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

第一篇：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

2012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悬架技术分会学术年会

会议日程(草案)

1.2012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悬架技术分会成立大会预备会 时间：3月30日下午16:00～18:00

主持：悬架技术分会秘书长

内容：介绍悬架技术分会成立筹备情况;推荐产生悬架技术分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审议并通过《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悬架技术分会章程》;讨论建立汽车悬架技术专家人才数据库方案;讨论组建《汽车悬架技术通讯》方案;讨论2012工作计划草案。

2.成立大会及2012学术年会

第二篇：2011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综述

2011年8月8日-9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在贵阳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技术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变”，会议收到学术交流论文65篇。155位技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围绕会议主题就技术经济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展开了交流和研讨。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长孙晓郁同志致开幕词，传达通报了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传达中国科协八大会议精神，理事长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协八大的主要议程，重点传达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科技发展问题的报告、习近平同志作的《科技工作者要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多作贡献》祝词、王兆国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二是通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长表示，名称的变更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状况，有利于学会事业的发展，鼓励各位代表更好地利用好这个平台;三是通报学会成功申请中国科协“技术经济学科发展”课题，号召大家利用这次难得机会推动和促进技术经济学科进一步发展。

会议安排了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交流形式，主题报告第一单元由“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研究”课题组张治河教授、李平研究员、蔡莉教授、李志军研究员、王毅副教授汇报研究进展，第二单元由李开孟研究员、马庆国教授、吴季松教授、徐绪松教授、王宗军教授、张米尔教授、李存金教授、王华书教授、邵云飞教授作大会报告。在分组讨论部分，代表们围绕技术进步与技术经济分析、创新管理、创业管理与科技政策、发展方式转变专题，深入交流了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技术经济学科发展”课题进展报告

“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研究”是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承担的中国科协2011财政资助课题，课题将对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总结并展望未来的发展，研究成果将通过新闻界向社会宣传。学科发展研究课题为循环性项目，循环周期一般为2年，经过课题组的认真论证，最终确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项目评价、创业管理、科技政策和创新管理五个专题为首轮专题报告选题。

陕西师范大学张治河教授是综合报告执笔人，张教授首先介绍了项目背景、研究内容、成果形式及注意事项，呼吁参会代表充分利用专题讨论环节多提意见和建议，力争有一份精彩的技术经济学科发展报告呈现在大家面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平研究员对项目评价、技术经济分析两个专题的研究进展进行汇报。深入分析了评价分析体系的发展演进、理论基础与方法论、研究进展及未来研究趋势;李平研究员还谈了自己对技术经济学科分类的看法，认为这次科协组织对技术经济学科发展进行研究，对于技术经济学的重新认识及学科的梳理和重建会起到重要作用。

吉林大学蔡莉教授对创业管理领域的研究概况做了介绍，对国内外创业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对比分析，蔡莉教授认为我国创业研究正处于由模仿研究向整合研究阶段转变，模仿研究中不乏新思想、新观点，创新性研究正在涌现;开始重视中国创业问题研究，尝试揭示中国创业问题的独特性;研究方法逐步多元化、规范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志军研究员介绍了科技政策专题的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进度需求，认为科技政策(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不能涵盖技术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技术经济政策还涉及经济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等，同时技术经济注重投入产出的比较，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等特点，建议将研究内容由“科技政策”调整为“技术经济政策”。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王毅副教授从创新研究的发展历程、创新管理研究领域分类、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学术圈和创新教育六个方面对国外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做了介绍，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引用杨德林等人的研究认为国内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创新理论的消化、创新理论的本土应用、创新研究的拓展与再创新。

二、大会学术交流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李开孟研究员作了题为“工程咨询理念及理论方法体系创新研究”的大会报告，对中国项目评价方法演进的三个阶段进行了回顾，介绍了中国目前的项目评价及审查程序，并分析了评价及审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工程咨询理论方法体系总体框架。

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作了题为“新一代工业工程”的大会报告，分析了工业工程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指出新一代工业工程依托“生产状态信息+人的生理信息”来优化和控制生产工程、工程建设过程;还介绍了世界上神经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的动向以及浙江大学团队在该领域的主要成果，认为这一领域正处于成果爆发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到这个前沿竞争中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季松教授作了题为“水资源总量控制工程管理动平衡态模型的创建”的大会报告，认为系统性的技术创新是出现在大工程中的，但是这些方面的技术创新还没有人做过研究。针对国内学者研究中寻求西方理论支持这一现象，他认为一个学科能创造性地对人类做出贡献就够了，不一定要在西方寻求理论依据，同时应注重学术道德，创造一个真正健全、鼓励他人创新的环境。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绪松教授作了题为“技术经济前沿研究方法：复杂网络与随机微分博弈”的大会报告，通过分析复杂自适应系统现有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复杂网络中的随机微分博弈方法，来研究基于人的行为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建模技术与解析手段，从本质上揭示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规律以及背后掩藏的机理。

华中科技大学王宗军教授作了题为“两型社会建设的系统分析”的大会报告，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分析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依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把两型社会建设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依据系统理论与方法，建构了一套完整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武汉市为例，对两型社会建设做了实证分析，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大连理工大学张米尔教授作了题为“自主标准：挑战与机遇”的大会报告，指出专利丛林加剧标准专利化，标准联盟引发技术垄断，挤压自主标准的空间，成为中国企业创立自主标准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日益融合的背景下，专利池成为整合互补技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平台，积极搭建专利池，吸引国外企业加入是中国企业突破技术壁垒，创立自主标准的有效途径。

北京理工大学李存金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方法应用系统集成三维度模型”的大会报告，通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分析工作，整理出122种创新方法，提出了基于创新思维、创新原理、创新方法应用三个维度的系统分类梳理体系，构建了一个创新方法系统集成的三维度模型，形成了可以用于培训、学习及指导创新活动的创新方法应用集成系统。

贵州大学王华书教授作了题为“农垦国有农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的大会报告，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角度对农垦国有农场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得出科技成为农垦国有农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帮助农垦国有农场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电子科技大学邵云飞教授作了题为“企业超集群学习模式与其成长路径的动态匹配研究”的大会报告，通过对“超集群学习”的视角对东方汽轮机厂进行的跟踪研究，提出集群企业在持续成长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战略和业务转型，超集群学习可以为企业的战略和业务转型提供动力，超集群学习模式与集群企业的成长阶段之间存在着动态匹配关系。

三、大会分组交流

本届年会的重要内容就是围绕学科发展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与深入讨论，为《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研究》报告的完善征集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成果。分组讨论单元各位代表积极发言，参加讨论和互动，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反映了技术经济学科欣欣向荣的气象。

1.项目评价与技术经济分析

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平研究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李开孟研究员担任召集人，本专题是技术经济学科面向应用，与现实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项目评价实证方面，会议讨论的重点在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及南水北调工程，与会代表对三峡工程环境评价、区域经济评价、费用效益评价及后期补充投资对评估的影响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南水北调工程，代表认为应做好环境保护规划，防止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

关于项目评价中经济和技术的问题，有代表认为经济评价工作应加强技术分析强度，也有代表认为技术论证与经济评价是不同层次的评价工作，经济评价是在技术论证可行的基础上进行的，两者并不矛盾。

2.创新管理

由大连理工大学苏敬勤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于渤教授担任召集人，本次年会关于创新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创新方法、自主创新、创新系统、区域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创新环境和动力、产业集群创新、创新机制和能力及创新组织等方面。

哈尔滨工业大学于渤教授认为国内创新领域的研究多数还是问题导向，应注重创新理论的提炼，鼓励本土创新、自主创新和理论创新。华中科技大学曹勇教授也认为应该注重中国情景下的理论研究，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同时借鉴应用国外理论的发展历程，比如技术管理这个词语是可以借鉴的。

关于创新的宏微观层面问题，于渤教授认为创新的研究应该突破所谓宏观微观之分，一项技术创新可能是企业完成的，这是微观层面的，但突破之后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的变化，甚至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严格上讲创新没有微观宏观之分。

关于创新的切入点有代表从人性的角度、创业经济学的角度、创业社会学的角度等等来研究，同时要注重创新主体的研究。贵州大学李遵白副教授研究发现，创新领导者的性格对创新有影响，研究人性对创新影响是一个重要领域。

3.创业管理与科技政策

由吉林大学蔡莉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志军研究员担任召集人。随着社会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国家提倡创业以发展国民经济，创业研究的队伍也随之壮大，成为新的热门研究领域。

代表认为创业是综合性问题，应该把自主创新与创业结合起来，把创业纳入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创新与创业结合才能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新企业、新产品，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先进技术只有与市场和资本结合，才能带来先进生产力。

随着决策程序日益科学化、民主化，我国政策制定失误的可能性不断减少，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愈来愈多地属于政策执行范畴，或者愈来愈密切地与政策执行不力相关。与会代表认为目前关于政策的研究多关注政策的制定与

出台，对政策的执行和评价方面关注不够，是今后应该加强的研究领域。也有代表对政策的时间性、针对性、区域性以及产业政策创造市场需求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认为国内学者对战略和政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断出现新问题。

4.发展方式转变

由华北电力大学牛东晓教授、浙江工业大学池仁勇教授担任召集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丰富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与会代表认为过去数量式发展的关键是扩展，是牺牲质量、安全为代价的发展，从决策层到产业界到企业层之所以会追求这种发展，关键是体制问题，体制有惯性，观念有惯性。过去对发展的评价是以技术为主的，但现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有体制和管理层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管理创新。清华大学吴贵生教授提出技术经济能否尝试对发展方式转变进行评价，建立一定的模型关系，在路径评价中引入体制、观念作变量。

也有代表从环境的角度认为发展方式转变实际是环保问题，环保问题实际是观念问题。价值工程杂志社名誉总编郜明信认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几十年以前就提过，是个老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关键在于体制和管理问题，所以技术经济不仅要研究技术创新还需要加强管理创新、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等领域的研究。

牛东晓教授从资源的角度认为发展方转变体现在发展质量和产出的关系即能耗，产业结构的高能耗导致发展质量不高。近阶段关于能源应用方式转变、清洁能源等能源领域的基金课题数量持续增长，成功的概率也相对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对能源领域的重视，对于各位代表今后申报基金选题也是一个启发。

5.技术经济学科发展及其他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众多新问题时，原来的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论难以适用。我国增长模式变化和众多新兴战略性产业等领域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技术经济学科建设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迈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技术经济学科面临着一些新的命题和动向，在技术经济理论和应用上的亟待创新与突破。

会议交流中有代表谈到现在技术经济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界限不清，理论落后于实践，缺少理论创新，同时面临着外专业的蚕食。对于这种观点有代表认为这是现在管理学面临的共性问题，不必过多讨论技术经济学科范围的界定。应把注

意力放在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现象、新问题，面向实际，为实际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要重视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研究，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确定，为技术经济学科发展提供了机遇。

会议认为“技术经济学科发展”课题对重新梳理技术经济学科会起到推动作用，希望这个研究能起更大作用，比如向政府提供决策建议，给我们学科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专题的选择方面有代表认为创新管理专题过于宽泛，没有把近些年发展较快的技术管理、服务创新列为专题。

四、学术年会期间，还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

1.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技术经济学会2011年上半年工作汇报;通过了关于增补孟丽莎、庞守林、游达明、宋东风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的决议;听取了孙晓郁理事长工作总结;就如何开展学会工作进行了讨论，各位理事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2.《技术经济》期刊编委会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主编吴贵生教授的情况介绍，与会编委对如何提高《技术经济》期刊的水平和质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改进措施。

3.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分支机构和地方学会工作交流会。各分支机构和地方学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自已的工作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具有共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经过两天紧张活泼的学术讨论，第19届年会于8月9日闭幕。闭幕式上各专题组代表综述了各组的交流成果，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吴贵生教授做总结发言，认为本次年会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通过这次交流和技术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技术经济学科将继续保持与时俱进的学科优势，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新的贡献。最后吴贵生教授宣读了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关于表彰2010优秀论文的决定”，经专家评审，魏江等发表的15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其中一等奖3篇，二等奖12篇。

本届年会继往开来，围绕技术经济学科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为“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研究”报告及发布征集了新观点、新思想、新成果，同时反思了我们在实践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2011年8月25日

第三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严清华 何 芳

[摘要] 根据斯密的理论假设，市场经济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其本质特征是理性“经济人”;另一个是管制市场的政府，其角色定位有如“守夜人”。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也将社会上活动的人描述为“两者”：一是社会经济的活动者，他们都是忙碌奔波的“利者”;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即政府，其理想角色是充当一个顺应社会经济自发发展的“善者”。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既有同工异曲之妙，又有交相辉映之趣，比较二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经济人 守夜人 利者 善者

一、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

(一)斯密假设的理论基础：自然秩序论

“自然秩序”本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概念，斯密吸取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坚信自然规律一直是古典学派的信条”，并认为“这些规律不但不与个人自由相悖，而且是它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们是使一切自由人紧密结合起来的自发性纽带”①。在斯密等人眼里，自然界、自然物、自然状态等等一切最初存在于人类的纯天然的东西的变化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这些规律的存在是客观的，有其必然性。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频繁使用“自然”一词，其内涵首先指的是“物”，“物”是天然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物本身所拥有的东西;但它并不排斥“人”，“人”被置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其活动顺应市场的内在规律而不相违背，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二者都具有客观性。

自然世界如此，经济世界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同自然发展一样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也有其客观规律。斯密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交换中存在着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法则，这 ①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著，徐卓英等译：《经济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2页。

1 种行为法则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在这种客观力量指导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的社会就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秩序，它通过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其对这一秩序的认识而在自由行事时表现出来，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把自然秩序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依托，把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经济秩序等同于自然规律所形成的自然秩序，认为这种秩序的形成也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斯密的“两个人”假设正是以这种自然秩序论为理论基础的。

(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自然之验论

“自然之验”是指得到自然规律验证的活动与现象，其本质在于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司马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客观规律可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①。在司马迁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像流水一样有其自然规律，统治者不必对之进行干预，只要让人们各安其业、各从其事、各尽其能，物质利益规律就能自发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生产流通事业顺利发展，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协调自发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

司马迁相当重视市场力量或价格机能的作用，把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交换活动看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在他看来，“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就是一种完成符合自然规律的现象。当一种商品价格贱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上涨;反之，当一种商品价格贵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下跌。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中间因素是物品的供求状况，而根本诱因则是人们的利益驱动。当物品价格比较低廉时，人们从追求利益的需要出发，大部分都会去选购廉价物品并使其需求量上升，此时供应商就会提高物品价格以获取更高的利益，这就必然导致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反之亦然。司马迁认为这种现象出于人们的利己之心，会对经济起到自发的调节作用，符合“自然之验”。司马迁是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司马迁“两者”描述的理论基础。

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利者”描述

(一)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市场经济中利益的理性追求者 ①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引司马迁语而未另注出处的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 “经济人”是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的理性追求者。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一范畴，但他认为每个人都以自利为追求目标，自利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个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所推动，每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形成了自然分工，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描述已透露出明显的“经济人”理论气息，这正是后人将“经济人”假设的功绩归之于斯密的重要原因所在。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蕴含了如下基本内容：

1.“经济人”从利己本性出发。斯密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利，人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从人的本性中产生出的自利追求是合符规律的行为。他指出：“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①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相互之间的交换都是出于自利心的驱使，他们不仅要明确自己的求利倾向，而且要承认他人自利心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倾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求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能予以否定。

2.“经济人”会促成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斯密看来，虽然每个人都有利己心，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又都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它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就是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这样，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考虑的虽然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途径并进而促成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

3.“经济人”应该是理性的。“经济人”具有理性的性质是指一个正常的为自己谋生的人，他们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是为自己买卖寻找最好的市场等。在交换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达到最大，这种趋势就是一种理性行为。每个人都是各自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对所面临的一切目标和机会都会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手 ①②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3 段，以求取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值。除此以外，“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不能与道德、法律背道而驰，亦即“经济人”的自利不能采用违背社会道德的卑鄙手段来实现。

(二)司马迁的“利者”描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忙碌求利者

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利者”是指与生俱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忙碌奔波的求利者。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他描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社会上各类人的“逐利图”：农、工、商等人的活动自然是为了“求富益货”;就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也为的是“归于富厚”;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鹜”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等等，也无一不是“为财用”、“奔富厚”。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人士，不分贵贱，不分老少，无一不是在为逐利求富而忙碌奔波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司马迁的“利者”描述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求利是人与生俱有的本能要求。司马迁认为，求富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天生就具有并不经过后天学习的本能要求，即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他看来，人们求利的本能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生存，追求利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破天荒地专门为春秋末至汉初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致富的人做传，记述他们的言论、事迹和经验，富者被视为一代楷模。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因而他揭露那些为了求利而挺而走险的行为，包括“不避汤火之灾”，“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不避猛兽之害”，“不避刀锯之诛”等，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也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

2.求利途径和手段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虽然求利是人们的本能要求，但并非任何求利行为都是正当的。他把求利分为三等：“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指“弄法犯奸而富”，他的基本看法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和“末富”是通过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来致富，是获取财富的正当手段，这类致富途径和手段是无可指责的;而“奸富”则不同，是应明确予以反对的，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对于这种手段不能放任，应该严厉打击。

3.求利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出现。司马迁意识到人们的自发求富活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人成为巨富，有人又求而不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差距。他认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这种差距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人们个人能力

4 的体现，即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在他看来，富者，不是因为有人送给他们财产;贫者，也不是因为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出现贫富差距只是在于人们巧拙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认为，因而他明确反对对富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尤其反对夺富予贫。他的基本主张是“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即不能够也不应该夺富予贫。因为富者是有能力的表现，贫者是无能力的结果，我们不能打击有能力的“巧者”而支持无能力的“拙者”;同时有能力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会成为富者，而无能力的人即使赐给他财富他也会最终丧失，即所谓“不肖者瓦解”，因而统治者决不能实施打击富者的政策。

三、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善者”描述

(一)斯密“守夜人”假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依据“守夜人”假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和平环境，防止外来侵略，维护国家治安，不必干预其他方面的发展。斯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对政府角色进行定位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利己心的引导下，通过个体经济利益和动机的调整，经济活动就能够正常进行，社会总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用不着政府直接干涉。

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政府“守夜人”的基本职责。在《国富论》中，斯密描述了政府的“守夜人”职责，其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保卫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与欺侮”;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三是“建立和维持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①。

2.政府应在如何“守夜”上恪尽职守。斯密思考的重点不在政府是否是“守夜人”，而在政府应如何“守夜”这一问题上。在斯密所处的时代，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因而政府所能管的主要是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斯密提出了关于政府“守夜”的各种建议。以国防为例，斯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认为当时情况下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是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就必须要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纪律严明的常规军了。再如，斯密分析政府怎么去维持运河、道路等公共工程才能花费最小、最经济。他认为，运河的通行税与其让委员会负责倒不如像其他国家一样交给私人负责，这样效果更好;而道路的通行税则不一样，因为运河如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

7、50

8、516页。

5 果修理不好是完全不能进行河上运输的，所以把道路交给委员会管理也并非下策。总之，斯密“守夜人”假设的重点是在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方面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3.“守夜”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活动撒手不管。实际上，政府仍需通过各种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第一，实施管制。政府通过法规来干预市场，政府管制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范围包括酒类管制、食品和药类管制、劳动合同鉴定等。第二，运用财政手段。针对某些特定商品和特殊人群实施财政补贴或限制政策，如公共交通工具的补贴，老年人的补贴，还有在环境遭到污染时限制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第三，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中小学)，农村的道路、桥梁以及供电供水的设施等。第四，实行收入转移。一种是与特定的支出相联系，比如买房，购房者可以享受政府的住房补贴，又如教育，上大学者可以享受大学提供的好处;再一种是不与特定支出相联系，而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实施的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

(二)司马迁的“善者”描述：政府履行职责的最佳选择

“善者”是司马迁对政府履行职责所做出的最佳选择的一种描述。他认为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做出五种优劣不同的政策选择，而其中最理想的是“善者”所选择的顺应民间经济自由发展，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放任政策。各种政策选择的顺序依次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中，“因之”就是顺应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利道之”是对之加以诱导;“教诲之”是对之进行教化;“整齐之”是对之进行约束或限制;“与之争”是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事业与民争利，这是最差的政策选择。

司马迁的“善者”描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善者”应采用“因之”的放任政策。“善者”就是要让民间经济自由发展，而“因之”政策就是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主张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财富，他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善者因之”并非政府放弃管理和干预。司马迁将程度不同的干预用“利道”、“教诲”、“整齐”等概念加以概括，并不绝然反对政府对私人求富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干预，相反，他认为国家正常的管理和干预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实际上，当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运行时，政府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就成为必要，亦即需要通过政府干预使得社会经济得以尽快的恢复和有序的运行。

6 3.“善者因之”只是一种理想的政策选择。汪锡鹏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思想是对工商业不加限制、听其自然发展的一种政策措施”，“文景时期，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实行的也不是什么‘因之’政策”，“司马迁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前后相互矛盾”①。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思想只是一种理想境界。

四、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比较与启示

(一)“两个人”与“两者”的简要比较

1.二者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大体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二者均承认人类的利己本性，并认为其本性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人本自利，此为自然赋予，它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与必然性。斯密认为，符合人们利己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会不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也认为求利不是一件坏事，它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积极效果。

其次，二者均认为国家不应干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完全放任其发展。承认人的利己本性，必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涉。尽管斯密被描述成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但他从未否认过政府的作用。斯密把政府的基本职能视为经济自由的内在要求，在他看来，国防要比国富更重要，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宁，其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最为必要的保障。这点和司马迁的“国家无事”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认为，汉初7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国家无事，无兵荒马乱，政治上也保持安定。所以他反对对商人的限制和打击。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过分自由发展会产生富豪兼并，竞相奢侈现象，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因而，在《货殖列传》中，他对计然所讲的包括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在内的各种干预措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二者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与共同要求，有入木三分之奥。

二者均看到了在人们充分发挥个人的利己本性的前提下，自由市场的市场机制可以自发的调节利益关系，无需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市场领域存在着一种自发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要求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增进。司马迁也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不需要谁去命令，自己就不停地运转。从其对价格机能的描述中既可看出，在他眼里物价变化与社会经济自动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物价的变动起着调节作用，使整个社会经济有秩序的运行，实 ① 参见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7 质上就是看到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

3.二者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特色各异、交相辉映之趣。

斯密假说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已基本成为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国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还刚刚建立不久，商品经济还只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还远未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二者之间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背景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反映到精神文化层面上，斯密时代已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如牛顿力学揭示了宇宙万物在运动、引力、能量守恒的自然法则下达到均衡的机制，经济学说方面，在斯密之前不仅产生了西欧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而且出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等一批经济学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在司马迁之前也没有一位像威廉·配第那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出现。

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二者自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相比而言，从出发点上看，前者即斯密假设似乎更注重于揭示近代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驱动力，而后者即司马迁描述则在于谋求封建经济关系形成和确立时期的“商人地主的利益”①;从主要内容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经济行为的利益性，而后者则更为关注经济行为的伦理性;从方法论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理论推断与逻辑推演，而后者则更注重于事实陈述与实证分析。但二者却关注了同样的问题并做出了大体相同的阐述，呈现给世人一幅描绘市场经济内在关系与共同规律的亮丽图景，在今天看来，这幅图景堪称中西合璧，相映成趣!

(二)二者比较的现代启示 1.人之求利本性的启示

“经济人”与“利者”的核心在于“自利”和“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遵循市场规则来追求各自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利本性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而且，求利本性应该排斥道德意义上的“自私”。因为自利并非纯道德意义上的“自私”。斯密和司马迁都面临过经济与道德的困境，其实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的利己心与同情心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统一体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当代的理性求利者应该协调好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的求利本性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要求与目标取向。 2.政府角色定位的启示 ① 参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8 斯密和司马迁都有认为在遵循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必不可少。事实上，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当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二相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是从政府角色定位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在我国转轨经济的条件下，相对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而言，此时政府干预的范围应大大缩小，从“无所不管”转向“有限领域”，从“过度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同时也要从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少干预”转向“加强干预”，使之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有效政府。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需要重点从事的工作是：注重公共投资，加强基础性设施建设;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结构的效率;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保持区域稳定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其质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使政府职责得到正确有效的履行。

主要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史记·货殖列传》，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严清华：《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前进出版社2004年版 [4]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胡宏斌、唐振宇、何继想：《“经济人”与现代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王明信等：《司马迁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版

[9]雪里埋：《政府不能只当城市的“守夜人”》，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22日 [10]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1]吴俊培：《对斯密“廉价政府”的重新思考》，载《涉外财务》2005年第1 期

第四篇：中国传统音乐名家与名曲

中国传统音乐名家与名曲

传统音乐的释义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传统音乐的分类

典雅端庄的宫廷音乐

在中国古代，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不下三百种。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曾写过许多论述音乐的随笔，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对音乐的一些评论。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并把悲哀与欢乐付诸琴韵之中。孔子把琴艺亲自传授给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在孔子的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他提倡的是以音乐来提高品德。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多为舞乐，即融诗、舞、音乐于一体，与今天的舞蹈是完全不同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在宫廷内部或朝廷仪式上为宫廷统治者而演奏的音乐。中国宫廷音乐的类别，如果按其演奏场合，大致可以分为外朝音乐和内廷音乐两大类。外朝，是群臣朝会办事的场所;内廷，是皇帝与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这两种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音乐。

虚无飘渺的宗教音乐

由宗教信仰者演奏，为了宣扬宗教理念。具有神秘性，是最为特殊的一种音乐。在中国，主要有5类：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基督教音乐、天主教音乐和伊斯兰教音乐。

孤芳自赏的文人音乐

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传统音乐。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超高的艺术水平。主要包括琴乐和词调音乐。琴乐即七弦琴音乐。历代文人对七弱琴音乐的创造和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琴歌、琴曲、琴论和琴谱等四个方面。词调音乐则是是配合着词而歌唱的一处音乐体裁形式。文人对于词调音乐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择腔、创调;一是词调音乐的理论研究。

著名的文人音乐代表人物：屈原、宋玉、嵇康、阮籍、柳永和姜夔等。

热情奔放的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已经诞生，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在人民大众中倔强地生长生存。中国民间音乐种类繁多。中国民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中国拥有345个说唱品种、317个戏曲品种、17636个民间舞蹈(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著名歌曲《茉莉花》已经成为中国、中国文化、中国音乐的象征出现在世界各地。

传统音乐名家

俞伯牙--“惺惺相惜的音乐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伯牙，姓伯，名牙，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他虽为楚人，却任职晋国上大夫，且精通琴艺。伯牙抚琴遇知音就是他在探亲回国途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是从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在古籍中，战国郑人列御寇著《列子》一书中有关于俞伯牙抚琴的民间故事。

高渐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高渐离，战国末燕(今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人，荆轲的好友，擅长击筑(古代的一种乐器，是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颈细肩圆，中空，十三弦)，高渐离与荆轲的关系很好。荆轲刺秦王时，高渐离与太子丹送之于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来名气太大被秦始皇召进宫弄瞎眼，趁其不注意，用灌铅的筑砸向始皇，最终失败。

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李延年，男([不详]—约公元前90年)，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省定州市)，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囡未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其囡未因此歌得幸，当即被纳为嫔妃，被武帝立为夫人，李夫人所生之子便是昌邑哀王(刘髆)。后来，由于李夫人早卒，作为宠妃，汉武帝以皇后的礼仪安葬她，但李家还是渐渐失宠，更由于李广利降匈奴，李季奸乱后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氏家族包括延年在内都被汉武帝诛杀。

李龟年--“李龟年以歌擅一时”

李龟年，唐时乐工，李龟年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和李彭年、李鹤年兄弟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唱完后他突然昏倒，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死。

朱载堉--“钢琴理论的鼻祖”

朱元璋的第九世孙。编撰《乐律全书》，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传统音乐名曲

《高山流水》

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高山流水”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乐曲高妙。有同名电视剧《高山流水》。

《阳春白雪》

中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现比喻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

《胡笳十八拍》

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囡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广陵散》

又名《广陵止息》。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它是我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它至少在汉代已经出现。其内容向来说法不一，但一般的看法是将它与《聂政刺韩王》琴曲联系起来。《聂政刺韩王》主要是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王，然后自杀的悲壮故事。关于此，蔡邕《琴操》记述得较为详细。其之所以著名与嵇康有关。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弹毕之后，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戳，时年仅三十九岁。

《阳关三叠》

又名《阳关曲》、《渭城曲》，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著名的艺术歌曲。目前所见的是一首古琴歌曲。它是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首乐曲产生于唐代，是根据著名诗人、音乐家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而成的。

《梅花三弄》

《神奇秘谱》记载此曲最早是东晋时桓伊所奏的笛曲。后由笛曲改编为古琴曲，全曲表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此曲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征，来颂具有高尚节操的人。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复都采用泛音奏法，故称为《三弄》。体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

《十面埋伏》

是一首历史题材的大型琵琶曲，它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关于乐曲的创作年代迄今无一定论。资料追溯可至唐代，在白居易(772—846)写过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中，可探知作者白居易曾听过有关表现激烈战斗场景的琵琶音乐。《十面埋伏》流传甚广，是传统琵琶曲之一，又名《淮阴平楚》。本曲现存乐谱最早见于1818年华秋萍编的《琵琶行》。乐曲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垓下决战的情景。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刘邦取得胜利。明末清初，《四照堂集》的“汤琵琶传”中，曾记载了琵琶演奏家汤应曾演奏《楚汉》一曲时的情景：“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屋瓦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鼓声、剑弩声、人马声……使闻者始而奋，继而恐，涕泣无从也。其感人如此。”

第五篇：探析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审美特征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由于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思维与民族心理所具有的特殊性，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取向。本文分析并论述了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是以“中和”为核心，以虚实相生为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以借景抒情、追求意境为传统音乐的最高境界。本文对于我们在民族音乐风格把握和深化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字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征中和虚实相生意境 所谓中国传统音乐就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和手段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国传统音乐以其独特的审美，在世界音乐美学中成为公认的精致优雅音乐。究其根源，这是与中国文化所形成独特的审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由于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思维与民族心理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与西方审美有着迥然不同的风貌。中国传统音乐中其审美取向与西方音乐的音色厚重、表现力强、追求戏剧性冲突不同。中国传统音乐以其简练、音色含蓄、淡泊、不渲染为主要特征，在艺术表现中，更多地反映作者的主观感受。在内容上，受道德因素支配，注重借景抒情，追求意境，以平淡天真、幽静深远，空灵传神为艺术目标。

本文就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审美特征来进行探讨，目的在于使表演者和广大听众更好的把握和理解传统音乐作品中的审美特征。热爱中国本土文化艺术，为弘扬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而努力。

一、“中和”是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的核心思想 “中和”审美也称“和”，是中国传统审美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凝聚，中国远古先民把自己与宇宙天地视为一体，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并在天地的相和中求得生存幸福，滋生了以和为美的思想观。儒家从中推出“中和”之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追求人人相和，天人合一，社会大同。“中和”审美常被作为是中国古典美的理想来描述，贯穿于中国各门类艺术中。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国语·郑语》载：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说明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 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 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乐者，天地之和也”。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和”，也包含人与人的“和”，也有音乐内部结构的“和”。

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上视恬淡、平和为琴乐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

在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中，以“和”为美首先表现在音乐作品的题材上，在传统音乐作品中经常出现山、水、月、渔樵等这类以自然为主的音乐主题，如琴曲《流水》、《渔舟唱晚》、《关山月》，琵琶曲《夕阳箫鼓》等众多曲目。这些音乐大都带有文学性标题、标示。如琵琶曲《夕阳箫鼓》曲谱中带有文字性小标题，《夕阳箫鼓》又名《浔阳琵琶》，是一首著名的琵琶文曲，李芳园之《浔阳琵琶》有“夕阳箫鼓、花蕊散迥风、关山临却月、临山斜阳、枫荻秋声、巫峡千寻、箫声红树里、临江晚眺、渔舟唱晚、夕阳影里一归舟”等十个小标题。著名的丝竹合奏《春江花月夜》就是根据此曲改编。

从这些作品的标题、标示中我们就能看出，作品不仅诠释了自然美，也展示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使天、地、人达到了统一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体现出一种独白自娱的一种超越之情，自得其乐，这是道家的自然音乐观。

在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内部结构上。中国传统音乐对”和”的重视，使中国传统音乐在音程配合、节拍、曲式结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和西方音乐完全不同。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多种变奏体系及曲式，统一中求变化，它是一种散体性的、线性的，也就是“多段连缀体结构”，它的图示是A、B、C、D、E、F，甚至更长。它不追求内在的一种张力，而是更多考虑的是一种自然的融入。所以它展现的形式，在形态上来看，主要是体现在一种多段连缀原则，是一段一段的，不讲究材料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流露。 如琴曲《流水》，曲式是多段体，乐曲用古琴特有的“滚”、“拂”、“绰”、“注”等奏法表现了从空谷滴泉到淙淙小溪汇成浩荡江河，继而汇成汪洋大海的自然界的壮丽景象。每一段都有自己的音乐旋律，但是音乐之间又有种联系，它这种联系，不是靠逻辑，不是靠结构来进行整合的，而是自然的一种发展和变化，是情感的一种需要，变化的需要。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不同于西乐的精确计算，犹如国画，重在写意，追求神似，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

二、“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

虚实原是一种道家的审美观，是庄子抬出来超越儒家的“礼乐”、“仁义”的更高人生境界和人格理想。特点即在于，它鄙弃和超脱了耳目心意的快乐.即以“无”为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乐无乐”，引申到审美上就是要求人们超出有，从有限的形象进入到无限的意蕴去体会那感官感受不到的东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突出的是自然。

这种虚实结合的境界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戏曲、音乐，是中国传统艺术最具特色、最有民族个性的艺术精神显现。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他们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在艺术中不局限于去刻画一个单个人体或者物体。相反，他们要追求是一种从有限到无限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这种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间，抒发他们自己的感受。在音乐中就要求要留有必要的空白，引人遐想，创造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前一个“象”、“景”是实像、实景，后一个“象”、“景”则是虚像、虚景。所谓实景，是指艺术家运用文字、线条、色彩、声响、动作、表情等直接表现出来的实际存在的形象，它能为欣赏者通过感官直接认识和把握。所谓虚景，是指艺术作品借助实境的描绘间接地暗示、象征而表现出来的形象，它不能直接由感官把握到，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

这种虚实结合的特征，给欣赏者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欣赏者在想象和联想中，进一步补充、丰富作品的整体意境。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意境全出。”这就是虚实相生的妙处：“红杏枝头”是实写，“春意闹”却是虚写。这一“闹”字你可以想象成色彩的浓艳，花朵的繁密，“千朵万朵压枝低”，缤纷灿烂，如火如霞;也可以想象出一幅充满动态美的画面，虚实相生在音乐中最为常见。音乐以流动的音响表达宽泛而朦胧的意象，音乐的音响既没有可视可见的形象，又不具备明确的表意功能，不能给人提供像绘画和诗歌那样明确的内容。音乐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旋律、节奏、和声等构成的听觉形象(实)，让欣赏者临听音乐时想象出它所表达的景物和情思(虚)。在空灵的音响中获得弦外之音，声外之境，进入超乎于声音的审美意境。例如，民族乐曲《春江花月夜》，就是以流水似的琵琶音，幽咽的箫声，沉静的钟鼓声等，让人感受到“江楼钟鼓”、“月上东山”等优美情景，营造出春江月夜的迷人夜景。 音乐家们非常讲究创造音乐的“虚境”，特别是中国的代表性古琴音乐，琴家往往讲究淡静、虚静、幽静等静态的美，在“静”中追求“大音希声”的意趣。中国传统音乐有极强的时间流动性，音乐以蜿蜒曲折的旋律线条为主，不追求和声的空间立体感。很多音乐在节奏、节拍处理上带有随意性。如古琴乐谱只记音位与奏法，演奏者可以自由处理节奏，“随心所欲”的倾吐心声。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更讲究顺情适性，在随机中自布疏密，虚实相生，寻求音外之意。如同中国水墨画讲究虚实相生写意传神一样，古琴音乐，也要求通过可感可闻的音响，传达不可穷尽的意蕴。因此，琴音并不对所咏之物刻意模拟，而是在主体虚静的状态中，空纳万境，借助身心的投入，化为手中的琴音。如古曲《潇湘水云》，乐曲无意于水声模仿，而是充分利用古琴演奏中吟、糅、绰、注的技法，奏出飘逸的泛音，表现对云水苍茫的主体感受，通过琴弦的袅袅余音，表达主人公面对山河残缺，内心的飘零空寂，旋律流动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凄楚的意绪从琴音中传出，留给听者无限的遐想。这就是“实音”与“虚境”的最佳结合。

中国戏曲融美术、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不仅演员也不用“实有”道具，舞台也没有布景，一切都在“虚”中现“实”。演员通过“唱念做打”的表演是“虚实相生”特征的另一表现。

三、“意境”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高境界

意境是中国最高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的关系也就是心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情景交融，是情中景。两者相比情为主，景为辅，景是艺术家传情的媒介。而情则是对人生的某种感慨。一种对人生的感悟。它是中国美学的精髓与核心。

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一样，都要表现一个思想，意境的核心就是人生哲理，包含了一种对整个人生的带有哲理性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给人的美感就是往往使人感到一种惆怅、若有所失，好像长久居留在外的旅客思念自己的家乡那样一种心境。这种美感也就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采说的“形而上的安慰”。就是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对人的心灵的一种安慰。这种安慰带给人一种精神的愉悦。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中国古代的画家，即使画一块石头，一个草丛，几只水鸟，几根竹子，都要表现整个宇宙的生气，要流露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也是一样，苏东坡有一篇《前赤壁赋》描写苏东坡和他的朋友在明月之夜，泛舟于赤壁之下，朋友中间，有人就吹起了洞箫，苏东坡形容洞箫的乐声用了八个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它表明，在这个洞箫的乐声中包含了这位朋友对整个人生的某种感受。人的一生是短促的，充满了酸甜苦辣。但是人生终究又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有很多事情使人怀念、感叹、惆怅。这大概就是所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笛子曲《秋湖夜月》就是这样一首作品。它不是去抒发生活中某一个具体情景的意味，它是要去寻找要去体验整个人生的某种意味。表现了一种对人生的欢乐。对生命的一种赞美和依恋。整个乐曲是要从人生艰苦的旅途中超脱出来，要寻找一种空宁的宁静的精神佳园。 中国音乐体现出一种“重情”、“重心”和虚的意境，这种单声的音乐，它需要用心去感受、去填补那种真实的音响的空白。它体现出一种独白自娱的一种超越之情，它不需要外界的一种环境，它自己在自得其乐，一种超越之情。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对象，这个对象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对象本身，而是在表现对象的旋律进行中所创造的特殊韵味和营造的疏阔、空灵的意境，使人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如《梅花三弄》用深邃来表现作者对梅花的高洁气质的理解和感受，用舒缓从容的旋律、节奏，和清脆、晶莹的音色将这种生命本体感受表现出来。其内容和效果均很注重在心理感受之上的意境。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追求自然，以“和”为核心，讲究幽婉、深邃、淡泊、独白自娱的含蓄美，视虚实结合、空灵传神、意象共存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古老的东方美学讲求“神似”，以“神似”而生“意境”。中国传统音乐无意精确鲜明，它借助于悟性、直觉，讲求意境，既追求恬淡闲适、华美壮丽、清新自然，又趋向于表现“虚无”的意境。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音乐，只有用不同的“审美耳朵”去聆听，才能发现不同的美和情趣。这对于我们在民族音乐风格把握和深化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我们在演奏实践中更好地体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情趣，为更好地继承与弘扬祖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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