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2024-05-22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精选6篇）

篇1：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容简介

本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召开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0年秋季座谈会”的基础上，由政府部门、科研团体、高等院校等各方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关于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及预测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综合预测篇、政策分析篇、财政金融篇、专题研究篇、台港澳经济篇及国际背景篇，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2010年中国宏观及微观经济层面形势，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提出了2011年经济走势的预测。书中对读者关注的CPI数据、房地产价格走势及行业发展等都得出了专家的论断。本书指出，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就业形势好于预期，居民收入增长稳定；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较为明显，但仍需保持稳定可控。经济主体信心回升，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保持较快增长。本书指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一年。经济转变虽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无重大改变，改革开放、增长模式、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动力仍将稳定提升。未来的宏观调控目标应以“稳”字当头，通过提升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把稳定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

篇2：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新趋势

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演进、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增大以及“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驱动因素正在悄然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以及发展目标提出了许多创造性和革新性的思路，这将引导和推动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呈现新趋势。

一、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1979-201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需的高增长动力被弱化，同时经济依赖廉价丰富生产要素的高增长时代趋于结束，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拐点转折期，经过最近几年的调整转型，可以确认，我国经济增长逐渐由过去的高增长步入中速增长时期。过去30年增长约10%，2012年7.8%，2013年预计7.5%，未来一个时期将会维持6-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达到6000多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此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质量和效益的改善，结构的升级，增速减缓势在必行。在该阶段我们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问题，要解决重大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必须放慢经济增速，释放经济社会的风险。

第二，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力度，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支持企业低成本扩张的低要素价格条件不复存在。

第三，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凸现。经过多年的快速扩张，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目前出口需求萎缩，消费需求徘徊不前，最终需求不足，大量的工业产品，一生产出来就变成了库存，企业连续亏损，只好降低速度压缩生产，市场需求不足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根本原因。

二、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城乡割裂、城乡二元差距是中国经济的特有产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迫在眉睫，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切入点，大力推进城市化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潜力。分流农民需要城市化，发展三产需要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需要城市化，提高多数人的劳动生产率需要城市化，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更需要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是要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和综合素质，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状况，最终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

其一，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化人”。要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把农民先化成农民工，再将农民工化成市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有些地区城镇化走偏路，主要是化土地，搞土地城镇化，搞房地产化，依旧把农民和市民、城乡进行分割。

其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城市投资建设。要更多的关注城市软环境、公共服务的建设，以改善人的生活条件、优化生存环境为宗旨，要统筹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其三，新型城镇化是建设一种高效的城市运营体系。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以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为重点，开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创新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建设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交通拥堵，井然有序、运行高效的城市，总之是通过城市结构优化来提高它的综合承载力或者它的竞争力、吸引力。

今后的城镇化建设重点：一是在特大城市周围兴起一批小城市。美国洛杉矶、加拿大蒙特利尔周围都有70个以上小城市，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同样的道路，特大城市周围一定要建起一批小城市。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的中部地区，兴起一批规模较大的新兴城市，以此为龙头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加速

和完善已有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城市功能建设。四是大力推进城乡统筹，搞好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

三、服务业成为引领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我国原有发展模式是“重二产、轻三产”，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1：45.3：44.6，第三产业占比虽然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今世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各国发展的重点和彼此合作的热点，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再工业化、再制造化的同时，继续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也在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服务业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

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意义重大：

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稳增长、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许多工业产品产能过剩或供过于求，但服务产品却有许多领域供不应求，满足不了需求，一方面要提升商业流通业发展水平，扩大和引导商品消费，另一方面，要增加服务业的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让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支撑。

二是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传统服务业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研发、信息、物流等新兴服务业需要具有一技之长高素质劳动力，农业现代化和工业信息化的部分新增就业也需要通过各种服务业来吸收。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有效推进“新四化”的实现。做强研发、设计、营销等服务环节，可以推动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开发新一代信息产品，发展电子商务，可以推动信息化、扩大信息消费；增强交通、环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是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四是“松绑”服务业是推进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最大的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服务业要求放开服务业管制，要求依法依规为服务业发展“松绑”，让企业轻装上阵。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改革。

四、创新驱动和自主品牌建设成为行业发展的标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如今我国经济总量、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继续严重依赖外来技术与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难免受制于人。要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必须进行创新驱动，在跟踪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要耐得住寂寞，用10年20年的时间实现自主创新的突破（美国的页岩气开采研究用了40年的时间），最终拥有自己的品牌。

为鼓励技术创新，应把科研经费投入占企业产值比例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科技发明成果转化率作为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依据，为了给未来5-10年经济发展储备人才技术，政府可以设立国家创新基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基金以及重大项目创新研发基金，以支持中小企业、有增长潜力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

我国自主品牌较少，严重影响了企业效益，要提高企业的软实力、竞争力，一定要建立和培育自己原创产品的品牌。培育国内知名品牌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从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业做起，探索创新适合中国特色的生产营销模式并加入最新科技元素，将自己最熟悉、最具竞争力的领域做精做大做强，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培育品牌切忌大而全什么都做，有些品牌企业成名后，房地产、计算机甚至制造业生产行业都要涉猎，结果哪方面都不突出，一旦市场竞争激烈、需求不足，必然没有立足之地。

五、体制改革的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过去我们很好利用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房地产泡沫红利，现在这些红利在减退，要转变发展方式、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寻找新的红利和动力。全面推进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改革可以创造并收获新的改革红利，支持经济持续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

1、加快政府职能改革，建设透明、高效、服务型的政府。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把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将不必要审批的决策交给企业家。政府应从直接组织资源配臵，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负责社

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为企业维护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提供高效的执法维权服务。

2、国有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应完全推向市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人员任免、薪酬待遇、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运作，脱离行政干预。严格执行破产退出制度，对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要及早破产退出。切实改变通过保破产企业的方式保产值规模、保就业、保稳定的思维定式，尽快转向保基本民生、保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障房等方面。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是农民分享城镇化、现代化红利的最重要资本，必须依法严格保护。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严格征地程序，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应给予农民公平补偿，让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六、保护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

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的提出来，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重要的战略之举，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几十年的大发展，中国的生态问题十分严重。

首先，中国的资源严重不足。以人均计算，水资源、林业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3，矿产资源不到世界水平1/2，石油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1/10，天然气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1/20。但是我们对资源的利用十分粗放，有些资源的单位GDP消耗高出国外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国农业生产中单位面积的化肥用量是世界水平3.6倍，是法国的6.2倍，是美国的3.5倍。

其次，由于资源的过分消耗，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一是三大湖、七大河污染严重，水质都在三类以下。二是食品及饮用水的污染，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隐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三是空气的污染。今年冬天，持续的雾霾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四是土壤的污染。土地污染来自化肥的不适当使用和企业排污，特别是深层排污。

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环保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生命比GDP更重要。我们是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吸取先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面对资源紧缺，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形势，将保护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常态化发展是题中之一，环境升级和生态文明升级也是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标志。

本次政府部门机构调整，我国首次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积极推动资源环境保护的监测和防控工作。目前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建设不断增加，各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污染物排放检测标准陆续出台，制定和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惩戒力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严格考核和奖惩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体现了政府倡导节能环保、清洁绿色经济发展的决心和理念。

篇3：中国住宅的发展趋势

(一) 西方住宅原型

18世纪爆发的工业革命引发了城市形态的重大变革, 城市人口暴涨, 居住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劣情况, “城市病”的概念在19世纪末期产生了。19世纪末, 以功能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城市理论形成, 到20世纪20年代, 城市逐步脱离古典主义传统, 向功能主义形体化方向迈进。注重功能分区, 追求统一的视觉空间秩序, 将城市机械地分为:居住、工作、交通和游嬉四个部分, 强调城市中不同功能的分区布局, 再以交通网彼此联系;各城市功能区被交通线划分成具有严整几何形的功能分区, 城市结构按照严格的递增等级来组织。

在功能主义规划观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 产生了邻里单位模式, 为当时的城市结构提供了原型。邻里单位居住模式中空间的功能被划分为住宅、道路、绿化、服务设施, 彼此功能划分明确、空间互不交叉;邻里单位内部道路宽度、绿化面积、服务设施规模也从邻里单位向邻里单元递减;对于建筑形体、住宅的高度、日照、间距、朝向、建筑密度等都通过精心的设计达到理性的结果。

(二) 西方住宅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所倡导的功能化、等级化的城市组织结构遭到不断的怀疑和挑战。人们重新品评传统的城市空间及其网络结构, 开始反对城市功能分区、低密度分散等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 并逐渐出现了尊重生活本身的要求, 顺应人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讲求城市结构的多重性、功能的复合性, 允许适当的高密度和功能混合等趋势。在这一背景下, 邻里单位模式逐步被社区理论所代替。建立在社会科学领域成果的基础上, 社区理论强调了社会整体关怀, 把住宅置于社会网络的整体中。社区理论把人与其所居住的环境视为一个整体, 重视人的生活与物质环境的联系, 追求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激发居住者对居住环境的认同。居住空间不再继续邻里单位的树形结构, 并试图使居住空间与丰富多样的邻里生活相适应, 向多功能复合的空间发展, 对居住空间中人的认知、参与、创造能力及居住空间的秩序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工作、居住、交通、游憩等各项职能空间不再被机械地割裂。至此, 居住空间的构建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国外大城市中出现了混合居住区、居住综合体、整体式小区等, 在居住空间中融入多种城市职能, 比如办公、小型工业、多种服务设施, 同时将多种功能进行立体化地组织。

二、中国城市民用建筑的发展和反思

(一) 中国住宅建筑的发展

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模式的原型来自基本的邻里单位模式。上世纪50年代完全模仿邻里单位模式, 上世纪60年代基于邻里单位模式发展起来的居住小区规划设计理论, 1980年后, 随着小区的推行和成熟, 居住空间逐渐形成“小区——组团——院落”的三级组织结构以及对三级结构的改良形成的“小区——院落”的二级结构。本质上, 居住空间的组织模式没有脱离邻里单位模式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方式。

(二) 对中国住宅建筑的反思

1. 缺乏人性尺度

以邻里单位模式为原型的居住模式, 是功能至上理念下的产物。作为功能主义等级化城市组织结构的基础, 邻里单位模式过度追求功能性, 注重公共交通与居住空间的分离, 注重空间组织的秩序和空间条理性。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发展, 中国城市中出现的许多以高层住宅为主的大型居住区, 成为城市居住的主要模式。这样的尺度空间环境容易使人倍感压抑而失去自我, 人们生活在像鸽子笼一样的居住氛围中, 本应温馨亲切的家被抽象化和概念化, 家不再有归属感及个性化。邻里交往减少甚至消失, 犯罪率上升。

2. 住宅生命周期短

小区住宅均呈现生命周期为30～40年的短寿命型现象。调查表明:建筑的老化原因占47%, 改善设备占7%, 其他的经济社会原因 (包括改变使用性质、提高土地效益、城市改造、扩大空间等) 约占一半。也就是说被拆除的建筑有一半是结构、设备本身不堪续用, 拆除是无奈之举, 而另一半则是非物质原因, 是消费观念的改变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所导致。这表明小区结构模式的稳定性很难适应中国目前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人口迁移、社会急剧变迁, 和某些特有的居家置业消费观念改变的现实。

三、对当下住宅设计的设想

(一) 低层高密度

低层高密度需要住宅层数保持2-3层, 层高不超过9米, 一楼与另一楼间距为3-9米, 容积率在0.6-1.1之间, 强调以人为主体的居住模式, 以此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 加强社区的认同感及凝聚力。利用这种建筑模式与室外空间在尺度及形态上的亲和性, 将建筑与景观融合在一起, 创造过渡空间, 从私密、半私密再到公共, 形成多层次的人际交往空间, 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场所。低层高密度住宅很早就出现了, 随着城市的产生, 人口的聚集, 城市内的土地资源缺乏, 因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自然产生了低层高密度住宅。从古罗马的庞培古城, 到中东地区迷宫式的内院住宅, 再到中国江南鳞次栉比的水岸屋舍, 都是与当地气候、风土及生活融为一体的成熟的低层高密度住宅。从国外的发展趋势看, 越来越多居住在城市多层及高层住宅中的居民二次置业选择低层住宅, 他们需要有老人及小孩的活动场地, 接近自然。低层住宅的宜人尺度和空间氛围、良好的地接性及与自然的亲近等都是高层住宅所不能相比的。目前我国的住宅郊区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因而低层高密度住宅无论在郊区还是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旧城改建中都应积极推广。

(二) 可变性模式

住宅建筑可在部分结构不动的条件下改变局部而获得新的居住空间。住宅建筑的结构和材料使用周期是50年到100年, 而居住使用功能变化周期是10-25年。住宅结构的稳定性和居住功能的时间性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国传统的木构架建筑, 柱子承重, 墙体不承重, 在结构上柱子和墙体是分开的, 这就为室内空间灵活分割提供了可能。住宅结构分为承重部分和非承重部分。非承重部分又包括设备管道体系和空间维护体系, 维护体系包括户内隔墙和分户墙。近代最早的可变性住宅模式出现在1927年斯图加特住宅展览会密斯的作品中, 外表看密斯设计的住宅与一般现代主义住宅没有区别, 但户内平面全部开敞, 内部梯板有几根柱子支撑, 空间以一轻质隔墙划分。二次世界大战后, 住宅的可变性开始受到重视, 上世纪60年代以后, 可变性住宅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取得较大的发展。其中最完整的理论是荷兰哈布瑞肯的支撑体理论。该理论把住宅分为支撑体和可变体两部分。支撑体是永久性的, 生命较长的, 包括公共设施和服务设备在内的结构体, 可变体是组合元件, 包括墙体、浴室和厨房等。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人的控制范围, 而不是结构的承重和被承重关系。这种可变性模式体现了现代住宅重视作为住宅的居住主体的人的感受, 具有现实意义。

(三) 多适性住宅

住宅的多适性是指在住宅空间本身基本上不改变的情况下, 能适应多样的家庭生活模式, 适应不同的家庭结构的特性。各功能房间尽量具有共性, 以利于功能的转换。住宅房间尽量大小一致, 以适合多功能的转换。住宅平面尽量简洁, 房间尽量接近方形。住宅的功能性强的房间尽量集中布置, 并应留出足够的空间满足不同的需要。住宅结构尽量简洁。家具设备管线与结构脱离。门窗位置和大小尽量满足多种功能的需要。中国传统的四合院, 以及多数的农村住宅的房间都具有多种的功能, 可满足多重的功能需要。如四合院的东厢和西厢既可以住人又可以作为餐厅, 农村住宅中的房间随着人口的变化, 每个房间都可以进行功能的置换。住宅的多适性概念接近于文丘里模糊空间的理论。在欧洲近期的住宅研究中提出的“中性平面”的设计构思也是对住宅多适性的一种诠释:住宅平面中有一系列面积相当、可置换的房间, 各房间没有预先确定的功能。这种平面不是通过建筑上的改变, 而是通过相应的空间比例来适应不同家庭不同的居住需求。

(四) 钢结构体系

钢结构占地面积小, 钢柱为骨架, 同时配以新型轻质的墙板模式作为维护体系。采用轻型屋顶及墙体结构, 自重轻, 易于安装, 这些优点本身意味着实现住宅的多适性。而且可以利用钢结构的强度建造自由、连续、开畅的建筑空间, 在功能上提高住宅的可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个区间的功能发生变化, 由于其对环境破坏小和可现场拼装的优势能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功能的全面更新。这种更新可以是卧室变成餐厅, 也可以是两户变为一户, 三户变为两户, 甚至可以是私有区变为公共区, 公共域变为私有域, 住宅区逐渐变化成商业区。目前, 许多国家, 如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 正积极推动预制装配化钢结构中低层住宅, 在日本称为工业化钢结构住宅。美国最早采用钢框架结构建住宅, 1996年已有20万幢钢框架小型住宅, 约占当年住宅建筑总数的20%。日本的钢结构建筑数量最多, 其新建的1-4层建筑, 大都采用了钢结构。在澳大利亚, 钢框架住宅占全部住宅数量的30%。2000年, 这个比例达到50%。在芬兰、瑞典、丹麦以及法国, 钢框架体系也正变得越来越普及。特别是丹麦人, 早已建造了大量基于钢骨架体系的低层住宅。在芬兰和瑞典, 也有一些钢框架的低层住宅建成。钢结构住宅已经给住宅产业和建筑行业带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 从设计、施工、到一系列新材料的使用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发展使施工从手工化进入了机械化, 那么钢结构的应用就使住宅施工实现了现代化, 因而在国际范围内钢结构住宅代表了未来住宅发展的新模式。我国钢结构住宅起步很晚, 目前正在北京、天津、山东莱芜、安徽马鞍山、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开展低层、多层和高层钢结构住宅试点工程, 已经建成30多万平方米。最近北京将建造12万平米钢结构外企职工公寓,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为唐山设计了10万平米的钢结构住宅。这些都说明了我国钢结构住宅发展的良好势头。

低层高密度解决了人与居住空间在尺度上不和谐的问题, 住宅的可变性和多适性对应了人对使用空间的要求——随着时间、人自身需求和观念的变化, 功能也随之自然的变化, 这也适应了中国现在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现状。而钢结构因为其各个方面的优势也为可变性与多适性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因此这四个方面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住宅发展的趋势。

篇4：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

6月初，中央举行了一次由中央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特别强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强调以经济手段为主，标本兼治、着力治本，这些内容是很有新意的。最重要的是，会议强调大力启动稳健的财政政策，在突出财政政策的同时没有提货币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当前国民经济的“冷”与“热”

如何看待2008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国民经济的走势？我认为，用不同的发展观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大相径庭。

我把这几年来一些政府高层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就经济领域发表的言论概括为4个字，那就是：“冷、热、胀、缩”——CPI低于3%，就是通货紧缩；高于3%，则是通货膨胀的开始；GDP高于8%就叫“防止过热”；低于8%就叫“防止过冷”——基本上是在3和8这个范围里转，而且节奏越来越快。

这些政府官员和学者大多运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指标体系，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似乎已经像欧美日一样进入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了。其实，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怎么能学美国、日本呢？中国20多年来发展速度平均在8%以上，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是5%-7%，发达国家则是1%-3%不等。初通哲学的人都不难明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会快一些，因为国民经济的基数有很大差异，美国人均GDP是4.3万美元，1%就是430美元，中国现在是2500美元，1%才25美元。

所以，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2008年和未来的形势，结果会大不相同。我认为，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从发展看运行，而不能就运行看运行。所谓经济过热因而要把发展速度放缓的说法有失偏颇。根据物理学原理，热量和速度没有关系，而是跟摩擦力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大了摩擦系数，产生的热才是经济过热。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哪些方面。我用五句话来概括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定位，这五句话是：“一根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四座大山、五个趋势。”

“一根拐杖”：对外依存度过高

首先是“一根拐杖”。这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定位。2007年中国GDP在全世界排名第4，我们是经济大国，但是不是经济强国呢？应该看到，当前的中国经济正拄着一根拐杖，这拐杖上面刻有3个词：“外商、外企、外贸”。“外商、外企、外贸”占GDP总量的比重，一般年份是60%左右，2007年达到72% 。反观日本和美国，日本净出口占GDP的15% ，其人均GDP3.8万美元有85%是靠内需解决的；美国的净出口也只占22% 。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软肋。我们可以不怕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却怕它封锁自己的市场不让我们进入，如果失去了这庞大的外销市场，就会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那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生存，甚至会造成几千万人失业。

“两个时代”：农民希望改变身份

其次是“两个时代”。我认为，我国正同时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时代中。一方面，我们有660个城市已经迈入现代化；而另一个方面，还存在着2.6亿个小农户，他们在18.37亿亩耕地上劳作，平均每户耕地才7.1亩。

30年前“大包干”结束时，我们有9.6亿人口，其中1.85亿农户。30年过去了，现在13亿人口，有2.6亿农户——当时户均土地10.7亩，现在变成7.1亩。农业在“负发展”，农民的农业性收入也在下降。去年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其中59%是非农业收入。如果一个人大部分的收入不是来自于农业，那他还能算是农民吗？所以就目前的总体形势而言，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他们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劳动阶级。现在70%-80%的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种一年地不如打两个月工——所以才出现20多年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民工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民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应对这个问题，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将面对更为严峻的农民问题。

“两个时代”，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的时间定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就是怎么让农民转变身份的问题。我们谈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首先就要谈农民身份转化的速度。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业和农业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供求矛盾尖锐化后引起的供需失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开足马力奔向现代化的国家。不能套用发达的全面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再次是“三个阶段”。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分别处于发达、发展中和落后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均衡，一个宏观调控政策能解决不同地区存在的各种差异吗？当前，我们的价格仍然既不能反映价值也不能反映供求，与市场经济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对同样一个宏观调控，东、中、西三个地区感应都不一样，所以说宏观调控如何及时准确地到位还存在诸多问题。宏观调控要抓到点上，首先就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脉搏。所以这次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完善宏观调控，要增加它的预见性与灵活性，讲究它的力度，我非常赞同。

“四座大山”：中国有条件解决全社会保障

接着就是“四座大山”。这“四座大山”是指当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四个方面存在的重负。

我重点要说的是社会保障。目前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强制储蓄+商业保险，是商业保险和金融运作出来的保障体系。我主张要把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三者区别开来。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行为；社会保障是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必须纳入财政预算，要按目标补贴按需分配。而社会保障的来源就是全社会的收入，社会收入的绝大部分应归社会所有。

有外国人说，中国正在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国未富人先老”。其实中国政府是最有条件一步到位解决社会保障的。建国以来我们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不少于200万亿，这些国有资产的利息和租金就足够社会保障的开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看透——中国有能力实现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就敢于消费，潜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就会被激发起来，拉动全社会的内需，促进企业的发展，增加社会就业。

社会就业水平提高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就会相应缩减，一年比一年少，最后稳定在5000亿左右。

“五个趋势”：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各位不难发现，等到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了，内需启动了，那么依赖外销的拐杖也可以丢掉了，中西部地区经济成长起来，在座各位企业家就可以在外销内销两方面左右逢源。所以我再一次强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判断非常正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本质上的恶化，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增长也指日可待。我甚至可以预测2008年将以大国崛起的元年载入史册。其标志是“三高一低”——人民币要升值、人力资源成本要涨价、物价要适度上升；同时外贸顺差会缩小。“三高一低”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而这次大地震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令，在地震以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凝聚了人心，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国内市场的强大，使我们民族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清醒地认识世界，更清醒地认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