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罚款单位证明

2024-05-13

交警罚款单位证明(通用3篇)

篇1:交警罚款单位证明

交通协管员冒充交警查车罚款是否构成犯罪

发布时间:2013-10-15 10:59:27

[案情]有市民投诉,称其车在收费站口被“交警”拦下,要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并拘留的处罚,后来当场给“交警”1000元即被放行,并未开收据。经查,此“交警”为某交警中队协管员邓某。

[分歧]交通协管员冒充交警查车罚款是否构成犯罪?

第一种观点,邓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作为交通协管员本该发挥协勤助警的作用,其擅自查车,向涉嫌交通违法行为当事人索取钱财的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违纪行为。

第二种观点,邓某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邓某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依照法律规定应从重处罚。

第三种观点,邓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分析]本案中,邓某冒充警察敲诈他人钱财,似乎与招摇撞骗罪相同,实则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1)行为特征不同。招摇撞骗罪是以骗为特征,完全以假象蒙蔽被害人;敲诈勒索行为虽然也可能含有欺骗的成份,但却以威胁或要挟为特征。(2)造成被害人交出财物的心理状态不同。在招摇撞骗罪中,被害人在受骗后,“自愿”交出财物或出让其他合法权益;而敲诈勒索行为则造成被害人精神上的恐惧,出于无奈,被迫交出财物或出让其他财产性利益。(3)获取利益的范围不同。招摇撞骗罪所获取利益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又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骗取某种职称或职务,政治待遇或荣誉称号等;敲诈勒索罪所获取的仅限于财物。(4)侵犯的客体不同。招摇撞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社会管理秩序;敲诈勒索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此外,敲诈勒索罪是数额犯,要达到数额较大即1000元以上,才构成犯罪。本案中,邓某冒充警察,对被害人以罚款2000元和拘留为威胁,迫使被害人交出1000元的行为,已然构成敲诈勒索罪。(作者单位: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

篇2:交警罚款单位证明

原来, 这是两名80后, 近期他们利用一件在交巡警平台偷来的协勤服装, 冒充交巡警协勤专门拦摩托罚款, 共收得“罚款”3000多元。目前, 两人双双落网。10月17日, 他们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巫溪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何宇, 巫溪县人, 今年25岁, 自初中毕业后他就没有再读书, 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今年7月, 何宇驾驶摩托车违章, 摩托车被扣在交巡警平台。后来, 何宇去交巡警平台取车时, 看见有件协勤衣服放在平台休息区。何宇心想, 穿着这套衣服说不定也可以去罚款, 找点钱用, 于是他就趁人不注意将协勤衣服偷走。

8月1日, 何宇来到公路边, 确定周围确实没有警察后, 换上了协警衣服, 开始对过往的摩托车实施拦截。见一辆摩托车开过来, 何宇喊:“你给我靠边停, 把驾驶证和行驶证拿出来检查一下。”驾驶员郑某连忙将证件交给了他, 何宇假装看了一下, 又对郑某说, “你骑摩托车没戴头盔, 要把摩托车骑到交警队去扣押。”

郑某一听, 冒了一身冷汗, 连忙说:“头盔忘了戴, 莫扣到交警队去了, 我给你点烟钱嘛。”何宇一听暗自高兴, 就答应了, 欣然收了郑某100元“罚款”后, 就放他走了。钱就这样轻松赚到手了, 何宇更加肆无忌惮。

何宇故伎重施, 又骗了5次。这一切都被何宇的朋友陈孟看见了, 他找到何宇商量, 两人决定一起干。当天下午, 两人一起罚了三辆摩托车, “赚”了200多元钱。

8月的一天下午, 何宇拦住了正在驾驶摩托车的杨某, 要求查看驾驶证。杨某马上就说:“你是干什么的?先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何宇指着自己的衣服声称自己是交警队的。杨某说, 交警队的人我都认识, 没见过你。何宇一看事态不妙, 和陈孟一起骑着摩托车跑了。杨某一看这两个人骑的摩托车连牌照都没有, 断定二人是骗子, 随即报了案。

篇3:交警罚款单位证明

关键词:事故认定书;事实认定;证明力

一、案情

原告:李某某;被告:某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起诉称:原告于2014年4月起到被告的某工地工作。2014年5月31日14时25分,原告蹲在路边作业时被拖拉机撞伤,原告无责。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就其主张提交了《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涉案工程百度搜索信息列表及《仲裁裁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发生事故时所在的工地是被告承建的涉案工程项目工地,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答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受伤的地点不属于被告的工地范围,而是工地外的一个村道,并且原告受伤时并没有为被告工作。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建立事实的劳动关系。原告未为被告提供劳动,未从被告处领取劳动报酬,未听从被告的指令和管理。被告就其主张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用以证明被告将案涉项目的劳务工作分包给另一公司。

二、审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根据事故现场照片、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可以证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时正在进行被告工地围墙的涂墙工作,但被告已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另一公司,原告的工作内容并不必然属于被告的业务范围。根据原告陈述,负责招用原告的是一名“翁”姓人员,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此人系被告的工作人员且此人有权代表被告进行招工。此外,原告还陈述,该“翁”姓人员对原告表示,除了项目本身之外,其余的工作都交给原告,由原告自行找人完成,故原告叫来了数人一起干活,由原告自行确定这些人员的工资标准,并由原告管理。由此可见,即使原告与被告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也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综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三、评析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需载明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因此,事故认定书是公权力机关就事故而制作的文书。民事审判中,事故认定书的传统涉及领域为交通事故责任类纠纷案件,主要用于事实认定和责任分配。实践中,越来越多其他类型的案件也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明某项事实的证据使用。在劳动争议类案件,尤其是涉及工伤的案件中,事故认定书常常作为重要证据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劳动者对公权力机关出具的盖章文书具有天然的信赖和推崇,无条件地认为事故认定书可以说明一切;另一方面是相较于其他一般类型的书证,在同一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审判人员也更愿意采信公权力机关出具的文书。这就使得交警部门所出具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问题日益凸显。

有一种观点认为,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基本事实方面的认定具有较强的证明力[1];另一种观点认为,事故认定书是以未经质证的证据来认定基本事实,不宜作为书证使用[2]。笔者认为,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取决于多方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这是交警的职责所在,这种职业行为内含的属性是专业性和针对性。因而在事故认定书中的基本事实,是事发当时现场情况及在场人员陈述的反映,其证明效力应视交警现场勘查、调查的程序是否规范,事故认定书的表述语言是否客观以及待证事实与事故认定书中内容的关联程度等情况而综合考量。

本案中,《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待证事实并非事故原因或事故发生的过程,而是欲证明事故当事人原告与非事故当事方的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该《认定书》中对原告身份的描述为“(工地内)蹲在路边作业的工人”,该描述是否可以理解为原告是被告的工人?事故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及工作内容并不属于事故认定书必须载明的事项,也不属于交警现场调查的职责范围,因此对原告身份的描述不应仅仅从字面意思来判断事实,而应结合上下文意,通篇考虑其表达的语意。故“(工地内)蹲在路边作业的工人”可以理解为原告在事发时正处于工作状态,该描述并不能当然认定原、被告的劳动关系成立。

作为原告举证的主要证据材料,既然《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直接得出劳动关系确立的结论,那么是否满足认定劳动关系确立的相关要件事实?劳动关系具有人身隶属性的特征,即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向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根据该《认定书》的记载,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某工地内,事发路段系工地内部道路,道路东侧为被告公司公告牌。对事故时间、地点的认定属于事故认定书中必须具备的要素内容,结合交警现场勘验的照片,足以认定事发地点确实在被告工地内。除此之外,该《认定书》无法证明更多与劳动关系相关的事实。

原告在被告的工地内作业,并不能当然视为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动,接受被告的管理,理由有二。第一,根据原告陈述,其由“翁”姓经理安排工作,服从“翁”经理的加班赶工要求,凭“翁”经理开的条子到财务人员处领取现金报酬,由此原告受“翁”经理的领导和指挥。但并没有证据证明“翁”经理受被告的指派或委托来管理原告。第二,基于劳动关系所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自述其作业内容包括砌墙、修路等辅助性工作,虽然属于被告工地的业务组成范围,但被告通过举证证明其将案涉工程的部分劳务分包给了另一公司,因此原告的工作内容并不必然属于被告的业务范围。原告的工作地点与被告工地空间上的吻合也并不必然导致原、被告劳动关系成立。

本案中,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原告要举证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确立的确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其寄予极大希望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没能为他主张的事实提供更多的支持。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对事故基本情况和事故责任认定的记录载体,其在超出交警职能范围的领域,就未必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

参考文献:

[1]李俊伟.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法制与社会,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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