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议程 - 国立政治大学欧洲语文学系

研讨会议程 - 国立政治大学欧洲语文学系（精选3篇）

篇1：研讨会议程 - 国立政治大学欧洲语文学系

「全球化下歐洲與歐盟語文的發展趨勢：語言、文學、文化

與翻譯」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103年4月26日（星期六）09：00-16：3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議程：

※ 引言人發表時間為12分鐘。

※ 自由發問時間每人以2分鐘為限。

篇2：研讨会议程 - 国立政治大学欧洲语文学系

图 2 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立面与 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校园建筑 (2a：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 2b：Pavilion X on The Lawn at UVA)

引子

国立中山大学1)新校从创立之初, 即肩负着孙中山先生嘱托, “为党为国, 树一最高学府, 以救中国, 救民族”2)。新校于1932 年在广州东郊石牌地区破土动工, 秉着“供几百年的保存, 供几百年的使用”3)的要求, 在资金与时间极度紧张的条件下, 随后六年时间内先后三期完成了校园中心区一批高质量的建筑作品。在笔者看来, 文学院当属同期修建的建筑中最精彩的一座, 至今仍然意味隽永。

“文学院为各学院之冠, 建筑伟大”4), 故文学院位于校园建筑序列的最前端, 与法学院分立东西两座山头, 是进入校园最先映入眼帘的建筑。“文”乃国家精神的象征, 文盛则国强, 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等一批大家都曾先后受聘为中大文学院的导师, 可谓大师云集。文学院的设计,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期望中进行。

图 2 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立面与 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校园建筑 (2a：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 2b：Pavilion X on The Lawn at UVA)

图 4a 1934 年文学院正立面修正蓝图 ( 局部 )

图 4b 2011 年文学院正立面测绘图

文学院的建筑师郑校之先生1889 年生于广东香山, 1904 年被送往朝鲜留学, 在国家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科修习, 1908 年毕业后于香港巴马丹拿 (Palmer&Turner) 事务所见习。他曾参加“现身说法社”等革命宣传团体, 后加入同盟会, 组织“民乐社”5), 1912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入狱6)。从1917 年开始, 他在国民党内任职, 担任过行营庶务科长7)、大本营技师8)、广州市工程测量师公会会长、广州市市政厅工务局代理副局长、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营缮科上校科长9);1926 至1928 年任南京总理陵墓监工委员会监工委员;1932 年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工程办事处技师, 与杨锡宗、林克明、余清江等人共同参与了石牌新校园的建筑设计10)。

文学院无疑是对建筑师的巨大考验:这座殿堂里将传授的知识涵盖了宽泛的人文学科, 集多重象征于一身;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 建筑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 被校方要求冠以传统大屋顶;同时, 建筑需要体现新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郑校之在《建筑与样式》11)一文中这样写道:

“各时代有各时代的不同样式, 在同一时代内更分为种种流派……彼此各相殊异, 千差万别, 但就某种定型上看, 其间仍多少具有相似共通点……考建筑上各种样式之产生, 实决于下面的两大主因:即天为的主因和人为的主因…… (天为的主因中) 地理的条件对建筑样式的影响最为明显。……凡此种种, 足以显示气候对于建筑构造的支配力, 特别是对建筑的样式。”

郑校之如何看待这些“天为之因”与“人为之因”并最终创作出一座优秀的建筑?笔者以下将通过设计中的三个话题逐一展开讨论。

1 门廊的转变:多重象征的融合

“文学”一词源自古希腊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研究, 其后扩展到探寻万物真理的各个领域。中国近代以来, 随着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引入, 文学院开始在中国大学中出现。国人认识到东西方文明“彼此唇齿相依, 其中疆界可分而不可裂”12) , 故中山大学的文学院开设有中外文史哲等多门学科13) , 力求人文科学研究的融汇贯通。

文学院建筑最醒目的特征, 是正面两层高的西洋式门廊与中式歇山顶形成的强烈对比, 彰显出学院学贯中西的特点 (图1) 。建筑整体坐北朝南, 采用工字形平面, 中部体量高三层并加盖歇山屋顶, 东西两端各二层并向南北伸出。主入口并未采用中国传统样式来谋求与屋顶的统一, 而形似古希腊柱廊, 与屋顶风格迥异风格。

现存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的这批文学院档案14) 包括建造合约、建筑工料章程、来往信函和设计图纸等。图纸包括一套修正蓝图和一张后期增补的大样图, 记录了方案和大样的修改过程。其中唯一一张正立面的蓝图15) (图4) 绘制于1934年10月, 此时已是方案修正稿阶段, 图纸与建成后效果基本一致, 唯有门廊的样式发生了变化。从这套图的平面图16) (图8) 也能看到, 廊柱与建筑主体部分的轴线无对位关系, 本身也无尺寸标注, 说明门廊被视为独立部分, 将最后单独深化。这种组合让人联想起托马斯·杰斐逊的校园建筑设计, 他在立面上组合古典建筑元素, 表达大学对自由民主的向往 (图2) 。这种通过叠加古典元素表达象征意义的新古典主义方式17) , 常被近代中国建筑师所借鉴。文学院的门廊也被作为传递重要信息的符号来设计。

门廊的造型十分特别, 有“中西合璧”之感 (图3) 。廊柱明显受古希腊多立克柱式的影响18) ;柱身的梭形收分和八瓣柱础留有中国古建筑的色彩;大厅内立柱柱身有纸草茎纹的沟槽, 带埃及文化意味;檐口的卷草纹饰和室内楼梯扶手的线条以及柱头、檐部饰带、金子底山墙等处的装饰流露出新艺术运动的特征;而二层的阳台、首层的墙裙以及墙面的自由开窗, 则体现出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

在森佩尔探讨“原型”之时, “柱式”已然失去了神性的光辉。新艺术运动时期, 立柱的装饰表现力更加突出, 不再拘泥于传统, 涌现出丰富多样的基于新工艺并体现建造逻辑的设计。郑校之在香港见习工作时, 或也受到了正流行的新艺术运动的影响。他对装饰手法的运用与路易斯·沙利文的装饰与构造理念有相似之处。沙利文认为“通过体量和比例可以传递高贵和庄严感……装饰是精神的奢侈品……装饰与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共鸣, 显然两者都从这种共鸣中获益, 他们相互加强了对方的价值。”19) 文学院需要表达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郑校之将精美的装饰图案与结构有机结合, 实现文化寓意的同时也提升了构造美感。这些“檐口花梁及扢鸡图案造法困难且与别学院图案不同”, “原用灰泥画花批荡……改用意大利批荡”20) , 技术难度高、造价昂贵, 在当时的建校条件下能够实现, 实属不易。这套由全新设计图案组成、通过当地营造厂先进工艺制造的装饰体系, 是郑校之探索文化象征性的主要手段。

回到之前的问题, 只有门廊后来做了调整, 究竟是为何又进行了怎样一番调整?从图纸方案到建造完工, 门廊由中式的“门”转变成为西式的“柱廊” (图4) , 最关键的原因是立柱比例:蓝图上立柱柱径小且柱距较宽, 心间与次间比例关系约为1.6 的黄金比, 开间类似中式建筑“门”或“牌坊”。而实际建成后, 次间收窄, 心间扩大, 去掉柱础, 加粗柱身, 将列柱调整为类似多立克柱式建筑的一个局部 (心间中央再加一根立柱就能构成等柱距的“柱廊”) , 并且门廊主体鹅蛋黄色, 整体的古希腊特征鲜明起来。为何如此调整?固然从实用功能上讲, 去掉圆盘状的柱础、扩大心间更利于通行, 然而这不足以成为风格改变的根源。门廊的象征意义远比实用性重要, 郑校之最终选择呈现带有强烈古希腊殿堂感受的入口, 只遗憾他自身并未解释为何作出此番修改。

文学院的装饰图案没有照搬传统, 全都进行新的设计。柱颈和柱头以及檐口的图案尤为精美, 流畅细腻的线条通过意大利批荡的套色拼花得以实现。图案大多抽象而难以判断其准确涵义, 然而在柱颈有一圈图案, 清晰可辨是“飞机与大炮”21)!文化为何与战争发生关联?如果门廊是解读文学院象征性的关键, 则这圈绘于柱顶的图案, 就是解读门廊用意的“题眼”。门廊究竟象征了什么?此处图案不免令人回溯建造当年的特殊时代。

1932 年石牌校园动工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 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因而校园内主要建筑皆被要求采用中国固有建筑形式22)。1934年由于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参加远东奥运会, 民国政府宣布退出以作抗议23)。而同年德国邀请中国参加1936 年柏林奥运会24), 国内民众遂为之振奋并大力宣传25)。随着顾拜旦将奥林匹克精神重新诠释, 注入对民主社会和世界和平的追求以及现代教育意义, 这鼓舞了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同年国际奥委会决定恢复古制, 凡举办奥运会, 必须从赫拉神庙前的祭坛取火传递。当我们将赫拉神庙与文学院门廊对照时, 其柱式比例居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图5) 。郑校之深化门廊方案发生在1934 年10 月, 也许受到上述诸事件的触动, 而激发了设计灵感。

柱廊有一处重要特征被保留下来, 就是四根立柱顶部放大的圆盘, 其突出的造型意义何在?形式本身也许就是答案。原蓝图中柱头与柱础“顶天立地”的对称圆盘造型, 实际建造时虽取消柱础, 但柱顶的圆盘保留并更突出。追溯中国礼乐制度, “辟雍”26)是国家最高学府, “辟者, 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 于雍水侧, 象教化流行也。”27)希腊文明也是通过圆来表达真理的统一, 故而圆盘同时表达了东西方关于文化的理解, 在设计中被保留并得到极夸张的表现。

图 5 两处赫拉神庙柱式与文学院门廊对照 (a：Temple of Hera, Olympia; b：Temple of Hera, Selinunte; c：文学院)

图 6a 屋顶的孔雀脊兽

图 6b 三楼挑梁与檐部饰带

文学院的象征涵义, 也通过建筑的其它部位的装饰符号得以补充。屋脊脊兽青色琉璃凤凰与鸾鸟, 源自南方的文化图腾——朱雀。入口门框上浮雕着仙鹤, 廊柱与厅柱上是忍冬纹和卷云纹拼花, 窗上是“文”形图案, 二层圈梁上绘有莨苕叶纹饰, 三层檐部绘有莲花与鱼形图案, 是多种文明的吉祥之物, 寓意高洁 ( 图6) 。

值得思索的是, 文学院毫无高高在上的官式建筑的肃穆感, 这是郑校之的设计与其他古典复兴式校园建筑在气质上最大的不同。该建筑并未采用古典三段式, 没有中式殿堂象征等级的要素, 而代之以平缓的二级入口台阶、线脚简洁的墙裙、自由的墙面开窗和连续的水平阳台, 准确传递了文学院建筑作为思想殿堂的精神要义。求知不分尊卑贵贱, 春秋时代如此, 雅典时代亦如此, 文学院的大门向所有求知者敞开。这座绿瓦屋顶的殿堂仿佛等待着孔子与弟子再次习礼于树下, 迎接着一个平等教育时代的来临。

2 平天台遭遇大屋顶:现代与传统的辩论

文学院另一处精彩, 是由大屋顶引发的现代主义与传统形式之间的论辩。文学院最初的构思已不得而知, 1934年8月9日新校舍建筑委员会第八次决议写到:“照郑则师图则, 将平天台之中部改为绿瓦式”28) , 可见原本文学院的屋顶是平天台。两个月之后, 蓝图修正方案产生, 郑校之运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只在中部三层楼顶加盖歇山大屋顶, 二层两端以及门廊顶面依然保持了平天台。为了屋顶外观统一, 在环绕立面二层女儿墙的高度做了一圈坡屋檐, 仰视时, 二楼顶盖俨然也是完整的“坡屋顶”。

文学院不仅兼备了天台与大屋顶, 而且其大屋顶相较其他系馆也更为低矮。可以确定这是郑校之的本意, 他曾担任过中山陵的监工员29) , 一定了解中山陵祭堂通过拔高屋顶弥补视差的方法, 而文学院的侧立面图显示屋顶已非常平缓, 再利用视差, 更减少了屋顶的威严感受。

真正的难题发生在屋檐转角。现代建筑师驾驭大屋顶并非易事, 不得不承认, 文学院大屋顶的转角起翘效果不甚理想:从侧面观察时, 垂脊与戗脊衔接自然, 飞檐微翘, 轮廓舒展, 然而从正面走近并仰望角部时, 则感到飞檐外伸略长且单薄, 造型不够自然。这个缺陷如实反映了中国传统屋顶与现代建造手段之间的不协调, 用现代结构逻辑表现传统建筑造型, 折中之后必然导致纯粹性的折损。混凝土浇筑取代木构造搭建, 坡屋顶便失去了构造的合理性, 单纯通过立面的设计, 预估屋角透视形变的风险难度陡然上升了。郑校之不愿“浇筑”出仿木“搭接”的构造, 他将檐部斗栱、角梁、飞椽等统统简化, 抽象成从墙身圈梁处挑出的挑梁支撑屋檐。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如果飞檐翘角过高, 飞檐底部与挑梁间空间无结构填补, 则造型与构造间的矛盾将暴露无遗。为了坚持技术理性, 就只能减小起翘高度, 代价就是屋角抬升不够, 传统形式美感的表达不够充分。

剖面图生动记录了斗栱转变成挑梁的构思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进化”的不同阶段:起初三层歇山顶的支撑还是斗栱样式, 二层坡屋檐的支撑已简化为扇形斜撑 (图7) , 这是最直觉的简化方法。放大至剖面大样图时 (图7) , 下部构造依然仿照斗栱“出跳了两斗”, 而上部即改用三角桁架支撑, 转成符合材料受力的构造。在斜撑外侧还伸出一截装饰, 像在模仿斗栱上的斜昂, 可见“斗栱”这个棘手的元素令建筑师多么挣扎。而最终通过结构的优化, 彻底摆脱了对斗栱形状的留恋 (图7) 。在近代建筑转型时期, 跨不过模仿斗栱这道关, 就只能停留在古典复兴式建筑的行列了。而郑校之能够通过新技术完成与传统屋顶相协调的构造美感, 无疑是一个进步。

图 6c 莲花和鱼的额枋

图 6d 砖墙图案

图 6e 二层坡屋檐与檐下装饰

3 骑楼变阳台:地域性与现代性的拥抱

1946 年入校的一位学生回忆说:“黄昏的院落 (文学院前的广场) 总是悠闲的, 整座大楼空荡荡地, 待到月上东山, 人影在地, 常有人在二楼游廊上拉小提琴, 丛林一片墨绿, 有了琴声更显出周遭的宁静, 给这月明星稀的秋夜平添了几分幽情和诗意。”30)

这里所说的“游廊”, 是沿着二层外墙面, 将建筑立面几乎环绕了一周的水平向阳台, 既图上标注的“骑楼” (图8) 。除了屋顶天台之外, 这圈长长的水平向阳台, 也提供了舒适的户外空间。这两部分是建筑师将现代建筑的特征结合了“天为之因”, 而选择的符合本地气候条件和使用习惯的做法。

广州潮湿且日照强烈, 百姓家都有晒台, 晴天拿出阴湿的物品进行晾晒, 晚上则可以乘凉打牌, 至今文学院的平天台也是三楼教工休息活动的场所。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文学院的阳台部分, 在图纸上被标注为“骑楼”, 这是极具地域色彩的词汇。在岭南城市街道两侧连续的骑楼, 能为行人和路边店铺遮阳挡雨。此处的阳台取名“骑楼”, 透露出作者设置阳台, 有借用“骑楼”功能的意味。广州纬度低, 一年四季太阳高度角在南北方向移动, 且夏季漫长, 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奢侈”的环绕外围四周的宽阳台, 能够避免一楼的房间免受阳光直射和风雨吹打之苦。而二楼的坡屋檐, 也无需出挑过深, 只要能为二层遮阳即可, 使得造型与功能相互协调。正因为有此构造, 墙面才能够开大窗, 确保了教室光线的充足。

同时阳台还提供了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二楼大多数房间是课室和教师用房, 阳台共分八段, 将原本封闭的“一”字形内廊打通, 巧妙地将内部流线引向户外。工字型四角布置的大课室, 既可以从内廊通过外墙阴转角处的阳台到达, 也可以走到内廊尽端, 从东西两侧阳台到达, 课间学生可以到不同的阳台交谈休息, 并且户外遍植草木, 在行进的过程似有“游廊”的体验。

校舍委员会曾决议“将左右两边骑楼减去, 只保留前后两面骑楼”, 而实际建成后四面的阳台被全部保留, 南北两侧阳台各长达46m, 东西侧立面的阳台每段也有27m。阳台用料与入口门廊一样, 采用了造价较昂贵的意大利批荡, 材质历久弥新, 如今依然用阳光般的温暖色调环绕着建筑。如今的效果, 与郑校之的坚持有关。从蓝图修正稿到第二年竣工, 工期不足一年, 时间与资金都极为紧张。郑校之在未经过申请的情况下, 便命承建的大来公司将阳台外侧“栏河” (广东里对栏杆的称谓) 由上海批荡31) (水刷石) 改为鹅蛋黄的意大利批荡32), 意味着施工造价从每平方尺银小洋五毛仙提高到了九毛, 共增加造价银两千四百元。郑校之先施工后通报, 才保证了用料得以批准并款项到位33)。这圈来之不易的阳台, 靠底部的薄挑梁完成支撑, 传递出结构的张力和节奏。没有做任何竖向划分和立柱支撑, 仅有两道腰线做水平划分。这种舒展流畅的水平线条在台基、墙裙、披檐及檐口饰带等处被不断重复, 散发着明快的气息。

尾声

郑校之认为, 建筑的样式常跟随地理、气候和材料等“天为主因”以及“人为主因”的变化而改变。“人为主因”可分为内、外两种:“内部的分为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科学等项;外部的分为和外国通商, 交通, 战争等项……在人为的主因中, 则诸项都时有变化”。文学院多层次的内涵, 即来自上诉诸多因素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 文学院建筑从设计到施工在当时多重诉求和限制之下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平。整座建筑均用国货制造34) , 建筑结构工采用11种不同配筋截面的立柱和23种钢砼梁35) , 根据需要设计, 绝不浪费。每根方柱均做倒角、天花与梁面线脚精致、檐部挑梁纤细美观, 体现了设计与施工的高超技艺。

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建筑师而言, 为中国建筑找寻现代出路是艰难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彻底的工业革命, 没有诞生水晶宫或者埃菲尔铁塔的土壤, 从情感上讲, 多数中国建筑师不愿意放弃中国传统建筑样式。而郑校之认为“时代迁移, 建筑即随之更新”, 影响建筑的“内外因素”进行着“永续不断的变动”36) , 于是在他的探索中, 找到一种结合现代性与地域性的设计方法。虽然历史无法回答, 如果文学院不需要加建大屋顶, 终究会是什么模样。然而正是由于设定了民族样式这个难题, 才让设计充满了精彩的碰撞和对话, 才给郑校之提供了一个表达设计立场的舞台, 才让文学院记录下一个转型的时代, 这位为民族建筑探寻出路的现代建筑师的智慧。

图片来源

图1:华声论坛http://bbs.voc.com.cn/topic-1365904-1-1.html;

图2a:卓柳盈拍摄;图2b:Charlottesville then and now;

图3、5c、6:作者拍摄;

图4a: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文学院档案;图4b: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研究所;

图5a:http://static.panoramio.com/photos/large/58859287.jpg.

图5b:http://www.flickr.com/photos/cormaplus/7295320612/sizes/k/in/photostream//.

篇3：研讨会议程 - 国立政治大学欧洲语文学系

来自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的侨领和新生代华裔代表共约150人与会。欧洲及荷兰议会、海牙市政府代表和中国驻荷兰大使张军应邀出席并演讲。会议由荷兰第一议院华裔参议员陈英茹女士主持。与会的欧洲各国政治家、欧洲议会代表和中外专家共同探讨华人参政这一议题，特别是如何参与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这也是欧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研讨会。

欧洲议会选举将于今年6月举行。这次5年一次的选举，将从欧盟27个国家中选出736名欧洲议员，他们将代表5亿欧洲公民对欧盟事务建言献策。目前欧盟疆域中生活着200万华人。大会鼓励欧洲华人积极投票，表达自己的政治选择。

大会介绍了欧盟及欧洲现况，欧洲议會代表介绍了欧洲政党情况；专题研讨了欧洲华人的现状及分布情况、欧盟移民法律、中欧经济关系、华裔政治家的从政经历等，还有一系列演讲、专题讨论和交流。

研讨会上，一位来自英国的19岁青年十分引人注目，他是准备今年竞选欧洲议员的张敬龙。张敬龙11岁时随家人从中国香港移居英国，通过自己与英国本地少年沟通，感到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性，从而对参政产生了兴趣。他愿通过自己的参选，鼓励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参政议政。他说：“我们华人在英国生活了150年，但至今英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里没有一个华人。我们必须站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参加荷兰基民党的青年代表廖世军表示，这有助于华人凝聚力量，表达参政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