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法国篇

2024-04-21

大国崛起之法国篇(通用11篇)

篇1:大国崛起之法国篇

《大国崛起》法国篇读后感

《大国崛起》法国篇重点介绍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变革,及此后法国陷入长期社会动荡的情况。1789年之后不到100年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激烈而反复的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消耗着法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动荡的局势使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法国的大国之路因而变得格外曲折。

法国的崛起,可以归结为“一个思想,两个事件,三个人物”。

首先,我们来谈谈“一个思想”。法国的思想用三个词概括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体系,是直接传承于“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启蒙运动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封建统治,令人民能享有真正的人权,并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做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正是在 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以及狄德罗等“启蒙先驱”思想的引导下,法国开启了大革命之路,也真正走上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之路。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它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该事件从根本上推翻了皇权统治,为人权和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渐发展,并在全世界发挥作用。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两个事件”,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张”。然而,这两个事件又无法脱离我们所说的“三个人物”,即,路易十四,拿破仑和戴高乐。

首先谈到的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六通过高度的集中统治,将法国带入鼎盛时期。他强调了文化、艺术的重要性,他把他个人对艺术的喜好,带入了整个国家,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路易十四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学院,建筑学院和科学学院。这一时期的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高峰,也对后来思想的解放有着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路易十四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也作出了“意外贡献”。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其财政大臣柯尔培尔 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具体政策如下:1.吸引和鼓励外国工匠到本国来,以提高本国手工业水平或者扩大本国工业范围 ;2.推行保护关税; 3.政府积极帮助建立新工业和改造旧工业; 4.由政府把过去行会对工业生产的管制扩大到全国范围,通过政府的干预、监督来保证工人的技术和产品的质量。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政策来说本质上是封建性的,但它的理论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商主义虽主要是一种经济政策,但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西欧国家组织发展的许多特点: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虑问题,反映并巩固了国家的民族性;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政策,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加以推行,反映了国家的中央集权性;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国家机构社会职能方面的变化。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巩固了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重商主义的许多思想都属于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重商主义发展的背后实质是封建王朝的推动,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国家过度干预经济,限制了经济的自由发展,专制政府的苛捐杂税,铺张浪费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发革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他所代表的封建统治也逐渐衰落。税收成了导火索。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毫无公平可言的,特权阶级有着充足的资产,却不用交税;平民生活贫乏,却要承担多项税赋。由于战争造成的亏空,全部由平民承担是十分不合理的。因此,很容易理解路易十六为什么试图向特权阶级征税。但是他的这一行为招致了特权阶级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在高压政策下的人民决定反抗,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最终人民终于推翻了封建统治,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之后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可以看出,革命胜利初期,人们还没有迷失自我,想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法国大革命进程曲折,但总的来说,它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但是,随着革命的持续,这场革命变味了,而欧洲的反法联盟就是其催化剂。1793年,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凡是涉嫌叛变共和国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最高纪录,38分钟,21个人透露落地。全国4万人被处决。这种行为与他们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博爱是背离的。在此时,通过人民的选举拿破仑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战场上节节高盛的他,使人们看到了一种新生活的希望。同时,拿破仑颁布的《民法典》(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深得人心,使人们更加坚信,新生活的到来。所谓的新生活是和平的,但是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驱使他们想要统治整个欧洲。伴随着帝国的扩张,法国的先进思想也被传入到了其他欧洲国家。被侵略国的人民,在这种思想下,奋起反抗,最终赢得胜利。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带给欧洲各国“法国大革命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但战争本身却是侵略行为,压迫行为,这就意味着拿破仑是背叛“大革命思想”的,这就决定了拿破仑必然要失败。

除了政局上的风云变化,拿破仑时期,法国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拿破仑政权是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它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除了在法律上采取措施,连续制订了三个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法典,即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1807年颁布的商法典和1810年颁布的刑法典之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心任务是大力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为了促进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拿破仑政权一方面大力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不断提高进口税率,阻止外国工业品进入法国市场;另一方面对本国工商企业给予种种帮助,如拨款补助,发给津贴,进行国家订货,奖励使用机器,开展竞赛活动,实行专利权制度,举办博览会等。在各生产部门中,政府重点照顾军事工业,使其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拿破仑时期的上述经济政策,促进了法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工农业产量和国内外贸易量都有了较大的增长。生产技术的提高也很快,特别是在工业中使用的机器逐渐增多,一些规模巨大的企业相继出现,资产阶级手里积累的财富迅速扩大。正是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法国产业革命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拿破仑时期结束后不久,产业革命就在法国开始了。但这些经济政策中也包含了一些消极的成份,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主要是因为它们同拿破仑专政的军事侵略性交织在一起,又多半是在无休止的战争年代里施行的,所以使法国经济在拿破仑帝国后期,出现了财政困难、物价上涨、原料和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大陆封锁政策的实施,影响了法国工业原料的来源,给法国自身造成了恶果。

伏尔泰认为最伟大的人不是那些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而是那些用真理来统帅我们的人。在1870年到1913年,虽然法国的经济是在发展的,却明显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这也须应该归因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在战争中,德国纳粹占领了法国,法国没有一蹶不振。此时戴高乐出现了,将人们从水深过热中解救了出来。他上台后,稳定并发展了经济。1959年,法国宣布接受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由此开始告别殖民主义; 1963年,法国和联邦德国签订《法德友好条约》,从此与宿敌德国和解; 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这些行为都说明戴高乐很好的继承并发扬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这都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在法国的崛起中,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法国是世界近代史上阶级斗争最激烈、政治发展最曲折的国家。从1789年到1871年先后经历五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各阶级、各党派创造和试验了各种政治体制、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行政法律制度。由于法国是欧洲最先进的大国之一,法国的政治文化对于世界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1、先进思想可以引领国家走向富强。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使法国一步步走向富强。法国一直都尊重思想和文化,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向前走的力量。法国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科学家组成了法国的先贤堂。以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单靠武力扩张,难以实现国家富强,或者说,难以实现长治久安。路易十四与拿破仑的扩张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经济和军事同时强大,才能引领国家走向长治久安。戴高乐就非常注意经济发展和军事发展的平衡,使法国在国际上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3、国家的发展必须尽量确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处理好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实现产业间互利共赢协同发展,是很必要的,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

篇2:大国崛起之法国篇

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衰弱,完全取决于国王制度。

路易十四统制着法兰西第五共国,强大的君主制把法兰西带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当时法兰西主要被分成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对于上层阶级人士,君主制并没有侵犯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无需劳作,只需等着平民交税,来提供他们的生活费用。平民却不是这么幸运,他们不但需要给自己生活费用,还得交税养活上层人士。

因此法兰西君主制度引起了平民们强烈的不满。国王又试图让上层人交税。如今,国王路易十四引起了全体人民的不满,终于爆发了拆毁巴士底狱这一事件。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爆发,是法兰西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此后,法国人的思想更加活跃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思想。马克思说:“认识到自己是人!”正是法兰西人认识到自己是人,所以才会大行发布“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伟大的思想。

也正是因为法国人开放的思想,为日后的伟人埋葬进了巴黎圣母院作了铺垫。

一种开放的思想,能给国家带来无限的潜能。

篇3:大国之崛起

“道家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无可磨灭的关系!

当今世界,人们为了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无节制的开采大自然,滥伐森林,滥垦草原,大肆开发矿产资源,大范围的捕杀野生动物,导致地球生态失衡,生物链断裂,火山频发,地震连连,泥石流漫天而来,千年不遇的水灾,千年不遇的旱情……都赶上了我们这个时代!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在近三百年多来,可谓得到了“疯狂”的发展!向大自然进军,向宇宙进军,向海洋进军……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确实取得了亘古未有的骄人成绩!只是,人类已然被“成就”冲昏了头脑,越发的“狂妄”与“自大”,被“成就”宠坏了!越发变得“贪婪”与“自私”,忘乎所以!越来越演绎着自己的“愚蠢”与“无知”……

常言道,“人定胜天”!“人”能“胜天”吗?在大地震轰然而来,洪水铺天盖地而至,泥石流漫天涌动的时候,人类在“石头缝”里,在“汪洋大海”里,在漫无边际的“泥浆”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才明白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更有传说中的“2012”给世人敲响了“丧钟”!“人能胜天”吗?!

这倒唤醒了沉睡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曲笛韵”!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与现代世人普遍性的行为走向,恰好相反!

道家思想,是一种“出世”的思想,讲求“逍遥”之境,“天人合一”,“逍遥游”,“天地人三才一体”,讲求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顺天应人,“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当今世界如此的现状,越发凸显出“老子”和“庄子”的伟大!在世人如此疯狂的行为导致的灭绝与痛楚面前,痛定思痛,蓦然回首,竟发现,安然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两位“智者”,以亘古不变的儒雅,用洞穿了两千多年的目光,祥和的望着你,呼唤和等待着你的回去!……

中国近现代一位知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便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尚有西方的诺贝尔奖得主,在现代极力的呼唤“世人要想更好的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多年前,好好学习先哲们的思想!”……这无不说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人类的生存,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篇4:观大国崛起之日本篇有感

大国崛起系列纪律片中,关于日本那一集的介绍被命名为"百年维新",即日本仔黑船事件之后百年的维新历史,其中包括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这一标题使我联想到中国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运动,于是决定从中日对比的角度写这篇观后感。

首先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史来看是有许多相似性的,如黑船事件与鸦片战争,中日分别因英国与美国的外来武力侵略而被迫打开国门,结束漫长的闭关锁国时期,同样面对西方文化、政治制度的倾入进行过抵抗与积极学习。而中日近代史上出现的结果迥异,一个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丧失主权,一个率先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并成为亚洲地区唯一一个侵略者。在我看来结果的不同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中日在开国事件之前同样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但程度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以自然经济做主导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实现全方位的闭关锁国,而日本作为一个物资并不丰富,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需要来自外界的补给,他也因此保留了与荷兰、中国的贸易往来,保留了与外界的消息往来。这一切都使日本在初次接触到工业文明的成果时,不至于惶惶不知所措。

日本对于近代西方先进技术、制度、思想时的态度也与中国不同,如果把两个国家分别看成一个整体,日本就是一个积极甚至愉悦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学习者,而中国庞大的反对势力与弱小的支持势力对比下来,使得中国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成事不足。

政治课上讲过,文化是对政治经济的反映,文化与政治经济的改革相辅相成。这样看来,日本明治政府的建立,也成为日本优于中国的一重大原因。一个全新的政府自然更易于接受和改革,就如同一个刚刚成年的年轻小伙一样,日本明治政府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耗全国力量来推动日本工业的发展与西化,在日本推动改革的力量大小是在中国无法匹敌的。相较之下,一个激情洋溢,壮志凌云的日本政府比一个稳定但落后腐朽的清政府,要有活力的多。

大和民族是一个崇尚强者并善于学习的民族,当明治政府拿出百分之二的收入进行各国游历考察时,他们经历了如片中所说的"始惊、次醉、终狂"的心里,于是当他们看到与日本国情相符的德国君主立宪制时,他们毫不犹豫的拿来学习、复制。在文化上也一样,中国的四书五经与西方的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对他们来说同样是舶来品,自然会选择更强更有力的学习。除此之外,日本的学习是一种融合,他们将已有的文化与新得到的知识交错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独有的近代文明,同时也为日本的工业化之路打下思想基础。

当然,日本的拿来主义与全面西化的政策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日本采取了简单有效快速的举措,这一点不仅得益于日本政府官员的领导能力,更在于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所具有的灵活性,这一点又是庞大的中国所无法做到的。

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来看,日本拥有像涩泽荣一这样的政治家和商人,带给日本思想上的巨大鼓舞。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洋务派官员象涩泽荣一这样弃官从商,那么中国流传多时的轻商主义将不再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阻碍,甚至会引领中国近代商业化的潮流,就像日本在明治维新改革中做到的那样。

再从客观原因上看,英国选择攻破中国大门而不是日本,自然是因为地大物博的中国比小岛国日本有吸引力的多。所以我们不妨说中国的存在,吸引西方帝国主义的目光,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日本,给了他们学习和改革的时间。

篇5:选修课结课论文之《大国崛起》篇

1、列举本学期所学通识教育讲座的5个专题的题目(每个10分)①:小国大业 ②:走向现代 ③:工业先声 ④:百年维新 ⑤:寻道图强

2、叙述某个专题的具体内容,并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不少于1500字)(专题内容占20分,心得体会占30分)答:

大国崛起之小国大业

在欧洲西北部,有一个和英国隔海相望,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国家,它就是曾经对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荷兰。17世纪的荷兰,人口150W,势力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口密集,自然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成为了17世界的大国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虽然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在16世纪才开始的!”而正是尼德兰革命为人类带来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下面,就让我们领略一下尼德兰革命。“尼德兰”(Netherland)荷兰语低地的意思,尼德兰地区位于莱茵河、缪司河、些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很多地方的地势仅仅比海平面高出一点点,常常要遭受风浪的侵袭。生活在那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勤劳,他们筑堤挡浪、排水垦地,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家园。今天的荷兰境内,甚至有百分之二十七面积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如今这里风光秀丽、人民富足,经济充满了活力。但是,历史上的尼德兰命运坎坷。中世纪初,它曾是法兰克王国的中心。11至14世纪,被分割为大大小小的公爵国、伯爵领地和主教辖区,分别隶属于德国和法国。15世纪后,成为勃艮第公国的组成部分。后来由于王室联姻以及继承关系的演变,尼德兰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16世纪初,尼德兰又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在城市的自治权上希望占有更多的权利,北方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的贵族逐渐资产阶级化,其政治经济利益与资产阶级日益接近。资产阶级包括手工工场主、农场主和商人。资产阶级中的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政治态度比较激进,他们以卡尔文教为旗帜,要求推翻西班牙的专制主义统治,摆脱封建关系的束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西班牙有经济联系的南方大商业资产阶级,虽然对西班牙的反动统治不满,但还不希望与西班牙完全决裂,比较保守,与此同时,在城市的的带动下,尼德兰地区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前,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渗入尼德兰农村,而封建关系仍不失之为农业生产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取代过程虽然已经开始,但尚需经历一段艰苦的斗争。正是其内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力量的斗争,才为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仅把资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为这场革命奠定了必备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后来,腓力二世对尼德兰的专制统治比起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变本加厉地强化对尼德兰的控制。把政治权力集中在唯国王之命是从的国务会议手里,强行剥夺尼德兰17省残存的自治权利。铲除异端派,加紧控制人民,利用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许多卡尔文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接二连三地惨遭杀害。到16世纪60年代初,尼德兰的卡尔文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开始大规模地展开了布道活动。在佛兰德尔、不拉奔、荷兰、安特卫普等省,先后发生了多次新教徒反抗西班牙反动统治的暴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欣欣向荣的地方却受到西班牙国王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经济上限制工商业发展,搜刮尼德兰人民的财富,宗教上限制信教自由、迫害异端,这些政策必然伤害到尼德兰人的民族感情。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到十六世纪中叶,冲突已不可避免,并最终导致尼德兰的反叛。当时身为天主教徒的奥兰治亲王威廉都说:假如国王认为荷兰人能无限期地支持这些残暴的敕令的话,那他就错了。的确,没过多久,尼德兰人开始了反抗西班牙人专制统治的斗争。

篇6:大国崛起读后感 法国

——激情岁月

同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法国的开始是贵族王权的专制统治。有专制封建统治的地方,就一定有阶级的矛盾,而矛盾的升级想必就是底层的反抗。而在早期的欧洲,法国人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巴士底监狱。监狱里当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王权的象征,摧毁它是推翻专制统治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确实,路易十六的专制统治在极大程度上对第三阶层的普通劳动者可以说是苛刻的剥削。在不断抱怨的同时,通过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劳动人民自然产生了夺取政权的念头。人民应当是国家的主人: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然而简单的起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带来的弊病。法国人民随即颁布了《人权宣言》:它彻底的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1789年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人们交流思想,传播平等自由意识。

欧洲的其他封建国家开始不安起来,战争一触即发。法国随即启用拿破仑,在以武力征服欧洲各国的同时,宣扬着法国的先进制度法令,使得整个欧洲成为法国的天下。但是,靠武力征服的国家统治不稳定。欧洲国家的人民先是接受了这种法案,但又恰恰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选择了反抗。

滑铁卢一战,拿破仑的辉煌不复存在。法国人民明白了: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但是,一个鼎立世界的大国毕竟还是需要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二战期间,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又一次开启了法国的黄金时代。

篇7:理性精神:大国崛起之关键

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海内外热烈关注,其原因显然在于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于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启示意义。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都会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一、物质层面;二、制度层面;三、民族精神层面;四、文化更新层面。其中,后三个层面多少属于体制和思想史的范畴。以此划分,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

在第一次现代化之中,又可分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征是,不顾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由此导致社会成本连续上升;到了平衡期,才开始注意综合平衡发展,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同样,第二次现代化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设,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则涉及以现代文明精神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

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中国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已历经近28年,但至今仅跨过第一次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亦即不惜代价高速发展阶段,并刚刚开始注意协调、平衡发展。但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尚没有实质性开始。当制度建设不完备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中华民族如何在制度建设之外,完成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与表面的西方行政和政治体制相比,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抑或成功因素背后的某些精神,才是今天处于崛起期的中国国民所需关注的。其中包括分享权力和尊重游戏规则的妥协精神和法治精神,而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因素则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而非对信仰的追求,这直接导致了西方知识界怀疑能力的发展,亦即所谓“让天空出现裂缝”;二是对终极知识,而非仅仅是现实谋生手段的追求,这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西方知识界的思辨性和穿透力;三是对情绪的剥离和超越,西方精神传统中的妥协、秩序、法制、民主等元素很大部分即来源于此;四是对人体和艺术的赞美和迷恋,这在后来逐渐发展出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再尊重。

当然必须承认,西方在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外扩张乃至侵略和掠夺;但在导致西方成功的因素中,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运动之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合二为一现象:一是理性精神与扩张精神的合二为一;二是人性弱点和自我更新和超越能力的合二为一。在观察西方成功因素的同时,切忌简单化思维,从而或照搬或全盘否定西方经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还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就是:培养对终极知识的追求兴趣及随之而来的怀疑能力、强调直达问题核心并剥离其周边的情绪化因素、超越并克服自身(包括民族文化上的)弱点、强调实证而非感觉等。

篇8:大国崛起读后感德国篇

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翻阅历史,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光的沧桑.我们中国曾经辉煌过,也曾没落过;曾经骄傲过,也曾屈辱过;曾经站在世界文明之巅,感受着其他国度的膜拜,也曾经视为野蛮国度,受到过其他国家的掠夺.纵观历史,透着无比的辛酸与无奈.毛邓课上,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中的德国篇.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两样东西的力量.一种是民族的精神,它伴随着一个民族一直生存下来,并且使这个民族最终崛起.另一种便是民族的英雄,影响一个时代,成就一个时代.分裂之痛一直困扰着德意志,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个个欧洲强国都不愿看到它的崛起,于是各种阻挠困扰接踵而来,拿破仑的那次袭击,更是加重了这种分裂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我们如今熟知的人物诞生了——歌德用诗句描述分裂之苦,贝多芬用音符抒发国败之痛,黑格尔等一些哲学家更是用理论寻找强国之路。这条路最终经历近70年的时间被德国人走出来了,李斯得、俾斯曼都是使德意志走向统一之路的功臣,在俾斯曼的率领下,新起的德国很快就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经济发展迅速超过法国,而德国发展如此之快的前提正是统一的领土,动力则来自教育。就连在德国最穷的时期,也从未放弃过教育,政府愿意把宫殿改造成大学学堂,这也就不奇怪,大学教授中就有29位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就有尽人皆知的爱因斯坦。科技的腾飞给德国的经济带来希望,政府为研究人员无私的投入,也使科学家们无私的为德国服务,他们以“德意志的科学家”身份勤劳的工作,为德国不断创造着无尽的财富,这样的德国是凝聚的团结的。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一切的毁灭了,空前的强大使德国失去了理智,两次发动了世界大战,伤害了世界,更伤害了自己,也写下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二战结束后,德意志又分裂为两部分,这种结果又把德国人心中最大痛楚揭开,到底哪里才是德国?历史又回到了这个问题。而德国怎样面对二战又是世界对德国的拷问。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纪念为二战付出惨痛代价的犹太人。那天,勃兰特作出了一个让世界震惊不已的动作,他面对死者墓碑,跪倒在地。德国面对二战的态度与日本大不相同,他们没有回避,而是勇于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让世界很快重新接受了德国,甚者对德国更加尊敬,这样的态度,也让德国复兴容易了许多.德意志的精神,一是讲理性,守纪律,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说话有修养,知识面广,不怕辩论。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益求精,永不满足.片中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不得不说的便是被誉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不得不说,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也就是有了他,德意志才能复苏.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容克家庭。他顽固地坚持君主主义,反对德意志统一,主张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内友好相处。整个40年代,俾斯麦是普鲁士联邦议会议员,竭力维护容克阶级利益。1848年革命时期,他在普鲁士议会中公开声称:“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 他的政治主张是亲奥、亲俄、亲法,即亲那些促使德国分裂的势力。但在1851年——1859年俾斯麦担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普鲁士代表期间,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德意志的统一是无法阻止的,统一的领导权应由普鲁士掌握。

俾斯麦1859年担任驻俄大使,1861年调任驻法大使。在大使任内,他充分了解到,德意志的左邻右舍——沙皇俄国和法兰西帝国的统治阶级会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而在德意志内部,普鲁士的统一必将遭到奥地利的殊死抵抗。要统一德意志,非以武力作为后盾不可。1862年9月,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他公开声言:“把奥地利逐出德意志”,从而由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变为统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不顾议会的反对,加紧推行军事改革,在议会上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派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和血”,即暴力,“对内是军刀制度,对外是战争”,这是俾斯麦的纲领和信条。他所推行的政策在历史上被称为“铁血政策”。

铁血演说遭到了进步党人士的强烈反对。恩格斯说:“如果他按照资产阶级所拟定的那个样子去实现德意志的统一,那么冲突就会自行消散。”但俾斯麦却说:“我们这里不是英国,我们这些大臣是国王的奴仆。”因为俾斯麦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深知只要能够统一德意志,他们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议会反对军事预算,俾斯麦就解散议会。他还下令封闭自由派报纸,禁止自由派活动。对此,以奥地利为代表的各邦君主更是惊恐万状,咬牙切齿。因此,俾斯麦着手推行铁血政策时,他们便不断寻衅破坏。 英、俄、法等欧洲大国同样发出阵阵警告:英国认为,一面德国海军旗是一面“海盗旗”,它不希望在基尔运河看见一个德意志大国的旗帜;俄国则认为,一个军事强大的德国就是对它的“波罗的海、达达尼尔海峡”的威胁;法国早已露骨地声称,普鲁士的武装是对法国的直接威胁,要挟普鲁士若不让出莱茵省,是难以取得法国的“谅解”的。面对种种困境,怎么办?退却吗?“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 ⑩俾斯麦以此劝服普王,勉励自己,并伺机寻找推行“铁血政策”的机会。

篇9:大国崛起观后感日本篇

从经济上,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政府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封建等级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后改称华族)、武士等丧失了俸禄,政府以公债作为补偿。政府鼓励特权阶层将公债用于投资工商业、设立银行、兴办铁路和购买土地,转变为农业或工业资本家。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下级武士在明治初期的经济动荡中开始没落,他们持有的公债最终落到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

当时的中国属于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赔款数量太庞大和一些顽固的保守思想,致使中国的经济与日本产生了距离。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废除封建俸禄、地税改革、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召开国会,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篇10:大国崛起之法国篇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作为中国青年应该要了解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观看《大国崛起》的英国篇和日本篇后,我对此小有看法,从中英国和日本的势头,看出了当时中国更多的不足,就此对部分内容谈谈自己看法。

一、英国工业革命——国情与思维方式

当时英国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自身国土过小,物质资源不够丰富,于是走殖民掠夺道路,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开拓海外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由于市场之大,当时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巨大的需求,而且利润是资本的第一要义,资本家朝思梦想要降低成本,这就迫切需要一些更先进的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这就给予了工业革命动力。

英国急需进行资本输出,一切对有利于获得高利润的事物都是优先考虑和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蒸汽机的使用需要燃烧大量煤炭,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有人已经意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工业革命却未曾放缓。另外,英国对大清商谈通商请求时,只要不超过国家尊严的底线,愿意为成功通商付出一切代价。由此可见,发展优先正是英国人的思维方式。

当时的大清,经历过康乾盛世,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算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在世界上依然处于大国地位,不可动摇,没有列强敢贸然对大清开战。在物质基础稳定的情况下,国民是更趋向于得到精神需求。

古有陶渊明的《桃园源记》,更多的人是希望在一方安乐的生活,即使生活条件不太好,也不愿意活在一个**的社会。千百年下来,鬼神的思想一直禁锢着人类的思考方式。另外科学技术发展缓慢,没有过飞跃的发展,也从未经历过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重大事件,因此不晓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朝廷的选拔制度一直是以文武为主,技术人才不被重视,更是没有“科学”这个概念,缓慢发展与不重视就不断循环下去。因此,新事物容易冲击到国人的传统思想,尤其是跨度大的新事物,往往还没体现出作用时,就被潜意识地认定会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于是遭到国人的抗拒。

二、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日本一直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其实这也不只是从明治维新体现出来。说日本善于学习,主要在于一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二是能学到深处,真正能为己所用。

从我国唐朝开始,日本就开始到中国来学习各种文化,仿效中国发展的道路。但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失败和日本被美国黑船打开国门后,日本就意识到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已经不是自己的学习对象了,于是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虽然日本遭美国威胁,逼迫对美国开港通商,但日本能够稳住阵脚,捉住机会深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人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感觉。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不只是科学技术,还有政治制度。明治维新推出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环境,另外大兴教育为科学发展提供条件。

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前,貌似都是只有从国外引进成品的事物,或是接受贡品。在被敲开国门之后,中国一开始还是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在洋务运动伊始,中国看到的只是西方武器的厉害,唯一的措施就是设厂造西洋武器,没有其他配套的政策和设施。整个运动,中国就像一个突然遇险并且失去理智的小孩,并没有全盘的计划,而是盲目地急于求胜。

篇11:大国崛起之法国篇

但就在这样一个国家伟大复兴的事实面前,整个中国却诞生不出伟大的企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大国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2003年:重型化运动

从钢铁到铝业、从汽车到石化,民营企业在2003年发动了一场“重型化运动”,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2003年一开年,一场猝不及防的“非典”将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打乱,然而,也在让世界吃惊的速度中结束。更令人意外的是,该年中国GDP增长竟然达到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是什么支撑着中国经济成长呢?答案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各种能源价格一路飞涨。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

利益驱动投资,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最好的佐证是,当下游的众多民营企业因缺电愁眉苦脸时,大量聚集在上游资源型领域里的国有垄断企业全面复苏。2003年,国企利润冲到了4769亿元,是1998年213亿元的23倍之多,仅3家国有石油企业通过涨价就凭空得到了300多亿元的利润。在暴利的诱惑下,中国民营企业也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3月,只有小学文化的戴国芳在长江南岸的大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兴奋地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他准备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当时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地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原有产能大一倍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200万吨级冲到了840万吨,规模从占地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将铁本的840万吨项目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地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在2003年,戴国芳并不是唯一的“闯关者”,同期,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7月,刘永行在包头投资100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则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造车运动”。到2003年9月底,发改委先后收到了浙江40余家民营企业要求取得整车生产目录的申请。

即便是在国有资本最为强势的石油领域,也出现了民营资本的试水者。2003年,一家叫天发石油的民营企业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全国成品油牌照和原油进口牌照,成为唯一同时拥有两个牌照的民营石油企业。龚家龙对外高调宣布要成立一个“石油产业基金”,希望能够集聚百亿资金,到海外寻找油源。

2004:国进民退的逆转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几年,可以说成是一部“国退民进”的企业史。但在重型化运动的第二年,历史开始了逆转,“国进民退”铺天而来,宏观调控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宏观调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鸣响的,大闸则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并因此引发出激烈的争夺,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不同“等级”的政策待遇。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现在这份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他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史无前例:包括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在内的8名政府高层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戴国芳的家产8万元被查封。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诸如“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等铁本五大罪状。戏剧的是,两年之后,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戴国芳被控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指控证据均来自那份自查报告,当初进行查处的“五宗罪”无一被指控。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年度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着宏观经济的骤然趋冷,一个几乎没有悬念的伴生事件就是股票市场的雪崩。

股市的最大庄家德隆集团这次选择了率先领跌,从5月初起,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下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旦夕间蒸发将近160亿元之巨。到2004年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1266.5点和315.81点,比年初分别下降15.4%和16.6%,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点。

在三十年企业史上,2004年是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个“崩溃之年”,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除了铁本和德隆之外,相继爆发重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还有IT业的托普、房地产业的顺驰,以及顾雏军接手的科龙和张海收购的健力宝等。

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及国际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解读是:“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谁被点住,谁没有被点住,一目了然。

发生在钢铁领域中的故事就很有寓意性。

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毫米冷轧工程,还打算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投资将超过200亿元。

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似乎也没有停滞。就在戴国芳被拘押的3天后,在距常州仅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投资2.8亿澳元。公司总裁毛思民说:“一切顺利得出乎意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因为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投资2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审批,整个程序繁琐,没有一年半载不可能批得下来——这也是铁本被查处的原因之

一,博思格项目的神速实在让人惊叹。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当时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2005年:改革深水区

发生在2005年的所有经济事件和公司新闻,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互相依存而对立矛盾,彼此的坚硬和光泽正印衬出世事的荒诞。

兴起于1998年的“中国制造”,在2004年就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过了日本,2005年的数字达到1.4万亿美元。欧美消费者发现“Made in China”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了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而事实的另一面便是,在中国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的制造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全球每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因此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

就当中国商品在海外遭遇反倾销烦恼的时候,那些显赫的跨国品牌在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映照。宝洁、索尼、雀巢、戴尔等一向被视为学习典范的国际公司在中国连连遭遇公关危机,堪称跨国公司在华“问题年”。

其中颇为恶劣的是哈根达斯的“黑加工厂事件”。6月16日,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罗湖分局接到举报,称一家地下加工厂在生产著名的哈根达斯冰激凌蛋糕。执法人员迅即前往,本以为要端掉的是个冒牌窝点,没想到让人大吃一惊,这个无牌无证、卫生环境一塌糊涂的地下作坊,竟然就是哈根达斯深圳品牌经营店的正宗“加工厂”,且一个作坊供应着深圳哈根达斯全部5家品牌经营店的货源。

这真是一个“丑闻的季节”。它既体现出消费者、各级政府及传媒的日渐成熟,同时也显示出,国际公司已经渗透和参与到了中国市场的各个层面。

就在制造业遭遇麻烦时,中国的股市也于6月6日失守千点——无比冷酷地停在998.22点。正是在跌无可跌的低潮期,“否极泰来”,2005年4月29日,一场股权分置的霹雳改革迎来了最好的启动时刻。它被定义为“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家改革试点的企业是湖南的三一重工,该公司以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取得3股股票和8元现金的方案顺利通过了股改,被认为是一场“破冰之旅”。到一年多后的2006年9月,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达到92%。中国股市从熊市中猛然苏醒。

股改不但解决了资本市场的陈年顽疾,同时也带来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的财富暴涨。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为例,他持有三一重工39%的股权,随着非流通股份的上市及其后的股价上扬,其资产水涨船高:在2005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梁稳根的个人财富为22亿元,到2007年已经暴增到202亿元,位居全国富豪第24位。

除了财富的重组外,股权分置改革还给中国的商业社会带来了一些“意外”而陌生的气象,在股改过程中,一直任由宰割的小股东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10月下旬,以地产为主业的金丰投资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提出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10送3.2股,以获取全流通资格。此方案遭到流通股股东抵制,一个叫周梅森的著名作家连续发表了3封公开信,他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正作为牺牲者在亲历历史。上市公司等相关利益集团以其天然强势挟持了股改……股民朋友,千万珍惜您手上的否决权,一定要去投票!哪怕只有100股!”周梅森的口吻宛若草根资本在开口呐喊,在一个月后的方案表决中,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41%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被否决,也使得金丰投资成为第一家因中小股东维权而遭方案否决的上市公司。

除了国内的股改,2005年股市上最得意的互联网英雄要数李彦宏和他创办的百度公司。8月5日,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的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股价高达120美元,以破天荒高达354%的涨幅创造了美国股市213年以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记录。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神舟6号’的作用还不如百度上市来得大。百度上市,李彦宏一夜之间成了拥有9亿美元的富翁,百度员工中身家达到1亿美元的有7个,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个,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学毕业的

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年轻人。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对实现财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动。”

2006年:资本横扫千军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这一年的主题词是“你卖了吗”。

这一年,在资本的助推下,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一顶顶黄金桂冠落到中国企业的头上,再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国经济的强势以及垄断的力量。

8月1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移动以33.42美元收盘,市值达到1325.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公司。

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发行规模共达191亿美元,刷新了全球IPO的最高纪录。到2007年7月,工行的市值达到了惊人的2540亿美元,从而超过美国花旗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然而在这样一场盛宴中,真正受益的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华尔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颇有点羡慕地写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不是赚了很多钱,而是赚走了几乎所有的钱。”

比如,2006年5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英国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到2007年中期,交行市价接近10港元,汇丰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交行A股发行上市,汇丰又赚100多亿,共获得6倍多回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股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则显得要弱势得多。在这一年的企业界聚会上,流行的见面问候是“最近又有谁在准备卖企业啊”。

9月22日,中国最大的私营润滑油制造商统一石化公司把75%的股份卖给了壳牌,后者因此成为中国市场上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的第三大企业。统一总经理李嘉说:“我们是一个民营企业,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基础油供应),无法支撑下去了。统一润滑油一直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材料垄断所困。在中国,润滑油产业的最下游零售终端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产业的最上游原料基础油,则被中石油、中石化控制。而去海外采购则可能使成本增加20%左右。加入壳牌无疑可以成功突破国内两巨头的这种垄断,并且可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到2007年6月,全国90家民营油企正与9家跨国巨头谈判,其中15家已与外企签署收购意向协议。这些民营油企之所以出售,根本原因是一直没有固定油源,生存困难。

民营资本在重大行业重组的“资本盛宴”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已无可逆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颇为无奈地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2007年:崛起之惑

英国首相邱吉尔尝言:“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认真直面挑战。

在2007年初,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预言,到年底,中国的GDP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是自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中国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大国崛起首先反映在股市上。自2006年上证股指突破2000点之后,股市就一路高歌。在4~9月的半年时间里,股指连连上攻,热点频繁转换,市场价值呈几何级的膨胀,市盈率高达五六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股票相当之多。在这段时间里,新开户的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仅是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而是大学生、农民、小商贩和邻居的张大妈。到5月25日,沪深两市的账户总数突破1亿户。

这一年起得晚却赶上了一个好集市的人,要数阿里巴巴的马云,他的公司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阿里巴巴上市的火爆景象着实让人吃惊。在国际配

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市值超过200亿美元,公司的市盈率达到惊人的300倍,如果以2006年的业绩来比较,市盈率则近1000倍。

如果说,股市的狂热已到了癫狂的地步,那么发生在楼市里的财富传奇则令人无言。10月1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四位均为大地产商,分别是杨惠妍(碧桂园)、许荣茂(世茂集团)、郭广昌(复星国际)和张力(富力集团),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与股市、房市的狂暴热浪相比,实业界的企业家们却都走在“缺氧的高原区”,所有的对手都是异族的面孔,而自己的那些经验却好像已经过时。

TCL的李东生正陷入苦战,他在2005年信誓旦旦要在18个月内实现购并盈利,而事实却是,每一项重组计划都不幸搁浅,他几乎使尽了所有的招数,但2006年依然净亏损高达18.4亿元,戴上“ST”的帽子,面临退市危机。2007年5月,李东生不得不关闭了欧洲工厂,宣布重新把重点移回中国市场。

在知名企业遭遇瓶颈时,中国制造也频频受到质疑,一场事关生死的信任危机突然袭来。

2007年8月11日,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这之前的8月2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向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佛山利达生产的96.7万件塑胶玩具,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利达被迫停产,2500名工人几乎无事可做,张树鸿承受重大压力,最终一死了之。张死后三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国产玩具数量增加到1820万件。

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在“中国制造”历经的敏感时刻,除了企业的发展,还有更大的责任。

5月29日,受蓝藻爆发影响,江苏省无锡市大批城区居民家中自来水水质骤然恶化,气味难闻,无法正常饮用,超市中纯净水被抢购一空。蓝藻事件震惊全国。蓝藻泛滥,完全是工业污染所致,太湖沿岸化工企业林立,污水排放没有监控,造成太湖水呈现严重的富营养化,平均氮、磷含量分别高于标准10倍以上。近两年,太湖流域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水年排放量达53亿吨,而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污染物总量已远远超过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

太湖之祸仅仅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面临极限挑战。根据专家计算,我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5.5%,但为此消耗的资源量却十分惊人,我们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和化肥的30%。由于资源消耗增长过快,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中国的高能耗,成为了全球能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出现了“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怪现象。与高能耗同时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火力供电煤耗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80千瓦时……

很显然,这是一种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2007年秋天,国家发改委安排了5.4亿元国债资金支持98个重点节能项目,国务院还与地方及中央重点企业签订了45份节能目标责任书,同时,新的《节能法》即将出台。■

(《中国企业史》连载完)

[编辑 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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