的，艺术家“发现”而非“创造”艺术品，这种观点即是艺术品的“先在说”。

(一)“先在说”的理论基础

“先在说”的基础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回忆说”，后人将其称为“原型说”。人们最早大都是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中认识“原型”的。事实上，“原型”一词并不是荣格的创造的，荣格曾指出，“‘原型’这一术语早在斐洛•犹大乌斯时代便出现了”①。而斐洛的“原型”思想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在柏拉图《裴洞篇》中，就有一段关于人类知识来源的论说，也就是“回忆说”。按照他的看法，人们看到一件事物时必然会想起与它类似或相等的事物，而这相等物就是回忆，这种联想和回忆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方式。假设这个说法是对的，既然知识是先于人而存在的，那么《边城》这个文本也是先于沈从文而存在的，沈从文便是因为“回忆”或者说 “发现”了《边城》而得以名声大噪，如此一来，《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说法就得以成立了。

(二)“先在说”的缺陷

“原型说”是“先在说”的基础，倘若我们能够成功的指出“原型说”的缺陷，也就推翻了“先在说”的理论基础，便能证明艺术品不是“先在”的，而是需要“被创造”的。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只要一件事物的视觉给你带来另一件事物的知觉，不管它们类不类似，就必定是回忆。”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人面对一件事物，必然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必然都是回忆，因为就一个人而言，他只能想起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知识来源于这种联想和“回忆”。这种“回忆”并不是先在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经验和学习经历而得知的。一个对沈从文略有了解的人看到《边城》时会“回忆”起沈从文，可若是他没有读过《边城》，难道能够可以通过柏拉图所说的“回忆”知道《边城》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么?

另一方面，从“回忆说”本身来说，这个说法的提出就是有问题的。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提出“回忆说”是为了论证灵魂是先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然而，这段论证却是以“人是在出生之前就获得这种回忆中知识”而结尾的。也就是说，“回忆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先于身体存在”，而它又不得不以此为“前提”，如此一来，它们是在“互为前提”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这只是一个循环论证，它们谁也证明不了谁。

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前面我们否认了“先在说”，但这似乎只能说明“《边城》”不是先在的，而是“被创造”的，却并不能证明是被沈从文而非前人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史上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艺术品并非人们所知的作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荣格。荣格把“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且认为“个人无意识”有赖于“集体无意识”，而后者是非个人的、非后天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一)集体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所有社会人的意识之中，具有“普世性”，“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③。然而，在分析歌德与《浮士德》时，荣格说，“《浮士德》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某种东西”。④这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集体”是德国，而不是世界，这与“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的说法显然不符。由此可见，对于“集体”的定义，荣格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边城》中流露出的湘西风俗和苗族特质而言，的确应该是适用于每一个湘西人的“集体特质”。然而湘西苗族的民族积淀并不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从内容上讲，仅有苗族的历史积淀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代，沈从文有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该题材的出现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而这些个人经历并不是苗族人共有的。如果非要用“集体无意识”来分析这些作品，怕是要把这个“集体”换成“从军者”而非“苗族”了。那么“集体”究竟是指什么，是种族、民族、还是地域?既然“集体”概念难以确定，这就证明“集体”之外，另有其他“非集体”的因素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创作，比如，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等。

(二)无意识

如若“原型”是存在的，它究竟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地影响创作者呢?荣格认为《浮士德》等作品中的重大幻觉经验掩盖了作者个人的爱情经历，这种神秘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了艺术家的创作。沈从文的《边城》恰好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也有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因素，但这些却并未掩盖爱情的主题，作者个人经历也在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以“翠翠”的形象为例，“翠翠”身上有四个人的影子，一个是芦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说，“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是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⑤;第二个是沈从文夫妇路过北九水时遇到的女孩儿;另外两个年轻姑娘的影子，一个是他年轻时追求过姑娘，另一个是颇受他宠爱的九妹。首先，这种原型并非“集体无意识”;其次，“翠翠”这一形象的呈现不是历史积淀的无意识作用，而是经过作者有意识地加工得以塑成的。

三、沈从文之于“边城”

艺术作品中固然会有某种历史积淀的存在，但这种积淀不是“先在”的，而是人类社会的积淀。且这种积淀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并不是“无意识”，而是与作者个人经历紧密结合之后经过作者的“有意识”地改造的。

(一)有意识的“原型”：作为个体的沈从文

与沈从文先生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著名学者金介甫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⑥值得注意的是，金介甫所说的是湘西对沈从文“偏爱文学”的影响，而不是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湘西文化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却不是促成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动因，更不是成就其作品的直接缘由。传统文化和湘西风俗也对沈从文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但他的创作是有意识的主动创作，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作者有意识构建出来的`，而非无意识地自在的存在。正如赛龙舟在《边城》中已经不单单是传统仪式而成为了推动翠翠与傩送的感情发展的线索;翠翠的性格特质也并不仅是湘西姑娘身上抽象概括而来，而是有了作者平生所遇见过的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姑娘的影子。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原型”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也不能将其夸大为“集体无意识”，因为这些“原型” 已然不是简单的原始模本，而是加入了作者个人感悟的有意识地创作。

(二)城乡之间的“边城”：艺术家、作品与社会

艺术家与艺术作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不仅它们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与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密不可分的。北京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湘西的经历给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但他的文学底蕴却是在北京积累起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离开了故乡，处在北京、上海等都市环境中，沈从文才能以对比和景观的姿态来看待湘西、看待凤凰。《边城》一方面是源于他对故乡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正是沈从文身处的社会现实的反面。在《边城》及其题记中，依稀可见沈从文对于某些堕落的都市现状的抵触和反感。这些现状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动因，也正是这种反衬使得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傩送越发动人可爱。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神巫色彩浓厚，而到了中后期则越发的贴近社会与现实，这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艺术家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沟通艺术品与现实社会的桥梁。社会通过影响艺术家而影响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不仅可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甚至也可以对社会有着具体现实的作用力。沈从文早年从军时路过茶峒，使得它进入了《边城》这样一个文学世界。茶峒改名“边城镇”以坐实“边城”之名。沈从文成就的不仅是“茶峒”， 如今的“凤凰城”也以沈从文故乡之名而著称于世，如今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和文化古城。沈从文曾经谈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他说自己也分不清楚。

经过上述讨论，所谓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没有关系这类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够脱离出现实社会而独立存在，艺术家是如此，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所谓“原型”，并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无意识”，而是有世代积淀的有意识的人类成果。“原型”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固然是存在的，却也是有限的。作者的有意识地创作才是艺术品诞生的真正途径。正如沈从文所说，“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从我个人来看，却产生完成与一种人为的计划中。”

参考文献

[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版第1次印刷

[2][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版第1次印刷

[4]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周仁政[著].巫觋人文――沈从文与楚文化[M].湖南：岳麓书社.12月第1版.

[6]沈从文[著].边城[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注解：

①[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第1版第1次印刷,P6

②[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6

③[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第1版第1次印刷,P5

④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第1版第1次印刷.P238

⑤沈从文[著],周施[选编].大山里的人生[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月第2版.P40

⑥[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4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2-P23

篇2：沈从文《边城》

一、创作背景

《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作者的代表作。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

二、《边城》的情节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为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三、纯朴的人情

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古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边城》第三节）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

1．翠翠

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了她对爱的执著。

2．外公

外公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3．天保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

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四、孤寂的内心

作为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湘西，人们的身上也流露出孤寂的色彩。

1．翠翠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外公不能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只能哄劝她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对于一个花季少女，这样的话太不切实际了。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无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2．外公

外公因为孙女和孙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动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他对翠翠“温和悲悯地笑”，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节选部分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天保兄弟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纠葛中。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之地。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可以说，《边城》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中挣扎着，最后“也许明天回来”不过是孤寂中的自慰罢了。

五、文化内涵

作者的理想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作者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

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作者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思想内容：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作者以纯净的笔触谱写出一首爱与美之歌。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绚丽清新，是一幅优美别致的风土人情画卷。而青年男女的情爱，父子祖孙间的亲爱，人民相互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万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人了全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 象之中。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的青山绿水是美的，边城的故事是美的，边城人那种沉浸于生活、融会于自然的心态也是美的。

***重要语句：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船夫”、“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像是触及到什么,是童年某个太阳温暖的下午,还是现在有些把握不透的世界.“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篇3：论沈从文《边城》的叙事魅力

一.叙事空间的设置

1. 利用叙事空间来衬托作品理想与现实的悲剧色彩

《边城》一开始就为读者描述了一幅祥和平静的乡村生活情景, 把人带入了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沈从文凭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生活体验, 以湘西边城特有的各种意象营造出文本的意境:如文中的山城、白塔、渡船、码头构成了湘西边地独有的风景画, 给人审美感受与风景的意象美。可作者远不是想给我们描绘一幅自然和人文的景观, 清新的文字背后, 可以看到作者要反映的深刻的社会问题。沈先生自己也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故事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 照例那作品背后的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这说明作品对看似平和的生活的充分描绘, 实则是为展示这种生活下的矛盾和冲突服务的, 或者说是一种美丽的乡村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与现实不幸的比照, 一片祥和之中引出淡淡的忧愁和无可回避的凄凉。

自然环境的描写是作者用来表达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手段, 自然景物有其深刻的象征含义。《边城》作品里的水不仅美, 更有丰富的象征含义。有人分析了河水的象征含义[2]:一方面是破坏和死亡, 这可从翠翠母亲喝河水而死及老船夫死时河水暴涨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调和和生命, 这可以体现在依山靠水的当地人的平静生活中, 尤其是老船夫和翠翠每日与水为伴的美好生活中。另外, 水也可象征寂寞和孤独, 水不停地流走, 带走了深爱着翠翠的爷爷, 也带走了她的爱人———傩送二老, 而只留下翠翠一人在水边孤独寂寞的等待爱人的归来。白塔也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作品一开始对白塔的描写, 可看作是河边人民美好生活的象征;然而白塔最后在那个风雨交加之夜的倒掉, 也象征着美好理想的破灭。老船夫为翠翠的幸福费尽心力, 仿佛是在为她建造一座幸福的“白塔”, 每做一件事都像是在为白塔添加一层, 然而终因重重误会而毁灭, 河边的白塔是真的倒掉了, 幸福的“白塔”也随着老船夫的离去而消失了。这一前一后两者的对比, 充分显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最终以象征“理想”的白塔的倒掉为结局, 也表示着作品的悲剧立场。

2. 利用叙事空间来铺摆故事情节

由于五四及革命, 激烈尖锐的社会矛盾集中表现在城市之中, 而沈从文却选择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乌托邦”来对抗“城市梦魇”。在《边城》中, “湘西乡村世界”成为《边城》的叙事空间是以背景形式出现的。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 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 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 一入辰河流域, 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 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 试仔细注意注意, 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 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 几乎快要消失无余, 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从团总碾房 (象征金钱财富) 对爱情的争夺, 顺顺对二老的逼迫, 吊脚楼上妓女陪客, 中寨人用心险恶, 龙舟赛上观赛者势利的谈话, 都可看到古朴人性正被腐蚀, 理想在慢慢消失。这一切, 为命运冲突提供了社会背景。在《边城》中, 小河、吊脚楼、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夜半歌声……曾经令人神往, 引起无限遐思的地方、风俗成为了故事情节铺排的空间。如翠翠初见船总家的二老, 是在两年前的五月端阳看龙船;又加团总将一座新碾坊作为女儿的陪嫁;再如男女订亲, 有“走车路”和“走马路”的说法;还如两兄弟月夜里同到碧溪岨去唱歌等, 这些都成为了故事的情节。沈从文凭藉对现实的敏感, 以湘西边城特有的各种意象营造出文本的意境, 对人生的洞见都在也这个崭新的结构中得到包容与释放, 获得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 让理想与现实交会碰撞出时代的悲剧色彩。

二.叙事时间的巧妙控制

1. 以叙述的高频率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

按照热奈特的观点, “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故事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在两者的关系中分为时序、时距、频率”。笔者就《边城》中写翠翠父母的频率进行了梳理, 结果在21章的文本中, 仅有6处提到翠翠父母 (或一方) , 分别是第1、7、11、12、13、21章, 字数约600左右, 仅占全文的1%左右, 但却分布在故事的开头、高潮、结尾各部分, 可以说, “从头到尾, 翠翠父母的故事都像影子一样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3]可见, 翠翠父母的故事是《边城》叙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字数不多, 频率却相当高。它在整个文本叙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 既交代了故事人物的身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同时也展现了母女两代人的悲剧。

文章开头不久便以寥寥数语概括了翠翠父母从相识、相爱到殉情的整个故事, 起到介绍故事背景的作用, 使文本开头直接渲染出一种悲恸哀婉的气氛。“翠翠的母亲死了, 十五年来, 抚育孩子是船夫忠实的生存下去的人生意义, 看着孩子的长成似乎欣慰。当一个孩子如此强烈的成为他人生的全部意义是往往会预示着什么。”这段叙述似乎没有什么, 但却笼罩了翠翠的一生。接着孩子长得越来越象母亲了, “乖得让人怜爱, 也懂得使家中的长辈快乐”, 这使得老船夫有了些担心, “他口中不怨天, 但心里不能完全同意这中不幸的安排”, 当他看出孩子的心事时他急于从女儿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要替翠翠安排“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 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悲剧在安排之中潜滋暗长, 可在充满爱情幻想的憧憬中翠翠退却了, 老船夫又再次感觉到母女两有共同的命运, 为避免悲剧的发生, 老船夫试探性以母亲的性格鼓励开导孩子, 又将母亲的浪漫爱情与爱唱歌告诉了孩子, 这以后因歌而发生的误会以及产生的悲剧就这样通过这件高频率的叙事不幸成为翠翠命运的畿语。这几次断断续续的补叙既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悲剧, 又在无形中预示并促成了翠翠命运的悲剧。

2. 以述本的时序变化展现祖孙三人的悲剧

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 用热奈特的话说:“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 即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故事时序固定不变, 叙事时序可变化不定。”纵观文本, 有两条时间之河:一条是依循自然世界中最寻常的规律, 以顺序的形式呈现的显性时间, 即翠翠的成长与爷爷的老去, 其中4、5节补叙前年、去年端午翠翠分别认识二佬和大佬。第7节用倒叙写祖父与翠翠在端午节前三天的对话。时间的自然相续, 合成翠翠美丽而忧愁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祖父与杨马兵的忧伤回忆, 以补叙的形式呈现的隐性时间, 写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作者穿梭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 以现代体验与过去对话, 抒写关于过去的“记忆”。同时也在叙述中造就了第三个人物——老船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船夫女儿因爱而死。死亡的阴影一直就这么远远地挡着他的眼睛, 逼迫得他急于要在自己死前为孙女安排好一切。但老人的痛苦还不止于此, 更重要也更致命的是, 在他内心还有着比翠翠的自然生命更强烈的另一种脾性, 即执著并忠实于某种愿望, 费尽了心思要想探究它, 安排它, 即使结局渺不可期——这便是从女儿身上得出的“理想”。可“一切有个命”, 翠翠的爱情不过是个幻影, 祖父想来成全她, 自然更是一场梦罢了。而他为人的质朴与世故, 淳厚与精明, 率真与老练, 周全与暧昧, 种种因素纠结在一处, 反使得自己一步步陷入窘境, 现实的事情也在无可奈何中变得越来越别扭, 事与愿违本在预料中。沈从文说, “睁着眼睛时, 他做的梦比那个外孙女翠翠便更荒唐更寥阔”。直到最后这样的理想也没有实现。

在这里笔者仅从设置叙事空间和控制叙事时间来欣赏《边城》作品中展现的理想与现实的悲剧色彩, 这正体现了沈从文是一个有深厚功力的结构文本大家。

摘要：该文探讨了沈从文在创作《边城》中所精心设置的各种叙事元素, 包括设置叙事空间和控制叙述时间。笔者认为, 作者博采传统与现代叙事艺术手法之长, 创建出独特的小说文本, 让我们在新旧湘西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态中, 体悟出《边城》理想与现实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叙事空间,叙述时间,悲剧色彩

参考文献

[1]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安承雄.《边城》里河水的象征意义[J].中国文学研究, 2000 (1) .

篇4：沈从文的《边城》

在这期杂志第二十七页的“文艺动态”中，有一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水浒传》将由文华编导委员会集体整理，并请郑振铎、王天木为顾问。茅盾名著《腐蚀》由佐临编剧。

这是我所见最早的一条有关《边城》以及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

然而，初见这则消息，我着实是有点儿吃惊。

“三年前”，也就是1947年，有人将沈从文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国内著名的作家，《边城》作为文学名著也已经基本上被大家所承认。而且，早在1936年，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就已经发表了由邵洵美的美国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和辛墨雷（译音Shing Mo-Lei）合译的《边城》，当时的译名是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即“翠翠”。到1947年，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和Unwin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由金隄（Ching Ti）和罗伯特·白恩（Robert Payne）翻译并编辑的《中国大地：沈从文的小说》（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eng-Wen）一书，其中也收有《边城》，译名是The Frontier City，算是小说名的直译。这样，也可以说《边城》算得上是已经走向世界的文学名著了。

但是，众所周知，就是在此之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沈从文遭遇了他的人生的低谷。

1948年3月，在香港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了一组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署“本刊同人／荃麟执笔”）、《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所评为沈从文散文《芷江县的熊公馆》）等。在这些文章中，冯乃超说沈从文是延续着“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郭沫若则宣称沈从文的小说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图”，又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

1948年年底，沈从文工作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出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随后，又有人在壁报上张贴了用大字全文抄录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

1949年春，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导致精神危机，沈从文曾经试图自杀，幸被及时发现而获救。

1949年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

1951年秋，沈从文转调历史博物馆工作。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竟然有人将《边城》称为与古典名著《水浒传》以及当时的全国文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小说《腐蚀》并列的“文学名著”，而且还试图将其拍成电影，而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的《文艺报》，竟然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文艺报》的署名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三人，应该由丁玲负主要责任。尽管丁、沈二人自二十年代就已成为朋友，沈也曾于1949年9月8日写信给丁玲，但依照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丁玲的思想状况，《文艺报》上的这一消息不可能是出于丁玲照顾沈从文的特别授意。

至于消息中提到的文华影片公司，是著名电影事业家吴性栽（1904—1979）1946年在上海创办的，而吴先生本人则于1948年即迁居香港，估计上海文华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初就很快不存在了。1947年将《边城》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桑弧（1916— ），是一位在四十年代走向影坛的著名编导，后曾于1956年执导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电影《祝福》（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而重新编写《边城》剧本的师陀先生则是新文学史的一位著名作家，三四十年代和沈从文关系密切，解放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曾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

由这些人参与其事的电影《边城》，尽管已经在《文艺报》上发布了拍摄预告，但所谓的“近期即开拍”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实，事实是最后并未能真正拍摄成功。因此这则消息也就成了一条没有下文的消息。

在中国大陆，直到1984年，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边城》。该片由姚云、李隽培编剧，凌子风导演，并于1985年获第5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1981年第3期的《芙蓉》杂志上也曾发表过徐昌霖等人根据《边城》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不过，这均已是出现在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之后的事情了。（1980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所写的《“沈从文热”》一文。）

篇5：边城沈从文

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一部充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的爱情悲剧。

作品鉴赏：

1、思想内容：

《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沈从文以如椽巨笔，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以牧歌式的情调描绘出田园诗般的边城世界。这里的人民保持着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就连吊脚楼**女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的淳厚，俨然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桃源仙境。这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这是抒情诗，也是风俗画。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

2、人物的塑造：

《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然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写意传神笔法较深的熏陶，它的人物更具东方式的恬静的美，如翠翠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吹日晒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3、语言及结构：

《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沈从文在文中写道“‘茶峒’的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棓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这些都是湘西世界之美，仅用纯粹不加修饰的行字，就把观众带进那样一个至纯至善的生活环境当中。随着作者的笔锋一路走下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朴实无华的当地建筑，还有“茶峒”悠然自得的生活形式，好比文中所说的，“在春水涨进街头后河街上的人家，便会用长长的梯子，各搭在屋檐口和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生活在这样一个艰难环境中的人们才是最贴近自然，反朴归真，“茶峒”中的人会共患难，相互扶持一起度过最困难的时候。

篇6：沈从文与《边城》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

“边城”对沈从文而言是熟悉的，在《从文自传》里面说是行军于湘水流域之际路过的一片夹岸的竹林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相对于现实，边城无疑是美好的桃源世界。里面翠翠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沈从文道听途说或亲眼目睹的身边故事，即一个小女孩到少女的成长历程。这里的女孩，是完全由大自然教养出来的，是风里日里长养的。从某种意义而言，翠翠是劳动创造的少女，和原始古朴的茶峒城一起，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童年时期。

翠翠与二老傩送的爱情悲剧，表面上看来，是由于阴差阳错的一系列误会，或者是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把握的命运。但在我看来，这是沈从文有意给湘西世界出的一道难题。爷爷了解二老的想法，却仍然给走“车路”的大老留有机会，是由于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顺顺以为祖父能替翠翠做决定，却不知祖父想要尊重翠翠的想法;翠翠见到二老转身跑掉……确实是一系列的误会，但误会具有必然性。在生命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人教给翠翠如何去表达，甚至翠翠自己都不知道她的一系列奇妙的梦境幻境意味着什么。她看到新媳妇，觉得隐隐的快乐，却不知道这种快乐究竟来自何方，更不会了解她眼中的“新媳妇”和祖父、顺顺、二老理解的是何等不同。看到落水的二老，她低头走开，却斥责黄狗：“你又不翻船，谁叫你落水呢?”她自己也不会知道，这里究竟包含了多少对二老的感情，所以祖父问她的时候，她只好说“没有什么”了。

翠翠无法表达，也不会表达;在这里，生命的自然状态就是沉浸的梦想。翠翠驾着这只生命之舟，无可避免地告别童年，告别爷爷。翠翠和祖父的亲情缠绕，给祖父带来的是暮年的苦涩;而少女的爱情，又令祖父重新想起翠翠母亲的悲剧。作者在结尾中写白塔塌了、船跑了、祖父死了，是为了表达生命规律必然的悲剧色彩：自然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人生的忧伤。

翠翠和二老的恋爱悲剧，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原始、本真的生存方式，在被沈从文推崇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身。因此，湘西世界在先进文明和自身悖论的双重矛盾之下，有力地消解着“牧歌”情调，沈从文虽然对湘西世界心存留恋，但到底孰优孰劣，却很难判断。推而广之，翠翠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一切尚未展开便已消失，就像生活中无数相错的.美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边城》获得了更加普遍的思考意义。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前后的态度变化，是他身上苗族、汉族、西方三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沈从文生长的苗疆，是长期未开化的巫风盛行之地，他耳闻目染了许多边地文化和习俗，湘西的山水风物作为一种自然文化，有力地支撑了沈从文的美学建构。正如他自己所说，“水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 都少不了水。”而在辗转湘水之间，又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和几十卷字画，中原文化向其打开了一扇窗口，正因为此，沈从文才会离开湘西。西学则为沈从文注入了理性精神，若没有理性的注入，或许湘西世界不会成为最经典的文学“原乡”之一。

同时，深受进化论影响，沈从文在营造湘西世界时有意将“生命”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是原始的生命形态，物我合一，表现为人性的朴素、情感的健康和个性的单纯，但这更多的是原始的蒙昧色彩，《阿黑小史》《龙朱》当为此类。第二层是自在的生命形态，单纯朴素的个体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主体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代表是《柏子》《萧萧》。第三层是自为的生命形态，人从蒙昧状态中觉醒，即使不能改变命运，也能坚守个体的本性，出淤泥而不染。《边城》属于第三层次，面对碾坊的物质诱惑，傩送仍然选择了要渡船。由此，沈从文把“美在生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标联系起来，正所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潜渊》)

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普遍怀有“离乡怀乡”的情绪，近代文明冲击着古老的中国，而平静温和的传统农业社会仍然有重要影响。因此，即使开放如新感觉派，也有挥之不去的挽歌色调。沈从文也不例外，说到底，“湘西世界”和“边城”是转型时期古老中国的缩影。在文化的激烈冲突中，沈从文看到了都市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在湘西世界中发现了勇敢、朴实、热情等特点，以“乡下人”自居，却不因此回避湘西世界的弱点。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为了供奉“人性”的理想，重新构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在现代化物欲横流的进程中重建自然健康的人性，实现边城颠覆都城、边缘颠覆中心的宏伟目标。要求摆脱单纯的物质欲望对人的异化，自是一味慰藉人心的药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