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妮写墓志铭（精选4篇）
篇1：为安妮写墓志铭
为安妮写墓志铭
《安妮日记》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选教课文,教学这篇课文,我采用的`是学生课内自读的方法.
作 者：冯为民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刊 名：语文建设 PKU英文刊名：LANGUAGE PLANNING年，卷(期)：“”(10)分类号：关键词：
篇2：为安妮写墓志铭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一篇经典的自读文章，刚才同学们自读了课文，老师要问一个问题：“别里科夫可以不死吗?”
学生讨论，各组代表发言。
杜嘉：“别里科夫这个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可以不死，但前提是必须回到那个专制的中世纪，僧侣时代。但是在自由的社会里，他只能是个神经病，他的存在与周围的环境是一个矛盾，文章安排死的结局是最理想的。”
陈瑶：“我赞同杜嘉的观点，其实像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只是‘保守’代名词，别里科夫也只是一个思想的符号。在人类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的，陈旧的一切只能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曾宪君：“我也认为，别里科夫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人格分裂症患者，他是沙皇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思想警察，灵魂宪兵，他应该死掉，这是他性格逻辑的必然，也是作者的本意。”
罗玲：“并不是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别里科夫他存在，别人就生活痛苦，他太恐怖了。其实，他活着，就已经死了。”(学生鼓掌)
教师：“同学们的发言真是激情如海，掌声如潮，笑容如花。你们说得太精彩了，把握住了文章的内容，抓住了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同学们的鉴赏水平确实让老师感到惊讶。其实老师的问题答案跟你们一样，大概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既然如此，下面就请同学们来为死掉的别里科夫拟写一段墓志铭，在100字以内。(5分钟准备)
李金燕：“可怜的别里科夫，您安息吧!与其痛苦的活着，也许死亡对您来说是一种解脱。去天国寻找自由天地，别忘了，丢掉那些沉重的套子，我想您会很快乐的!”
马金芳：“尊敬的别里科夫，对你的死，我们深表惋惜。希望你在天堂里摆脱精神的束缚，让思想得以释放，让灵魂得以升华。”
教师：“这两位同学都对天国的别里科夫寄予了后望，看来同学们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个沉重的‘套子’呀!”
呙玉平：“你虽然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同样也是受害者。”
教师：“你为何这样构思呢?”
呙玉平：“其实，我认为别里科夫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他是沙皇制度的.自觉牺牲品。”
杜嘉：“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这样写的。你的逝去并不能带走现实中的悲剧，无形的枷锁还牢牢地窒固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无尽的黑暗还在笼罩苍穹。你不过是沙皇专制下的一件牺牲品，但你却用你的全身力气在扼杀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死亡，对你而言，本该是一种解脱，愿你的魂灵在天河里得以洗礼，安息吧，可怜的人!”(学生热烈的鼓掌)
教师：“同学们的思考已经接近了人类文化学的领域，这很令教师惊讶!马克思说过，一个人一出生就要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因子的渐染，别里科夫当然也不能例外呀!”
邓小俊：“虽然你的死，并不能改变世界，但你可以自由了，那些套子，还在吗?”
教师：“邓小俊同学的构思的确很新颖、独到，但是老师认为还可以简洁一点，不如改为‘斯人虽去，套子依旧’。”(学生热烈鼓掌)
陈瑶：“我写的是一首诗。
时代赋予了你生命却保留了生机，
生活给予了你空间却限制了自由，
命运的安排使你臣服于沙皇的专制，
而现实的世界却锁定你一身的套子，
你的存在封闭了自己也束缚了别人，
与其在现实的生活中挣扎，
还不如及早解脱。
杜正华：“我也写了一首诗。
恐惧、孤僻、多疑，
是那个时代捏造了这样的你，
是它主宰了你的思想，把你当奴隶。
自由的人们不会深怪你，
是时代把你装在套子你，
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教师：“同学们，下课的钤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我们这节课真是高潮迭起。老师确实感到同学们不寻常，你们对作品的解读深刻独到，你们的认识或者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或者迸发出情感的文花，或者充溢着人文的芬芳。实在是让老师汗颜!老师事先也写了，我确实感到没有你们写得好，不过没有你们写得好，你们还是给我一点勇气，一点鼓励吧。(学生鼓掌)
别里科夫
一只背着沉重的壳的蜗牛
一只岩缝里的寄居蟹
一只阻挡车轮的螳螂
……
篇3：为安妮写墓志铭
一、同居共财大家庭及其同居情况分析
“中国社会以分居为不孝不悌, 以五代同堂为美德, ……, 所以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是个行大家庭制的社会。”[1]12金代家庭不乏类似自曾祖以下, 族人十余家, 多相附而居的记载, 但汉族同居共财大家庭较少出现, 同时也难以长时间维持, 往往百姓无论富贵贫贱先世既葬之后, 仅仅两三代之间, 问其谁是祖谁是高曾, “卷舌而不能言者, 十常七八”[2]1262。
“同居共财”家庭作为金代汉族家庭类型的一种, 归纳分析可知其同居共财存在方式和特征:即以兄弟横向世系同居现象较为普遍, 亦以共财为主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 金代同财与否与是否异籍密切相关。异居、异财未必能够异籍, 但别籍往往不同财, 正所谓“同胞而至别籍, 往往起讼”[3]1449。要理解金代同居共财, 首先要辨析清楚几个概念在金代的时代含义。析户、异居、异籍、同居、同籍, 意义各不相同, 也是界定是否同居共财的关键。金廷提倡同居世系家庭, 并以三代即为旌表标准和儿孙盛的彰显, 且禁止析居异籍。生时“三代同居孝义之家, 委所属申覆朝廷, 旌表门闾, 仍免户下三年差发”[4]502, 并定仪制;殁时“往往刻墓幢于寺观中, 前刻……, 后记三代及子孙男女姓名”[5]915。借此以乞冥福, 扬先德。金代此传统有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 唐律子孙需孝敬长辈故同居共财, 金代律令承袭唐律规定汉人则亦不得别籍。元代究得旧例 (金《泰和律》) , 百姓之家如若祖父母父母健在, 无论有无支析文字, 父母生病过世之后, “不以求医侍疾丧葬为事, 止以相争财产为务”。所以以此为戒, 合酌古准今, 只要祖父母父母在, “许令支析者听, 违者治罪”。又至元十一年 (1274) :“中书省御史台呈:……今后禁约:父母在堂之家, 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 着为定式, 如此庶使。”[6]28《大元通制》承袭唐、宋、金诸王朝法典基本精神, 禁止异居, 但在内容上因蒙古贵族的统治意识和蒙古社会制度予以发展。金代之所以禁止析居异籍原因在于维护传统风俗, 给健在父母赡养终老, 但法令制度往往与实际的民间执行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 加上女真特有的通检推排等经济政策亦成为别籍分财析居考虑重点。尽管如此, 从三代同居共财孝义之家“免户下三年差发”的丰厚奖赏以及实际出现史例来看, 金代孝义之家较少。女真则与汉族不同, “不得令子孙别籍, 其支析财产者听”[7]1040。可见, 析户异居并不等同于异籍, 析户异居同籍亦并不属于共财大家庭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 宋代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较多, 相对同居合活家庭现象较少, 兄弟家庭同居功能亦由实惠的救助转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8]58。金代过渡性同居合活大家庭, 多因兄弟之间的相互照顾而产生。金不同于宋, 单纯追逐孝义精神博名誉并不能够组成以及维持此结构家庭, 生存的需要是其相互之间维系的纽带。如, 曹长卿年十二父母相继过世之后, 兄弟自然析产异居。待其兄模既老, 君事之惟谨, 疾则躬侍汤药, 并存拊诸孤[3]1518。很显然, 第一次壮则析居后, 如无意外各为小家庭单独过活。但兄长年老, 重新同居合活, 目的在于照顾兄长以及抚育孤侄。同居合活与同居共财大家庭差异显著, 比较典型的是刘秀家:
“刘秀少孤, 敬事叔父, 自幼膺门户。……君后暨叔父异籍, 母老弟幼, 益惇孝友, 慨然复有起家之志。……一日, 弟欲星居, ……君先娶王氏, ……君继娶连氏, ……一女, 二子, 次早亡。孙男五人, 孙女三人, 曾孙十二人, 女二人。君之子顺, 克承父志, 强敏干蠱, 凡所经画, 应求而得。以故物产隆厚, 数倍于前, 遂为大姓, 仅冠乡邑。君自知命之后, 家事一委其子, 安坐享丰腆者三十年, 亦可伟矣。”[2]1153
刘秀幼年失怙与叔父合籍同居, 得到叔父的照料。此合活目的旨在帮助寡嫂抚养孤侄, 所以在自己家中将嫂侄一并收容, 而并非两个家庭的真正同居并累世下去。等待任一孤侄能够自立, 叔父便达成目的, 暂时性的同居合活家庭也就随即宣告结束。刘秀长大成人则与叔父异籍, 回归原家庭, 承担起照顾老母幼弟的责任。刘秀与其弟别籍略与此不同, 两者都出于生存需要而结合, 前者壮则析居异籍, 而后者则别籍分家产。从之后刘秀一子强敏干蠱以故物产隆厚, 遂为大姓, 冠于乡邑以及君自知命后家事一委其子, 安坐享丰腆者三十年来看, 刘秀与其子同居共财可能性甚大。类似的事例还有王傑[3]1322、陈孝初[2]1663、孟兴[7]2746、赵真卿[3]1396等。
值得注意的一点, 金代兄弟相互关照实属情理之中, 外亲以及疏属性质则与同姓宗服不同。金律规定“疎属及外亲留任所, 满百日则徙他郡避嫌”, 但实际日常生活中同居合活现象甚为普遍。杨云翼一姊适李氏, 既寡, 挈孤幼来归, 公处之官下, 公言之朝, 独得不徙, 抚导二甥, 卒为名士[3]1369;白全道孤, 舅氏僧法澄, 拊育训导, 恩义备至[3]1449;吴器玉生七岁而孤, 养于其姑乐亭齐氏[3]1514;类似外姓疏属同居共活现象较为常见。
金代汉族家庭因各种原因, 虽析居, 但彼此之间仍相互帮助, 尤其战争年代。这里仅拈取一例, 天会年间, 有成氏家族已经达到数十余户, 时值兵荒马乱, 居民纷纷逃难解散。于是诸成氏等与昆弟商议:如此年景, 岂不是悬命于干戈?“当率其众据山险为之堡寨, 安老幼于中以俟休息”, 三年之后天下休兵, 不仅成众族得以保全, 整个得全者近万人[3]1264。尤其同宗之间依然存在相互联系维护的纽带, 祭祀宗祠最为明显且相互荫庇。如太原王氏昆仲扣雷文儒门以请撰其墓记[3]1316;东海徐氏虽居异止, 享祀则一。承安四年用及其侄雲拜谒唐子固, 为其宗族, 只求一墓铭[3]1271;保义副尉赵彦将终, 谓其子渊曰, ……, 祖宗积累之业, 一旦不难割散之, “骨肉相视, 一旦如道路人, 恶孰甚焉”。又特告诫孙子元英, 所有获得的一切, “亦惟我祖宗实有庆尔, 无遂独庇尔裔, 必及其余, 以答我祖宗意”[3]1335。金代同居共财家庭较少, 真正维系其宗族关系的仍然是血亲和姻亲, 而并非家庭组成方式同居共财与否, 但这种类型家庭也作为部分群体一种外在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存在。
二、同居共财大家庭难以普及的原因分析
首先, 战争。金战乱频繁使得同居共财大家庭难以普遍主要体现为总体人口减少并量化到个体家庭, 使构成同居共财大家庭要素之一的人口数量, 较平时难以形成。另外即使战前形成同居共财之规模、结构, 战后散居现象居多。试举例如兴定四年 (1220) , 亳州户旧有六万, “时河壖为疆, 烽鞞屡警”, “所存者曾无十一, 砀山下邑, 野无居民矣”[7]1037。量化到百姓个体家庭当中, 战乱直接导致家庭成员丧失, 普通家庭的存在亦尚且困难, 如冯延登因京城受兵逃难仓皇与家人相失[3]1393, 冯叔献兵乱暨三女俱失[3]1386, 即使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家庭, 亦会受到战争影响人口骤减, 多数大家庭 (族) 裂为小家庭而更容易逃生供养, 即便家族繁盛, 战后亦多散居, 并且生活困难。郭子崇遭贞祐之乱, 家四十口, 逃难解散[3]1508保义校尉房公族人十余家, “值宋末兵火, 父子离散。”“家宅□□灰烬惟存□□□至本朝天会八年, 百姓既复其业, 父子亦还家居无一舍, □皆受其饥, 食□霍且救其死”[3]1261;正所谓适兵荒之难, 父母昆季, 殂谢殆尽[3]1594。而侥幸生存下来的百姓之家, “又多转徙南北, 寒饥路隅, 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9]。亦有另一群体为官执政者, 虽为少数, 但兵兴守本职而自愿殉职者又无形中增加了战乱带来人口数量的减少, 大安中, 北兵入境, 往往以节死, 如王晦等诸人皆有名[10]73。
另外, 战争使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物质资料极度缺乏, 从而影响人口数量。王郁飞伯, 家素富, 赀累千金, 遭乱, 荡散无几[10]59;李献能家故饶财, 尽于贞祐之乱[11]322。因此以人为食, 拆骸为炊。加之“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 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 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 而河禁邀阻”[7]2387。于是, “食且尽, 闾巷间, 有嫁妻以易一饱者, 重以喋血之变, 剽夺凌暴, 无复人纪”[3]1467。又加上物价腾涌, 百姓更食尽无以营生, 锦衣宝器不能换来数升米, 连缙绅士女都行乞于街上, 饿死者推出城的尸体一夜之间肉都被剐的干干净净[3]1699。另有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杨弘道散文《优伶语录》, 看似为优伶言论记录, 实为铺叙自身生活困苦, 更为杨弘道干谒雷渊求被推荐出仕之书, 隐晦含蓄但表意明确。《优伶语录》中说:“蕞尔山城, 再罹大兵, 鸡犬不闻, 四郊草荒。一官不调, 未获禄食, 亲旧离散, 无所假贷。”[3]1694言语中透露自身生活窘迫不因自身, 只因遭遇兵乱, 生计才无着落, 千里跋涉前往汴梁求个一官半职, 却深受盘缠问题的困扰[12]。普通百姓生计本已狼狈, 后又无所寄讬, 再四流窜, 颠沛奔走无所占籍。有太史院事杨公“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仁桂坊, ……, 时艰, 从中大夫 (考) 逃乱而东, 不恒其居, 于汴, 于归德, 于天平”[13]225, 同居共财无从谈起。
其次, 析居异财。财产的分割诱惑也是致使同居共财大家庭不普遍的重要原因。同居大家庭以共财为主要特征, 析居原本即因家庭 (族) 供养能力不够从而转以个体小家庭为独立单位, 继续家户的延续。异财以析居为前提, 属于情理之中。金代家庭现实生活中析居异财, 却往往本末倒置。通常情况下, 金代汉族家庭异财伴随析居, 即欲析居便隐含其真正目的是分家产。史书中更有实例直接称之为“求异财”、“兴析产”、“析家财”等, 即分财产为主而同时析居便成了默认的事实。《金文最》中记载, 贾巨平二兄遵父母愿, 自小友爱其弟。当长兄仪的儿子弗嗣请求析居时, 仪却以父母早已立下遗书为由, 将财产分给贾巨平, 以异财来回答儿子对析居的请求, 不过只是将家产分给弟弟并非儿子, 打消儿子借析居来分家产的目的。因此, 也使得同居共财较难维持。影响这一家庭类型因素众多, 将专辟文章详述。
概而言之, 无论出于统治者抑或自身利益需求, 同居共财大家庭都有其存在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尽管如此, 史书当中此结构家庭亦较为少见, 出于经济原因而析居异财者更为普遍。这一方面取决于朝廷鼓励政策实质执行贯彻不力, 无法兑现对于孝义之家实际物质上的承诺。另一方面, 对于普通百姓家庭而言, 长时间大家庭的维持由于供养能力有限, 根本无法实现, 这才是根本。同时, 由生产力、生产方式所决定, 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要：由于战乱灾荒、生产力生产工具发展水平、传统伦理道德和当时的婚姻习俗等时代因素, 金代汉族“同居共财”大家庭, 数量较少且也难以长时间维持。实质属于暂时性同居合活的家庭形式则更为普遍和实用, 存在数量较之较多。由此可见, 真正维系其宗族关系的仍然是血亲和姻亲, 而并非家庭组成方式同居共财与否。
篇4：为安妮写墓志铭
【摘要】中国很早就有作传记，尤其是撰写形状或墓志铭的优良传统。撰写目的是为了确保逝者的一些言行被保留以及流传给子孙后代。于是一些悼词被刻在石头上，随逝者葬于墓中，亦或是树立在道路两旁。而这些体裁各异的墓志为今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史料。墓志铭的书写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其仍然可以一定程度揭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不同时代的墓志铭，其写作辞令、态度、价值观和写作重点都有很大的差异。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的变迁中史学书写、评价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唐宋；墓志铭；历史书写
一、唐宋墓志铭辞令的变化
在唐宋墓志铭的书写方式中，最明显的差异可能莫过于文学辞令的变化。唐代墓志铭撰写者偏好引用经典，如果可以找到阐发大义的典故，他们很难直接进行表述。因此女子不被书写为纯洁、勤恪，反而被称为“蘋蘩”，此一词出自《左传》，原意为合适祭祀之物。夫妻生活和谐，被称为“琴瑟克谐”或者“凤凰于飞”。儿女孝顺，被称为“昏定”，意思为傍晚的时候问候自己的母亲或者公婆。从这些称位可以看出，唐代墓志铭撰写者喜好引用经典，来对墓主的行为进行含蓄的表达。
宋代墓志铭中很少会用这些经典中的古语。宋代墓志铭往往比唐代墓志铭更加注重细节描写，并且已经抛弃了引经据典的传统，转向注重于个人的轶事。这些变化可以从宋初的墓志铭中看出。唐代在描写墓主女儿或者儿媳的女性行为时十分的隐晦，而宋初的墓志铭中则不同，描述当女子丈夫重病时，她如何亲自“侍奉汤药、亲执饮膳”，不分昼夜的陪伴在丈夫身边。当然宋初墓志铭的描写方式还未能完全摆脱唐代墓志铭的书写风格，但是其对女子行为的描写已经大有改变，更加注重女子在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女子对整个家族的贡献。北宋中期的一些墓志铭则更加重视女子对子女教育的重要影响。
唐代墓志铭不会提及撰写者的信息以及他和墓志铭主人的关系，而宋代的墓志铭则有大量关于撰写者的信息以及他们和墓志铭主人的亲密关系。虽然唐人也经常为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撰写墓志铭，不过唐代墓志铭的撰写者很少详细阐述其写墓志铭的原由。相比之下，宋人撰写墓志铭则直截了当的解释其与墓主人的关系，而且还会言明何人请他撰写墓志铭，墓志铭又依据什么撰写，以及一些谦虚的推脱之词。这就明显说明宋代墓志铭的撰写更为自由，不受各种政治纷争和礼法制度的羁绊。
二、唐宋墓志铭写作重点的变化
1.对墓主祖先的描述。唐宋墓志铭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文学风格，还在于唐宋间墓志铭的写作重点和价值取向。唐宋墓志铭的撰写者通常都会着重墨来叙述墓主的祖先，但是他们的强调重点明显的不同。许多唐代的墓志铭，开篇便是对墓主祖先的长篇大论，偶尔才会提及墓主配偶的祖先。这些文字大多是强调墓主的家族历史悠久且门庭显贵，甚至将这段历史追溯到魏晋之世。其他部分，则用大量的文字来叙述正史中记载的、被视为墓主祖先的某位名人的功绩。有的墓志铭直截了当的说，墓主家世代显赫，甚至会提供一份详细的谱牒来佐证自己的说法。也有一些墓志铭注重描写墓主家族在官场中的关系，他们通常会罗列墓主祖上三代的官衔，并且时常去标榜墓主与那些身份更为显赫官员的亲戚关系。当然他们的这种标榜，大多立足于让墓主与魏晋、隋唐间政治生活中的贵族、大姓、门阀郡望攀接上关系。
随着两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在唐末的没落，对于祖先的关注也随之淡漠。对于家族輝煌历史的描述变的敷衍了事，虽然大姓、郡望仍然被撰写者使用，但只是出现在墓志铭的标题当之中，而文字本身往往一字不提墓主的祖先。大多数是简单叙述墓主祖上三代的名字及其他们拥有的官衔。北宋晚期，墓志中对于祖先、郡望的标榜似乎再度流行，但是这些标榜与唐代墓志铭撰写者所使用的书写方式毫无一致。墓志之中虽提到大姓、郡望，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对祖宗辉煌历史细致描绘的书写范式，在宋代墓志铭中并未出现。同时许多墓志铭甚至没有试图标榜祖籍，而是直言不讳的说，不知其祖先从何而来。当然为了维护颜面，撰写者还会用一些不太有说服力的方式补充说明，他的祖上是世家大姓。宋代墓志中最为典型的书写方式是标榜墓主家为“乡大姓”。南宋时期的墓志铭更是如此，只是提及墓主家在其乡有钱有势，而宋代之前祖先根本不再是一种展现声望的要素。
2.对墓主子女的描述。对墓主子女描述的不同也是唐宋墓志铭书写方式的一大变化。唐朝人注重祖宗的功德，宋代愈发重视后代人的成就。唐代墓志铭撰写者对于墓主后人的存在毫不关心，很难有墓志铭对墓主子女情况的详细记载。大多数墓志铭，仅仅是对为子女举行葬礼或者吊唁的时候，简单的提上几句。子女仅仅是作为对母亲的赞语时才会涉及，只是简单提及墓主的一个或者多个子女的名字或者是官职。当然更没有提到过已婚嫁女儿夫家的姓氏，以及女婿的官职、头衔。五代时期，墓志铭中对于子女的描述日渐具体，提供子女姓名的墓志铭比例名显提高，对子女的言行描写日益生动，提及墓主女婿的次数也有所增多，这表明宋人对姻亲的重视。
宋初，墓志铭通常提供墓主诸子和女婿的名字，也经常提到他们的官衔。到了北宋中后期，几乎所有的墓志铭都会提供儿孙、女婿，甚至是孙女婿的名字，也会叙述他们的官衔。值得关注的是，宋代墓志铭撰写者在讨论墓主的后代时，注重于科举和仕宦，强调诸子为科举登第而做出的努力。
3.对墓主妻子的描述。唐宋墓志铭对于女性生活方面的描述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唐代墓志铭撰写者，时常赞美女性墓主的仪容，但是通常不是直接了当的夸赞，而是引经据典的含蓄赞美。唐代墓志铭的撰写者，特别观注夫妻之间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与女子和其夫家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区别对待。唐代墓志铭强调女性墓主聪慧和有学识时，通常注意的是其文学才能。唐代的墓志铭很少涉及女性教育子女的情况。唐代墓志铭撰写者注重女性的美德，而这种美德往往在于遵循礼法，而那些不需教导而遵守礼法的女性更会得到赞美。这说明德行与其家族声望息息相关：“天下士大夫，知与不知，莫不想望其风采。”美德被视为传家之宝，世代流传，这也说明“德”在唐代多为大族所垄断。
宋代墓志铭中对于女性的仪容仪表时常表现的漠不关心，对于夫妻关系也不感兴趣，只是在谈及女性德行的时候略微涉及。在宋代，衡量夫妻关系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女子如何与夫家人和睦相处。特别是孀妇是如何处理与婆家成员关系，及倾心抚育儿女的。在宋代墓志铭中女子的才学同样时常得到人们的赞美，但是其并不是像唐代一样注重文学，而在于女性是如何教育和培养子女的。宋代墓志铭中对于女性如何教育子女的描述非常的详细，一般描述为女墓主亲授子女經书；亲以教子，娶嫁必问贤否；与丈夫共同训导子女；节省钱财聘请老师；操持家务使子女专心读书等。这些都是对女性墓主德行的赞美。与唐代截然相反的是，德行不再于祖先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德行赋予人声望。德行已经是普通人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了。
三、结论
唐宋墓志辞令的变化无可争议的与经济和社会现实变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宋代，家族关系虽然仍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资产，但历史悠久的出身不在是掌控政治局势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能力的重视，这种认识同时也转变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重新审视。宋代世家大族的价值观已经消失，门第出身不再是问题，贫困不再是令人难堪之事，相反出身卑微，却能凭借个人的努力而通达显贵的人，更可能会受到社会的赞誉。女子能持家并兼顾子女启蒙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家庭的存续很可能依赖于她的精打细算，她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远比仪容更为重要。个人的成就而并非祖宗的功德提高了她的声望，个人道德的优越性已经不再是出身背景，而是其在家庭中的关键作用。
总之唐宋墓志铭书写方式的改变发生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转型期不仅对家庭、婚姻体系，也对个人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唐宋代的史料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史学转型。当我们以墓志铭为例，对唐宋墓志史料进行细致梳理时，这一史学转型在历史变迁中就会自然彰显出来。这种史学转型不只是体现在其书写方式、写作辞令、写作重点表面的变化，而是体现在唐宋整个社会的变迁和价值评价体系的转变。
注释：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隐公三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页。
[2]陆心源：《唐文拾遗》卷65，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第834页。
[3]李学勤编著：<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曲礼上》，1999年，第42页。
[4]陆心源：《唐文拾遗》卷65，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第840页。
[5]姜世彬：《世家大族的没落》，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6]李昉：《文苑英华》，卷964，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67页。
作者简介：祁红伟，男，汉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