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通用8篇）

篇1：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仁天集团规章制度制定及修改办法

（暂行初稿）

为完善及规范集团公司基本规章制度形成机制，鼓励公司员工积极参与公司管理，特制定以下办法：1、2、3、此处规章制度指经营性规章制度，不涉及资本、股权等制度。现有各项规章制度在新的制度出来以前继续有效，在相关新制度发布后失效。制度形成程序为：

1、集团公司制定的制度，由分管副总拟定暂行初稿以后，总

经理审批签字，由行政部发文执行；

2、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暂行初稿，首先报分管副总初审，然后报总经理进行全面审核，签署审核意见并下发至初稿制定部门，初稿制定部门根据意见修改或提交行政部发文执行。

4、自暂行初稿开始执行之日起，30日内为征求意见期间。全公司员工均可在此期

间，以书面形式向行政部提交合理化修改意见。被采纳的意见根据公司奖罚条例给予奖励，若事关公司机密或总经理认为没有必要征求意见，则省略此步骤。

5、制度修改程序为：针对现行制度，各部门若认为有修改必要，可向分管副总提

出，经总经理同意后在集团公司内部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间为30日。全公司员工均可提出建议，公司同样对采纳的建议给予奖励。

6、集团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最终审定机构为：由各部门经理（分公司经理、项目经

理）以上人员组成集团公司规范化管理改革领导小组，总经理任组长。此机构为非常设机构，只在需要制定新制度或旧制度需要修改时成立。

7、征求意见期间结束，由行政部召开会议对收集的意见进行讨论，参与者为集团

公司规范化管理改革小组机构成员。若讨论形成一致意见，经成员会签、总经理批准后，行政部档案管理员对文件编号、存档，行政部发文形成正式制度开始执行，相关部门监督执行情况。

拟定：

日期：审批：日期：

篇2：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第一章

总则

1、规章制度是企业建立正常工作秩序、经营环境，规范全体员工行为的基本准则。制定、修改和废止规章制度，应依据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发展需要，具有前瞻性、导向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企业安全生产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2、各项规章必须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明确规范与被规范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并具有可操作性。

3、拟在东方德森能源有限公司全系统实施的各项规章，经审核同意后，须报公司办公会议审定，由董事长签发，以公司文件形式颁发。

4、拟在专业管理实施的各项规章，经公司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由总经理签发，以公司文件形式颁布。

第二章

修改与废止

1、当已颁布规章的规范对象、范围或实施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无法继续完整地发挥应有的规范作用时，规章的起草部门应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修改，或申请通知废止。

暂行(试行)规定(或办法)实施1年以后，规章的.起草部门应认真总结试行中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修改或废止的意见。

2、修改已颁布的规章(包括暂行规定)应按照本办法关于立项、起草、审核、颁布的工作制度进行。

3、决定废止现行规章时，应向办公室以书面说明废止的理由，以及替代被废止的规章。

第三章

附则

1、暂行(试行)规定或办法等临时性规章须注明有效期，自颁布实施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两年。

2、各部门应将制定的各项规章分类汇编，每年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及时修改(废止)已不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规章。

篇3：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为此, 要制定完善的电子文件形成、积累与归档制度, 通过制度来指导、约束电子文件系统的设计、运行, 在系统设计之时, 事先“ 嵌入”保障电子文件有序积累和安全归档的环节或措施。 例如, 按照归档制度在系统中事先设定文件积累、归档的范围, 让系统自动识别哪些文件需要积累, 并即时实现文件的逻辑归档;事先设定元数据模型, 让系统自动采集需要归档的电子文件元数据等, 通过这些措施真正实现电子文件形成、积累与归档的“ 制度化”、“ 全程化”和“ 规范化”。 电子文件的特点使得其面临散失和失真的风险要比纸质文件大很多, 因此, 其形成、积累与归档的程序更加复杂, 技术要求更高, 不能盲目搬用纸质文件的那套做法。 电子文件形成、积累与归档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要求如下:

1 收集积累范围

就文件内容范围而言, 电子文件收集积累的范围与纸质文件大体相同, 可以参照纸质文件积累范围的有关规定, 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电子文件的形成特点和各部门的具体情况。 由于文本电子文件占用的存储空间十分有限, 所以, 可以适当放宽对电子文件定稿前的历次修改稿的收集积累。 一般规定是:a.对于重要文件, 收集积累其历次修改及定稿。 对于历次修改稿的收集, 由于一些文件管理系统在电子文件修改过程中会自动覆盖被修改稿本, 因此, 为合理保存历次修改稿, 系统在设计上必须能够设置稿本版次, 并自动保存不同版次的稿本。 b.对于一般文件, 仅收集积累其定稿。 即稿本单位尚未运行OA系统, 也要将纸质文件最终定稿的电子版收集积累起来, 因为今后一旦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 这些文件就省去了重新制作电子版的麻烦。

就文件构成范围而言, 凡列入收集积累范围的电子文件必须同时收存其元数据;对于非专用格式的电子文件, 除收集积累文件外, 还需要收存其制作、阅读所需的支持性文件。 电子邮件、动态更新的数据库文件、 视频会议文件和系统外形成的公务文件等容易被忽视, 因此, 这些文件不仅应当列入电子文件的收集积累的范围, 而且要作为收集难点、重点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制度中要明确说明这类文件的具体范围、选择标准和收存方法。

2 收集积累要求

电子文件收集、积累工作的基本要求如下:

2.1 电子文件的收集工作应当即时进行, 随时对电子文件进行备份, 存储于能够脱机保存的载体上;对在网络系统中处于流转状态, 暂时无法确定其保管责任的电子文件, 应采取捕获措施, 集中存储在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子文件暂存存储器中, 以防散失。

2.2 电子文件的形成者或承办者最熟悉电子文件的内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因此电子文件的收集积累工作应当由其负责。

2.3 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 保证被收集电子文件不被非正常改动。 对用文字出来技术形成的电子文件, 收集时应注明文件存储格式、文字处理工具等, 必要时同时保留文字处理工具软件, 文字型电子文件以XML、RTF、TXT为通用格式;对用扫描仪等设备获得的采用非通用文件格式的图像电子文件, 收集时应将其电子文件以JPEG、TIFF为通用格式;对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或绘图等设备获得的图形电子文件, 收集时应注明其软硬件环境和相关数据;对用视频或多媒体设备获得的文件以及用超媒体链结技术制作的文件, 应同时收集其非通用格式的压缩算法和相关软件, 视频和多媒体电子文件以MPEG、AVI为通用格式;对用音频设备获得的声音文件, 应同时收集其属性标识、参数和非通用格式的相关软件, 音频电子文件以WAV、MP3 为通用格式。

3 归档范围

电子文件的归档范围是电子文件形成、积累与归档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 对保证归档文件的完整、齐全至关重要。 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小于其收集积累范围, 它在总体上应参照国家关于纸质文件归档的有关规定确定。 同时, 在制度中要明确说明元数据是归档范围的重要方面, 所有归档的电子文件必须与规范、齐全的元数据一并归档。 在归档制度中, 要详细开列归档文件的内容范围及其元数据模型, 以便设计、运行系统时遵照执行。

4 归档要求

对于电子文件的归档, 很多要求已经在收集、积累要求中反映出来, 如存储格式要求、元数据要求等。 在电子文件归档制度中, 还需要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如下要求:

4.1 电子文件归档责任归属于电子文件形成部门或信息管理部门, 这些部门应及时将经过鉴定符合归档条件的电子文件像档案部门移交。

4.2 电子文件的归档分两部进行:逻辑归档和物理归档。 逻辑归档是在网络上进行, 不改变原存储方式和位置而实现的将电子文件的管理权限向档案部门移交的过程, 文件自系统中正式形成后即时进行逻辑归档, 逻辑归档后电子文件的存储格式和物理位置暂时保存不变; 物理归档是把电子文件集中下载到可脱机保存的载体上, 向档案部门移交的过程“ , 物理归档定期进行, 具体时间按照纸质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凡在网络中予以逻辑归档的电子文件, 均应定期完成物理归档。 在目前仍执行“ 双套制”归档的情况下, 电子文件的物理归档应与相应的纸质文件的归档同时进行, 以便对两者进行同步处理, 正确建立两者之间的参照关系。

4.3 电子文件物理归档时必须存储到符合保管期限要求的耐久的脱机载体上, 一式三套, 一套封存保管, 一套供查阅使用, 一套异地保存。

摘要：制度是保证电子文件完整性的前提, 完备的系统设计和严格的技术措施, 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电子文件形成、积累与归档制度基础之上。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关键词：电子文件,形成,积累,归档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文泓.地方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制度分析———《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本地化研究[J].电子政务, 2012 (1) .

篇4：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摘 要: 高校可以在自主权的范围内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不与宪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相抵触的内部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要体现理性、正义和致善,而且要符合法律所限定的权利(力)边界。贯彻依法治校的精神,考量高校规章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落实责任制,激活救济制度,进一步解放思想等都是高校规章制度施行、实现高教法治所必须坚持的。

中图分类号: D92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70206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Intern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PENG Fengli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 implement

Abstract:

Universities can make some regulations in autonomy that would not disagree with constitu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embody rationality, justice and goodness. In order to practi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spirit of governing an university by law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 the actual effect of practical rules should be checked,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carried out; relief rules activated, the mind further emancipated.

高教法治、依法治校是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教育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路。2003年7月1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依法治教,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过程中,高校内部规章制度是实行依法治教、高教法治的重要环节。高校规章制度是高校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目的,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学校名义对学校各方面重要工作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从内容上看,它是对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所作的具体的和执行性的规定;从作用上看,它是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有益补充。[1]本文拟从法学角度探讨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一、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

(一)制定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法律依据

高校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阵地,它从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内部规章制度,要求全体教职工学生共同遵守,有其宪法和法律依据。

1.宪法依据。宪法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发展高等教育;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19条、第23条、第24条)。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46条、第47条)。上述规定表明,高校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阵地,为了保障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与进行各种文化活动自由的实现,各高校可以建章立制,如“学生守则”、科研奖励办法。

2.法律依据。首先,《高等教育法》 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因此,高等学校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从其被批准设立之日起就与其它法人组织一样,享有相应的权利,根据内部管理的需要制定在本高校内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对高校内部进行管理,就是其权利之一。《高等教育法》第39条进一步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的领导职责之一就是 “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同时,第41条还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有权“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可见,现行法律赋予高等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利。[2]

(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德性要求

传统高校规章制度对制度规范比较重视,强调效率和秩序在管理中的作用,忽视甚至有意回避规章制度伦理方面的内容,在具体制度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往往将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单化,否定师生作为独立主体人格的正常需要,往往把规章制度当作“管、卡、压”的工具,忽视规章制度目的性价值“平等、自由”的追求。[1]其实,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应以致善为目标。[3]作为保障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校规章制度当然要以善为目标,体现理性、正义和求善。

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致力寻求并论证法治的德性要求。他们强调,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法律本身必须是“良法”,法治即“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良法的标准作了论述,认为形式上要具有稳定性、适时性,实质上要体现理性、正义和求善。近代的法学家则明确提出了良法在于维护个人权利、自由的主张,如英国的洛克指出,良法以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目的。[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之善也有精辟的论述,一方面要看某种正义观念是不是和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符,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善的;如果相反,就是恶的。另一方面,要根据历史沉淀下来的稳定的价值追求来判断某种正义观念,在一定的领域内,我们又能够运用相对确定的价值标准衡量事物的善恶。[5] 299据此,有学者指出:良法可从法的真善美三维角度去界定。符合事物客观规律为法之真,促进社会进步为人民谋福祉为法之善,语言、结构、德性彰显美学质素为法之美。[5]28,265,400.这里所说的法、良法可以从广义上理解,可以泛指各种规则,高校规章制度就是高校的“法”,它不能违背法的德性要求。

法律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扩大自由。推而广之,高校规章制度不是限制教职员工的发展、不是限制学生的成长,而是从学校整体事业出发鼓励师生员工的成长、发展,激发大家潜能。所以,高校规章制度要彰显理性、正义和求善。善有双重含义,“一者就其自身就是善,另者,通过它们而达到善。”[6]这要求:首先,高校规章制度本身就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其次,通过善的规章制度达到更高更好的目标。

然而,目前高校规章制度,有的教条主义严重,刚性有余,柔性不够。如最近有位教育行政官员说:“现在大学评职称不是评出来的,而是用尺子量出来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考问我们高校职称制度的科学性。而这是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教条,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发现人才,职称评定等规章制度的内容在设计时要有一定的弹性限度,不能使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成为束缚自己发展的桎梏。“弹性”的设定不是为不正之风开方便之门,而是让规章制度能更好地适应纷繁复杂的情形。高校规章制度此德性诉求的目的就是“以人为本”。这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价值要求,它强调的是在各项制度安排和教育实践中以人的发展和利益为首要考虑,反对用外在价值尺度来衡量和评估人们活动的价值意义。“以人为本”是学校规章制度之合法合理性得以维系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考察学校规章制度系统是否为善的一个基本价值标准。

(三)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利(力)边界

《高等教育法》对高校自主权予以明确规定,旨在排除其他组织对高校权利(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大学的自主管理;同时,也为高校自主管理划定了权利(力)边界,从而保障大学不逾越权利(力)边界。自主管理并非指大学的所有事务均由大学自主处理,而是指为了实现根本法、基本法规定的科学自由和其他各种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保障大学自主安排教学科研活动和其他内部事务。大学自主管理的核心是学术自由,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不受侵犯。因此,这决定了大学自主权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而必须限定在与学术自由相关的范围内。

关于高校自主权,在我国的《教育法》(第28条)和《高等教育法》(第32-38条)中均有与之相关的规定。《教育法》规定学校享有下列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校作为学校的一个类别,同样享有上述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自主权有: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国家支持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基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

从上述法律规定看,我国的高校自主权有两种不同性质:一是行政性权力,如对受教育者的学籍管理权、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以及对教职员工的奖励或处分权。高校藉此可以成为行政执法的主体并进而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另一是民事性权利,如对高校财产使用权、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权、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权。对这两大类权利(力),在自主权的范围内可以且必须制定规章制度。

可见,高校规章制度的权(利)力边界即是高校自主权的边界。由此边界所决定,高校规章制度的内容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相抵触。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案情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案情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第104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第45号。等类似案件在这方面起到了促动作用。法院判决过程中将大学本身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纳入审查范围,这不仅仅引起与案件有关的大学,而且包括其他学校对有关管理制度以及程序方面的重视与检讨。一些大学要求相关部门清理其所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对一些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的做法进行必要的修改。而且这类案件让大学知道法院也可以对学校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审查。由此,我认为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件往往能够对我们的相关制度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再如,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2003.11.10)改变了上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命运。2005年1月19日,全国《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乙肝病原携带者,经检查排除肝炎的,合格。”

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施行

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制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施了。就国家层面而言,在恢复法制建设初期曾有一个倾向:即非常重视国家法律体系的构建,但法律制度的实践相对被忽视;非常重视具体法律条文的设计,但正确适用法律相对被忽视。在高校,情形大致相似,很重视各领域的建章立制,但在规章制度出台后有没有起到作用,起了多大作用,则往往无人过问或很少有人过问,这种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并要着力加以改变。在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实施上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贯彻依法治校的精神

“依法治国”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已十余年,但是一些部门、单位对法治的倡导常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依法治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能否真正允许法律逻辑的张扬。许多国家法治都经历过从不发达到发达的阶段,而法治的发达总是体现为法律的逻辑突破政治的逻辑,体现为法律职业者以他们的专业化知识去调整社会的正当性。目前我们也正在经历这一阶段。当然,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与贯彻有利于推动依法治校的进程,但不是有了规章制度,就表明我们在依法治校、实现了高教法治,关键在于法治的精神、法律的思维、法律的逻辑有没有得到彰显。现实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单靠白纸上的黑字就能解决”的现象,[6]因为除了问题复杂之外,还存在着花样繁多的潜规则,所以依法治校的精神必须强调。在高校,校级领导成员、中层管理成员,各行政单位、教学科研单位等都必须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一切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一切符合规章制度的奖励行为也必须予以兑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规章制度的特权。

(二)考量高校内部规章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

法律贵在运行,否则不如无法,这是法制的一条公理。法律的目的不是存在,而是发挥作用,法律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法律的运行过程。如果国家颁布的所有法律均合乎善(good)的原则,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遵守的话,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这满足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的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而公民所遵从的法律又是制订的良好法律。虽然像完全的法治社会那样理想的法律运行状态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通过研究法律运行的规律,寻求适当的方式来改善、控制法律运行,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却是有可能的。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运行同样如此。就目前各高校而言,经过一轮由教育部主导的大规模的评建之后,规范化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怎样让学校规章制度在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术品位、争创一流大学中持续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这就要注重各项规章制度运行效果的考量,要注重过程建设,不是有了规章制度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例如,在即将进行的高校绩效工资的改革中,在明确高校以及高校员工的绩效由谁考核之后,就要进一步落实如何考核了。在此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是对高校本身,除了教育行政部门是考核的主体之外,还要不要把学生、社会的反馈也纳进来,如何纳进来。第二是对教职员工,应建立单位内部的考核领导小组,由领导、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考核小组。但具体怎么操作,尚需进一步研究、细化。第三,要建立绩效考核结果反馈机制,让被考核单位和人员知道自己绩效的完成情况,以便让他们知道如何调整或改进工作,从而实现绩效工资改革的目的。

同时,也要规范制度的执行程序,避免发生一些本不该发生的问题或现象,如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运用规章制度对违规的教师、学生作出处罚决定时,应包括被处罚者的解释和申诉程序,学校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专门委员会听证并作出处罚建议的程序,校长裁决及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的程序等;告知被处罚者程序性权利并允许他们行使程序性权利。缺乏其中的一项程序, 都有可能造成对师生的侵权,也因而把自己置于不利的诉讼地位。

因此,加大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实施的督查工作力度应是一个趋势。督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及时纠正不规范行为,确保规章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维护制度权威,同时有利于对确已不适应高教发展的规章制度有的放矢地提请修改或废止。近些年来,国家成立有各种执法检查小组或法律实施督查小组,以督查一部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同时通过调研积累第一手资料,为法律的修改提供实证性依据。建议高校仿此做法,成立学校内部规章制度督查小组,以检查学校内部规章制度的运行效果,并为内部规章制度适时的“立、改、废”积累实证性资料。

(三)落实责任制

近年来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发展迅猛。2001年广西南丹矿井透水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免职;2003年因非典事件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2008年以山西省省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为代表的多位高官因为工作失职或工作不力被行政问责,掀起了问责风暴。行政问责的关键则是责任制的落实问题,一个学校如何创造一个责任机制以明确责任、落实责任,对教育的发展也很重要。高校的教授、行政管理人员经常参加学校重大事项的会议决策、投票选举,这是在行使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在考验其作为教职员工的责任心。

高校与国家机关相类似,其民主审议、民主决策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记名投票,一种是记名投票。在某些场合比如推举校级领导,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是合适的,但在某些场合记名投票的方式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判决案件时便是记名投票,而且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大法官都必须给出详尽的理由。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在决定某个教师是否能晋升职称的时候,学位委员会在决定是否颁发某个学生学位证书的时候,最好是记名投票,因为根据所记名的投票行为可以对他进行监督,判断他到底是否适合做这样一种尊贵的角色。但是现在高校普遍实行无记名投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定人的责任,无从判断他到底称职不称职,也无法调动委员们的责任心。所谓集体负责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此外,个别委员个人的好恶,往往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这是个偶然性很大的决策方式。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微妙的因素,例如有人为某人登高一呼,或者相反说出一句貌似不经意而实际上暗藏杀伤力的点评,就会彻底改变某人的命运。高校规章制度如何减少这种偶然性是需要考虑的。应对的策略是在高校内部定编定岗,实行工作责任制,建立问责制。校内党政机关要经常保持同各院系的联系,倾听各院系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努力为师生员工服务。在制度内容的设计上,既要有保障权利如何实现的内容,又要有违反义务和规定如何惩处的条款。实践中很多制度很原则,有的只作出了正面规定,却没有跟进相应的责任追究条款,致使制度的操作性、实效性不强,损害了规章制度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8]高校在后勤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都需要建立问责制。但现代问责制反对封建式的株连,以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宜。

(四)激活救济制度

目前,在我国的高教领域,已经逐步确立了申诉、复议、诉讼三种救济途径,而且均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如随着2005年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公布与实施,学生对高校的处分不服的申诉制度在程序、申诉委员会的组成等方面都得到了完善,其第5条第5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第60条: 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第61条: 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而近年来高教领域的诉讼案件的频频出现,不仅意味着高教领域是“法治禁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且对于促进高教法治的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1998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999年)等开创了历史先河,宣示高校的某些行为被纳入了行政诉讼的范围,这对于规范高校的行政管理行为、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救济制度的设立也昭示着行政法治在高教领域的初步确立。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高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对于教师权利、学生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则相当薄弱,对国家法律法规已有的救济制度缺乏相应的细化规定与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笔者认为,应充分考虑高校与教师、学生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校日常事务的复杂性,在高校自主权的范围内,针对不同的事项确定不同的救济方式与途径,既给予高校以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又能对教师、学生的权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申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性宪法权利,是程序正当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现代高教管理领域中,高校更应充分尊重师生的申诉权。[7]但这一点,在高校的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例如,高校的职称评定、硕士研究生推免、职务升迁等都有一个公示期,在公示期内相关的当事人如认为权利被侵害者有权提出申诉,学校应该给当事人提供一个申辩的机会,并应给予适当形式的答复。如果是口头申诉,则可以口头答复;如果是书面申诉,则应该是书面答复。申诉的最终结果如何不是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是要给当事人一个救济的方式或途径,以彰显法治的精神,程序正义为保障实体正义所必需。

法不禁止即自由,这是法治的精髓,但高等教育在法不禁止即自由的领域总体说来作为不大,创新不够,学生培养质量、师生学术道德、学生就业、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问题较多。因此,在高教领域,同样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我国法治建设的新特点、新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高教法治。

参考文献:

[1] 杨际军.高等学校规章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构建路径[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 张光慧.论高校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J].管理科学文摘,2005,(7).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论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4] 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吕世伦.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 张仁善.法律社会史的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6.

[7] 马志忠.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建设问题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1).

篇5：《草原》教学目标制定与修改

1.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汉蒙情深、民族团结的思想感情，热爱草原人民的感情

2.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着重理解书后读读写写中的词语。

3。读课文，背诵课文第1自然段。

篇6：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摘要：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其归属只能属于人民。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享有宪法制定权，只享有宪法修改权。宪法制定权与修改权的界限应划分清楚，不能混淆。人民的宪法制定权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

宪法的制定权和修改权与宪法制定活动密切相关。它不仅关系到宪法制定的正当性而且也关系到宪法功能的合理性。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很不深入;实践中绝大多数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被忽视。故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有非常之必要。下面是笔者对此问题的几点思考，现提出来与学界同仁交流。

一、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其归属只能属于人民

宪法的制定权只能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别的任何机关或个人，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宪法一词含义的侧重点不在于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是否居于核心的位置，而是强调宪法制定的正当性和宪法功能的合理性。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宪法不是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具有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的双重功能，既是人民的授权委托书，同时又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和幸福的总契约。人民通过宪法将国家权力授予国家机关，并要求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正确地行使国家权力，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不享有宪法制定权，不通过民主的程序，就不可能制定出反映人民意志，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宪法。

如果说宪法制定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一种体现，那么宪法制定权就是人民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是对“人民主权”原则基本精神的一种很好的概括和表达。人民在管理国家

事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也可以通过确立法律规范并在法律规范中确立相应的实现人民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来间接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宪法制定是间接地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方式。宪法制定是基于人民民主理论产生的，即只有在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有宪法制定活动。宪法制定者只能是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无权享有宪法制定权。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具有法创造效力的始原性权力，它不需要有任何实定法上的依据。在逻辑上应当是先有制宪权，后有宪法，再有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制宪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民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将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项用宪法规范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在宪法中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来保障人民的利益。

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的是宪法修改权而不是宪法制定权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以及所有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享有宪法的制定权呢?不是的。因为根据现代宪法原理，也如前面所说，宪法的制定者只能是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无权享有宪法制定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当然也不能享有宪法制定权。况且我国宪法也从未规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宪法制定权，只规定了它有修改宪法的权力。

宪法的修改不同于宪法的制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共颁布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这四部宪法分别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这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很多人得确也就这么认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宪法制定权。要不然，四部宪法怎么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稍微深入地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国建国以后颁布的四部宪法只有1954年宪法是通过宪法制定的方式产生的，而其他三部宪法应当视为对

1954年宪法的修改，只是这些宪法修改活动的幅度比较大而已。那么1954年宪法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又作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宪法通过并生效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通过并生效后依据宪法规定产生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质的不同。前者不是国家机关，是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人民不能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立宪的情况下，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间接行使宪法制定权，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制定权仍然属于人民，制定者也是人民，而后者是依据宪法而组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

宪法修改是变更宪法规范的活动，从保证宪法修改不影响宪法制定者的立宪意图来看，宪法修改权与宪法制定权一样应当属于宪法制定者。但是，由于作为宪法制定者的人民通过实行直接民主的方式来修改宪法规范，在实践中往往程序比较复杂、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在宪法制定者制定宪法规范之后，就可以将修改宪法的权力通过宪法规范的规定授予某个特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是其他特定的修改宪法的主体。

宪法修改是对不符合宪法制定者利益的宪法规范所作的变更。修改宪法规范既包括变更规范的形式，也包括变更规范的内容。但作为特定的修宪主体对宪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的修改应有一个度。也就是说修宪机关通过修改活动做出变更仍然能够保留原有宪法的基本内涵。如果一部宪法制定出来以后，修宪机关可以作任意修改，不受任何制约，那么，这种修宪权就变相等于制宪权。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一旦宪法制定权受到侵害，宪法制定者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宪法就不能发挥出它既授权又限权的双重功能，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所以，笔者认为在授予特定机关宪法修改权时，要注意对其进行制约，要明确规定哪些内容能修，哪些内容不可以修，要从制度上保证宪法制定权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与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不能划等号。人民代表并不是人民本身，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人民的宪法制定权不应由任何组织来代替行使。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国家完全应当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制定一部新宪法。

三、人民的宪法制定权应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实现

宪法由人民制定既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也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和要求。不由人民制定的宪法就不具有正当性。宪法制定权属于人民这一理念已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民所享有的宪法制定权的实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讲，凡是实行宪政的国家都做得比较好;凡是没有实行宪政的国家就差一些。不排除有些国家人民的宪法制定权还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权利。我们不能把应然权利混同于实然权利。

我们国家自1949年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在宪政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不能说今日中国就是实行宪政。因为还没有达到现代宪政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现代宪政的三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哪一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够得上格。就宪法的制定而言，我国人民享有的宪法制定权并没有很充分地表现一种实然权力。通常情况下，各国的立宪和修宪案除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如议会、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审议外，大都还须经过全民、全社会公决。而我国却不是这样。尽管草案也经过全民讨论，但只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即可。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及其代表的产生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是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而他们的命运也并不完全掌握在选举人手中。这样人民的宪法制定权的行使方式不仅不是直接的民主，甚至也够不上是间接的民主，可以说是“间接的间接”。况且，修改与制定的界限也不明确，随意性很大。这样的制宪、修宪方式不能适应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故而我国宪法制定的方式，程序和内容必须进行改进，确保人民所享有的宪法制定权不折不扣地行使。笔者认为，宪法制定权在我国更高层面上的实现希望于民，关键在党。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又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设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保障人权。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新宪法的制定结合起来，使人民应该享有的宪法制定权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实现。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是我国四部宪法中最好的一部。20多年来，全国人大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先后三次对它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宪法保障。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提出了14条修宪建议。建议写入宪法的新内容有：“三个代表”、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征

篇7：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府制定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罚款限额的规定》的决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罚款限额的规定〉的决定》已由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4月23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4月23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罚款限额的规定》的决定

（2014年4月23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罚款限额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篇8：规章制度制定与修改

关键词：工程项目,内控制度,制定与实施

在工程项目企业中,建立相关财务制度的目的是针对相关工作人员应起到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其间发生的财务关系进行处理时应遵守的原则等进行系统的规范。如果一个企业所建立的财务制度想要成功地落实开展下去,就需要企业在规则建设的过程中有足够的针对性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企业有着足够的控制力。建立完善的企业工程项目财务内控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的运营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发挥真正的节流作用。

1 工程项目财务内控制度的建立

在任何企业当中,项目管理制度的中心都是企业财务的内控制度,不少企业常常将内控制度和财务制度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观点,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属于两种不一样的概念,但是这两种概念之间存在有共生共存的关系。其中内控制度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财务制度对企业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关系和行为进行规范,而财务制度的落实与实施则需要内控制度给予辅助。所以,企业中的财务内控体系制度的建设,第一要务就是需要制定出一套较为完善的企业常务财务活动管理规则,而在工程项目企业当中,因为其财务体系存在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目前绝大部分施工单位的财务部工作人员只有2~3人,财务部门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手中都有很多与自己无法相离的财务责任,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施工企业的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常常会有身兼数职的情况,但是尽管如此,施工企业中针对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分配,也需要落实下去。面对施工企业中,财务人员配置紧张的前提下,财务内控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中财务工作有序、规范、合法的进行下去。在施工企业的各个部门当中,需要对自己部门需要承担的责任有着清晰的认识,这是财务内控制度能够有效落实开展下去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能够得到顺利实施。由此可见,在企业的部门控制框架当中,一般控制是开展针对性控制为前提,若企业的一般控制都不能顺利开展,谈论具体的体制制度建立那就是纸上谈兵,所以,企业如果想要拥有完善的内部控制规则,第一要务就是在企业当中,面对各种问题和细节都能给出相应的细则要求,同时在细则要求建立之后,不能只是一纸空文,而需要企业中的针对每一项细则要求都可以很好地落实实行下去,只有如此方能让企业中内控制度能够有序高效的开展,由此在进行具体细节的控制过程当中,大方向不会产生严重的偏移。

很明显,企业的内部控制不能够只是从针对财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来进行管理,还需要从企业的管理层制度方面对企业的管理层进行优化。

2 企业项目内控制度的落实

2.1 针对财务岗位人员的内控办法

2.1.1 出纳人员的内控

在企业中财务部门出纳工作人员的责任重点在于检查每一笔资金的收支报告是否准确,资金在流动的过程中是否安全,因此出纳和企业的资金接触是最为频繁的,所以针对出纳工作人员的管理,是财务内控的一项重要环节。因为施工企业存在有营业期等同于建设期的特点,尽管时间很短,但是在工程项目施工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有大量资金进行流动,所以对出纳人员的行为进行限制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做能够让出纳人员在工作过程当中始终有责任感,并保持清醒的头脑,除此之外,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增加针对出纳人员的业务能力考察频率,以此让出纳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时刻保持压力,并有效增强出纳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在具体实施环节,主要是在如下几个部分给予展现:首先,针对出纳人员,需要进行定期培训,使员工明确其职业操守,并以典型例子给予出纳人员实时警醒,杜绝出纳人员触犯相关职业操守,保障工程项目资金的实时安全;其次,尽管出纳人员在思想上并无触碰职业操守的思想,但在实际工作当中,仍然可能因为自己操作的疏忽给企业自身的资金安全带来风险。所以,针对出纳业务能力的不断培训就显得很有必要,对出纳人员开展的业务技术培训,其培训内容可以是检查记账是否完整、签字盖章是否符合要求、金额在核对的过程中是否准确无误等,只有从思想和能力上对出纳人员进行管理,才能有效杜绝因为人员操作问题,导致的资金的损失。

2.1.2 针对主管会计的内控办法

因为工程项目企业存在其特殊性,所以在工程项目企业当中,一般只建立有出纳和主管会计两个职位,工程企业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采用常规的集中核算资金的办法,针对工程项目企业来说,虽然上级会定期地针对财务部门的账务管理进行审查,但是依旧需要主管会计拥有极高的个人自律能力,事实上,在工程项目企业当中,针对主管会计起到监管最多的是工程项目主管,但是依旧无法完全保证工程项目主管能够完全对主管会计起到监管的作用,因此针对会计主管的管理还是需要依靠对工程项目企业开展的定期账务检查,能力评测来进行实时监控。

2.1.3 流程的控制办法

除了针对上述财务人员的内控之外,企业还需要针对其业务流程开展内控工作。简单地说,在项目工程企业中,产生的绝大多数经济业务都应该由双方签订经济合同,其中包含最为重要的建材采购合同,因此,在进行材料款的支付之前,采购员需要向项目的领导进行审批,并通过企业的财务主管进行确认,最后再由出纳进行相关业务的办理,全部流程到位之后,才能开展最后的资金支付工作。除了原材料的采购,企业还可能存在诸多的经济事物,这些经济事务的流程,都需要由相关人员上交相关凭据,例如发票、合同、申请等,并交由财务主管审批认可,才能通过。

2.2 重要经济业务部分的内控措施

工程项目中的材料款的支付、相关技术人员的劳务费支出、日常的资金支付是工程项目企业中比例最大的资金流动项目,因为在工程项目企业中,支出占据了企业资金流动中巨大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此类资金流动的过程中,如何合理地进行内控,是工程项目企业实施内控措施的一个难点。

2.3 其他

除了上述观点之外,企业还需要从管理层的内部来对其管理制度进行强化。具体来说,就是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方可以对内控制度的顺利开展起到保障。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公司在原有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还需要针对其内部的董事会选举制度进行不断的优化改进,以此来对企业中职权最大的股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例如在持有公司股份的成员中,大量增加一些小股东的职位,并指派相互独立、不干扰的董事会成员,以此来防止因为大股东的权力过大,而导致的操控董事会的结果,由此来最大程度发挥董事会的作用,避免了管理层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进行的造假行为。其次,依照企业所设计的相关章程,在公司内部建立完善的监事会,由此来最大程度发挥管理层的监督职能。

3 结论

在工程项目落实财务内控制度的过程当中,内控部门领导需要针对企业名下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进行了解,并告知其该工作职位的相关职业道德,其中针对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内控管理是此项工作的重点,保障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是落实工程项目企业当中内控管理的核心要素。同时,针对企业管理层的改革也必须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由此从内部到外部、全方位地针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达到最有效的控制。

参考文献

[1]王静.浅析工程项目财务内控制度的制定与实施[J].北方经贸,2014(4):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