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黄翔宇)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黄翔宇)（精选5篇）

篇1：《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黄翔宇)

《混血豺王》读后感(黄翔宇)

这几天我和妈妈共同读了一本好书――《混血豺王》，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沈石溪，我已经读过他写的许多书了，他以借物喻人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个做人、做事的道理，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扩充一个新的做人道理――诚信。   《混血豺王》中讲述了一名叫白眉儿的`豺狗的神奇经历，白眉儿是由一匹母豺与一匹猎狗产下的混血豺狗，白眉儿被驱逐出了豺群，在猎户阿蛮星家里它充当了猎狗，可后来在野马之前救下了主人，但被发现有豺的血统，被驱逐出了家门，回到了豺群，并当上了豺王，但有一次白眉儿原主人阿蛮星打猎时，发现了豺群，白眉儿用生命救了他，他的主人阿蛮星保证不再回来找事，但最终阿蛮星说出了秘密，带猎人来杀豺群，白眉儿走投无路，终于在猎枪下归天。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要有诚信，俗话说诚信是做人之本，没有诚信，什么事都干不成。大家听过曾子杀猪的故事吧――曾子的妻子要上集市，而他的儿子也嚷着去，妻子哄孩子说回来给你杀猪吃。妻子回来了，见丈夫在杀猪，问为什么，丈夫从容地答到：做人首先要有诚信，没有了诚信，说什么话，保证什么事都等于空话。最后孩子吃到了猪肉。还有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不讲诚信，有“国家免检产品”荣誉的三鹿奶粉失去了大家的信任，这件事轰动了全中国。最后，三鹿奶粉厂家被迫关门，所有国产奶粉厂家都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三鹿公司如果当时不做亏心事，信誉就不会降低。   总之就一句话：诚信比财富更可贵！

篇2：《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黄翔宇)

1

我对刘少奇主席的了解要从我父亲说起，我的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总喜欢跟我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

也不知怎么，无论我父亲把刘少奇主席的故事翻来覆去地讲多少遍，我也都听的津津有味。

在我父亲口中，刘少奇主席当真是志存高远，少有奇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父亲每每说起刘少奇主席，神情都是掩饰不住的尊敬与爱戴。

所以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总有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忍不住地小心地撕下他的塑料封皮，迫不及待地想打开看看，我有一种预感，在这里我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刘少奇主席。

2

刘源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回忆刘少奇主席的一生，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少年意气救国图强的刘少奇同志。

书中这样一段让我印象深刻，刘少奇同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不满一年，军校葬于混战兵灾，“刘九书柜”卷走不少兵书课本，回家研读。

以前在大家口中听到的，在课本上学到的刘少奇主席，都跟我隔着一层玻璃，虚无缥缈的，非常有距离感，给我一种不真切的感觉。

“刘九书柜”这个雅号一下子拉近了我对刘少奇主席的距离感，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刘少奇主席。

3

1922年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同志对刘少奇同志的才干印象深刻，大会结束后，就委派刘少奇同志去往湖南，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刘少奇同志又被派往安源。

1923年，全国工人运动失败，处于低潮，而“如海中孤岛”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这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被公认发轫于安源，看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阵的钦佩之情，刘少奇主席的深谋远虑，他的.大智慧为中国工农武装力量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前身当之无愧!

之后的几十年间，刘少奇主席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

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真真是文韬武略，功勋卓着!

4

当我读到刘少奇主席在奉天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被厂卫抓捕时，我的心狠狠地揪了起来，他被关押了十多天，好在全国各界人民都在为释放刘少奇主席而斗争，最后取保释放。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刘少奇主席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他这种舍身忘死的高尚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与铭记在心的!

篇3：我的丈夫黄万里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先生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先生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先生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先生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回不了日本,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先生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期间,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在四川的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的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编辑注: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先生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号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他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先生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先生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先生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57年春,黄先生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先生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先生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先生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先生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先生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就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才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5次手术,工资的钱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上世纪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先生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先生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篇4：不废“黄”河“万里”流

[作者简介]夔麟龙，专栏作家、书评人。

大抵冥冥之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某些幽秘事物有所关联，哪怕是自己的名字，也像某个被寄寓了深刻期望和用意的符号，成为人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个人标记。比如，黄万里，这个中国水利史上赫赫有名的专家，其父黄炎培先生到底是教育大家，给自己儿子取的这个名字，何其气象万千——黄河万里，滔滔汤汤，预示了儿子此生必定要与大江大河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新时代的“治水英雄”。

记得日本雅乐大师东仪秀树有首名曲《大河悠久》，用古乐器奏出了交响乐才有的气势。筚篥（一种胡茄）奏出来的乐音凄凉幽怨，幽婉处暗藏着肃穆的磅礴之气，潺动的音律从气质上来看十分贴近江河之水的天性，动静皆宜。大抵人们喜欢闲暇嬉水，并依水而居，都与人们亲近水的天性有关。就如我十分钟爱布拉德·皮特那部美到极致的电影《大河恋》一样，一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命运全都围绕一条河轰轰烈烈地展开，美丽的鱼线在河面的夕阳里大开大合，似乎把观者的情绪也拉得很饱满。

捧读《长河孤旅》，观望黄万里一生与大江大河打交道的故事，似乎也能体会到人对水、江河的特殊情感，特别是如何善用、驾驭奔腾的江河，让它从一条“自然的江河”升格为“人文的江河”和“文化的江河”，这是像黄万里这样的水利专家需要完成的专业探索。书名中的一个“孤”字，用得恰到好处，它不仅点出了黄万里求学、治水、教书过程中的艰辛，更重要的是，这个“孤”字，还凸显了一个有责任心、有情操的知识分子，如何不依附谄媚于权贵，不轻易向非科学和伪科学妥协的铮铮傲骨。但凡优秀者，都需要孤独来成就他，孤独让他更加远离人群、欲望和是非，安守清贫。做学术，做研究，不就是超然物外的一种精神“孤旅”么？

黄河和长江两条大河，是中华民族的两条精神血脉，与整个民族的情感同根同源。可是关于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否应该动工的惊心动魄辩论，都有黄万里言辞激烈的反对之声。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所高校，北大和清华一直在很多层面明争暗斗，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两所学校几乎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为世人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北大的马寅初，清华的梁思成、林徽因、黄万里据理力争，他们认为，这是大是大非之事，关乎历史的走向和面貌，关乎数百万计人的生存质量，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他们才是正宗的、纯粹的，我们这个时代已成罕物的“学者”。再放眼看当下的某些学人，已经任由学格和人格迅速下滑，沦为了“学术商人”“学术流氓”和“学术恶霸”。学术科学、端正、严谨、孤傲、独立的优秀品质均遭遇世俗的严重破坏和肢解，无怪乎，曾经在人们心目中高贵无比、象征身份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在大众的口中被反转变形为带着明显戏谑和贬义色彩的“叫兽”。特别是与学术精神和为人胸怀如大江大河般豁达开阔的马寅初、梁思成、林徽因、黄万里等人比较起来，“叫兽”们的狭隘低级以及自我降格让他们如小溪流一般，孱孱弱弱，成不了气候。

治学如治水，讲究方法，我等没有丰厚的专业学养评价黄万里在治水领域的学术水平，可是，他为科学孜孜不倦、躬身自省之风，始终让人敬仰不已。九十年的漫长岁月，他经历坎坷，收获良多，真可谓江河不废，万古流芳。

篇5：黄万里：只会讲真话

几年前，人们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即便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也陌生得很。但是，人们都知道黄河，也大都知道黄河上有一座三门峡水库——那是一项巨大的失败工程。黄万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评价，中国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

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国建设史上的最大败笔

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

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1952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

1954年10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46座河坝，“500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相当于中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16亿亩。”

在这46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40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对者

在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1957年6月1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50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右派22年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3000多字的小说里，黄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1958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摘掉。黄万里不但没有检讨，还给领导写信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黄万里1935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可以说无论在学历上还是在经验上，国内很少有人能达到黄万里的水平。即便在进入高校教书之后，他也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科研能力。在1953年到1957年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