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精选6篇）

篇1：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分析包法利夫人形象--理想转嫁和现实超越

摘要：“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女人的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个性、激情与贤妻良母。这两个角色都由她一人扮演。在她内心及外在表现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表现出了她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即“二重组合型”性格。她有着女性的一切特质，她追寻着理想的爱情和生活，正属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理想”范畴。为此，她只能采用第三种理想实现方式：理想转嫁。不满现实生活的平淡和无爱情的婚姻，她试图超越现实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和爱情，对于一个有激情和活力的女性而言，有其内在合理性

一、“包法利夫人“与“爱玛”的角色之争

在这部著作中，福楼拜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 有两个称呼：“包法利夫人”和“爱玛”。在西方，女子 出嫁后随夫改姓是几千年来的习俗，爱玛也不例外。当她嫁给包法利医生后，人们就称她为“包法利夫 人”。但这两个称谓对这个女人来说代表着不同的 意义。“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两个不同的角色。由同一个女人在同时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时就必然 会造成角色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导致爱玛矛 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正如刘再复先生说的“二重 组合型”性格，也称对立型性格，就是性格内部具有 深刻矛盾性。

[2](P288)

1．作为“女儿”的爱玛和作为“母亲”的包法利夫 人 爱玛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少女时代的爱 玛被送进了修道院，那里有超尘脱俗的圣歌、圣画，还有浪漫的种子。“修女们在训戒时，反复拿未婚 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作比 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1](P438)还有一肚子浪漫故事的老姑娘在修道院出入。这些 种子在她心中发芽生根，她展开丰富联想，去勾勒她 的梦。“她的气质是多愁善感型的，而非艺术鉴赏型 的，她寻求的是感情，而非景物。”[1](P440)幻想终究 是幻想，渐渐地她对修道院的生活感到腻烦，院规与 她的性情格格不入，父亲只好把她接回家。人都是要成长的，因为结婚，爱玛成了“包法利 夫人”。作为“包法利夫人”，她不得不面对现实，作 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包法利夫人要做母亲了，这时 书中是这样写的：“爱玛起初惊异万分，接着巴不得 快快分娩，好尝一尝做母亲的滋味。”„(P496)可以看 出，这时依旧是爱玛的角色占上风，她又在幻想了； 做母亲的滋味如何呢?她盼望生个儿子，希望他替 自己出口气，而“女人呢，则经常受到束缚，缺乏活 力，任人摆布„„”[1](P496)所以，她在想像中对孩子 有母爱的成份。但是现实是需要物质的，不光是感 情，由于家境窘迫，不能按她的意思买一个吊式摇 篮、一顶粉红色小绸帐和绣花的婴JLOI~，因此，她索 性什么也不做了，因为她所想的不能实现!这时，她 宁愿做爱玛。由此看出，爱玛是有母爱的，但在她心 中总有想像在作怪，一旦这个想像不能实现，角色之 争肯定是“爱玛”得胜。

2．作为“妻子”的包法利夫人与作为“情人”的爱 玛。

情感是最能体现“爱玛”与“包法利夫人”角色之 争的。走出修道院的爱玛指望是体验一下浪漫迷情 的真实。结婚仅仅出于对新生活的热望，或者也许 是由于这个男人的存在而起的刺激，她深信自己得 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后来才怀疑自己是不是 弄错了。可是走出教堂的爱玛已无法改变作为包法 利夫人的命运了，因为神圣的仪式冠以另一个称谓 便给这个人今后的命运定了位，爱玛成了包法利夫 人。

爱玛的角色虽然换成了包法利夫人，但爱玛仍 然是爱玛，“包法利”只是别人的姓。然而，尽管这只 是别人的姓，爱玛毕竟已不再纯粹为爱玛了。她开 始试图作一个“包法利夫人”。“她每天趴在窗口，目 送包法利外出行医，然后飞去一吻。”[](P465)在这 里，她是一个完美的妻子的形象。可是丈夫的贫乏 无知，没有浪漫情调的缺点，使她越来越难真正做包 法利夫人了。爱玛的影子又追上来进入了她的脑 子，她依然相信离开现实，浩渺无

边的广阔领域有那 祥和幸福的伊甸园。所以“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期 望意外发生”，“好像沉了船的水手”，“睁大一双绝望 的眼睛”，仍在“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1](P467)于是 她在人前不免流露出时而爱玛、时而包法利夫人的 情愫，两个称谓在空间上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双方微妙而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爱玛虽成了包法利夫人，但在福楼拜笔下，真正 的转变仍是那么困难，她宁可去做众人诅咒的堕落 的女人，在肉欲的快乐中沉沦，也不愿成为众人赞誉 的贤妻良母。当初爱玛嫁给查理完全出于一念之 差，出于一种错觉，她以为他就是书中的理想情人。但后来她发现他一无所知、一无所教、一无所期，她 便恨起他来，恨得那样刻骨铭心。她不爱他了，他是 套在她脖子上的枷锁，但有个声音却居高临下地宣 告：你应该爱你的丈夫!她究竟在为谁守节?她究 竟在为谁活受罪?于是她拒绝了，依然以爱玛的原 则在继续寻找爱情，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她一 面让自己的情欲充分燃烧起来，追求她未曾享受过 的爱情，努力地做爱玛的梦；另一方面又屈从于道 德，屈从于“包法利夫人”这个称谓，在追求中怀疑 着、摇摆着。她在体验到爱情时感到幸福，而在意识 到自己是包法利夫人时又感到痛苦；她许身给罗道 耳弗后，一方面觉得罗道耳弗是她在世上惟一的幸 福之源，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有罪恶感，遂试着去发 现丈夫的优点，帮丈夫医治病人。这时，她的情性与 妻性在矛盾中展现，也就是两个角色的冲突表现着 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她深层的情感世界里，感性 与理性，痛苦与欢乐，情性与妻性，爱与道德互相搏 斗互相交织。

二、作为“女性"的爱玛

不论是作为爱玛还是作为包法利夫人，我们必 须首先承认一点：爱玛是女性。她具有女性的个性 特征，也有女性的追求和理想。

爱玛婚姻的特点可以这样概括：有热烈追求的 女人加不懂感情、无生气、天资迟钝的男人。爱玛不 堪忍受枯燥的、无激情的的家庭生活，她要获得爱，要实现心中的理想和追求，必然要转嫁第三者，或儿 女或情人。心理学家阿德勒说，父母看似为儿女着 想，实际上是希望子女能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从成功的孩子身上得到慰藉和心理满足。爱玛希望 生一个儿子的想法，也是这种心理。因为“她过去毫 无作为”，而“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 情”，[](P496)所以当她发现生下来一个女儿时，“她 转过头，晕过去了”，[](P496)寄希望于儿子的理想顿 时破灭了。如此一来，她只有寄托于情人了。

从伦理观念来说，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抛弃了 家庭，她的行为可以归于伦理范畴的“恶”。然而，评 价艺术形象应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爱玛追求理想 的方式是理想转嫁型的。爱玛对情人的一再追求，实际上是对生活、爱情的追求，因为爱玛终究是希望 情人能带来不同于粗鄙现实的理想生活。所以，归 根到底，她寻求情人，一方面是对丈夫、对生活的不 满意的一种表现，对非理想生活的一种叛逆，另一方 面则是想把情人当成理想转嫁的载体。爱玛寻求情人的动机是试图超越现实。从美学 悲剧性看，她的本质就是自我保存和自我超越的欲 望。就自我超越而论，她本能地追求更好的生活，即 更适合自己理想的那种生活，这种对理想的生活的 欲求，本质上讲又是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足的超前 意识和欲望。爱玛在这种动机支配下的行动，必然是在平庸无奈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挣扎、反抗，一次 又一次寻求理想的转嫁和寄托。因此，爱玛的悲剧 和全书的魅力就在于她反抗的意识和对生命无休止 的追求。

当然，我们在肯定爱玛这个形象的积极因素的 同时，也应看到她的局限，那就是对追求和抗争还缺 乏理性认识。因此，她的生活只是一连串的谎话，好 像面网一样，用来包藏她的爱情。最后，只能用一句 宿命的遗言：什么也不要怪罪，预示了抗争的终止，并以自杀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否定她错误的转 嫁。所以，我们既要肯定爱玛理想的转嫁方式是女 性理想实现的一种途径，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 不足。

三、爱与欲

福楼拜说，爱玛是一个通常所见的女人。也就是 说，爱玛是一个具有通常人的生命活力，同时也激荡 着种种欲望的人，是芸芸众生中一个物质的、肉身的 人。她的种种欲望，激发了她对生活的无穷想像与渴 望，具体表现为对“爱”与“幸福”的追求。她向往“爱”与“幸福”，而这在她的生活中却不存在。她不接受这 个事实，不承认这种现实，她不满足于包法利医生和 她的婚姻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她对现实具有叛 离心态。其实，她所想像的“幸福”不过是福楼拜所说 的“属于虚伪的诗”，也即由肉身欲望激发并借助幻想 营造出来的传奇世界。她明明生活在现实的环境，欲 望却盲目地把她引升到传奇的世界。她一味地听凭 欲望的驱使，试图让“爱”永远充满疯狂的激情，甚至 认为“爱”就是激情，于是她就不断去寻找爱与幸福，享受快乐，这也是她的悲剧因素之一。

爱玛人生理想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理想的追求 上。真正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所以爱玛的性要 求，对爱情的一再追寻有其合理性。爱玛不满于现 实婚姻中无爱无激情的现实，她试图超越这些，正是 爱的引导，把她推向了赖昂、罗道耳弗的怀抱。所 以，她对情人的爱是真诚的，由爱欲导致的性欲是无 可非议的。她虽然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丈夫，但她却 是在努力地试图超越现实、超越自身，这是一种向上 的进取，是那种自以为得到的“理想爱情”。因而，在 精神上，她是真诚地爱着对方的；在性关系上，她没 有将性作为交换金钱或地位的工具。美国的黑泽尔 ·E·巴恩斯在其存在主义伦理学著作《冷却的太阳》 中认为：如果性快乐是共享的，自由赋予的和以欣赏 性态度接受的„„如果双方都没有纯粹地利用他人 或被他人所利用的这种神秘感受，那么，人们就似乎 找不到任何理论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种关系是 不诚的。[3](P414)所以爱玛的这种以爱为基础的性爱 是正常的，有其合理性的内含。

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其中重 要的一点就是塑造了爱玛这个文学形象。而历年 来，我们对她批判的同时仅施以同情又未免太简单 了。我们还应看到，爱玛身上蕴藏的某些合理性因 素暗合了读者心理：她的活力、激情、追求、性要求，不仅是她个人的，也是女性的，人类共有的。正是爱 玛身上蕴含有普遍性，所以不仅是作者，甚至每个人 都可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当然我们在肯定 女主人公身上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其中的不足，也就是她悲剧中的主观原因，诸如激情 中的无理性，抗争中的不觉醒，追求中的个体性。

[参考文献]

[1][法]福楼拜．福楼拜精选集．包法利夫人[M]．谭立德编

选．李健吾译．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美]黑泽尔·E·巴恩斯．冷却的太阳：一种存在主义伦理

学[M]．万俊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篇2：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如果仅阅读小说梗概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艾玛是个放荡、贪婪的坏妇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深入故事本身的语言，福楼拜心中包法利夫人首先是个绝美的女子：“天气乍暖，她在伞下微笑，听得见水珠点点滴滴落在了绷紧了的波纹绸伞上。”“忧郁而又平静，温柔而又持重，使人觉得她有一种冷若冰霜的魅力。”药剂师说她“资质不凡，即使县长夫人也不如她。”“我看你美丽得像个爱神，卢昂要选你做市花了!”从乡村美女，到小镇之花，到“县长夫人比不上”，再到“市花”，这是一路走来在社会一层层流动的艾玛的“进化”。

其次艾玛·包法利表面上的虚荣、贪婪和对浪漫的渴望根本上来自她的思想，而她的思想一开始就塑形于她读的书：浪漫主义文学。“她读过《保尔和维吉尼》，梦见过小竹屋，黑人多曼戈，特别是那个好心的小哥哥，爬上比钟楼还高的大树，给你摘红果子，或者赤脚在沙滩上跑，给你带回一个鸟窝。”“15岁的艾玛天天双手沾满旧书店的灰尘，后来读瓦尔特·司各特，她迷上了历史事物，梦见中世纪时期的旅行箱、哨兵屋和行吟诗人。她多么想生活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堡，就像腰身细长的城堡主夫人。”“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找个人欲望的满足。”艾玛混淆了文学与生活，带了太多浪漫色彩的欲望，总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找平衡。比如当她克制了对莱昂的情感后，买了个家具奖励自己，而且是奢侈的祈祷用的小跪凳。总的来说，艾玛等同了文学和生活，以致欲望过多，过于渴望浪漫。艾玛的性格和19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社会变动很贴切，它是一种兴奋：让人们的思想、欲望和失意动荡不安——从前有君权、宗教、贵族政体，社会等级层次分明，一成不变。可后来秩序被打破，文中多次提到法国大革命，然后是工业革命，个体又忽然自由平等了，社会动荡传导到人的神经，形成稚嫩的浪漫和民主意识，无数的渴求和欲望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穷人本该“切实际”，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想要一切享受，精神物质都要双双满足。艾玛·包法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渴望幻想变成现实，文学等同生活——但切入实际是根本不可能的。福楼拜说：“在那个时代，包法利夫人不得不死。”像一个人跑得太快重心不稳，艾玛也摔了她的性命。

最后，艾玛·包法利的确作为一个虚荣放荡的妇人出场了，但必须说明她不等同于低贱下流这样的词眼。在艾玛身负巨债的时候，她去找了吉约曼借钱，但对方却提出要她委身。包法利夫人说：“你真不要脸!先生!”而且在叙述这一情节时福楼拜更换了称谓，把之前用的“艾玛”换成了“包法利夫人”——旨在显现她内心深处的体面、庄严和高贵。事实上“人物性格就是区间。比如林冲不暴躁，不暴躁就是他的区间;袭人不刚烈，不刚烈就是她的区间，人物性格不能走样。”在艾玛·包法利身上，“不低贱下流”成了一个重要区间。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区间，包法利夫人就仅仅是一个扁平式的人物，性格明显的坏妇人了——但福楼拜不打算让我们单纯看一个人物恶有恶报的故事，他提升了包法利夫人的质地，让我们开始不自觉地思考人物的多面性。

夏尔·包法利的性格

用艾玛的话说，夏尔是个“窝囊废”;用好点的词眼形容就是老实、厚道、天真。从《包法利夫人》一开头叙写夏尔的学生时代就打下了他软弱的基础：“‘站起来。’老师叫。他站了起来，但鸭舌帽却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新生怯生生地、眼睛不安地四下张望。”“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来一个小纸团，溅他一脸墨水，但他只是用手擦一擦，低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本来小说的主角是艾玛，但福楼拜一开头就花费大量的笔墨讲述夏尔的童年、学生时代，冗长得令人厌烦。可是到了后面这样的冗长就显得必要了——因为没有这些令人枯燥的讲述，夏尔的平庸、笨拙和软弱的老好人形象就无所依托，而艾玛婚后的无聊烦闷也就无所依据。

其次，夏尔是个宽宏大量到夸张的人。当莱昂第一次见到艾玛，“他俩就这样挨在一起，在夏尔和药店老板交谈时不着边际地闲谈。”当夏尔在艾玛死后了解了她的一切故事“这个老实人对罗多尔夫说：‘我不怪你……一切都怪命。’”到了最后的最后，夏尔才知道艾玛的贪婪和各种债务的来龙去脉，还被迫背了上千法郎的债条——但夏尔却是这样的心理：“夏尔每还一笔债，以为还清了，突然又来了几笔，继续还，继续来。”“他当她还活着，为了讨她欢喜，他尊重她的爱好，采纳她的想法，学她签署票据。”“每个房间的家具都卖光了，但唯独她以前的卧室保持原样。”“夏尔双手抱头，用无限凄伤而又随和的口吻低声说：‘对，我不怪你。一切都怪命。’”最终夏尔“‘爸爸走吧!’贝尔特以为爸爸在和她玩，轻轻推他一下，他倒在地上。他死了……卡尼韦先生对尸体作了剖检，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夏尔死了，结局弥漫着一股清淡的忧伤，但同时也很奇怪：夏尔的宽宏大量，夏尔的死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都来自他的思想。夏尔从一开始就太迷恋自己的妻子了，把艾玛当作天使和神，捧在自己的心里，每次夏尔想到艾玛，福楼拜对夏尔的心理描写都极尽了理想的词汇和浪漫主义手法。夏尔实在太爱、太敬仰自己的妻子了，一方面来自艾玛的美貌：“他一见到她……风从门底下吹进来，吹起了石板地上的微尘，他看着尘土沿地面散开。”“他还暗自说自己的妻子简直是一位天使。”另一方面来自艾玛的多才多艺——能弹钢琴、能品文学、能布置屋子，还很浪漫，思维独特……这一切和夏尔童年过的苦日子相比简直是神一样的优点，在爱和敬仰的双重作用下，夏尔对艾玛产生了不可摧毁的信任，以致上升到了宗教精神的层面。

在福楼拜笔下，像药店老板那种整天把“上帝”挂在口边的人，心中是没有宗教精神的;相反，对夏尔来说，妻子、爱就是他的上帝、他的宗教信仰——这酝酿出了他的宽恕。宽恕是一种宗教精神，但宽恕不是放放血，是隐隐作痛的，没有发泄点的，所以在确认自己多年来的宗教精神完全背叛了自己后，夏尔崩溃至疼死。夏尔是怎么死的，是死于心里失去了精神支撑的痛楚。这就是为什么“对尸体作了剖检，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它取决于福楼拜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安排——夏尔的性格和经历引他走到这里，好了，他不得不死了。

小人物书写历史

《包法利夫人》里有许许多多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人物，比如女佣娜塔西和费莉西黛，罗多尔夫的佣人，药店老板和他店里的小伙子朱斯坦等等。但在艾玛、夏尔这两条明线背后，藏了很多这些小人物串起来的暗线，如果说性格能间接决定他们的命运，那么这些小人物直接参与了他们性格形成的过程和悲剧的形成。

先看女佣。艾玛一开始的女佣是娜塔西，但后来她换了费莉西黛，娜塔西还哭哭啼啼地走了。福楼拜为什么要安排更换女佣的情节呢?原因全在后面：艾玛去向吉约曼借钱，这个要求艾玛委身的才肯借钱的人正是费莉西黛向艾玛介绍的。根据原文的讲述，费莉西黛从十多岁就跟了艾玛·包法利，一路到长大成人都在艾玛的影响之下，所以这个女佣绝对是个精明狡猾的人，骨子里也有贪婪和虚荣(艾玛死后“她的衣服也被费莉西黛偷走了”)。但如果是娜塔西这种一辈子都在乡村生活的女佣，思想单一淳朴，行动笨拙老实，是不会出现后面的情节的。

再看罗多尔夫的佣人。他第一次出场：“夏尔走进客厅。罗多尔夫向他解释说，他的佣人想放放血，因为他觉得浑身刺痒，像有蚂蚁在咬似的。”自然，如果他的佣人没有这样的想法，罗多尔夫就不会带他来看医生，就不会认识艾玛，更不会有后面一串的情节。“浑身刺痒，像有蚂蚁在咬似的”这样一句话，明里描写佣人的病症，暗里是在描写包法利夫人的内心，也为后来的情节作下铺垫。

最后是药店老板和朱斯坦。这两个人直接导致了包法利夫人的死亡。在第三部第二章，药店老板找包法利夫人到店里，本想找她帮忙，但又因为和朱斯坦争吵没有顾及艾玛，他们争吵的内容：“‘等等!你知道你惹了什么祸吗?你难道没有看见左边角落第三块搁板上的东西?回答我呀!’‘我不知道!’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哼!我可知道!那个用黄蜡封了口的蓝玻璃瓶你看见了吧，那里面是砒霜!我还写了危险两字!’”当时艾玛还不知道状况：“‘你们叫我来帮忙……’”提前安排这样看似闹剧一样的情节，很好地为艾玛的死埋下伏笔。药店老板和朱斯坦的争吵很明确地指出了砒霜的放置位置，而艾玛是个记忆力极强的聪明女人。在第三部第八章，艾玛身负巨债，法院人找上门来，走投无路时：“药店里没有其他人”“她径直走到左边角落第三块搁板，顺手抓起那个蓝色广口瓶，拔掉瓶塞，抓了一把白色粉末直接填入口中。”所以朱斯坦和药店老板是对艾玛的死直接负责的。

不过如果没这些情节，艾玛就不能自杀吗?不。她也可以跳楼，可以找各种方法。福楼拜写艾玛吃砒霜另有目的。在艾玛中毒还没死的时候，那些平常“关心”她的小人物们是这样的表现：“药店老板天性见了名人就好巴结，他恳求拉里维埃尔医生赏脸，去他家吃一顿午饭”“‘她怎么服毒的?’‘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她哪里来的砒霜。’朱斯坦听了这话浑身发抖”“奥梅满面春风，想到包法利的悲惨处境，再对比一下自己，心里暗自高兴”……艾玛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名医却在乌合之众中笑脸盈盈;而另一边，夏尔没有任何办法：“费莉西黛跪在十字架前”“卡尼韦医生茫然地在广场上张望”。和这一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尔的深情：“他抓着她的双手，紧紧握住。她的心跳一下，他就哆嗦一下，好像是一幢房子倒塌震的一样。”到了这样的高潮，各种人物的形象才最终丰满了起来。福楼拜不直接描写人物过多，他更倾向从情节和人物关系一步步夯实人物的性格。

而在这里我们能看到19世纪法国的许多关键词：“自私”“宗教”“怀疑”“嫉妒”“狂热”“虚伪”。这些散沙一样的小人物在彼此关系的推动下一点点诠释了这些词汇。另一面，一般浪漫主义小说崇尚大英雄，而福楼拜的小说是崇尚弱者的，他相信人性最美最光辉的一面展现在弱者身上，比如夏尔，一个十足的弱者，但他的关键词是这样的：“爱”“宽恕”“痴情”“敬业”“无私”等等。福楼拜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包法利夫人，一个挣扎在浪漫和现实中的人。在艾玛的弥留之际，夏尔说：“你不幸福是不是我的错，我尽全力了……”艾玛说：“没有……你是好人。”这时是福楼拜在借艾玛的口表达对夏尔一类社会上的弱者的崇敬和赞扬：“你是好人”，这实在令人动容。

篇3：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自彭丽媛首度亮相国际政治舞台以来,第一夫人外交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引来无数人的关注和品评。

许多媒体和学者纷纷指出,第一夫人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可以充当首脑外交的左膀右臂,承担某种特定的外交任务,弥补首脑在外交活动中无暇顾及的领域和细节,可以扮演国家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发挥民间外交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通过慈善外交、时尚外交、礼仪外交等多种形式展示国家形象、引领时尚潮流、传递外交信息、化解外交难题,为冰冷的政治注入一丝柔和气息以及增添一抹绚丽色彩,缓解气氛,温暖民心,为提升国家形象、改善民间情感、提升公众的好感度等发挥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公共外交作用。

第一夫人外交之所以能够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固然与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以及女性所具有的温婉、慈爱、亲和、美丽等特质有密切关系。但第一夫人外交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心理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一夫人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公共外交作用?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

既然第一夫人外交是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有必要对此探求其所以然。

因为了解和分析第一夫人公共外交作用的机制和策略运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第一夫人外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人们对第一夫人外交必要途径的正确理解。

1. 形象魅力是第一夫人外交的重要资源

如果说第一夫人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形象魅力就是第一夫人外交的重要资源,这是由形象魅力和公共外交的特点、作用、目标所决定的。所谓形象是指一个人的外表,但这个外表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体貌,而是反映了一个人内在品质、内在修养的窗口。他人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形成对某个人的整体印象但这个形象并不等于这个人本身,因为不同的人存在主观意识差异,对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感知,在认知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形象。

所谓魅力是指一种个人的吸引力、影响力,它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产生,因而常表现为他人的喜爱、追随、崇拜和信服所以魅力可谓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

由上可知,所谓形象魅力就是指因一个人良好的形象而产生的威望和信誉,是一种使人们对形象主体产生尊敬、信赖和爱戴的精神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常表现为人们对形象主体的自觉接受和自愿服从,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和追随,因而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良好的形象即有魅力的形象,一定是一个人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其中,内在美即精神美。精神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智慧、才能、情感、兴趣、气质等,精神美是形象魅力的核心源泉是一种能够超越先天外表的限制而散发出的一种内在的风华。但这种内在的吸引力、感召力总归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需要一些外在可视可感的载体或媒介来承载。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总是需要外化为语言,而这语言不仅包括言语,更多时候体现为非言语,即仪容、仪表、仪态的外在吸引力。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在《无声的信息》中指出:每个人在给予他人的印象中有55%源于视觉符号传递即源于外表、形象和举止,38%源于副语言符号的传达,只有7%源于谈话内容即语言表达。

可见,外表、形象、举止等非言语在形象塑造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形象魅力的构成要素除了一个人的精神内涵外,还包括仪容即容貌礼仪、仪表即穿着礼仪、仪态即动态礼仪指为人处世,走、坐、站立等姿态的礼仪。

公共外交是指为在国际社会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本国形象,加深外界对本国的理解,以对象国国民为对象所开展的外交活动。

传统官方外交的重点是处理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改善民间的情感,扩大国际社会对本国的友好阶层提升国际公众对本国的好感度和认同度。

既然第一夫人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那么第一夫人的形象魅力对于第一夫人外交而言,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因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其实也是一个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过程,即通过语言和非言语的相互交流在外交活动主体和外交活动对象之间建构良好关系的过程。其间,人际吸引或称人际魅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它在人际认知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构,离不开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认知,这种认知建构与主客体间的相互吸引力特别是主体的吸引力密切相关。

因此,在第一夫人与他国公众建立公共外交关系的过程中,第一夫人的个人形象,特别是外表形象的吸引力,往往会左右二者关系的建立。

这里的外表形象是可以通过服色、发型、仪态等方面的适度修饰而达到一定的社会认同的审美水平。

也就是说,第一夫人如果能够以良好的仪容仪表仪态,展现美丽的形象,就容易获得民众的喜爱和信任甚至崇拜和追随。

因此,建构良好的第一印象,常常是各国第一夫人外交的第一选择;同时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则是维系良好公共外交关系的重要条件。

心理学的首因效应、相似性效应、时空隔离与接近效应等相关理论,为我们理解第一夫人形象魅力的建构作用及策略运用,提供了有效的解释。

2. 首因效应:第一夫人外交从形象魅力的构建开始

所谓首因效应,由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A.S.Lochins)于1957年首先提出,是指人们初次交往接触时所形成的第一印象对今后交往的影响。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对第一印象往往记忆深刻,久久难忘,常常会左右人们对交往对象的日后看法。

如果第一印象良好,就容易取信于人,反之,则容易失信于人。第一印象的好坏与行为主体的外表、举止、言谈等外在表现密切相关所以,首因效应其实也就是第一印象、先入为主的效应,这很容易导致人们的认知偏差,如以貌取人、以偏概全等。但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第一印象带给他们的感觉和判断,这就是人的认知特点。

人的这一认知特点,决定了首因效应也适用于外交场合,特别是在推崇公共外交时代的今天,第一夫人的第一次出访、第一次参加外交活动,她们的日程安排、服装打扮、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以及从头到脚,无一不成为媒体关注、解读的热点。

如果她们在外交活动中表现良好,就能够增强本国公共外交的效能,提升软实力。反之,稍不留神,就会留下不良印象,要么给媒体留下笑柄、差评,要么引发对象国的指责、抗议,甚至可能导致外交关系的紧张。

第一印象原则不仅适用于第一夫人,也适用于国家领导人和所有外交官及其夫人。

2005年2月23日,美国总统小布什携夫人劳拉访问斯洛伐克,在机场与前来迎接他们的斯洛伐克总统和总理以及他们的夫人握手时,布什夫妇始终没有脱下手套(当晚当地的温度超过了零摄氏度)。这让斯洛伐克人很不满,也成为各国媒体不断转载、差评的焦点。

因为这不仅违反了斯洛伐克的礼仪,也有违国际礼仪规范,让人不禁怀疑布什的外交修养,更让人感觉这是美国人的粗鲁、无礼、傲慢、无知、霸道和自负。

事实上,小布什在任期间的对外政策所表现出的“牛仔外交”风格(如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等),的确也印证了他们留给世人的最初印象。

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常常是其内在思想理念的反映。当然,更多时候各国都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的元首、政要及其夫人们的每一次出访活动,也非常重视外国元首、政要及其夫人们的每一次来访活动,至于第一次出访和来访,更是重视有加、精心安排、谨慎周到,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不过,不同国家的第一夫人或政要夫人或者每一国家不同的第一夫人或政要夫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不尽相同。

其中有宗教、文化观念差异导致,也有个性不同所致,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第一夫人外交的特殊作用特别是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尤其善于发挥第一夫人外交作用。她们或者通过时尚魅力外交,吸引世人瞩目,引领时尚潮流展现和传播国家民族文化;或者通过慈善公益外交,传递爱心,温暖人心,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第一夫人的形象魅力在发生作用,而第一夫人的形象魅力在国际公众的认知建构中,又是通过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许多心理效应在发生作用。

其中,首因效应无疑决定了第一夫人形象魅力外交的第一有效策略选择,应该从外在形象美的建构开始,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往往具有很强的首因效应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为公众发现其内在品质、赢得好感和信任奠定良好基础。

3. 晕轮效应: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美化作用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由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提出。

他通过月亮在不同天气中出现的月晕圆环,总结出人的认知规律: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经常会从局部出发、以点概面地得出整体印象。也就是说,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的印象后,他会据此推论该人在其他方面也是优秀的。但如果一个人某一方面的印象不好,那么他的全部都可能被否定。这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爱屋及乌的人际认知障碍。但现实生活中,这种“晕轮效应”一直都在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和评价。比如一个人外貌的吸引力通常就具有很大的晕轮效应,外表好就会认为其内在品质以及其他方面也都好,外表的某一方面不好,其内在品质就会遭到怀疑、误解,所谓“一俊遮百丑”。

在对不太熟悉的人进行评价时,这种效应体现得尤其明显。人的这种认知特点告诉我们在对他人进行认知和评价时应该克服“美即是好”的认知障碍,但要想获得人际吸引力,又必须重视形象魅力的晕轮效应。

因为晕轮效应可以帮助人们通过行为主体的形象魅力来认识和接受行为主体内在的良好品质,从而使行为体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这种晕轮效应在外交领域同样发生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第一夫人外交而言,其形象魅力在他国公众的认知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晕轮辐射效应。

“美是比任何介绍信都要有用的推荐函”(亚里士多德语),公众就是对外表有魅力的人比较好。不仅对女性,对男性领导人的判断也具有这样明显的倾向性,认为外表有魅力的人还会具有其他如自信、稳重、潇洒、优雅、睿智、温婉等优秀品质。因而外表充满魅力的领导人及第一夫人,其内在的良好品质更容易被公众所发现和认可,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换言之,得体的仪容仪表仪态,可以起到美化整体形象的作用,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民众使人们相信和发现魅力的外表下还兼具许多优秀品质,从而大大增强人们的向心性,使其在后续的外交活动中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好感,从而产生强烈的信任感,顺利建立起其与他国公众的良好关系。

形象魅力的晕轮效应如此之大,许多国家的第一夫人们都深谙此道,在元首、政要丈夫们迎来送往间,极尽可能地开展“魅力外交”。

例如,被誉为美国史上最漂亮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凭借年轻美貌、时尚高雅、极富个性的审美情趣,成为美国的“秘密外交武器”;英国王妃戴安娜,天生丽质、倾国倾城、优雅端庄的气质、时尚得体的服饰以及充满仁爱、亲民的风格,被誉为英伦永不凋谢的玫瑰;约旦王妃拉尼亚凭借其高贵典雅的气质、美丽的容颜仪表,成为各大时尚杂志的宠儿,被媒体称为“沙漠玫瑰”“一朵盛开的阿拉伯之花”“世界上最美的王妃”;被称为法国史上最美第一夫人的布吕尼,虽然绯闻缠身,但仍旧以其美艳的容貌、优雅的时尚造型,获得了世界的目光。

美丽时尚的第一夫人,不一而足,她们不是明星胜似明星,她们凭借自身的魅力,获得世人的瞩目,为自己的国家增添光彩。

与此相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第一夫人长期以来都是“默默无闻”,国人几乎也没有第一夫人外交的概念,直到今天国际社会的公共外交意识日益强盛和西方第一夫人的公共外交作用日益深远,国人的第一夫人概念才变得日益清晰起来,同时把热烈的期望寄托在了彭丽媛身上。

彭丽媛作为中国著名的歌唱家,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人美心善,有条件有能力有魅力在中国外交领域发挥中国第一夫人的公共外交作用。

实践证明,自彭丽媛随同习近平主席首度亮相国际政治舞台以来,其形象魅力赢得了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高度赞誉。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都给予了彭丽媛积极肯定和高度赞誉:

“彭丽媛形象姣好,在中国享有盛名,绝对有实力打破中国历任第一夫人一贯默默无闻的传统。”

“此时此刻,像彭丽媛这样的第一夫人的出现,正符合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定位的合理想象和心理期待展示,与其他大国相比在第一夫人上也毫不逊色的自信。中国需要在非传统政治经济领域代表中国形象的符号,不是神舟飞船,不是航空母舰,也不是经济增长数字,而是能够体现综合素质又能够深入人心的美丽力量。”

国内更是好评如潮,新华网、新京报等各大媒体和曲星、赵可金等众多学者纷纷以大气、美丽、优雅、自信、从容、亲和、温馨等美好词语来形容彭丽媛的形象。认为彭丽媛作为中国女性的代表,充分展现了中国女性的美好特质,完全符合中国大国形象和包容精神。

他们称赞道:“历史也无数次的证明了,当一个国家有了一个受人尊敬、喜爱的第一夫人时,无论对内对外,都会对这个国家的形象有极大的助益。”

“一个多才多艺、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一定可以为人民爱戴,为国家加分。从此,可以说,美国有米歇尔,而我们有彭丽媛。”

这些赞誉由表及里、由内到外、由个人层面到国家层面,无不证明了第一夫人形象魅力作为外交的软实力。在晕轮效应下,不仅可以为冰冷的政治注入一丝柔情、清新和美的气息,同时也可以为提升国家形象、争取民心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爱屋及乌,在晕轮效应下,第一夫人的穿戴打扮,穿过的服饰品牌、式样,使用过的手包、手机等,往往都会成为人们疯狂效法的对象和争先购买的热销产品。

如果有效利用国人的这种心理效应,还可以引领时尚风潮,推动民族品牌的发展,促进民族经济的繁荣。

例如,随着彭丽媛第一夫人外交的展开,马可、例外、无用等本土设计师品牌,一夜成名,他们在A股市场上的表现也势不可当。

受其利好影响,具有设计师概念的时装股票一夜飘红,包括“九牧王”“星期六”等本土时装鞋业品牌都连带受惠。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也常常有意通过自己的服饰选择来提携本土服装品牌,曾使一些原本未红的品牌大红起来,如为Jason Wu带来了总计约27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总之,第一夫人形象魅力具有很强的晕轮效应,有效运用可以为国家形象、民族文化增添光彩,也可为民族经济发展带来显著效益。

4. 相似性效应:最有吸引力的人是那些最像我们的人

相似性理论认为,人们往往喜欢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而这个相似可能只是人们感知到的与客观上的相似有距离,不能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感知到的相似性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个性品质、外貌、服饰、举止的相似性。而价值观、信念等内在的东西总是通过外在的表现如服饰、行为举止等被人感知。

所以,旗帜、十字架、服色、头饰、语言、文字、鞠躬、握手、拥抱、双手合十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对于个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可以激发情感上的共鸣;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来自内部群体每一成员的相似性表现意味着对自己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种精神纽带和一种向心力的象征;来自外部群体成员的相似性表现特别是在外交场合,就意味着对本民族、国家文化的一种理解、尊重、交流、友好,可以拉近相互间的心理距离。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领导人或第一夫人出访外国时,有意识地穿着具有对象国文化元素的服饰,或用对象国的语言发表演说使用对象国的见面礼仪(鞠躬、握手、拥抱、双手合十)等,这是为了表达尊重、友好,这样做的结果,通常会受到对象国民众的喜欢,原因就在于相似性原理在发生作用。相似性会引发文化共鸣,带来情感相通。所以,最有吸引力的人是那些最像我们的人。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赋外交”(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以诗代言)的传统源远流长。

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时,也常常通过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人名句来表情达意、增强沟通效果。

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在访华期间都曾引用过中国古典诗词佳句。

2013年6月2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用字正腔圆的汉语发表演讲,演讲中也多次引用中国古语诗词,令中国观众备感亲切。

2015年9月26日,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教育第一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每个妇女,每个儿童”两场高级别活动时,用流利的英文发表两场演讲,听众对她致以热烈的掌声。

2015年1月6日,访问中国的米歇尔以一身“中国红”连衣裙走进钓鱼台国宾馆,显然也是用相似性来表达对中国的友好。

2013年10月2日,彭丽媛随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以一套颇具东南亚服饰风格的着装(白色小西服配一条印花淡紫色过膝拖地长裙),尽显访客之礼,拉近两国民众心理距离。

2008年3月,时任总统萨科齐携夫人布鲁尼首访英国,布鲁尼所穿的几套服装(如克里斯蒂安·迪奥品牌)均出自英国设计师之手,这是布鲁尼的霓裳外交之道,意在展现亲和力,增加英国民众对法国的好感。

大多数情况,当代各国第一夫人都注意“为国家穿衣”,她们都会注意选择本土品牌,一方面,是为了支持本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也通过民族服饰或蕴含民族元素的服饰展现本国的文化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本国民众的爱戴。

比如,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着装、气质、风格深受中国人的喜欢,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注意通过服饰穿戴弘扬民族文化、支持民族品牌。她服饰中的中国元素如锦缎、旗袍、花纹、颜色等,无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

2014年3月30日,彭丽媛随同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时,使用国产手机(努比亚Z5Mini,售价不足2000元人民币)不仅彰显了中国第一夫人的亲民风范,也推动了国产品牌的影响力(努比亚升级版Z5Smini的日销售量比前一日翻了一番)。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也善用自己的美丽服饰引领时尚风潮,推动本国的民族时装品牌。一大批原本默默无名的设计新秀,如Peter Soronen,Naeem Khan等,在她的影响下纷纷脱颖而出。

法国前第一夫人布鲁尼许多公开亮相时的着装,也都“带着典型的法国时尚印迹,灰、黑等略显中性的用色,突出腰线、背部轮廓等女性化特点的设计要素”——无一不在强调着其时装的法国血统。

5. 时空隔离与接近效应:权威与民主、冷漠与亲民的风向标

时空隔离效应。在传统社会里,君主、国王或皇帝通常都是深居简出,不与臣民百姓经常、随意见面,即使出行,百姓也必须退避三舍或俯伏于地。如果回避不及,将被治罪。古代帝王之所以要与民“时空隔离”,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

因为,这种时空隔离的措施,可以制造神秘感,神秘就是一种“不知”“不确定性”,而“不知”“不确定性”导致的往往是人心的恐惧、恐慌,敬畏感由此而生,这就是古代帝王通过时空隔离措施来强化自身权威的心理效应所在。

在追求民主的现代社会里,一般很少通过隔离策略制造神秘感来获得个人权威,神化的效果相反常常通过时空接近效应来拉近与公众的心理距离,以此构建亲民、民主的形象。

时空接近效应根据心理学研究,是否能够被人喜欢,接近性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源,尽管接近也可能诱发敌意,但接近性更容易产生喜欢。

因为接近性能使人们发现共性并交换回报,能产生相互交往和预期的喜欢。人类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感觉良好,这种心理倾向导致我们往往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包括与自己有关的人、地方和其他东西。

接近能够提升交往对象关于与自我的关联、熟悉程度,有助于交往对象把熟悉的和安全的联系起来,并与不熟悉、不安全区分开来。

熟悉、安全的事物会引发好感、亲近感,不熟悉、不安全往往引发警惕、偏见、恐惧等负面情绪。

所以时空接近性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亲近感,正因为如此,许多政治象征人物为了体现民主、亲民的形象经常深入工厂、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等地视察,常常走入欢迎的人群中,与民众握手交谈,将孩子高高抱起或紧紧拥在怀里,等等。

身体接触面的大小,是关系密切程度的象征,握手、拥抱、亲吻、服饰、行动、地点、时间等,都可以成为政治象征人物的民主、亲民的象征符号。

在国际舞台上,最能体现一国亲民形象的莫过于第一夫人外交。第一夫人往往是文化使节,她们通常需要参加与被访国文化相关的仪式或活动。她们也是人道主义使节,常常去到访国关怀儿童、妇女、老人、社会弱势群体。

她们通过抚摸、握手、拥抱等非言语,展现母亲的慈爱,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从而传递本国人民对采访国人民的友谊。

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所以受人爱戴,并非仅仅缘于她的美貌和时尚,或是她的贵族出身、王室地位,更主要的是来自她始终保有的那颗仁爱之心和平易近人的亲民风格。她用亲吻与拥抱安慰孤独脆弱的人们用真诚与行动接近民众,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言:“在1987年,一个许多人还相信艾滋病可以通过轻微接触就能传染的年代戴安娜王妃坐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病床上,握住了他的手。她告诉了世界艾滋病患者需要的不是隔离,而是热心和关爱。”

她发起反地雷运动,为此多次亲赴安哥拉、波黑等战乱地区,亲自踏进地雷区视察,她的那套白衬衫和卡其布裤成为王室亲民的象征。

她走访世界各地的贫困地区,资助筹建了20多个慈善基金会,被联合国授予人道主义奖。

她的公益善举,拯救了英国王室高高在上的冰冷形象,拉近了王妃与平民百姓之间的距离,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盛赞为“人民的王妃”。

除以上所述,影响吸引力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人格品质是影响吸引力最稳定的因素,也是个体吸引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赘述。

总之,第一夫人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形象魅力是第一夫人外交的重要资源。

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相似性效应、时空接近效应以及链状效应、近因效应、人格品质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第一夫人的形象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丈夫的政治形象,拉近国与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篇4：爱玛和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关键词：爱玛 包法利夫人 形象分析

一、爱玛——伪浪漫与纯真的交替

福楼拜笔下的爱玛，是一个“穿着镶了三道花边的蓝色丝绒长袍”、“指甲光亮，指尖细小，剪成杏仁形状”的“年轻女子”，“她美在眼睛，由于睫毛的缘故，棕颜色仿佛黑颜色。眼睛朝你望来，毫无顾忌，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胆大神情。”爱玛是外省一个富农的女儿，幼时被父亲送去修道院接受贵族教育。结婚前，爱玛温顺乖巧，从不和父亲顶嘴;缝垫子不小心扎破手指头，就把手指放到嘴里嘬了两口，十分俏皮可爱;文中福楼拜以查理的视角对爱玛手部的描写，刻画出了爱玛纯净、清澈的美丽;她在修道院读书回来，会精心地把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送给父亲;虽然她呆在乡下并不开心，但她依然会照顾好父亲的整个田庄;她很时尚，从衣着上的讲究到新式的发型，她都追逐城里人的潮流。她心里对爱情无限向往，但同时她又保持传统的矜持。总之，婚前的爱玛是这样一个纯洁、美好、渴望爱情，充满浪漫气息的女子。

但由于幼时长期生活在修道院，修道院的生活对爱玛的性情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文本中写道：“教士布道中间，往往说起的比喻类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久的婚姻，在灵魂深处，兜起意想不到的喜悦。”音乐课上的歌“文字庸俗，音调轻浮，她在这里，影影绰绰，看见感情世界的动人形象。”爱玛沉溺于消极浪漫主义小说中，“书上无非是恋爱、情男、情女，在冷清的亭子晕倒的落难命妇、站站遇害的驿夫、页页倒毙的马匹、阴暗的森林、心乱、立誓、呜咽、眼泪与吻、月下小艇、林中夜悚、公子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人品无双，永远衣冠修整，哭起来泪如泉涌”，“她巴不得自己也住在一所古老庄园，如同那些腰身细长的女庄主一样，整天在三叶形穹窿底下，胳膊肘支着石头，手托住下巴，遥望一位白马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田野远处疾驰而来”。由于爱玛幼时长期生活在修道院，其中封闭的环境、禁欲主义的说教、贵族教育方式以及浪漫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使爱玛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浪漫心性，“她看惯安静风物，反转过来，喜好刺激”，“她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间”，一种“病态的热情”在爱玛身体中滋长。

二、包法利夫人——现实被“理想”打败

爱玛嫁给包法利后，她随夫改姓，成为了包法利夫人，自此她的形象也开始由爱玛转变为包法利夫人。她开始试图做一个合格的“包法利夫人”，“她每天趴在窗口，目送包法利外出的行医，然后飞去一吻。”然而她发现夏尔“像人行道一样平板”、“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不会开手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期望”，如一潭死水掀不起一丝波澜，包法利夫人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天真幻想都成了泡影。参加维利侯爵家举办的舞会，成为包法利夫人思想生活上的一个转折点。“艾玛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望着这个耷拉着嘴唇的老头子，仿佛在看一个千载难逢、令人起敬的活宝一样。他到底在宫里待过，在王后床上睡过觉啊！”还有一位投信寄情的少妇也使她觉得浪漫。总之，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鲜花环绕的城堡，缠绵绯恻的舞曲，讲究的餐厅，赌台上金路易的叮当声，青白的瓷器，灿烂的绵缎，漂亮的家具，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深深扎根于她的脑海。再瞧自己家里，“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她悲叹自己命苦，沃比萨的那些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她闻所未闻、然却是自认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而她的心“和财富有过接触之后，添了一些磨蹭不掉的东西”，那便是无边无际、让人堕落的欲望。

三、追求激情却囿于激情

包法利夫人由于情绪化经常害病，故包法利一家搬到了永镇居住。初到永镇跟别人交谈，有时是包法利夫人在发问，有时换上了爱玛;有时是爱玛在回答，有时又换上了包法利夫人。赖昂来向包法利夫人道别，有一小段文字短短两行却同时出现了两个称名：“包法利夫人背过脸去，贴住一块窗玻璃;赖昂拿起他的便帽，轻轻拍打他的屁股。爱玛道……”包法利夫人一副拒人千里的冷漠神态，爱玛却依依不舍，欲语还休。赖昂去了巴黎后人们谈到他是否待得惯时，“叹了一口气”的是包法利夫人;论及外省去巴黎的学生爱害伤寒病时，“不寒而栗”的是爱玛，人物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通过两个具有尖锐暗示性对比的代码轻描淡写地表现了出来，细腻微妙而又含蓄深刻。

在永镇，包法利夫人开始了她的梦幻爱情。一开始，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莱昂正好符合包法利夫人心中对激情和风雅的向往，他们志同道合，且彼此欣赏。所以他们结伴一起去看包法利夫人的女儿、一起尽情享受玩游戏的快乐、享受护送礼物的温情。但是胆小怕事的莱昂经过感情的纠结后，始终没有胆量表达心中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她喜欢莱昂，但她对爱情完美、浪漫的追求促使她等待爱情主动光临，这样才符合她心中高雅而严谨的形象，这样才能使黯淡的现实因爱情而升华到理想的境界，正如书中所说的：“爱情，在她心目中一个是突如其来的，有如电闪雷鸣，有如天际掠过的狂飙骤雨”。她渴望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她强迫自己耐心地等待着。但是现实还是残酷的，莱昂最终离开了他前往巴黎读书，留下可怜的爱玛。从此，对莱昂的思念成了她一切烦恼的中心。

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情人是罗道尔夫，他经常来往于大城市与永镇之间，是个情场老手，所以当罗道尔夫看见包法利夫人时一眼便看出“她讨厌他（查理）......小可怜儿，巴望爱情，活像厨房桌子上一条鲤鱼巴望水”。爱幻想，爱浪漫的包法利夫人在罗道尔夫的撩拨之下，轻易就失足了，并且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堕落和毁灭之道。值得一提的是风月老手罗道尔夫讲过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爱玛……”“……你这名字，你这名字充满我的灵魂，可是脱口而出，你又禁止！包法利太太！…哎，人人这样称呼你！……其实，这不是你的姓，这是别人的姓！”他重复一遍：：“别人的姓！”然而，尽管这只是别人的姓，爱玛毕竟已不再纯粹为爱玛了。她时而爱玛、时而包法利夫人，时而既是爱玛又是包法利夫人，时而两者皆非。这个过程中，包法利夫人的不切实际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

包法利夫人被罗多尔夫抛弃后大病一场，恢复不久就同夏尔一起去卢昂看歌剧，恰好碰上了工作后的莱昂。而当包法利夫人在卢昂重遇莱昂时，看到莱昂生活条件愈加好时，她破碎的梦想似乎又有了希望。“她满怀希望，她就要有钱人”，即使当“她腻味他，正如他厌倦她”时，爱玛也会用尽一切办法，比如打扮自己、送礼物等方式来重燃自己对莱昂的激情与热切期望，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此时的包法利夫人已经对生活厌倦，只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残酷——莱昂不爱她、莱昂没有钱——疯狂地沉溺于与莱昂的情色之欢中，试图用短暂的欢愉来麻痹自己，欺骗自己莱昂可以给她想要的生活。此时的莱昂已被巴黎上流社会的不良习气所沾染，他并非真心爱爱玛，只是需要“一位社交之花，一位有夫之妇......一个真正的情妇”来衬托他的社会地位，所以包法利夫人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遭到抛弃。此时的爱玛已经对生活绝望，沦为了彻底的“包法利主义”的包法利夫人，只有在死亡的弥留之际才感受到“一切欺诈、卑鄙和折磨她的无数欲望，都和她不相干了。”

最后，包法利夫人为了追求激情而债台高筑，当她四处求助时，情人的虚伪、玩弄一切事实都有摆在她的眼前。可怜的包法利夫人这时才明白那些所谓的爱情都是虚假的，是无情的嘲弄，是残酷的抛弃。她绝望了，无处可走，服毒自尽，结束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

四、结语

纵观全文来看，包法利夫人是一个沉溺于幻想、爱慕虚荣、愚蠢天真、情感疯狂激烈的妇女。她在现实中遍体鳞伤，只好寄托于幻想，沉溺于恋爱世界，却忘了“对于男人来说，恋爱只是生命的一部分”，错把爱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自己一直低到了尘埃里。受到了与身份不相符的教育并深受其害，以及结婚时的草率，导致了她寻求独立却找不到挣扎的出口，浪漫的爱情占据了头脑以致于在两个自以为深爱的男人中丧失了自我，最终心灰意冷服毒自杀。爱玛和包法利夫人两者一只在斗争，在女儿与包法利夫人，妻子与情人，和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这些形象中，她们时而融合为一体却又相互矛盾。爱玛的一生一直在追求激情，但是却被激情所控制。爱玛选择了“死”，因为“她无法住在巴黎”。爱玛的自杀不是逃避而是拒绝，这是唯一一次真正属于她自己的选择。她以此解脱了所有的困倦，最终获得了自由。爱玛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就像爱玛死前写给查理的纸条上说的“不要怪罪任何人，没有人错，错的是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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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汤静贤.在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之间——一个福楼拜笔下的女人[J] 暨南大学 1997.04

[4] 汪火焰，田传茂.镜子与影子——略论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J] 2003.06

篇5：包法利夫人性格分析

首先,从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来看。爱玛的希望,就是将平庸生活浪漫化、艺术化;她的绝望也是源于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而作家福楼拜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他看来,现实生活庸俗可鄙,只有凭借唯美的艺术才使痛苦得以暂时解脱。

因此,他说:“我以为美的,我愿意写的,是一本不写什么的书,跟外界不搭界的书,就靠风格自身的内在力量站住脚„„最美的作品,是内容最少的作品;言越接近意,句子越贴切空灵,就越美„„就这一点而论,题材无所谓高下”(转引自特罗亚150)。在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上,艺术世界里的爱玛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福楼拜。福楼拜的名言是:“艺术家在他作品里,应像上帝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无形无影却全知全能,处处不见处处在”(转引自特罗亚204)。他就像造物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人物。他如此强烈地与人物感同身受,甚至能尝到爱玛嘴里的砒霜味道。但是,他又总是高高在上,冷眼审视每个人物的命运,漠然处之。在这个意义上,“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致使他去感受而不是苟同”。因此,“福楼拜的客观性的产生是由于要摆脱自身”,他“使人物既是我自己又是别的什么人”(理查 219-220)。可以说,对待自己创造的人物,福楼拜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超然态度:既理解他们,又谴责他们;既同情他们,又批判他们。而把这种作家与人物的关系,比拟为“猫抓老鼠游戏”,也许更为恰当。萨特曾表示,他对福楼拜作品里的人物一度抱有某种敌意,就是因为福楼拜“把自己放进人物里面,因为他自己既是虐待狂又是被虐待狂,他就同时让我们看到他的人物既很不幸又招人反

感„„”(321)。在存在主义者萨特眼里,人类就像是天神手中的玩偶。而福楼拜笔下的人物命运也是如此。

其次,对待艺术本身,福楼拜也表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游戏态度:虽然唯美的、形式至上的艺术是值得肯定的,但“说到底,艺术也不见得比九柱戏更正经。世上的一切,说不定只是一个大玩笑”(转引自特罗亚160)。皮埃尔•布迪厄深刻地指出,“他(福楼拜)的目标不是调和互相对立的东西,或用一个极端打击另一个。他既反对这一个又反对另一个,他执意既反对戈蒂耶和纯艺术,又反对现实主义”(112)。事实上,“现实主义”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标签对福楼拜都不适合,用“非此即彼”的概念无法把握他的独特性。福楼拜在精致、细腻、风格化的形式和平淡无奇的主题之间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他说,“艺术的真谛,在于自身的美,而我首重风格,其次是真实„„我最讨厌平淡无奇;正因为讨厌,才取了这最一般最无可写的题材”(转引自特罗亚193)。因此可以说,福楼拜是要让艺术来创造现实,是通过写作把一切转化为艺术品,即他所说的“精致地写平庸”。⑨ 这就是福楼拜艺术观的游戏本质。

最后,还可以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萨特指出,作者的写作离不开意向中的读

者,“(作者)选择谁为其读者,这里面已经包括了(他会选择什么)题材”。⑩ 但是,《包法利夫人》中开篇就由“我们”所指代的读者,却是一个虚构的整体,是一个没有内在同一性的“乌合之众”。生活于19世纪的作家福楼拜正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他不愿面对无产阶级公众的崛起,也鄙视资产阶级读者,但是,文学艺术的市场化、商品化,又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萨特认为,正是缺乏读者的确定性,才是福楼拜的创作多重性的本质所在。而本文则进一步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创作上的窘境,加深了福楼拜的悲观意识;同时也令他更加冷静、更加超脱,最终走向了反讽式的写作游戏。福楼拜在写作时,既渴望着被读者所理解,但对读者大众的怀疑和蔑视,使他对被理解缺少信心,甚至还感到痛心,因为“他的爱玛,多少个夜晚为之狂热的伴侣,变成了大众的爱玛”(特罗亚189)。在这种心态之下,他转而就以一种玩笑的态度对待读者:用“我们”诱导读者,先以全知视角和人物视角来肯定读者,再以无法确定的价值判断来迷惑读者。如此,最初由“我们”——叙事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达成的所谓“契约”实效了。剩下的只有对这一纸空文的嘲笑。正如左拉指出的,“与完美无暇的文体学家和毫无缺憾的狂热的修辞学

家并存在的,还有一个哲学家的福楼拜的存在。这是我们文学中有过的最伟大的否定者。他宣扬虚无主义„„”(转引自布迪厄111)。的确,我们在福楼拜的创作和表述中看到,他总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芸芸众生,傲慢而冷漠地对待蝇营狗苟的现实生活。他并不回避现实,但是,他对现实已经彻底绝望。他怀疑生存的意义,怀疑语言的表意功能,对“虚无”有着深切的感受。但是,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虚无”。这种反抗不是革命斗争式的,着眼于社会历史的变革,而是精神贵族式的,着重于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这就是他在《包法利夫人》的叙述中表露出来的“游戏”态度。

包法利夫人的形象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她热情美丽纯洁，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农村姑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后期的她却变成腐化生活的追求者，最后走向毁灭，是一个为社会所毁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而这其中的变化却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既是如此，就不能单纯地把前后两个形象分开来逐个分析，必须把它们串联起来从形象的变化过程来进行形象分析，这样的形象才是鲜活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

在修道院学习期间是她形象转变的开始，至少埋下了转变的火种。有刺激性的布道辞和风流故事，哀怨缠绵的传奇小说，已使她产生了向往城市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念头，幻想着浪漫的爱情奇遇。应该说这是所有少女的天性，或者说是人类的天性，任何文学作品对人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幻想，试想：人类缺少幻想，世界将会怎样。包法利夫人的少女情怀受文学作品感染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正是合乎情理之中。当然，平庸，呆板的丈夫无法满足她的幻想更是使得她那颗躁动不安的心逐渐为资产阶级腐败社会风气所俘虏。从男性的角度看，我对包法利夫人背叛丈夫这种行为深表同情，哪个女人不想自己的丈夫出色，就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在那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出色的丈夫却可能会抛弃她。但这又能怪她吗？堕落的环境已经腐蚀了她的心灵，不断地刺激她奢华的生活欲望。她没错，千错万错都是时代的错，如果时代也可以用对错来划分的话。然而妄想用曾经的轰轰烈烈来代替一生的平平淡淡这些事后才追悔莫及的例子实在也不少见。如果包法利夫人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也许她还不至于在绝望中死去，令人悲哀的是，这是她“少女时期的长梦”，在欣喜若狂中早已忘记了一切，以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在同上流社会的接触中，她狂热地梦想着享受一下巴黎生活的乐趣，很快就成为了流氓，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围猎的对象。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包法利夫人的欲望正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极容易被人利用，这岂非又是人性弱点之一。欲望的驱使终致其一步步堕落而不能自拔。

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包法利夫人最大的不幸可能是没有人理解她，她身边没有

篇6：红楼梦王夫人人物分析

王夫人，贾政之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她虽是贾家的二儿媳，也不太说话，但深得贾母的信任，是贾府的实权派。她年事已高，把大权交给自己的侄女王熙凤。不过，一些大事凤姐仍须向她请示汇报。

此人是个“善人”，时常吃斋念佛。可是她心并不善，甚至很恶，她虚伪残酷。丫环金钏和宝玉的一句玩笑话，就被她一个巴掌“打得半边脸火热”，还把她撵了出去，致使金钏儿投井身亡。金钏儿死后，她却流下伪善的眼泪，并向宝钗说，金钏儿前日把她的一件东西弄坏了，一时生气，打了她两下子而已。宝玉的丫环晴雯，只因她蔑视王夫人为笼络丫头们所施的小恩小惠，又遭到她的残酷报复，在晴雯“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情况下，硬把她“ 从炕上拉了下来”，撵出大观园，当夜就悲惨地死去。但王夫人向贾母回话时却说晴雯又懒又淘气，且得了女儿痨，才把送出大观园的。仅小小的绣春囊事件，她就指使抄检大观园，结果害死司棋、潘又安，逼走入画，赶走四儿，迁散芳官等十二个小戏子，“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青年一代遭到了巨大的摧残，王夫人实是元凶。此人又非常主观武断。邢夫人把绣春囊交给她，她不调查，不研究，就一口咬定是凤姐的。

心理历程

王夫人在《红楼梦》中是个极不讨人喜欢的人物，虽然曹雪芹在书中总替她说好话，说她是个厚道人， 不过这恐怕都是欲盖弥彰。其实全书中各色人物都有正邪两赋的特点，比如贾琏对尤二姐也有浪子真情; 薛蟠虽不肖，对母亲和妹妹还算不错;连贾珍也有人分析出他对秦可卿也是刻骨铭心……不过这位王夫人，贾宝玉的亲妈，虽然在宝玉心中排名与黛玉重要性并列(原话大意如此)，倒真没做过什么有光彩的事情，逐走晴雯，逼死金钏，抄检大观园，可能黛玉之死与她也难脱干系。本人在此大胆推测一下她的心理历程。

王夫人出生于四大家族的王家，应该是个见多识广的大家闺秀.从书中看，应该是王家的长女.封建时代的长女在家族里是大姐，受到最严格的教育和约束，要成为妹妹们的榜样，典型如李纨，元春，宝钗等.王夫人小时候肯定也是这样过来的，不过她没读什么书，心中郁闷和压抑无处派遣，也就不具备李纨，元春，宝钗那样的开阔心胸和浪漫气质，所以长大了就成了个没什么情趣的人(看她给丫环起的那些名字就知道了)。人们有时会好奇，王夫人年轻时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凤姐和探春身上应有她的影子。

先说凤儿，常言说得好：“养女随姑”。基因的力量是可怕的，想来王夫人年轻时八成也是个柳眉凤眼的绝色佳人，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凤姐不但继承了她的美貌俗气，也继承了她的野心偏执和狠毒(“野心偏执和狠毒”这话说的很重，但没有文本体现，读者揣测之言。)。曹公全书只写凤姐狠辣，没有对王夫人有明显的贬义形容，只有暗示。我认为最明显的一处就是林黛玉进贾府时对王夫人住处的描写，其中包括金钱蟒靠背，金钱蟒引枕，金钱蟒褥子(原文描写更加详细，包括颜色做工什么的，在此难述，各位可参见原书)，连用了三个金钱蟒，曹公写人物住处多有对人物本身性格命运的暗示。我五年级时读到这里，心中一凛，当时还不知道“居如其人”“心如蛇蝎”这两个词(金钱蟒纹是清代使用的重要花纹，寓意含有尊贵之意，直接和“心如蛇蝎”联系起来，颇为牵强，文中如贾母也是用金钱蟒纹，难道也说贾母“心如蛇蝎”，似难说通)。长大后以此对照王夫人一生行为，信然!

探春是个好姑娘，将她与王夫人相提并论必然引起很多读者不满，可是探春毕竟是王夫人抚养长大的，她的高贵气质和管家才干或多或少是跟王夫人学来的，加上她更有文化，因此更把这些优点发扬光大了。《红楼梦》全书中关于打人耳光的描写有两处最引人注目：一次是王夫人打金钏，另一次是探春打王善保家的，两次性质不同，在读者心中反映也不同，但同样的迅雷不及掩耳。两个打人者打的都是“平生最恨者”。王夫人平生最恨会勾引男人的女孩，探春平生最恨不尊重她的人。探春得了曹公一个“敏”字，敏锐又敏感。王夫人又何尝不是呢?

说完了王夫人的个性，再推测她与书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先说夫妻关系。很多人觉得她与贾政真是天作之合，一对死封建。其实现实生活中美满夫妻往往是个性互补的。书呆子爱上交际花，女夫子迷上浪荡子的事情屡见不鲜。贾王二人性格如此相近，日子必然是刻板无味，日久生厌。如同贾琏与凤姐在过了头几年的甜蜜后，二人的倔强个性凸显出来，发生情变。不过王夫人应该还是比较得贾政宠的，贾政共与她生育了三个孩子(不包括流产和死婴的情况)，到近40岁时还能生出贾宝玉(书中再未见类似案例)，一方面说明她身强体壮，另一方面说明夫妻感情还不错，要知道贾政可不是一夫一妻，夜生活乏味的下等贫民。以王夫人之刻板个性，能把老公迷成这样，一方面是娘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当年的确容貌出众。贾政能和她生出三个孩子，和赵姨娘生了两个，明显生育能力强于贾赦，但为什么没有和其他妻妾生出孩子来呢?书中有记录的贾政的妾只有周，赵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