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精选十篇）
证据法 篇1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证据法笔记201320 篇2
是实质上的事实。
从哲学上看，客观事实一经发生，就成为永恒的过去，不可能完全复现；从认识案件事实的主体上说，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具有间接性和推断性；从认识的手段来说，证据本身具有局限性；从诉讼的价值和政策上说，诉讼证明对案件事实认识受到诉讼多元化价值和诉讼政策的影响。证明有分类：行为意义上的证明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证明；实质证明与形式证明；对实体法事实和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宏观意义上的证明和微观意义上的证明。严格证明是指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并且经过正式调查程序所作出的证明。自由证明
对证据的要求、所需要的调查程序、证明标准、价值取向、能否由法官依职权调查、对证据调查的要求不同。三大诉讼法中证明的差异: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不同（刑事：提起控诉一方；行政：被告的行政机关；民事：原、被告分担）、证明标准不同（刑事证明最高，行政居中，民事最低）
。:严格、自由；作用和功能:三大诉讼；性质:实质和形式。证明对象:实体和程序法事实；概念的意义:宏观和微观意义上。证明的构成环节(因素)五个:证明主体、对象(证明的客体)、责任(从事证明活动、完成证明活动的过程应当由何方诉讼主体提供)、标准、手段(就是证据)。证明对象是证明的客体。证明主体提供证据是针对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案件事实，这个案件事实需要有证据使之明晰，当它需要有证据使之明晰之时，它便构成了证明对象。证明对象来源于实体法的抽象规定。它在诉讼之初便告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它在证明任务完成后便告消灭；诉讼越是推进，证明对象的范围越小；到诉讼结束时，证明对象还存在，证明虽然有必要，但因时间性，证明无可能性；如果某个事实主张仍为证明对象，主张该事实
；自由证明和规范证明相结合（自由证明：当事人可以利用所有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来从事证明活动，而不受立法的严格调整和具体规范。【诉讼中证明被称为规范调整下的证明】诉讼证明规范性：证明程序、证据能力、在特殊情况下证明力的衡量）；当事人自治；遵循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的原则。证明的方法直接观察法、逻辑推论法和法律嫁接法。证明对象是由
实体实体法律规范相联系的概念；是指有必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程序法事实（不构成证明对象；仅对诉讼过程中的纯粹程序问题产生意义；与案件的实体结果无关；不属于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的客体）证据事实（不能成为证明对象：证据事实被假设为已知事实，案件事实被假设为未知；证据需要查明，不是凡是需要查明的东西都能成为证据）刑事诉
害结果。）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可罚性和减轻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事实。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判断，是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相关的事实及规范性文件都是证明对象。（行政机关具有法定职权的事实、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的事实、行政机关采取具体行政行为的要件事实、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行政程序的事实[违法程序：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规范性文件。我国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说证明责任应当从行为与后果两方面加以解说,它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公诉人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案件实体事实，有责任提出证据进行证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提出或主张该事实的公诉人或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行为责任与结果
先是结果责任的预先设定，后是行为责任的实际履行;在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相互之间,结果责任是根本和本质的责任
;行为责任是诉讼法上的要求，结果责任是实体法上的要求;在诉讼过程中，能否发生责任转移的现象有所不同。结果责任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行为责任则随着诉讼状态和过程而发生转移;存在的时间有所不同。两者在时间上均贯彻始终，但是结果责任在诉讼结束之际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则变为法院裁判的特殊实体规范;能否由律师和法院协助履行不同。行为责任可由法院和律师协助履行，而结果责任不能。行政诉
;被告相对于原告而言，有更优越、现实、充分的举证条件，让被告责任举证不会与公正、公平原则相冲突;有立法政策上的理由和行政导向方面的意义。
被免除，由彼方当事人对本来的证明对象从相反的方向承担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的难易。一般由举证容易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保护弱者。对于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律往往选择保护弱者，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基于对弱者保护来设定的。证据距离，证据距离近的当事人更容易提供该证据；举证能力的强弱；实体法上的特别立法政策考虑；盖然性标准；举证妨碍。举证责任倒置的特点基本规范上的前置性；倒置对象上的局部性；待证事实上的相反性；承担主体上的对换性。证明标准 证明主体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同时也是法官确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证明标准特点 以客观真实为诉讼审判的最终追求；个案中的最低证明标准和最高证明要求是竞合的；客观真实是最高的证明标准；实行一元化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都实行相同的标准。推定指事实裁判者依据法律规定或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推断未知事实之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证明规则。
推定特点在性质上，推断本身并不是证据，而是法律规定或认可的事实认定方法；在适用上，推定表现为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在结果上，运用推定所认定的事实是一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事实；从功能上，推定与证据不同，它即是事实认定方法，还是举证责任调节器。推定与拟制不同。推定的意义 便捷的事实认定方法；具有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法律功能。事实上的推定(裁判者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与法律上的推定(以法律规定)的区别 推断依据不同,这是根本区别。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属法律上的推定，以经验法则为依据的属事实上的推定。法律效力不同。法律上的推定具有较强的拘束力，事实上的推定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对当事人意义不同。律上的推定具有指引当事人举证有引导功能，而事实上的推定则主要表现为法官认定事实过程中的内在思维过程。推定的适用条件 前提条件:基础事实已经得以确认;必要条件:无反证推翻。司法认知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裁定的形式直接确认特定事实的真实性，及时平息没有合理根据的争议，从而提高诉讼效力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司法认知特征 主体限于法院；客体是特定的事实；是一种便捷的事实认定方法；减轻了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司法认知规则 法院在采取司法认知时应当遵守的程序规则。内容 认知前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认知时应当为不利一方当事人提供反驳的机会；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应当采取裁定的方式。司法认知范围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科学定律、国家机关公报的事实、生效裁判、公证文书确认的事实和其他依法证明的事实传闻证据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在本案法庭之外作出的陈述，而在法庭之内作为证据来证明该证据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传闻特征 提供传闻证据的主体是证人；表现方式多样；是他人在本案法庭之外作出的，而由出庭作证的证人向法庭转述；是作为证据来证明其本身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上的例外情形 普通法规定的例外:情况证据(自发性 即时性 直观性);死者生前所作的陈述;公共文件。制定法规定的例外:视听资料、学术论文。补强证据规则及适用条件 只有在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特定证据材料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条件 被补强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已经确定；真实性难以确定；法庭质证，被补强的证据已经经过法庭质证，用来补强的证据也必须法庭质证。证明力大小的具体情形 公文书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原始—传来；直接—间接；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有；法定主体按照法定程序制作—其他同类证据；出庭—不；多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孤证。诉讼证据的关联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有内在的联系。客观存在的事物能否证明诉讼案件有关的情形，要求与案件之间有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即使是客观存在的，也不能成为诉讼证据。注意三个问题: 证据的关联性是要求证据与待证的案件事实有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该证据是可以证实案件事实的全部或一部存在或不存在，不能认为只有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的证据才是证据，而只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就不是证据。证据的关联性中的关联，包括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存在的事实材料，也包括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不存在的事实材料，不能认为证明案件事实存在的事实材料是证据，而证明他人所主张的事实材料不存在的事实材料就不是证据。证据的关联性中的关联，既包括事实材料与待证对象的直接的联系，也包括事实材料与待证事实的间接联系。非法证据非法的情形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即存在种类、签名、登记、印章、顺序、手续等瑕疵；不符合法定来源，如无证人资格的人的证词；公安司法机关取证违法，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调取证据材料；个人取证违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调取、收集证据材料。诉讼中自认与认诺的区别承认的对象不同。自认是对诉讼中主张的事实的承认，认诺是对诉讼请求的承认；承认的主体不同，自认原、被告都可提出，认诺只能由被告作出；基于诉讼的原则不同，自认受证据法上关于证据效力的调整，认诺受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调整；承认的效果不同，诉讼中的自认在诉讼中能产生免除事实主张者举证责任的效果，同时对法院有拘束力，但是要求法院据此作出不利于自认者的败诉判决。调查收集证据和特征 指证明主体及法院依法调取证据材料的活动。特征 主体分两类 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和律师，区别 性质、方法、范围、依据等方面；客体 证据材料，即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材料；行为 包括证明主体及法院提供、制作、固定或者获取证据材料的活动；依法 必须按照法定的范围、程序和方法进行。否则，证据材料在就会在质证和认证时被排除。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别 是否经过质证和认证；是否用于定案的根据。证据的调查收集和审查判断之间的关系证据的调查收集和审查判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的联系:调查取证要以审查判断为指引。审查判断要以调查取证为基础。不同 目的不同。调查取证的目的是获取证据材料，审查判断的目的是甄别证据材料的证明资格和证明力；程序不同。调查取证的典型程序，在刑事公诉中是侦查；审查判断的典型程序，是当事人质证和法官认证；效力不同。调查收集的结果只能是证据材料，需经审查判断后才能作为证据。鉴于上述区别，现行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和学界均明确区分证据的收集调查和审查判断。法院应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和程序 证明规则有证据调查申请的告知；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条件(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密、商密、个隐的证据材料；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当事人提出申请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和方式(7日)；人民法院驳回申请的复议。律师取证方法 询问、查阅和复制司法机关的案卷材料、调取实物证据、申请调查取证、制作视听资料、委托鉴定等方法。律师取证原则 有利于被告人和保守职业秘密。调查收集证据的要求迅速及时；客观、全面；深入细致；应用科学技术设备；相信和依靠群众。调查收集证据的步骤分析现有证据材料；明确调查任务；拟定调查提纲；发现和提取证据材料(方法:笔录、音像、实物、模型、粘印提取法)；妥善保管证据材料。调查收集证据的方法询问、讯问、勘验、检查、搜查、鉴定、侦查实验等。证据保全 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法院等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措施固定该证据。主体:法院和公证机构；以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为条件；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证据的合法性:诉讼证据应当依法定程序取得并符合法律的要求。取得、形式应当合法。质证是指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公诉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按照法定程序，针对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进行展示、说明、质疑和反驳的证明行为。质证的原则公开性、直接性、言词性、对抗性、灵活性、传闻证据指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在本案法庭之外作出的陈述，而在法庭之内作为证据来证明该证据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特征提供传闻证据的主体是证人；表现方式多样；是他人在本案法庭之外作出的；作为证据是证明其本身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新证据材料质证指举证期间届满之后，非因当事人的过错而发现和提取的证据材料。主要是指在第二审程序中发现的:没有被依法准许准许延期举证的证据材料；执法机关错误驳回证据调查申请而没有调查的证据材料；非因当事人过错，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发现的证据材料；准许当事人补充提供的证据材料。审查判断证据的步骤 确定证明对象；标准；审查现有证据材料，确定定案证据；全综合审查判断。方法指审判人员审查判断证据的技术手段。甄别法是对证据逐一进行个别审查的方法。同一认定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可比性的的证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或寻找其共同点和差异点，据此作出认定结论的方法。比较印证法指将若干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确定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呼应、协调一致的方法。辨认法指审判人员组织安排有关人员对有关的物品、人身和场所进行识别的一种专门活动。质证法指审判人员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和指挥了解该事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就特定案件事实或证据事实进行相互询问、反驳和辩论的方法。判断认定证据的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即审判人员作出裁判，应当以经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不得考虑未经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不相关的事实。全面、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即审判人员应当遵循职业道德，根据生活经验，应用逻辑推理，根据证据规则，对全案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审查判断，遵守证据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心证公开原则。审判人员作出认定结论的，必须说明理由。电子证据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或者借助电子技术和电子设备而形成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电子证据收集方法和措施对与案件有关的电脑中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备份，并在备份上进行电子签名；收集有关电子设备和系统软件的资料；搜查和扣押电脑等电子设备；技术鉴定；现场勘验；电子证据公证保全。物证以自己的属性、特征或者存在状况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或者痕迹等。物证特征除了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外，还有以下独特的特点：物证是以实物体的属性、特征或者存在状况证明案件事实；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往往只能对案件事实起间接证明作用。
（有比较完整的形体、一般能在法庭上出示）；痕迹物证（指与特征事实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痕迹）；微量痕迹（微型物证，指与特征事实相关联的微量物质。固体和液体）；无体物证（指与特征事实相关联的无固定形体的物质。气味、声音、光、电等）意义是查明案件事实的有效手段；是检验、鉴别其他证据真实性的客观依据；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情的有力根据；
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工具。调查收集物证
法定程序对有关的场所、搜查
是公安司法人员对有关的人身或者场所 物证的审查与判断物证的来源和取得是否合法；是否真实可靠；与案件事实有无客观联系。书证指以文字、符号、图案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和其他物品。书证同时具备的两个前提条件
以文字、符号、图案等记载或表达了人的被人理解；书证在形式上相对固定，稳定性较强，一般不受时间的影响，易于长期保存。书证与物证的差异载体、思想(属性)、理解(鉴定)、事实情节完整(个别片断)、保存和固定方法。行政诉讼中书证的提供和收集 被告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书证通常由被告提供。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国密、公共、他人合法权益事实的认定；依职权采取的程序性事项；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视听资料以录音(像)资料储存的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视听资料特征 动态观、高度科技、高度准确性。视听资料收集及其注意事项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篇3
一是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基于将证据视为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比较注重从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能需要的角度设置刑事证据制度。然而，随着权利保障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在新刑诉法中被肯定，刑事证据法需要继续从注重职权便利转向重视权利保障。
二是从重视证据形式到重视证据规则的转变。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作了修改完善，增加规定了“电了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新的证据形式。实际上，为确定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符合证据法定形式的要求，而在于是否符合证据的“可采性”要求。规定证据的法定形式以排除其他材料在诉讼中作为证据，目的是为确定不同的证据规则提供基础。对我国刑事证据法来说，就证据形式问题而言，重要的不是对证据形式作无一遗漏的列举，而是对不同种类的证据设置相应的证据规则。应当继续推动这个转变，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法。
三是从着眼于细化证明标准向重视实现证明要求的程序规则的转变。新刑诉法将“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予以明确和细化，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己经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新规定显示的立法意图是将刑事证明标准予以细化，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刑事证据法真正需要实现的转变，是从关注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转向完善相关的程序规则，以更有利于实现刑事案件所需要的严格的证明要求。
证据法 篇4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证据,自由裁量,鉴定意见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涵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指依据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相关法律规定, 由有资质的社会调查员运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理论和调查方法, 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中心, 对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 以衡量其人身危险性, 科学评估其再犯可能性, 最终形成影响司法机关对其适用逮捕、审查起诉和量刑的专业书面意见报告。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争论现状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争论一直没有定论,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参考资料说”, 即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材料, 而不具有证据属性。其核心观点是“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参考依据。”[1]理由主要有: (1) 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本身没有直接关联, 只是涉罪未成年人品行的综合认定。因此, 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来使用十分牵强。[2]; (2) 应该将社会调查报告定位在预防、矫治、量刑参考的层面, 否定其刑事诉讼诉讼证据的法律属性, 而突出其预防、探究、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的本质功能[3]。 (3) 如果社会调查员不能归入证人或者鉴定人, 社会调查报告就很难纳入七种证据之一, 而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只能作为办案参考[4]。
二是“证据说”, 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作为证据, 如北京师范大学杨雄教授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在这类观点中, 有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归类于证人证言[5], 有的学者认为, 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应当等同于鉴定人的地位。社会调查员必须参加庭审且不能照本宣科地朗读调查报告, 要根据庭审中不断发生的情况结合调查进行分析比较, 并将亲身经历的调查情况进行总结作出综合评定[6]。有的学者认为,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有用性, 属于专家意见证据[7]。有的学者认为, 从内容上看, 我国社会调查报告应该属于品格证据的一种[8]。有的学者认为, 获取社会调查报告的方式方法不同, 其外部表现形式也不同, 所属的证据类型也就不同。因而社会调查报告应该是这七类法定证据的上位概念, 而并非为这七种类型的某一种或几种所包含[9]。还有的学者认为, 报告虽然未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但是应当尽快将调查报告纳入证据范畴, 以彻底化解认识上的分歧, 同时保证所有调查报告都能经历庭审质证过程的检验而确保客观公正[10]。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辨析
(一)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属于证据
1.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定义和特征, 属于量刑证据
证据的定义是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2012修订) 》第四百三十五条第二款, 证据可以分为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相应的, 案件事实也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即属于证明量刑事实的量刑证据。原因如下:首先, 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辩护人都应当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所描述的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 是为了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 从而影响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其是否适用逮捕、决定审查起诉和量刑, 故其属于酌定从轻或从重的量刑情节。其次,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和六部委《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都明确规定, 涉及未成年人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 应当在法庭上宣读, 并接受质证。在司法解释和部委规章的层面肯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包含证明量刑事实的证据能力。
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三个特征
(1)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特征。证据的关联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11]。在审查批捕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逮捕必要性阶段, 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 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 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 从而科学分析评估其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 正是证明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的证据。在审判阶段, 我国《关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具体量刑时, 不但要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节, 如犯罪手段、时间、地点、侵害对象、犯罪形态、后果等, 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和目的, 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犯罪后有无悔改表现, 个人的一贯表现等情况, 决定对其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 以及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幅度, 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及健康成长。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正好反映了上述量刑情节, 比如, 其性格特点和成长经历可反映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情况。
(2)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 或者说, 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1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符合客观性的特点。首先,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书面形式, 具有证明事实的有效载体, 作为证据其形式具有客观性。其次,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其内容具有客观性。其调查内容是由专业社会调查员搜集评估的未成年人的性格、家庭情况、再犯可能性等材料, 其内容客观、中立、全面。
(3)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特征。证据的合法性体现的是国家基于一定的价值考量而赋予证据的特殊规定[13]。首先, 报告的负责主体有法律规定, 即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其次, 报告的程序有法律规定。报告需要当庭出示并接受质证, 还有规定细致的随案移送程序。然后, 报告的搜集程序完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辩护人都可以委托法定机关出具社会调查报告。最后, 报告的搜集方法或提取手段有法律规定。报告是由法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交流、心理测试, 走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学校、社区, 搜集其证人证言, 再经科学综合评估作出。是否走访未成年人的学校或工作单位也需征求未成年人意见。
(二)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宜划分为鉴定意见
虽然, 前文分析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定义, 具备证据在诉讼中的三个基本特征。但是, 如不对报告进行证据种类划分, 就不能确定其证据地位。因为我国采用的是封闭式分类体系, 全部证据材料在法律上被划分为八个种类, 并被赋予证据资格, 凡是未纳入这些类别的材料就不能作为证据[14]。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 证据分为八种类型, 即:“ (一) 物证; (二) 书证; (三) 证人证言; (四) 被害人陈述; (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 鉴定意见; (七)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其中的鉴定意见。
所谓鉴定意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对于案件的专门性问题, 按照诉讼法的规定, 经诉讼当事人的申请、司法机关决定, 或者司法机关主动决定, 指聘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 运用科学技术方法, 作出的科学判断结论[15]。鉴定意见一般具备五个核心特征: (1) 运行和形成必须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2) 针对专门性问题; (3) 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鉴定人; (4) 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5) 运用科学技术方法, 形成科学判断结论。根据鉴定意见的定义和特征, 可以断定社会调查报告确实属于鉴定意见, 因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鉴定意见的定义并具备鉴定意见的所有核心特征: (1) 社会调查报告是刑事诉讼过程形成; (2) 社会调查报告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开展; (3) 社会调查报告的执行主体是具备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社会调查员; (4) 社会调查报告的必须依据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相关法律规定; (5) 社会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员运用科学的调查技术方法, 最终形成科学的评估书面意见。
四、结语
证据法名词解释 篇5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原则上要求在审判中排除传闻证据，证人证言须在法庭上接受检验，只有在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庭外陈述。意见证据规则是指证人根据其感知的事实所作的意见或推断性证言不得作为证据采用。自白规则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者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均不具可采行。
证明力是指证据对于案件事实有无证明作用及证明作用的程度如何。
证据能力是指能够被允许作为证据加以调查并得以采纳的能力或资格。
司法认知是指对于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某一待定的事实，法官依申请或职权初步认定其为真实的一种诉讼方式。
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
本证是指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用以证明他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证据。
反证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推翻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出相反的事实存在的证据。鉴定结论是由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诉讼中所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测、分析、判断后，所出具的结论性书面意见。证明对象指证明主体运用一定的证明方法所欲证明的系争要件事实。
毒树之果指根据非法收集的证据提供的线索来合法收集的证据。
自认，即对事实的承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或对他方的诉讼请求加以认诺的意思表示。
拟制自认是指对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未表示承认也为表示否认，法律上就拟制地认为当事人已经自认了该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
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直接证据是指凡是本身可靠，即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予以证明的证据。
传来证据是指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亦即经过转述或转抄、复制的第二手或者第二手以上的证据。
证明责任是指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院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
需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 篇6
第一种情况，有借条。民间借贷案件的主要证据是借条或借款协议、借款支付凭证。在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微信及其他网络聊天记录可以对借款人的信息、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支付方式、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等起到辅助证据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没有借条或者借款协议，而有银行转账凭证、手机银行转账记录、出借人催收借款的电话录音等证据资料，那么微信等网络聊天记录可以与这些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借贷事实的存在。
第三种情况，没有借条也没有其他证据，单独使用微信或网络聊天证据，那就需要证明其与该民间借贷案件的借贷事实有联系，包括聊天记录与待证事实有实体意义上的联系和法律意义上的联系，如聊天记录中提到了借款的金额、借款的交付方式、借款的用途、借款利息的约定、借款及还款的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对民间借贷案件需要查明的事实和法律界定具有重要意义。
怎样避免陷入林女士这样借钱给朋友却要不回的困境？首先是亲朋好友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时，签订君子协定也不能省去。再次，进行转账等操作时，注意保留好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证据，如支付宝的各方信息证据等。总之，各种证据要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
浅析审计证据与诉讼证据之异同 篇7
一、审计证据和诉讼证据的基本内容
审计证据, 根据《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审计证据》及《独立审计准则第5号-审计证据》, 是指审计人员通过实施审计程序所获取的, 用以证实审计事项, 支持审计结论、意见和建议的各种事实依据, 包括构成财务报表基础的会计记录所含有的信息和通过检查、询问、函证等审计程序获得的其他信息, 是审计过程的基石, 形成审计结论的先决条件。包括书面证据、实物证据、视听证据、电子证据、口头证据、环境证据、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以及其他证据等形式。由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
诉讼证据是诉讼中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或者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的客观真实材料。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 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依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证据主要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鉴定意见等形式。诉讼证据的收集, 主要有询问、讯问、勘验、检查、实验、搜查、辨认、异地取证、鉴定等九种方法, 我国证据收集模式可以概括为“当事人自行收集为主, 法院调查收集为辅”, 即诉讼证据根据举证原则可以由证据责任人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司法人员等) 运用法律许可的方法和手段, 采集、提取证据,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自行收集。
二、审计证据与诉讼证据的异同
审计证据和诉讼证据都为证明所查事实真相而存在, 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特点, 都是各自所属社会活动的核心。在种类上除法律特定种类外, 大体也相同。而且2004年发布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 (试行) 》在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方面, 也基本体现了与法律证据接轨的意图。但由于审计和司法不同的社会属性以及手段的差别, 除了在主体、效力等方面的差异外, 其可比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 证据收集和评判主体不同
审计证据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 审计人员在审计证据的收集工作上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由他们自己根据确定的审计风险和重要性程度决定收集证据的类型和数量, 同时, 审计人员需要对自己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判断。可见, 在审计工作中, 审计人员既收集证据又要评价证据, 同时有权决定审计证据的取舍;而且由于审计人员站在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审计, 因此审计证据不带有倾向性, 能够客观反映被审计事项。在法律诉讼程序中, 原告为了证明被告有罪或存在某一不当行为, 需要向法庭提供证据;被告为了洗脱自己或是免于受到法律制裁, 也需要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可见, 司法判决程序中的证据是由对立的当事人双方各自提供的, 提供的证据都以自己能够胜诉为目的, 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权对自己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做出最终的判断。对证据的判断和评价及最终结论的作出由法庭审判员或陪审团进行, 但审判员自身不直接参与具体的取证工作。可见, 在司法领域中, 证据的提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特点, 而且证据的收集和证据的评价、判断是分离的。
(二) 取证标准不同
诉讼证据一般证明标准高、取证手段严密, 不仅要满足法律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 而且基本上都需要原物、原件, 即便复印件也要与原件相符且来源合法, 证人要有证明资格且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等等。而审计证据多为证明审计事实的存在, 尽管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但实际中往往达不到、也没有手段达到和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或者审计证据准则自免其职, 如审计准则规定: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 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 但却于法无据;或者即便审计准则提出了要求, 实际也做得很不到位。比如, 审计证据多为复印件, 审计人员往往只是简单复印签章等等, 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法律证据的要求。
(三) 取证方法不同
由于审计证据的性质和成本因素, 审计人员不可能完全保证根据审计证据所得出的审计意见是绝对正确的, 只是对审计意见的正确性作出合理保证, 是通过重要性判断, 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诉讼证据不适用“重要性原则”, 同时一般也不适宜采取抽样审查, 而需实施详细验证, 以对某一经济行为或事项的“是”与“非”予以明确界定, 或对经济交易的具体数量进行核实, 不仅要查实违法行为的性质, 还要查明违法金额及社会危害程度, 做到确凿和精确。由此可见, 审计证据尚不具有诉讼证据所要求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链, 有些还不能被司法机关作为有效证据直接采信。
三、提高审计证据证明力的途径
(一) 加强审计证据质量控制
审计人员应尽量收集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不能或者不宜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 也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转储、下载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在收集实物证据时, 应当注明实物的所有权人、数量、存放地点、存放方式和实物证据提供者等情况;审计人员在收集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据资料时, 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电子数据资料的运行环境、系统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在收集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时, 应当注明鉴定或者勘验的事项、向鉴定人或者勘验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人或者勘验人资格等;取得审计证据, 应当由证据提供者签名或者盖章。
(二) 保证审计证据来源的可靠
1. 关注证据提供者的资格。
尽管各种信息的来源是独立的, 只有当证据提供者具有提供该类信息 (或证据) 的资格时, 其提供的证据才具有可靠性。基于这个原因, 从律师、银行处所获得的函证比从不熟悉业务的个人处获得函证的可靠程度要高得多。
2. 应注意认真履行取证手续, 注明取证的日期、地点, 证据来源和取证人的签章, 确保审计证据的合法性。
在形成取证资料时, 不应仅仅注重对事实内容的说明, 而忽略了对取证过程、证据来源、取证方式等情况的说明和记录。
(三) 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经验及道德规范
1. 为了适应审计业务的发展趋势, 审计人员应努力提高实际工作经验:
一要培养一定的职业敏感;二要培养一定的洞察力。除具备一定的敏感性之外, 想进一步解决问题, 还需要一定的洞察力, 敏锐的洞察力可以帮助审计人员找到解决问题的着眼点, 有效地取得对问题正确判断的依据;三要提高综合判断能力。
2. 要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审计人员在从事审计活动时, 应当保持诚信正直, 遵守客观性原则, 公正、不偏不倚地做出审计职业判断, 通过教育、培训和执业实践获取和保持专业胜任能力, 按照规定参加后续教育, 持续了解并掌握当前法律、技术和实务的发展变化, 将专业知识和技能保持在应有水平, 对审计对象做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审计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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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研究 篇8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研究问题已不算一个新颖的课题了,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仍未找到科学合理解决的方案。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填充此项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期在法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尽快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 将其分为如下七大类: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测笔录以及现场笔录。根据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 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8种形式: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关于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转换与衔接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思想不同, 观点不统一
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许多法律界人士都对都对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正因为这种分歧的存在, 就造成了不同的人对这两种证据的衔接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证据法学新论》一书认为:“证据法学中存在着两种证据观, 一种是实质证据观, 另一种是形式证据观。实质证据观不是把事实的反映形式看作证据, 而是把事实本身看作证据。”实质证据观指明证据是事实, 这就确立了证据客观真实的风骨, 即:证据是第一性的, 是客观的、外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所谓形式证据观是指从反映形式上理解和把握证据, 即把事实的各种反映形式看作证据。所谓的人反应事实的基本形式包括以下几种:思维形式、文字形式、言辞形式、图画形式, 音响形式。但这五种形式中除了思维形式是虚拟的, 不能直接发挥作用外, 其它几种均能在司法和诉讼证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来看, 形式证据只是抓住了证据所反应的形式, 而忽略了其实质, 解释问题比较片面与肤浅。尽管如此, 实质证据与形式证据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除此之外, 法学界还存在着与两种证据观相对应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形式不同, 亦没有经过刑事司法等部门的认定, 因此不能直接提交到法庭质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因为与案件相关联的事实都可以被称之为证据。也就是说应该对行政部门收集的证据予以肯定, 至于是否可以被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 需要由司法机关来判断。
2. 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对案件移送标准规定的不明确
随着近几年来行政执法的越来越规范化, 行政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只移送案件而不移送证据和只移送次要证据而不移交首要证据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但是在证据移送过程中, 行政证据移送的总量少, 多数是个体证据而非证据链, 因此很难反应案件的细节。另外, 言辞证据较多且制作不规范也导致了许多案件不被受理仍然处于尚未移送或者尚未衔接的状态。
同时, 在证据移送的时候不同机关对证据的具体认定还有差异。有的案件看起来尚未满足移送的条件, 但是在当地影响较大, 舆论压力强, 关注度高。这种案件就让行政机关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左右为难。还有些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可以移送的案件, 公安检查机关缺认为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予以接受。这些现象的出现就导致了部门之间对案件的推诿或错误接纳, 对案件的有效查处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如何实现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合理转换衔接
1. 端正思想, 树立正确的证据观
法律各界人士都应该清楚法律的严肃性, 法律的神圣不容亵渎。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只有树立正确的观念才有正确的行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司法人员缺乏正确的证据观念, 导致一些冤错案的发生。因此, 要坚定地贯彻诉讼法, 树立正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观念, 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 最大程度的避免冤案错案的出现, 切实保障人权。
2. 立法完善我国的证据衔接制度
笔者认为, 我国的证据衔接制度出现了问题, 证据衔接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在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问题上, 只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证才能使得两种证据之前实现合理的转换。而对证据衔接制度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明确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的范围和方式, 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能够落实到证据转换的实践中去。其次, 对犯罪案件的移送制度进行立法细化。只有严格界定出移送的标准才能提高法律审判的准确性和保证法律运行的高效性。第三, 立法严惩执法机关人员徇私舞弊的行为, 这一点最主要的是要完善对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立法规定。《刑法》第402条规定了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徇私的动机和舞弊的行为。这一条法规中对犯罪条件的严格规定成为了许多犯罪嫌疑人推脱罪责的口实。因此, 法律应该对执法人员明知应当移交但故意不移交的行为做出属于犯罪事实的明文规定, 以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结语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对我国的机关执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各界应引起高度重视, 尽快使两者证据衔接的问题得到质的改变, 保证我国法律的权威性以及体现出人权的不可侵犯。
参考文献
[1]孙康.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J].学习论坛.2012年3月.
证据法 篇9
在对一艺术对象的解读上, 巫鸿强调三个方面:一是观者 (viewer) ;二是形象 (image) , 三是媒材本身, 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对武梁祠的研究注重突破图像本身, 而关注观者体验与整体布置, 重新关注仪式与超越仪式以外的普遍意义。
巫鸿在书的导言部分写道: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 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第二方面是对以往武梁祠研究作一个系统回顾。第三方面是重新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构建了全书的重要章节。上篇以“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武梁祠研究的历史回顾”两个部分构成。上半部分围绕武梁祠进行系统的学术性梳理。下半部分的目的是勾画出武梁祠所展开的学术研究脉络。巫鸿将武梁祠的图像根据形制和图像在祠堂中所处的位置将它们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构成了此书下卷的第三、四、五章, 即“屋顶:上天征兆”、“山墙:神仙世界”、“墙壁:人类的历史”, 而它们恰恰表现了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
具体而言, 在“屋顶:上天征兆”中, 巫鸿首先便开始对武梁祠中出现的各种“祥瑞”和“灾异”图像进行考据。在众多的例子中, 巫鸿认为:“武梁祠画像的另外四种祥瑞与夏代以及周王朝的建立有关。夏的建立者禹的最大贡献在于治理了洪水。汉代人创造了许多征兆志象, 把禹的成就归功于上天的旨意。据说当禹治水成功, 上天就送下一枝玄圭。在武梁祠石刻中可以见到这个长方形一头尖锐的圭, 旁边的榜题写道:‘玄圭, 水泉流通, 四海会同则出。”再如, “武梁祠的另一祥瑞图像表现一条鱼, 与周代有关。旁边的榜题写道:‘白鱼, 武王渡孟津, 中流入于王舟’。据《宋书·符瑞志》, 武王伐殷途中于孟津渡黄河时, 一条三尺长的白鱼跃入船中。武王捡而视之, 见鱼眼底有红字, 预言武王的胜利。武王于是把这条鱼祭祀给上天, 感谢上天对他的佑护。”这样的例子在巫鸿的书中比比皆是。巫鸿对图像志的来源大致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考据, 二是对其它同一时期的石刻图像进行比较研究。
在第四章“山墙:神仙的世界”中, 巫鸿集中讨论了西王母在汉代神仙体系中前后不同阶段其地位发生的变化。在文章中, 巫鸿对武梁祠山墙绘画的构图所进行的分析中将武梁祠山墙石刻的构图用“偶像型”、“情节型”两种方式来概括。所谓的“偶像型”是以“西王母”、“东王公”为中心的构图方式;而“情节型”的构图的主要特征是非常对称的, 主要的人物总是被描绘成全侧面或四分之三侧面, 而且总是处于行动的状态中。在巫鸿的论述中, “西王母、东王公及其仙境的形象是以‘偶像型’的构图设计的, 而表现孝子列女、忠臣刺客的图画用的则是‘情节型’构图方式。”巫鸿认为, “区分这两种构图类型对研究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极为关键, 因为它们隐含着不同的创作观念以及观看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大量证据表明, 情节型构图是东周以来创作早期中国人物画的传统方式, 而偶像型构图则是一种新方法, 只是到公元1世纪才开始流行”。
在“墙壁:人类的历史”这个章节的开篇处, 巫鸿先给读者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武梁祠墙壁上的画像石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阅读方式均为从右向左、从上到下排列的。二是石刻上的三组图像也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的。第一组的古代帝王像从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曦和女娲开始, 押尾的是夏朝末代君王桀。紧接的七位列女都生活在周代。第三组以东周曾参的故事开始。在巫鸿看来, 这种观看方式和图像的叙事方法、排列方式并不是巧合, 而是构图者或者说武梁个人有意安排的结果。
巫鸿在对这些“三皇五帝”、“列女、孝子”等等图像进行描述, 一种是司马迁那种史观——即书写历史的基本功能和探索历史范式及提供道德训诫。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巫鸿将武梁祠的图像叙事与司马迁的史观联系起来。他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 武梁祠墙壁上的画像描绘了从人类产生一直到汉代的中国‘通史’。其次, 就像《史记》一样, 它通过精心挑选的个体人物来浓缩历史。再者, 这些个体人物根据他们的政治关系、生平德行以及他们的志向而分为几个系列或类别。最后,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同时极为可能是这个祠堂的设计者, 武梁的肖像出现在后部历史的结尾处。”
当然, 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 即武梁祠的图像与汉代司马迁的史观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关系是否会太牵强?巫鸿的依据在于, “《史记》在公元2世纪已被普遍认做是史学写作的典范。”而《史记》的内容则与武梁祠的图像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例如, 《史记》中对三皇五帝, 如神农、伏曦;尧帝、禹帝的记录都能和武梁祠的图像一一对应。同时, 像武梁石刻中, 列女故事《梁高行》、《鲁秋胡妻》等图像也能在《史记》找到相应的记录。巫鸿的第二种有力的论据是, “《史记》和武梁祠堂画像的内在证据显示司马迁和武梁在学术传统和个人经历上的深层相似。最终的共同点有三:一是强调天人感应;二是相信历史的说教功能;三是笃信历史学家的独特作用。”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他将这种历史史观和中国汉代整个儒家学术传统与汉代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从历史的进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
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 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 也可以发展到四重。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 对于考古艺术而言, 更要注重研究多层次宽领域, 而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范围也在发生扩展, 从甲骨文、铭文一类, 到现在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由考古提供得到的证据。具有证据意义的材料从实物到人的观念、时空形式等抽象层面, 未来必定会有更多重证据出现, 艺术考古所涉及的方法论也值得挖掘。
参考文献
[1] (美) 巫鸿, 朱志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巫鸿教授访谈录[J].艺术百家, 2011, 4:62~69
证据法 篇10
证据理论最初由Dempster于1967 年正式创立, 后其学生Shafer对此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并于1976 年提出了一种通用的证据合成法则—Dempster组合规则[1，2]。因此, 证据理论又被称为D-S证据理论。D-S证据理论以其能够清楚地表示“不确定, 不知道”的数据信息且在工程应用上的实用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目标识别和不确定推理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作为证据理论基石的Dempster组合规则, 其优点是形式简单, 计算容易实现。然而, 当证据高度冲突时, 应用Dempster组合规则得到的推理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悖。针对这一问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先后提出了多种证据融合方法, 大致可归纳为两类: 一是直接改进Dempster组合规则, 改进后的组合规则主要解决冲突证据如何分配问题; 二是修改原始证据。首先对冲突证据进行预处理, 然后根据证据权值重新分配mass函数, 最后再利用Dempster组合规则对预处理后的证据进行融合。在上述两类方法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冲突证据融合方法。首先通过定义证据间的冲突因子和证据间一致性来度量证据间的相关度,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获得证据的全局信誉度, 进而以证据的全局信誉度作为衡量证据权重的依据, 重新分配原证据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 再通过改进的合成公式对处理后的证据进行合成。实验结果验证了新方法的有效性。
1 D-S证据理论及其不足
1. 1 D-S证据理论
在D-S证据理论中, 对某一命题所有可能的取值构成样本空间{ δ1, δ2, …, δn} , 样本个数为N。将此样本空间称为对该命题的一个辨识框架, 记为 Θ = { δ1, δ2, …, δn} 。Θ 中的元素都是相互独立, 互不兼容的, 包含了全体待识别对象, Θ 中所有元素构成的幂集记为2Θ, 所有子集的个数为2N。
定义1 设 Θ 为一辨识框架, 2Θ为 Θ 的幂集, 若函数m: 2Θ→[0, 1], 且满足如下条件:
则称m ( A) 是命题A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 mass函数) 。经典D-S证据组合规则如下:
式中:
式 ( 2) 、式 ( 3) 中, m1和m2中是相应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其焦元分别为B和C。K常被称为冲突因子, 其取值范围在0 到1之间, 反映了证据间的冲突程度。K值越大则证据间的冲突程度越高。为了避免将非零值赋给空值, K值不能为1。
1. 2 D-S证据理论的不足
当K→0 时, 证据间冲突较小, 经典D-S组合规则可以使证据的信任度不断地向确定性高的命题集中; 若K→1 时, 证据高度冲突, 经典D-S规则将冲突完全舍弃, 此时得到的推理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悖。下面举例说明。
设有辨识框架 Θ = { A, B, C} , 已知的两条证据如下:
根据经典D-S组合规则, 得到的融合结果如表1 所示。
对m1和m2进行融合, 结果为: m ( A) = 0, m ( B) = 1, m ( C) = 0。由融合结果易知, 用D-S组合规则得到结论与直观结果是相悖的, 原高度支持命题A和命题C的证据融合后, 对其的信任度降为0, 而原信任度很低的命题B, 合成后的信任度却变成1, 推理结论与直观结果相悖。从而对高度冲突的证据, 经典D-S证据理论无法进行有效融合。
2 经典的改进算法分析
2. 1 Murphy方法
针对在D-S证据理论的不足, Murphy提出了一种改进原始证据的方法, 算出所有证据的信任度作算数平均值, 然后再利用经典D-S组合规则对证据进行合成, 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
然而, Murphy方法仅是对冲突证据作简单的加权平均, 并未考虑证据的可信度, 融合结果往往不够理想。
2. 2 Yager规则
Yager等人[4]认为造成D-S证据理论失效是由其组合规则的不当引起的, 故在原Dempster组合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组合规则, 其合成公式如下:
其中, mi和mj中是与证据i和j对应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其焦元分别为AK和BK。而 λ 则证据融合时调整系数。
由式 ( 6) 可以看出, 在面对无法合理分配冲突证据时, Yager规则就把冲突证据全部分配给未知项。这样的处理结果势必使冲突证据分配不合理, 影响了融合结果的精确度。
2. 3 DP规则
Dubois和Parade等人[5]分析了冲突证据合成失效的问题, 对Dempster组合规则进行了改进, 该规则对冲突证据进行了重新分配, 并将mass函数值赋与造成冲突焦元的并集, 其合成公式如下:
式 ( 7) 中, mi和mj中是与证据i和j对应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其焦元分别为AK和BK。
由Dubois和Parade等人的合成公式可以看出, DP规则将mass函数值赋与造成冲突焦元的并集, 但针对不同焦元并未作区分处理, 这样做的结果势必造成了证据推理的不确定性。
类似地, 基于改进Dempster组合规则的冲突处理方法如文献中邓勇、孙全和张山鹰等人[3 - 9]提出的算法, 然而上述方法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不足, 它们过多的关注证据间冲突比例的分配, 却忽视了引起冲突的重要原因, 源于证据本身有不同的可靠程度, 不能同等对待。因此, 在处理冲突证据时, 要充分考虑证据的可靠度, 由证据的可靠度来确定证据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因子。最大限度地降低可靠性低的证据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3 冲突处理新方法
设含有n完备互斥命题的辨识框架 Θ = { δ1, δ2, …, δn} , 其幂集2Θ= { A1, A2, …, A2 n} , mi与mj分别是证据Ei和Ej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 其对应的焦元分别是A1, A2, …, AK; B1, B2, …, Bl。则证据Ei和Ej的冲突因子为:
对于焦元Ak, mi ( Ak) 与mj ( Ak) 分别是证据Ei和Ej作用于Θ 的基本概率分配, 受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概念的启发, 将辨识框架中的焦元视为一个模糊集合, 根据隶属度函数的定义, 本文引入了证据间一致性系数的概念。
定义2 设证据Ei和Ej中相同的焦元组成了焦元集合 Ω= { Y1, Y2, …, YN} , 集合中元素的个数为N, 则证据Ei和Ej的一致性系数定义为:
由此可知, 证据间的一致性系数与冲突因子是一对相反的概念, 分别刻画了证据间的一致性信息和冲突信息。为了便于量化处理证据间这种一致和冲突的关系, 本文引入了证据相关度的概念。
定义3 在辨识框架 Θ = { δ1, δ2, …, δn} , 证据Ei和Ej的相关度定义为:
由相关度定义可知, 相关度刻画的是证据间的关联程度, 且具有对称性, 相关度越高, 则称两证据关联程度愈高, 对辨识框架中命题的观点支持程度越接近, 证据间对相同命题的观点分歧越小, 证据间的冲突也越低; 反之, 则认为两证据关联程度愈低, 相互支持度越小, 证据间的冲突愈大。
若同一辨识框架 Θ 的证据数为m, 由式 ( 10) 则可计算任意两条证据的相关度, 进而可得m阶证据相关度矩阵。
本文认为, 对于相关度矩阵R的任意一行i而言, 第i行元素之和越大, 则认为证据Ei被其他大多数证据信任, 证据Ei在融合系统的信誉度越高, 则证据本身也更可靠; 反之, 则称证据Ei在融合系统的信誉度越低, 证据的可靠度也愈低。故融合度矩阵第i行元素之和与证据Ei可靠程度正相关。为了描述这种关系, 本文定义了融合系统中任意证据Ei的全局信誉度为 μi ( Ei) :
由式 ( 8) 计算可得每条证据的信誉度, 信誉度最高的证据称为融合系统的权重证据, 则权重证据的定义为:
以权重证据为参照, 将证据的信誉度作为度量该条证据权重系数的依据, 则其他证据的权重系数可表示为:
在上述定义与分析的基础上, 处理冲突证据的步骤总结如下:
步骤1 对中融合系统n条证据, 通过式 ( 8) 至式 ( 14) 计算每条证据的权重系数。
步骤2 针对各证据的权重系数按照式 ( 15) 对mass函数重新分配, 得到新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
步骤3 将新的mass函数用改进后的组合规则进行融合, 改进后的组合规则为:
其中, 对式 ( 12) 中 λ ( A, BK) 的描述如下:
改进后的组合规则综合考虑了证据间一致性信息和冲突信息, 对于证据间一致性信息, 利用原有正交合成规则进行合成, 而对于证据间的冲突信息, 则对引发冲突的焦元分配不同权重系数,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可靠性低的证据对融合结果的影响。并且在冲突分配权重时充分考虑了证据源的可靠性, 提高了融合精度, 降低了决策风险。
4 数值算例及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Dempster、Yager、孙全、邓勇、张山鹰等人及本文的方法分别对冲突证据进行处理, 并对融合结果作对比分析, 以验证本算法的有效性。
算例中, 设辨识框架 Θ = { A, B, C} , 得到的五条证据分别为E1、E2、E3、E4、E5, 其中m ( A) 、m ( B) 、m ( C) 表示mass函数对目标A、B和C的概率分配值。
合成结果的比较如表2 所示,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Demp-ster和Yager方法得到m ( A) 的值始终为0, 无法有效合成冲突证据, 不能对目标对象准确识别。而Murphy方法仅是对冲突证据作简单的加权平均, 虽在一定程度上可处理冲突证据, 但收敛速度较慢, 合成第四条证据时才对目标正确的识别, 合成精度不高。邓勇、孙全等方法在焦元聚集速度及分配精度上均不理想, 显得过于保守。张山鹰方法在融合第四条证据时才能识别目标对象, 且m ( B) 的值多次为0, 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性。Dubois等人的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目标正确识别, 但随着融合证据的增加m ( A) 的值变化不大, 合成精度不高, 影响了决策。由于本文算法综合考虑了证据间一致性信息和冲突信息, 并且在冲突分配权重时充分考虑了证据源的可靠性, 提高了融合精度, 也更具一般性。而由实验数据可以看出, 本文方法在融合成第三条证据时已能正确识别目标对象, 且随着证据对焦元A信任度的增加, m ( A) 的值也在稳定提升, 与其他方法相比, 本文的方法更能客观地反映出实际的证据融合过程, 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5 结语
针对经典D-S证据理论无法有效融合高度冲突证据的问题,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新的证据合成算法。该算法综合了基于修改原始证据和基于修改Dempste合成规则两类方法的优点。且在冲突分配权重时充分考虑了证据源的可靠性。实验结果表明, 与其他方法相比新方法更能客观反映证据的可信度, 融合结果也更符合实际情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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