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军事心理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以ISI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04年至2013年近10年间的16400篇文献为原始数据，应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Ⅲ，绘制国际军事心理学研究的知识结构框架图与发展进程谱，挖掘军事心理学领域的高学术影响力期刊、作者与文献，描绘军事心理学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热点问题与前沿趋势。
第一篇：军事心理学论文范文
从管理学角度看军事指挥体制改革
摘 要：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强调，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1]。这意味着我国军事指挥体制将从职能型组织结构向平衡矩阵型组织结构转变。本文从管理学角度，通过研究功能性组织结构和平衡矩阵式组织结构的特点，并参考美国《1986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改革，进而对本次军事指挥体制改革进行分析。
关键词：管理学，平衡矩阵型组织结构，军事指挥体制改革
1.我国现行军事指挥体制的基本情况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讲话标志着我国本轮军事指挥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完成。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通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1]。
我军的现有指挥体制采用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大军区的指挥体制，国防部则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部门。国防部在接受国务院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需要国防部办理的事宜，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分别办理[2]。四总部在军队事务中的占据极端重要地位。这一体制是在苏联军事指挥体制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经验，不断发展中自行摸索的成果。
2.职能型组织结构
从管理学来看，我国现行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大军区的指挥体制在顶层属于典型职能型组织结构。具体是指采用按职能分工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办法，从组织高层到基层，均把承担相同职能的管理业务及其人员组合在一起，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和管理职务。职能型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包括：1、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实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各自履行一定的管理职能[3]。2、实行直线-参谋制。整个管理系统划分为两大类机构和人员，一类是直线指挥机构和人员，对其直属下级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另一类是参谋机构和人员，其职责是为同级直线指挥人员出谋划策，对下级进行业务上的指导、监督和服务的作用;3、组织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由于各个职能部门和人员都只负责某一个方面的职能工作，惟有最高领导层才能纵观企业全局，所以，组织的决策权必然集中于最高领导层。
职能型组织结构的优点是：
1. 职能部门作为承担项目任务的主体，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资源集中优势，有利于保障项目需要资源的供给和项目可交付成果的质量。
2. 职能部门内部的技术专家可以同时被该部门承担的不同项目同时使用，节约人力，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3. 同一职能部门内部的专业人员便于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对创造性地解决技术问题很有帮助。
4. 当项目成员调离项目或者离开组织，所属职能部门可增派人员，保持项目的技术延续性。
5.项目成员可以将完成项目和完成本部门的职能工作融为一体，减少不确定性。
职能型组织结构的缺点是：
1. 由于实行多头领导，造成职责与职权的管理混乱。
2. 各职能机构往往仅从本部门的利益来出发考虑工作，沟通交流差，工作效率低。
3. 环境发展适应性差，工作过于死板。
4. 过分强调专业化，不利于培养上层管理者。
3.平衡矩阵式组织结构
矩阵组织结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和信息技术发展而逐步出现的，由威廉?大内在1981年出版的《Z理论》中提出，主要是为了优化直线职能制横向联系差、缺乏弹性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4]。
组织结构上，它把按职能划分的部门和按项目划分的小组组合成一个矩阵，一名管理人员既保持原职能部门组织与业务上的联系，又参加项目小组的工作。职能部门是固定的组织，项目小组是临时性组织，项目小组工作结束后自动解散，其成员回原部门工作。根据矩阵组织结构中项目经理的权利大小，又可以将矩阵组织结构分为弱矩阵组织、平衡矩阵组织和强矩阵组织。弱矩阵组织中包含了职能型组织的许多特点，项目经理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组织资源的控制权仍掌握在职能部门经理手中。在平衡矩阵组织中，项目经理和职能部门经理之间会进行分权，可以更好解决项目进行中的具体问题，但需要精心建立管理程序和配备训练有素的协调人员，否则项目经理和职能部门经理可能产生冲突。在强矩阵组织中，项目经理拥有项目的最终决定权，职能部门经理只提供专业领域参考意见并且提供项目所需资源。
矩阵型组织的优点是：
1、有效的将职能分工与组织合作结合，从全局出发，促进组织职能转变和专业间的交流协作，提高工作效率;
2、把固定组织和非固定组织结合起来，在保持组织良好稳定性的同时又使行政组织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环境适应协调能力;
3、非固定组织在特定项目完成后立即撤销，提高人员工作效率和流动性。
而矩阵型组织的缺点是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协调困难;专项任务组织负责人的权力与责任划分不明晰，若缺乏强有力的支持与合作，工作将难以顺利开展;非固定组织成员工作不稳定，其利益易被忽视。
4.结语
我国本次改革计划到2020年建立的“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也构成典型平衡矩阵组织结构[1]。因此从管理学角度来看，本次军事指挥体制改革是一次从传统职能部门制向平衡矩阵制的项目化改造，同时可以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绩效考核机制。改革后形成的军政——军令分开的平衡矩阵项目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职能部门一条线式的垂直绩效考核机制，形成了部队/基层军官(项目团队成员)平时由本军种(资源池)考核，战时由随机配置的战区(项目经理)考核的双线平衡考核机制。
因此，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军事指挥体制改革需要高度关注项目经理(战区)和职能部门经理(军种)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隐患和管理漏洞，明确权利、责任分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深入落实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推动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焕然一新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新华社记者 曹智 李宣良 解放军报记者 王士彬-《人民日报》-2015-11-2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简介 吴凤杰;-《办公室业务》-2013-10-25
[3] 浅析矩阵式项目管理在航天科研院所的应用 赵利;李燕;-《经营管理者》-2012-09-20
[4] 威廉?大内 ;朱雁斌译;《Z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42275-4;2013年5月。
作者：裴娜
第二篇：知识图谱在军事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以ISI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4年至2013年近10年间的16400篇文献为原始数据，应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Ⅲ，绘制国际军事心理学研究的知识结构框架图与发展进程谱，挖掘军事心理学领域的高学术影响力期刊、作者与文献，描绘军事心理学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热点问题与前沿趋势。结果显示：近十年来，军事心理学以临床和作战两大分支为研究主线，涵盖了人事选拔、岗位分类、心理训练、领导力开发、应激防护、创伤治疗、退伍军人心理康复等多方面内容，为军人提供多维度、终身性的专业服务。在国际战争、自然灾难、恐怖主义等环境外因以及研究方法、科学发现、理论进展等学科内因的共同推动下，军事心理学紧扣军队热点问题，表现出了较强的时效性与前瞻性。
关键词：军事心理学；知识图谱；信息可视化；CiteSpaceⅢ
分类号：B849
1、引言
1917年，心理科学这颗石子被投入军事池塘，催生了军事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从诞生伊始就在心理学领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心理学论文占据了美国心理学期刊的半壁江山，从事军事心理学研究的专家几乎占到了全部心理学家的25%（Driskell&Olmstedt，1989）。据统计，在美国约有80%的高、精、尖技术被最先应用到军事领域，心理学研究的大多数分支也都可以在军队中找到其应用（Gal，1991/2004）。美国著名的军事心理学家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会像军队那样与心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Driskell&Olmstedt，1989）。国防与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有军人的地方就有军事心理学（苗丹民，2006）。
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及方法在军事这个特殊领域的转化应用催生了军事心理学。这门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选拔军人而诞生，随即又在二战中凭借陆军普通分类测验而得到了军队高层普遍的认可，初步奠定了其在心理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此后，军事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人体工效学、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的尝试，到50年代中期对人机交互系统的研究；从60、70年代对心理训练、新兵分配、人员储备以及载人操作系统设计的关注，到80年代对士气、凝聚力以及领导力的探索（Gal，1991/2004；Shalit，1988/2005；Cronic，2003/2006）。多年来不懈地探索使得军事心理学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态势，并以燎原之势蔓延到了广阔的军事领域，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速度尤为迅猛。
军事心理学既不像实验心理学那样有一整套完整的实验技术，也不像发展心理学那样有一系列要探寻的理论问题，它注重心理学在军事领域中的实际应用（Driskell&Olmstedt，1989）。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今天，军队必须不断做出调整和改变才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与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军事心理学义不容辞地扛起了“应用”的大旗。在许多与临床和作战相关的重要问题上，如自杀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人质与战俘的应激干预、恐怖主义心理分析、舆情分析与态势感知、军事信息支援战等方面（Kenndy，2006/2008），军事心理学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军事心理学家的角色正在由传统的医生或咨询师转变为顾问或决策者，并在军事作战、司法犯罪、人质战俘、恐怖主义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十年来的作战指挥与灾难救援行动中，也能够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军事心理学家的身影。这些现象表明，军事心理学正在逐步从“幕后”走到“台前”（cronic，2003/2006）。因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对国际军事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以及前沿趋势进行探索与分析是及时且迫切的，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通过对过去10年间国际军事心理学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学科的知识基础与研究前沿，理清关键点与重要事件之间的内部联系，可以拓宽军事心理学研究的眼界与思路。
美国的信息可视化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数据是一口新油田（chen，2002）。言外之意是数据中蕴含着丰富且有意义的信息，对人类认识自我和行为决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信息化时代，知识呈爆炸式增长，每个人都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大数据”增加了人的认知负荷，但同时数据内部又隐含着巨大的“秘密”等待探寻。遗憾的是，“大数据”被人类挖掘并利用的部分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其更多的价值则需要利用一些专业方法来窥其全貌。在时代的需求下，知识可视化技术应运而生（White&Mccain，1998；Small，1999）。生理学表明，人的大脑皮层中有40%是视觉反应区，人类的神经系统天生对图像化的信息最为敏感。通过图像，信息的表达和传递将更加直观、快捷、高效。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知识可视化技术可以通过图像进一步激发人的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帮助人们洞察数据之间隐含的关系和规律（涂子沛，2012）。
1983年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塔夫特出版了《定量信息的视觉展示》一书（Tufte，1983），后被公认为是“数据可视化”作为一门学科的开山之作。该书系统地考证了人类利用“图形”表达“数据”和“思想”的历史，并结合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学方法，率先奠定了“数据可视化”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在2010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任命爱德华-塔夫特为顾问，聘请他运用“信息可视化”技术来推进联邦政府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透明度，解决信息选择和解读的困难（涂子沛，20121。
随着科研、商业、政府等部门对大数据的愈发重视，信息可视化技术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可视化分析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类型，包括了多视角共引网络知识图谱（Multiple-PerspectiveCo-citation Network Mapping）、自组织知识图谱（self-Organizing Mapping）、社会网络分析图谱（soeial Network Analysis Mapping）、多维尺度图谱（Multi-Dimensional Sealing Mapping）、时间线知识图谱（Timeline Knowledge Mapping）等等。在众多基于引文网络的可视化分析系统中，知识图谱是国际知识计量学界最为公认的技术之一（Chen，Ibekwe-SanJuan&Hou，2010）。该技术应用范围广泛，特别是在探讨学科前沿、科学发现、科学合作等方面极具应用价值（刘则渊，王贤文，陈超美，2009）。
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的华裔研究者陈超美开发的Citespace是全美信息分析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可视化软件之一（chen，2006）。它综合利用信息科学、科学计量学（Goldsmith&Mackey，1964/1985；de Solla Price，1956，1963）以及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陈悦，刘则渊，2005），通过数据挖掘、处理、计量、绘制等步骤，实现用图形表达知识框架、结构、互动、交叉、衍化等内部联系的目的（刘则渊，王贤文，陈超美，2009）。CitespaceⅢ属于多元、分时、动态的第三代信息可视化技术，可通过对文献引文网络的分析，绘制整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的趋势，发现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刘则渊，陈超美，侯海燕，王贤文，2009）。它既能揭示静态的“知识结构框架图”，刻画了知识在空间上的结构关系；又能展示动态的“知识发展进程谱”，体现了知识在时间上的发展与流动（刘则渊，陈悦，侯海燕，2008）。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ll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全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共收录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最具影响力8700多种核心期刊。ISI Web ofScience数据库凭借其收录文献时间跨度大、数量多、质量高等优势，为可视化分析中原始数据的可靠性提供了保障（陈玉光，丁堃，刘盛博，2010）。此外，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虽然较新，但近年来在国内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其应用效果在心理测量（李峰，朱彬钰，辛涛，2012）、认知神经科学（张明华，雷二庆，2010）、军事医学（雷二庆，2009）、航空工程（梁永霞，杨中楷，刘则渊，2008）以及公共危机管理（张晓鹏，朱晓宇，刘则渊，2011）等多个研究领域都得到验证，确保了该研究工具的跨领域适用性（Chen，2006）。
这篇文章将一种较新的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军事心理学研究，以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近10年来收录的国际军事心理学文献作为原始数据，利用CiteSpaceⅢ绘制军事心理学的知识基础与研究前沿图谱（de Solla Price，1965；Person，1994），以期明晰现阶段军事心理学的发展、研究现状和趋势，达到俯瞰该阶段军事心理学研究“全貌”的目的。
2、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文献检索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知识图谱分析的准确性，而检索式的准确构建是准确获取数据的前提。检索过程中需要严格把控文献进入口径，口径过大会引入不相关文献，对检索结果造成污染；口径过小又会过滤掉原本相关的文献，降低检索结果的全面性。因此，需要根据检索结果不断调整检索式，尽可能使得检索结果全面并且精确。这篇文章尝试了代表性期刊检索和主题词检索这两种方法，发现主题词检索的数据较为全面地覆盖了代表性期刊检索的数据，故最终选择主题词检索，检索逻辑如下。
在代表性期刊检索方面，根据作者自身经验选择了军事心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期刊“Military Psychology”，由于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该期刊的起始时间较晚，检索到的文献仅有450篇，且几乎全部涵盖在主题词检索的结果中，故放弃期刊检索的策略。
在主题词检索方面，采取了如下步骤：
首先，根据军事的定义：“军事是与战争、军队、军人有关事务的总称”，围绕“战争”“军队”“军人”这三大类主题词进行检索，将检索结果进行“or”组配，得到“军事”主题词的全部检索结果。
其次，根据Gal等人在《军事心理学手册》中对研究方向的划分，将军事心理学分为军事职业中的选拔、分类与任用：人的因素与军事绩效；环境因素与军事绩效；军事活动中的领导；个体与群体行为；临床、咨询、组织心理学；特殊对象与特殊情境这七大方向。经过研究小组的反复讨论，从每个方向中筛选出若干有代表性且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作为该方向的检索主题词。然后将7个方向的主题词检索结果进行“or”组配，得到“心理学”主题词的全部检索结果。
最后，将上述两步检索结果进行“and”组配，得到“军事”与“心理学”主题词匹配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在检索过程中，研究小组对每一个纳入检索范围的主题词都进行了反复讨论，分析检索结果中有无不符合需要的文献以及这些文献进入的原因。然后根据检索结果不断调整检索逻辑，必要时使用“*”截词符和“not”关系去除一些不相关的结果，尽可能降低无关检索结果的干扰，提高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根据上述检索步骤，最终在ISI Web ofScience数据库中（包括SCI、SSCI）检索到所有年份的文献记录共256867条。利用ISI Web ofScience数据库自带的筛选功能对文献进行细分，选择学科为“Psychology”，文献类型为“Article”、“Proceeding Paper”和“Review”，出版时间为“2004年至2013年”，最终得到16400条检索记录。将检索结果按CiteSpaceⅢ要求的全著录格式进行保存。数据下载日期是2013年8月21日。
2.2 研究工具
采用CiteSpaceⅢ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该软件由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陈超美开发，并在官方网站上提供免费下载和使用。CiteSpaceⅢ用年轮环的方式表示分析对象在不同时间段内的被引频次。其中，分析对象用节点来表示，被引频次以年轮环的形式呈现，其颜色频谱反映了被引用的时间范围。节点越大表示该对象在整个时间跨度内被引用次数越多，单圈年轮环越宽表示该单位时间段内被引用次数越多。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者存在共同被引用的关系，连线的颜色表示两者第一次共被引的时间，连线的长短和粗细表示了两个节点之间连结的强度。部分节点外围被紫色圆环包围，表示该节点与其他领域的节点存在广泛联系，这类节点往往是学科或知识域中的枢纽，也是知识流动的“桥梁”，在节点网络中有着特殊意义，需要重点关注和分析。
3、数据分析
3.1 军事心理学的引用期刊分析
在软件设置上，将时间跨度选为2004年至2013年，设置Time Slice（时间片层）为每2年一个阶段，将整个时间跨度分成5个时间段处理。关键词来源可选择Title（标题）、
图1显示了军事心理学引用期刊的分布（文中用图均是从CitespaceⅢ输出结果中截屏得到，软件中可以对节点位置和大小进行拖拽和缩放）。分析期刊的研究领域和定位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军事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加深对学科内涵的理解。CiteSpaceⅢ的输出结果中，以引用频次及中心性两个指标来反映节点的重要程度。以引用期刊为例，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该期刊对军事心理学越具有学术影响力，而中心性越高说明该期刊与其他期刊形成的共被引关系网越紧密，这类期刊往往构成了军事心理学的重要学科基础。
读图发现，一些期刊因节点较大而脱颖而出，直观上就可以看出其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说明它们的被引频次和中心性均较高。图中最大的节点是《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它是美国心理学会旗下的世界级心理学核心期刊，主要收录权威性综述和综合性研究。该期刊收录的学科范围涵盖了心理学多个领域，军事心理学也被包含在内。由于综述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特定领域内大量数据、资料和观点的综合整理，对新研究往往有着较强的参考价值，故也有着较高的被引频次。该期刊在过去10年内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5524次之多，中心性更是高达为1.53。从该节点的年轮环可见，在2004至2013这10年间，以两年为一个单位，其年轮环的厚度逐渐增加，被引次数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10年和2011年，该期刊被引用次数高达1397次。
与Psychological Bulletin节点的诸多连线中，最深、最粗的一条指向了《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该期刊主要研究态度与社会认知、人际关系与群体过程、人格过程与个体差异，它在过去10年间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的次数达到5271次，中心性达到了0.96。从连线中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期刊有着较强的共被引关系，它们第一次形成共被引关系的时间较早，共被引次数较多。此外，这两个节点的外围都有紫色圆环包围，说明这两个节点都是关键点，对整个学科的知识转化和焦点转移起着桥梁性作用。以一篇使上述两种期刊形成共被引关系的文献举例：Allen等人于2007年发表在《应用心理学》（AppliedPsychology）上的“网络征兵：探讨信息效果、组织品牌以及网站态度对申请者的吸引力”（Web-based recruitment：Effects Of information，organizational brand，andattitudes toward a Web site on applicant attraction），该研究通过对814名被试的调查，讨论了网络征兵的影响因素以及理论与实践中的可行性，以实证研究支持了网络征兵的选拔方式，为美军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征兵工作提供了操作化的方法和策略。
在其他突出的节点中，《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Joumal of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4224次，中心性达到了0.93，说明临床与咨询方向在军事心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并与其他研究方向如自杀预防、物质滥用、退伍军人的心理康复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军人的心理干预、治疗与防护始终是军队对心理学的重要需求之一，体现了军事心理学的服务性特点。此外，《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Psychiatry）被引用了3496次，中心性达到了0.44；《心理学评论》（Psychology Review）被引用了2817次，中心性达到了0.54。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顶级自然科学期刊《科学》（science）也作为一个较为突出的节点显现出来，它被引用了2124次，中心性为0.30，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从军事心理学引用期刊的定位中不难发现，军事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广泛，这些期刊涵盖了管理心理、职业健康、人格社会、人因工程、临床咨询、物质滥用、认知科学、神经影像等诸多研究方向。此外，军事心理学还有自己的专属期刊——隶属于美国心理学会的《MilitaryPsychology》（军事心理学），由于其影响因子较低（0.72），在心理学跨学科类期刊中排名74位，故其被引频次和中心性并未在众多节点中脱颖而出。
3.2 军事心理学的知识源泉性作者分析
作者的文献数量反映其知识产出能力，而文献质量则反映其学术影响力。相比发文数量而言，以发文质量来评价作者的学术地位更为客观和准确。将被引频次和中心性这两个指标相结合，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作者的发文质量与学术成就。通过追踪对军事心理学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知识源泉性作者，可以迅速定位到他们发表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可能是某研究领域内的“关键点”和“分水岭”，其研究范式、方法和结论可能影响着后续的研究方向。
图2显示了军事心理学的知识源泉性作者图谱。排名前10位的高被引和高中心性的作者中既包括研究团体也包括个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团体是“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Association）”，它的节点最大，在过去10年间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489次。该机构成立于19世纪末，是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病学研究团体。它由36000多名精神病学家和实习生组成，为心理失调患者提供临床关怀与治疗。从“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被引历史中可以发现，近年来物质滥用、成瘾行为、精神卫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临床与精神病学领域的文献对该团体引用较多。由于该学会的定位偏于临床与精神病学方向，在军事心理学领域中未能扮演连接知识流动的桥梁性角色，所以它的中心性不高，在图中处于较孤立的状态。
然而，意外的是，“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没有在节点中脱颖而出。它是目前世界上出版心理学书籍和杂志最多的机构，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14万名成员以及56个分会，其中军事心理学位于第19分会，是1946年最早成立的分会之一。该节点没有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机构更多承担着组织和管理者的角色，以该团体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献多为政策、法规、职业道德与伦理类文献，与军事心理学相关性不大。
被引次数排名第二位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统计学家Jacob Cohen，在过去10年内他的研究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高达1432次之多，且保持着逐年递增的趋势。Cohen在军事心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与其在心理统计学方法上的贡献是分不开的：Jacob Cohen在1988年提出了统计检验力（statistical power）和效果量（effect size）这两个重要统计学概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Cohen Kappa系数”和“Cohen d系数”。这两个概念至今都是心理学研究中重要的统计学指标，它们为元分析（meta-analysis）和估计统计学（estimation statistics）奠定了基础。他在心理统计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为军事心理学中以实验法、问卷法、元分析法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
此外，美国的精神病学家Ronald c.Kessler在过去10年间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930次。Kessler教授有着丰富的临床与精神病学背景，目前是哈佛医学院的卫生保健政策专家，并担任美国国家共病调查中心（the National ComorbiditySurvey，简称NCS）首席科学家。从1990年开始，他就对美军士兵和地方人员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进行大规模追踪性调查，收集了大量的临床与精神病学数据，为美军征兵心理检测标准的制订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他还为世界卫生组织在28个国家进行了超过20万人的“世界心理健康”（World Mental Health，简称WMH）流行病学调查，并对一般职业条件下人员的精神疾病与情绪问题进行追踪。目前，他担任“美军风险与弹性评估”（Army Study To Assess Risk and Resilience in Servicemembers，简称Army SARRS）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该项目从2010年开始至2014年结束，计划利用5年时间对美军心理健康风险因素进行撒网式普查，最终在士兵的自杀预防、健康促进、风险筛查等方面提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措施。Ronald c.Kessler的节点与Naomi Breslau的节点之间有一条深蓝色的连线，表明两者存在着共被引关系。深入分析发现，Boscarino等人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9·11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文献中引用了上述两位作者。Naomi Breslau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授，其研究方向为军人的刨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干预、物质滥用等临床心理问题。虽然Naomi Breslau只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403次，但指向该节点的连线较多，表明该作者与较多作者都有着共被引关系，他们在研究方向和内容上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小型学术共同体。
其他较为突出的节点上，Baron M.Reuben是康涅狄格大学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群体同一性、社会冲突、社会觉察等社会心理学议题，在过去10年间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909次。Murray A。Straus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的社会与家庭研究实验室的联合主任，以研究军人的家庭暴力、子女培养、社会应激、攻击性行为与犯罪等问题著称，发表著作近10余本，论文近百篇，在过去10年间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698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外，图中央有一列节点的连线比较紧密，表明它们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整个被引网络中起到跨研究方向的连接作用。以节点群中的Jeffrey H.Greenhaus为例，其中心性为0.15，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该作者是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商学院主任，研究方向横跨了职业生涯规划、职业与家庭冲突等，在军事心理学领域为军人的家庭冲突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贡献。
此外，我们再选取几个有意义的节点作者进行介绍，其研究方向体现了军事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多样性。Charles W Hoge博士是来自美国陆军负责医疗和指挥的怀特里德研究所，他在该所的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部门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军人的心理健康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别是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退伍的士兵提供战后心理援助，尽可能降低战争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帮助他们适应战后生活。Johnson W.Brad教授曾担任美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分会的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是军人的训练、指导与教育，为军人提供行为管理策略，帮助他们适应复杂环境中的高危工作。Carrie H.Kennedy教授曾在古巴和阿富汗为美国海军服役。她是美国神经心理学组织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军人的心理治疗、临床健康和自杀预防等，近年来对危机谈判、恐怖主义、战斗应激等热点问题有着突出的研究贡献。她编著的军事心理学教材《军事心理学——临床与作战中的应用》是军事心理学领域重要的入门书籍，中译本已在2008年出版。
3.3 军事心理学的引用文献分析
图3显示了在军事心理学领域有影响力的文献。节点越大表示该文献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的次数越多，可能在军事心理学的某个研究领域中处于奠基性地位，其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结论与发现可能推动了整个领域的发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较强的参考价值。这些关键文献共同奠定了军事心理学的知识基础。
在军事心理学的引文网络中，最大的节点当属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94年5月修订的第四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statistical manual），，简称为DSM-IV。在过去10年间该手册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1172次；而左下角的大节点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在2000年推出的对第四版手册的修订版——“DSM-IV-TR”，它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737次。《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是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军队与地方精神病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等心理与精神病学工作者在临床与科研上通用的规范性参考标准。近年来，随着精神卫生与临床医学的飞速发展，该手册的更新和修订工作也在不断进行：1952年的第一版，1968年的第二版，1980年的第三版，1994年的第四版，2000年的第四版修订版。时至今日，最新的第五版已于2013年5月18日在美国出版。
与其他职业相比，军人更多暴露于极端环境中执行特殊任务，使得军人面临着更严重的心理高危风险。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称，从伊拉克及阿富汗前线返回的美军士兵中，约有30万人遭遇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其中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抑郁症占大多数。据美军国防部统计，伊拉克参战回国的士兵中约30%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才能适应战后生活。美国军方发布消息称，美国陆军在2008年至少有128名现役士兵自杀。这些数据表明，自杀、物质滥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心理与精神问题在军人群体中日趋严重，体现了军队对心理干预和临床治疗的迫切需求。因此，《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对于军队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评估、诊断与治疗的参照工具。
通过对重要节点的深入分析发现，方法学文献在整个网络中处于基石地位。例如，Reuben M.Baron和David A.Kenny在1986年发表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Social Psychology）上的文献“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调节一中介变量的差异：概念、策略以及统计学问题”（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被引用了898次。该文献从概念、原理和统计方法上讨论了中介一调节变量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差异，并从多个角度对调节和中介变量做了区分。作为一篇方法学文献，它对军事心理学中问卷调查、心理测验等量化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另外，Leona s，Aiken在1991年出版的书籍《多重回归：测验与解释的交互作用》（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被军事心理学文献引用了743次。该书详细论述了多重回归在测验和解释上的方法和应用。Jacob Cohen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行为科学的统计力分析》（statistical power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被引用了561次，该书是一本应用性很强的统计学著作，不仅从技术层面上给予读者统计方法指导，还提供了丰富的统计学案例分析。Philip M，Podsakoff等人在2003年发表在《应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applied psychology）上的文献“行为学研究方法的共同偏倚：基于文献和建议的重要综述”（common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被引用了254次。该文献全面回顾了行为学研究中方法偏倚的来源、对结果的影响以及控制方法偏倚的技术，并提供了相应的矫正方法。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些统计学文献讨论了误差控制、调节与中介变量以及多重回归等统计学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军事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被引用次数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人事选拔测验、士兵问题调查等军事心理学主要研究问题的方法学基础。
最后，我们还挖掘了若干具备军事特色的心理学文献。Charles w Hoge在2004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上的文献“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作战任务：心理健康问题，以及需要注意的障碍”（Combat Duty in Iraq and Afghanistan，MentalHealth Problems，and Barriers to Care）被引用了348次，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对2000多名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士兵在战争前后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了对比，讨论了战争对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影响。Staal MA在2006年发表在《军事心理学》（Military Psychology）上的文献“心理战：一个悄然兴起的学科”（operationalpsychology：An emerging subdiscipline）中，用大篇幅讨论了心理学在军队和战争中的重要性。该文献提指出，为了应对未来的军事战争，军队指挥官对心理学家的需求是持续增长的，心理学家在心理战、心理训练、军事战备、道德伦理等问题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心理学对军队高层的决策和指挥也越来越具有指示性意义。此外，积极心理学之父Seligman于2011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杂志上的文献“全面的士兵适应与心理学的未来”（ComprehensiveSoldier Fitness and the future ofpsychology）也应引起重视，该文献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自杀、焦虑等问题正迫使美军面临着自两次世界大战创伤之后的第三次心理危机，作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了测验、教育和训练等领域可能为军人心理健康带来的巨大价值。从积极心理学角度研究特殊群体的心理问题可能会成为一种悄然兴起的研究趋势，因此该文献对日后研究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3.4 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浓缩，军事心理学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出现频次反映了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走向。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研究领域内的关注焦点，它们可能反映了某个时间段内先进的研究方法、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或者研究者们感兴趣的学术话题。
图4显示了军事心理学的关键词图谱，它代表了过去10年间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排名前10位关键词及其出现频次如下（见表1）。
在这些关键词节点中，Conflict（冲突、斗争）的节点最大、被引用频次最多，这说明近10年来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逐渐朝着战争、对抗、冲突等作战相关领域倾斜，体现了心理学对军队战斗力的催化作用。此外，Performance（绩效）这个关键词也屡次出现在心理选拔、人岗匹配、心理训练、领导力开发、人因工程、危险因素分析等研究中，可见士兵和指挥官的工作绩效直接影响着军队执行任务的成败。从节点中还可以看到“Decision making”（决策）、“Information”（信息）、“Attitude”（态度）、“Violence”（暴力）等关键词，军事心理学的这些研究热点与一般心理学研究的大发展趋势相吻合。由此可见，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有着浓厚的军事味道和强烈的应用色彩，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体现了学科的作战属性。
由此可见，凡是WoS数据库中能够检索到的研究领域，都可以使用知识图谱进行深度“绘制”。因此该方法可以轻松迁移到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张明华，雷二庆，2010；李峰等，2012；杨淑萍等，2013），，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开山之石”。为了验证知识图谱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效果，研究小组对美国心理学会官方网站列出的若干热点关键词汇进行检索，均得到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检索结果，这为心理学研究的图谱分析提供了原始数据的保障。因此，知识图谱研究方法的更多应用价值等待着心理学和相关学科研究者们的挖掘和创造。
4.4 军事心理学的学科定位
根据军事心理学高引用期刊的属性，可以推知军事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eal Bulletin）是综述类权威期刊，具有全域属性。它收录的文献涵盖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不但扮演着军事心理学的知识源泉的角色，更是整个心理学研究的知识基础。《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是研究人格、个体态度、社会认知、人际与群体过程等问题的重要期刊，具有社会心理学属性。士兵选拔、领导力开发、士气与凝聚力等诸多军事心理学研究中都引用到该期刊，说明军事心理学包含了社会心理学的定位。《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Joumat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l和《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是研究心理咨询与精神治疗等问题的重要期刊。新兵适应、家庭与婚姻、战斗应激、危机干预等诸多军事心理学研究频繁引用上述两期刊，说明军事心理学的定位包含临床心理与精神病学两大领域。此外，顶级自然科学期刊《科学》（science）被军事心理学研究引用的频次也较高，从侧面证明了军事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定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推论，军事心理学研究与一般心理学研究有着“同”和“异”：“同”表现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军事心理学与一般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不但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反而有着较为紧密的交叉与联系；“异”表现在研究对象和情境上，军人群体、军事环境以及军事行动的特殊性使得军事心理学面临着极端环境绩效、战俘心理干预、战后应激障碍等一般心理学研究较少涉及的议题。这种“同”和“异”让我们对军事心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目标、任务与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5 军事心理学的知识基础
从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高引用文献中可以提炼出军事心理学的知识基础，这些文献为近10年来的军事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和结果的支持。军事心理学的知识基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统计学文献为代表的方法学知识基础。这些文献涉及了统计理论、参数指标、数据处理等统计学问题，为军队职业倾向测验fArmy ServicesVocational Aptitude Battery，简称ASVAB）、应征人员分配系统（Enlisted Personnel Allocation System，简称EPAS）、军队人事样本调查（Sample Survey ofMilitary Personnel，简称SSMP）等涉及问卷、量表、测验的军事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依据。
另一类重要的知识基础是与军队战斗力有关的应用性问题：例如通过征兵选拔保证兵源的数量和质量：通过职业分类系统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化；通过训练解决突发问题的快速反应；通过职业分析探索岗位及武器装备的改变对士兵和指挥官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把握士兵和领导者的态度及其所关心的问题等等。这类知识基础又包含着两个子类：一类是以心理战、战场决策、军人绩效、领导力开发等问题为代表的作战心理学问题；另一类是以自杀问题、物质滥用、特殊环境、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为代表的临床心理学问题。这两子类知识基础奠定了军事心理学“攻守兼备”的特点：“作战心理学属性”的知识基础以提升军队战斗力为研究目标，具有“进攻色彩”；而“临床心理学属性”的知识基础以降低损伤为研究目标，具有“防守色彩”。可见，“作战”与“临床”这两子类知识基础是军事心理学走向应用的“左膀右臂”，它们的共同存在塑造了军事心理学的应用性知识基础。该结论与美国陆军行为和社会科学研究所（U.S.Arm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简称ARI）在2 1世纪初规划的军事心理学的研究主线在内涵上是吻合的。
4.6 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
从军事心理学的关键词中可以提炼学科的研究热点，它们往往代表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国际热点问题或悄然兴起的研究方向。近10年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在军事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愈发突显：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简称ERP）、正电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Tomography，简称PET）、功能近红外光谱（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简称（NIRS）等关键词崭露头角。虽然它们的出现频次不是最高，但这类词的共同涌现却将神经科学的种子埋进了军事心理学的沃土中。
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2008年5月美国科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与美国陆军行为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出版了《新兴的认知神经科学及相关技术》，书中全面分析了印度、以色列、东欧等国家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其可能对军队战斗力产生的影响：例如利用功能神经影像实时阅读士兵大脑；利用神经精神药物控制士兵认知；利用脑机接口实时控制武器装备等等。2009年6月美国科学院的陆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出版了《神经科学：未来美国陆军应用前景》，该报告指出：神经科学技术将推动新型技术与装备的开发，并可能在训练、决策、认知适应、脑机接口、神经状态标志物等领域为军队带来难以估量的应用价值：例如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进行选拔，评价训练效果，监测并预防个体作业能力缺损；利用神经关联性判断个体决策差异等等。
与此相对，社会神经科学也成为近年来军事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它探索了社会过程与社会行为的生物学机制，即大脑活动与社会行为的交互。在战争时期，军队士兵和指挥官可能被部署到跨文化的环境中，如何帮助士兵和指挥官快速适应陌生环境，并促进任务完成是军队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美军提出了“文化战”的概念：即以执行军事行动为目的，使士兵快速融入陌生环境，避免语言、文化、习俗等社会差异带来的非战斗损耗。美军致力于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提高士兵文化战的能力，通过找到社会行为对应的脑区并加以训练，提高士兵在表达、沟通、合作、说服、欺骗等社会人际过程的能力。
5、结论
军事心理学将心理学的原理及方法主要应用于军队临床和作战领域。在研究内容上，既涵盖了心理咨询与治疗、自杀预防、战斗应激障碍等临床方向的研究，又包括军人绩效、战场决策、心理训练、领导力开发等作战方向的研究，使得临床和作战成为军事心理学的“左膀右臂”。近年来，由于学科发展等内因如认知神经研究方法的兴起，以及国际事件等外因如伊拉克战争、恐怖主义，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与趋势频繁涌现，且保持着较快的更新速度。这些研究已经或即将为心理学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者：辛伟 雷二庆 常晓 宋芸芸 苗丹民
第三篇：“军事法治”与军事法律文化
[摘要]从军事法治的主体与军事法治中“法”的内容等角度来把握军事法治的内涵，我们认为，“军事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对军事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是通过法治状态下的武装力量群体法治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诸要素体现出来的。通过对军事法律文化内涵与结构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军事法律文化与“军事法治”的关系，其主旨在于明确军事法治的文化需求，为军事法治打下坚实的军事法律文化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分析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寻求到军事法律文化与“军事法治”的契合点。
[关键词]军事法治;军事法律文化;军事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关于“军事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2015年2月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要求全军用强军目标引领军事法治建设，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治化水平。军事法治作为我军法律实践的重要战略和我军的治军方略，不仅具有丰厚的内涵，它的提出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因此，探寻军事法治文化意蕴的价值也日益彰显出来。
一、军事法治的涵义及其精神意蕴
(一)对军事法治内涵的理解
一般来讲，研究军事法治与研究法治一样，需要有法制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支撑和导引。法制现代化属于法律发展的范畴，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法制现代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法律的基本表现。恰如公丕祥先生论述的那样：“中国的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代进程的基本目标，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2《决定》也强调：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法治的国家，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然也应当是法治的军队。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是要法治化。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全面依法治国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保障，是确保部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和高度集中统一的坚强保证。我们在理解 “依法治军”基本方略时，必须从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亦即，可以把中国的军事法治理解为：体现“法治”实质内容的“军事法治”。既然军事法治是国家法治的组成部分，也就一定和法治具备相同的特征;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同样可以揭示出军事法治的实质。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阐释是这样的：“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2]。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阐释，可以看出法治必备的三个要素：一是，法治是为公民利益实行的统治，这也是法治与宗法统治或专横统治的主要区别之所在;二是，法治是合法的统治，也就是说，法治统治的实质是根据普遍的法规而不是根据专横的命令;三是，法治意味着对自愿臣民的统治，这一点是法治与专横统治的主要区别[1]76。与此相适应，我们在理解“军事法治”内涵时，也应该从其包含的三个因素入手：
1有关军事法治的主体。我们对军事法治主体的理解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以法治军”的一种全新理念，我们认为，军事法治的主体主要是全体武装力量的组成人员。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以法治军”，则主要是以统治阶级作为治军的主体、把广大官兵作为被统治的对象，“以法治军”的目的，实质是依靠法纪手段来实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我们这种有关军事法治主体的界定，其实质是在体现民主治军原则的同时，还体现了军队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我军长期坚持的治军原则就是民主治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3]民主是以一定文化为依托的，民主治军同样需要一定的军事文化来支撑。这种军事文化的依托，直接体现在军事法治主体自身的素质上;军事法治主体的素质则关系到其参与治军的质量和水平;而对军事法治主体素质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军事法律文化背景。与此同时，民主又是和法制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法制又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密切的关系。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4]
2有关军事法治中“法”的具体内容。军事法治的“法”，一方面，指的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另一方面，指的是根据宪法和法律，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实质的前提下，由有权的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制定的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各项立法必须依据的母法;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也是一切部门法的立法依据。军事法作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基本依据。换言之，军事法治，一方面，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军;另一方面，才是依照军事法律、法规和军事规章来治理军队。当然，这里也牵涉到一个立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所立之法是否为“良法”，将直接影响到治军的水平，只有“良法”才能确保军事法治的实现。然而，影响所立之法是否为“良法”的诸多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对立法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就是说，军事立法人员除了必须具备一般立法人员的基本要求之外，还应当具有相当的军事知识背景，以确保所立之军事法是符合军队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良法”。除此之外，还要求享有军事立法权的机关工作人员熟谙军事法律文化的发生、发展和精神实质，以便更好地适应军事立法的需要。
3有关军事法治实质的理解。军事法治的实质，主要是指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管理涉及军事力量的各项事务，以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环节纳入法制的轨道。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统“人治”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作为传统社会实现阶级统治工具的军队，养成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习惯，基本没有法治观念可言。正是从这样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军事法治系统工程的实施，必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武装力量主体的人民军队，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还需要把军队的各项活动置于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坚持“依宪治军”的原则，坚持用法律调整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各项事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军事法制与国家法制的有机统一，才能有希望形成良好的“军事法治”之状态。
(二)对军事法律的信仰是军事法治精神意蕴之所在
军事法治状态的实现，不应当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军事制度的建设，更为重要的内在的、深层次的是意识与观念形态的确立，也可以说是内在的、灵魂的“软件”的建设。我们追求的军事法治，一方面，既是人们普遍具有的精神、信仰、意识和观念，又是一种典型的军事群体的心态;另一方面，既是个人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又是武装力量群体普遍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更确切地说，对军事法律的信仰是军事法治的精神意蕴之所在。
第一，军事法治应该表达武装力量主体对法律神圣的感情。这种感情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而不是靠法律的严酷与冷峻，更不应当是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这应当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对法律的情怀。这种信仰，不应当存在人们由于对法律的敬畏而产生的距离感，而应当只有由这种信仰而产生的对法律的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武装力量群体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并愿意为之奋斗、献身。也只有在这种普遍的法律情感氛围中，军事法律才能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和根源;军事法律在这个基础和根源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有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军事法律的至上性和最高权威性才能得到确立和保持。亦即，军事法治实现的过程，就是军事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有神圣性的过程。
第二，在军事法治状态下，武装力量主体会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只有武装力量主体普遍对军事法产生高度的认同，认识到军事法是与现实生活密切贴近的必需品，他们才能普遍地按照军事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和军事行为，自觉地接受军事法对自身行为的评判和检测。伯尔曼认为，“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但是，只有在法律通过其仪式与传统，权威与普遍性触发并唤起他们对人生的全部内容的意识，对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的时候，人们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5]。
第三，军事法治反映的是武装力量群体独立与自觉的意识，是武装力量群体共同参与的一项正义事业。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只有在军事法治的状态下，军事法才能与人们的内在需求达到最大限度的、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一致;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才能够相互都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人。
第四，在军事法治状态下，武装力量主体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自由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和要求。作为法治参考者的社会公众，在判断现行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是好法还是坏法时，一方面，必须尊重国家(政府)的判断标准和判断结论;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标准对国家(政府)的判断标准和判断结论予以全面审查。从这样意义上来讲，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去否定国家(政府)的判断标准和判断结论，并可以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和法律行动。当然，他们也必须自觉而主动地承担因其采取政治和法律行动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在这种状态下，法律表明的应当是切实的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由别人替民众做主。与之相适应，军事法治状态下的法律，势必也应当是充分表达武装力量群体的愿望、期待和要求，由武装力量全体人员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评价军事法律的善恶和好坏。
第五，在军事法治状态下，军事权力机关的守法义务是绝对的，武装力量组成人员的守法义务是相对的。我们知道，宪法是直接约束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的，各种基本法律、法规、规章及特别法是直接约束社会公众。军事权力机关的绝对守法义务主要包括：遵守宪法、基本法律、法规。一般意义上来讲，武装力量组成人员的相对守法义务，主要包含：对公众的行为实行或者应当实行广泛的权利推定原则;“权利推定”，指的是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都可以推定为是允许的，是法律赋予的“推定的权利”。从纯粹守法的角度来讲，武装力量组成人员的相对守法义务，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公正的“良法”自觉认同而守法或护法，不能违法;二是对“恶法”，在努力表达改革和完善法律的愿望和要求，并采取实际行动使其向好的、公正的“良法”转变的同时，自觉地遵守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引起自己或他人厌恶的“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武装力量中逐步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状态，逐步培育、巩固武装力量整体的法治情感、法治情绪与法治心态。正如潘恩所言：“对于一项坏的法律，我一贯主张(也是我身体力行的)遵守，同时使用一切论据证明其错误，力求把它废除，这样做要比强行违犯这条法律来得好;因为违反坏的法律此风一开，也许会削弱法律的力量，并导致对那些好的法律的肆意违犯。”[6]正所谓“恶法也是法，也必须遵守”，坚持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也应当是我们所追求和仰慕的军事法治状态不可或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二、军事法律文化的涵义及其构成
(一)军事法律文化的内涵
理解军事法律文化必须从对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解开始。 在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问题上，我们倾向于刘作翔先生“不拟给‘法律文化’确定一个‘一维’和‘一唯’的界定”[7]81的提法，对军事法律文化的涵义，可以这样表述：军事法律文化是军事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法律组织机构，是在长期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体而言，对军事法律文化涵义的理解，可从以下五方面来展示：
1军事法律首先是一种文化。我们从法治发展的历史中知道，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还是刑法、民法等其他部门法，都有各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并且，在各自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又具备各自不同的特征。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新兴部门的军事法，同样也具有自己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亦即，在军事法的研究中势必也离不开对其特有的文化的因素分析。法律是文化的产物，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8]。军事法是和军事发展史、军事制度史和军事思想史紧密联系的，军事法是军事文化的产物。
2军事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刘作翔先生所言：“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7]81那样，军事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法律文化在部门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是以军事法这一特别法为对象来研究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法律文化现象。
3军事法律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正如刘作翔先生所阐释的“习惯调整文化”“习惯法调整文化”“法律调整文化”法律文化发展的“三部曲”那样，法律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军事是与中国历史同步发展的，中国的军事(刑)法是伴随氏族之间频繁的战争过程产生和发展的，最初调整军事活动主要靠的就是习惯，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步由习惯的调整转变为习惯法的调整。因此，可以说，军事法律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习惯调整军事文化”“习惯法调整军事文化”“法律调整军事文化”三个阶段。
4军事法律文化与军事法律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张文显先生在其《法律文化的释义》中，在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传统两个概念时分析了两者的异同，其目的在于：阐释文化与传统概念外延的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包括传统但并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外延大于传统的外延。一般来讲，法律传统更关注内在于法律制度中的精神性因素，法律传统是以一种内隐性的精神因素渗透并体现于法律制度之中的。在研究军事法律文化时，也必须主要区分军事法律文化与军事法律传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当局限于对军事法律制度史、军事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把对军事法律观念形态及其军事法律上层建筑的其他内容结合起来研究;另一方面，必须同时对历史的、现实的军事法律现象和军事法律活动进行文化的考察和分析，彻底改变把“文化”等同于“传统”“遗产”的传统思维定式。
5军事法律文化的实体内容。在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文化研究对象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是否有必要将“制度性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内容是分歧的关键之所在。我们认为，法律文化研究的实体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内隐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诸如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其二，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外显的制度化形态，诸如法律、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等。与之相适应，军事法律文化的实体内容，也应当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军事法律心理、军事法律意识、军事法律思想体系等意识形态文化成分;二是军事法律、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法律组织机构等外在的制度构成部分。
(二)军事法律文化的构成层次
对军事法律文化构成的研究，离不开对法律文化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刘作翔先生在其《法律文化理论》中指出：“‘结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是处理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关键，也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必由途径”[7]107，“‘结构’的更为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它决定事物的性质”[7]108，“‘结构’对于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和作用，它既是组成文化的枢纽，也是认识文化的关键性因素”[7]108。关于法律文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有的将其称之为法律文化体系，有的称之为法律文化的组成要素或元素。虽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来表述，实质上都是在讲法律文化的构成结构。由于法律文化结构建构与法律文化概念理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具体剖析军事法律文化的构成时，必须依赖并紧密联系对军事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解。具体而言，军事法律文化的实体内容主要由以下两部分构成：一是军事法律意识形态;二是与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军事法律规范、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军事法律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军事法律文化是内容丰富的文化结构的复合体，它是由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构成的一个系统，而每一结构又由不同的层次构成。
1军事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军事法律文化深层结构处于军事法律文化内隐的、较为深层的地位，宛若建筑的基础，是军事法律文化的基础性构成要素，是构成军事法律文化内容的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的总和，主要由军事法律心理、军事法律意识、军事法律思想体系三个层次构成。首先，军事法律心理。主要表现为心理的感受、心理的反映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风俗等心理文化因素，它是主体对军事法律现象表面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是军事法律文化深层结构中较深的一个层次，是军事法律意识的初级阶段，军事法律文化心理直接决定武装力量主体对军事法治的态度。其次，军事法律意识。是在初级的法律心理基础上形成的对法律的观念性认识。一般来讲，居于军事法律意识核心的是军事法律的价值观，军事法律的价值观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军事行为趋向和行为选择。军事法律意识和军事法律心理相比较，呈现出感性成分减少而理性成分增加的特征，并且具有更大的易变性。军事法律意识是军事法律心理向较高层次的军事法律思想体系的一个过渡，是两者的中介环节。再次，军事法律思想体系。是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的最高阶段、理性认识阶段，是军事法律文化深层结构的最高层次。军事法律思想体系是对军事法和军事法现象理论化、理性化、体系化的军事法律意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它是将分散的、具体的、个别的武装力量主体的军事法律观念、军事法律意识转化为军事法律思想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依靠法律思想家和法律工作者复杂、艰苦的劳动。军事法律思想体系的理论性特征，决定了军事法律思想在法律实践中的指导性的地位与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9]一样，军事法律思想是顺利实现军事法治的强大思想动力。
2军事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军事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是军事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的外在化表现形态，是由军事法律规范、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及军事法律设施构成的。首先，军事法律规范，是军事法律文化表层结构中第一的也是最高的层次，没有军事法律规范也就没有军事法律制度及其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可言，军事法律规范可谓是军事法律制度的前提性构成要件。军事法律规范是制度性军事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军事法律规范在对权利义务明确界定的同时，也对军事法律创制程序、军事法律运行规则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成为指导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及军事活动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是军事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军事法律制度，是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亦可称之为制度化了的军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所以，对法律制度的分析是考察一个国家法律文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军事法律制度不同于军事法律规范，军事法律制度呈现为动态的运动状态，这种运动状态下的军事法律制度是军事法律运行的重要依据。诚如邓小平同志对制度重要性的阐释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0]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军事法律制度是军事法治的重要保障。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和军事法律设施，也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内容，它们是为军事立法、军事执法、军事司法等军事法律运行而设置的。再次，军事法律组织机构，是根据法定的权力职能范围而分设的，不同的军事法律机构在军事法律活动和军事法律秩序中权利和职能的分工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和军事法律设施能够反映一个社会军事法律文化的变迁;而军事法律职业者堪称是法律文化变迁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主体，因为，军事法律组织机构的有序运转离不开军事法律职业者的直接操作，亦即，军事法律职业者是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实践活动法定的权利与义务主体。
三、军事法治与军事法律文化的关系
我们以上对军事法律文化的分析，实际是对军事法律文化概念的深化和具体明确，在这种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揭示出军事法律文化和军事法治的关系。我们做这种概念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军事法治的文化需求，为军事法治的顺利实现打下坚实的军事法律文化基础。与此同时，我们通过这种分析，也发现军事法治与军事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进而寻求到了军事法律文化与“军事法治”的契合点。
(一)军事法律文化是军事法治的文化基础
军事法治是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施势必也要以社会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为依托。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亦或可以说，军事法律文化是军事法治实现的决定性要素。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法律心理和军事法律意识是军事法律文化深层结构中两个重要的层次;它们在军事法律文化观念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军事法律心理、军事法律意识能在军事法律文化观念形成中起如此重大的作用，这也是由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一定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军事法的认知、观念和评价;这些认知、观念和评价，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甚至有时会落后于军事法律制度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军事法律的发展中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军事法律规范和军事法律制度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军事法律心理和军事法律意识却难以立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在军事法律文化建设中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因为，军事法律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通过对军事法治的内涵及其精神意蕴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军事法治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军事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对军事法律的信仰，而实现对军事法律信仰目标的一个必备的前提，就是具备相应的军事法律心理和一定层次的军事法律意识。只有在一定的法律意识支配下，才能使军事法律职业者形成“依法办事、严格执法”的法治习惯;否则的话，一旦牵涉到军事法律问题时，仍然还会首先考虑用法律以外的其他手段去解决。正是从这样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军事法律文化是实现“军事法治”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如果没有形成理性的军事法律文化氛围，很难想象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法治意识，进而实现“依法办事”的真正“军事法治”状态。
另一方面，作为军事法律文化深层结构的军事法律规范、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法律组织机构及军事法律设施，这些外显的军事法律文化结构形式，也都和军事法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前述对军事法治及其军事法律文化的分析，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军事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要求有完备的军事法律体系;军事法治的顺利实现，也必然需要依靠大批具备一定军事法律意识的主体的人员来具体操作，而这些人员，则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在特定制度的指导下，才能实施一定的军事法律行为。所有这些，分别都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军事法律文化在军事法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以上这些都能够成为“军事法律文化是军事法治的文化基础”这一命题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二)军事法治对军事法律文化的影响
现时代，中国军队为之努力的“军事法治”状态，势必涉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在内的军队建设的诸领域;而在实现“军事法治”状态的军事发展进程中，中国军队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里，仅以军事教育为例来讲，我们认为，通过“依法治教”可以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有关现代化问题的论述中，中外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因而，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现代化，其核心和关键，同样也应当是军事人才的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依靠大批能够适应现代国防与军事发展要求的军事人才的共同努力，而培养大批量的这种军事人才的关键还是要依靠教育;因此，把军事和国防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是我们现实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一般来讲，武装力量整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高质量的国防与军事教育，而武装力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这样，武装力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势必决定着军事法律意识的提高，甚至成为能否实现军事法治的决定性因素。从对军事法律文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军事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提高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中最艰苦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由于军事法律关系主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组成武装力量主体的军人，因而，提高军人的文化素质自然也就成了增强军人法律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设想一下，倘使构成中国武装力量主体的中国军人，大多数都是文化水平低、素质差的人，那么，我们为之努力的军事法治状态所需要的更高层次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该如何形成呢?也正是从这样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军事法治对军事法律文化最大、最重要的影响，主要在于军事法治能够促进军事法律文化的发展，抑或可以说，军事法治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加速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营造良好的军事法律文化氛围、加强军事法律文化建设，是实现“军事法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法律文化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军事法治”的进程。因此，在努力实现军事法治的今天，我们必须对军事法律文化建设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要从我国国防和军事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武装力量组成人员的现实状况，从点滴小事抓起，努力培养现代化的军事法律意识，为实现“军事法治”打下坚实的军事法律文化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在加强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同时，实现军事法治。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决定》要求的“用强军目标引领军事法治建设，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治化水平”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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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3
〔责任编辑：张毫〕
作者：张桂英吕校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