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智者的哲理故事（共6篇）
篇1：上帝与智者的哲理故事
上帝与智者
上帝请智者去做客，智者问上帝：“什么东西最贪心?”上帝说：“豺狼虎豹。”智者说：“非也，是人。正因为贪，所以才有贪官和坏人。”
上帝不信，这时沙漠中走来了三个人，智者说：“请上帝给我三样东西，一箱金银珠宝，一支枪，一瓶水。到时你就会明白的。”上帝说：“行啊。”
上帝就把这三样东西扔在了沙漠中，沙漠中行走的三人，一胖，一高，一瘦。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迷了路。正在失望时，他们发现了一箱珠宝、一支枪和一瓶水。三个人扑上去抢了起来，胖子抢上了金银珠宝，瘦子抢上了一瓶水，高个子抢上了一支枪。三个人心事重重地在沙漠中行走。
胖子说：“我渴得不得了，给我点水喝吧。”瘦子说：“除非用你的金银珠宝换我的水。”胖子自然不愿意。高个子也说：“我口渴死了，给我喝点水吧。”瘦子说：“除非用你的枪换我的水。”高个子自然也不愿意。
胖子和高个子讨了个没趣，两人一合计决定杀死瘦子。然后平分金银珠宝和那一瓶水。高个子从背后开枪打死了瘦子，并抢走了瘦子的水。
高个子就和胖子在沙漠中艰难行走。
胖子说：“我实在不行了，给我喝点水吧。”高个子说：“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能喝。”胖子说：“你怎么不讲信誉?”其实，高个子盘算的是如何得到胖子的金银珠宝，他说：“你想喝水吗?咱们做笔交
易，我用水换你的金银珠宝，行不?”胖子说：“咱们兄弟一场，我今天终于看清了你的嘴脸。今后咱们分道扬镳，这一箱金银珠宝送给你，水我也不喝了。”
胖子把箱子扔在高个子面前，“咱们就此分手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这人天生胆小，独自一个怕出意外，能否把你的枪给我?”高个子抱着枪说：“行啊。”胖子拉过枪，说：“你朝东，我朝西，就此分手。”高个子转身的时候，枪响了，高个子的头上血在不住地流。他瞪着眼看着胖子说：“你好狠心。”说完慢慢地倒了下去。
胖子狂笑起来，他可以独吞这一箱金银珠宝了，转眼之间，他将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了。笑毕，他打开瓶盖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其实，这是一瓶毒酒，胖子也死了，智者对上帝说：“看到了吗?贪婪是没有好下场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不归路。”上帝说：“这场游戏太可怕了!我创造了人，却居然不了解他。”
5．一箱珠宝、一支枪和一瓶水各有什么寓义?（2分）
珠宝代表财富，枪代表暴力，水代表生存的希望，三个人什么都想要，而且都不愿与他人分享，他们都怕死，又都想占有财富，最后只好用暴力去杀害朋友。
6．以上帝和智者的对话开头，有何用处?（2分）上帝为什么把这三样东西扔在沙漠中?（2分）
—是引起读者兴趣，二是点明故事的寓义。上帝扔这三样东西是应智者的要求，证明人最贪心，而人的贪心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容易暴露。所以扔在沙漠中最合适。
7．第二段为什么要说“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2分）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都要相互残杀，其他人更不用说了，这样写更能突出主题：人最贪心。
8．第二段最后“三个人心事重重地在沙漠中行走”应怎样理解?（2分）
这句话表明三人都想独自占有一箱珠宝、一支枪和一瓶水这三样东西，为下文写他们的相互残杀作了铺垫。
9．胖子说高个“不讲信誉”，高个却说胖子“太狠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2分）
三个朋友都说别人不好，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全都太贪心。他们为了占有所有的东西，全无信誉可言，全都太狠心，不惜杀掉昔日的朋友。
10.胖子提出交换东西时，高个子为什么那么轻易就把枪给了胖子？
因为他认为自己拥有的很多，既有财富，又有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同意交换。
11．胖子狂笑的原因是什么?（2分）
他以为他可以独自占有一箱珠宝、一支枪和—瓶水这三样东西了。
12．胖子的死说明了什么?（2分）
说明了贪婪是没有好下场的。
篇2：上帝与智者的哲理故事
上帝请智者去做客，智者问上帝：“什么东西最贪心?”上帝说：“豺狼虎豹。”智者说：“非也，是人。正因为贪，所以才有贪官和坏人。”
上帝不信，这时沙漠中走来了三个人，智者说：“请上帝给我三样东西，一箱金银珠宝，一支枪，一瓶水。到时你就会明白的。”上帝说：“行啊。”
上帝就把这三样东西扔在了沙漠中，沙漠中行走的三人，一胖，一高，一瘦。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迷了路。正在失望时，他们发现了一箱珠宝、一支枪和一瓶水。三个人扑上去抢了起来，胖子抢上了金银珠宝，瘦子抢上了一瓶水，高个子抢上了一支枪。三个人心事重重地在沙漠中行走。
胖子说：“我渴得不得了，给我点水喝吧。”瘦子说：“除非用你的金银珠宝换我的水。”胖子自然不愿意。高个子也说：“我口渴死了，给我喝点水吧。”瘦子说：“除非用你的枪换我的水。”高个子自然也不愿意。
胖子和高个子讨了个没趣，两人一合计决定杀死瘦子。然后平分金银珠宝和那一瓶水。高个子从背后开枪打死了瘦子，并抢走了瘦子的水。
高个子就和胖子在沙漠中艰难行走。
胖子说：“我实在不行了，给我喝点水吧。”高个子说：“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能喝。”胖子说：“你怎么不讲信誉?”其实，高个子盘算的是如何得到胖子的金银珠宝，他说：“你想喝水吗?咱们做笔交易，我用水换你的金银珠宝，行不?”胖子说：“咱们兄弟一场，我今天终于看清了你的嘴脸。今后咱们分道扬镳，这一箱金银珠宝送给你，水我也不喝了。”
胖子把箱子扔在高个子面前，“咱们就此分手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这人天生胆小，独自一个怕出意外，能否把你的枪给我?”高个子抱着枪说：“行啊。”胖子拉过枪，说：“你朝东，我朝西，就此分手。”高个子转身的时候，枪响了，高个子的头上血在不住地流。他瞪着眼看着胖子说：“你好狠心。”说完慢慢地倒了下去。
篇3：上帝把人性的故事给我们
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故事。海上生存已是难事,况且还要对付那只老虎。然而,恰恰是这只老虎,成了让帕特尔活下来的救星。
失事之初,帕克的确是帕特尔面临的头等难题。一开始船上剩有四只动物,鬣狗吃了斑马和猩猩,老虎又吃了鬣狗,下一个该轮到帕特尔了。因此,他一心盘算如何杀死老虎。但帕克在饱食之后的表现使他改变了主意。它专注地看着他,发出哼哼声。作为动物园主的儿子耳濡目染的经验使他理解了这种友好的表示,做出了驯服它的决定。驯虎的关键是保证其饮食,这使他有大量事情要做,忙于钓鱼、捕杀海龟、使用海水淡化器等。忙碌使他免于精神崩溃。如果没有帕克,他将独自面对绝望,那是比老虎更可怕的敌人。
可是,不要以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兽相爱的浪漫童话,结束的场景无情地粉碎了这个错觉。船终于漂到了大陆,帕克跃到岸上,径直走向丛林,没有看帕特尔一眼。它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丛林,然后,向前走去,永远从帕特尔的生活中消失了。其实,帕克始终是一头猛兽,最后仍如此,产生错觉的是我们,还有帕特尔。他哭了,无法理解在经历了漫长的共患难之后,帕克怎么能如此无所谓地离他而去。
故事到此已经结束,但更大的意外在后面。日本人来调查货船失事经过,帕特尔给了另一个版本:沉船之后,幸存者是四个人,除他之外,还有他母亲、一个厨师、一个水手,并没有动物。饥饿驱使厨师杀食了水手和他母亲,既然只有他活下来了,显然他又杀食了厨师。那么,看来动物的故事是他编造出来以掩盖可怕的真相的,其实鬣狗是厨师,斑马是水手,猩猩是他母亲,而老虎就是他自己。
篇4：上帝、数据和故事
近年来，读了多本“大数据”著作，其中涂子沛先生的《大数据》和《数据之巅》，读来振聋发聩。涂先生明言，收集数据、使用数据和开放数据，是现代国人面临的严峻挑战。大有历史呼应的意味，涂先生发出了新时代的“仁宇结论”，依然是民族和国家强盛的警醒之言，让人不由得升腾起深深的敬意。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当我们过于强调从而过量渲染某个方面时，常常会出现一些逻辑偏差。应当说，在流行颇多的“大数据”文字里，这种偏差是较明显的。无疑，它们不只是逻辑上的争议问题，基于“大数据”的时代功能，它们会引致出偏颇的实践经历和结果。
上帝、人和数据
这是关于“大数据”的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在汉语里，“除了”一词具有英文中“besides”和“except”的两重含义。“besides”表达的“除了”，是一种相加关系，如“Besides him， we all went to the movies ”（除了他之外，我们都去看电影了），其中“他”和“我们”是都去了;而“except”的“除了”是排除性的，如“We all went to the movies except him”（除了他之外，我们都去看电影了），这里的“他”不在看电影群体之中。上面名言中的“除了”，是相加的，还是排除在外的？
显然，由于上帝和人的完全不同，“除了”一定是排除性的。只要你是人，就必须用数据说话;上帝，则可以排除在“用数据说话”之外。很不幸，这种解释，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上帝和人不可避免地归属到了同一群体之中，他们只有“说话方式”的不同。“除了”所排除的，只是上帝和人在用数据问题上的“必须与否”，却排除不了上帝和人同处在说话主体位置的共性。
一个逻辑的偏差生成了。
如果说，上帝不等于人，将两者放在同一位置上进行“说话方式”差别的比较，就全然没有基础，这如同“除了动物，我们都去看电影了”一样怪异;如果说，上帝等于人，比较的基础有了，内在的逻辑冲突就出现了―因为“任何人”一旦包括上帝，上帝也必须“用数据来说话”，此名言前后就是自我否定的了。在这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放弃用上帝做比较，仅仅说“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便可逃离逻辑深渊。
我理解，作者之所以要动用“上帝”做文章，在于试图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加大对“大数据”神奇性的渲染。不曾细想的是，这等说法在逻辑上的偏差，很可能导致人们疑虑“大数据”的科学价值和现实功能。要知道，人们大多笃信，离上帝近的东西，离人类科学认知和现实生活会很远。
解说“大数据”名言的逻辑偏差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将“大数据”的功能绝对化，会对人的主体性带来冲击和伤害。因为绝对化，大数据就成了一个新的“上帝”，人容易在如此理解里被大数据所管控，不时地失去自我主体位置，最终导致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迷惘与失误。
通俗理解，“大数据”即是“大量”的数据。它解决了以往小部分数据时，必须由局部去推测整体的困难。如在大海航行时，航行者发现冰山一角，以往必须借助某种“算法”，去推测冰山的大小;在冰山“大数据”可得到时，整个冰山便容易把握，航行者不需要任何“算法”去推测。而且，如果数据可以“大”到无所不包的“全量”时，人类就能够大大地提高趋利避害的准确性。试想，当你一眼就看清全部冰山，你自然就能够准确地安全航行。可见，大数据特别是“全量”的数据具有直观、结构清晰的特点，人类通过它，能够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大数据是人类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功能强大”常常是被人们夸大的基础，而夸大的最高境界就是将被夸者置于神龛之上。当大数据经拥戴走向登峰造极时，它作为人的工具的特性便急剧弱化;相应地，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工具的特性，大有替代人作为主体的部分作用。收集数据也好，分析数据也罢，特别是使用数据，本来都是人作为数据的主宰者所为。然而，大数据的神化，让这一切转化成了人在数据之下的被动适应—收集的数据越“大”，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就越强，发展的趋势似乎就越容易把握，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越明了，数据自身的主体功能似乎就越发突出，人对数据的使用就越容易被数据对人的指挥所替代;而数据的指挥越是强势，人就越容易屈从于数据的管控，这又会刺激起人们更多地去收集“更大”的数据，进而叠加性地加固数据对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退居于次位。
这不是一种逻辑演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人们，已经有了“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人”的初步理念。例如，一些公司招聘新员工时，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考试成绩单和就读学校、学历、学位等组成的“大数据”，“准”比尔·盖茨、乔布斯类人士，肯定进入不了选择范围。在法律界，用“大数据”来分析人的犯罪倾向，并预测犯罪行为，提前给予监控，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犯罪可能而非实际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显然有损于人的尊严;犯罪学上有“犯罪性”和“犯罪”的区分，前者只是犯罪心理倾向，大量存在于人们之中，并非只有犯罪的人才有，即使用“大数据”分析某人的犯罪性，也不能认定犯罪行为一定发生。过于绝对地依赖和笃信数据，不仅在具体事项里会出差错，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被侵犯，不论他们是招聘者还是被招聘者，也不论他们是“犯罪”的怀疑者还是被怀疑者。
实际上，“大数据”这种人类的创造物反过来管控人，不时挤掉人主体地位的事情，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西方人关于人的“异化”之说，东方人关于“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的理念，早就对此现象有过深刻的批判。人类制造了机器，人就时常依附于机器;人类创造了组织、制度，人就被组织和制度统治;人类发明了货币，人便成了货币的奴隶;人类推崇宗教，信教者就有了心中的“主”而忘却了自己。在某种视角上看，人类追寻的自由和进步，不只是在改造和创造世界中获得，还要在摆脱自己创造物的控制和束缚中获得。无奈的是，人类已经有过的深刻认识和实践，仍然无法消除对创造物的顶礼膜拜。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东西，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反复地提示和警醒。
除了数据，我们至少还有故事
其实，就人类说话的方式而言，除了数据，我们还有故事。故事和数据的不同，在于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甚至于记录下来了的真实信息，而故事则可能含有前者，却还可以去“虚构”或是“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的交流和交往，少不得数据，也少不得故事。有时候，故事的重要，还在数据之上。
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圣经》，它就是由故事组成的。其中有数据，有他类信息，更有某种“上帝”赋予人类的精神期盼—实质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和价值理念创设，或者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构建。正是这样的构建，创造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史基础。《圣经》的历史地位高度，自不待言。
华夏文明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包括黄仁宇先生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有限资料或“数据”，去分析、推测甚至于想象历史的过程，构建某种历史观或是意识形态。我们当下看到的华夏文明史，有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多的则是历史“故事”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中的大多数细节，不是历史中人的言行自然记录，一定是他人或史家的推测或“虚构”。延续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或价值观，并不因为这些“虚构”而失色。相反，正是它们，组合成了较为清晰的文明色谱，让后人承接了文化的精髓而繁衍了强大的华夏民族。
现代计算机、网络、传感和移动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大数据的时代。当下人类历史的许多细节，已经被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的设施所自动记录，并且由庞大的存储系统保留下来，不再需要史家的“虚构”。但是不是技术手段的进步，最终会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自动记录下来，从而消灭史家的“虚构”呢？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可以想象，当人类一切的言行，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能够时时刻刻地被传感器、移动网络和存储设备所收集时，历史本身的“大数据”就已经集合起来，“虚构”历史细节的空间就没有了。
然而，即使是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历史，也无法不去“创造”由史而来的价值观、信仰或是在精神层面上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正向理念。现代的数据可以是很大，大到足以让人看清经历的所有细节，但它们不会自动地生成价值评说和善恶区分，更不会自动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由大数据组成的历史经历，有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却未必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合理存在，如一味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经历，并不表明人类美好未来会在此种速度下到来。只有人类自身和谐、圆融地发展，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人类的长久发展之道。当历史的细节不需要“虚构”时，人类历史的信仰和价值观，仍然还是需要创造的。事实上，以往史家“虚构”历史细节，根本不是就“虚构”而为，而是冲着信仰和价值观来的。
更何况，要完整无缺地收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部数据，那是不可能的。自然界存在至少在亿年计之上，人类社会也有数千年历史，过去的数据，我们只是收集和储存了很小的部分。当今的数据，由于人类数量的增长和活动的复杂化，其产生量和收集储存量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遗漏—每个人都在每分每秒里产生数据，却不是都被收集和储存了起来。事实上，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要耗费资源来说，人类不可能将全部的资源都用于数据的收集和储存，那些消失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的数据，不知道要大于收集和储存数据的多少倍！所谓的大数据，相比于人类无能力收集和储存而丢失的部分，是极其渺小的。
确定的结论就是，在大数据时代里，数据的收集和储存、使用，可以说是空前的，并将获得惊人的发展，但这并不能够消灭“故事”。如果我们不是从相对的视角去看待数据的“大”，不尊重和选择数据以外的其他工具，尤其是弃“故事”类工具而仅仅以数据代之，我们就可能大大地误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迷失在存在观、价值观和信仰等意识形态的缺失中，成为大数据的奴隶。虽然说，从长期来看，人类整体一定不会祭出大数据为神，但一时的迷失或部分的误解，也会大大地伤害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尊严。
如何认知“大数据”
在“大数据”的认知问题上，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始终应当是第一位的。收集、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再大，大到我们甚至于要经常言听计从地服从于数据演化生成的结论，它们也只是在人的指挥和管控之下形成的。是人，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数据，有了厚实的分析基础;是人，整理、归类、理清关联、发现特征或规律，并梳理出了可使用的途径;还是人，通过使用数据实践，总结、评估、叠加分析并进一步地提供改进使用措施。即使有些人，总只是处于一般使用者的位置上，那也必须明白，这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能绝对化它的作用;这也是人在使用的东西，人的操控具有决定性，不可自我否定主体作用。要知道，绝对相信GPS定位的驾车者，在明明白白走错路时，不去怀疑定位器而怀疑自我之事，是时有发生的。
“大数据”之“大”的相对性，需要倍加牢记。现代社会数据的巨量增长，其计量的单位自然发生了变化，百、千、万、亿和兆类单位，已经无法表达数据量界。以二的几十次方出现的“拍、艾、泽字节”单位，它们计量的数据，大到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数量概念去想象。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用“全量”去界说“大数据”。就是在某个主题设定的前提下，如根据某种疾病的巨量数据来寻求治疗方案，我们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去收集、储存和分析，并且通过无障碍的方式共享，也无法穷尽所有关联数据，更无法得到全部无遗漏的治疗良方。“大”是一种永远的相对数界，不是绝对的完整存在。如果绝对了，那便是终结，那种疾病根本就不可能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当期望，大数据由于其“大”，会带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不需要因果分析的事物结构，一个彻头彻尾的最优解。那是人类脑海里构造的另类“乌托邦”，不是真实的人类社会。
我们相信人有神性，却不会相信人就是神本身。既然有关大数据的一切，都还是人作为主体主宰之下的所为，那么，人具有的天性，尤其是那与生俱来的弱点，如贪婪、恐惧和懒惰等等，就必定会在与大数据关联的各种过程中，得以充分地展现。由此，收集数据中无法避免造假，分析数据中无法避免差错;而使用数据，则会出现利益争夺之下，人为的效果夸张或缩减，将使用结果叠加为不真实的“新数据”而反馈到大数据群体之中。这一点表明，大数据在人类社会里，总是会包含有假的、错的和人为制造出来没有用处的内容。大数据不只是不绝对地“大”，还不是绝对地有意义。
在人类学说的历史上，“量变到质变”的哲学结论是深入人心的。数据由小变到大，巨量数据时代到来，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新质的出现呢？
篇5：与智者的对话
滕守尧先生将人类智慧分为原始智慧(野性智慧)、现实人文智慧(圣贤智慧)和神性智慧(超然智慧)三种，他力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神性智慧”，认为其核心是“对话精神”，认为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实质，因而是当前推动全人类文化乃至人类自身进步的根本精神。全书分上下两编，从对话的原理以及实践两个角度，结合中西方文化中的种种“边缘”现象，阐述了“文化的边缘”的“隐喻”——“对话”实质：一种独特的意识和哲学观。滕先生认为，中国神性智慧是在阴阳、水火、上下、天人、师生等种种对立范畴之间的对话和融合中生成的，阴阳鱼之间的S就是这种智慧的基因、原型或符号。被人类中心主义搞得失去家园的西方现代人，已经发现了中国神性智慧的魅力，为之吸引。
罗兰·巴特认为，人们要获得文本，就要把它重新恢复为一种演奏、一种任务、一种生产、一种实践。不同的教育工作者对于《文化的边缘》这样的文本的演奏，可以赋予其丰富的内涵和个性化的理解。且不说高层学者生发的诸多学术智慧，单是普通教师也可通过深层的对话获得关于教育教学的全新理解：思想政治教师可以从中国古代道家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与“对话”的阐述中，重新领会老子、庄子的哲学意蕴，一起探寻笛卡尔、胡塞尔、狄尔泰、梅洛·庞蒂以及现代解释学中的“对话”意识；语文教师可以从关于“文本”的对话中，了解“文本”与“文本”的遭遇，领略新课程语文阅读教学中倡导的多向对话的实质以及强调个性化解读的理论渊源；艺术教师可以从绘画新生的“边缘地带”、后现代拼接艺术、中国语言艺术等领域对艺术教育的全新考察，了解综合艺术教育、生态艺术教育的崭新前景；我们还可以从滕守尧先生对20世纪教育的宏观图景的描述中，把好新世纪教育的脉搏，他以为上个世纪的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灌输式教育、园丁式教育和对话式(或融合式)教育，他的关于对话式教育特征的描述已作为经典被许多新课程理论工作者频频引用。
篇6：上帝与智者的哲理故事
企业家的特质是冒险加创新
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他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
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多种不同的表述，都揭示了企业家的一些共同特征，从本质上说，企业家就是冒险家，就是创新者，就是具有洞察力和领导力并能够整合新的生产要素的经营管理者。从传统意义上看，首先考验企业家的是其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有效组织和管理，而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科技、创新型公司企业家的考验，首先在于其对知识经济的把握，在于创新组织结构，建设企业文化，整合市场资源，特别是能够创造独特的商业模式，并灵活引入战略投资资本来为社会、为股东和自己创造财富。因此，网络经济时代，土地、厂房、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已经日渐式微。
创业家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企业家则有明确的身份界限。如果说，创业家是来自于创业者一种积极的心理素质积淀及行动目标的修炼，企业家则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者。没有创业家的成功，也就不可能有企业家，因此，从企业立信境界及名牌企业的目标要求来看，企业家境界的修炼，既是每一位成功企业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其人生实践的更高目标。
而且，任何创业都很难一帆风顺。随着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磨砺，包括创业可能经历的各种坎坷、曲折，乃至失败、成功，作为创业家的境界修炼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当一名企业主从创业家成长为企业家，其所经历的内心蜕变与思想升华绝不会平淡无奇、索然无味。历经从创业家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自然也就建立了更高的企业经营目标。
创业家不等于企业家，创业家的群体要远远大得多，企业家应是创业和守业都取得成功的人。如果说创业家的特质主要在于胸怀理想、勇于创新、勤奋务实、坚韧不拔，那么企业家则需要在创业家特质的基础上增加“孤注一掷”。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创业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带有极强的“孤注一掷”精神，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特殊的经营环境使一批敢为人先的有识之士获得了创业的成功；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赌博式创业思维又难免使一些创业者在“野蛮生长”中迷失方向而坠入深渊。
所以，在德鲁克先生看来：“孤注一掷”不是主要的企业家战略，更不能说是低风险高成功率的战略。相反，在所有企业家战略中，这个战略的赌博性最强。而且，它不容许有失误，也不会给第二次机会。但是，一旦成功，“孤注一掷”的回报率却是惊人的。
可以说，长期以来不断激励着中外企业家、理论家们勇于实践、不断探索的是其企业家精神。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高级主管心目中，企业家精神是组织健康长寿的基因和要穴。正是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引发了20余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
企业家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
综观国内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勇于冒险、敢于创新、合作敬业、坚韧执著等是其本质精神。说到底，无论崇高的精神气度，还是壮美的人生实践，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思想境界及企业经营境界的双重修炼。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面临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竞争环境的挑战。与之相适应，我们如何认识和重塑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家精神？如何培育和创造企业家精神的肥沃土壤？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重要命题。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企业成功与否，与该企业的掌舵人是否具备企业家精神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成功的伟大企业，其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和一种凝聚力极强的企业家精神，而伟大的企业家就是成功企业的灵魂。作为企业灵魂，企业家及其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制定最优化的企业发展战略，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以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赢得市场竞争。可以肯定，企业家精神的成熟不仅对自身企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将起到积极作用，对整个社会的营商环境与文化土壤的形成也将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
当前，建立与我国新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应注重解决好以下问题：
首先，应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创新管理经验。美国社会文化所提倡的自由贸易、自由经营、个人奋斗精神等得到了充分发展，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求新求变的个人主义传统与经营文化，构成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核心，进而渗透到美国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之中，构成了美国企业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企业文化。美国提倡的发挥个人潜能、重视竞争的意识，日本遵循的忠于企业、荣辱与共、团队协作的精神，都值得我们积极借鉴和学习。作为管理创新的思想与手段，企业文化诞生于日本，成熟于美国，是属于全人类的商业文明。因而，借鉴发达国家在培育、发展企业文化及管理创新方面的先进经验，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应为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土壤。首要的是肃清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官本位”的毒害。譬如，企业一旦做大，不少企业家都想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一部分人的确是想积极参政议政，但是，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抱着为自己贴标签、寻找保护伞的却大有人在，其中也反映了深层的社会原因与现实问题。客观地讲，中国社会尚缺乏成熟的法律土壤，缺乏科学的制度建设，企业家的政治地位仍然十分低下。建立健全反映我国当代企业家根本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法制体系，是企业家精神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保护企业及企业家权益的法律法规，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更重要的则在于落实到位，在于为企业的创新发展、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真正起到推动作用。
最后，应建立完善的、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它是解决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如何分享经营成果的重要契约。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最佳经营人才，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经营者把追求企业的长期效益与长期赢利能力作为根本，而不是采取杀鸡取卵式的短期策略。同时，切不可忽视的是，要努力肃清传统文化糟粕对现代人，特别是对企业家深层文化心理的影响，要积极培育良好的营商文化土壤，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弘扬企业家精神，尊重企业家，为企业发展和企业家的自我完善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企业家的境界修炼是“智者”
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智、仁、勇是三个重要的道德范畴。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具备这三德，成为真正的君子，进而达到成为圣人的目标。孔子认为，虽然成为圣人是极高的境界，不易达到，但是仍然可通过修行达成。因为，当一个人明白做人的真正目的时，他便会因为自我境界的提升而更加睿智，更加豁达，因而也将更加从容、更加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喜怒哀乐。一个人一旦修得心澈澄明，其对社会及人生的认识也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进而把人生的挫折视为命运的赏赐，把自身的不足视为改变的目标，于是，顿觉生活中所有的快乐和忧伤都可以相互转化。
当然，这种心性和境界的修得往往是痛苦思索的结果，人生的困顿，利益的得失，虽然并非偶然，但一些偶然因素则会成为一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如此来看，生活的挫折，命运的捉弄，一切都将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果如此，一个智者也必将在境界修炼中获得新生。
中国历史上关于智者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造便是典型。小说不仅塑造了“智者”的成功形象诸葛亮，还塑造了“勇者”张飞、赵云，“仁者”关羽，“贤者”刘备的成功形象。在古人看来，智者、仁者、勇者都有其明显的性格特征与角色内涵，但智、仁、勇又是相互联系、交融一体的，诸葛亮、刘备、关羽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与角色内涵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脉与人文精神。
1987年，在美国权威杂志《福布斯》列出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一个日本人以30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力挫群雄，荣登榜首，成为当年的世界首富，这个人就是颇具传奇色彩的西武集团掌门人堤义明。堤义明别具一格的管理方式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他熟读中国古代经典，对荀子推崇备至。他自己说，我一生只读一本书——《荀子》。他坚信“人性恶”却与人为善；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却认为文凭只是一张废纸，因而绝不使用聪明人；他信守父亲忍守10年方可出手的临终遗嘱，一朝出手便令日本工商界大为震惊。
可以说，堤义明是真正信仰中国哲学的怪杰，是真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至高之道与经营秘诀的智者。从妾生子到世界首富，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20年间，他购买了日本六分之一的土地，以1650亿美元的庞大家产，远远超过比尔·盖茨，是松下的10倍。由于他一贯的稳健作风，而成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未受影响的亚洲巨富。
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堤义明认为自己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身上得到智慧的启发，后经镞砺括羽，终于成就了一生的事业和成功。他曾说：“我的成功来自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荀子。如果说堤康次郎是我的生父，那么荀子就是我的教父。”
而且他的行动和生活都是东方式的、荀子式的忍让和俭朴。他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交圈子，享受着自己的孤独。他的妻子是一个普通人，他从来没有任何绯闻，总是尽可能和家人在一起过简单的生活。作为世界首富，他并没有像别的富豪一样的名气，甚至宁可默默无闻。但在日本，在亚洲，在全世界，他的智慧和管理都以东方式的博大精深而闻名。作为一名富豪中的智者，商人中的哲人，他的经营管理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内心思想的表达，为此，他成了一代商界精英的楷模。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对位来理解当今商界“智者”的内涵，或者说，智者应从以下要素进行修炼：
第一，洞察力。即对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发展趋势的观察、判断等综合能力。如果缺乏对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缺乏对产业环境与发展趋势的把握，企业就很难快速发展，进而做大做强。
第二，决策力。面对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实施正确的内外部决策，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对竞争对手的准确判断，对顾客价值的深入理解，以及如何取得政府、金融机构的支持，得到社会的信任，如何做好系统的内部管理以赢得外部市场竞争，这些都需要借力打力、斗智斗勇，也充分体现着智者型企业家的修炼。
第三，意志力。对微观市场环境，包括对客户的准确分析、产品定位、产供销等系列营销服务，战略的制定与执行，特别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抑或企业发展处于低潮甚至逆境时，企业家所应具备的超凡而坚韧的意志力，是智者型企业家所应着重修炼的能力。
（编辑：王 放 fangwen118@126.com）
企业的成功与企业家精神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成功的伟大企业，其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和一种凝聚力极强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