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精选6篇）

篇1：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条件

●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的赔偿责任，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含义及诉讼价值

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典所确立的一种不起诉类型，它同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一同构成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无罪推定是指：“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当视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于经两次补充侦查证据仍然不足的案件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能够使公安司法机关从积案中摆脱出来，这也体现了不起诉的诉讼效益价值。

与无罪推定直接联系的是证明责任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证明责任严格地由控诉方承担。如果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使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处于不能证实的悬疑状态，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证据不足的界定标准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具备：“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所规定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了解释。也就是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犯罪：

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当然这种疑问或者是根据常识推断出来的，或者是根据其他证据事实而形成的，即应当是合理的怀疑，而不是无根据的怀疑。

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具有三种作用：一是确认存在犯罪；二是将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三是衡量罪轻罪重。缺乏确认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必要的证据的，应当被认为是证据不足。这种缺乏还包括因取证行为严重违法而导致证据被排除使用所造成的证据欠缺。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必然造成疑罪，应当本着“罪疑从无”的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这主要指犯罪人是谁而言。

（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要件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证据不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退回补充侦查，补侦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必要条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以两次为限。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与刑事赔偿问题

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三类情况来看，酌定不起诉是在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意见比较一致，但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意见却不一致。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刑事案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根据法律规定，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是：遭受错误羁押即被错误拘留和错误逮捕；或者虽未被羁押，但司法人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殴打等暴力行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此外，对于财产被错误查封扣押造成财产损失或灭失的，也应给予赔偿。据此，针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所提起的赔偿请求必须首先存在错误逮捕的情况。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逮捕的证据要求和起诉时的证据要求是显然不同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采取逮捕措施后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才能满足起诉时的证据要求，逮捕错误的案件必定不能提起公诉，但逮捕正确并不意味着该案一定能够提起公诉，能否起诉，关键看证据收集的情况，不能以该案在后来的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了证据不足不起诉这种结果来反推侦查阶段的逮捕一定错了。

此外，我们还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否应当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刑事赔偿问题，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存在矛盾。由于国家赔偿法颁布在先，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后，新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实质性修改，批捕条件已较原刑事诉讼法放宽，即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应予赔偿，因而容易将赔偿条件理解成“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在把握逮捕这一条件时，应当注意有证据证明与证据充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证明程度显然低于后者。国家立法机关应适时地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重新修正或重新解释有关错捕赔偿的规定。因为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条件批捕的，即使后来出现证据不足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情况，也不承担错捕的刑事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经过审查起诉阶段的审查表明，逮捕是在没有证据或伪证情况下作出的，逮捕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检察机关在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篇2：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一是程序条件即案件必须经过补充侦查二是实体条件即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

因证据不足而撤案、不起诉或被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是否给予刑事赔偿，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疑罪从无，被不起诉人或作无罪宣判的人是无罪的人，应当对其赔偿。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疑罪属于有证据证明其有罪，只是证明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不能因此就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对疑案申请赔偿的，不能给予赔偿。由于分歧较大，导致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不到及时实现。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律属性

1.对被不起诉人推定无罪。所有类型的不起诉案件被不起诉人无论事实上是否实施了犯罪但在法律层面上均是无罪之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起诉决定所具有的共同法律属性。“推定的无罪”同样产生实体上无罪的效果这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要求。

2.证据不足不起诉导致的终止刑事诉讼有一定的相对性。我国现行立法对不起诉规定了救济程序这说明我国的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效力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是，如果未能发现新的证据，就存在绝对终止诉讼的情形。

3.证据不足不起诉在处分上具有程序性但兼有实体性的因素。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诉讼不再继续进行这体现了不起诉决定的程序处分性。公诉权与同为公权力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本质性的区别公诉主体原则上无权利用公诉权对实体法律关系问题进行处置但当公诉机关运用公诉权对案件决定不起诉时难免涉及公诉机关对案件的判定和处置。证据不足不起诉具有程序性，兼具实体性。这是因为：第一，从立案到审判各个环节无不是执法人员基于实体的判定而作出相应程序反映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程序实体就会变为空中楼阁反之不反映实体的程序也将会是无意义的。第二检察机关在运用不起诉权过程中实际上是起着一种“司法”的作用不同程度地要适用法律对案件进行判定和处置。“在这个意义上公诉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司法请求权而是一种司法处置权。”第三从不起诉决定的效力上来考证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被不起诉人实体上均应视为无罪之人产生的效力和直接的法律后果是程序终止和对被不起诉人的无罪处分。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刑事赔偿

有学者认为，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

第一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和批准逮捕是两个独立的诉讼决定不起诉决定并不能否定前一诉讼阶段逮捕这一诉讼行为的正确性。

第二证据不足不起诉与法院的无罪判决不同，被不起诉人仍然存在着有罪或无罪的两种可能，只不过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鉴于起诉期限的限制决定以不起诉的形式终止诉讼并不是宣告被不起诉人无罪。如果在事后发现了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还可以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同时证据不足不起诉不同于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处分而是检察机关在基于自身的公诉权和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的程序上的处分。

第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是国家赔偿的条件之一。同时《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没有犯罪事实”并不包括由法律推定的没有犯罪事实。

第四“疑罪从无”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赔偿对羁押的被不起诉人是否予以赔偿取决于拘留或逮捕的正确与否。

第五对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予以赔偿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案件当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能重新启动公诉程序势必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定将促使检察人员为了避免“错案追究”而对案件变相提高立案标准和逮捕标准把本应依法不起诉的案件都退回公安机关尽力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或者一律作出起诉决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在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刑事赔偿问题上对羁押后的被不起诉人持以赔偿为原则“疑罪从赔”的立场是多数学者和部分实务工作者的观点。主要依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中的“没有犯罪事实”的含义理应包括事实上没有犯罪事实和法律上推定没有犯罪事实两种情况。

第二证据不足不起诉中的被不起诉人在客观上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法律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权衡利弊后作出的一种明智而又理性的选择法律效力是彻底的即使某些被不起诉人在事实上是有罪的也应将其视为无罪以体现“疑罪从无”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第三造成证据不足的状态与追诉机关行使职权失当不无关系。为此由国家对羁押后的被不起诉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也是合情合理的。

第四对证据不足的被不起诉人予以赔偿能够促使检察机关及其具体办案人员吸取教训和改进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以往司法实践中一贯的“以拘代侦”和“以捕代侦”等不良做法。至于检察人员为了避免“错案追究”而对案件变相提高立案标准和逮捕标准把本应依法不起诉的案件都退回公安机关，或者一律作出起诉决定的做法是滥用批捕权和公诉权的表现对有关责任人员应用《检察官法》和《检察官职业纪律》予以惩戒，而不能为迁就这一违法倾向而对证据不足不起诉人不予赔偿。

在对证据不足的被不起诉人赔与不赔的问题上笔者赞同“以赔为原则不赔为例外”的立场。关于“例外”的界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如果导致逮捕的原因是由于被不起诉人的过错和责任造成的检察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因被不起诉人故意作虚假供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逮捕后经审查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案件等。

■赔偿中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顺利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正确开展证据不足不起诉之刑事赔偿工作需澄清和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在立法上建议今后的立法或司法作出明确解释：“没有犯罪事实”不仅指客观上没有犯罪事实亦包括法律推定上的没有犯罪事实。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被不起诉人，只要存在被羁押的事实国家即应承担赔偿责任。

其二在观念上彻底摆脱传统的“有罪推定”惯性思维定式的束缚确立起以“疑罪从无”和“保障人权”为基调的刑事赔偿观，摒弃那种“不起诉已经是便宜了犯罪嫌疑人岂能再予赔偿”的先入为主和有罪推定观念。

其三对有同志担心“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赔偿后发现新证据重新启动追诉程序会导致执法矛盾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赔偿”和“追诉”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意旨这种立法设计是“适当强调人权保障同时兼备惩罚犯罪”的现代法治理念，“赔偿”与“再行追诉”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其次对作出国家赔偿后被不起诉人又被追诉的救济有的同志提出两种途径来解决：第一原羁押期间不再折抵刑期以示对原获赔偿、逃避罪责的惩罚第二原获得的赔偿金通过判决予以追缴。这两种方式均有不妥之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比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被不起诉人予以追偿。

篇3：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关键词：诉法,证据规定,证据,不足分析,种类

在2013年1月1日起开始, 新的《民事诉讼法》开始全面进行实施, 本文笔者就, 新民法中关于证据内容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具体内容均作出相关论述, 内容均报告如下。

一、新《民事诉讼法》中证据内容改进对优势分析

(一) 开设电子数据类证据

新《民事诉讼法》中, 把电子数据列为证据八种类型的内容之一, 也间接的成为了修改证据内容中最具特色的。将原有的证据种类进一步丰富, 直接完善了法律体系, 同时打破了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二者不相连接的情况, 法官进行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能够依法认定电子证据, 无需存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指责疑虑。所谓电子数据, 与常规认识的电子证据一致, 其产生与网络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终成为新型证据种类。电子证据, 即以电子为表现, 可以被认定为证据进而使用的证据统称。具体分析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 其种类繁多。例如电子邮件-E-mail;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资金划拨-EFT;电子聊天记录-E-chat;电子公告牌记录-BBS等等[1]。以上形式均成为日常常见形式。近年来对于电子证据一直存在争论, 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则为其定位情况, 定位的主要内容包含归属书证、物证、资料以及最终的鉴定结论、最新的证据, 即为以上内容的综合体。在2013年所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 已将电子数据列入法条内。回望老旧的立法规定, 就证据种类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性列举, 所以其覆盖范围相对薄弱, 新法规中的电子证据以及审判笔录等均未入法, 最终直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现实情况的影响, 所以无奈进行妥协处理, 将其列入证据。很显然, 此类工作对实施, 不但影响到了实践操作, 还限制了法律权威的维护。为了规避此类情况的发生, 新的诉讼法中加入新的证据种类-电子证据,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而综合以上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将其融入、实践于2013年的诉讼法中, 其功能意义值得肯定。

(二) “鉴定结论”变“鉴定意见”分析

总结诉讼法意义, 其为鉴定人以证据材料为依据而总结出的一个结论, 此结论更具科学合理性, 具有证据的价值, 而诉讼法的出现, 无疑最大程度上扭转了由于法官判断能力失误而引发的不良问题。2013年1月1日之前使用的民事诉讼法, 其明确限制了鉴定结论的证据种类。主流学者对鉴定结论进行剖析, 明确指出所谓鉴定结论就是鉴定人自身借助专门知识结合相关案件, 所进行的专门分析, 主要针对案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最终提出结论[2]。就目前为止, 鉴定结论在我国的证据体系中有着较强的证明力。在实践的过程中, 多数法官均将鉴定结论作为最为科学的证据。法院受到当事人的委托, 进行若干问题的鉴定, 法官受到既往工作经验的影响, 所以常常习惯性的将鉴定结论看定为整个案件的事实根据。而出现直接证据无法进行准确性判断的情况时, 一旦条件许可, 法官更加倾向鉴定结论, 以此来进行证据真伪对判断工作。在2013年所颁布的诉讼法中, 将鉴定中的结论更改为意见, 此举对目的是为了打破法官鉴定工作中的既定模式, 避免出现鉴定结论误区。从表述上来看, 意见与结论不同, 二者在含义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所谓意见, 为个体主观上所产生的看法, 而旁人可对此意见提出异议, 如果能够保证自身讨论证据的充足性, 完全可以将之推翻。所谓结论, 为主体依据特定的材料、经验, 而对事物产生的最终看法, 几乎不允许他人提出任何异议, 所以与意见相比, 结论带有明显的总结性意味。由此来看, 过去民诉法中将鉴定人所得出的结果判定为最终的鉴定结论, 将会直接为相关人员造成误解, 最终产生鉴定结论权威性、不允许打破的错误意识, 所以其科学性有待强化。而鉴定意见的产生, 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和自己的观点, 最终将原来持有的观点直接推翻。所以, “鉴定意见”这个称呼更符合鉴定结果的科学性以及证据的内在属性, 2013年《民事诉讼法》中“结论”改为“意见”, 确保了证据体系的和谐, 对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三) 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

过去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据的规定有其自身的定义, 即查证属实, 方可成为事实根据。而新的《民事诉讼法》中, 对于证据提出了新的定义, 即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方可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很显然新的诉讼法中, 在原有证据定义的基础上加入法定程序等相关字样。而此举的实施, 直接避免了法官不经当事人质证而依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做法, 强化了证据的证明作用[3]。解析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 法院于两种条件下方可进行证据的收集工作。其一:依职权查证。所谓依职权查证, 是指经过相关事实根据, 判定所属案件与国家、社会公共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所以法官应依职权收集相关证据。其二:依申请查证。依申请查证能改有效缓解当事人在进行证据收集时所产生的压力, 不但能够确保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权益, 还保证了程序正义。显然, 一旦法官直接利用未经相关当事人认可的事实, 增加了诉讼突袭的发生几率, 还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相关准则。

二、新《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的薄弱问题分析

(一) 当事人陈述证据地位较弱

当事人陈述, 国内学者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看法, 将其判定为当事人根据对于案情的了解而向法院做出的说明[4]。当事人, 作为卷入民事纠纷中的主体, 对于案件有其自身的认识和理解。法官在进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 常常需要借助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来对整个案件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 所以当事人成为法官的主要信息源[5]。由此来看, 将当事人的合理陈述作为证据并不违背科学, 但是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所属地位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所以当事人陈述仅可作为补充性证据, 无法成为优先性证据。但是在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中确定当事人陈述的优先性证据, 有其自身存在的不足。

(二) 证据分类前瞻性不足

民事诉讼有其自身所属法系, 包含两种诉讼, 即事实出发型诉讼、法规出发型诉讼。在我国, 民事诉讼为法规出发型诉讼。法官在民事诉讼工作中, 严格执行“三段论”的逻辑进行民事纠纷的处理工作, 要求法律必须具备前瞻性标准。就目前为止, 证据的分类长期存在前瞻性不足的情况。虽然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进一步的完善了证据的分类以及体系, 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但是, 新证据种类将源源不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像现今电子证据的出现是一样的。虽然, 立法机关能够借助修改法律确保新证据种类更好的运用, 但是新型证据种类的出现至今为止还存在性质、价值的模糊性, 直接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调查工作。如果不进行修正, 将直接造成当事人双方的不满, 对民事诉讼法的权威性以及社会公平性造成不良影响。要解决这个难题, 必须重新构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体系, 以增强法律在这方面的前瞻性, 使以后每个时期以新形式出现的证据都能够被归入现行的证据体系。新《民事诉讼法》在这个方面的表现还不够完美, 其只是机械地增加了电子数据这类证据, 解决了燃眉之急, 却没有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种类作预见性规定。如何使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更加科学、更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仍然是立法机关今后的努力方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新诉讼法的实施无疑成功推进现代法治社会的进步发展, 但是具体分析其仍旧存在自身的薄弱与不足。所以, 为了确保民事工作能够科学合理的展开, 就需要立法机关不断加以努力。

参考文献

[1]邵军.论电子证据在我国的适用[J].政治与法律, 2005, 12 (2) .

[2]江伟, 孙邦清.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15 (16) :7.

[3]赖臣.论陷阱证据的证据能力[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22 (6) .

[4]江伟.民事诉讼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265-266.

[5]王亚新, 陈杭平.论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J].政法论坛, 2006, 18 (6) .

篇4：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2009年6月4日，原告汪雨晶女士（现年50岁）家属黄某陪同汪雨晶在被告南昌市第二医院进行彩超检查，检查所见：子宫大小6.3×6.0×4.7cm；前壁近宫底部见一团约3.5×2.8cm等回声团，境界清晰，内部呈环状结构，周边可见环状血流信号，内膜线后移。检查提示为子宫肌瘤。当日，汪雨晶女士家属黄某在被告提供的超声聚焦刀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随后被告对汪雨晶女士进行了治疗。后汪雨晶女士称，2009年12月中旬，2010年3月、4月她先后在九四医院、省人民医院及深圳市人民医院检查，检查发现瘤体有增大。另2009年8月开始，她月经量逐渐增多，以致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需尽快手术摘除肌瘤。对此，南昌市第二医院认为汪雨晶女士在2009年12月中旬，2010年3月、4月先后在九四医院、省人民医院及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检查报告均系其自行所为，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且依据知情同意书，被告向汪雨晶女士详细地介绍了治疗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注意事项以及效果满意度；告知了汪雨晶女士不能保证每一位接受治疗的患者所有部位均有满意的效果。

另查明，汪雨晶女士虽称瘤体有增大，经血量增多，以致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但其却未提供任何治疗凭据。且汪雨晶女士在被告处的治疗费用已在其单位报销，而汪雨晶女士亦未要求对其病情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定超声聚焦刀治疗知情同意书，双方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成立。随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治疗。现原告认为瘤体有增大，经血量增多，系被告没有完成治疗任务，故要求被告退回治疗费用，但原告提供的九四医院、省人民医院及深圳市人民医院B超检查的报告单，均系其单方所为，而原告在被告处的治疗费用也已在其单位报销，另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对其病情进行司法鉴定。因此，其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违约，故对原告的诉求不予支持，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点评：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硕友、雷志强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对需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案系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汪雨晶女士称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但却未提供任何有关证据，且不同意对其病情进行司法鉴定，汪雨晶女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篇5：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把握

内容摘要：存疑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践行疑罪从无原则的一项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效提高了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但实践中在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把握上仍存在一些偏差，导致存疑不起诉适用不规范。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调查与分析，总结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具体表现和证据收集认定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提出如何正确把握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证据。

关键词：存疑不起诉 证据不足 证据标准

存疑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疑不起诉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证据，这是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此，笔者以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07年至2011年办理的存疑不起诉案件作为基本研究素材，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存疑不起诉案件如何把握证据问题进行探讨。

一、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实践表现

（一）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基本特点

根据下表可以发现，2007年至2011年间，存疑不起诉案件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34.8%。其中涉及的罪名达18个之多，基本上涵盖了刑法分则主要章节的内容，包括强奸、故意伤害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盗窃、诈骗等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犯罪等。虽然存疑不起诉案件罪名达18个，但是主要集中在强奸、诈骗、盗窃罪中。根据调查，这三类犯罪共计23件46人，占存疑不起诉案件的49.8%。

（二）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具体表现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第2项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是存疑不起诉的关键。所谓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是指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体和客体四个要件。四个要件中又具体包含不同的内容，笔者结合案例予以具体阐明。

1.证明行为人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

[案例一]赵某某因宅基地纠纷将其邻居张某某打伤，张某某在陈述中称赵某某用铁锹将其打成重伤。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中写明张某某的伤系钝器所致，其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民警在现场没有提取到作案工具铁锹，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赵某某实施了伤害张某某的行为，并且赵某某也始终否认张某某的伤是其所致。

[案例二]周某某涉嫌寻衅滋事一案中，侦查机关找到被害人李某并让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但是在辨认之前办案人员将办案系统中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的户籍材料给被害人过目，而户籍材料中有周某某的照片，这导致后来李某的辨认笔录无法作为证据予以采信，而本案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实周某某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

根据统计，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的案件多达20件33人，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案件中。上面两个案例是比较典型的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的案件，主要表现为：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不足，即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或者侦查机关对关键证据的取证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该关键证据无法采信。

2.证明行为人有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

[案例三]张某涉嫌强奸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与被害人王某某在2007年3月份期间多次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张某某未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被害人王某某系幼女。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张某知道被害人的出生月份和日期，但不知道具体的出生年份。

因无法证实行为人有犯罪故意而存疑的案件有9件9人，主要集中在强奸罪中。主要表现为：证明行为人是否“明知”的证据不足。在案例三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张某是否“明知”王某某是幼女就成为本案的关键。而现有证据确实无法证实张某明知被害人系幼女。

3.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某种犯罪手段的证据不足

[案例四]2008年7月份，犯罪嫌疑人孟某某伙同殷某某深夜潜入李某家中意图盗窃财物，不料在盗窃过程中因孟某某碰到了李某家中报警器，遂被李某发现，后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持刀刺伤了李某。

犯罪手段是刑法规定的某些特殊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案例四是典型的转化型抢劫案，必须要求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但是现有证据只有犯罪嫌疑人孟某某和殷某某相互指证对方实施了持刀伤人行为并否认自己实施了持刀刺伤被害人的行为，而又没有其他证据来佐证。由于当时是深夜，被害人李某也无法辨认究竟是谁刺伤了他，更为困难的是，侦查机关没有及时提取作案工具，导致有效的物证灭失。

4.证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

[案例五]李某故意伤害张某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其居住的小区门口实施了殴打被害人张某的行为。后被害人张某坠楼死亡，经法医检验，张某的死亡原因系颅骨骨折致颅内大出血死亡并且腿部受轻微伤。

该案中，现有证据虽能证实犯罪嫌疑人李某实施了殴打张某的行为，但是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证据不能证实李某殴打张某致使其从高处坠下，不能排除张某在被李某殴打后由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唯一的因果关系。按照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对某种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是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中。

5.证明行为人有某种特定的犯罪目的的证据不足

[案例六]姜某某涉嫌诈骗一案，犯罪嫌疑人姜某某系某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张某。姜某某与被害人李某某合作共同出资建了3座加油站，但是姜某某在李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3座加油站变卖给了当地的中国石油公司，并将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新时代公司的贷款及利息。

刑法中有一些行为必须要有特定的犯罪目的才能犯罪，这也是刑法上的“目的犯”，例如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以营利为目的等等。上述案例中，虽然犯罪嫌疑人姜某某采取了隐瞒事实的手段变卖了加油站，但是其并不是将所得款项据为己有，而是用于偿还其所担任职务的公司的贷款和利息，也没有证据证明新时代公司的贷款是姜某某所贷。因此证实姜某某非法占有的目的证据不足。

6.证明犯罪主体的证据不足

[案例七]谢某交通肇事案中，户籍资料显示谢某已经年满16周岁，且犯罪嫌疑人谢某自己也供述称，其已经满16周岁。后来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向检察机关提出其子不满16周岁，户籍登记及身份证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农历而不是公历，其老家农村有把农历作为出生日期的传统。

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二是证明犯罪嫌疑人系特殊主体的证据不足。上述案例中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谢某的真实出生年月，进而无法确定其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二、存疑不起诉案件证据收集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机关取证不及时、不全面、违法取证现象普遍

1.取证不及时

一起犯罪行为的实施，从犯罪的预备到实施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结果的出现，都会留下一系列“痕迹”，这些“痕迹”经过侦查人员的依法收集就会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1]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及时进行取证导致认定案件的关键证据灭失，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如案例一中，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在勘察现场时及时提取作案工具并进行指纹检测，导致最终难以认定被害人所受重伤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故只能对其作存疑不起诉。

2.取证不全面

证据必须形成有效的链条才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如果证据比较单一，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来证明案件的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定罪、量刑的证据都必须有，不能只注重收集定罪的证据而忽略量刑的证据。但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只注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而忽视其它相关证据尤其是物证、书证的发现与收集。[2]

3.取证违反法定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在实践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非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诱供、骗供；侦查人员以暗示性的语言或者动作提示，或对辨认对象作标记等取得辨认笔录；鉴定对象或者送检材料不合格的鉴定意见；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等等。

（二）检察机关审查、固定证据能力不足

1.批捕部门审查证据不严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发生危险的才应当予以逮捕。实践中，批捕部门由于审查逮捕的期限有限，再加上为了保障侦查机关的进一步侦查而放松了对证据的把关，导致捕后有些证据难以补充，最后不得不作存疑处理。

2.证据审查不全面、固定证据能力欠缺

审查证据的目的是判断所收集的证据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包括对单个证据的审查判断和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在单个证据审查方面，主要是审查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实践中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在全案证据审查方面，主要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综合审查案件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而实践中存在对证据的审查不够全面、过分重视口供和证人证言而忽视对其他证据的审查。[3]另外，检察机关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有时会出现每次提审的讯问笔录都不一致，犯罪嫌疑人每次的供述都不一致，尤其是在自侦案件中，不少贪污、贿赂案件，被告人翻供后，使原先收集的证据的证明力弱化，达不到起诉标准，只得作存疑不诉。

（三）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证据的认识标准不一致

由于司法职能、刑法适用立场及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导致检法在法律适用上差异的存在，尤其是对证据认识的不一导致对法律的权威、审判的权威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李某某盗窃案，现有证据有被害人的陈述、从被告处起获的被盗物品以及其他物证、书证等证据，唯一缺少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犯罪嫌疑人始终辩解说被盗物品是从别处购买而来的，但是经检察机关进一步的查证，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基本上不是事实。因此检察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虽然都是间接证据，但是现有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链条，可以定罪。法院则认为，现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李某某到过案发现场并承认自己盗窃了被害人的物品，因此对于此案只能认定为无罪，建议检察机关撤案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三、如何正确把握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证据

（一）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标准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做了重大修改，在原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对“证据确实充分”进行了界定，并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正确把握“合理怀疑”的界限

对于“合理怀疑”应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合理怀疑”是基于一定的证据产生的，而不是凭空想象。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如谢某交通肇事案中，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谢某已年满16周岁，也没有证据能够确定其已满16周岁，这样的证据就不能排除谢某未满16周岁的“合理怀疑”。二是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如赵某某故意伤害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被害人所受的重伤是由其他人所致，也就是结论不具唯一性。其次，合理怀疑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合乎常理而不能违背常理。在司法实践中，某一怀疑是否合乎常理，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也因案而异，具体如何判断，需要司法人员吃透案情，感受证据，正确运用逻辑思维，以人们日常生活常识为依据，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常态作出判断，使自己的怀疑疑之有据，疑之有理，而不是匪夷所思，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疑罪。

2.严格排除“非法证据”

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中有一部分证据是违法取证获得的，对于该部分证据必须严格予以排除。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辨认程序违法，如辨认之前辨认人获得侦查机关的暗示、辨认照片的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等，如刘某某涉嫌寻衅滋事案中，被害人钟某在辨认时得到侦查人员的暗示，导致辨认结论不能采用。二是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如贾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一案中，两家鉴定结构出具的火灾损失鉴定意见由于两家机构不具鉴定资质而被排除。三是采用诱骗、威胁方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如赵某某涉嫌妨害公务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其供述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其实施了诱供，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不是真实的。

（二）严格把握证据不足的范围和标准

对证据不足而作出的存疑不起诉案件，检察机关必须明确证据不足的范围和标准。

1.明确证据不足的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谓的“证据不足”并不是指案件所有的证据都不确实、充分，而是指定罪量刑的证据不充分。证据不足并不是对证据数量和种类的简单描述，而是指案件的现有证据不足以使司法人员确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犯罪或者具备被指控的犯罪情节。[4]因此，在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进行把握时，必须要明确证据不足是指现有证据不能使承办人自己排除合理的怀疑并达到内心确信。

2.明确证据不足的标准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对证据不足列出了四个标准，在笔者看来，四个标准之间多有交叉，实践中难以正确把握。如定罪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情况，必然导致定罪事实缺乏必要证据；再如证据存在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情况，必然导致得出的结论不唯一。[5]从实践来看，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不足的标准只有一个：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对已认定案件事实的“合理怀疑”，不能达到司法人员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内心确信。实践中，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证据审查不能只揪住无关大局的枝节证据，要从全局着眼。只要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就达到起诉的标准，避免将疑难案件、有疑点的案件与存疑案件混为一谈，避免“伪存疑案件”的出现。

（三）加强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

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证据采信标准上存在分歧，应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在检、法之间，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证据认识的分歧，努力探索并建立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平台和机制，并使之规范化、科学化，使双方能够形成“庭上就个案各司其职，庭外就证据标准和尺度共同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既确保“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原则的落实，双方又能在“互相配合”中推动法律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注释：

[1]参见刘福谦：《排除四对矛盾可有效减少错案发生》，载《检察日报》2006年8月15日。

[2]参见向少良：《珠海市检察机关存疑不起诉案件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参见陈新生、金石：《存疑不起诉的规范适用》，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4]参见段启俊：《疑罪的认定与处理》，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上）。

篇6：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判断通胀预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市场利率的变化，尤其是国债的市场利率，如果条件允许，通胀型国债利率的变化对通胀的预期反映得更直接。比如，目前普遍认可的美国通胀预期上升的结论，就是通过对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的分析后得出来的。但很显然，这些条件我们都不能说具备，别说尚且没有通胀型国债，就是一般的国债，市场充分程度也还不够，要想通过比较可靠的途径研判通胀预期比较困难。那么，眼下通胀预期上升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呢?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造成通胀。的确。进入4月以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石油，去年一度跌破40美元，如今已突破70美元了，而且市场预期还会上涨。在这种趋势的带领下，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大宗商品，相当一部分是最终产品的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升了，最终商品的价格当然也要上升了，这就是通胀预期加大的基本逻辑。

但成本并不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决定商品价格的是市场的供求关系。说来也怪，很多经济学家分析问题是几乎到了“只唯供求关系”的地步，“供求决定资产价格”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但奇怪的是，到了真该用这个原理的时候反倒不用了，比如商品价格。那些鼓吹成本推升价格的人，要么完全忽视了供求原理对商品价格的决定意义，要么忽略了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无论哪一种，推理的过程都不可能正确，结论也就没有依据了。

举个最通俗的例子，说猪饲料涨价会推升猪肉价格，这我信，因为人们对猪肉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但如果说铝涨价了电冰箱的价格就一定上涨，这我就不信了，因为市场对电冰箱的需求早趋于饱和了，任何通过产量减少推升价格的力量，最终都将被市场需求的减少所抵消，成本如何推升价格呢?也许有人说电冰箱是个例，不具有广泛性，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目前的中国制造业现状。像这样不足以打动内需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巨大。这样看来，依靠大宗商品价格推升国内商品价格的逻辑，恐怕更多地只能停留在想象层面上了。

现在很多人都拿上世纪70年代西方的滞胀说事，认为中国当前的情况与那时十分相似：一面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猛涨，另一面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由此推断滞胀将很快来临的也大有人在。如果是滞胀的话，那没得说，通胀也在其中，由此推导出“通胀预期正在上升”也合情合理。但问题是，现在的情况真的和上世纪70年代一样吗?

尽管滞与胀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很难说清究竟谁先谁后，但如果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滞胀的前提，实际上是生产力下降所造成的产出能力不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直接表现为“滞”，而“胀”是产出能力不足的结果。这样看的话，当前中国的情况与上世纪70年代西方的滞胀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产出能力不足，而是产能严重过剩，因此，尽管我们也正在饱受“滞”的煎熬，但涨的基础并不存在，何来滞胀呢?

实际上，滞胀威胁论不是今天才有的，去年奥运会之前就有人预测去年底至今年初将会出现滞胀，但我们看到的却是通缩。尽管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加快“消灭”过剩产能，因为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失去生存环境，但有两个问题不能忽视：即使“消灭”也需要一个过程；“消灭”了过剩的产能就一定由缩到涨了吗?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存在吗?

当然，滞胀论中有些推理是比较严谨的，比如有人就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结论下的供求关系认识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因为在新经济形势下人们的需求也悄然在变，比如传统燃油汽车的需求有可能被新能源汽车需求所替代，而新能源汽车的供给，至少在起步阶段一定是有限的，因此供求关系就会逆转，一旦由产能过剩变成供不应求，就是通胀的开始。对这样的推理，我先要表示敬意，因为推理者至少接受了“通胀是生产力现象”的观点，但这个推理过程依然有个致命问题：忽略了需求转化的替代过程，即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不是一下子转化的，有个交替转化的过程，而这更需要时间，等到完全转化后，难道供给就不发生变化了吗?所以，这样的观点仍然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