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授中国大学生的三个困惑日记

一位美国教授中国大学生的三个困惑日记（精选2篇）

篇1：一位美国教授中国大学生的三个困惑日记

故事是说小马的妈妈让小马过河，送袋粮食到河对岸的村子里去。小马在过河前，它分别遇到了牛伯伯和小松鼠，一个说河水浅，一个说河水深。小马一时间不知所措，又跑回家去。这时，妈妈告诉它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并亲自试过才知道。

一

一位美国教授在国内一所有名的幼儿园，听了该校幼儿园老师给4岁学童上的小马过河一课。回国后，他对这节课做了记录，并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问题。

一进教室，全体幼儿起立，向他鞠躬，齐声欢迎他说：“爷爷好!”他在听到翻译后大为窘迫，认为自己虽头发花白了些，人还不老。翻译解释说，这仅是出于礼貌，没关系的。接着，他和翻译来到教室的一边为他俩准备的椅子上坐下来，准备听课。

孩子们坐成一个圆圈，有30个人左右。老师坐在教室黑板前的讲台后面，孩子们都面向老师，端端正正坐着。

老师准备好了。只见她扯下旁边用布盖着的一块小木板。木板上方是嵌上去的汉字。在它的左边，小马的妈妈和小马正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下，中间是一片开阔的绿洲。右边是一条小河，一只小松鼠和一头奶牛在河岸边。在河上面，木板的左边，一个白色的水磨正反射出光芒。

老师开始讲故事了，翻译将内容翻给教授听。

老师讲完后，孩子们发出了赞叹声，这是故事开始后孩子们发出的第一声。老师接着开始提问细节，如是谁鼓励小马过河的?谁不鼓励它过河?在跟小松鼠说话后它做了什么?它同妈妈说话后，又做了什么?每一个问题提出后，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举手，静静地等老师把他们叫起来回答。当老师叫他们后，他们用很响亮的声音重复故事中的用词。如果有孩子用的词稍微不同于故事中的词，老师就会再念一下故事中的句子，然后让他们重复，如“小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脑子”。

在问了十分钟问题后，老师又宣布说他们还得听一遍故事。之后，老师打开录音机，开始放配乐版的小马过河故事。孩子们静静地听，就像他们从未听过似的。翻译告诉教授，故事中的用语基本一样。教授听到翻译重复着同样的句子：“你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脑子，牛伯伯和小松鼠一样大吗?”

听完后，老师又要求孩子们重复故事中的对话。这次老师扮小马妈妈，孩子们轮流扮小马。在听了两遍故事后，孩子们能够重复故事中的用语了。最后，老师结束对话部分，又开始问问题。这次，她不再关心情节，而是故事的寓意了。

但这也没有多少自由度。在回答问题时，孩子们仍然直接引用故事中的用词，如“自己想”，“不要听别人的”，“要自己亲自试试”。只有一个小男孩说“小马不好，它应该听它妈妈的”。老师似乎有些不解，然后要他重复故事中的句子，即“小马要学会用脑，自己思考”。在这个孩子跟着老师重复后，老师才提问下一个孩子。

整整一个多小时，教室里4岁的孩子们听了两遍故事，回答两遍问题，练习一次对话。每一次，孩子们都按顺序一个个来。

在教授走时，孩子又整齐响亮地喊“爷爷，再见”。

二

回到幼儿园办公室，教授说他有问题要问。翻译很聪明：“我知道你的问题，这个故事是矛盾的。”

教授说：“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既然这个故事是关于要学会自己思考的，为什么老师坚持要孩子们重复同样的词语。”翻译解释说：“这并不矛盾。对我们来说，记和背是教育的基础。我的女儿才3岁，已能背3首李白的诗。我们知道她现在不明白，但等她大一些，她就会明白的。”

教授问：“那老师刚才做的仅仅是记忆训练吗?”翻译说：“不仅仅是。老师是想强化他们的记忆，但她也想让孩子们掌握故事中的优美语言，这样他们以后就会模仿使用它们了。”

教授说：“当然，模仿故事中的语言是很不错，但意义在哪里?这是4岁孩子学的吗?如果他们真的自己思考和行动会怎么样?如果有一天他们碰到一条太深的河，他们会淹死的。”

翻译说：“你没听懂。如果小马的妈妈不知道河的深度，她是不会让小马去的。小马的妈妈自始至终掌握着整个过程。小马听了别人的话就是对妈妈的不信任。”

教授说：“那么那个小男孩说的就是对的了。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应该是听妈妈的话。”

翻译不同意，说：“你的理解太简单化，你认为故事只能有一层意思吗?”

教授说：“当然故事可以有多层意思，但至少不能相互矛盾。如果小马真的能自己思考，那么它就不能总是听它妈妈的。”

三

如果用我们的评课标准来评价这位幼儿园老师的教学，应该可以说评价很高。你看，孩子们有礼貌，课堂纪律良好，争相回答问题；老师教学语言干净、规范；教学目标明确、准确；教学组织有序、有层次；教学手段应用恰当；学生学习效果良好，语言掌握及故事寓意掌握准确。总之，这应该是一堂好课。

可是，在美国教授眼里，这却是一堂问题课。

一是这节课究竟要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自己思考还是听妈妈的话?表面上这节课是教孩子们学会自己思考，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尝试，可故事中却隐含着听妈妈的话这一深层寓意，否定了前一个表面倡导的寓意。如果说这一矛盾是隐藏的话，那么老师不断地让孩子们“一字一句”地重复故事中的“句子”，不能“独立思考”，则表明强调所谓的独立思考，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口号”和“粉饰”。幼儿园老师纠正小男孩的“出格”回答就是一个明证。

二是美国教授更深刻地看到了这个故事“危险”的一面。教育4岁的孩子让他们独立思考，遇事自己试一试，是不错，但是不是应该结合生活实际，告诉孩子们在遇到自己不能判断的事情时，该怎么办?怎么样从大人那里得到帮助?哪些不要自己去试呢?这个思考可能是引申意义太远了。不过，在讲这个故事时，渗透一些儿童保护理念又有什么不好呢?

三是虽然美国教授没有明提，但在他的描述中提到孩子们在一个多小时内听了2遍故事，特别听第二遍时好像还是听第一遍那样，而且后来又重复回答问题，一遍一遍重复。尽管翻译说这是培养孩子背和记的能力，但教授对这些解释显然是不信服的。这个故事也许有的小朋友在家里早听过了，甚至家里就有这本故事书。如果是这样，孩子们就不止听两遍。可为什么孩子还会那么“专心”听呢?这些都让美国教授不解。

让4岁儿童在一个多小时内端正坐着，听和逐一回答问题，而且是重复使用同样的词语，在美国教授看来也许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在培养对“无意义训练”的忍耐力，是把天性活泼的学童训练成“语言复读机”。这样的幼儿教学，岂不哀哉?

篇2：一位美国教授的中国律师调查

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如何正确看待刑辩律师作用”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多名北京高校的法学教授以及北京十余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场面对高校学生开放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年轻律师。谈及刑事辩护现状，在场的律师个个愁容满脸，最终几乎成了刑辩律师“诉苦大会”。

刑辩律师的道德困境

北京律师王兆峰深切体会到这个群体而今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只是辩护难，更在于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刑辩律师的确为贪官、为黑社会辩护，但是，不管是贪官，还是黑社会老大，都是被追究的对象，为什么给他们做辩护，不单不能赢得同情，还会招致一片谴责?”

王兆峰的疑惑，北京律师张凯感同身受。他曾接到网友的谩骂留言与来电：“你们是不是谁有钱，就给谁当走狗?”

不少网友的评论，更是令这些刑辩律师触目惊心：你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你们是百姓的死敌!这样的律师应杀!好好查查这些黑律师!

尽管刑辩律师们“很生气”，但仍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在现实中，律师收取巨额律师费“捞人”的事的确存在。这与社会心态以及司法制度都不无相关。

在中国一些百姓的观念中，律师的成败，基本上被简化为“出没出来”。“我给你钱，你把我家兄弟给弄出来，老百姓要的是这个结果。”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烈阳说。

“当事人说，我给你100万、500万，十天之后我兄弟必须要放出来，你敢不敢接?”钱烈阳说，“还真有律师敢接，因为诱惑太大了，他真的会从当事人的律师费里拿出50万去行贿，十天后，这个兄弟还真的就能给放了出来。”

律师“捞人”已经不是个案。钱烈阳说，在看守所门口，挂牌子表示能保证无罪、保证取保候审的现象不少，“有些真能做成，当一把掮客，收一笔钱，在办案人之间搞一些腐败。”

而这又造成了百姓对刑辩律师的不认同乃至诋毁，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事人的“捞人”诉求使一些律师铤而走险，律师的“捞人”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污点，甚至是“原罪”。

这种恶性循环是如何造成的?王兆峰认为，律师“捞人”，有律师执业操守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不能会见被告人，无法知晓他的当事人关押在哪里……

“是什么把律师逼到非走旁门左道不可，才能与被告人见上一面?按照法律规定，把手续办好，正常情况48小时能会见，特殊案件5天内完成会见，但现实中超过48小时、超过5天的情形司空见惯，这些明明白白写在刑诉法中，写在律师法中的规定，是谁在践踏?”他说。

目前，刑事诉讼中胜诉(按无罪处理)比例仅有5％，在李奋飞看来，败诉比例高达95％，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律师。

“辩护意见采纳难”是李奋飞总结的败诉主要原因：裁判者事先阅过卷，形成了预断，很难再耐心倾听律师的辩护意见；因为有审委会的存在，有时候，律师能影响到的法庭审理，甚至不是裁判结果产生的唯一场所……

取证也是一大难题。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北京刑辩律师，普遍对取证怀有畏惧情结。许多经验老到的律师干脆教育年轻律师不要取证，“小心自己前脚出法院大门后脚跟着就进了看守所的门。”

外国人的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参加中国的法学会议，演讲主题竟然是中国律师制度。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番演讲显然准备充足。此前十年，他自发联系了1.7万余名司法实务界人士(包括法官、检察官、多位执业律师)，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0年、2009年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这十年里，以保障律师权益为目的的新律师法于2008年6月实施。两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新律师法实施前后，中国律师执业状况的变化。

不久前，2009年版调查报告《中国律师面临的挑战：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最终完成。调查的结果显示：十年来，中国律师执业困境并未减弱。相反，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刑事辩护难、行政干预等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剧。

40岁出头的麦宜生是加拿大人。做2000年版调查时，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选取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起因是认为老百姓在面对纠纷时，律师是能帮助弱者的一方。

不过，他很快发现，要在中国做一项关于律师群体现状的调查并不容易。特别是，他还是一名外国人。

至今，麦宜生的邮箱里依旧经常会收到律师怒气冲冲的回复，你是个老外，凭什么来调查中国律师的事，“你的居心和目的何在?”

每一次，他都要耐心解释，“只是希望用专业知识为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提供一份专业的调查报告。”

这些解释没起多大作用。最终为麦宜生的调查打开局面的是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三枚公章。

2000年时，通过社科院法学所一名研究员引见，麦宜生找到了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后者答应为他的“中国律师业状况”课题调研提供帮助。之后，麦宜生又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二者也都同意提供帮助。就这样，三枚公章敲在了调研介绍信的落款处。

麦宜生再去各地找律师接受调查容易了许多。这一年，他对中国24个中小型城市的980名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名为《从国家脱钩：转型中的中国律师业》的调查报告出炉。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干预和阻碍，致使中国律师执业处境艰难。2000年时，律师执业异常困难，在司法界已成共识。麦宜生的调查并未得出新的观点，但是，因为数据翔实，受到好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如何保障律师权益，学术界、司法界进行过多次探讨。到2004年时，司法部也终于启动了律师法修改程序。

4年后，新律师法实施。相较之前的律师法，这部新法在保障律师正常的调查取证工作上做出了突破：会见嫌疑人无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为申请当天，而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與法院关系好更易胜诉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宜生的2000年版调查报告开始遭到质疑。在许多学界研讨会上，他的报告被评价为过时了，“怎么能拿2000年时的数据来说现在的事。”

显然，更多人认为，随着保障律师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律师执业环境在好转。

但实际上，即便在新律师法实施一年以后，律师执业艰难的状况也常见诸媒体。只是，对比十年前，中国律师执业是更为艰难，还是相对缓和，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无法认定。

“既然争议这么大，为什么不再去做一次问卷调研?”麦宜生在2009年7月发起了第二轮调查。

这一次，通过对全国244个城市的2335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所得结论令麦宜生诧异：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并没有明显降低律师的执业困难程度。

在刑事辩护领域，多数律师依旧认为律师介入案件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时，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控方处于优势地位，控辩双方无平等可言”的律师即不在少数，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竟上升了20％~25％。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持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三证”即可会见被告人。不过，在许多地方，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仍然频繁遭拒。

麦宜生的调查表明，2009年时，77.2％的律师表示，他们在执业过程中遭受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协的干扰。

绝大多数律师认为，在刑事公诉、行政诉讼案件中，检方以及政府一方处于优势地位，作为相对一方的代理律师与之几无平等可言。一位贵州律师通过调查问卷反映，如今公检法机关对律师依旧抱着歧视态度，存在偏见。

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如此境遇之下，律师要打赢官司，除了对法条的熟识，一定程度更重要的是律师个人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和法院关系好的律师打官司更容易胜诉，从公安、检察系统转行成为律师的做刑事辩护有优势，和建设部门关系好的律师容易拿到大的房地产项目，和证监会、国资委关系好的律师事务所有更多的机会做大国企的上市和改制。”麦宜生说。

维权律师应受社会更多尊重

大型项目无法拿到，执业领域很难拓展，而其自身坚守的领域能否胜诉又过多地依赖“关系”，致使中国年轻律师的路越走越窄。

根据2009年的调查数据，美国律师总收入中，有约50％由20％最富有律师占据。在美国为50％的这一數据，根据麦宜生的调查，在中国高达65％，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2007年时调查的结果，甚至高达71％。

同样，在美国，20％的最穷律师收入总和能占到美国律师总收入的6％到8％。而在中国，只能占到3％。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另一面，是中国律师的淘汰率居高不下。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十年时间里，北京律师淘汰了至少三分之一，淘汰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部分被淘汰的律师里，绝大部分是青年律师。

不过，另一个趋势却同样显得奇异---尽管处境并不理想，加入律师行列的人却越来越多。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8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执业律师总数已达14万，律师事务所共计1.4万余家。

麦宜生认为，律师行业如此热闹，除了经济持续发展，还有中国律师的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很高。

支持他做此判断的是2009年一项调查数据：中国律师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是45％，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30％。

“这与两国律师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同有关。”麦宜生说，“美国律师更多从事企业、公司业务，这些业务较少涉及不公正、不平等对待。而中国律师更多涉及刑事辩护、行政诉讼、土地纠纷、拆迁等业务，官司打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救人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