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及其对策论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及其对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引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抓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抓生态环境建设，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立法转型滞后、执法行政主导局限性、司法功能偏差、法律监督力度不够。加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应着力于立法实现跨越式转型、执法与司法逐步重整、发挥党领导下的公众参与。

第一篇：生态环境及其对策论文

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摘要：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立法转型滞后、执法行政主导局限性、司法功能偏差、法律监督力度不够。加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应着力于立法实现跨越式转型、执法与司法逐步重整、发挥党领导下的公众参与，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

关键词：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法律监督;问题对策

一、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的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关键标准。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提出了。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可见，“可持续发展”应成为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的立法目的。

二、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制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转型滞后。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虽然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环保行政部门的职能只是负责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属于各经济主管部门的职责，这些主管部门缺乏自己的执法队伍，实际上职责留给了司法机关，这是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

(二)执法行政主导问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一直强调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力度，这使环保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国在管理体制上将其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林业、海洋、矿产、水利等诸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行政部门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必然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反而导致行政主导的削弱。

(三)司法功能偏差。我国现行环境司法主要分为五个领域：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案件、破坏自然资源刑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刑事案件、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和环境行政赔偿案件。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规定了14种罪，其中只有3项是关于环境污染的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这些犯罪在所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对人的生命健康侵害最直接，性质最恶劣，最应当受到刑法的严惩。事实上这类犯罪仅受到行政处罚或承担很有限的民事责任。

(四)法律监督力度不够。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资委对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能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一块基本上是空白。

三、加强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转变立法思想。宪法规定“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提高法律效力等级，使其成为一部协调发展与环境关系、确立国家环境政策、目标原则与方法的国家基本法律，体现其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主要地位，起到统领作用。立法思想是立法者的意识在立法上的集中体现，是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立法思想应具备一定的时代性和前瞻性，才能发挥在社会中的作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建设”老路。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转变生态环境立法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二)立法实现跨越式转型.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笔者提出如下初步设想：我国的环境法(亦可称为生态环境法)应包括污染防治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前者包括现行的各污染要素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生态保育法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

(三)执法与司法逐步重整。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次，自然资源保护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再次，生态建设的执法和司法要加强，我国生态建设立法一般号召性的宣示性规范多，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少，执法环节薄弱，而司法更为欠缺。

(四)行政与司法要各归其位。生态建设的执法和司法要加强，我国生态建设立法号召性的宣示性规范多，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少，执法环节薄弱，而司法更为欠缺。由于生态建设立法是我国环境法制的新课题，如何加强执法和司法有待深入探索。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未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想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的方法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激化矛盾，为生态环境法制的长治久安埋下隐患。

(五)让刑法在保护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法律手段中，刑事制裁手段被公认为是最严厉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环境刑事制裁手段不仅可以直接剥夺或限制犯罪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条件和能力，还对其他潜在的环境犯罪人具有威吓慑止作用。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将罪刑关系确定下来，通过刑法规定各种应受刑罚惩罚的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并具体列举各种环境犯罪应当受到的刑罚处罚，可以使潜在环境犯罪人所追求的利益与可能受到的惩罚有一个可供对比的尺度。这就迫使知法欲犯者望而却步，悬崖勒马，从而达到预防环境犯罪的目的。

(六)发展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确保公众的环境参与权与监督权。司法作为一种手段用来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可以弥补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也有利于对环境侵害进行有效的救济和补偿。我国当前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手段主要表现为对环境侵害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三种诉讼机制。为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能力，今后应重点完善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针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环境诉讼的专业性，可考虑在公、检、法内部设立专门负责环境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部门，专门负责环境案件诉讼。另一方面，发展环境公益诉讼，除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以外，还应当赋予环保组织和公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以确保公众的环境参与权与监督权。”

【參考文献】

[1]陈仁.环境执法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J]，教学与研究，2012(08)

[3]李挚萍.环境法的新发展――管制与民主之互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作者：李亮

第二篇：浅析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现状及其对策

引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抓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抓生态环境建设，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立法转型滞后、执法行政主导局限性、司法功能偏差、法律监督力度不够。加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应着力于立法实现跨越式转型、执法与司法逐步重整、发挥党领导下的公众参与。

1、我国生态环境法制问题的特殊性

1.1环境问题自身层面的特殊性。与国外相比，环境问题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总的来说一直较受重视并得到较有效的防治，与一些发达国家同期相比，我国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基本上避免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而在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原生环境问题相结合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我国则比大多数国家严重得多，特别是近年来这个差距更为明显。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抓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抓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培育脆弱的原生环境并使历史遗留的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平衡恢复过来。由此可见，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模式，不能只重环境的污染防治，而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予以同等的或更多的关注。

1.2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集中呈现。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带来高消费，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严重，生活污染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比重加大，生态环境问题集中呈现。二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特殊性。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的速度高于城市，一些乡镇企业的农民为“脱贫致富”宁肯容忍环境污染对所在集体和本人的损害，国家不得不采取强行关闭“十五小”等作法来扭转劣势。三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手段受到限制等。

1.3社会人文因素层面的原因。一是人口众多，环境资源压力大。二是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较低。三是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总体来看，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困难得多。我国的环境问题正日益呈现出环境问题与贫困同步深化、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2、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制存在的问题

2.1立法转型滞后。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近三十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虽然我国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只是负责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主要属于各经济主管部门的职责，而这些主管部门主要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已任，且大都缺乏自己的执法队伍，自然资源保护的职责实际上是留给了司法机关，这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执法行政主导问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一直强调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体制在我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处于不断加强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力度，这使环保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

2.3司法功能偏差。我国现行环境司法主要分为五个领域：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案件、破坏自然资源刑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刑事案件、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和环境行政赔偿案件。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规定了14种罪，其中只有3项是关于环境污染的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这些犯罪在所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对人的生命健康侵害最直接，性质最恶劣，最应当受到刑法的严惩。而事实上，司法实践中许多这类犯罪仅受到行政处罚或承担很有限的民事责任。

2.4法律监督力度不够。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资委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了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能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一块基本上是空白。

3、加强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的建议

3.1立法实现跨越式转型。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笔者提出如下初步设想。我国的环境法(亦可称为生态环境法)应包括污染防治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前者包括现行的各污染要素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此二者亦与生态保育的规定相交叉)。生态保育法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

3.2执法与司法逐步重整。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次，自然资源保护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再次，生态建设的执法和司法要加强，我国生态建设立法一般号召性的宣示性规范多，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少，执法环节薄弱，而司法更为欠缺。由于生态建设立法是我国环境法制的新课题，如何加强执法和司法有待深入探索。

3.3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环境利益是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与其他法律权益相比，环境权益的公益性最为明显，在法律调整上，环境关系最需要一个凌驾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的仲裁者。另一方面，环境关系的调整甚至超越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局限，还要适用经济的法则和政治的法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严峻的大国来说尤为如此。

参考文献

[1]马世俊，中国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J]，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8期

[3]陈仁，环境执法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5.

作者简介

王军(1978年11月—)，男，助理工程师，现从事环境监察、项目审批及“三同时”验收工作，已发表专业论文3篇。

作者：王军

第三篇：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态势及其对策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汉江中下游如何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探索超越传统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以实现调水影响区与受益区“双赢”目标，客观了解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实际情况，是最为基础的工作。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以数据为依据，以案例为支撑，呈现汉江中下游真实生态环境现状。在分析2000—2014年丹江口水库来水以及2014年蓄水與下泄数据基础上，遵循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围绕水资源高效利用及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八方面初步建议，以期进一步研究思考。

关键词：汉江中下游;襄阳荆门流域;生态环境;主体功能区

一、引言

如何联系实际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环境就是民生的高度来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摸清实情、找准问题、理性分析、提出对策，是汉江流域每个区域经济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和经济活动;水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获取安全饮水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土是粮食之基，没有干净土就没有食品安全;土是最基本的农业资源，提供安全食品是农业的最基本功能。但是，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在2017年4月反馈的督察意见中认为：汉江中下游水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凸显;一些河湖生态环境系统性、完整性破坏严重;总体呈现“好水变少、差水增多”趋势;汉江年年发生水华等。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时代，汉江中下游如何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适度开发，探索出一条超越传统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以应对因调水带来的系列生态问题，实现调水影响区与受益区“双赢”目标，就必须对汉江中下游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客观、真实的了解与分析。

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以方向性、原则性、思路性的宏观研究、学理认证为主，基于一线调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相对很少。通过知网以“汉江生态”关键词搜索了解，2014年以前鲜见关注，2014年以后开始增加。综合分析，可分三类。官方背景人士主要从宏观层面解读政策，以湖北省社科院(秦尊文，2014;邹进泰 等，2014)、国家发改委(黄征学，2015;肖金成 等，2016)等为代表，成果以“面”上研究为主，实际工作中难以参考[14]。学术界主要从专业层面进行学术探讨，以湖北文理学院(周致远 等，2014;徐蕾 等，2015)为代表，成果多为学理论证，难以作为操作层面的决策参考与政策依据[56]。媒体则主要关注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申报动态等，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围最为突出。同时，华中农业大学以史志华、梁运祥、熊立仲等教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则分别从生态阻控、微生物、基因与遗传改良等纯技术角度关注汉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无关人文社科研究视角。

本文以原始数据为基础，以对襄阳、荆门两市实地调研案例为支撑，努力呈现汉江中下游客观真实的生态环境现状;通过与各级各类一线工作人员(公务员为主、农民渔民为辅)交流，并以此思考收获为核心观点，提出对策建议，期待得到关注并有效应对。本文既是2014-2017年调研思考的全面系统梳理，又为下一阶段继续研究作铺垫。2014年7月，我们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为契机，对照汉江中下游区域主体功能定位，针对水、土污染与水资源枯竭严峻现实，于2014年7月，先上溯至汉江源头(陕西汉中市宁强县汉源镇马家河村嶓冢山)，再顺江而下依序展开实地调研;后于2014年8月始，持续组织对襄阳、荆门两市进行实地踏勘访谈、基础数据采集，且一直持续至今。待研究基础进一步扎实后，逐渐将研究范围向上游拓展至陕西、河南两省、向下游延伸至仙桃、潜江、天门以及武汉城市圈。

襄阳、荆门两市位于丹江口水库下游，地跨汉江中下游，国土面积322万平方千米，其中汉江流域面积266万平方千米;两市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4310亿元，其中，襄阳3000亿元、荆门1310亿元;区域内人口约900万人，其中，襄阳城区147万，荆门城区52万;两市在汉江干流及其6条主要支流上，分布着1座大城市(襄阳)、9座县城(襄阳7座、荆门2座)，74个小城镇(襄阳63座、荆门11座)。

二、问题

《诗经·汉广》里的汉江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江中下游是素有天然粮仓美名的江汉平原，五千年前在这里孕育出“屈家岭农耕文明”，是人类最早种植水稻的起源。但是，今天这里的襄阳、荆门流域在水、土污染基础上，又面临着水枯竭挑战，潜伏着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

1.水、土污染十分严重

襄阳、荆门汉江流域近千万人的生活污水、266万平方千米广阔面积上的各类污水最终汇聚汉江。很多支流都是流经地区农田的唯一灌溉水源，沿岸农田受到河水长年不断的污染。水稻收获时的颖壳畸形、不结实乃至绝收现象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危及到沿岸农民正常生产与沿岸居民正常生活。

实地长距离踏勘调研的支流主要有2条。在沙洋县汇入汉江的竹皮河，是荆门市唯一的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纳污河，由于污水处理能力不及排放量，大量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下游水体中重金属、酸、三氯乙醛等多项指标超标。由于数十家化工厂、磷肥厂影响，钟祥市境内的浰河污染十分严重，工业废水所经之处，鱼虾、青蛙绝迹。

政府部门介绍情况为主并短距离踏勘调研的支流主要有2条。由于襄阳化工区、宜城市雷河镇众多化工企业以及流经地农村种养殖污染等原因，主要流经襄阳、由钟祥汇入汉江的蛮河水为劣5类。钟祥市胡集镇化工企业十分密集，大大小小50多家，工业污水通过南泉汇入汉江，污染十分严重。

2.水枯加剧水、土污染

(1)“水华”频现

正如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在2017年4月形成的督察意见所说，“汉江在流量减少情况下，仍实施六级梯级开发，干流流速降低，水体自净能力下降，近年来年年发生水华。”(环境保护部，2017)[7]

因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剧减，丹江口至襄阳段已经多次出现“水华”。2015年1月9-17日、2月25日，沙洋县汉江大桥至兴隆大坝区段爆发“水华”;2016年2月15日至3月上旬，钟祥柴湖至兴隆大坝段第三次爆发“水华”。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太少是根本原因，兴隆库区蓄水是直接诱因。

以前，由于汉江流量大、稀释能力强，竹皮河汇入后，水体质量总体平衡，基本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兴隆大坝于2013年下闸蓄水，位于库区段的沙洋水文站自2014年1月8日始，流量都是0，库区已然一库“死水”，水体自净能力大幅下降。竹皮河汇入汉江时，形成一条长约两公里、宽约10多米的污染带，水源指标严重超标，地表水呈现由3类向4类恶化的趋势。

(2)加剧全线爆发“水华”可能性

据湖北省政协一份调研报告称，一期调水后，汉江中下游干流COD环境容量剧降，损失率达26%。据襄阳测算，一期调水后，每年过境水量减少21%～36%，水环境容量损失269 %～426%，COD环境容量损失357%、氨氮环境容量减少338%。直接导致水质恶化：生物需氧量浓度升高133%～26%，氨氮浓度升高143%～25%。

一旦“引汉济渭”工程如期通水与二期调水展开，汉江中下游枯水期水环境容量损失将进一步加剧，“水华”将频繁发生，直至全线爆发“水华”成为现实。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部地区经济再次起飞在即，环境容量的逆袭无疑成为上述地区发展的“瓶颈”。

3.调水致沿江生活、生产取水困难

(1)日常生活生产取水受到影响

中线一期调水启动后，因水位下降，襄阳沿江有23座水厂、142座泵站、1680眼机井无法正常取水，70处港口码头、34座闸涵受到严重影响，平均供水保证率下降347%，取水口及取水管道有的要延伸更新，有的甚至需要重新选址建设。荆门沿江的31座水厂中，20座水厂取水难度增大，需降低取水高程，另有11座水厂需另辟新建取水点。

(2)守着汉江无水吃的端倪初现

宜城市全城已3次停水。钟祥市正在谋划开辟备用水源地。沙洋县正考虑放弃汉江取水，转而在“引江济汉”干渠中取用长江水。人民政协网2014年12月29日刊文《南水北调引丹江水资源向北 给武汉主城区用水添隐患》称，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以前打机井不到20米深，现在差不多要打到100米深，这种现象历史记载上无案可查。

面对更严峻的挑战，汉江中下游的钟祥市、宜城市等城市，乃至荆门市、襄阳市等大中城市的应急水源设施建设却严重滞后。随着“引汉济渭”工程如期通水与二期扩大调水展开，各种不利因素叠加，水资源危机形成几率必将大增，一些城市可能“守着汉江河道无水吃”。

(3)波及工农业生产和地方财政

襄阳受影响的企业共97家，涉及43万人，因调整转型每年损失GDP在142亿～206亿元，减少地方财政收入22亿～31亿元。据分析，汉江水位每降1米影响沿岸地下水位下降04～08米。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对襄阳沿岸一级、二级阶地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初步测算损失在6亿～88亿元。

由于汉江来水量减少，荆门沿江土壤环境和结构明显恶化，农业灌溉用水和渔业用水矛盾进一步激化，已有5万多公顷农田灌溉困难，对种养殖业的品质、结构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影响正在显现。

4.航道阻塞严重

一期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每年出现中水量(800～1000立方米每秒)与丰水量(1000～3000立方米每秒)的天数合计减少约120天。对航道产生如下直接影响：航道因宽度和弯曲半径变化而迁移，不利航运;航道淤积泥沙堆积，加大维护难度以及碍航程度;河漫滩增大，港口位置随之变化，沿江港口和航运设施或闲置或废置。

襄阳、荆门两市汉江段全长349千米，曾经是一条繁荣的内河运输通道。而今丹江口到襄阳段通航驳船已由以往的200吨级降至50吨级，钟祥段航道中的不衔接段增多，通航能力大大下降。

水位下降，加之因王甫洲、崔家营、兴隆枢纽而“活水寸断”，航运剧减。船只经常搁浅，导致危险与成本上升;船运不能直达，需不同运输工具衔接;水利枢纽过闸时间有规定，一旦错过时点，就只能等到第二天。1988-1992年曾是钟祥航运业的辉煌期，当时城关驻有安康办事处、郧阳办事处，还有河南、襄阳、唐河、新野办事处，如今都没有了。

5.干流堤坝与河滩环境日趋恶化

(1)崩岸

襄阳段需新修护岸10处，长23千米，抛石整修护岸312千米。荆门更为严重，在154千米河道和373千米堤防上之所以堤防里程大于154千米河道的2倍，是因为部分较大支流入江口的固脚堤防亦计入其中。，有28处崩岸、长7315千米，需抛石226万立方米护脚、6394万平方米堤岸需加固护坡。

综合沙洋县发改局2015年相關资料，沙洋沿江民垸围堤总长551千米，涉及3镇18个村，兴隆库区蓄水后，江面扩宽，风浪加大，冲刷加剧，季节性崩岸演变为常态性崩岸，长约16千米，特别严重地带9千米，150余户临堤农户居住地段的堤脚与汉江不足50米。

钟祥市柴湖镇地处汉江左岸，被称为“中国第一移民大镇”。1968年，河南淅川49万人因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一期工程被成建制集中搬迁安置。当地江滩肥沃，该镇任滩村曾有“喂母猪，种滩田，发财也就二三年”一说。但自2005年开始，该村村民深受崩岸之苦，短短10年出头，汉江河道已向左岸吞噬扩展550多米。调研时得知，村民滩田劳作时，听到崩岸入水的轰鸣场，提心吊胆，不敢近前。

(2)河滩荒漠化

襄阳段枯水期河宽仅300～400米，河滩裸露面积加大，由现在的26万公顷增加到3万公顷左右。荆门段沿岸多是汉江泥沙冲积而成的潮土，土壤含沙量高，水位下降后河滩种植的作物得不到地下水的有效補偿，加之潮土抗旱能力降低，水旱交替加速潮土沙化过程，部分河滩更直接退化为沙漠，目前汉江沿岸土地沙化面积已达11万公顷。

6.渔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水量变小影响鱼类多样性。汉江中下游产漂流性卵的经济鱼类较多。此类鱼产卵规模与水流增加量和洪水持续时间成正比。水大时，产卵多;水小时，产卵少或不产卵。水量减少、水流变缓、江面变窄破坏了鱼类生活环境与规律，产卵、繁衍、索饵场所急剧萎缩，一些鱼类正在走向灭绝。

水质变差影响鱼类生长。流速减缓、河道变窄，将降低水体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加深河水的污染程度。正式调水后，襄阳以下江段总磷、氨氮含量提高，提高了浮游生物的生物量，改变水生生物种类组成，伴随流速减缓，使汉江荆门段水质富营养化，藻类大量生长，制约鱼类生长。

众多水利枢纽使汉江正在失去江河鱼类特点。汉江中下游自上而下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的有王甫洲、崔家营、兴隆等三级枢纽，阻断了洄游路线，奔腾的江水被分割成平静的库水，汉江正在失去江河鱼类特点，正在快速演化为小型、经济价值较低鱼类为主的湖泊型鱼类。随着碾盘山、雅口、新集等三级枢纽一齐上马，汉江“活水寸断”派生出的生态问题将更加严重，鱼类种群将加速退化。

加剧渔农矛盾。调水前后，汉江荆门段捕捞产量减少约400万千克，按汉江鱼10元/kg计价，渔民每年减收4000万元。同时，汉江干流两岸农民需灌溉用水时，只能抽取汉江水，引发渔农争水，影响社会稳定。

7.“渴不择水”使引水工程一哄而起

湖北省级调水工程：事涉襄阳且正在实施的湖北省“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工程投资165亿元，从丹江口水库清泉沟泵站取水，供襄阳、随州等6个县市区，工程设计水平年(2030年)总引水量为1398亿立方米，在保障唐西引丹灌区供水628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向鄂北地区多年平均供水77亿立方米(胡顺华等，2015)[8]。事涉荆门、正在规划中的四湖流域田北片水安全保障工程，地跨荆门、潜江、江汉油田，涉及40多万人口、4多万公顷耕地，规划有三条引水线路，引水量待定。

荆门市已经竣工的市级工程有：屈家岭(中国农谷)管道引水工程。从汉江钟祥段大王庙取水，取水泵站按每天抽水5万立方米的规模设计，以缓解钟祥、京山、屈家岭沿线资源性缺水矛盾，尤其缓解省级重大战略之“中国农谷”的用水困境。

荆门市正在建设中的工程有：荆门汉西水系连通及城市备用水源工程。从汉江钟祥段沿山闸取水，为荆门城区52万居民提供应急、备用水源，同时保障汉江支流竹皮河沿岸15万人安全饮水及20万亩耕地灌溉用水，年规划取水量142亿立方米。

荆门市正在论证的工程：汉东引水工程。通过开挖引水渠，从汉江钟祥段王家营取水，解决屈家岭管理区、太子山林场、石龙镇等资源性缺水严重地区，规划设计灌溉面积6万公顷，年引水144亿立方米(含向天门调水038亿立方米)。

荆门市还在努力进入“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拟从工程引水渠枣阳段开口，线路总长193千米，年引水196亿立方米，以缓解荆门、天门约100万人安全饮水、8万公顷农田灌溉问题。

以上列取的仅是事涉荆门、能够收集到具体资料的引水工程，见表1。

三、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原因如下：

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传统、低端产业发展过于粗放

荆门市工业属资源加工主导型，曾有“二高、三低、二少、二弱”评价。“二高”指能耗高、污染高，“三低”指技术水平低、加工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二少”指大型骨干企业少、品牌产品少;“二弱”指市场竞争力弱、技术创新能力弱。因为能耗太大，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较大，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直接影响水土质量。

由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排灌能力明显减弱，加之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农药且施用比例不科学、以及高产地膜技术的推广应用，致使土壤耕作层污染严重，土壤结构破坏、氮磷钾含量失调，土质退化，不仅直接危及人畜安全，而且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

2.上游来水渐枯趋势明显

2017年9—10月间连绵约1个月的丰沛降水，使丹江口水库库水大增，2017年12月7日8时的库水水位16583米，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区域水资源总体短缺现实。

在2000—2014年的15年时间里，丹江口水库来水有渐枯趋势，只有2003年、2005年、2010年和2011年来水量高于多年平均值。

从上游自然来水看，2010年以后，呈持续逐年减少趋势。其中，2010—2011年平均在500亿立方米以上，2012年为330亿立方米，2013—2014年降至平均300亿立方米以下。

从向下游控制泄水看，2010年后，下泄水量呈加速递减趋势，2012—2014年逐年减至400亿立方米、300亿立方米、200亿立方米以下。

从最高蓄水位、最大蓄水量角度看，2000—2013年十四年间，仅四年达到157米设计蓄水位，且蓄满(以174亿立方米为标准)频率有下降趋势：前七年(2000—2006年)有三年蓄满;后七年(2007—2013年)仅2011年蓄满。

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体规划，渠首水位要到147米才可自流北上。2013年8月，大坝加高工程通过蓄水验收即开始蓄水。但整个秋汛期，水库水位不升反降，由10月1日的14525米降至12月31日的14055米，下降47米，使原定于2013年年底的首期蓄水计划落空。

3.2014年加大蓄水使下泄流量剧减

2014年来水比多年平均偏少235%，离偏少25%的特枯标准仅一步之遥，其中1—7月来水比常年均值偏少约43%。而为确保有水可调，2014年必须充蓄水库，这直接导致下泄水量剧减。

(1)来水枯竭与加大蓄水并存

与2013年比，2014年丹江口水库自然来水增加359亿立方米，但蓄水却逆袭达到882亿立方米。即便如此强行蓄水，也没有能够达到1635米的防洪限制水位。

从月度最高蓄水位看。由3月的138米开始，按1米速率逐月抬升。9月猛增149米，10月再增271米，11月艰难上涨7厘米、达到全年最高水位16072米。

从月度最大库容看。 由3月不足70亿立方米开始，逐月拾级而上，8月过90亿立方米，9月翻一番，10月过200亿立方米，11月达到全年最大库容104亿立方米。204

(2)为保蓄水只能减少下泄流量表32014年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达标记录

与2013年比， 2014年水库下泄水量减少11328亿立方米。在国家防总以“国汛〔2012〕12号”文批复同意的《汉江洪水与水量调度方案》中，明确规定“枯水期通过上游丹江口等水库调蓄，汉江襄樊以下河段流量一般不小于500立方米每秒”。

但在2014年816个下泄流量的实测数据中，符合500立方米每秒的记录共317条;从天数看，只有93天，且2、3、4月没有一天符合规定(见表3)。

4.对中下游生态影响的估计不足

(1)下泄流量偏少

为保证生态流量，湖北省曾要求“非汛期不低于600立方米每秒，汛期不低于800立方米每秒”，但未获国家同意。长江委水文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明新认为“中下游需水量162亿立方米”(赵永平，2014)[9]，这正好对应下泄流量500立方米每秒。

调研表明，这个下泄流量难以保证襄阳、荆门两市最基本的用水需求。查阅《兴隆枢纽可行性报告》，仅兴隆库区两岸灌区就规划引水流量150立方米每秒(经实地调研知，实际引水肯定大于此数)，剩余流量要供1座大城市(襄阳)、5个县城(沿汉江干流依序为老河口、谷城、宜城、钟祥、沙洋)以及几十个小城镇取用，这还不算保证航运的槽蓄量占水以及大大小小的取自汉江的引水工程。

(2)补偿工程存在政策盲区

湖北省努力争取到的汉江中下游四项补偿工程，并没有能够缓解襄阳、荆门遭遇的生态问题。引江济汉工程只补水潜江市高石碑镇以下汉江河道，与地处上游的襄阳、荆门无关。兴隆水利枢纽有益荆门农业生产、无助两岸民生改善，因回水仍在荆门境内，与地处上游的襄阳无关。航道整治工程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解决的只是局部河段、局部时段的局部问题，且因人为干预太多，潜在生态影响难以预料;一方面因水下工程太多，并未达到整治预期。闸站改造工程因前期工作薄弱、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以及投资不能一次性到位等原因，导致改造方案不系统、不具体，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对策

北向调水大局不可撼动，水土污染现实不可回避。尽管2014年是调水准备期，为充蓄水库难免冲击中下游生态环境。若调水运行期遭遇1999年特枯来水(来水145亿立方米，下泄175亿立方米)，如何既保障调水畅通无阻，又顾及调水影响区的民生，有必要认真研究提出可操作、确能见成效的应对方案。

在此，遵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指导性文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以下初步建议，以扎实推进水、土污染治理基础之上的“汉江流域水土保持带”和“江汉平原湖泊湿地生态区”建设，逐步实现调水受益区与影响区“双赢”。

1.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以保障来水

要想稳定中线调水与下游下泄的水量，必须确保上游的稳定来水水量。丹江口水库上游的汉江流域已建有石门水库、石泉水库、潘口水库、安康水库、蔺河口水库、黄龙滩水库等，纳入汉江流域防洪体系的防洪库容约106亿立方米。但这些水库蓄水时间与丹江口水库相差无几。

建议：认真调研丹江口大坝上游水库的泥沙淤积程度，切實掌握库容实际情况。开展丹江口水库上游梯级水库群错时蓄水、联合调度的研究，保障上游水库水源充足，同时开展上游节水研究，减少损耗以保障来水尽可能稳定。

2.研究洪水蓄水方案以减少弃水

丹江口水库一方面难以蓄满，一方面大量洪水资源因防洪需要成为弃水。汉江来水非常不均，枯水期流量仅两、三百立方米每秒，最大洪峰流量可达到34300立方米每秒。2015年5月4日，水库水位15736米，因160米的防洪限制水位，当天下泄流量1800立方米每秒。2017年9、10月间，长达一个月的秋汛，若降水预测、库水调度能再上一个台阶，是可以蓄积更多水源以备枯水时节使用，但大量来水成为弃水，至10月25日8时，丹江口水库水位16674米，并未蓄满。加高后的大坝，为遭遇突发洪水时的蓄水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相应库容由1745亿立方米提高到2905亿立方米，预留防洪库容由55～772亿立方米提高至812～110亿立方米。

建议：开展丹江口水库的洪水资源化研究，水库群蓄洪地区组成和洪水遭遇的研究，制定出突发高流量洪水时的蓄水方案，提高丹江口水库的有效蓄水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弃水损失。

3.科学调度以保证调水充足与下泄均衡

2014年只有1、6、11、12月符合下泄流量“一般不小于500立方米每秒”的规定，但据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提供的数据，其余8个月实现稳定下泄完全是可能的。4、5、7和8月的入库流量均值分别为756立方米每秒、609立方米每秒、696立方米每秒、519立方米每秒，均大于5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规定流量，9月更是入大于出9倍之多(4523立方米每秒)、10月也有28倍(1410立方米每秒)，完全可以保证下泄流量平稳，至于2、3月(下泄流量均值分别为401立方米每秒、213立方米每秒)，通过合理调度也不难实现。

建议：研究丹江口水库在最大化承接来水的同时，通过科学调度保证调水的水量充足与下泄的流量均衡，切实保障不低于5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不敷襄阳、荆门生态极限需要。

4.设立“十襄荆生态文明试验区”

2014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的通知》，设立了第一批(57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汉江流域仅有南阳、十堰(含神农架)两地入选。现今陷于水生态危机端倪的襄阳、荆门，既没像丹江口大坝以上那样拿到生态补偿款，又没像兴隆水利枢纽以下那样补到长江水。调研过程中，但凡问及《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三条红线”的落实情况时，多是笑答：要真按三条红线管理，哪会有这么多问题?

建议：以丹江口库区为核心，由十堰扩展至襄阳、荆门三个地级市，共同建设“十襄荆生态文明试验区”，在“探索创新区域协调机制”方面先行先试。通过加强流域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水污染的综合治理，制定切合实际的调水影响区流域整治规划。

5.重新论证补偿工程

《兴隆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仅对水库总库容的表述前后不一(有说485亿立方米、有说273亿立方米)，且对生态影响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反差太大。包括夹河、孤山、雅口、新集、碾盘山在内的汉江五级枢纽项目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中上马，丹江口水库蓄水本就不足，“引汉济渭”又在前端截留(新华社，2017)[10]，“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更在库中分流。汉江集团有专家认为“这里面的问题是，各工程的流量数据分布在各方手里，没有任何手段将它们统一调度起来”(第一财经日报，2017)[11]。那些名目繁多、参差不齐的市县及以下引水工程，决策依据更是经受不住推敲。

建议，凡涉及汉江上游调水工程、中下游补偿工程，必须立足全局，秉持敬畏自然之心、科學的严谨、爱民的情怀，组织重新论证、倾听民意、遵从实情。

6.建立中长期跟踪监控机制

建议将“南水北调”中线的后期研究列为中长期课题，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未雨绸缪，实时跟踪、现场调研，提供系统全面、及时有效的决策依据。建议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汇集整理历史数据，力求研究有据有理。襄阳、荆门从2010年前后开始发生的连续干旱，是遭遇到“长系列”的枯水年组。一般10年、20年的“短系列”水情分析，可能由于数据缺陷而不能准确反映两市水资源的年际变化趋势，甚至影响到客观反映湖北水资源年际变化趋势。

二是建立丹江口水库流量数据年度公开制。目前“长江水文网”上实时更新的丹江口水库流量数据高度碎片化，整理难度非常大、且无法做到社会层面的数据共享。所以这篇文章的分析只能基于2014年经多种方式、多次登门获取的数据。鉴于相关部门有现存的经系统整理的年度数据，如果能够公开，对于调动民智、促进决策科学很有现实意义。

三是全面摸查水资源，网络监控水流向。有必要组织对沿线闸涵、泵站逐一排查，建立数据采集系统、实施在线跟踪。对汉江中下游水域的水资源潜力进行科学评估，坚守以“量水而行”为核心，切忌以补偿为名，寻租衍生微观效益、局部利益的短视行为。

四是重视生态变化研究，力求减少物种伤害;重视水污染监测，减缓水华全面爆发，强化襄阳、荆门两市 “水华”监测能力建设;重视航道疏浚，力求四季畅通。

7.建立并逐步完善汉江流域生态保护“三长”责任制

水污染症状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权责不清晰、考核不具体、奖惩不精确。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实难奏效，必须统筹上下游、左右岸。要结合汉江流域实际，建立以汉江“河长制”为主体、以流域中“湖泊长”、“水库长”为补充的“三长制”管理体系，变以前的运动式治理为常规的行政行为。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按“一段一策”明确汉江“河长制”责任。丹江口水库以上的“上游段”，要以强化生态保护、减少水土流失、保障丹江口水库来水充足为主。丹江口水库“库区段”，要以尽量蓄积水源、保证“一池清水送北京”、尽可能延长丹江口水库使用寿命为主。丹江口大坝以下、兴隆大坝以上的襄阳、荆门流域的“少水段”，要以严控各类取水工程施工及其实际取水量为主。兴隆大坝以下的“补水段”，因引长江水入汉江，水体变化存在着对沿江、沿岸生态的巨大不确定性，又事涉潜江、天门、仙桃，孝感市以及武汉城市圈等湖北省经济社会相对发达地区，要以长期跟踪监控、谨防生态恶化为主。

二是明确流域中各类湖泊、水库的主要功能与各自“湖泊长”、“水库长”责任。位于汉江中游流域的谷城县狮子岩水库的水产养殖承包户，通过大量投肥(化肥、鸡粪等)，在个人盈利同时，导致水库水质污染严重，发黑、发臭，赤橙黄绿，臭不可闻，上访不断。因此，这类“库长”的主要工作就应该是收回承包权、取缔投肥养殖、提倡人放天养为主。位于汉江下游流域的汉川汈汊湖，曾经方圆千余平方千米，但经分期整治，已经变成一个东西长161千米、南北宽55千米的矩形“水塘集群”。因水产养殖无序，有机污染相当严重，因此，通过退渔还湖，将汈汊湖分期整治回原有状态应该是“汈汊湖长”的主要工作。

三是强化“三长”责任及各“长”之间的协调机制。“三长制”初衷是为了破除体制顽疾、从“部门制”真正迈向“首长制”，就像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一样(新华社，2016)[12]。“三长制”就是责任制，要把针对性明确的、硬性环境保护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考核不过关，坚决不能晋升。因有治水过程中的单打独斗、部门分割，故有“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之说，为了预防“三长”之间事实上的画地为牢、以邻为壑，必须引入创新思维、辅以配套措施。如建立“三长”管理平台，不仅记录“三长们”每天巡查轨迹，还实时上传核查问题到后台，存在的问题用红色显示，解决后变为绿色(潘旭涛，2017)[13]，直接把政绩与实绩划等号。

8.发展绿色产业以恢复良好水土

己自助，人恒助。最根本的措施是做好自己的事。汉江中下游流域要围绕绿色产业发展，通过制定区域经济布局、产业调整的适应性规划，兼顾保证北上供水的重大目标与保障区域发展的民生目标，达成“双赢”目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加大土壤改良剂田间试验力度以科学推进“土十条”。验证土壤改良剂在改良土壤、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及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功效，逐步构建化肥减施与土壤改良剂配合施用的高效技术模式体系，针对不同土壤问题，探索不同解决方案，为推进相关工作提供理论与案例支撑。

二是多手段建设汉江中下游海绵流域。摸底汉江中下游水资源，相关区域内严格禁止重资产建设。汉江干流宜城以下有众多分蓄洪区，可以择其地势较低者建设湿地公园，多方蓄积水源。根据环境容量硬性规定畜牧存栏上限。要综合考虑水源、水质、水流，综合平衡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不能因养殖污染水土，更不能激化人畜争水矛盾。

三是立足民俗民情发展特色小镇。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人们已经在社会剧烈转轨中变得越来越迷惘、浮躁，难以确知自己将魂归何处。在稍大一点的城市，民俗民情已无立锥之地，只能通过发展特色小镇，在顺应工业化城镇化潮流中、尽力体现民俗民情。汉川市“马口窑”陶瓷业始于北宋，品种繁多，深刻影响着江汉平原的居民生活。如湖北旧称“女儿”为“坛子”，即由此而来。基于“马口窑”的特色小镇建设值得期待。

四是以森林健康产业为抓手展示传统文化。以森林健康产业为核心的中医养生正在走进现代人生活。汉江中下游有联袂成片的虎爪山、太子山、大口等三个国家森林公园，占地约200平方千米，区域内有20余座大中小型水库、30多条大小河流，且北靠更大面积的大洪山风景区(2100平方千米)，南向汉江平原的稠密人口与广袤良田，区域内不仅有长江三大古文化区之一的屈家岭文化，有众多儒、道、释三教谈法论衡圣地，更有钟祥长寿文化、京山网球运动，完全有条件以发展森林健康产业为抓手，弘扬传统中医养生理论、儒道释养生文化。

五是还原自然农耕法。在粮食产量、库存和进口“三量”齐增情况下讨论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是不种水稻，而是种什么水稻、怎么种水稻的问题。荆门在全国首次还原了明朝的自然农耕法——“香稻嘉鱼”综合种养模式，无论水稻、还是龟鳖，尽管市场价格较高，但供不应求。这种探索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秦尊文.将汉江生态经济带打造成区域发展新引擎[J].政策，2014(9)：3740.

[2]邹进泰，徐峰，彭玮.加快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的思考[J].学习月刊，2014(17)：3437.

[3]黄征学.加快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总体思路[J].中国经贸导刊，2015(24)：5051.

[4]肖金成，申兵.汉江生态经济带的发展与合作[J].中国经贸导刊，2016(8)：2024.

[5]周致远，孙小舟，赵虎，周永刚，罗丹，李新尧.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4，30(34)：6873.

[6]徐蕾，张中旺.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汉江生态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研究[J].湖北农业科，2015，54(18)：44594463.

[7]环境保护部.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湖北省反馈督察情况[EB/OL].(20170414)[20170822].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hudong/201704/14/content_5185776.htm#1.

[8]胡顺华，梅雪峰.鄂北调水工程设计报告获批 起于丹江口止于大悟(图)[EB/OL].(20151105)[20170305].新浪网，http：//hb.sina.cn/news/20151105/detailifxkhqea3064360.d.html?vt=4&pos=334.

[9]赵永平.官方回应“南水北调致河南大旱”质疑[N].人民日報，20140825.

[10]新华社.我国正“洞穿”秦岭调水 将实现长江和黄河“握手”[EB/OL].(20170116)[20170308].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1/16/t20170116_19642049.shtml.

[11]第一财经日报.汉江保卫战：从“四大工程”到“生态补偿机制”[EB/OL].(20140226)[20170314].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14/0226/02/9LVO88HS00253B0H.html.

[12]新华社.“河长制”如何推动“河长治”?[EB/OL].(20161212)[20171206].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 xinwen/201612/12/content_5146674.htm.

[13]潘旭涛.制度创新，破解生态难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613(005).

Key words：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Xiangyang and Jingmen Basin; ecoenvironment; subjective functional area

CLC number： F83236;F3238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6748131(2018)01009010

(编辑：莫远明)

作者：梁小青　杨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