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精选6篇）

篇1：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自有产权证明

兹有xxxxx，其经营场所位于xxxxx，产权属

xxxxxxx所有。特此证明产权单位盖章处年xx月xx日

篇2：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特别推荐:《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必良教授主编的《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 于2013年11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一该书是罗教授主持的教育部析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09JZD0022) 的最终成果。全书分为19章, 共计94万字。该书以“认清国情、分析形势、找准问题、寻找对策、支持决策”为旨意, 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农情以及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约束条件, 试图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一方面, 基于“陚权-强能-规范”的分析线索, 构建“产权强度-农地流转-农民权益-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 由此揭示人口流动机制、土地流转机制、农业经营机制以及农民权益保护的依存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另一方面, 围绕保护农民权益、保障农业安全与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目标, 阐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线索, 以期设tl·能够强化农民土地的产权强度、推进土地的资本化、加快农地流转及其市场化进程的制度体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匿名鉴定对本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本项研究无论是研究角度的选取、理论框架的设计、实证研究的水平还是对策研究的可行性, 均具有较大的创新和突破,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鉴定结论为“优秀”。匿名评审意见摘录:·该成果无论是研究视角的选取、理论框架的设计、实证研究的水平还是对策研究的可行性, 均有重大创新与突破。·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整个研究先有一个不落俗套的研究框架, 将资源要素效率角度的土地流转与土地流转中必然产生的农民权益损益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该研究所构建的“政治结构一政府行为一产权制度”分析模型, 更为本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研究中提出的“模糊产权”概念及“政策匹配”理念更是一大亮点。·该研究提出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的制度安排可能是中国农地制度於合理选择、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 是从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产权为中心、从土地“福利保障”的赋权体系转向“财产权利”的赋权体系等观点, 均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农村经济》密切失注“三农, , 列题与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共同发展刊号:⑶“盟》70邮发代码:62-154定价:9.00元产权强度.+.地流矽4舰权益保炉锁FNCTH作WHWRT�RIGHTS.rurai.i.mam i vms and m Mrrno N or?lr ASVSTSRKilf I?i:S0 IVP.ii Ksr S教究重大WJ结項证*〒�1 (S Ik'«c»a«【篇·碍》-t rnn-W'·1#霤i.-··, ·.i·对爹'Wmz····AISSN 1003-7470

篇3：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序关系分析法；熵值法；组合赋权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0-0018-05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企业、地区乃至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源，其对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日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山寨商品不绝如缕的场景、国贸争端中知识产权摩擦等亦频繁出现。因此，如何科学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显得尤为重要。韩玉雄，李怀祖等专家学者在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度指标体系上存在指标选择单一且代表性较差、赋权方法过于粗糙、省级层面评价研究尚属空白等问题[1]，虽然陈屹立、吕敏等学者在赋权方法上有一定改进[2-3]，但又仅限于客观赋权法赋权，未使用主观赋权法，也就意味着在指标体系赋权过程中没有考虑知识产权专家的经验智慧。因此，我们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全方位、多维度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序关系与熵值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不仅集专家智慧和数据信息于一体，而且还规避了赋权过程中主客观权重如何分配的难题。

二、知识产权执法水平测度

我们评价体系的构建仍沿用大家广泛认同的韩玉雄和李怀祖的研究脉络，即利用执法因子修正G-P指数来表示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强度。因此，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评价体系的关键是构建执法因子。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既保留了那些大家共用且代表性强的指标，又引入了一些全新的指标来构建执法因子。

（一）执法因子的评价体系

1.司法保护水平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表现为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综合能力。许春明，单晓光（2008）选择用律师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司法保护的衡量指标[4]，仅能代表律师代替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向法院对侵权人依法诉讼的能力，未说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能力，与司法保护含义及其被动性特征明显不符。依据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宗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坚持能动司法，加强知识产

权立案能力和审判工作。因此，要如何衡量知识产权的立案能力和审判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选用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立案数（X1）和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结案率（X2）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司法保护水平的代表性指标。

2.行政保护水平

许春明，单晓光等使用立法时间作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的衡量指标，他们认为立法时间越长，司法与执法实践越充分，行政保护水平也就越高。然而，司法与执法实践越充分，仅能说明社会法治化程度较高，很难直接得出行政保护水平高的结论。行政保护有别于被动的司法保护，其具备主动性的特征。因此，从行政部门依法主动处理侵权案件能力的角度来选择指标，则显得更加合理。由此，我们选择行政部门主动处理专利、商标和版权侵权的立案数（X4、X7）和结案率（X3、X5、X6）作为衡量行政保护水平的指标。

3.知识产权被侵害程度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最终体现为知识产权被侵害程度的高低。当知识产权被侵害程度较高时，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当知识产权被侵害程度较低时，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二者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其中，由于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衡量数据较难获得，且占侵权的比例较少，所以，我们从专利权和商标权两个主要方面来衡量知识产权的被侵害程度。专利权的被侵害程度使用专利立案数除以累计专利量（X8）来衡量，商标权的被侵害程度使用商标立案数除以累计商标量（X9）来衡量。

4.知识产权公众保护意识

对于许春明，单晓光（2008）和孙旭玉（2010）等用“成人识字率”衡量知识产权的公众保护意识，针对性不强，代表性较差。成人识字率仅能说明居民的文化程度，而文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是否有直接关联，无法考证。而使用人均专利申请量（X10）、人均商标申请量（X11）和人均版权作品自愿登记数（X12）三个指标衡量公众保护意识，不仅针对性强，而且极具相关性。

5.社会法治化程度

在现有国内外文献中，韩玉雄，李怀祖（2005）和姚利民，饶艳（2009）及孙旭玉（2010）等大部分学者使用每万人律师所占比例（X13）或立法时间（X14）中的一种来代表社会法治化程度[5]，我们亦沿用上述学者的思路，但我们选用这两者共同来衡量社会法治化程度。立法时间X14正0.0690.0560.057

数据来源：专利、商标和版权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

（二）执法因子的权重确定

1.主观赋权：序关系分析法

针对层次分析法（AHP）的不足，郭亚军（2007）提出确定主观权重的全新的序关系分析法。[6]该方法由专家直接给出评价指标的初始判断矩阵，找出初始判断矩阵不一致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最终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改进与调整，从而形成一致性的判断矩阵。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确定评价指标的序关系

（1）

式（1）中：“>”的含义为左边的指标比右边的指标重要。

（2）确定相邻指标间的权重比

由专家对相邻指标Xk-1和Xk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定量评价，可表示为rk=ωk-1/ωk ，其中，rk的具体取值参照表2。

（3）确定指标的主观权重

， ， （2）

式（2）中， ——第k个指标的主观权重。利用序关系分析法求出每一样本点Xi指标的主观权重，记为 。依照上述序关系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可计算出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主观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第5列。

2.客观赋权：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依据各指标所含信息量的多少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指标所含信息量越多，信息效用值越高，指标权重越大；信息量越少，信息效用值越低，指标权重越小。

用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的具体步骤如下：

（1）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消除了各指标间计量单位和数据类型的不同，从而可以直接比较其差异程度，又因指标有“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之分（见表1最后1列），故采取以下处理方法：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2）确定指标的信息熵值

，其中， 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数据所占比重， 。

（3）计算指标的客观权重

，式中 ，

利用熵值法求出指标的客观权重，记为 。

根据上述熵值法的计算步骤，计算出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客观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第6列。

3.组合赋权：序关系与熵值综合评价法

序关系分析法作为主观赋权法，通过指标排序和相邻指标重要性之比汲取专家智慧。熵值法作为客观赋权法，则通过信息熵值来体现数据的客观变化。为了兼顾序关系和熵值两类赋权方法，我们运用“乘法”集成法对二者进行合理集成，得到组合权重 ，其中

（3）

根据主观权重 和客观权重 的计算结果，代入式（3）计算出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主客观组合权重w。具体结果见表1第7列。

三、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的测量与结果分析

（一）执法水平测算：执法因子

通过对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形成的标准化数据X和主客观赋权法的权重w进行线性合成，计算得出安徽省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总体评价结果和司法保护水平等5个准则层的评价结果。具体结果见表3。

以表3中的年度时间为横坐标，以准则层和总体评价值为纵坐标，得到2001～2012年安徽省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准则层和总体评价结果图，分别见图1和图2。

由图1可知，在2001～2012年间，安徽省知识产权公众保护意识呈现显著的增长，社会法治化程度保持稳步增长，而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和被侵害程度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与此同时，依据表3的数据计算可得，公众保护意识和社会法制化程度准则层评价值分别保持51.5%和20.3%的年均增长率，而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和被侵害程度分别保持-7.5%、-1.6%和6.2%的年均增长率。这反映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被侵害程度增长，表示社会的知识产权创造成果在增加；第二，被侵害程度增长，表示市场主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增加；第三，被侵害程度增长，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成果利用意识也在增加；第四，知识产权的被侵害程度在增长的同时，知识产权的司法与执法水平不但没有相应提升，反而下降。

由图2和表3的数据计算可知，在2001～2012年间，安徽省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指数评价分值保持年均9.8%的增长率。其中，在2001～2006年间，安徽省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指数评价分值保持年均3.9%的增长率，其增长速度较缓慢；而在2007～2012年间，竟呈现年均21.9%的高速增长率，但该增长率主要是由市场主体贡献的。

（二）立法水平测算：G-P指数

Ginarte和Park在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从立法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保护的覆盖范围（药品专利、化学品专利、食品专利、动植物品种专利、医用器械专利、微生物沉淀物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权利丧失的保护（专利的计划许可、专利的强制许可、专利撤消）、执法措施（专利侵权的诉前禁令、专利侵权的连带责任、专利侵权人举证责任）、保护期限（发明专利）共5个方面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7]他们规定每个评价指标均为1分，每个方面中所有指标得分之和除以其所含指标个数作为该方面的得分，5个方面得分之和即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即G-P指数，简记为GPI。GPI在国际范围内运用广泛，尤其适用于立法与执法水平同步发展的发达国家，而对于立法与执法水平未同步发展的我国，则仅用GPI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水平。加入WTO前，我国为满足TRIPS协议的要求，修改了《专利法》，其中先后增加了“禁止许诺销售权”、“诉前禁令”和“诉前财产保全制度”等法律条款，GPI指标值累计提高到4.19；加入WTO后，于2003年，增加了“专利撤消”，GPI指标值进一步提升至4.53，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已与主要发达国家相近。具体结果见表4。

（三）实际保护强度：执法因子修正G-P指数

设Z（t）表示t时刻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因子，GPI（t）表示t时刻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水平。那么，执法因子Z（t）修正G-P指数P（t）可表示为：

P（t） =Z（t）* GPI （t）

考察上式，实际保护强度P（t）的含义更加清晰直观。由于GPI（t）表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水平，Z（t）是表示知识产权法被执行的效果。P（t）即为执法因子Z（t）修正立法水平GPI（t）所测算出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具体结果见表4。

由表4的数据计算可知，安徽省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保持10.5%的年均增长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逐年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水平自2001～2012年提升幅度较小，没有发生显著的增长，而具体到安徽省在知识产权执法水平上竟呈现9.8%的年均增长率，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主要贡献应归因于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快速提升。因此，提升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关键是加强安徽省本地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四、结语

本文在详细梳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的研究脉络后，克服了以往研究评价指标代表性差、评价体系权重确定方法单一、省级层面评价研究尚属空白等弊端，构建了全方位、多维度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的评价体系，运用序关系与熵值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并采用安徽省2001～201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安徽省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保持年均10.5%的增长率，其中知识产权的执法水平提升幅度9.8%，而其立法水平提升幅度不足1%，提升安徽省知识产权总体保护水平的关键是加强安徽省本地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在深入考量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时，我们发现，安徽省知识产权的公众保护意识、社会法制化程度显著提升，而在知识产权被侵害程度逐年上升情况下，司法与行政保护水平却在降低。通过对评价体系的构建与细化，明确了省级层面地方政府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路径，对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377-382.

[2]陈屹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时序变化与省际差异[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1）：109-120.

[3]吕敏，张亚斌.中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度量——一种改进方法[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20）：113-118.

[4]许春明，单晓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验证[J].科学学研究，2008（4）：716-723.

[5]姚利民，饶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地区差异与技术引进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8）：1177-1184.

[6]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1-64.

[7]Ginarte JC，Park WG.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A cross-national study[J].Research Policy，1997（26）：283-301.

（责任编辑 刘 宝）

Measuring the Actual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Anhui Provinc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Order Relation Analysis and Entropy

JIANG Tao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Trade，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full range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o assess the actual streng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y referring to the former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It determines the index weigh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combining order relation analysis and entropy evaluation and then calculates the actual data of Anhui province from 2001 to 2012.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nhu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legaliz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le the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level are decreasing although infringement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rising steadily.

篇4：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作用” 研究较多,但是研究结果没有取得统一的结论,主要形成了3种观点: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以Kanwar等[1,2,3,4]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对相关国家或地区进行检验,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以Helpman等[5,6,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会导致技术创新率下降。第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不确定。 Primo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可能存在“U型”关系,Markus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可能呈现非线性关系,Braga等[8,9]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进技术创新,余长林等[10]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是“倒U型”关系。国内外学者对“创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研究较少,盛辉[11]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认为技术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产生知识产权。

上述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研究观点的多样性正是表明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为了验证江苏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做以下2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许春明等[12]提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算公式P( t) = L( t) × E( t) 进行修正,修正的重点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和行政保护水平的度量指标,文献[12]用“律师占人口的比例”衡量一个国家司法保护水平,本文认为如果用知识产权专职律师占人口的比例来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为合理,但是知识产权专职律师数无法获取,因此用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结案数与立案数的比值来衡量更为适合,文献[12]用“立法时间” 度量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来表示行政保护水平,本文认为用知识产权保护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侵权的结案数与受理数的比值更为合适,将这2个度量指标代入修正后的P( t)*= L( t) × E( t)*公式进行计算,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测算的合理性。第二,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脉冲响应函数和VAR方差分解,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动态关系。

2变量选取与VAR模型构建

2.1变量选取

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国际上目前有RP指数 ( Rapp & Rozek) 和GP指数( Ginarte & Park) 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测算,但是这2个指数在测算某一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仅仅考虑了立法水平,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执法水平,我国学者许春明和陈敏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算的指标体系进行了重新构建,并进行了验证。本文以修正后的P( t)*= L( t) × E( t)*的公式对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了测算,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 《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科技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网站。

2) 区域创新能力。衡量某一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指标主要有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等,由于专利授权量受到各种外界影响因素的干扰较大,新产品销售收入又具有非常明显的时滞性,本文采用专利申请量表示创新能力提升的指标。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2.2VAR模型构建

经验表明,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不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直接进行构建模型就非常易于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本文采用AFD单位根检验( 全文使用EVIEWS5. 0软件进行操作) 。表1显示,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区域创新能力这2个时间序列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对了克服异方差现象,使数据更加平滑,对原始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处理后的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所示,整体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对其取对数后的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LNIPR和LNRIC都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仍然都是非平稳序列,二阶差分后,2个序列都是平稳序列。由于LNIPR和LNRIC都服从二阶单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为了对LNIPR和LNRIC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确实适当的滞后阶数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在综合考虑样本量、似然比( LR) 、最终预测误差( FPE) 、赤池信息准则( AC) 、施瓦茨准则( SC) 、汉南 - 奎因信息准则( HQ) 的情况下,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在5个评价指标中有4个认为最佳滞后阶数为2,因此确定建立VAR( 2) 模型。

基于VAR( 2) 模型,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2个时间序列进行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注: * 表示在该准则上应选择的滞后阶数。

注: * 表示在 5%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4协整分析结果可知,LNIPR与LNRIC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可得两者之间联立方程组,即VAR( 2) 模型为

应用AR根的图表对协整关系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全部根都在单位圆以内,表示所建的VAR( 2) 模型是稳定的。据此进行脉冲函数分析和方差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和可靠的。

3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Granger因果检验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需要对这2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如表5所示。

注: 两两 Granger 因果检验; 样本区间为 1990—2013 年; 滞后期 2。

由表5可知,LNIPR与LNRIC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LNIPR是LNRIC变化的原因,LNRIC也是LNIPR变化的原因。

4VAR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4.1VAR脉冲响应函数

由前文分析可知,建立的VAR( 2) 模型是稳定的。为了描述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 可能来自系统内部,也可能来自系统外部) 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可能产生的动态影响,在此应用VAR脉冲响应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尽可能地观察到更加全面、更加动态的脉冲过程, 本文设定脉冲响应函数的追踪期为15,得到的LNIPR和LNRIC脉冲响应函数,如图3所示。

由图3( a) 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增长率给自己一个冲击后,对自身立即做出响应,最初影响程度较大,并且是正向反应; 在第2期与第5期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上下起伏波动,是负向反应,第6期后趋于稳定。

由图3( b) 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增长率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RIC增长率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响应,RIC增长率给IPR增长率一个冲击后,开始的时候IPR增长率是正向响应,但是迅速减少,直至减少到第4期达到反向最大响应,此后开始上升,到了第10期的时候收敛于平稳。以上说明在短期内区域创新能力提升RIC增长率对IPR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长期来看区域创新能力提升RIC对IPR增长率的影响逐渐平稳。

由图3( c) 可知,区域创新能力RIC增长率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增长率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响应,IPR增长率给RIC增长率一个冲击后,RIC增长率是正向响应,并且迅速上升,直至增加到第10期达到正向最大响应,并保持平稳。以上说明在短期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增长率对RIC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段时间,从长期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对RIC增长率的影响逐渐平稳。

由图3( d) 可知,RIC增长率给自己一个冲击后,对自身立即做出反应,最初影响逐渐增加,到第4期达到最大值,是正向反应; 第4期以后是负向反应,到第12期后趋于稳定。

4.2VAR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每个扰动因素影响VAR系统的程度,即分析内生变量变化的相对贡献度,本文得到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

注: 柯列斯基排序( LNIPR LNRIC) ,标准误差: 蒙特卡罗( 100 次) 。

对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6左侧可知,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增长率的误差来自自身的影响占了83% 左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增长率的误差来自RIC增长率的影响占了17% 左右。由表6右侧可知,区域创新能力提升RIC增长率的误差来自自身的影响占了76% 左右,区域创新能力提升RIC增长率的误差来自IPR的影响占了24% 左右。

5结论和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协整,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变化原因,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也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变化原因。VAR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长率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动态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长率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增长率的影响更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切实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行政执法力度和司法保护力度,保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和司法保护效能,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认真落实《江苏省省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应用管理规定( 试行) 》,以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纸件的案件移送制度,以强化行政执法、司法保护部门之间的合作和衔接,同时联合知识产权管理局、公安、法院、海关、工商等有关单位组成统一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严格执法。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同时,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参与,因此还要注重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养,尽管江苏省内的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江南大学等高等学校已经开始招收知识产权专业学生,成立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但是远远不能满足专利代理、知识产权诉讼代理等方面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可以采取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人才引进、在职培训等办法,培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

第二,努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江苏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创新人员、经费等方面的投入,促进区域自主创新; 同时江苏作为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的省份,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还需要通过FDI、国际进口、技术许可等方式引进新技术,与此同时要加强自身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通过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努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只有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了,才会有更多的创新活动,知识产权工作才会有现实意义。知识产权工作应该更多的渗透到创新全过程,从项目申报、立项、开展研究、结项直至最后的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工作都应如影随行,切实对创新成果进行全过程、多方位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工作确实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摘要：基于江苏1990—2013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协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互为因果;VAR脉冲响应函数和VAR方差分解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长率与区域创新能力增长率之间存在动态关系,据此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区域创新能力提升,VAR,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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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保护关节软骨 多做中强度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喜欢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运动对身体有好处，只要能坚持，就应该尽量多动，并且当关节出现疼痛表现时，更应该坚持活动，多磨磨关节就不痛了。事实上，随着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运动医学科门诊接诊的膝盖疼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尤其对于关节疼痛时还咬牙运动的人，会发现关节情况越来越糟，偶尔还能听见膝盖里出现异响的情况，此时就是发生关节软骨损伤了。

关节软骨的构成

关节软骨从组织学上描述为透明软骨，覆盖在构成活动关节的两相对骨面。它在人体活动机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可以均匀传递载荷，扩大关节负重面并减少接触应力，更是关节活动时低摩擦、低磨损的结构基础。

关节软骨的生物力学性能由其独特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关节软骨由软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组成，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是胶原和蛋白聚糖。其中软骨细胞仅占软骨总量的1%，但却十分重要，负责分泌合成软骨基质中的成分。而胶原在软骨中相互交织构成网状结构，是软骨的支架，至软骨表面时接近水平排列，是软骨耐磨性质的基础。蛋白聚糖是软骨基质中的另一重要组分，是以大分子聚合体的形式存在，称为聚合素，具有高度的亲水性和较低的粘弹性，充填于胶原的拱网型结构中，使软骨能够完美地发挥吸收震荡和分散载荷的作用。关节软骨内没有血管、淋巴管及神经，营养主要来自关节腔内的滑液和软骨下血管，尤以前者为主要来源。

关节软骨损伤不能再生

关节软骨由于其较为成熟的分化，与神经细胞及心肌一起被认为是无法修复及再生的。研究者们采用碳14核弹脉冲法测定关节软骨内成分变化，发现所取得的膝软骨样本中的胶原骨架成分都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人们软骨胶原的碳14水平大约对应着他们8～13岁时的样子。看起来，在发育成熟之后，人们软骨中的胶原基质就几乎没有什么更新了。最为年长的一份膝软骨样本来自一位1935年生人的患者，他软骨胶原中的碳14保持着核试验高峰出现之前的低水平。那么，损伤和病变会刺激软骨组织更多更新修复吗？遗憾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趋势。假如损伤会刺激修复，那么骨关节炎患者的软骨中应该存在更多“年轻”的新生胶原成分，但是检测却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骨关节炎患者的测量结果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显著差别。

长期高强度运动观损害关节软骨

事实上，运动对关节软骨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大量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资料表明，关节软骨退变磨损的发生与异常应力载荷密切相关。研究者们对长跑后的运动员进行MRI检查，发现膝关节软骨内存在异常信号改变，并且在运动后3个月内持续存在，从而认为是关节软骨退变的高危因素。

为了进一步发现运动对关节软骨的影响，研究者们建立不同强度大鼠膝关节运动负荷模型，证实长期高强度运动会导致关节软骨中基质流失，胶原网状结构破坏，引起关节退变，但中等强度运动会对软骨有一定塑形作用，减少软骨组织内活性氧的含量、增加软骨中的基质的含量，从而可以保护关节软骨。由此得出结论，运动能否引起骨关节炎的发生，应该和运动的量、强度、周期有很大关系，并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在探寻修复关节软骨损伤的方法，例如微骨折术、骨软骨镶嵌移植术、以及干细胞移植术，不过这些探索目前还都不够成功，修复出来的都是纤维软骨，并不能完全替代透明软骨的功能。目前看来，保护膝盖、预防损伤依然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制定适合自己的锻炼计划、进行合理的体育活动方式，可以有效预防膝关节软骨损伤。

白伦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四骨科 关节、运动医学病房主任，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对关节疾病和运动创伤的治疗与康复有研究，尤其精通应用关节镜治疗骨科关节疾病及运动创伤，如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肩关节肩袖损伤、盂唇损伤等疾病微创治疗，对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及肩关节置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篇6：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在如今技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中, 技术专利制度对技术的创造、传播、利用和再创新循环具有直接而且至关重要的干预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专利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甚至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相互争夺和保护的虚拟资本。知识产权制度成为了各国之间经济甚至政治、军事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是一个国家能否真正的融入技术全球化之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也是一个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专利的产生是为了平衡权利人的利益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之间关系的。同时, 国际专利制度的建立则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平衡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利益的规范。而各国专利制度的建立实际上都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出发点上, 对专利进行宏观调控, 以期其在保障发明人利益的基础上达到保障国家利益和促进技术创新的目的, 然而过于强有力的保护往往又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广泛的新技术的传播与扩散, 有利于旧技术的淘汰, 从而推动新技术的诞生。如果对技术专利实行完全定价, 进行强有力的保护, 只能导致寡头垄断, 阻碍技术的传播与扩散, 进而阻碍技术的创新。因此, 为了鼓励竞争, 应提倡对技术专利进行非完全定价, 一般对新技术专利授予部分或者不完全的产权。对于技术专利保护强度的适度, 是每个国家在专利保护建立之初直到现在都在探索的, 以试图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来解决“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 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1]这个难题。

1 技术的传播和转让与专利垄断的不相容

技术的传播和转让与专利的垄断是不相容的。技术与传统意义上的实物经济不同, 知识经济的竞争手段不是通过降低商品的价格来实现, 而是通过创新开发出新的市场。新技术的产生会起到提供生产率, 降低成本的作用, 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 获得更高的利润, 因此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扩散, 加速了旧技术的淘汰, 从而进一步促进新技术的产生。然而, 如果对技术专利进行完全定价和过强的保护, 不只不会促进技术的创新, 反而会导致寡头的垄断, 对技术的垄断阻碍技术的传播, 阻碍新技术的产生和创新。这与技术专利保护的最初目的背道而驰, 因此, 为了促进技术的创新和人才科研的主动性, 鼓励竞争, 技术专利制度应提倡对专利进行非完全定价, 特别是对一些新技术, 其专利应授予部分或者是不完全所有权。对其进行非完全定价是基于知识经济所遵循的收益递增规律。而知识经济对于资源稀缺性的根本解决, 则是对知识进行不完全的产权保护的内在动因。[2]

2 成本限制与无形资源的不相容

技术作为一种无形中的资源, 它和其它有形的资源不同, 不会因为被使用而消耗, 相反的, 它在被使用的同时还会被不断的创造出来。因此, 技术不存在资源稀缺和损耗的问题, 使用者在使用中不会发生利益冲突。由此可见, 技术不存在资源占用和成本限制的问题, 它与人类需求之间不存在矛盾关系, 所以, 企业只需要根据手中掌握到的新技术, 就可以无损资源的通过低成本赢得高利润。例如, 今年来火爆的游戏软件的生产销售, 游戏公司只需要在掌握技术的同时对软件的研发和测试等进行资本投入, 一旦新产品诞生, 并且拷贝下来出售, 其拷贝的越多, 收益越高, 而其制造成本只是第一份的拷贝原件, 后续的拷贝完全是无成本的高收入。因此, 对技术这种无形资源的垄断是不受成本限制的, 因为就是说无形资源与成本限制是。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没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 技术的这种垄断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因此, 如果对技术实行完全定价和强力保护, 那么垄断的长时间持续会限制竞争, 阻碍创新。技术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和共享, 有利于创新, 共享有利于全世界各相关领域的技术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的增强, 因此, 技术专利应该建立在专利保护与竞争共存的基础之上。

3 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相容

专利制度的产生是为了整合垄断利益和公共利益。完全的寡头垄断是维护了开发者的利益, 但是却阻碍技术和经济的进步, 妨碍社会发展, 技术专利的保护赋予权利人一种排他的私有权, 但是垄断会造成公众利益受损, 不垄断又无法让权利人收回成本, 使得技术发展受滞, 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考特所说:“通过给予思想的生产者以垄断权, 该生产者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去发现新的思想。然而, 垄断者对产品索取高价将阻止该产品的使用。”[3]因此, 垄断利益和公共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而为了调和这种冲突, 专利制度就在寻找这一平衡点, 一方面, 其他人未得到权利人许可, 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使用, 保障了权利人的垄断利益;另一方面,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 国家在专利制度上进行了种种限制。比如时间限制, 各国的专利权都是有时效的, 有的是15年有的是20年, 这是为了保障所有权人的利益, 但是过了时效, 技术所有权就会进入公共领域, 这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这些种种的限制, 从根本角度来说, 实际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 这才是它的真正目的。

4 各国利益的不相容

各国的专利保护制度以促进技术进步, 平衡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为目的, 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建立的, 也就是说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 专利制度的具体规范都是不一样的。在具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 其专利保护强度高, 要求严格, 而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 其专利制度相对宽松, 强度相对较弱, 也就是发达国家要求的“强保护”和发展中国家要求的“弱保护”。比如, 美国在当年发展水平和技术实力特别是出版业不如欧洲发达的时候, 其知识产权制度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较低, 还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迟迟不加入当时保护版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伯尔尼公约, 而且还签订了另一个保护强度较弱的《世界版权公约》以此来保障本国利益。但是, 当美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 成为龙头老大时, 美国开始积极把知识产权问题提升到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台面上来, 并且签订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由此可见, 专利保护强度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各发展中国家围绕专利保护强度问题的分歧和激烈斗争也不可避免。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 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就是高科技及产业发展的竞争, 也就是技术和智力资源的竞争, 有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本国经济利益, 保护本国的技术资源, 强行在其他国家推行自己的专利保护制度, 把标准强加给别国。各国发展悬殊,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标准都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 同一标准只会给较强一方带来利益, 这就造成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悬殊只会引起全球的动荡。以基因专利为例,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基因技术水平较高, 对于基因专利保护强度也高, 其对基因技术的垄断引起很多国家的不满, 特别是基因资源还是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因此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 有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保护本国基因资源, 不允许发达国家私自获取。而发达国家为了得到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基因资源开始想方设法。由此可见, 专利制度在考虑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同时, 国与国之间的平衡点也很重要, 要做到技术全球化, 共同发展, 那么发达国家在掌握主动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否则技术专利保护制度的统一还有待时日, 并且会阻碍技术全球化的发展。

5 度的伦理考量因素———中庸之道

技术专利保护强度面临的四个不相容是其适度的最大难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 技术专利保护制度正在不断的扩张的调整, 怎样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也是每个国家的目标。技术专利保护强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命题, 因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和个人所处地位和角色的不同而说法各自, 不同国家主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权利人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传播与垄断的冲突、成本与无形资源的冲突是技术专利保护强度所面临的难题。

技术专利保护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工具, 以帮助各国政府有效的维护本国专利开发者的利益, 维护本国自身创新劳动成果的价值。同时其所产生的技术垄断在一定方面也阻碍了技术的创新。从技术伦理的角度来看, 技术专利保护制度在维护开发者利益的同时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 防止了金融寡头的技术垄断, 促进了技术的和资源共享, 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技术的全球化。技术专利保护制度在基因伦理以及克隆技术等敏感性领域, 也起到了良好的限制作用, 为社会的文明健康发展做了贡献。因此, 技术专利保护制度是一个实现资源共享和技术全球化的标尺, 技术专利保护制度的尺度直接关系到全球化经济发展, 资源共享, 以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 规范了技术的开发价值, 维护了技术竞争的秩序。

中庸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当中的精髓, 是伦理精神的极致, 是个体德性与社会伦理, 己性、人性、万物之性的圆通。[4]“中庸”即于两端取其中, 不偏不倚。过度和不及都是恶, 中庸才是德性。中庸的关键在于“中”, 也就是居中, 不过也不及就是适度, 而适度就是根据实际善于权变。这恰好与技术专利保护强度的度的掌握相吻合。法的目标是和谐, 专利制度中的那些不相容以及适度的把握, 平衡点的寻找可以用中庸之道来衡量。

为了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就必须建立一种保护与竞争共存的技术专利管理体制, 但是对于其保护强度的适度性把握, 需要根据实际进行权变, 对于度的把握, 可以借助伦理的中庸之道进行考量, 毕竟如何做到适度, 不仅是东西方国家取得共识的漫长过程, 更是南北国家利益博弈的漫长过程。

摘要：对技术专利实行完全定价, 进行强有力的保护, 只能导致寡头垄断, 阻碍技术的传播与扩散, 进而阻碍技术的创新。因此, 为了鼓励竞争, 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技术专利保护强度进行初探。应提倡对技术专利进行非完全定价。

关键词：技术专利,技术全球化,技术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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